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开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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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前后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它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回忆抗战八年的整个历史过程，还得从陕北出征说起。因为在开赴华北之前，我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特别是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方针的确定，对于后来我们在晋察冀地区所进行的斗争，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我们驻在西安附近的三原。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虽然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消息传到三原，还是引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震惊和愤怒。在我党中央七月八日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之后，我们在陕北的全体红军将领，也共同署名，发出了要求抗日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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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通电提出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我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此后不久，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志专程飞往庐山，代表我党中央同蒋介石等进行谈判，商讨共同抗日的问题。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在陕北等待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心情非常焦急。长征以来，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不管付出了多少流血牺牲，经历了多少艰辛折磨，时刻没有忘记的，就是迎击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现在，前方战局瞬息万变，国家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我们怎么能够不急呢!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广大的干部战士都跃跃欲试，掀起了练兵热潮，准备在与日本侵略军交战之前，再一次秣马厉兵。

八月上旬，国民党政府才与我党达成协议。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任副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左权同志任副参谋长，任弼时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一一五、一二О、一二九共三个师，每个师下辖两个旅。一一五师由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七十四师(留陕北)组成，由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的林彪为师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的编制，我被任命为副师长，对内仍为师政治委员，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同志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为副主任，下辖三四三旅和三四四旅。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同志，政委周建屏同志；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同志。另编有独立团和骑兵营，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同志，骑兵营营长刘云彪同志。一一五师全师总人数一万五千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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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当时，整个华北战场是一片失败景象，形势异常危急。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以三十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就在这种战局十分混乱的形势下，八路军出师抗战了。出征之后究竟怎么办，需要认真商量一下。洛川会议就是为此召开的。

洛川，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相交接的地方，北距延安城九十公里，南距国民党统治区十多公里。会址所以选在洛川，主要是为便于军队的负责同志参加。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外，扩大到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当时，我们和兄弟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与西安间比较适中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从延安往这边来，我们部队的同志则往北赶，从两边集合到洛川。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同志是八月上旬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同志刚刚从南京飞回延安，就赶来参加会议。

出席洛川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张闻天、凯丰、博古、关向应、刘伯承、肖劲光、徐向前、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张浩、周建屏、张文彬、傅钟等同志和我，张国焘和林彪也参加了会议，一共二十几个人。李富春同志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担任会议记录。这份记录至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晋察冀抗日战争史》的时候，邓拓同志曾去查过这个记录。他对我讲，富春同志的字，比较难认，加上存放的年代久了，字迹退了色，看上去模模糊糊，不过仔细看，还能辨认出来。

洛川会议是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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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等同志就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报告，紧接着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时间比较长、议论比较多的，是八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蒋介石奉行错误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又暂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准备坚持持久抗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当时的情况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一年多的时间，部队还没有大的发展，后勤供应方面，武器弹药、粮秣、被服都非常缺乏。这样一个现状，到前方同日本帝国主义硬拼，能拼出什么名堂来，非吃大亏不可!另外，我们开赴抗日前线，根据我军当时的能力和特长，只能是发展游击战争，钳制敌人，拖住敌人，使敌人进攻时有所顾虑，阻止它长驱直入，以支持正面作战，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进而抑制一下弥漫于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情绪。如果只想到前方同日本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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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军拼几下，不重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壮大人民的力量，怎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洛川会议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一共开了四天。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统一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上来了。不过，毛泽东同志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然，只提山地游击战，似乎也窄了一点。所以，我们出师华北之后，中央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情况，是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我在洛川会议上讲得不多，作了两次比较短的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我所以笼统地提游击战争，是因为考虑到华北那个地方，还有不少的平原地带。我还讲到，出征之后，我们要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壮大人民的力量。因为秋季即将来临，出征的部队还穿着单衣、草鞋，过冬的服装尚无着落，我想到了部队的供应问题。我发言说，我军到抗日前线作战，士气是高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在经费和武器弹药等物资供应方面问题很大，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所以我提出，要尽量多筹一些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正在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但他们一味拖延，鉴于当前的条件和出征的紧迫，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一切靠我们自己。

