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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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根据地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我继剑英、恩来、伯承同志之后，迅速撤离上海，先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到中央根据地，只不过是路过，目的是要到湘鄂赣根据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赣根据地工作的。因为一个人去那里不容易，听说湘鄂赣有代表在中央根据地开会，我到了那里就可以随他们一起去目的地了。瑞华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

组织上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形势已经大变，很多地下组织已经被敌人破坏了。像顾顺章这样曾在我中央特科搞了很久的人叛变，对我党保存在上海的核心力量来说，已构成很现实的威胁；而我又是和顾顺章打过长期交道的人，自然是及时撤离为好。何况根据地正在大发展，正缺人手去开展工作，我又是学军事的，根据地正是我为中国革命的直接用武之地。因此，一经组织上通知，我即匆匆地告别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同志，告别了瑞华和正呀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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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女儿，踏上了去中央根据地的征途，相期于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见。

我是和陈寿昌同志从上海结伴启程的。陈寿昌是个大革命时期就人党的好同志，他当时是中央特科专门负责安排交通的，后来一九三四年在湘鄂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我们先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乘小汽船，沿韩江北上，在大埔上岸，大体是从大埔经虎岗、永定、上杭县境，先到长汀，再转瑞金。这是一九二八年建立起来的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线，一九三O年归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领导。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被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去的。中央根据地从上海、香港购买药品、无线电器材，也都是经过这条路线。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自己也尽可能不开口讲话，因为我们不会讲广东话和福建话，口音不对会引起别人怀疑。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保持适当距离，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这样走了四五天(每天约走三五十里)，因为都是在白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又经常要赶到可靠的投宿地点，有时不得不赶路，有时又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时机。直到过了永定，知道已经到了根据地的边沿，才轻松一点，可以比较放心地赶路了。路上，我们都是穿长袍，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词。幸好许多难关都被我们闯过去了。

整个旅途对我说来倒并不生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我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上撤走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沁人肺腑。可惜这样好的地方，年年都有穷人被苛捐杂税逼得背井离乡，卖“猪仔”远走南洋，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红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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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我进入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得很周到。因为永定离赤白交界线并不远，显得有些衰败残破。以后到了长汀，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红四军入春闽建立的中央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长汀，我才见到熟人。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欧阳钦同志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他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见到他我高兴极了。在长汀，正赶上过新年。他告诉我的第一条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在我党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当天，福建省委就给我准备了一匹马。我骑着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了六十来里路——有一段还把路走错了，赶到了瑞金。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了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当晚在瑞金总部，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兴。剑英同志责怪我太大胆，说在长汀到瑞金的路上，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我向恩来等同志汇报了自从他们离开上海以后上海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有谁牺牲了，有谁叛变了，有谁又落荒了，更多的是汇报了留在上海继续斗争的同志们的工作情况。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浑厚、老成、平易、谦虚的风度，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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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分手以后，他如何带着失败了但不肯低头的队伍，辗转到了湘南又进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形。

我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自己初到根据地的感受。我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泽东同志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刚开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别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发生的宁都起义，红军一下子增加了一万七千多人。这时中央根据地的形势真是一片兴旺景象。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议论过，像第二次反“围剿”那样，红军横扫敌军七百里，这在战争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更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震动和分化，因此才有宁都起义。特别是我们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和国民党全国性政权对峙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中央根据地正处在威严赫赫的大发展时期。

到瑞金不几天，组织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赣根据地去了，确定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军委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去帮助工作。这个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新组编成的，当时肖劲光同志已经到五军团任政委，刘伯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权同志任十五军的政治委员。我们和赵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层军官谈话，说明形势，讲清政策，晓以大义，使他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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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安下心来当红军。这个部队在日后的作战中一直表现很好，是中央红军主力之一。

我由五军团回来，一九三二年一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同志。他与任弼时同志都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中央根据地的。

我到总政不久，即受领任务，参加二月初打赣州，到前线帮助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我因为刚进根据地，对情况不清楚，会上没有发言。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既然决定打，我作为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当然是极力动员大家打好。

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是赣南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说。敌人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座城市的。而且赣州三面环水，地形对敌人防守有利。但是我们打得很英勇，边打边挖坑道。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同志。指挥所离火线很近。我一直跟着三军团司令部行动。当时，我看了看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比较方便，而我们则屯兵于坚城之下，为兵家所忌。我建议我们要多掌握一点预备队，少了不行。当时三军团后边有五军团的十五军和十四军作预备队，随后，林彪任军长、罗荣桓同志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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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军也赶到了赣州西南方向的南康、新城、杨眉寺地区。我军利用坑道用黑色炸药炸城，虽然两次爆炸都炸塌了一段城墙，特别是第二次在东门炸开了一个二十余丈的缺口，但因为敌人预有准备，把缺口用火力封死，我军仍未能攻入城内。敌人罗卓英带了两个师由吉安等地分进合击，驰援赣州。罗敌四个团利用我们侦察警戒不严密的弱点，偷渡赣江成功，钻进了赣州城。敌人大部队一出击，我红一师大部分插到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部队被敌人截断了，一师师长侯中革被俘。幸亏五军团十五军手持大刀及时冲上前去打退了敌人，三军团在南门与东门的攻城部队才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从二月四日开始围城到三月七日被迫撤围，共打了三十二天，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了我们一次很大的教训。

到红一军团工作，参加打漳州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赣州战役刚结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调我到一军团工作。从此以后，我就一直以一军团为家，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近五年半，开始了我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带领一军团，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真是马不停蹄，以后长征北上，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那更可以说是戎马倥偬了。

本来，中央根据地早就有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建制，是由第一方面军的首长兼着一军团的首长，也就是由朱德同志兼一军团军团长，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一军团政委。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撤销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同志原一方面军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实际上也撤销了。朱德同志的兼一军团军团长，毛泽东同志的兼一军团政委，也随着一方面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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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撤销而撤销了。到了一九三二年三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重新成立一军团。三月十二日军委命令，提升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我任第一军团政委；三月十五日又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团参谋长，罗荣桓同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当时一军团下辖第四军和原属五军团的十五军。四军军长为王良同志，政治委员为罗瑞卿同志；十五军军长为黄中岳同志，政治委员为左权同志。两个军下面各有三个师，全军团总人数为九千四百九十八人。原属一军团的第三军则拨归了五军团。三月中旬在南康县唐江镇的一个祠堂里开了全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一军团领导的新任命。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讲了话，鼓舞大家执行新编制，迎接新任务。

为了确定新任务，中央局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三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开会，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攻打赣州的错误，极力主张红军的主力应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苏南、皖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同志则仍坚持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方针。据此，军委十八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兵分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城市。一军团和五军团受领了中路的任务。走到半路，毛泽东同志向我和林彪阐明了他的主张，我们觉得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正确，建议中革军委将我们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三月二十七八两天中央局开会，批准一、五军团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同志在长汀向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大意是：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他指出：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同时应该看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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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决定趁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敌人暂时无力组织新的进攻的空隙，乘红军大胜利的余威，由他亲自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与东路军向闽南进军的同时，彭德怀同志则带领三军团作为西路军向湘赣边去了。

在中央根据地那个时期，一次战役下来，只能短期整训，不能蹲在根据地腹地吃老米，得主动出击，开辟新地区，打土豪筹款，解决吃饭问题和扩充红军。广大红军指战员懂得这个道理，很愿意到新地区打仗。

在福建，我们作战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张贞的四十九师，其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东征动员以后，毛泽东同志一面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一面电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局书记)，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开展局面。若单纯在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面的文章很不好做。同时漳州地形难守易攻，于我有利。顾虑的是粤敌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后路，所以希望在赣南信丰的五军团尽快东调龙岩，否则一军团兵力单薄，后方空虚。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于是我们一军团从新桥、馆前一线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毛泽东同志则到上杭、旧县，向谭震林、张鼎丞等同志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务。四月二日，一军团离开长汀地区，经河田、涂坊等地，四月七日到达白砂。当天毛泽东同志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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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赶到白砂。四月八日一军团全部(含军团部、四军、十五军)到达龙岩西部约五十里地的大池圩。四月九日，部队一面在大池圩休息，一面侦察敌情地形，得知守龙岩的是张贞四十九师的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斗力并不强。毛泽东同志与我们军团几个领导人研究后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四月十日拂晓，十五军为先头，四军跟进，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十五军先消灭了小池的少量敌人，即向龙岩外围的要点考塘前进。敌一个团及一个补充营凭借既设阵地和炮楼负隅顽抗，我十五军行动受阻。红四军随即沿两侧坚决进攻，遂将考塘之敌包围全歼，随即于当天占领龙岩。龙岩之战，歼灭张贞一个多团，给了张贞以迎头痛击。龙岩一仗，为漳州战役的胜利打响了第一炮。

