第十一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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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之后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创工作，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初创时期我们面临的形势，是非常困难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那个时候，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我们经过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许多县城都笼罩着死沉沉的气氛，呈现出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实在令人心酸。

当时，正是深秋初冬季节，五台山区已经开始飞雪。而我们的许多指挥员还没有棉衣，赤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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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养问题，使得负责供给工作的同志很是发愁。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常常是顾得了今天，顾不了明天。

在运输和物资动员方面，更是不易筹措。因为一批又一批败退的国民党部队，牵走了大批的驮骡毛驴，驮着家私和女人后逃。据一天的统计，溃军向五台县要的驮骡总数达六七千头。五台县长哀叹：“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有办法的。”败退的国民党部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把当地的物资洗劫一空，给我们部队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要打仗，就免不了有伤亡，而受伤的战士，当时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分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缺乏。许多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因而延长了治愈时间。

那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兵力过于单薄。我深知，在偌大一个地区，留下的兵力不过三千人，为了创造根据地，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除了积极发动群众，没有第二条路。但是，群众武装也不能一下子训练成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同时，新成立的队伍普遍缺乏武器，所搜集到的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武器，也多残破不全。

这就是当时我们面临的困难形势。

如何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完成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呢?受命之初，我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使每个留下来的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意义，把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组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最初，我们住在五台山的庙宇里。尽管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同志们手足冻裂，但是，大家仍然热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

当时我对同志们说，所有留下的同志，应该深刻认识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只有这样，才能对坚持敌后斗争有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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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必要性的问题。我对同志们讲，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拖住敌人，给以致命的打击，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它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它不仅今天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钳制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而且在将来会成为反攻敌人的最前线的有力阵地。我谈到，如果不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拖住日本侵略军，而像国民党军队那样，一触即溃，让日军长驱直入，敌人就可以轻易地从北平进取武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非常必要的，同志们比较容易地理解了这一点。

最困难的是要解决能不能建成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我对同志们说，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自己，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在具体行动方面，我们要在靠近铁路、公路的地方，先开展工作，也就是北向平绥路，东向平汉路，南向正太路沿线发展。对刚收复的涞源、蔚县、繁峙、广灵、灵丘、曲阳、完县、唐县等地，更要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做好抗击日本侵略军来犯的准备。所到之处，要积极收集散在民间的武器弹药，按政策筹集粮饷，以利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在作战方法上，要善于多打小胜仗，积小胜为大胜，一般不能和日军硬打硬拼。日军侵占一个地方后，我们不能正面进攻它，但可以扰乱它，它总要出来活动吧，我们可以伏击它，打它个措手不及。我还对同志们强调说，创造根据地，绝不能单从地形上看问题。晋察冀边界地区虽然大山连绵，地形险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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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建根据地的一个条件，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民群众。所以，在最初举行的几次干部会上，我反复说明，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我对同志们讲，在晋察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比我们在内战时期建立根据地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战争的性质变了，社会基础要比那时广泛得多。只要不是汉奸，谁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们高高举起抗日这面大旗，人民群众就会踊跃地聚拢在这面大旗之下。当然喽，能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还取决于我们执行一套什么样的政策。战争性质变了，社会基础变了，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一步，首先是要在各地贯彻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群众就一定能够发动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兵力和装备上看问题，就看不出前途来。敌人经过多年的准备，来势汹汹，枪多弹足，这一点，它占着绝对的优势。我们被隔绝在敌后，人少弹缺，不能与之相比。但从全面看，我们比敌人强，而且会越来越强。

同志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对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

中央决定我留在晋察冀，一开始，在执行政策问题上，我就注意到接受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尽量把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只要你赞同抗日，支持抗日，我们就团结，就欢迎。由于我们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政策，所以到后来，不论我们走到哪个地方，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拥护。抗日战争期间，我住在冀西山区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只带一个警卫员，从这里到那里，安全得很。在创建抗日根据地问题上，晋察冀地区建党比较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地方曾经举行过农民起义，革命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这些也是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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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隔绝的敌后建立一个抗战的堡垒，我对面临的困难是有足够估计的。太原失守后，黄敬、邓拓这些年轻同志来到五台山区的时候，我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说，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必须准备吃苦，准备长期地、艰苦地进行游击战争。因为我们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四面八方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我们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敌人也决不会放过我们，要准备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晋察冀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

受命之后，在五台山区这一阶段的反复讨论和思考，使我和同志们鼓起了斗争的勇气，树立了胜利的信心。大家都作了艰苦奋斗的准备，即使是新来的年轻同志，也都表现很好。像邓拓同志就对我说，他们来晋察冀以前，曾经尝了十多种野菜，就是准备来吃苦的。看到年轻人这种精神，很令人鼓舞。经过战火磨练，后来他们大多担任了负责工作，为抗日作出了可贵贡献。

