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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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征

经过直罗镇战役，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我们粉碎了。顿时间，阎锡山的队伍不敢来了，张学良的队伍也不敢来了。相反地，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许多部队有些动摇，我们俘虏的那些团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放回去以后，首先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少使广大的流亡关内的东北军，知道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这个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知道红军是主张抗日的，是压根儿不愿打内战的，对东北军的处境是很同情的。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党组织，在它的上、下层各类人员中都做了很多工作。西北军中也一样，和我们早就有关系。当然最根本的，是红军有战斗力，足以粉碎任何进攻。他们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不敢来了。同时，这时候陕北党组织的错误路线由于中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向他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已得到了初步纠正。刘志丹同志等已从冤狱中释放出来了。陕北根据地呈现了稳定的局面。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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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那个时候的陕北，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一切找阎锡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侵略军就好办了。向东就是河北省。河北阜平一带有过暴动，总不至于没有留下一点工作基础吧，何况平津一带又不断掀起学生抗日爱国高潮，我们向东去是可以互相策应、互相配合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军委在延长开会研究战略方针，我和林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早就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讲，就是如何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有人讲，目前我们刚到陕北，刚站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呢，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至于向什么方向发展，瓦窑堡会议之前，许多同志提出过不同的建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背靠苏联；也有的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北根据地。前面说了，林彪的意见是要到陕南去打游击。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并注意要大力扩大红军。一方面军要把军事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之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根据地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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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发布后，多数同志同意战略方向向东，但有的同志仍怕红军主力东进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有的同志则提出了所谓张学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反蒋不抗日，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我们仍应南下，或者东进只作佯攻，目的是吸引阎锡山在陕北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在运动中消灭它。李德则在所谓《对战略的意见书》中，诬蔑毛泽东同志东进是想要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延长会议上反复说明阎锡山与日寇正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经毛泽东同志说明，大家原则上都同意东征，但仍然担心黄河天险，渡过去后有没有回不来的可能。于是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补充，就是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参加会议的同志最后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向东求发展，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朝末年在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他有他的社会基础。阎锡山当时有部队八万人，有自己的兵工厂。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在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高碉暗堡，在山西普遍推行闾甲制度。这都会给我们红军东渡造成很大困难。

当然，既然决定东征，我们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一军团先遣队在陕北延长县临镇一带休整待命，并不断地开展练兵，移防到哪里，练兵练到哪里。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直到组织编制，都在进行整顿。

一月二十八日，一军团在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这时的一军团，已恢复了三个师的建制。即二师(师长刘亚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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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政委肖华同志)，四师(师长陈光同志，政委彭雪枫同志)，此外，又恢复了一师的建制。一师由陈赓同志任师长，杨成武同志任政委。战斗力显然又加强了。

整个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亲自指挥，野战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协助。开始，兵分两路。彭德怀率一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和刘志丹的第二十八军为左路军。两路军都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黄河去。

厉兵秣马，自然是指的起码的准备工作，包括渡河演习等等。更重要的是政策思想准备。中央这时，从毛泽东同志来说，已进一步肯定过去中央根据地后期的许多政策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我们这次进入山西，再不能像在中央根据地后期那样搞法了。这次东征，中央根据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俘虏、商人、富农、小地主的政策，都有些新的精神、新的规定，比中央根据地后期宽多了。创建根据地，政策是关键。我们自己从中央根据地出来以后，也深深地体会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方面过去经验教训都不少。如果在创建一块根据地时犯了错误，把打击面搞宽了，为敌人所利用，我们被迫退了出来，以后重新进入再图恢复，往往比创建时还要困难。所以这次东征之前，我们在政策教育上抓得很紧，毛泽东同志也督促得紧。在临渡河之前，二月十日，他还专门给我和林彪发来电报，指示：“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并询问部队对这方面“具体政策了解如何，即告”。我们在这些政策教育方面，当然更不敢马虎。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延长县古峪村——一方面军司令部即抗日先锋军司令部所在地，召集团以上干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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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作动员，讲东征形势与任务。明确了东征的任务有三条：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先锋军司令部对渡河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此之前，林彪曾经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到黄河西岸各地进行侦察，开始想由冰上渡河，因为这一年天气回暖较早，黄河提前化冰，遂决定改由船渡。渡河工作，接受了长征的经验，组织得很严密。一军团的两个渡河点都选在绥德以东，沟口附近。强调渡河要有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