四月十一日，在龙岩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一军团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的经验和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总结龙岩战斗胜利的原因是，在白砂休息了一天，集结了兵力，直取龙岩；在大池圩隐蔽宿营，不去有敌人守备的小池，达到击敌不备的目的。教训是我十五军四十五师解决小池前哨之敌行动还不够迅速，致使龙岩有一部分敌人来得及逃跑，未能全歼。与会者都同意这个分析。对下一步行动，会上大家的共同意见是，张贞的四十九师共有九个团，在龙岩仅被我军消灭不到两个团。张贞与闽南地主资本家关系极深，当地交通与通信联络均较方便，不会轻易撤退，一定会在闽南某地集中兵力与我决战。于是我们确定的部署是，由罗炳辉同志率领的十二军在闽粤边的上杭、武平地区警戒粤敌，保障我军的后路和右侧翼。一军团则索性在龙岩休息，让敌集中，待五军团赶到，东路军主力会合以后再向集中之敌进攻。五军团于四月十四日到了龙岩，即以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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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长徐彦刚同志率领，与一军团一起参加进攻作战。这个行动计划报告了军委并得到批准。后得知张贞的部队全部退守漳州。我军即由龙岩出发，经和溪、龙山一线，于十五日即赶到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十六日，我东路军总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马山组织了敌情地形侦察，确定了我军进攻部署。当时张贞防守漳州的兵力为四十九师一四五、一四六两个旅加上地方靖卫团、保安队等共八九千人。两个旅的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敌人控制在漳州市内，其主阵地在大尖山、十二岭到天宝以北。这里地势险要，山岭起伏，北扼天宝大山，南靠宽阔的龙江，要进攻漳州，必先突破这一线阵地。据此，我军确定以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以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的敌人，以三军为预备队。十七日四军越过龙江支流东溪，到达大尖山北的南坪、内洞一线进攻出发阵地，三军也进到这一地域。我军本拟十七日即行进攻，但十七、十八日连降大雨，河水陡涨，视界迷濛，而且道路地形都不熟悉，所以推迟到十九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我担任主攻部队红四军的先头十一师在第十师的配合下，向杨梅岭、十二岭和风霜岭的敌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十一师师长为刘海云，政委为刘亚楼，下辖三个团。三十三团作为师的先头部队四月十七日由政委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率领，克服河水暴涨的困难，抢先渡过东溪，掩护全师展开，并受命担任从正面配合十师的部队攻占大尖山东侧的敌人阵地，尔后直插漳州城郊的天宝。三十一团则由团长吴皋群和政委宋成泉率领，绕到敌后攻歼大尖山守敌。当时规定整个师一定要等绕到敌后的三十一团先打响后才能发起攻击，以利全歼敌人。三十二团则由政委杨成武率领，随三十三团后跟进，扩张战果。整个战斗几乎都是按我们预定的作战计划实现的。我们与在城郊大尖山到天宝一线据险顽抗的敌人一个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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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激烈的战斗。天宝阵地被我攻占后，敌人的防线即全面崩溃，这个旅大部分当了俘虏，被我们消灭得干干净净。敌人从漳州城开来一部增援，在天宝东南遭我军迎头痛击，又被打了回去。十五军在助攻方向的进展也很顺利。他们在南靖至宝林一线，由左权同志率领四十四师(师长王洪章、政委刘英)打前锋，佯攻宝林桥，强渡芗水，配合主攻部队把沿途各点的敌人歼灭或击溃了。张贞吓得赶紧将城中弹药库焚毁，率残部弃城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方向逃窜。四月二十日我军遂占领漳州城。然后又相继占领离厦门不远的石码(龙海)和漳州以北的长泰，以南的漳浦、云霄、平和。在石码，我们晚间站岗的哨兵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军舰上射出的探照灯光了。

漳州战役，敌四十九师大部被歼，俘敌一千六百多人，张贞从此就一蹶不振，其残部大部分逃到了闽粤交界的海滨城市诏安，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漳州战役之所以能获得胜利，首先是我军行动神速，大部队在丘陵地运动，两天赶路一百五十多里，使敌人来不及组织充分的防御；其次是战役决心正确，部署周密，尤其是选择了恰当的主攻方向；第三是我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在龙岩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士气更加高昂。漳州战役我军也有弱点，以一万五六千人对敌八九千人，并不占绝对优势，兵力不够分配，所以只能在漳州西北一线正面进攻，没有能派出一支部队迂回漳州以南，断敌退路，致使残敌四千多人(大多数是靖卫团)得以漏网。

四月二十一日，在漳州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工作，决定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十五军在南靖到天宝一线，三军、四军在漳州附近，进行下列工作：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重点是搜查反动党政军机关、旅馆和地主豪绅住宅；向群众宣传，分发谷物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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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第二，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许拿非公用品，不许打破东西，维持革命秩序。第三，军事上准备随时打击来闽的广东敌人。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三军、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在漳州城内听毛泽东同志作报告。他总结了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布置了下阶段的任务。除了形势部分而外，他讲的大体上就是师以上干部会议确定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很有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在漳州开会的同时，十五军在天宝、南靖也开了同样内容的会议。两处会议由我和林彪分头参加。

这次部队进入漳州城，对部队的入城纪律、政策观念，是个很好的考验。当时的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侨眷很多。红军部队在漳州纪律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所及，决不只限于漳州范围。

部队当时的入党城纪律是良好的。二十日上午八点开始入城。有的部队入城时，还将全团司号员集合在队伍前面鸣号作先导，步伐整齐地开入市区。毛泽东同志身穿制服，头戴草帽，骑着一匹黄马，也随队入城。城外的部队无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入城。街上除宣传队、调查敌产的工作队员和有特殊标志的巡逻队外，很少见到军人。

部队在漳州执行的政策，前面说了，都是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开会拟定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三O年亲自指挥部队打开过吉安，规定过一些政策。这次规定得更完善了，强调红军进入漳州后商店照常营业。对敌产我们没收，仍打土豪，可是对一般工商业，我们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

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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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

打开漳州以后，部队很快分散，四军在漳州、石码、长泰等地，三军在漳浦，十五军在天宝、南靖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可是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林彪。北伐到武汉，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这次我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而在漳浦发生的分歧，的确是原则分歧，是我们红军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执行什么样政策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民心的向背，关系到新开辟的地区能否巩固和发展。我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仅得不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我说：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我回答他，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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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政策的倾向。

部队在漳州，也有无意中违犯纪律的，那都好纠正。比如语言不通引起的隔阂，那时的福建比现在闭塞，历史上称为“百越”，隔个州县讲另一样语言。我们部队初去，有些闽西人也不太懂闽南话，引起过一些误会。再就是漳州一带，侨眷很多，比较有钱，穿得也比较阔气。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农村，见着穿毛料绸缎拿文明棍戴眼镜的，有时误认为他们都是土豪，把他们捉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发现后，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把误捉的都释放了。通过这件事，使部队得到了一次很深的教训，即办事情要注意调查研究。我军作为工作队，在漳州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部队整训等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个多月中，我军共筹款一百多万元，还有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资，绝大多数送到当时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总部所在地长汀和瑞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在财政上、物资上都很紧缺的困难。群众参军的共九百多人，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像担任过四野作战处长、现在原总参谋部工作的苏静同志，像先后任过一军团和新四军的组织部长、后来牺牲在上饶集中营的李子芳同志，都是在这时候参军的。部队也充实了，五月份我东路军曾作了一次兵力统计，共有一万六千多人，内一军团九千六百多人，五军团(缺一个师)六千六百多人。我军在当地还组织了游击队四百五十多人，日后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在漳州、石码觉悟高的工人中成立了三千多人的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向贫苦群众发放了谷子四万多石，还有其他物资，使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起来。

五月二十七日，我们接到原总参谋部通报，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入侵赣南或闽南之说，又得悉十九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五月二十九日接军委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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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军的下一步任务是开赴赣南，与入侵赣南根据地的粤敌作战。接命令后，我东路军于六月初分别离开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部队在漳州打了胜仗，情绪很高。一军团、五军团的军需服装都解决了。大家还轮流看了一次无声电影。红军看电影，这在全国红军中，还是首次。

一军团的部队，在漳州照了一张有数千人参加的大照片，这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漳州缴获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我和林彪还在飞机前面照了一张照片。这两架飞机都是小型侦察机，一架缴获时就不能开，一架能开，由一位朝鲜同志把它开回瑞金。

由于这是我带领部队首次攻入一座城市，经验教训都比较深刻，所以以后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每逢攻打一座城市，我都引用进漳州的事例，提醒部队应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

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战术指挥上也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至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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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第二，他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假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比如这次作战，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这次打龙岩是“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池圩宿营，不去小池”，所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决定打漳州，是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才形成作战拳头的。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

毛泽东同志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他估计我们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是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即“以龙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在漳州，“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漳州战役，是我第一次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他的领导才能，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由衷地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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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

打漳州以后，一军团参加了有名的水口战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提到这次战役，有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也是红军史上著名的恶仗。

打这次战役的历史背景是：正当我东路军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西路军在湘粤赣边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五月中旬，蒋介石调集六个师的兵力，在何应钦指挥下，对我三军团实施围攻。三军团被迫撤出上犹、崇义根据地。粤敌以两个师侵占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另以一个师侵占信丰，向于都窥进，我赣南根据地受到粤敌巨大威胁。

为了打击粤敌，我东路军奉命回师赣南，然后再西向南雄。六月二日、三日，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我一、五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出发向西。六月份，闽、赣两省天气已经非常炎热，长途行军很疲劳，再加上各种疾病的困扰，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但大家情绪很高，听说是为了保卫赣南根据地，互相鼓励，迅速向赣南开进。

开进途中，要路过一些地主的土围子。打这些土围子是件麻烦事。他们一般以几十或几百人的兵力凭险据守，筑有比较坚固的工事，我们兵力多了用不上，兵力少了不容易打下来。六月十三日，一军团到达闽赣边的大禾，就遇到这样的一座土围子。这个土围子我先去侦察过，遇冷枪袭击，一发子弹打来，擦耳而过。本来我已决定放弃侦察，绕道通过。王良同志不知道，又去侦察，结果被冷枪击中，折了我们一员好将。王良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四川人，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贯作战勇敢，待人热情诚恳，对他的牺牲，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痛惜。王良同志牺牲后，只得由周昆接任四军军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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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进途中的一个波折。

六月下旬，我们到达赣南天心等地。东路军的番号取消了，受方面军直接指挥。因为六月中旬我军又已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朱德同志兼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同志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南雄水口战役就是由他们几位指挥的。我们在赣南接到方面军命令，指出粤敌共十二个团，分别窃据赣南的赣州、南康、大余、上犹、杨眉寺、信丰等地，另外在广东南雄及其附近有六个团，统归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在赣州北有蒋介石的五个师，在湘南有何键的两个师。我们一、五军团和独立三师的任务是，由信丰南部进窥南雄，使敌人以为，我军可能要取韶关甚至广州，估计各路粤敌必将回援南雄，我一、三、五军团、十二军及独立第三、第六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余汉谋以最大的打击。无疑，这个命令对敌情的判断和下达的决心都是正确的。

接命令后，我一、五军团不顾天气炎热、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即急行军经信丰南部渡过桃江，六月底七月初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

先是我三军团在池江与粤敌四个团遭遇，经过激战，敌退守大余。方面军判断退守大余的这股敌人可能要退南雄，命令一、五军团开向梅关、中站一线，准备与三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敌人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七月初，我们一军团击溃梅关守敌一个团，控制了梅关要隘，首先完成了南面的部署。后来三军团围攻大余，大余的敌人凭险固守不动。但三军团却误报大余守敌已经向仁化逃跑，方面军当即命令五军团迅速直插南雄以南，防止南雄的敌人向南逃跑。当方面军知道大余的敌人没有动，而粤敌第四师却离开信丰到达九渡水，正向南雄撤退，又命令五军团迅速返回湖口待命。