经过洛川会议的讨论，对出征以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思想上更为明确了。所以，在部队匆匆出征的时候，尽管前方战局混乱，我们对胜利还是很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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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雨出征

我们在洛川参加会议的时候，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改编，并且举行了庄严的抗日誓师大会。从八月三十一日起，一一五师、一二О师部队和八路军总部先后从韩城和芝川镇两个地方渡过了黄河，开往山西前线。一二九师出发得稍晚一些。一一五师分为两个梯队，经过急行军，从韩城渡过黄河，进入了山西省的万荣县。

洛川会议结束，由于部队已经开往前线，我和林彪急忙往西安赶，准备从那里乘火车追赶出征的部队。林彪是从延安来洛川参加会议的，他那时还在抗大工作，这次宣布了改编后的新任命，就同我一起赶往部队去。

那年秋季，北方连降大雨，我和林彪骑着马，顺着洛川通往西安的公路，冒雨赶路。我记得，那场雨持续的时间很长，一路走一路下，我们浑身上下都浇得水淋淋的。那条公路修得又不好，到处泛着黄泥浆。大概在八月底九月初我们赶到西安城外，满身都是泥水，亏了随身带着干净的衣服，换了换，这才进了西安城。

我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恩来同志已经先赶到了。西安这个城市，在西安事变以后，我曾经来过。这次到达西安，往前方去的军队领导同志分两批走，林彪是第一批走的。恩来同志要到太原去，他要我等他一起走。这样，我在西安逗留了三天。那几天，恩来同志找我谈了一些问题。他向我介绍了前线的形势，讲了在统战工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议论了出征之后面临的困难。我还随恩来同志出席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为我们举行的一次便宴。离开西安的时候，蒋鼎文派了一个专列，送我们到潼关。恩来同志这次是为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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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出师华化，到太原去同国民党第二战区进行联系的。同我们一起乘这趟专列的，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先生，还有张苏同志，他们也到太原去。

车到潼关，需要换乘木船渡过黄河。雨季的黄河，浊浪滔天，湍急的黄水滚滚而下，渡船在激流中颠簸，好不容易才靠上了北岸。

这次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再往前面去，就要同日本侵略军交战了。我们多年的抗日夙愿就要实现!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因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肩上。

过了黄河，就是山西的风陵渡。阎锡山方面派来的小火车已经停在车站上等候。由于晋北战局吃紧，阎锡山处于不打一仗就不能向山西人民交代、打又没有把握的矛盾中，愿意八路军早点开上去，好给他顶住。所以，在迎接我们的安排上，表现是积极的。阎锡山在山西修的铁路，都是窄轨，他派来的那列小火车，一共两节，车厢里的设置是小桌、小凳，车上也没有供应开水的设备。不过，大家挤在一起，气氛反而更热烈些。

从风陵渡上车时，我们就得知平汉线吃紧的消息，前方的战火硝烟已经可以感受到了。车越往前开，我的心情越不平静。我找了一份很简单的地图，同恩来同志一边看，一边琢磨：我们原定的任务是开赴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向沿着平绥路、同蒲路、平汉路进攻的日本侵略军侧击，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这些虽然是明确的，但是，由于前方战局发展变化很快，不断传来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的消息，我们必须有单独应付战局的准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究竟华北哪些地方适于开展游击战争，恩来同志问我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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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对于山西和河北的情况，虽然多少知道一些，在顺直省委工作的那一段，还有不久以前进行的东征，都对那里的情况作过一些了解，但是，更详尽的情况，就说不上了。我对恩来同志说，一一五师先按预定计划开进，但应做好单独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从地图上看，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山岭起伏，地形不错，适合于开展游击战争。不过，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地形，得把力量放在发动群众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就能坚持游击战争。他很赞同我的想法。我们还议论了如何解决部队出征以后面临的困难。我说，我在洛川会议上讲过了，部队的枪支、弹药、给养是个大问题，眼看天气就要冷了，大家还穿着单衣、草鞋，得抓紧时间解决部队过冬的问题。恩来同志说，关键仍然是发动群众，有了群众的支援，一切问题都比较好办了。