统一的时间，在当时作到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作战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那时又不像现在可以通过广播校对时针，所以部队经常为遵守时间是否准时发生争执。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照我的表我们还提早到达哩!为了防止扯皮，规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当时，部队中还流行这样一句俏皮话，说，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毛泽东同志和我开了一次玩笑。十九日他向部队发了一个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我的一只旧表居然成了这次渡河时的标准表了。

渡河前夕，一军团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秘密而紧张地做好了渡河前的准备工作。所有集结和开进地域都封锁消息，部队行动一律在夜晚进行，对大的居民点，都是绕道通过。二十日晚二十时，准时地展开了敌前偷渡。

二师五团是这次渡黄河左翼的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小川里悄悄地划出来，划到了水深处然后人乘上去直奔黄河中流。当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见人影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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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大家都压低嗓音说话，显得很肃静，只听见黄河咆哮和河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木船渐渐划向对岸，划着划着，突然对岸发出了一阵猛烈的枪声。战斗打响了，偷渡变成强渡，木船也加快了速度，很快靠岸了。我们冲上去，手榴弹加拼刺刀，敌人的河防被突破了。

渡河成功后，我们立即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通电全国。

渡河部队于二十一日拂晓占领三交镇，全歼敌人一个营。二十二日一军团的部队已全部渡过了河并乘胜占领了留誉镇。开始我们奉命在留誉镇地区开辟作战根据地。到二十六日，阎锡山组织一部分兵力向留誉到石楼一线我军占领地区进行反击，企图防堵我东进和把我赶回河西去。我们一军团主动东进迎敌，在关上村截住了敌独立第二旅。这个旅共两个团，我们先截断了旅部、第三团与已进关上村的第四团的联系，然后当天下午，我带四师、一师由北向东南包抄，林彪带二师由南向北包抄。敌人的旅部和第三团被击溃，向汾阳逃跑。第四团被包围在关上村。我们黄昏发起攻击，在雪后朦胧的夜色中，经过大半夜的激战，全歼了这个团。俘虏官兵四百余人，缴步枪二百多支、山炮三门。打了东渡以后第一个胜仗。后来听说，敌独二旅旅长回去后被阎锡山撤了职。与此同时，十五军团也打退了阎敌向石楼地区的进攻。这样我们就在河东初步站稳了脚根。三月上旬，我军越过吕梁山，进至兑九峪一带，逼近了同蒲线。阎锡山调集了十四个旅的兵力，分别由中阳、汾阳、介休、隰县地区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我发起第一次反击。在兑九峪地区，敌人集结了两个纵队，一共来了三个师和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我们毙伤敌约两个团，将进攻之敌击溃。当时要一下消灭这么多的敌人是作不到的，毛泽东同志决定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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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毛泽东同志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大麦郊开会，决定十五军团前伸至文水、交城县境，向太原方向佯攻。三月中旬，前锋一度进占离太原只有二十多公里的晋祠，以此掩护我一军团南下，进入汾河地区开展工作。三月下旬，又兵分三路。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伸至岢岚、岚县。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活动在石楼、中阳、午城等地，刘志丹同志就是四月份在中阳、三交作战中牺牲的。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师为右路军，趁敌人注意力集中在我渡河地域的时机，直插敌兵力空虚的汾河流域。一军团在二十余天时间内，突破了敌汾河一带的堡垒线，沿着同蒲路两侧，先后围困了霍县、赵城、洪洞、浮山。敌人不敢出来，我们也没有打这些城市，就在附近筹款，打土豪，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四月初，二师攻克了襄陵镇和侯马镇，攻占襄陵时我们还活捉了阎锡山的一名县长。一师占领了史村、汾城。

在霍县城外，有一处大军阀的宅第，十分阔绰，我们军团部驻在那里。敌人飞机来轰炸，我们刚一离开那所房子，那所房子就被敌机炸掉了。真险!