七月七日，粤敌第四师到达乌迳。这时陈济棠命令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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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第三、第五师到达南雄增援，并以一部向我中站方向出击，当天到达新迳附近。方面军命令林彪和我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命令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负责歼灭敌第四师。

八日凌晨，五军团在向乌迳开进中发现敌第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过村，隔河与敌打响。五军团以十三军在正面攻击，以三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很快击溃敌人两个团，敌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我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跑，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的由我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没有赶往水口。九日，余汉谋一面命第四师固守待援，一面命独立第三师和独二旅紧急由南雄驰援水口。九日中午南雄援敌与第四师会合，即以优势兵力向我猛扑，我五军团错把九个团的敌人当成三个团打，双方激烈拼杀，我军伤亡很大，五军团处于困境，好在陈毅同志领导的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

七月九日下午，我们接到方面军命令，要一军团与十二军紧急开向水口增援五军团。十日拂晓我军到达水口战场，即会合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向敌人勇猛冲杀，双方激战在水口周围，浈水河畔。我军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手持大刀与敌人肉搏，一时战场杀声震天，使敌人受到重创。但终因三军团未能赶到，敌我兵力基本相当，经几个小时战斗，只将敌人击溃，敌逃回南雄。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

三军团赶到水口时，我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告诉我，一、三军团分兵以后，他们在湘赣边扩军四十个营，我们可以放手打，兵员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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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对水口战役作了总结。他说，水口圩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当时兵力摆得并不少，也是想集中起来歼灭敌人，但是由于部队一再误报敌情，领导决心一再变更，自己乱了步骤，兵力并没有真正集中起来，以致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这次总共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却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水口战役以后，我一军团在南雄以东的粤赣边一面休整，一面打土豪筹款，待命行动。以后奉命北上，我们自七月下旬即逐步北移，经崇仙、安西、吉陂、信丰、长洛等地，再渡过于都河，于八月上旬到达兴国南郊。

八月初，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这两个会议决定，一是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二是对红军进行整编。在这次整编中，将五军团的第三军正式编回一军团，仍由徐彦刚同志任军长，朱瑞同志任政委。

整编刚结束，八月八日中革军委重新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下达了一、三、五军团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

乐安、宜黄守敌为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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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团，这股敌人离中央根据地最近，又比较弱，因而先消灭二十七师，进行乐安、宜黄战役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接到命令后，我们与兄弟部队随即北上。因为是在根据地里行军，群众条件好，军委又命令我各军团行军开进要严守秘密，封锁消息，所以八月十五日当我军到达招携、东韶一线时，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

八月十五日接到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签发的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此时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也在方面军随军指挥)。训令指出，乐安守敌为孙连仲二十七师第八十旅的两个团，城周围筑有工事，由林彪任攻城总指挥，我为政委，统一指挥攻城作战行动；五军团在城南作预备队，三军团在东北部警戒宜黄、崇仁之敌。八月十六日进攻乐安的战斗打响，开始由三军攻城，未能成功。十七日我们即决定改由四军为主强攻乐安城。战斗凌晨打响，当时乐安城被我军四面包围，攻城部队搭上云梯，前仆后继，勇猛冲击。我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很快突入城中，打开城门，别的部队由此涌进，到中午就结束战斗。二十七师第八十旅(两个团另一个营)共三千余人，从旅长、团长直到勤杂人员全部被歼，无一脱逃。攻乐安当天，敌人飞机前来袭扰，被我们击落一架。当时在中央根据地击落敌机是件新鲜事，同志们都很高兴，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八月二十日，三军团进攻宜黄之敌二十七师的另两个旅。八月十八日我们接到方面军命令，要一军团配合三军团攻宜黄。接命令后一军团除留第十师在乐安打扫战场，其余部队即向宜黄急进，十九日全军团到达宜黄西北的官仓前至凤岗圩一线。同一天，方面军再次命我一军团在宜黄西北地区，一面佯攻宜黄城北门，吸引部分敌兵力，一面在北部警戒崇仁、抚州之敌的增援，另向龙骨渡方向派出游击。我们把佯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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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任务交给了三军。二十日拂晓，宜黄战斗打响。当天下雨，宜黄城周围地形开阔，城外工事较多，三军团攻击一天未能奏效。遂改为夜攻。当夜天转晴，月光如昼，三军从西北门攻进城内，三军团也同时攻进西南和东南门。守敌大部被歼，一部分出东北门向龙骨渡逃跑。我三军奉命追击，二十二日在龙骨渡又将逃敌千余人截获，大部俘虏。这样，高树勋的这个师除高本人带少数人逃走以外，其余全部被歼。

由于我军连克乐安、宜黄，抚州、崇仁、南城、南丰的敌人受极大震动，吓得南丰毛炳文师急向南城靠拢，我红十二军于二十三日乘胜占领南丰。

一周内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连克三城，俘敌五千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我军广大指战员莫不感到欢欣鼓舞。

乐安、宜黄战役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首先是找靠近我根据地比较突出的弱敌打，决心下得正确；第二是乐安、宜黄当时虽已筑有部分工事，但不坚固，有利于我攻城；第三是我军行动迅速隐蔽，出敌不意，使敌人来不及逃跑和增援。当然最基本的是我红军指战员的勇敢善战。

到建宁、黎川、泰宁开辟新区，鏖战浒湾

乐安、宜黄战役以后，我军想乘胜攻取南城，一、三、五军团遂到达南城外围。当时南城守敌有三个师的兵力，而且工事也很坚固。毛泽东同志经过冷静考虑，毅然改变预定计划，命令我们主动撤退，到新占的地区做群众工作。九月上旬敌人派六个师的兵力重新侵占了乐安、宜黄、南丰，因为不明我军虚实，没有再敢前进。我们就在中央根据地北部，一面派出小部队游击，寻找战机，一面发动群众，进行休整，搞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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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未来作战作准备。

十月中旬，我们接到命令，敌人正在向中央根据地周围集结兵力，在北面、西面已经集结了二十个师，着手部署第四次“围剿”。我军则决定利用各路敌人还没有准备就绪的时机，到东面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建宁、黎川、泰宁、邵武等地区，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根据地，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

命令规定，我们一军团为中央纵队，任务是消灭建宁、里心的敌人；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消灭泰宁、邵武的敌人；三军团为左纵队，消灭黎川的敌人。接到命令后，一军团很快集中到广昌西南的头陂，分两路向建宁开进。林彪率领第四军经尖峰、客坊向建宁，我率领第三军和军团部经水南、里心向建宁。当时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守敌是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和周至群的新编第四旅。建宁、里心的敌人是新编第四旅，还有一些地方民团，当然不是我们的对手。周至群知道我们大军东进，十月七日就弃城逃跑，我们消灭了一部分民团，比较顺利地占领了里心、建宁。随后不久，三军团和二十二军也相继占领了黎川、泰宁。我们就在建宁、里心、客坊、安远这些地方建设新根据地，打土豪，筹集资财，都获得了相当成绩。实践证明，东出建宁、黎川、泰宁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虽然消灭的敌人不多，但开辟了一块大面积的新根据地。

我刚到建宁不久，方面军领导机关也来到建宁，因为他们是随一军团跟进的。我看到方面军领导同志里面没有毛泽东同志。有位同志告诉我，毛泽东同志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受了批评，并于十月十二日免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岗位。以后又陆续知道，批评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理由是，说他反对打赣州是反对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乐安、宜黄战役后放弃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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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是重犯了分兵筹款的错误；说他提倡诱敌深入、找弱敌打等正确主张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我听了深感不平和忧虑。我在中央根据地十个多月的实践，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在指挥上是正确的和有才能的，他在一军团广大指战员中有崇高的威信，撤销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将不可避免地会对今后的作战行动带来消极后果。

毛泽东同志被免职以后，即由周恩来同志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建黎泰新根据地做群众工作，不断受到敌人小股部队袭扰，我们也进行了回击，一般战斗规模都不大，只有十月底那一次仗打得大一点。十月底，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向黎川进攻，我三军团主动撤出黎川。十一月一日，敌人第八师的两个团由南丰向黎川进犯，当天黄昏，与我们一军团的第四军和三军团的一部在沧浪附近遭遇，经过激战，敌人被我们击溃，退守筑有堡垒的石沟圩据点。第二天我军再次进攻石沟圩，未能攻克，到傍晚双方各自撤退。十一月三日，我们与三军团一起向黎川开进。敌人看到我们两个主力军团出动，不敢较量，又主动放弃黎川。于是我们与三军团一起重占黎川。以后我们就在黎川附近游击和筹款。这一带比较富，筹款成绩比建宁那里更好一些。

十一月中旬，方面军命令我们继续北上，到资溪、金溪等地区打击敌人，发展新区。十月十七日，一军团的第三军出敌不意攻打资溪，击溃守敌第五师的一个团。十九日三军又乘胜攻占赣东北重镇金溪，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陈诚分别命令南城的二十四师和抚州的二十七师(在乐安、宜黄被歼后重建的)向金溪合击。在南城东北的礼西赵附近，我们一、三军团配合，消灭了许克祥二十四师运动中的一个团。以后没有能再捕捉到有利战机，敌人也没有大举进攻。我们一军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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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溪附近征集资财。十二月中旬，一、三军团曾经向东到福建进攻邵武，企图消灭十九路军在邵武及其附近的十个团。我们一行动，敌人就集中到邵武城里，坚守不出。彭德怀同志认为我军进攻兵多城坚的邵武是不利的，建议放弃攻邵武。方面军领导同志同意了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我军就又回到黎川附近筹款，打土豪。

我们这次打下了资溪、金溪，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东北发展，以沟通赣东北根据地与我们的联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策。

一九三二年底，我们接到命令重新北上攻打黄狮渡和金溪。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经过誓师，士气振奋。