自从我二十年代投身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可以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现在，自己带着一批同志留在了被隔绝的敌后，而负责开辟的这块根据地又是这样靠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必须多思考，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谨慎从事。我在五台山时，曾写下过这样一个题词：“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这不单是我对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们的勉励，也是我自己下定的决心。

从五台到阜平

太原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正太路和同蒲路，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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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至晋西，后来又撤过黄河，到了宜川。至此，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十一月七日，即太原失守的前一天，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我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同志为参谋长，舒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查国祯同志为供给部长，叶青山同志为卫生部长。军区成立的时候，在五台石嘴普济寺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太原虽然陷落了，但是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消息，还是传遍了华北四方。那几天，冀中、冀西、察南、平西和晋东北的不少抗日武装和抗日组织纷纷来函，表示庆贺和支持。

晋察冀军区成立之后，部队仍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那些寺庙很大，一座寺庙住几百个人不成问题。

五台山是我国的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里有三百多座庙宇。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和尚庙叫做青庙，喇嘛庙叫做黄庙，和尚和喇嘛加起来有几千名。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我们刚到五台山的时候，进庙之前，他们还奏起音乐欢迎我们。十二个乐师穿着同样的黑袈裟，又是长笛，又是短箫，还有皮鼓、小锣。真没想到，在这样偏僻的山乡，还有如此优雅的音乐。

从五台山的僧人对我们的欢迎，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态度。在日本侵略军的汹汹来势面前，八路军响亮地提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口号，坚持抗战，保卫人民，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连出家人也受到感动。

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我们充分借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何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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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经验。对这些经验，我曾有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感受。早在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军委就接到过毛泽东同志关于根据地建设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央军委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建立根据地的经验，体会就越来越深了。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在五台分兵时留下的部队不过三千人，其中主要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几个连，还有一些干部。但是，形势的发展对开展游击战争却十分有利。因为日军正集中力量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我们就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发展，以便打开局面。我们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但并不孤零零地只搞一个五台山。仅仅局限于五台山，那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当时，我们的着眼点，还是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

由杨成武同志率领的独立团，在腰站战斗之后，于十月初夜袭涞源城，守城日军仓皇溃逃，涞源遂告光复。随后，他们又成功地进行了冯家沟伏击战，以小的代价，换取了毙伤一百多名日军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易县等县城，开始向平西、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挺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打开了局面。不久，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下辖三个团，杨成武、邓华同志分任师长和师政治委员。

由赵尔陆等同志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活跃在五台山以西地区，排除了溃败的国民党军散兵的骚扰，扫除了发动群众的障碍，使开辟地区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迅速展开，在晋察冀边区的西部奠定了基础。

由王平等同志率领的工作团和刘云彪同志率领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在附近各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并着手建立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发展起若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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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把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一步步落实到偏僻的山村，使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稳定。

由周建屏和刘道生等同志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在平山建立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平山团，并在井陉、获鹿、正定、平定、盂县、寿阳等地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南部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武装和便于指挥，八路军总部决定，立即建立隶属于军区的四个军分区。

成立军分区的命令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由我宣布的。

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雁北、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

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

第三军分区由陈漫远同志任司令员、王平同志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

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屏同志任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

各个军分区不仅有各自控制的区域，还有向纵深发展的活动范围，四周与敌接壤的广大地区，就是各自的游击区。这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初的规模。

由于我们高度重视扩大武装力量，饱受国破家亡之苦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使晋察冀的武装部队得以迅速发展，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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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成立了三个相当于团的大队，再加上人民武装配合作战，在很短时间内，就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片国土回到人民手中。

根据形势的发展，我同军区的几个领导同志商量，军区指挥机关究竟设在哪里比较合适。

晋东北这个地方，我感到政治形势比较复杂，阎锡山在这里经营了多年，他的老家就在五台山下的河边村。我带着部队从原平奔赴平型关的时候，中途就经过河边村。那里修了许多公馆，住着阎锡山手下的一些将军，很阔气哩!因为没有必要同他们打交道，所以我们没进村，只是从村边过了一下。同时，我觉得把军区的指挥机关设在五台，位置也不适中，应该往东靠一靠，这样就选中了河北阜平，决定把军区领导机关从五台移到阜平去。那时，张苏同志在阜平县担任抗日政府的县长。他原来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后来在蔚县中学任校长，因为闹学潮，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他逃到了西安。我们出师华北的时候，他与我们同路回到山西，很快又到了河北，被委任为阜平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张苏对军区领导机关迁往阜平很支持。他对我说，冀西这个地方，地形好，群众基础也好，供应我们部队没问题。张苏同志后来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工作很认真，很踏实，为巩固边区抗日政权做出了贡献。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同军区领导机关到达阜平城。河北的老乡有句俗话，叫做“平山不平，阜平不富”，阜平过去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小山城，穷得很。现在一变而成为晋察冀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镇也显得有了生气，慢慢繁盛起来，抗战的歌声从沙河两岸传出，充满着新兴的景象。

