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白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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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广东省军委

在香港，因为兼省军委书记的张太雷同志牺牲了，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省军委书记、省委常委。从此以后，在香港两年多点的时间里，我们坚持着艰苦而又复杂的地下斗争。

总结广州起义的省委会议后，李立三同志以及后来的省委某些领导同志仍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很大，在派遣同志到各地开展工作方面，又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首先是一九二八年一月，派周文雍同志去广州。本来起义失败后广州党的组织损失严重，需要派人去整理恢复和了解情况，这是完全应该的。但那时广州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查我们的同志。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头露面，不引人注目的同志去，慢慢地逐步恢复。但李立三同志决定要周文雍同志去广州，并规定任务是发动党员和群众，在广州贴标语，撒传单，以表示我们党在广州仍有力量。周文雍同志是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从一九二五年起长期在广州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广州起义时又担任工人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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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指挥和广州苏维埃的人民劳动委员，在广州可以说得上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派他去显然是不合适的，无疑是往虎口送肉。我曾经提出过意见，但李立三不听。周文雍同志很勇敢，组织纪律性很强，没讲二话，就回到广州。果然不出所料，到广州不几天，工作还没有开展，他就和陈铁军同志一起被捕，二月间英勇就义。周文雍、陈铁军同志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强，在敌人的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刑场上还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宣布举行“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陈铁军同志本来不是夫妻，陈铁军是以妻子的身份掩护周文雍工作的。当然，他们在革命工作中，长期互相配合，已经建立了感情，这是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寓爱情于忠诚、勇敢、热忱的革命斗争之中，应该成为我国青年追求真正爱情的典范。这二位同志我都熟悉，当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和在刑场举行婚礼的照片时，被他们的高尚革命情操深深感动。我把那段消息和照片剪了下来，一直珍藏着，作为对战友的怀念和对自己的激励。恩来同志三四月份来香港时，我给他看了这张剪报，他也和我一样，对两位烈士充满了崇敬与怀念之情。可惜，这张剪报连同别的一些文件，在抗日战争中日寇“扫荡”时丢失了。

李立三同志走后，省委负责同志又先后把张善铭、赵自选同志和省团委书记区夏民(女)同志派到东江去，也都被捕牺牲。颜昌颐同志是湖南人，不懂东江话，由上海派到东江，也负了伤回来。李硕勋同志，即现在副总理李鹏同志的父亲，一九二四年就参加共产党，曾长期领导学生运动，南昌起义时任过二十五师党代表，后任江苏省军委书记，一九三一年来到香港，任广东省军委书记，省委派他去海南岛工作时，在海口市因为叛徒出卖而英勇牺牲。类似的情况还不少，这是一种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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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教训。在革命低潮时，勉强派负责干部去冒险，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仅不必要地牺牲了许多好同志，而且他们刚到一地，不了解情况，一般不可能提出正确的主张，但又要指手画脚，这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开始时不断向东江派人，我就是不同意的。我和一些同志在省委提出，东江那里有彭湃同志在，他很熟悉当地情况，既搞农民运动，又指挥军事斗争，一般问题都应该由他在现地决定，如果省委有什么指示，可以派交通去传达，不应该派负责同志去，以免不必要的牺牲。但从李立三开始，省委的某些领导同志大多听不进去，以致彭湃同志在时和彭湃走后仍接二连三地牺牲了许多同志。

那时候，在建立根据地和在教导团的使用方面，也是有许多教训的。起义失败后，经过花县撤向海陆丰的部队，以教导团为主，加上警卫团、炮兵团、黄埔军校教导营、工人赤卫队的部分同志，编成了红四师(师长叶镛，党代表王侃予)，到达海陆丰以后与红二师(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会合，由彭湃同志领导。这两支部队本来是企图在海陆丰和东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是使用不当，尽让他们到处硬打硬拼，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自己的损失很大，实力逐渐消耗掉了，实在可惜。叶剑英同志和我曾建议，鉴于教导团经过基层军官训练，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应该设法让他们经赣南逐渐向朱、毛靠拢，一路上可以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到井冈山会合后，又可以作为干部使用，让他们去训练部队带兵打仗，那作用就会大得多。即使让他们留在东江地区，也不应该再去硬打硬拼，而应该让他们去发动与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存和发展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但省委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在建立根据地方面，彭湃同志革命热情很高，决心很大。大革命时期，他对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是有杰出贡献的，但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仍急于想在东江地区搞出个局面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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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极力想在海陆丰搞个根据地，没有搞成。又被迫转到大南山、大北山，还是没有搞成。基本原因是两个，一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那时广东地区军阀部队云集，处在革命低潮的形势下，我们很难招架。二是海陆丰、大南山、大北山地区的地形不利，地方就那么大，人就那么多，加上交通方便，又局处海滨一隅，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正因为这样，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我们的根据地先后丢失，红二师、四师部队基本被打散，损失很大。到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彭湃同志也被迫离开了东江地区。后来，他在上海遭敌人逮捕，英勇牺牲。经过艰苦转战，其余勉强保存下来的很少一点力量撤到了丰顺附近的大山里面，才得以继续在那里坚持斗争。很明显，在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应该向东江北部地区发展，向朱、毛靠拢。从李立三起，以至后来的省委领导，都没有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后来，在中央根据地，在延安，我向毛泽东同志谈起这些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彭湃是个好同志，但他过于轻敌，以致遭受失败。关于教导团，他说，真是太可惜了，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我们在广东的另一个根据地，海南岛的琼崖根据地，就有所不同。海南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份，起义后组成了红三师，一九二八年我们也向他们那里派去些干部。领导那里斗争的是杨善集、冯白驹等同志，他们的部队大部分是当地人，群众基础好，以五指山、黎母岭地区为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地形好，山高、路险、林密，活动范围很大。那里不是敌人的重要地区，虽然也想消灭我们，但使用的兵力不是很大。所以，搞过来搞过去，敌人始终没有能把它搞垮。抗日战争中海南根据地发挥了很大作用。解放战争末期，我军渡海作战，他们起了积极接应的作用，为海南岛的顺利解放作出了很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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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海南根据地红旗几十年不倒，有良好的地形条件作依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政策正确，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在香港的时候，广西党的各项工作，受广东省委领导，一九二九年我们党领导了广西的百色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到香港的有一批广西来的同志，广东省委指示由朱锡昂、俞作豫等同志率领，分批返回广西开展工作。一九二九年春爆发了蒋、桂军阀战争。蒋介石想利用桂系内部的矛盾，派闲居在香港的俞作柏(是俞作豫同志的亲哥哥)回广西担任省主席，派李明瑞任广西省绥靖主任。俞、李两人是姑表兄弟，都与俞作豫同志关系很好。于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在广西大力发展力量，开创新的局面。为了加强对广西的工作，中央于一九二九年夏天，一方面派贺昌同志来到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以加强领导。另方面还直接派邓小平同志到广西领导全盘工作。小平同志途经香港时，我们曾向他介绍了广西的情况。从此以后，开展广西工作，向广西派人，成为我们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先后派了张云逸、叶季壮等同志和徐光英、龚楚、何畏(这三个人后来都叛变了革命)等人去广西。何畏作联络工作，来往于广西、香港之间，所以，省委对广西的情况是很清楚的。我们利用时机，力量不断有所发展。是年十一月，俞、李誓师反蒋，因部下倒戈，再加李宗仁、白崇禧率部返回广西进行镇压，于是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同志领导一部分在我党掌握下的军队，与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当地农民结合，分别发动了右江百色起义和左江龙州起义。成立了红七、红八军，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同志任党代表，俞作豫同志任红八军军长。红七、红八军由李明瑞同志任总指挥，邓小平同志任党代表。俞作豫同志一九三O年被捕牺牲。在香港时，我与他曾有接触，这是一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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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他对广西工作的开展和左、右江起义是有重要贡献的。李明瑞同志一九三O年初参加了我们党，后来和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红七军到了中央根据地，即任红七军军长。