汾河流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在这一带，我们红军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个什么样子。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看到地主除土地、羊群以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拉村子，有的地主家有多少套大车，养着几十匹一色骡马，连一匹杂色的也没有，十分阔绰。商业资本也很发达，可是封建性很大，开钱庄当铺的不少，高利贷剥削穷人十分猖獗。许多破产农民只好赤身露体下煤窑挖煤。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土豪财产，筹了不少款子。山西老财都会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部队在这里也学会了敲打地面听声响判断窖藏所在地的方法，还收缴了不少鸦片烟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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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一些当铺的不义之财，充实了抗日军费。我们在这一带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的很踊跃，光四师就扩红一千三百多人，全军团共扩红约五千多人。

红军由陕北进入山西，算是进入了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带离北平、天津比较近，从平津沪流入的抗日救亡报刊杂志不少，红军收集了很多，我们从中进一步看到，中国民气很盛，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的抗日高潮是一定会到来的。

我们本来还想进一步向太行山长治一带前进。北方的学生运动是很活跃的，想配合一下，向北发展，开拓一块根据地。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的部队，配合阎锡山，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来了。

四月中旬，蒋介石派了十个师，分两路进入山西，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北上，另一路五个师沿正太路西进。阎锡山也派了五个师、两个旅，由晋中向南共编成七路纵队，向我军压过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在蒋介石驱使下也计划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企图消灭我于隰县、石楼地区。

我们奉毛泽东同志命令，决心撤回陕北。撤退以前，在蒲县附近抓住国民党先遣队关麟征的骑兵，趁他们正在睡觉，我们一个袭击，就消灭了他一个骑兵连，给了他一点教训，他就往后退了。随后，我一师向稷山、新绛经吉县后撤。四月十五日顺便把吉县打开了，俘敌保卫团、稽查队等三百余人，又抓住了敌吉县县长，缴获了不少鸦片烟。与关麟征作战，我军也受了一些损失，苏家屯战斗，我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阵亡，五团政委林龙发牺牲。

五月三日和四日，一军团在清水关、铁罗关两个渡口西渡黄河，毛泽东同志带着一部电台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坚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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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东征经过地区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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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恩来同志特地从瓦窑堡赶来迎接远道归来的红军。战绩是令人鼓舞的。抗日先锋军东征七十五天的成绩统计是：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筹款四十万元，扩充新兵七千人左右。更重要的，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绥德、米脂的四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最主要的收获还是政治上的收获，中国工农红军把抗日的大旗插到了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为以后八路军从山西继续北上抗日造成有利条件。总结起来，教训也有：在东渡之后，战线拖得太长，部队撒得太宽，没有突出重点。否则战绩还会更大一些。

我至今还记得东征时唱的一首歌：“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了抗日英雄们……”即使我如今到了垂暮之年，每当哼这首歌时，仍使我豪情激荡，不能抑止。

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一军团返回陕北以后，驻在延川县城西的文安驿一带休整。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我和林彪带着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徐海东和程子华同志带着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博古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东征时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

会议指出，我们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这一缺点，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而且，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应该受批评，我也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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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不久，中央颁发来新的任命：林彪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同志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我仍任政委。

我们欢送了林彪。分别前，我们互相征求了意见。本来，我对林彪在大相寺会议上所抱的不吭气的态度是有意见的。一军团犯的本位主义还起因于他。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同志打电报来，要我们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我拿过电报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一军团有的连队也不充实，有的连应有的班的建制都编不全。我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也有本位主义思想。后来我们打了个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请求免拨。所以在大相寺会议上，我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精神都没有。但是我又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特别在他临走之前，我们应该多看到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可是他对于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争论，仍耿耿于怀。他归结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回答他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关于西征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四月二十八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人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敌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东征回师以后，政治局开会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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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毛泽东同志在动员时着重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又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团为左路军。执行西征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的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О五骑兵旅的骑兵。一О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叫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逢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慓悍，欺压群众十分野蛮。人们传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我们一到，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就急令先头团二团团长梁兴初带着部队将曲子镇包围了。然后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攻坚战就开始了。曲子镇是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华里，野骡子守得十分顽强，我们一度攻进了城堡，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出来了。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拼命往城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都向里冲。可是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我和左权同志到阵地一看，看出攻击的方法不对头。我告诉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拥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四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野骡子退守西北角的大碉堡，担任助攻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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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也由团长曾国华、政委陈雄带领，攻入西北城角。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干部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六月三日，我们在曲子以南的阜城附近与马鸿宾来驰援曲子的六个营敌人遭遇，被我们主力击溃，俘虏敌人一千一百多名，内有营副、连长多名。但营长以上的一个没有，因为二马的部队有个特点，营长以上的大多是他的亲戚，这些家伙怕死，听说红军来了，都留在庆阳，不敢随军行动。我军在击溃了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一军团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