根据地的创立，所属部队的扩充和发展，提出了一个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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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四面八方都说“要干部”，没有干部也硬要，结果，只好把我们老一些的战士调给他们当了队长或指导员。即使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许多同志盼望着后方能给我们输送一批干部来，解决这个燃眉之需。我知道，在我军大发展的形势下，到处都缺乏干部，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因此，我们立即创办了一所短期的军政学校，来培训一批干部。这所学校的底子是一一五师随营学校，也是罗荣桓同志在“分家”时让留下的。他想得很周到，说你们留在敌后开辟根据地，一定需要大批干部，没有学校是不成的，就把随营学校留下了。军政学校的校长是孙毅同志。经过筹备，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很快开学了。校址设在距阜平城三十里的一座喇嘛庙里，那个寺庙很大，大的僧房成了教室，小一点的作学员宿舍，庙前沙河的河滩，是宽阔的天然操场。我嘱咐孙毅同志，这所学校是为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学校要提倡自觉的纪律，自由的研究精神。我还对各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提出了要求：你们都可以介绍一些学生来，只要坚决抗日，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来军政学校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初级干部。学员们以战斗的热情学习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以及党的基本政策。这个学校的头两期，就培养了九百名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这些学员，很快便成为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精神。各分区的部队，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四处袭扰敌人，断敌交通，恢复城镇，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日本侵略军为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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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多兵力，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这个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猖獗的敌军，军区新组建的部队，除一部分老的骨干力量外，大多数还没有作战经验。但是，战机紧迫，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由老的骨干力量带领，匆匆开上了迎击敌人的战场。我根据掌握的敌情，分析了敌军的企图和实力：它这次围攻的目的，是想压迫我们向深山退缩，以保证其交通线的安全，但是，它的兵力不足，地形生疏，又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的腹心地区。我看准了这一点，就电告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团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而依靠大量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以削弱、消耗和疲惫敌人。

当平绥路方面的日军进攻广灵和蔚县地区时，即遭我军迎击；平汉路方面之敌，从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在易县的大小龙华遭我袭击，仓皇退回易县；同蒲路的日军刚一出动，即遭我游击队迎头打击，我军乘机袭占原平；正太路进攻之敌，一路大败于清城镇，一路中我埋伏惨败而归。

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次反敌围攻的胜利，使初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边区的父老们用丝帛做成锦旗，奏着笙箫鼓乐，欢迎部队凯旋归来。

反敌围攻结束后，我在阜平主持了全军区部队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解决部队大发展时期的各项重大问题，尤其是加强政治工作和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的问题。这次政工会议的召开，使各部队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建立了人民军队的各种传统制度，并且清除了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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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各种坏分子，纯洁巩固了部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边区党政机构的建立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新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要建成一个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从军事上，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相当巩固的基础才行。

党中央和北方局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刚刚出师华北前线的时候，北方局就决定由王平、李葆华、刘秀峰三同志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同出师的八路军部队一起，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同年十一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了，由黄敬同志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并在各地成立了与各个军分区领导范围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一九三八年四月，晋察冀省委召开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北方局派彭真同志来传达中央精神，指导会议的进程。就在这次会后，为适应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按中央指示，将原晋察冀省委和冀中省委分别改为晋察冀区党委和冀中区党委，刘澜涛同志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一九四一年一月晋察冀区党委改称北岳区党委，仍由刘澜涛同志任书记)，黄敬同志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通知，成立晋察冀分局，统一领导晋察冀地区的各项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为了进一步加强晋察冀边区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撤销晋察冀分局，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以彭真、关向应、程子华同志和我四人为分局委员，彭真同志任书记。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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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的工作是代表中央和北方局对边区的党、政权、军队和群众工作实施全面的领导。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彭真同志离边区去延安后，北方分局又改为晋察冀分局，由我任书记，刘澜涛同志任副书记。晋察冀分局一直保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

虽然晋察冀地区党的领导机构作过多次变更，具体负责的同志几次更替，但是，不论哪一个时期、哪一个阶段，边区党一直是领导全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比较长时期在这里从事领导工作的彭真同志，还有刘澜涛、黄敬、程子华、李葆华等同志以及另外许多同志，他们都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根据地的建设，除了及时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以外，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边区政权，以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进行抗战。这样，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通过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边区政府。

前面说到了，我们到晋察冀地区时，除了五台、盂县以外，国民党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土崩瓦解。那些被老百姓的血汗养肥的“父母官”，将政府资财囊括一空，携带家室和大量金银财宝，纷纷逃往郑州、西安、汉口，有的甚至直下香港。就连地处太行深山的阜平县国民党县长张仲孚，听说日本侵略军占了石家庄，也慌慌张张地跟着往南撤的朱怀冰的队伍，携款潜逃了。地方上找不到原有的行政官吏，下层的区村政权也是如此，完全陷人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土匪汉奸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紧闭着门户，忧虑着灾难的来临。