一月五日、六日，三军团和二十二军在黄狮渡首战告捷，消灭守敌第五师的第十三旅大部，俘虏一千多人，旅长周士达被活捉。这时徐彦刚同志已经担任一军团参谋长，他在率领一军团一部分配合三军团作战中，冒充敌人军官搭上电话线与敌人通了电话，得知抚州、浒湾敌人向我金溪、黄狮渡进攻的部署。一月七日方面军给一军团下达了歼灭浒湾之敌的命令。命令指出，敌人在浒湾及其附近有孙连仲的一个师、吴奇伟和周至柔的各两个师共十四个团，其企图是兵分两路，一路攻占金溪，一路攻占琅琚、左坊、黄狮渡。我军决定以三十一师为右翼队，在金溪以西公路北侧吸引钳制和阻击可能由琅琚、白沿方向来犯的敌人；以一军团、二十二军组成中央队，作为歼灭浒湾出犯之敌的主力；由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的三军消灭向黄狮渡进犯之敌。浒湾战斗一月八日上午九点半打响。一军团四军由金溪沿公路向西进攻，在金溪通浒湾的公路中间点枫山埠附近与孙连仲、吴奇伟各一个旅共六个团的敌人遭遇，遂在公路两侧展开激战。此时我们令三十一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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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军团作战，二十二军作预备队。敌人抢先占领了公路北侧制高点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又有飞机大炮助战，猛烈地向我投弹扫射和轰炸，战斗非常激烈。我们在远处看到，在一片地域不大的战场上，硝烟弥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夹杂着双方厮杀的呐喊声。我军虽然勇猛冲杀，但态势对我很不利，我十一师师长陈光同志、十师师长李锡凡同志都先后负伤，别的指战员伤亡也比较多，部队一度有招架不住之势。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军团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急忙赶到前沿阵地直接指挥战斗，振奋了士气，稳住了阵势。我军随之不断发动猛烈的攻击，敌人死伤比我军更惨重，至中午逐渐向西溃退。下午一点多，吴奇伟为了挽救败局，由浒湾增兵两个团，在浒湾附近的唐岗铺会合溃退之敌重新反扑。至下午三点，我们命二十二军投入战斗，猛攻敌人，激战一小时以后敌人再也支撑不住了，开始全线溃退。溃退的敌人经过浒湾，不敢停留，直接向抚州逃窜，可见敌人惨败的狼狈情景。当晚我们军团部即进占浒湾。二十二军追击逃敌一直到抚州城边，途中又歼敌一部。与此同时，徐彦刚同志率领三军，配合三军团击溃了向琅琚、左坊进攻的周至柔六个团的敌人，歼灭一部，余敌也向抚州逃跑。到一月九日凌晨，浒湾战斗全部结束。

浒湾战斗，我军共歼敌两千多人，大部分打死，俘虏一部，缴获武器弹药较多，使孙连仲新组建的二十七师遭到歼灭性打击。我军伤亡也不小，最令人痛惜的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配合黄狮渡和浒湾战斗，率部队阻击南城出犯之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我们党为了纪念这位好同志，一九三三年一月由毛泽东同志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

黄狮渡和浒湾两次战斗的胜利，吓得由南城出犯企图配合周至柔夹击我军的李云杰师，和由南丰出犯企图进窥我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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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的毛炳文师，赶紧缩了回去。经过这两战的胜利，给了北线敌人以一次较大的打击。我军士气也更加高涨，为日后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造成了有利条件。

浒湾战斗之后，一军团继续留在浒湾至金溪一带活动，一面待命，一面征集资财，后送伤员、俘虏和战利品，一面北向东乡、余江等地游击侦察。当时周恩来同志建议，我主力红军北上贵溪等地，打通与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然后待抚州等北线敌人出动增援或进攻我军时，在抚河到信江之间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张，我们军团领导人是支持的。但遭到中央局别的几位同志的极力反对，理由是我军远离根据地(赣东北也是根据地)作战于我不利，另外又怕我军主力北上后，敌人大举向中央根据地进攻，无法抵御。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敌人作战的主要目标始终是针对着我军主力的，这早就为当时的战争实践所证明。在中央局的一再催促下，我军终于在一月底，将红十军接应过信江以后，离开浒湾、金溪地区，经黎川、团村、西城桥等地，在杨林渡渡过盱江，于二月上旬到达南丰前线。

反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冬天，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陆续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敌人的主要部署是，以蔡廷锴为左路总指挥，指挥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又一个旅，向我闽西根据地进攻；以余汉谋为右路总指挥，指挥在粤北、赣南的粤军六个多师由南部向中央根据地进攻；以他的嫡系陈诚为总指挥，指挥十二个师为中路军，再加上散布在我根据地周围各点的十三个师配合。这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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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便成为进攻中央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左、右两路军策应中路军行动。蒋介石的企图是想套用一九三二年秋他进攻我鄂豫皖根据地的经验，以中路军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的强大突击兵团，向我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各点分进合击，将我主力红军截断在广昌到建宁一线以北决战而消灭之，并乘机侵占我新开辟的建黎泰根据地，尔后再伺机攻犯我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是由周恩来和朱德同志指挥的。他们仍然沿用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所以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敌人在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将它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在战场上出现了分为甲乙丙种的所谓“整编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另外还有一个团，一个师共五个团。各师人数略有不同，比未整编前的师充实多了。那时候轻机关枪刚到中国，参加“围剿”的国民党的整编师就装备了轻机关枪。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之前，我们也在进行整编，目的在减少指挥层次，充实基层战斗力。一九三三年一月，一军团遵照中革军委东沙会议的决定，在黎川三都进行整编，决定撤销第三军和第四军番号，军团直辖第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并奉军委命令，将第三军军长徐彦刚调任一军团参谋长，将第四军政委罗瑞卿调到军团任保卫局长。可是，整编还未完成，第四次反“围剿”快开始了。直到浒湾战斗结束，才将三军、四军两个军部完全撤销。

“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分进合击。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敌中路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二月十二日，我军主动进攻南丰。敌人为了救援南丰，寻找我军决战，竟敢以其第一纵队的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前进。由于敌人是由西北向东南行军，它的整个右侧翼就容易暴露在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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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于是我军迅速从南丰撤退，隐蔽地集中了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西地区，然后从两翼北上包抄，于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在宜黄南面的黄陂一线山区，将敌人两个师基本歼灭。这就是有名的黄陂山地大兵团伏击战。随后三月二十一日在东陂、草台冈附近，又歼灭了它第十一师的大部和九师的一部。这就是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一个总的轮廓。

以上两次主要战斗，都是一军团和三军团、五军团等主力结合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并肩打的。

黄陂之战，是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中一次规模最大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参加这次作战的有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具体部署是这样的：当时敌人五十二和五十九师二十六日从乐安出犯，分别取道向黄陂、东陂前进。同时，驻宜黄之敌第十一师也有向神岗、党口前进的模样。方面军判断敌人的企图是要南下建宁、广昌，寻求我主力决战。但是敌人一路之上，前后左右，都遭到我各独立师、独立团、赤卫队的袭击，不知红军主力究竟在哪里。殊不知我军主力早已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由南丰附近，隐蔽地转移到东陂、河口之线集中完毕，中革军委决心歼灭由乐安出犯的这股敌人。当时中革军委决定，兵分左翼队和右翼队，秘密地向北包抄敌人。右翼队为五军团和二十二军，他们从横石、侯坊，沿着东陂一线，进至黄陂，向西迎击敌人，并负责掩护我军的右侧背。左翼队为一、三两军团和二十一军，由一军团统一指挥。二十五日，左翼队分别进抵金竹、郎源一线，二十六日沿金竹、王都、竹坪之线，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逐次以由左向右的顺序，迅速消灭敌五十二和五十九师。

这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山野昏暗，浓雾浸没山头，傍晚更甚，夜间漆黑，道路泥泞，滑得很。我们带着队伍为了取得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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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行路线前进的军事效果，有时根本走不上路，只能披荆斩棘，向着黄陂、蛟湖、登仙桥——预定的作战地域前进。二十七日拂晓以前，徐彦刚参谋长和罗瑞卿保卫局长，带着七师、九师和一个炮兵连在右；我和林彪带着十师、十一师在左，分别到了伏击阵地。三军团在一军团的右翼，与我们平行开进。部队展开不久，我和林彪就到了蛟湖以北十一师的指挥阵地，他们的左邻为十师，右邻为九师。十师隐伏在面对着通登仙桥大路南之东北山上，十一师则在坳下集结待命。我们到达十一师时天还未明。听完师长刘海云和政委刘亚楼压低声音所作的报告以后，我们审思了一会儿，即表示了同意。我说：“对!你们加强西北面是对的。我们是先把敌人放进来，然后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三十三团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要暴露过早，敌人来时，要大胆地放他们往前走，东南面还有三军团，放过去是跑不掉的。打响以后，三十二团从右翼掉头往北打，动作要猛一点，求得一下截住敌人。三十一团要机动，必要时以一部分兵力控制有利阵地，防止敌人向西夺路逃跑。”林彪还专门检查他们侦察员派出去了没有。从十一师回到军团指挥所，天刚麻麻亮。军团指挥所和十一师指挥所设在同一个山头上，相距并不远。从军团指挥所，我们也能直接观察到敌人来的必经之路。不过天亮的时候有浓雾，在伏击阵地上，往外只能看到一个个山头，像一座座孤岛，时隐时现。直到上午九点多钟，远远地听到一些人喊马嘶的声音。侦察员来报告说，敌人已经朝着我们阵地前面过来了。日出雾散，果然看见敌人一队队过来了，隔不远还有坐轿子的，是他们的军官。敌五十二师共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我们看清楚敌人的时候，前面已经过去一个旅，这个旅后来在大龙坪东边被三军团消灭了。过了一个团又一个团，一共过了四个团。敌人大摇大摆，毫无戒备，显得很了不起。我说，我们沉住气，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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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气，敌人这样大的部队进根据地来，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果然，最后来了辎重部队，还有一个团在后面掩护，没有进入伏击圈。这样直到敌人四个团加辎重部队确实已进入口袋，我们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像天崩地裂似地爆发了震动山岳的枪炮声，把敌人的师部和四个团加辎重部队，压到了蛟湖北面我军的伏击阵地。这时，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以一个团冲锋、一个团掩护的办法向我阵地猛冲，企图突围逃跑。打到后来，敌人东奔西突，想夺路逃跑，果不出所料，他们是企图从西北面突围。我赶到了十一师三十二团的指挥阵地，刘亚楼也到这个团的指挥阵地。凭肉眼就能看出，向西北突围的敌人，持短枪的不少，似乎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和他们认为得力的掩护部队。而且它越攻越接近三十二团驻守谷口的山头。我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对该团政委杨成武说：“这是紧要关头!”杨成武很激动，扬起驳壳枪，边跑边喊：“同志们跟我来，冲呀!聂政委刚才讲了，这是紧要关头，冲呀!”他带领部队迅速将这股敌人压到了谷底，与友军一起展开了捉俘虏竞赛。这时，我手头只有一个特务连，就带着他们也冲了下去。徐彦刚同志在阵地上看到我，连连向我大声喊着，你不能来，你不能来，意思是要我注意安全。当时这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我顾不得这些，带着那个特务连冲了下去。只见敌人的军官到处东奔西窜，嗷嗷乱叫，一个个束手被擒，那真是痛快啊!那时蒋介石实施连坐法，敌人后卫一个团在登仙桥附近眼看着主力已被歼，它仍然不退，被刘海云同志带着他那个师把这个团歼灭了。