六月下旬，西征进入第二战役，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进入陇东的靖远、海原县境。部队继续西进，一路是很苦的。这一带十分荒凉。炎夏行军，到处一片黄土，有时走几十里地，头上赤阳暴晒，脚下热沙灼烤，想找几棵树休息都很难。晚上行军本来比较舒适，可是这地方昼夜温差很大，到了夜间气候太冷，部队有时不得不拣牛粪燃篝火御寒。尤其是好些地方都是苦水区，给部队造成很大困难。有些地方要到十几里以外去驮水吃，有些地区地势太高，根本没有水源，要靠冬天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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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雪水和雨季的积水维持生活。很多地方看着河水很清，但不能吃，是苦的。吃苦水，连牲口也要拉稀。吃窖水也很不清洁，有时发现其中有人畜粪便没有清除，但没有办法啊，只能吃那个水。

部队前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我们有意识地不过早地接近西兰公路，就地整训，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不过早地惊动敌人。

这时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已经提到重要工作日程。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讲得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一军团无论是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精神。对于没有民愤的小地主、一般商人，和东征时一样，执行比较宽大的政策。为了防止滥打土豪，规定除单独行动的连队外，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办理。要防止错没收，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宁可少没收一家。也可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在回民工作中，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凡是红军协助组织起来的回民革命政权，承认它是区乡县的自治政府。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又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工作做得比过去更细了，团结的基础更扩大了。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是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野战军政治部要求我们做到，“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在这方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马鸿宾本来是我们西征的主要作战对象，我们在第一个战役中就把他的主力消灭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面作战，一面争取他们。曲子镇的战斗，不只是打的军事仗，也打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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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仗。曲子镇战斗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方面是改进了战术，另一方面也是在战场上开展政治攻势取得的成果。我们攻进去以后，敌人退守西北一隅顽抗，我们进行战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不要把枪口对着红军，和我们一致抗日，残敌终于全部放下武器。这次战斗不仅捉住了敌第一0五旅冶旅长，该旅姓杨的副旅长也成了我们的俘虏，不过他混在伤俘中一起被我们释放了。其实，他若不这样，我们也会释放他的。冶旅长这次腿部负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我们打水的伙夫发现，拉上来以后，她两手戴满了金戒指，也无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俩一起放走了。第一次战役的俘虏兵，除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都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当兵的发三五元，当官的发十元，都放走了。还给马鸿宾和其他几个旅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回去。对其他马家骑兵也都极力争取。那时，邓宝珊的新一军驻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带，我们也很注意争取。我们曾数次派遣俘虏和与邓部有关系的军官，给邓部带信去。信是署政治部的名义，重要的对象则由我署名。在曲子俘虏了一名在邓部工作过的参谋，我们送到野战军司令部去了，后被派去与邓接洽。

西北军是我们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重点之一，当时的口号是“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不过，这次西征没有遇到杨虎城的部队。对东北军则是我们工作重点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我们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不过打是为了争取，我们几次把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都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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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们确实下了工夫。在北京卫戍区当过副司令的李钟奇同志，就是西征时起义过来的。他当时任东北军骑兵连长，起义过来后在一军团骑兵团当参谋长。我们还俘虏过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长，经过教育，当时就放了回去，但这件事被胡宗南知道了，逼着张学良把这个骑兵团长枪毙了。