我们在晋察冀地区展开工作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性的半政权机构。例如晋东北各县、冀西某些县份的“动委会”(即“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简称)，冀西沿平汉线两侧某些县份的“自卫队”(即“人民武装自卫队”)，冀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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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抗日救国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初期无政府状态时，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成立的。它们的任务是，担负战时的动员，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筹粮筹款和安定社会秩序，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组织。此类性质的机构，只能是混乱时期的临时性机构，不能看作是长期抗战过程中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而且此类组织，大多是在太原失守以后成立的，名称既不统一，办法也不相同，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最高机构一般也只到县一级。因此，它不是健全的行政机构，不能行使政权的全部职能，不能制定统一的法令，事实上不能用这种组织去统一全地区的行政。

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另一方面，这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老百姓不知道将来究竟怎么样，难免惶恐和不安。把新的政权组织起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政权机构——抗日政府，就会克服混乱的局面，如同树起一面大旗，使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聚集在这面大旗之下。因为，在老百姓看来，不只是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政府——在老百姓的眼里，是很有权威的。有了正式的政权机构，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依靠，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同时，各阶层的人物也愿意承认它，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嘛!

关于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件事，在五台山的时候，我就考虑了。正式议论成立统一的政权机构问题，还是同宋劭文同志接触之后。

我同宋劭文相识，是经过邓小平同志介绍的。那个时候，八路军总部仍驻在五台山。我去总部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把宋劭文介绍给我。小平同志当时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同宋劭文在工作上已有所接触。他告诉我，宋劭文同志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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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总部建立了联系，总部南进之后，要我同他保持接触。

宋劭文的公开身份是山西“牺盟会”的人。抗战初期，“牺盟会”有不小的力量，由薄一波同志在那里负责。我们党为了推动阎锡山守土抗战，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建立了山西的统战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及山西新军(主要是青年抗敌决死队)，领导晋西地区的抗战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七七事变以后，阎锡山曾经装模作样地要在山西搞所谓“政治革新”，选了一批年轻入到各县任县长，也起用了“牺盟会”的一些人。宋劭文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被派往五台县当县长。太原失守之前，阎锡山把山西划了七个地区，分别组成行政公署。晋东北的十八个县，包括雁北，为“第一行政公署”，委任宋劭文为主任。后来，阎锡山从太原撤往临汾，由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给宋劭文发了一个电报，令其全权处理晋东北的事务。日本军队打了进来，连太原都沦陷了，阎锡山根本没有想到敌后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所谓令宋劭文“全权处理晋东北事务”，只是一句空话，一推了之。

我同宋劭文同志建立联系后，多次议论过统一全区政权机构的问题。军区机关从五台迁往阜平的头一天晚上，我同他就这个问题一直商量到后半夜。我说，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得抓紧时间，把统一的抗日政府成立起来。宋劭文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他说，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我们到达阜平的当天，就由我和宋劭文同志出面，召集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导人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赞同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的建议。这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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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阜平城就挂起了“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处的主要工作是同各方面交换意见，并决定代表大会召集法。筹备处还派了宋劭文等人，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同各抗日部队、抗日团体，各县的“动委会”以及自行成立的抗日机构交换意见。筹备工作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各方面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在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令人振奋的是，筹备工作尚未到达的地区，也拥护这个主张，自动派出代表要求参加会议。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隆重开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百四十九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有各抗日军队的代表，有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的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代表们从深山僻壤，从冀中平原，从游击区和敌占区，跋山涉水远道赶来，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些代表中，有不少是农民和工人，他们代表着构成这个新政权的基础。

大会的宣言这样写着：

为着创立与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持华北游击战争；为着统一与整理晋察冀边区内军事、财政、经济以及一切行政机构，保持持久的必然胜利；为着打击汉奸政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徘徊歧途的动摇分子，晋察冀边区有成立临时政权的必要。边区代表大会，就在这个意义上胜利地开幕了!

会议之初，在审查与会代表资格的时候，对于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的代表权问题，曾出现过分歧意见。筹备处的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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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志提出，和尚和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烧香念佛，对抗战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必吸收他们参政。参加筹备工作的黄敬、邓拓等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有着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僧人们组织的“动委会”、“自卫队”，在五台山持着刀枪放哨，为过往的抗日部队提供食宿，都说明他们是抗日的，不能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这个问题提交给我，要我最后表态，我到筹备处专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我说，我同意黄敬、邓拓同志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的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和尚和喇嘛的宗教信仰不同，便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应该有坚强的团结。只要谁不甘心当亡国奴，我们就应该团结他共同抗日，不能存有任何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灭各民族各阶层间的隔阂，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后来，筹备处统一了意见，一致赞同和尚和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军政民代表大会。当和尚和喇嘛的代表走进大会会场的时候，与会的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还呼了欢迎的口号。和尚和喇嘛们对这一决定很受感动，相当一部分有爱国心的僧侣参加了抗日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僧人加入了抗日的部队。五台山寺院在全国僧侣界是很有影响的，新华社还为此发出快讯，说五台山的和尚也参加抗日了，动员的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全国僧侣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军政民代表大会开了六天，一月十五日结束。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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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决议案，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和我共九人为边区政府的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胡仁奎同志在抗战之初是盂县的县长。一九三0年，我在顺直省委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名字，他那时也在天津，曾帮助我们做过工作。但当时只知道有胡仁奎这个人，始终没见过面，没想到，在抗日前线却碰到一起了。