从发起总攻不过三小时，三军团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我们消灭了敌人的师部和一个旅加辎重部队，这样，就将五十二师消灭了。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战斗一开始就被我打伤后活捉。这位李明其人，我知道他原是林虎的部下。他很骄狂无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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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入我根据地，竟不知道行军要加强侧翼警戒。当他的部队进入大龙坪地域时，侧翼全无警戒，真是自投死路，骄兵必败。在我们消灭五十二师的同时，我五军团在北线对五十九师发动了进攻。五十九师大部企图向乐安溃退，少数散布在大路两面山上激烈抵抗。不过由于五十二师已遭歼灭，五十九师就孤立了。它一度寄希望于由宜黄经河口出击的敌第十一师的增援，但远水不解近渴，且有高耸绵亘的摩罗嶂大山阻隔其间，我军右翼队又有强大的阻击部队，野战司令部还掌握着二十二军作预备队。二十八日拂晓，我军又发动了一次总攻。随着整个围歼战的发展，各个部队战术上的直接配合越来越密切，许多阵地都是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主动配合，共同夺取下来的。如二十一军的部队配合我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解决登仙桥西端高地附近的敌人，三军团七军的部队配合一军团七师的部队歼灭由蛟湖大道突围的敌人等等。至二十八日十一时许，敌五十九师除两个团的残部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在摩罗嶂东麓山谷中。于是，我军分头在摩罗嶂一带搜山抓俘虏。这一带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敌人的溃兵。有些溃兵自动把武器架起来，请红军派人去收缴。战斗到最后，敌人有些成建制的部队也被败阵下来的溃兵冲散了，乱成一团，失去了战斗力，都当了俘虏。最后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人的第五十九师师长。我们知道，五十九师师长叫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发动部队继续搜查。后来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至于武器弹药，山山谷谷，丢得到处都是。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还未开箱就被我们缴来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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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我军歼敌约两个师，光俘虏就有一万多人。可惜，当时我们不太重视争取俘虏参加我军的工作，除军官以外，不久就将俘虏兵全部释放了。

紧接黄陂大兵团山地伏击战不久，三月二十一日，又打了一个大仗，即著名的草台冈战斗。因为到了三月份，敌人仍在继续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但是他仍然无法获知我主力所在。虽然敌人这次改变了战术，不是采取当初的分进合击队形，而是组成两个纵队，向我根据地纵深用交叉掩护的办法徐徐前进，但是我们主力仍然可以转到它前进方向的侧翼，用各个击破的战法，看准它薄弱的一路，予以歼灭。

草台冈战斗就是这样打的。到三月二十日，敌人打先锋的吴奇伟的二纵队，已前进到甘竹、罗坊、朱坊、新丰之线，企图是要夺取广昌。而由其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一纵队，则居后，滞留在东陂、五里排、草台冈这一线，也有向东前进的模样。罗卓英指挥的有李延年的第九师和肖乾的第十一师，以及从黄陂逃出的五十九师两个团的残部。在一纵队的后边，还有原属于第三纵队的七十九师两个团，滞留在宜黄至河口之线待命。这样，从敌军整个态势来看，它由宜黄到广昌的甘竹，形成了一个由西北转向东南的，虽有纵深配备，但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的长蛇阵。对此，当时中革军委决定仍然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不打头，不打尾，而是将我主力转到它的侧面，打它的腰部。即选择驻草台冈一线的罗卓英部来打。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在草台冈战斗的头一天，专门派了我十一军，在吴奇伟纵队的前面，在广昌的洽村，迎头向敌人佯攻。给敌人一个“示形”，使它以为我们的主力在那个方向，吸引敌人向东南方向继续前进，造成我向其腰部出击的有利形势。

      我们出击的队伍分为左翼队和右翼队。左翼队由林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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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率领，下属一军团、二十一、二十二军和独立第五师。右翼队是三军团和五军团。遵照总司令部命令，我们一律于三月二十一日拂晓前分别到达指定的攻击位置。任务是“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我们左翼队是由西北向东南攻击，右翼队的三军团和五军团则是由西南向东北攻击，五军团并有钳制东陂之敌和防止新丰敌回援的任务。

我回忆三月二十一日一军团进攻草台冈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午夜，我和林彪就提早到了十师驻地，督促十师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出发。拂晓前，我十师即已向敌人占领的黄柏岭前进。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冈南面的制高点，高约五六百米，不攻下黄柏岭即无法攻下草台冈。在十师之后跟进的是十一师。但是七师和九师却迟到了，到了八时半，尚未见他们到来，使我们十分焦急。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让先到的部队单独投入战斗，等于让敌人各个击破。但是到了九时左右，我们已听到三军团方向枪声甚密，于是我们只得赶紧以号音命令十师迅速向黄柏岭攻击前进，十一师则在十师之右迅速展开，协助攻击黄柏岭之敌，并断其退路。这一天上午十时许，九师先赶到；十一时许，七师方赶到。我责问他们为何迟到，才知道他们经过的玉华山一段路，树木都被群众砍倒了，横在路上不能行走，这本是根据地群众防敌的措施，由于我们事先没有侦察清楚，才造成延误攻击时间的后果。十二时许，火力最猛。十师、十一师屡次冲锋肉搏，向黄柏岭发起猛攻。敌人十一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我十师二十八团政委沈联雄同志阵亡。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助威，到处扔炸弹，当时我和林彪还有七师师长彭雄同志和一个管理科长在前沿阵地指挥位置，林彪正在写作战命令，一个炸弹下来，气浪把他吹到了山坡下，管理科长负了伤，我和彭雄也被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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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我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十三时许，我们令徐彦刚参谋长率九师用中央突破的战法猛攻敌人，策应左右邻之攻击。战约两小时，我九师将当面之敌完全冲垮。最后由七、九两师会攻黄柏岭的残敌。因系仰攻，我军伤亡较大，然终将黄柏岭上敌之十一师和五十九师残敌解决，只逃掉很少一部分。然后九师立即向东陂追击，协同二十一军、二十二军肃清其他各据点的敌人，并打击前来增援的敌人第九师的部队。一直战斗到这一天的黄昏之后，东陂残敌于二十一时乘暗夜逃走。

草台冈这次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靠它起家、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该师师长肖乾和他的参谋长，还有三十二旅旅长均被我击伤。击毙了三个团长。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我们缴获很多。捉住俘虏时，他们每人身上带着一条绳索。我们很奇怪，一再追问，才知道这原来都是他们出发前上级发给的，说是准备捆绑红军回去领赏的。这次作战还消灭了敌第九师的一部分。

战后，军团部开会。刘伯承参谋长参加，对一军团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这显然是过誉。林彪着重从战术上作了总结。我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要发扬英勇牺牲以争取全局胜利的决战精神，二是对某几个师这次作战暴露的缺点分别作了批评。

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蒋介石在给他的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草台冈战斗，我们一军团共打死敌人两千多，俘虏一千七百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经过黄陂和草台冈两次战斗，我军武器装备得到较好的改善，连队装备了不少轻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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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派了许多的优秀共产党员去学习掌握机关枪的使用技术，后来很多同志成了优等射手。

第五次反“围剿"之前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到九月下旬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中央红军大部分的仗没有打好，我们一军团除了八月底的乌江战斗以外，别的仗也都打得不好。其中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尤其是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倡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但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接受这些教训，以致一直延续到以后的第五次反“围剿”。

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有个过程。第四次反“围剿”被打破以后，陈诚中路军的十二个师，除了被歼的五十二、五十九师的残部在黄陂、西源附近地区整补以外，其余十个师分别在南丰、南城、宜黄、乐安、崇仁、新干、永丰等地，全线转入防御。我军则想乘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有利时机，向西北方向发展，主动寻歼敌人，结果三仗都没有打好。

首先是强攻乐安。三月二十一日，我们刚打完草台冈战斗，二十二日即奉命进攻乐安。本来，草台冈战斗我们打得很艰苦，理应有个短期的休整、总结时间才好。但当时接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我们离开草台冈以后，地方政府发动当地群众，掩埋尸体，收集战利品等，整整搞了一个星期，仍有许多武器弹药没有收集起来，可见我们走的匆忙程度。大家对于急行军，一来我们打了胜仗，士气很高，二来红军是最守纪律的部队，所以二话没说，就立即向乐安开进，并于二十四日到达乐安前线。因为我主力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都参加这次作战行动，所以很快便将乐安四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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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起来。当时乐安守敌为四十三师的一个旅。他们从去年九月重占乐安以后，就在乐安城外构筑了大量坚固的堡垒工事，城墙也作了加固，城防工事和火力也都有较大的增强。以我们一军团为主，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对乐安展开强攻，都被敌人堡垒的机枪火力所压制，我军虽然打得很英勇，但始终没有能突破堡垒线。二十七、二十八日两天改为夜袭，也没有成功。方面军即命令停止攻城，派小部队监视，红军主力撤围乐安。敌人以一个旅的兵力，凭借工事和火力坚守一个小县城，我主力红军屡攻不克。这件事确实是发人深思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军缺少炮兵，光靠步枪、机枪、手榴弹是难以摧毁敌人的堡垒工事的。这使红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体会到，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运动战、野战歼敌应该是我们的主要作战手段。为此，周恩来同志在四月份的《红色战场汇刊》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是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情的。