火车到达侯马车站，我赶上了部队。一一五师第二梯队——师司令部和徐海东同志那个旅正停在侯马。我在侯马同恩来同志、张治中先生等分了手，随部队一起行动。恩来同志一行，乘那列小火车到了太原。他到太原后，住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开始同第二战区方面接洽联络。

回到部队，看到出征的干部战士情绪高涨，大家恨不得立即赶到前线，我的心情是欣喜的。可是，天不作美，暴雨成灾，同蒲路被洪水冲断。阎锡山要我们修路。为了尽快往前线赶，又不能舍去火车而徒步行军，我们只得在侯马停了一段时间，一边修路，一边前进，修一段，走一段，等赶到太原的时候，时间已是九月中旬。

我们的火车在太原车站停留了一夜。车站上群众欢送我们开赴前线的场面是激动人心的。东征时对红军有良好印象的山西人民，如今亲眼看到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开往前线，感到无比振奋。大批的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一些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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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拥挤在站台上，送慰劳品，唱抗日歌曲，直到深夜还不肯离去。人民群众对我们热忱拥护与期待的心情，是对我们的莫大鼓舞与激励。

与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锐气尽失，节节败退。张家口、大同等重要城市接连陷落，进攻晋北的日军分两路继续南进。面临紧急的形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一一五师立即开往晋东北，迎击来势汹汹的日军。

我同部队在太原以北的原平车站下了火车。我到原平的时候，林彪已经带着三四三旅先往灵丘以南一带了解敌情和地形。我在原平向部队传达了战局的变化和总部的指示，并立即派独立团开赴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命。

原平所见，使人触目惊心。国民党军队垮得一塌糊涂，真是兵败如山倒!一批又一批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等东西，像潮水般地涌下来。他们看到我们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我们的战士散布失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

我们的战士与他们争辩，有的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战士们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回答说：“我们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呢?”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拼?”他们回答：“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

这番很是生动的对话，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情况。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兵无战心，将无斗志，一直向南败退。而八路军却迎着敌军斗志昂扬地向北挺进。

在华北人民面临空前大灾难的时候，原平车站的这番对比，说明抗日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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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平型关

九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一路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向南进犯；第二路以四个多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向前进犯；第三路以三个旅团一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向南进犯。第二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第三路分为左右两翼：右翼一个派遣兵团的三个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第五师团集结于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浑源进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这两路日军总的企图是，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侵犯他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要求我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

我们在原平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因为前边的情况很紧急。国民党军队那种不战而退的恐慌情绪，实在使我担心，说不定，他们很快就会从晋东北全部败退下来。况且林彪已经到前边看地形去了，我必须赶紧带着部队开上去。

我率师司令部和三四四旅绕向五台山的山间小路前进，没走代县、繁峙比较顺的那条大路。因为那条路上国民党败退的军队一帮接着一帮，堵塞着道路。我还担心他们大量散布的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为了摆脱这些溃兵对部队情绪的影响，因此，我决定避开他们。

祖国的大好河山即将沦入敌手，一路所见，令人心寒。群众情绪惶恐，村庄冷冷清清，想从村里找一个向导，或是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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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前边的情况，都非常困难。

我们先经过五台，又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龙泉关，从阜平北面的丁家庄插到了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

我记得，到达上寨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三日。在这里，我同林彪会合了。这时，灵丘城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的一帮溃兵跑到上寨砸老百姓的店铺，被我们的战士轰跑了。我见到林彪以后，告诉他部队都带上来了，问他前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事实上，事先请示也不可能，军委和总部不十分清楚前线的具体情况，敌军怎么样?地形怎么样?特别是进行游击战争，上午打了，下午就有可能要离开，事事请示，就会贻误战机。至于同阎锡山第二战区方面的关系，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用不着直接向阎锡山打招呼，他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太原同恩来同志讲或是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