刘奠基是阎锡山搞的“山西人民监政会”的秘书长，他属于国民党改组派，在阎锡山那里并不吃香。太原失守前，他来到晋东北，后来留下了，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边区政府的工作。

吕正操同志是冀中人民自卫军的司令员，孙志远同志是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

李杰庸和娄凝先是属于山西“牺盟会”方面的。

考虑到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关系，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还得到了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同意，并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说起这一段，还有一个插曲哩!为成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宋劭文出面，连续给阎锡山发了七个电报，阎锡山一直不作答复。胡仁奎对阎锡山的心思摸得比较准，他问宋劭文：“电报是怎么写的?”宋劭文说：“我讲这样做有利于抗日，有利于大局。”胡仁奎摇摇头说：“怪不得阎锡山不答复，他对这一套不感兴趣，依我看，你得讲对山西有利，可以扩大山西的地盘，扩展到河北和察哈尔去。”宋劭文在重新修改电报时，加上了对山西有利这样的内容，还提到九个委员中山西方面的人就占了多一半。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边区九个委员中有五个与山西有关(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李杰庸、娄凝先)。果然，阎锡山复电很快，表示同意，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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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他的秘书长电告中央政府行政院，进行备案。过了一段时间，行政院长孔祥熙还派人来到边区，进行联络。为了使抗战工作顺利进行，也只好这样做。边区政府虽然争取到阎锡山的同意，但也不能过分指望他们，大片国土都让他们丢光了，他能给你什么支持?同时，他那个牌子也并不香。要使边区政府真正能起作用，还得靠我们自己努力。

对于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我们党内，也有人持反对态度。当时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就极力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他曾以“长江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总部，反对成立边区政府，声称晋察冀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这个原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王明，在民族危亡关头，一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跌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泥坑。他的无理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中央的拒绝和批评。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是我们党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全边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有了政策法令的依据，老百姓就可以照这些去办，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下来。老百姓是信服统一的抗日政府的，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和实行了统一的政策。财政方面，由原来合理负担原则下各自筹粮筹款，改为统筹统支制度。这个条例是很重要的，军队不能在这里也筹款，在那里也筹款，那就把群众搞乱了，必须实行财政的统筹统支。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了边币。全边区一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一律按供给制待遇，大家都过着一样的战时艰苦生活。在农业建设方面，公布了《垦荒暂行条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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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在抗战勤务方面，改善了支差的混乱现象，公布了代雇车骡办法、征用人畜办法，建立了军用代办所管理战争勤务。

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军、政、民各方面，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分工。党的领导作用，集中表现在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军、政、民各方面，又各有自己的工作范围。这种党领导下的军、政、民各方面一盘棋的组织结构，就是党的统一领导的表现。就我个人来讲，我虽然兼任边区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工作，但是，始终注意不去包办代替。有一回，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联络员到边区来，要求同我商量关于边区政权工作的事情。我虽然是边区政府的委员，但是，政权方面的工作主要由边区政府宋劭文主任负责。所以，当联络员提出要见我的时候，我请他到边区政府同宋劭文主任商量。后来，他们给我转送来两支钢笔，上面还刻着“孔祥熙赠”的字样。

我一直没有在边区政府办公。边区政府由宋劭文和胡仁奎、张苏他们主持，政府的工作，都由他们出面来搞，我不随随便便做什么决定。当然，重大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开会商量，我作为边区政府委员之一，当然要发表意见。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我们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边区数十县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得到边区政府的关怀和爱护。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逐渐结束了各地群众团体、各级“动委会”和“救国会”等机构在过渡时期代替政权的现象，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它的政治影响，大大超过了边区的界限，使边区政府的政令实施，甚至扩及到敌伪所统治的区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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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冀中平原根据地