七月底，一军团集结在陇东的预旺堡。这一带饮水烧柴都很困难，所谓集结，其实都离得很远。军团部在预旺堡，二师集结在预旺堡及其以西地区，一师在预旺堡以南九十里之梨花嘴，四师则在预旺堡东南八十里之毛井。八月一日，各师动员整训，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更加艰巨的任务。二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西征以来完成任务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布置开展革命大竞赛，预定在纪念“九一八”时全军团大检阅。

预旺堡整训期间，在我记忆中还有两件可记的插曲。

第一件是，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在黄华同志陪同下，到了预旺堡。斯诺在采访时，给一军团照了好些照片。又有不少人请马海德同志看病。部队头一次见到美国友人，大家是很热情的。

第二件是我的妻子张瑞华同志辗转前来看我了。她来时，我还在前线，左权同志派人把我叫回预旺堡。张瑞华经组织安排，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上海经天津、陕西澄城、西安辗转到达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一到保安，组织上就安排她到预旺堡一军团军团部来看望我。在这极其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阔别了五年之久。听她讲述别后的情况，我才知道我们离开上海后，坚持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经历了更加残酷的斗争，许多同志被捕，受尽酷刑，有的坐牢，有的英勇牺牲。使我对战斗在白区的战友充满了怀念和崇敬之情。当时因军情紧迫，战斗频繁，张瑞华在预旺堡住了两天就回保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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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中央与四方面军又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与二方面军一起正在经巴西等地向岷县方向北上。但中间张国焘又一再动摇，开始想经临夏在兰州以西渡过黄河，然后去新疆，以取得苏联援助。以后经中央一再劝说，和其他同志的斗争、帮助，他才确定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八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预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一军团由我带领一师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那时一师师长是陈赓，政委是杨勇。我们经过几天急行军，向西兰公路逼近。九月十八日，我第一团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十月一日，友邻独立支队第七团的骑兵出敌不意攻克了会宁城，随后我一、二两个师配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又在城外击溃了前来增援的敌军两个团。五日，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这就为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城会师创造了条件。十月八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界石铺。九日，朱德同志率领总司令部到达会宁。十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在会宁举行了热烈的联欢会，大家都很高兴。二方面军也于二十二日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相继到达。一军团一师一团的部队参加了在会宁文庙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发来的贺电。欢呼声响遍会宁城。

会师时，我们看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穿着单衣，在张国焘闹分裂后他们的艰苦历程是可想而知的。这时，我们已经为四方面军的同志每人操办了一件棉衣。当时一下子要搞那么多棉衣，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向当地老乡购买棉花棉布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劝说一些商人，让他们把运往新疆的棉花和一些皮毛留下，我们打了收条，让他们向红军后勤部门去领取款项。

我没有见到张国焘，因为我们当时另有任务，把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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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留下就出发了。陈赓过去在鄂豫皖当过师长，他和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比较熟，留下他来欢迎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次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和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据我所知，中央和二方面军以前没有建立密码联系，中央为了引导二方面军到陕北来，曾经用明码电报告诉二方面军，中央在陕北。这也为会师创造了条件。任弼时同志见到我们时，找我们问及头年张国焘和中央红军分手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但未表态，态度十分冷静。

会师后，我见到许多原先在一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当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悲喜交集。从他们口里，我才知道四方面军自从在草地和我们分手后，就在川康边转来转去，也没有打开什么局面。四方面军加上原先一方面军留下的五、九军团，由八万多人拖得只剩下四万人。这次北上，分左右两翼，而右翼二万多人又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去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西路军”。这次到达陕北的只有两个军。

我还从他们口中打听到原先在一军团当过师长的李聚奎同志，正在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当参谋长。他的住地离我们还颇有一段路程。我写了一封信，把党中央有关决定也一并附在其中，雇请了一位回民，骑了一头毛驴给他送去，想不到居然送到了，李聚奎同志还写来了回信。

山城堡战斗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将西路军计算在内，总共只有三万人，可是力量集中了。

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急忙调了他的第一军、三军、三十七军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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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军等五个军，分成四路，追击正在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的红军主力。