为了打好平型关这一仗，我们在上寨召集全师干部举行动员会议，说明当时情况、我们胜利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之点。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敌板垣第五师团。板垣本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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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待了很久，他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早在一九二九年他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面有些名气。板垣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他自带队进攻华北以来，遇到的都是不战自退的国民党军队，气焰骄纵得很。他有个错误的估计，以为我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根本没有估计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对于敌军的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甚清楚，敌军的番号和进攻意图，是平型关战斗之后，从缴获的战利品和作战地图上了解到的。

在干部会上，我简要地介绍了日军由灵丘西进的情况。同志们情绪非常热烈，摩拳擦掌，准备打一个大胜仗。我军的战斗部署是：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和灵丘与广灵之间，截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以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以猛烈打击。林彪讲完兵力部署后，我在讲话中强调了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并向各级党的组织提出了要求。会议一结束，师的主力就连夜赶往距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待命。

我抓紧这个空隙，到前边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平型关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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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而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我们的部队正好埋伏于此。

二十四日，在断断续续的炮声中，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傍晚，师部又收到了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出击计划”，说他们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我和林彪在马灯下，摊开军用地图，把各方面汇集的情况又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随后用电话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三四三旅本晚二十四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

白崖台一线，距敌预计经过的汽车路仅二三里地。那天夜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干部战士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湍急的山洪咆哮着，盖住了哗哗的雨声。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蹚过去。师里虽然有工兵营，也能架桥，但是，水势凶猛，大雨滂沱，短期内难于成功。徐海东同志的三四四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我看到有的战士急于过去被洪水冲走了，就同林彪商量，这个旅过来的一部分作预备队，没有过来的不再强渡，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了这个意见。所以，平型关伏击只使用了由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六八六团。独立团和骑兵营已于二十三日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二十四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三百余名，有力地完成了打援任务，配合了正面作战。

经过大半宿行军，我们赶到了目的地，雨停了，天也亮了。按照预定计划，将大部兵力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约十多里长的沟道通路的东南山地上，同时派出了一支部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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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向北以隐蔽动作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造成两面夹击的阵势。我们的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不知哪位有心的同志，当时给师指挥所拍了一张照片，从那张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和林彪的指挥位置。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浸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这时，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已隐约可见。这是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近两千人。前面是一百余辆汽车，接着是二百多辆大车，除军用物资以外，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再后面是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敌人那种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真使我们难于忍受。他们没有什么防备，因为他们南下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

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部：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这时，我们下达了攻击命令。我看了看表，记下了当时的时间，是清晨七时整。

战斗一开始，全线部队即居高临下地向敌军展开猛烈袭击，一下子把它的指挥系统打乱了。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异常混乱。我同林彪研究了一下，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

立刻，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侵华战争初期的日军与后期的不同，他们经过严格的军国主义训练，抵抗得十分顽强，虽然失去了指挥，仍分散着跟我们厮拼。有的爬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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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下和沟坎上射击，有的向坡上爬，妄图夺取阵地。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甚至出现了敌军的伤兵与我们的伤员打成一团的情况，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敌人虽然很顽强，但它无法抵住我军的猛烈进攻，不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大部分被歼，只有小部分突围逃跑了。

到中午，战斗临近结束之前，我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的公路。这次伏击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很壮观的。公路上，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堵满沟底。我在察看战果的时候，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我说，丢手榴弹，消灭他!那时，我们的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敌人，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当我们完全控制了这条山沟，马上按预定计划，命令一部分部队向东跑池一带的日军进攻。这里原定是阎锡山部队阻击的目标。当我们在十里长沟与日军激战的时候，他们一直没按预定的作战计划行动。敌人经东跑池突围的企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们仍旧按兵不动。这样，东跑池的敌军未能全歼，黄昏时，突破阎锡山部队的团城口阵地向北逃窜。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毁汽车一百余辆、大车二百多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炮弹两千多发、机枪二十余挺、步枪千余支、战马五十余匹，其他武器辎重甚多。还缴获了一批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和文书。听到我军打了大胜仗的消息，附近山沟里的老百姓，都自动出来帮我们搬战利品。