正当我们在五台和冀西山区发动群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冀中地区是华北比较富庶的地方，大平原望不到边，河流很多，土地相当肥沃。一九三О年我在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期间，知道这一带早就有我们党的活动。以后，河北的党组织曾在冀中多次领导和发动了农民起义和学潮斗争。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党派孟庆山同志到河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原是红军的一个团长，河北人，参加过宁都起义。他从延安出发途经太原，又接受了北方局的指示，同河北省委接上了关系，被委任为保属特委的军事委员。根据省委指示，孟庆山在高阳、安新、任丘、蠡县一带我党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开办短期训练班，讲解游击战术，培养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一九三七年十月，东北军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同志，在国民党军狼狈败退的时候，率领部队回师北上。这支部队进入冀中地区后，对于这一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九一团的士兵很多是东北人，干部几乎全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对日本侵略军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仇恨。以后流落关内，又处处受到蒋介石嫡系和地方势力的排挤，长期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他们迫切希望打回老家去，抗日情绪一直很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六九一团被派到永定河地区作战，后来随国民党军南撤，十月初到了石家庄东边藁城以南的梅花镇一带。在这里，吕正操同志与保属特委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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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向部队提出了“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北进至晋县小樵镇。十月十四日，吕正操同志召集团部和两个营在小樵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断绝了同五十三军的一切联系，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宣布六九一团改称人民自卫军，自任司令员，部队换上了人民自卫军的臂章，继续向高阳一带进发。他们沿途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解决了流窜到这里的一些杂色武装和当地的保卫团，缴枪千余支，开始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

我在阜平得知冀中地区留有东北军的一支部队，并且打开了高阳城，就设法与之联系，同时估计到可能是吕正操的六九一团。经派人了解，果然如此。我随即派比较熟悉东北军情况的孙志远同志携带密码本到六九一团进行联系。很快，吕正操、孙志远同志向我们报告了冀中和六九一团的有关情况。这样，我们同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正式建立了关系。

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虽然属于党领导下的一支部队，但它毕竟是刚刚从旧部队脱胎出来的，还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造，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同时，他们还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少干部对在冀中平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信心不足，新扩大来的战士带有较重的家乡观念，部队纪律也欠整顿。为了把这支部队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我提出了调人民自卫军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的建议，得到各方面的一致赞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由吕正操、孙志远同志率领人民自卫军的两个步兵团、特务营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共两千三四百人，开来路西整训。其余部队留下，编为游击军，由孟庆山同志任游击军司令。吕正操他们过平汉路的时候，袭击了定县、新乐和寨西店车站，最后到达三分区的曲阳、王快。部队即留在三分区整训，吕正操和孙志远两人来到阜平，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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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讨将部队改编成八路军的问题。

吕正操同志来到阜平后，我们在一起聊过多次。他向我讲了他在张学良将军那里工作的一些经历。他还谈到，自己在旧军队中呆久了，对我们部队的许多东西很生疏，要我多多帮助他。我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冀中搞起了一个新的局面，这第一步，搞得很好嘛!特别是冀中那个地方是平原地区，这个意义就更大了。我还告诉他，你们挥戈北上和在冀中的工作，我已经向中央和总部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已经知道了，他很高兴，几时你们去延安，一定会见到他的。我见到吕正操同志后，对他，对人民自卫军的工作，寄予了很大希望。

我们在一起研究了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审定了军区机关提出的整顿和训练方面的计划。人民自卫军在整训过程中，学习了八路军的传统和作风，学习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政权的经验。我们还组织受训部队参观军区比较老一点的部队的训练和建设情况，并将人民自卫军的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组织进行了整理和充实。

整训期间，吕正操、孙志远等同志参加了军区的政治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具体讨论部署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在讨论冀中的工作时，我谈到，从军区侦察得到的情况来看，冀中地区日军兵力相当空虚，伪军伪组织在许多地方还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基础很差。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打下一个地方后，留下守备的人数很少，有的不派兵，有的派兵大多也只有班排规模。吕正操等同志也谈到了这个情况。在此之前，我们将冀中敌人兵力空虚的情况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作了报告。据此，毛泽东同志曾指示，要设法在平汉路和津浦路之间的河北、山东两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我将这个意图传达以后，大家集中讨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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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更多一些。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太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我在讨论中发言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站住脚。吕正操同志很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冀中平原大得很，日本侵略军兵力不足，根本没法控制这么大的地方，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到处可以走来走去，活动余地是很广阔的。我鼓励他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成绩是很大的，使这支刚刚投入八路军的旧部队，逐步摆脱了旧军队的影响，成为具有人民军队基本素质的一支新型部队。吕正操、孙志远同志率人民自卫军返回冀中的时候，我们明确了冀中下一步的工作安排，这就是：肃清反动势力，改造杂色武装，有计划地扩大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发展群众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抗日政权，整顿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并派鲁贲同志随军去冀中，任冀中省委书记。关于冀中工作的方针，由鲁贲同志到任传达后，得到了冀中省委的确认。鲁贲同志后来曾任冀中区党委副书记，一九四0年六月初第一批去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途中过同蒲路时，不幸牺牲。