三月底，我红十六军进攻新干。于是方面军命令我们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永丰，主力则开到永丰以西以北地区，待敌人来增援新干或永丰时在野战中消灭之。接命令后，我们即向水东、鹿岗、谭城桥、戴坊、龚坊一带开进待机。但敌人慑于不久前的惨败，未敢轻举妄动，坚守崇仁、公陂(今公溪)、吉水各点之敌都不动，一直到六月上旬，我军都未能获得战机，就在当地进行游击、打土豪、筹款等工作，中间一军团打了一次公陂，也因敌人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果。就这样，我军佯攻永丰以求打敌增援的作战意图也未能实现。

在此期间，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下令，将中革军委与红军总司令部分开，虽然中革军委主席仍为朱德同志，但加了项英、博古同志为军委委员，并规定朱德同志在前线时由项英同志代理军委主席，实际上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就由他们在瑞金发号施令、指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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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了。六月初中革军委下令对一方面军部队和领导机关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编。当时一军团驻在藤田一带，一军团的同志们都称它为“藤田编队”。这次编队，一军团将原属的七、九、十、十一师加上罗炳辉同志的红二十二军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大师，每师三个团，一师师长罗炳辉同志、政委蔡树藩同志，二师师长徐彦刚同志、政委胡阿林同志。原属一军团的十五军编回五军团。命令上原来还规定以新成立的瑞金模范师编为一军团的第三师，在瑞金附近训练后归建，实际上后来这个师没有编人一军团。这次整编是必要的。经过整编，全军团共八千五百多人，以后很快又补了新兵二千余人，使每个师达到五千多人，每个团有一千七百多人，部队比较充实了，有利于作战。

部队整编刚完，六月五日接方面军命令，得知原守宜黄的李默庵第十师六月四日离宜黄开赴崇仁，接防宜黄的是敌人独立三十二旅，其先头二千多人已经由抚州到达宜黄，还有两个团正在向宜黄开进。命令规定我们一军团为主攻，五军团助攻，三军团为总预备队，进攻和消灭独立三十二旅。并由一军团统一指挥三个军团的作战行动。接到命令后，我们就率领部队连夜由乐安北面的沙港、马鞍坪一线出发，冒雨在崇山峻岭中沿羊肠小道急行军，九个小时走了七十多里山路，赶到宜黄以北附近地区。当时我们决心以一师围攻宜黄，以二师北上在遭遇中消灭独立三十二旅后续两个团。结果二师在宜黄北不远的赤井亭与敌人遭遇，将敌击溃。敌一部逃人宜黄城中，一部退龙骨渡。我军击毙敌一百多人，俘人枪二百余，我们只伤亡二十人，算是打了一个小胜仗。六月七、八、九日三天，我军团一、二两师攻打宜黄城。这次由于我军行动迅速，乘敌人换防混乱之机，攻占了大部分宜黄城外围堡垒，但大部队进攻行动受城外宽阔的宜黄水河水阻隔，涉水渡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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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队偷袭行动又被敌发现受机枪火力压制而失败。十日，方面军命令撤围宜黄，再袭宜黄的战斗又未能成功。

六月十三日，方面军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的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因为电文很长，所以我们一般都称之为“长电”。这份“长电”，实际上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长电”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蒋介石在中央根据地北部取守势，我们攻击不容易，而且战果很少，所以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从这时起，即开始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一段话，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段话就是指这个阶段的作战说的。

当时“长电”规定：将一方面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再会攻抚州。另一部分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兵力攻敌人的弱点，广大红军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对此早已深有体会。所以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

于是三军团即于六月下旬急忙开赴闽西，由彭德怀同志兼任东方军总指挥。七、八、九三个月东方军虽然在福建将乐、沙县、顺昌等地打了一些胜仗，但自己搞得很疲劳，伤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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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减员也很大。彭德怀同志在他的自述里，多次提到中央根据地的两个兄弟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就要打败仗；集中作战，就经常打胜仗。这是他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深切体会，是完全正确的。三军团东调以后，一军团和五军团则仍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由一军团统一指挥。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我们就活动在乐安、永丰、吉水一线两侧地区，除八月底的乌江战斗，基本没有打什么仗，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再就是打土豪征集资财。这样，主力红军用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被置于无用武之地，一个拳头则打得过于疲劳，还起不到真正痛击敌人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使蒋介石获得了喘息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与他的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们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他的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加固工事，准备新的进攻。开脚一步就走错，这是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月底，我们一军团进行了乌江战斗，取得了消灭敌人一个师的重大胜利。

乌江战斗是八月三十一日打的。战前，一军团主力在茶口以东地区活动。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已于八月二十九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修筑碉堡。在这一线，吉水附近驻有敌人的第九十三师，枫坪驻有敌人的第二十七师的八十旅，永丰有敌第十师和八师所属的部队。敌人的根本企图是要在我中央根据地北线从赣江到抚河筑成一道钢铁封锁线。而乌江的第八十师，是其中新添的一个环节。我们研究了这一带的地形，决定利用这一带地形有利于我隐蔽部队的特点，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这股敌人，并打击援敌。于是我们率领一、二两师，于八月三十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命令一师(不含一团)于三十一日三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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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西北，切断乌江至吉水的交通，并钳制枫坪的敌人，战斗发起后由西向东攻击。二师及一师的一团，则由二师师长徐彦刚和政委胡阿林率领，经桑园正面向乌江之敌展开攻击。我则和林彪带着军团指挥机关，紧跟二师前进。当天部队u5C55开之后，适逢大雨如注，雷电交加，各个部队正好利用这个天气，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接敌之后，五团与占领马鞍山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六团配合向敌冲锋，占领了马鞍山。一团、四团则占领了小孤山，向乌江展开猛烈的侧击。这时一师的部队也从西北方向兜击过来，对乌江形成四面包围。至十九时许，敌人除一小部逃窜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敌第八十师的三个团和师部被我消灭了。

乌江战斗共进行了约近四个小时，全歼敌人近四千人，其中被打死的一千多人，俘虏的二千多人，俘虏中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和团营级军官多名，并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可惜，敌师长李思愬乘黑夜带少数人突围，逃到了八都。乌江战斗，是我军自黄陂、草台冈两大胜仗以后的又一次较大的胜利。这次胜利证明，只要我们善于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消灭敌人一个师或一个旅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如若要想将战斗的胜利发展成战役的胜利，当时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执行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所以个别的胜利不能扭转当时全局上的被动局面，没有能阻止住敌人逐步完成吉水、永丰到乐安、宜黄的堡垒封锁线。

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秋天开始，蒋介石集结了一百万兵力，以五十万专门对着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围剿”一开始，敌人的战术变了，即在中央根据地四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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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碉堡。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它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但步步朝着我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它要求，军事行动紧密配合政治需要，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反动政策，再加上经济封锁。其总的目的用北路军司令陈诚的话来说，就是要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

面对着这种形势，当时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仍然像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一样，不犯错误，是可以有办法克敌制胜的。但是党内情况不是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发展到居统治的地位，使我们对敌人的这种战略性变化，不能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而采取了先是冒险进攻，后是消极防御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的丢失，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

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同志先后到达瑞金。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到达瑞金。中央和这些同志的到来，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及其邻近根据地得以进一步贯彻。而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又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他们对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估计，说什么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对敌斗争中，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指导方针。这些都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博古、李德等实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这个方针是这么来的：九月二十八日，敌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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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却命令红军北上就敌，企图恢复黎川，保住“国门”。这时，我们的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人吴奇伟的第六师十八旅三个团打了一个遭遇战。我们先敌开火，先敌展开，占领阵地，冲垮敌人以后，又紧接着追击，把敌人高级军官到前方视察坐的小汽车都缴到了。这一仗共消灭敌人两个多团，俘虏一个旅长。仗是打得不错的。这本来是出敌不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们多少倍，强敌压境的总形势下，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可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这样看，硬是夸大它有普遍意义，并引以为据，主张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到了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命令红军主力，进攻白区有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结果都遭到了失败。失败了也不从主观指导思想上找原因，还把失败归罪于方面军领导同志干预了他们的正确决心和各个军团执行他们的指示不坚决。为此，还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军委名义下达了一封致师以上首长的信，批评我们。

这时，一军团已奉命于十月初由永丰地区赶到南丰附近，钳制敌人东进，以保障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东面作战。以后中革军委想恢复黎川，我们又赶到黎川附近配合三军团作战，一直到十一月中旬，辗转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寻求作战。但是敌人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我们又缠住敌人死拼死打。仗一般的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惫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十一月中旬，我一、九军团又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在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之间，我们打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先是吴奇伟发现我军突进到封锁线以北，就企图用五个师的兵力，从东从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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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合围歼击我军。我军紧急退到云盖山、大雄关地区，与敌人三个师展开激战。我们用九军团十四师从神岗正面吸引敌人，以一、二两师从两面包抄。但当我二师先锋第五团抵达党口附近山岭时，发现敌人已先我占领大雄关东南木鱼嵊附近的险要制高点。在我们攻击这个制高点时，受到敌人的飞机猛烈轰炸和地面交叉火力的射击。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胡阿林同志原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为加强红军中的工人骨干，由党培养起来作政委，在部队中威信很高，这次英勇牺牲了。四团团长肖桃明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此外，我一、二两师师长都负伤。最后，我们撤退，敌人也撤退了。

这次战斗前，我正在发疟疾，没有突过封锁线。部队由封锁线外回来时，我要程子华同志率十四师掩护部队撤回。以后，我们经过天演山、神岗、党口，到达汤坊。在天演山，看到敌人飞机顺着山谷低飞扫射，从上面看去，像一溜汽车似的。

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时，在军峰山附近，要通过敌毛炳文第八师的堡垒地带，我们遭到毛炳文部队的袭击，搞得军团部很危险。那一天，刚越过敌人的堡垒封锁线，敌人就冲到军团部跟前来了，不仅军团部受到直接威胁，殿后的二师也有被敌人切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的危险。我看到敌人上来，真是急了。我说：“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有的炊事员说：“毛炳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怕他，上!”我们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往后传：“四团赶紧上来!”直到四团上来，才化险为夷!

十一月下旬，发生了一起震撼蒋家王朝的大事件，就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联合了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其“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前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转变根据地反“围剿”形势的关键。当时党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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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十九路军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

可奇怪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只知道从政治上把握这一关键，而根本不了解，只有从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福建事变，才能帮助我们粉碎第五次“围剿”。

据我当时知道的，福建人民政府曾经派吴明(即陈公培)为代表先到根据地谈判。吴明原也是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的，并且是黄埔二期毕业生，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第三党，是李济深派他来的。人们都说，我们和他谈判的人把他骂了一顿，打发他走了。

当时有上述这样一种说法也不奇怪。因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笼罩之下，在我们的人中间，有时还不是一般人，确是流行着一种空谈式的教条主义的说教。说什么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蒋介石还要坏。还有人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挡箭牌干什么!