平型关大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国。全国各界人士给我党我军发来了大量贺电、贺信，甚至连蒋介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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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表示祝贺。这一胜利，确实使全国人心大振。

平型关大战后，不少爱国人士曾经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久驻华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尚不能打一个小胜仗，为什么刚到前线、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八路军，却能一举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我们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官兵士气高涨。战前，同志们就憋足了劲，决心严惩侵略者；战斗中，战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同志在战斗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作战。连长曾贤生同志带领战士们上好刺刀冲下公路时，高喊着：“我们要用刺刀消灭敌人，就是牺牲，也要堵住敌人!”他首先冲进敌群，在肉搏中光荣献身。担负穿插堵击任务的一个连队，打得非常顽强，战斗结束时，全连干部除一人以外，全部负伤，三个排长英勇牺牲。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另外，从指挥上讲，我们选择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两面夹击，在狭窄的山谷给敌以突然袭击，使它的装备优势无法发挥。从敌军方面说，它长驱直入华北，异常骄纵轻敌，也导致了它的这次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胜利首先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的混乱战局下，平型关大捷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希望之所在。对于这个胜利，我再引用一位著名爱国志士写的一段文字来说明它的影响。国民党老同盟会员、时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续范亭先生曾经著文写道：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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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续范亭先生的估价，代表了当时全国人民对这次胜利的看法。除此之外，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溃兵祸害的华北人民，从平型关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信赖的。这为后来我们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们出师以后，第一仗就是平型关战斗，它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树立了八路军的威信，对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尤其是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这一胜利大大增加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这是平型关战斗胜利最重要的意义。

五台分兵

平型关大战之后，一一五师转回到五台。八路军总部也来到五台，总部驻在五台山下的南茹村。我们的师部设在五台城东的一个小村子里，准备在这里略事休整。

在五台，我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发来的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几个电报。在八路军出师华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就这个问题连续发了一系列电报。这些电报，有的是单独发给八路军总部领导同志的，有的是同时发给八路军各师和北方局负责同志的。有些电报，我们在北进的路上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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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过，有的是从平型关下来才看到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些电报中，再三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一基本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他认为，当前红军的拿手好戏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因此，就要分散兵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他指出，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能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他又指出，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的游击战争。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河北党应全力发展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势，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以备在敌人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后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决定我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八路军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行动，就是侧击南下忻口和太原的日军。

忻口会战，是十月中旬开始的，由卫立煌的部队在那里抵挡了一阵。平型关的胜利，使日军不敢贸然而进，也使慌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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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收容的机会，这才有了准备忻口会战的可能。忻口那个地方，国民党军队大概有两个多军的兵力，总的归卫立煌指挥。那个时候，五台这边的电话线与忻口、太原的电话线联在一起。在不意之中，我还和卫立煌通了电话。说起来怪有趣的，卫立煌本来要同国民党前线某将领通话，可能电话接得不好，竟要到我这里。我拿起电话来，听了听，是卫立煌在要某将领，就放下了。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卫立煌要的。我问他那边情况怎样，他说，很紧急!正找某将领。他也问了我们这边的情况，我简单地说了一下。不一会，就听到某将领在那里讲，不行啊!伤亡很重，快没人啦，枪支弹药也供不上。卫立煌说，你身上不是还有一支枪吗!枪不够，我身上还有一支!忻口的抵抗，卫立煌的态度比较坚决，某将领有些动摇，不管怎么样，总算在那里抵挡了一阵。

八路军为了配合忻口会战，同时派出了几支部队深入日军侧后袭击敌人。

忻口会战最紧张的时候，一二九师陈锡联同志任团长的七六九团，在山西代县看到日军的飞机从早到晚飞来飞去，轰炸国民党军队的阵地。经侦察，在阳明堡发现了敌人的飞机场，就在夜间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进行夜袭，把敌人的二十四架飞机全部摧毁了。火烧阳明堡机场的消息报告八路军总部后，总部转告了第二战区。开始他们还不相信，觉得八路军武器那样差，还能毁掉日军那么多飞机?但是，第二天飞机没去轰炸，第三天也没去，由太原方面派出的侦察机证实日军飞机确实被烧光了，他们这才相信。