人民自卫军回到冀中之后，在冀中省委领导下，在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十多股汉奸土匪武装，群众拍手称快。到一九三八年二月间，他们又组织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展工作，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展开游击活动。同年四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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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春季“扫荡”，根据地得到很大的扩展和巩固。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各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改善了人民生活，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这一时期，就是人们所说的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的开始。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黄敬同志到冀中安平县主持了中共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了统一冀中党的领导，统一行政权和统一部队指挥的问题。这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冀中区党委的成员。同时统一整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同志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同志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孙志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整编和任命，都是根据晋察冀军区的提议，由八路军总部批准的。到五月初，又成立了冀中区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经过边区政府的委任，吕正操同志为公署主任，李耕涛同志为副主任。八月间，我们委派王平同志到冀中，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下设四个分区，由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孟庆山同志分别担任司令员。一九三九年三月，几位红军干部旷伏兆、吴西、帅荣同志分配到冀中部队，以后又把王远音同志调去，他们分别任四个军分区的政治委员。此外，红军干部常德善同志也于稍后调冀中任八分区司令员。当一二○师和一些领导同志先后到达冀中以后，一九三九年二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了冀中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王平、孙志远同志组成，贺龙同志任书记，统一领导冀中党政军各项工作。这些决策，都为巩固和扩大冀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强有力的保证。

就这样，冀中区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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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成了。冀中区的建立和巩固，为山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支援，是我们在敌人心脏里建起的一个抗战堡垒。它同冀东、北岳、平西、平北根据地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北平、天津等地的战略包围，从而更有力地钳制了敌人，长期坚持了华北的游击战争。

冀东的开辟与反复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就已经开始注意冀东地区了。

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就把魔爪伸向了冀东。它的如意算盘是，占领了冀东，不仅可以控制从东北到华北的大陆交通线，而且可以把它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七七事变前后，日军进攻我国内地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几乎都是经过冀东运送的。

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了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指示说，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来电报，指示说：以雾龙山(即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同志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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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邓华同志交代任务的时候，把冀东的情况全面地向他作了介绍。我说，现在冀西、冀中、平西革命的游击战争发展很快，对冀东人民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冀中，因为紧靠冀东，影响更大。就冀东的群众基础而言，也并不比冀中和冀西差，这个地区早就有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遵化、玉田一带农村，也有我们党长期的工作基础。日本帝国主义进占华北以来，冀东地区是最早受害的，那里的群众受压迫最深，对亡国的苦难尝够了。目前，地方党的同志在群众中进行了深入的发动工作，基本群众已被我们掌握起来了。因此，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是很有条件的。同时，中央也要求我们做好冀东的开辟工作。你们的责任是很重的，要足够地估计到日本侵略军在冀东搞了那么久，是决不会轻易让你们在那里立足的。因此，你们到冀东以后，要紧紧地依靠地方党，发动群众，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

邓华同志问我，开创根据地，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我告诉他，就冀东来讲，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地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的局面来。不能到了那里，扩充一些部队，抓一把就走。“抓一把”，是抓不到东西的，同时，那是同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相违背的。

邓华同志领受任务之后，按照军区的部署，第一步先是开辟平西地区，为挺进冀东取得前进的基地。邓华支队在一分区部队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向平汉、平绥铁路沿线和察南地区发展。邓华同志在写给军区的报告中说，一路所见，群众抗日情绪很高，所到之处，纷纷自动募捐慰劳我军，有的地方连商会、税务局也给八路军捐款送物资，支持抗日。在群众的支持下，他们打击敌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发动群众，逐步开辟了房山、涿县、涞水、良乡(今属房山)、昌平、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等地，在一部分县份建立了抗日政权和抗日救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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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了部队，组织了自卫队武装。挺进冀东的第一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前进基地。

这个期间，中共冀热边特委两次派人来联系。一次是到平西找邓华同志，一次是来阜平找我。他们介绍了冀东地区群众发动的情况，谈到那里的工农基本群众已经被吸引到党的周围，开展起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唐山的煤矿工人正在进行大规模罢工，群众的抗战热情很高，形势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程度。经过商量，我们约定，在邓华支队进军冀东的时候，在整个冀东地区发动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来一个里应外合。邓华支队进军的时间，定在这年六月。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将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的建立，为开辟冀东提供了有利条件。进军之前，第四纵队还进行了整训。

冀东人民的武装抗日大起义和我军挺进冀东的准备工作，至此已经基本就绪。这个时候，正值日本侵略军准备进攻武汉的前夕，敌后兵力空虚，是开辟冀东的大好时机。我们要求宋邓纵队，首先袭取兴隆，然后，宋时轮同志率一部向密云、平谷、三河、蓟县方向进击，邓华同志率一部向兴隆东南遵化、迁安等地进击，以推动冀东武装起义的爆发。冀东武装起义和我军挺进的计划上报中央和总部后，中央和总部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