当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派代表徐名鸿到瑞金谈判时，中央考虑到为了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倒是和他们订立了反蒋抗日同盟，签订了停战协定。 ．

但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知道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十二月初，当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的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时，它的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而我们一军团当时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把敌人放过去了。以后，又把红军主力拆开，把三军团放在福建，把一军团放在中央根据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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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说是“两个拳头张开打敌人”。他们也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断然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蒋介石制造的封锁囚笼，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其基本地区，借以粉碎其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

在福建事变期间，我们一军团被西调至中央根据地北线的永丰地区作战，企图在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为此，军委于十一月下旬专门下达了命令，要部队用这种战术作战。这个战术，就是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待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们即用短促突击去消灭敌人。采用这种战术，我军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么结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山战斗，就是和宋子文的两个美械装备的税警团及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打。面对着他们修筑的堡垒线，我们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打了一个多星期，结果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敌人又有飞机，又有大炮。国民党军队从德国买了几门普伏式山炮、野炮，还有几门一0口径的重迫击炮，数量并不多，但调动很灵活，侦察到我主力到了哪里，他们就把它调来了。我们部队打得很英勇，但伤亡很大。当时一军团同敌人对阵的主要是红一师，师长为李聚奎同志，政委为谭政同志。二师则负责向永丰、江口警戒。此外还有警卫师和独立十三团参加，统一归林彪和我指挥。一师由东北面向南进攻敌人的堡垒线。有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当时也到了阵地上，只见阵地上硝烟弥漫。三团共有九个连队，却阵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当时就有人听到三团一个当排长的瑞金老表发牢骚说：“不知捣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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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鬼呵!”后来遵义会议作总结时，把这次战斗归入“拼命主义”战斗之列。

我至今印象还很深，在丁毛山地区，我们的斗争很艰苦，军务工作也很繁忙，可是军团却没有一个好参谋长。军团原先有一个好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徐彦刚和黄公略同志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做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同志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我们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到了年底，军委派左权同志来当军团参谋长，以补徐彦刚的遗缺。我们想对新任参谋长有所表示，趁过年准备了一顿淡薄的年饭，而这顿年饭也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掉了，年饭也没有吃成。

由于我们对福建事变坐失良机，蒋介石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以后，转过头来又重新开始对我中央根据地进攻。即由中央军从东、西、北三面向我中心区作向心推进，粤军则从南面防堵。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不肯实行积极防御方针，而是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变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大力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他们将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调来调去，我们一军团则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被东调到了建宁以北地区。这时各军团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分队，都被分配担任修筑堡垒任务，企图依托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他们甚至将五军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去守堡垒。由于他们采取这种战法，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到三月底，红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战役、战斗，其结果，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一军团这时期打了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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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凤翔峰消灭敌樊嵩甫七十九师一个营，三岬嶂是我钳制部队坚决抗击和击溃数倍敌人的典型战斗，受到军团表扬。

三岬嶂，在黎川西南。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一军团和友邻部队在保卫建宁的过程中，在这一带同敌人几个师展开了三天激战。敌人派出九十四师全力猛扑我军团侧翼的制高点三岬嶂。负责守三岬嶂的是我一师红一团。红一团团长为杨得志，政委为符竹庭。在主阵地上据守的为一团二营，营长为陈正湘。这个营打垮了敌人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声震动得整个山谷轰鸣，我二营打得只剩一百多人，但阵地岿然未动，最后一团协同我突击部队将敌人进攻的一师部队全线击溃，保障了我军团侧翼的安全。为了表扬这次战斗，我写了一篇《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发表在第三十一期《红星报》上。

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被动局面。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二月十日，我们军团由林彪和我署名，曾经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陈述了一军团当时在建宁西北的守备阵地，纵横有数十里，防线太宽，兵力薄弱，弹药缺乏，工事不坚固；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突破之后，工事往往反被敌人利用，建议今后不要处处修工事，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预定的战线上，有重点地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有局限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军委复电，只承认我们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找种种理由，根本不承认自己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三月中旬，一、三军团在南丰的三溪、三坑作战时，由于敌人的堡垒工事已构筑坚固，失去了击敌于立足未稳的时机。三军团向驻马寨进攻，碰了一个大钉子，伤亡两千多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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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西南面向南丰进攻，因为地形不利，部队还没有展开，就接到彭德怀同志要我们支援的电报。当时一、三军团相距三十里，已是傍晚，天下着雨，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我们顾不得这些，就紧急率领司令部摸黑向三军团靠拢，部队随后开进，前往驰援。赶到离三军团原先的阵地约十里地时，已经是黑夜，看到阵地上到处都是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判断敌人已经占领了三军团原先的阵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没有误入敌人群中。果然，不久就看到三军团的电台和部队三三两两地撤下来了，我们就在那里收容掩护他们后撤。三月二十五日在泰宁以北的新桥之战，也由于敌人钻进了五军团以前修的碉堡工事，我们啃不动，没有打好。

四月中旬，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右两路进攻广昌。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原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下达的。命令中强调的仍是李德那一套：“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完全是单纯的阵地战。李德一度亲自到前方指挥。博古也亲临前方为他撑腰，但仍然固守他们消极防御的那一套。他们调集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同敌人决战，从四月十日到四月二十八日，打了十八天，部队遭受极大损失。最后广昌还是失守了。

一军团在保卫广昌时打的一些战斗，如甘竹战斗等，伤亡消耗都比较大。从甘竹到广昌，不过二十多里，敌人越接近根据地腹地，越是更加谨慎小心，每天只前进半里到一里，每进一步，边修公路边筑碉堡。我们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下，打了十八天所谓“守备战”。这就是说，我们在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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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下，仍死守阵地。如果我们搞“短促突击”，就是等敌人刚从工事里出来，推进到离我们的工事几十或上百米时，我们就像猛虎一样扑上去打击敌人。可是等敌人一缩回碉堡，我们又得暴露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火网下战斗。最典型的是六月五日一、三军团在宁都西面打的古龙岗战斗。我们本来是想集中主力，伏击薛岳纵队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战术，不诱敌深入，敌人离开其堡垒线才五里地，我们的部队就出击了，暴露了红军的主力，使敌人立即退回堡垒据点。结果是本来可以取得大胜利的战斗，仅仅以消灭了敌人一个营而告结束。我们自己的伤亡也不少。

七月，敌人开始了新的进攻。这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命令红军实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使红军在一系列防御中继续受到损失。一军团转战福建建宁、泰宁一带，又打了不少消耗战。只有九月初的温坊战斗打得比较好。

温坊现名文坊，在长汀东南。这次战斗，包括九月一日和九月三日连续打的两次战斗，是违背“短促突击”的原则，采取运动战的战术打的。我军参加战斗的主要是一军团、独立二十四师，九军团也参加了战斗，统一归一军团指挥。战斗经过是这样的。八月底，我军即已侦知敌李延年集结了第三、第九、第八十三、第三十六等四个师于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尾一线，有向汀州前进模样。这时我独立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已率领该师在敌人前进方向之朱鬃岭、桥下、肖坊一线构筑工事，一面吸引敌人，一面等待着一军团到来。三十一日，一军团急行军赶到该地，第二天一时许，敌人李玉堂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已由其构筑的封锁线出动，至正午时分，就进抵十多里以外的温坊。他们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向我二师占领之制高点松毛岭阵地派出侦察警戒。其实我军团指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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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设在松毛岭上，敌人并未发觉。这时，我们已命令二十四师派出两个营先隐蔽地迂回到洋坊尾、马古头之间截断敌人后路去了。因为我们看到这确是消灭敌人的极好机会。我们早就认为，敌人的进攻，并非在所有的地方每次只前进二三里，而是看情况决定的。我主力迫近他们跟前，他们的确是每次只前进二三里，构筑碉堡。但当敌人发现我主力远离时，他们也是跃进或急进较远的，我们并非完全没有打运动战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们急令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率领该师主力负责攻击温坊东北敌人的右侧翼，我们率一军团由西向东突击敌人。我们把九军团放在曹坊，钳制在那一带活动的团匪，防止敌人增援。这次作战是夜间战斗，部队动作静肃、秘密、沉着。从一日下午九时战至二日拂晓以前，敌人大部分已被消灭，只有少数残敌尚固守杨背附近堡垒和温坊南面的八角楼。于是我五团、六团配合独立二十四师消灭固守杨背的敌人，四团负责消灭温坊村内的敌人。因为既是夜战又是近战，我消耗伤亡都不大。如四团消灭温坊村内两营敌人的战斗，由于敌人架设的电话线事先都被我侦察员剪断，更增加了我们将敌人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一营是攻击温坊的主力营。他们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只消耗子弹四百发，轻重机枪完全未用，主要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战斗，自己只负伤三人。战斗结束，仅一军团即俘敌一千六百多人。敌第八旅两个团被消灭了。

三日早晨，敌第三师和第九师由朋口集结三个团又向我进犯，其先头部队为第九师的一个团，八时许由洋坊尾向温坊前进。我们决心消灭这个先头团，命令一师负责截断其先头团的归路，由二师从八前亭、二十四师从马古头两个方向向敌突击。二师四团一营连续冲锋六次，占领八个山头和三座半截子碉堡，三营连续冲锋占领敌人六个阵地，成为坚决英勇的连续冲锋的模范。其他部队也都很英勇。二团团长李苗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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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因堵截敌人退路不力被撤职，第二天追击敌人时，奋勇当先，英勇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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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温坊战斗，共歼敌四千多人。打死打伤两千多人，俘虏两千四百多人。

这次战斗结束之后，敌人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只身逃回，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但是，个别战斗的胜利，补救不了整个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何况第五次反“围剿”所取得的个别战斗的胜利，不能像四次反“围剿”一样，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者，经常将一、三军团分开，各堵一面作战，以致使前面提到三军团打的洵口、团村战斗，和这次一军团打的温坊战斗，都不能发展为更大的胜利。