很显然，敌人是想趁我军长途行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严冬已届，十分疲劳困顿之时，一举将我消灭。

当时，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第一军的四个师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的第三军，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部则由于他们当时已有不愿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并秘密地与我军建立了某些联系，故而采取了积极向其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

当我们转移到打拉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向海原以北转移时，海原之敌马鸿逵的第三十五师和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师曾向我侧后攻击。我一军团的一师和十五军团的七十三师进行反击，歼敌千余人，其余逃回海原。

当我军逐次转移到环县，隐蔽在山城堡附近时，敌人判断我军已向盐池方向撤退。胡宗南的第一军竟敢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其主力两个师直插盐池，十一月十九日侵占惠安堡，它的七十八师经预旺堡、古城，二十日侵占了山城堡。敌人企图从两翼合围我军于盐池以南地区。与此同时，东北军六十七军亦由预旺堡地区东进策应。

这正是打歼灭战的好机会。山城堡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隐蔽在山城堡南北地区，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即在部队中反复动员，无论如何要打好这一仗。这一仗对于稳定和开展三大红军主力会合后的陕北新局面有重大意义。而且不打也不行，如果不打，敌人一直跟上来，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是跟在二、四方面军后面负责掩护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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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部署是：只要敌人一进山城堡，我们一军团由南面向山城堡进攻，徐海东同志率领十五军团从西面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以截断敌人退路，萧克同志率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从北面向山城堡进攻。在战场上，规定由一军团统一指挥。彭德怀同志是野战军司令员，总的都归他统率。

十一月十八日，下发了由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联合署名的《决战动员令》，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原文如下：

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钧鉴：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斗，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毛泽东 张国焘 彭德怀 任弼时

朱 德 周恩来 贺 龙        

整个作战详细过程，我在《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一文中已经都讲过了。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指挥上的情况和战斗花絮。

当时对究竟打不打这个仗，直到部队展开以后，还是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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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状态。不主张打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队很疲劳了，敌人侵占山城堡后，又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不好打。我说，现在我们部队都已经展开了，怎么还考虑打不打呢?好打也要打，不好打也要打。至于说到敌人抢修了一些野战工事，这是部队野战时驻下后的常规，没有听说一个部队驻在一个地方不构筑工事而能安心睡觉的；这种野战工事，都比较简单。我把这个想法向左权同志说清楚了，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方开始打。后来，在几个部队接敌的过程中，又发生了锣齐鼓不齐的事。有的是因为当时通信联络不好，产生了误会。有的说来说去还是个领导决心问题。尤其是当左权同志告诉我说，杨得志已经带着二师插下去了，而有的部队尚未按规定到达指定位置，我就急了。我将此情况报告了野战军司令彭德怀同志。我说，我们的部队不但展开了，而且已经打响了。如果决心再动摇，即使本来是胜仗也会打成败仗的。我的意见得到他很大的支持。最后合围了敌人。

部队打得很英勇。十一月二十一日白天，敌人飞机来侦察，因为我们隐蔽得好，没被发现。战斗从当天黄昏打起，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结束。先截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然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战斗开始，五团政委陈雄同志亲自带领一排人，一下子就冲入敌人阵地。他们用手榴弹将敌人的临时堡垒一个一个地炸毁，一连占领十个堡垒，随后又把敌人几处主要阵地都拿下来了，敌人就溃败下去了。部队一追就和敌人混战在一起。这时天已经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也分不清敌我，枪也不能打，手榴弹也不能投，上去就摸帽子，摸着是国民党戴的那种帽子就拿手榴弹砸头。夜晚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白天的仗就比较好打了。经过一夜多的激烈战斗，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另外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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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也被我二十八军击溃。我们缴获了很多弹药，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不幸的是，五团政委陈雄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山城堡战斗后，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又发了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通令：

全体红军将士、全苏区人民钧鉴：

    甲、蒋介石此次大举向苏区进攻，不但不许红军抗日，反要消灭红军，消灭苏区，屠杀人民，命令胡宗南各军向盐池、定边、环县猛攻，并要向陕北苏区前进。

    乙、我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士气大振，坚决执行中华苏维埃军委之路线，消灭进攻之敌人，扩大苏区，实行抗日救国，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定(边)盐(池)南边之山城堡打了第一个胜仗，消灭胡宗南之一个旅。

    丙、这个胜利是粉碎蒋介石全部进攻的开始，我全体红军战士要更加团结起来，吃苦耐劳，执行命令，勇敢作战。我全苏区人民要帮助红军输送粮食，转运伤兵，搬运胜利品。白军来时，用坚壁清野对付之。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消灭全部进攻之敌而战。

    红军万岁!