第四纵队六月份向冀东进军，连战皆捷。冀东的老百姓在家乡沦亡了几年之后，看到八路军大部队开来，真是喜出望外，欢欣若狂，对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的爆发，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旬，在冀东地方党的领导下，冀东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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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冀东起义声势很大，发展迅猛，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后来经过中外通讯社的广播，冀东起义曾风闻于世界。那次起义，有丰润、滦县、迁安、蓟县、遵化、昌黎、乐亭等几个县。冀东人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李运昌同志曾对我讲过，各地武装起义相继爆发，规模和气势，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料。原定成立六个总队，结果，呼拉一下子搞起三十九个总队。报名参加起义的总人数突破二十万，除去老弱，光编进部队的武装战士就有十万人。

八月份，第四纵队和冀东起义的队伍会师于遵化，并且已经攻克了六座县城，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宁铁路。至此，冀东根据地开始显出了端倪。

冀东起义爆发后不久，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的马辉之和姚依林同志先后到达冀东，以加强领导。

对于冀东军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党中央和北方局曾发电祝贺，并对建立冀东根据地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正当冀东军民落实中央指示的时候，九月中旬，传来日本侵略军要大举“围剿”冀东的消息。在那里开辟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在平原不好坚持，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因此，作出了把部队带到平西整训的决定。党中央和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以及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都曾去电拦阻，指出：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是很不妥当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进行整理，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也要全力建立基干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这些指示无疑是及时、正确的。但是，有的同志仍然认为冀东的形势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决定部队大规模西撤。结果，正如中央在电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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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预言的，部队西撤遭受了挫折，除了作战伤亡以外，由起义群众为主新组建起来的部队，士气低落，发生了严重的离队现象，撤到平西的时候，十万之众的起义军只剩下很少的人数。第四纵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也受到了很大损失。

部队西撤遭受挫折之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来电指示说，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这一电报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认为冀热察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决定成立第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

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在平西正式组成了冀热察挺进军，由萧克同志任司令员，并由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同志组成了冀热察军政委员会。随后，成立了由马辉之、姚依林、萧克同志领导的冀热察区党委，由马辉之同志任区党委书记。不久又成立了冀东军分区，由李运昌同志任司令员，成立了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会，由李楚离同志任书记。在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的领导下，由李运昌、李楚离等同志在冀东具体组织，逐步进行恢复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

      冀东根据地在抗战前期始终是不很巩固的，曾几起几落。对于这个问题，北方分局曾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在北岳区召集了挺进军和冀东部分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对冀东起义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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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区域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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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队撤离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检查和总结，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提高了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信心。

我在那次会上曾作过一个比较长的发言。我讲的大致意思是：冀东的位置很重要，中央高度重视冀东的开辟工作，群众基础也很好，地方党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建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冀东人民的大起义和第四纵队的挺进，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代价。冀东党组织对坚持那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而且许多同志为此英勇牺牲，这应该肯定。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还是那个“抓一把”的思想。想扩充些部队拉起来就走，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群众好容易把我们盼去了，才搞了一个眉目，又要把部队拉走，当然会使他们感到失望。同时，刚刚参军的群众没有经过很好的整训，又没有根据中央和军区的指示认真地将八路军主力分散到起义武装中，去领导和巩固这些部队。而是不顾他们的实际可能和切身愿望，让他们远离家乡长途行军，怎么会不发生群众大批离队的现象呢!加上一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就很难把部队带出来。结果是，想“抓一把”，抓到的东西不多，反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当然，冀东党组织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武装起义，事前缺乏足够的准备，事后组织工作也没有跟上，这也是起义成果未能得以巩固的原因之一。所以，开辟一个地区，一定首先要着眼于广大群众，经过艰苦的斗争，把工夫下在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这样一个基础上。

这次会后，冀东的斗争形势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尔后的事实证明，尽管冀东的斗争相当残酷和困难，但是创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是可能的。经过冀东军民长期顽强的战斗，我们终于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期望的目标，创立了拥有五百六十万人口的冀热辽根据地，建起了一支人数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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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不仅成为敌人咽喉地带的心腹之患，而且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

在创建冀西、冀中、冀东三个根据地的同时，我们还逐步开辟了平西和平北两个地区。平西地区早有我党的工作基础，抗战爆发后，北平地下党曾组织一批爱国学生，在这里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火焰。我们的一分区部队在开辟冀西北部山区的时候，曾活动到这一带。此后不久，邓华、宋时轮、萧克等同志先后率部挺进冀东时，都相继在这一地区展开工作，逐步发展成为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在平北地区，我们也长期反复地进行了发动群众的工作，时机成熟以后，单独组成了平北军分区，先由程世才同志任司令员，以后由覃国翰同志任司令员，段苏权同志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不仅包括平北，而且延伸到了冀热察三省边界的广大区域。平西、平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给侵占北平的日军造成了直接的威胁，敌人虽多次出动重兵“扫荡”，企图拔掉这两个钉子，但始终未能得逞。

这样，冀西、冀中、冀东和平西、平北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这就是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大体经过和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