在此期间，我的心情是很苦闷的。在一军团，林彪执行“短促突击”特别积极。上边四月份提出“保卫广昌”，五月份又提出“保卫建宁”，七月中旬提出“保卫长汀”，九月底提出“保卫兴国”。我们军团今天在这里突一突，明天又在那里突一突，把自己的力量都突光了。我认为这样打在战役上不能解决问题，在战术上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徒然消耗弹药和兵力而已。这些话，我只有和左权同志讲，林彪那时忽然在六月十七日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正受到重视，我是不放心对林彪讲这些话的。

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大约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到了十月，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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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冒险主义者采取的单纯防御的方针遭到彻底破产。他们总不愿意让红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实行机动作战，而提出“以堡垒对堡垒”，死守根据地每块“国土”，“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国土”还是丢了。红军被迫不能不作战略转移——走长征这条路了。

总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错误，路线错误。是王明“左”倾分子在中央排挤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致胜的积极防御方针，执行单纯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光在内线顶牛、拼消耗，不集中兵力，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既不敢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又不接受毛泽东同志将红军突入到苏浙皖赣外线去调动敌人回援的建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丧失，铸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只要革命的火种不灭，中国革命仍然是会胜利的。

政治思想工作

回忆录写到这里，我想插入一段关于在中央根据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综合回忆。遵照革命领导者们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至理名言，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因为我当时不过是军团一级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贯彻执行者。之所以插在这里讲，也是因为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相比，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内容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在中央根据地，又是我学习和积累做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打基础的时期。在原总政治部时间很短，可不去说它。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时，按照政治委员的职责，我除了作为指挥员之一，参与军事指挥之外，日常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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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

“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我在中央根据地的工作实践中，也有深切体会。

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的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农民参军，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由初步具有这种认识，随后就变成每个革命战士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思想和斗争信念。战斗力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教育战士“打土豪，分田地”，战士们一听就懂。可是，为了使这些战士懂得什么叫苏维埃——这个直接音译过来的外来语，我们各级政工人员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哩。费劲确实是费劲，可是战士们一旦懂得它的基本含义，就会对它产生强烈的感情。许多战士在临危受命时，是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一面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至于共产主义，战士们都觉得比较好懂。他们早就希望将来有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他们把一切至善至美的理想都寄托在她身上。虽然觉得这个社会很遥远，但又觉得她很亲近。她每天都指导和鼓舞我们前进。所以很多烈士临终以前，都深情地说：“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不到了!希望同志们……”

所以，有的人归结说：我们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如果说话的人，他不是轻视军事，不是轻视战术、技术训练，不是轻视后勤保障，而是用这种强调语气，说明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这是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讲的，是正确的。那时敌强我弱，我们的装备和火力都远不如敌人，在人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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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也数十倍于我。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以就虚之外，主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这就要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平时经常的基本的和时事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战场上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我的第二个深切体会是，的确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也是直接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士气兴衰的大事情。我进入根据地时，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复较量的时期，它经常直接反映到红军政治工作上来。我们这个军团究竟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必须立即表态，不容回避。

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制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像他晚年那样。比如根据地的肃反政策，许多地方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信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

我到达根据地时，肃反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又在根据地得势，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纠正得不可能很彻底。我到达长汀时，还看到了对“破获”的“社会民主党”正法的布告。那时在江西叫肃AB团，在福建是肃“社会民主党”。其实，AB团是有的，但只是敌人打进我们内部的个别人，哪里会有那么多?很多是冤案，是自己在那里吓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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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自己在那里疑神疑鬼，自己把自己搞垮，冤枉了很多干部。我看到有的战士也被说成是“社会民主党”。我很奇怪，一个农民才当几天红军，他知道什么叫“社会民主党”呀?!

我到一军团以后，肃反工作直接归我这个政治委员领导。不久，罗瑞卿又从四军调来军团任保卫局长。罗荣桓同志和我很合作，使一军团的保卫工作没有发生过大的差错。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

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一次缴到了一些西药。有的西药上没有标签。从外形和气味上看，很像奎宁。那时，部队发疟疾的很多，急需奎宁，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作奎宁发下去了。军团部是近水楼台，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正发疟疾，就先服用了。立即产生过度兴奋、烧心、恶心等强烈反应。后来查清楚是误把吗啡当作奎宁服用了。

可是开始并不知道。只看见黄科长等竟然像发了疯似地在山上跑上跑下，乱抓自己的心窝。这是中毒的表现。这不是敌人在搞破坏是什么呢?于是赶紧追查。先追查到军团部的游胜华医生，他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土”医生，本人是党员，家庭是贫农，难道是他搞破坏?似乎不会。往上追，药是军团卫生部分发下来的。当时在军团卫生部当医务主任的是戴济民同志，外号戴胡子，他在吉安城内开私人诊所，是红军打下吉安时，动员他出来参军的。是否他是AB团?再往上追，当时军团卫生部的部长是姜齐贤同志，他在被红军俘虏以前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可疑!当时他们本人都很紧张，旁人也替他们捏把汗。

我亲自参与调查处理这件事，发现确实是误用了药，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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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搞破坏。罗瑞卿同志和我也配合得很好，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我给卫生部规定了一条，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药剂经验的人辨别判断，然后给狗吃作试验，证明没有毒性才允许给人服。我还告诉这些被怀疑的人接受教训，不要多心，安心工作。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才算避免。使许多人懂得正确的保卫工作，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是一点也不可疏忽大意的。

第三点体会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依靠党团支部，发动全体干部和党团员都来参加。而且，干部和党团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能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才能把本军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争取敌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完成打仗、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三大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就讲过：“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连队，党团员至少占全连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干部多数是党团员。依靠干部和党团员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很重要。有人讲，共产党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我认为这种用强调语气说的话，说得也对。事实上，从在中央根据地开始，我们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数常常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我们的干部和党团员绝大多数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到了关键危急时刻，敢于扬臂一呼：“同志们，跟我来!”干部和党团员以身作则，这是政治思想工作起作用的关键。

第四条体会是，必须从政治上到物质生活上关心群众；越是在困难时刻，越要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这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明显的比较。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每人每天由地方供给一斤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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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给部发六分钱菜金，到月底还能分“伙食尾子”，生活很有保障。打仗即使伤亡大一点，但缴获多，补充快，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好做的。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出一个名堂，部队伤亡消耗大，得不到补充，生活越来越艰苦，政治思想工作是比较难做的。到了以后长征，根据地没有了，作战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条件更艰苦，政治思想工作更难做。所以，在艰苦条件下，除了从政治上关心以外，关心群众疾苦更显得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经常吃不到盐。江西不出盐，还要越过敌人封锁线到广东去运盐。有的地方花一块白洋只能买到几两甚至几钱盐。没有盐吃就只好“官兵同淡”了。随着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病号越来越多。有些病号实际上是什么病都没有，纯粹是营养差造成的，如夜盲症，在部队越来越多。有些疟疾久治不愈，也和营养不良有关。为了减少病号，我曾经找医务部门的同志商量，看能想点什么办法。他们的回答是：最好是吃鱼肝油。在那种情况下，哪里去找鱼肝油?!别说鱼肝油，就是猪肝、羊肝也难弄到呀!后来想到了一些土办法，像打鱼摸蟹，掘笋罗雀等等，来解决部队的营养问题。这样做，总比束手无策强。自己动手，想些土办法，减少病员；少一个病号连队就多一个战斗力。

第五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提高部队的文化教养，发动革命竞赛，培养与发扬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也是政治思想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红军在中央根据地经常挤时间上政治课或识字课。歌天天唱，尤其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有晚会常有舞蹈。列宁室有机会就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一驻下整训，单杠、木马等军事体育活动就展开了。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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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即为我军建军节。这一年的建军节，一方面军召开了运动会，授予红五团“模范的红五团”奖旗一面。之后，一军团在藤田召开了本军团的运动会。红军的运动会和一般日常所说的运动会不同，它是紧紧地结合作战，培养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压倒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所以在会上，军委给新整编的各师团授了军旗，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二等和三等红星奖章发给一军团一批营职以上领导同志。军团授了上题“牺牲决胜”的奖旗一面给红一团，上题“英勇冲锋”奖旗一面给红四团。并进行了文化的、体育的、卫生的、通信的和各种战术技术的竞赛。最后演剧发奖。从这一年往后，几乎每年都在八一举行一次运动会，作为全年文体卫生工作的总检阅，以推动这些工作平时的健康发展。比如演戏，红一方面军一九三三年春节就开始了，到秋天八一建军节在藤田运动会形成高潮。第二年八一在长汀南山坝开运动会又继续演出。当时红军知识分子很少，只有一些小型剧社、宣传队，都是一些小知识分子在那里搞，他们自己或发动一些干部编些短小精干的话剧，为部队演出。那时剧本也不像现在这样细，是粗线条的，所以演的人可以充分发挥。几位搞保卫工作的同志，像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对搞文艺工作很积极。特别是胡底同志，他爱好文艺，很有创作才能，可惜长征时被张国焘杀掉了。当时演出过的戏记得有《庐山之雪》、《杀上庐山》等等。

第六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一切政治工作必须为着前线的胜利。一九三四年二月，中革军委召开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贯彻“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方针。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原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讲话中，一致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政治工作又必须明确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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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明确这个目标，才会注意在平时政治工作中为战时打基础，并加强战时政治工作，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发挥战时政治工作的顽强性、不间断性；政治干部才会注意学战术，学会做各种战斗情况下的政治工作，才能克服政治工作中的文牍主义、闭门造车、形式主义等等。

第七个比较深切的体会是，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必须经常注意发现好的干部苗子，推荐选拔干部、培养干部。在中央根据地，红军都办有各种在当时环境下堪称“正规”的学校，比如红军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甚至有团政委训练班，各个部队还办有自己的教导队，训练最基层的干部。学校培养再结合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学校培养很重要，经常性的培养主要靠在工作岗位上培养)，使我们培养了大批能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干部，一茬接一茬，源源不断。使我们在各种残酷的战斗环境中，无论伤亡多么大，我们的干部队伍，始终后继有人。其中涌现出很多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也都是当年从一些革命热情很高但稚气十足的红小鬼中选拔出来的，或者是从虽然有些书生气但对待革命事业很忠诚又很有抱负的知识青年中磨炼出来的。历来的经验证明：凡是那个部队干部出得多，不用说，这个部队的领导一定是很有远见的领导，部队一定是很有朝气的部队，政治工作必定很活跃，部队一定有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