    苏维埃万岁!

    抗日救国之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华革命军事委员会  

这一仗一打，把陕北的局势稳定下来了。由于红军的这一胜利，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此更坚定了与红军携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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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估计到这次战役后不久，西安事变就发生了。

我们接到西安事变通报的那天晚上，我和左权同志挤在一条炕上睡觉。老百姓把炕烧得太热，半夜里把炕上堆的谷子和我们的褥子烤糊了，也把我们烫醒了。这时正好总部来电话，说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抓起来了。部队听到这个消息，都没有再睡觉。那个高兴劲啊!这个人出这个主意，那个人出那个主意。有的主张把蒋介石杀了。有多少个意见啊!我和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处理，由中央去处理吧!那个时候，中央还驻在保安，后来张学良让出延安，中央才搬到延安。

西安事变后，形势发展很快。张学良要求我们红军向他靠拢，我们一军团就向西安前进，随彭德怀司令员的前线司令部，驻在云阳镇、三原一线。任弼时同志当时是野战军政治委员。那时候东北军对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敌对情绪了，不断有东北军的比较高级的军官到我们军团部来，我们中央的代表也住进了西安。我本人也一度化装进了西安城去镶牙。当时西安城内谣传很多，政治气候一日三变。为了安全起见，我镶牙未成，就返回防地。此后，我们就准备要抗日了。

抗日战争到来之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一军团一度从西安附近转移到宁县、正宁、旬邑、宫河镇一带整训，这对于日后一一五师的编成和开赴抗日前线作战，起了良好作用。 这时，以善于做参谋工作闻名的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同志，被军委调到野战军总部工作去了。随后军委指定由陈光同志代理军团长，孙毅同志为参谋长。

山城堡一战，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结束，在我们党的推动下，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进入谈判协商团结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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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阶段。

从此以后，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转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一军团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军团的番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一个光辉闪闪的历史名称。回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军团与红军其他兄弟部队一起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许多同志英勇地牺牲了，革命志士的热血从江西一直洒到陕北前线，染红了中国的半壁河山，也培养锻炼了大批革命干部。他们以后成为抗日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和解放战争埋葬蒋家王朝的骨干，有的成为新中国成立建军的栋梁之材。

长征途中的哈达铺改编，一军团曾经被编为陕甘支队一纵队，三军团编为二纵队。到达陕北，重新恢复一军团，把一军团、三军团原有部队合编为一军团。这里面除了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主力编为第四师以外，由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左、右江起义组建起来的红七军编为一军团的十三团，黄公略同志领导的原红三军编为一军团第一团，由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支部队井冈山会师后组建起来的老一军团底子编为一军团的一师和二师。这几支英雄部队汇聚在一起，把各地起义和艰苦转战的光荣传统带到一军团，所以一军团的战斗力比较强，在历次战斗中，经常成为主力部队之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军团牺牲了大批好同志。我所知道的光军、师、团职干部就有黄公略、王良、徐彦刚、胡阿林、刘海云、黄甦、吴皋群、肖桃明、沈联雄、李苗保、易荡平、赵云龙、李英华、陈雄、李棠萼、钟学高等同志。营以下干部战士则有成千上万人。他们为中国革命在祖国的大地上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和我们这些幸存者怀念和学习。尤其令人怀念的是长期参与一军团领导工作的左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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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后来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一军团确实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虽然也出了像林彪以及黄永胜、吴法宪等这些败类，但丝毫也无损于她的光辉!这就是我在回忆一军团这一段战斗历史时的一个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