一一五师这边，独立团和骑兵营积极活动于涞源、灵丘、广灵、蔚县、易县、浑源、阳原和阜平、曲阳、行唐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还在我们进行平型关战斗的时候，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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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同志就率政治部机关，翻过山西和河北交界的长城岭，东进阜平县城，到冀西山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当时，国民党部队朱怀冰的一个师还驻在阜平城东的王快镇。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北方局派王平同志赴阜平山区组织人民武装。十月中旬，平汉线上的日军侵占了石家庄，朱怀冰连夜逃往山西。一一五师骑兵营打开了曲阳城，打垮了进占曲阳的日军一个中队，捣毁了日军在曲阳建立的兵站。敌军原计划跟着朱怀冰撤退的道路，开辟阜平、龙泉关、五台这条路，直插太原。我们把它的兵站搞掉了，它看到这条路不安全，又不能走汽车，就放弃了这一企图。这样，从五台到阜平一线，就由我们控制了起来。罗荣桓同志后来对我说，敌人兵站储存的物资，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没有粮食吃，就从捣毁的兵站里捡饼干和罐头，那些东西制作得很好，饼干很脆，一点也不潮，袋子里还装着小糖块，罐头密封得很严实，保存多年也不易变质。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侵华战争，是做了长期周密准备的。

配合友军作战，侧击南下的日本侵略军，还包括一二О师开辟雁北的游击战争，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驰援娘子关的行动。这些活动，有力地迟滞了敌军的前进，才使得同蒲路北段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撤退。

十月二十六日，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十一月二日忻口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中央指出，至此，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华北我军分为四大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一二О师开辟晋西北地区；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地区；我率一一五师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一一五师从此就分开活动了。

其实，从十月下旬驰援娘子关开始，一一五师就分为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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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分家”的工作很简单，只是确定一下谁跟主力转移去新的地区，谁留下来。这一工作是由罗荣桓同志负责的。我对他说，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来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来，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同志对我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司令部留下了李廷赞、刘彬、黄鹏、刘显宜等同志；政治部留下了舒同、王宗槐、潘自力、余广文、罗文坊等同志；供给部和卫生部留下了查国祯、叶青山、姜齐贤等同志。我对这些同志说，由你们先把各部的架子撑起来。“分家”的时候，总部还没走，我到总部去了一趟，左权同志把总部的副官长唐延杰同志推荐给我。他说，把唐延杰调给你当参谋长好不好?我说，好吧，反正我没有人，来一个多一个。唐延杰同志我早就认识，他原来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北伐军打进武昌之后，他拿着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来找我分配工作，我介绍他到叶挺的独立团当兵。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红二十八军当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总部任作战处长，以后又任副官长。唐延杰同我讲，他胜任不了参谋长的职务。我说，你当过军参谋长，怎么干不了?先干起来再说。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我还独挡几面呢!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个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部带两个连，以及团部的政治处、供给处，肖文玖同志就是随这部分部队留下的。他们由赵尔陆同志负责，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活动。此外，还包括三四三旅派往平山、井陉、平定地区的工作团，一二0师三五九旅派往平山、盂县地区的工作团，六八五团的一个连和孙毅同志带的随营学校，随营学校底下还有些干部。加在一起，总共约三千人，这就是日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全部基础。这些干部战士来自不同的单位，可以说是“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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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开展工作，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特别是缺乏干部。刚分家的时候，机关的同志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人有多少，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确实如此，司令部就那么几个人，政治部、供给部也只有几个人，一个部门有一条炕就可以挤下。留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我鼓励大家，我们人少，可以慢慢扩大嘛!到后来，部队发展得很快，老一点的战士、警卫员、勤务员，许多人成了连长或指导员。

分家以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汾河流域和晋南，我和留下的部队隔绝在敌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部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