在香港，我们还经常开办几十入到百人左右的训练班。到训练班讲军事课，也是我们军委的工作内容之一。开始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收拢的同志，以后是培训两广各地来的同志。鉴于广州起义时我们的同志普遍不懂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班就把学习军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便回去后好开展武装斗争。我是军委书记，所以经常去训练班讲课。为了讲课和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我对太平天国的一部野史作了些研究。那时叶剑英同志对此兴趣也很大，他也读了那本书。我们在一起评论太平天国的成败得失，觉得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巩固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我讲课的时候，引用了一些太平天国的例子，但更主要的是讲了黄埔军校、北伐战争的经验，以及南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

除了军委的工作以外，我还根据省委指示做了一些别的工作，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下面几件事：

跟别的同志一起，办了一个《香港小日报》，宣传党的主张。报纸的经理是叶季壮同志，对外联系打交道都是他出面。总编辑是周天洛，浙江人，外号叫“小胡子”。这个人后来被捕变节，在胡宗南那里做事，抗战胜利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上海被他们自己的人杀掉了。除叶季壮、周天洛以外，做具体工作的主要是陈复同志。报纸是公开发行的，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报上的文章，内容尽量含蓄，以灰色面目出现，有的时候，在无关大局的问题上，还讲几句香港当局爱听的话，但总的方面仍然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替工人、农民、劳苦群众说话，批评时弊。日子一久，引起敌人的警觉，认为这个报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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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背景的。所以办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左右，就被查封了。

另一件是一九二九年的五一节游行活动。当时邓发同志是香港市委书记，这次游行的总指挥也是他。省委决定我也到现场，参与组织指挥。这一活动是根据中央命令进行的。“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党中央总书记，但他不起多大作用，实际上是李立三在中央掌权。那个时候，每逢五一节，我们党总要在城市组织游行示威，这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条件，能搞则搞，不能搞则不要勉强。这次李立三却下了死命令，要香港一定得搞五一活动。那时香港的工人运动正处在低潮，虽然我们在各区都有些力量，但很多是参加省港大罢工回来的工人，好不容易刚找到了工作，才安定下来。有些是参加广州起义幸存下来的骨干，他们分散在各区，成为党的基本力量。五一那天，我到游行队伍集结的地点一看，来的都是些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同志，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党员和干部，没有什么群众。我一看不行，就找到了邓发同志，一起到附近茶楼里，以喝茶作掩护进行交谈。我对他说，今天这个游行不能搞，你看全是党员和干部，一搞游行就全部暴露了，只能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对敌人来说，这倒是动手的好机会，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这些骨干一损失，以后香港党的工作还怎么做!我的意见是立即停止，把人打发回去。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你是总指挥，决心由你下。邓发同志也看到了这个情况，知道不对头，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不搞是对的，但这是中央的命令，怎么向中央交代呢?我说，你是总指挥，当然该由你去报告了。他说，那不行，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你去报告。我说也行，只要相信是做得对的，谁去报告都可以。于是就决定下来，邓发同志去把集合起来的人都打发回去了。事后，我到了上海向中央报告。李立三不跟我谈，他叫向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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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谈。因为过去有好多事情意见不一致，李立三知道他跟我谈是要吵架的。向忠发一见面，就批评我取消五一游行示威是“临阵脱逃”。我说，好大一顶帽子!作战有进攻也有退却，要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实际情况来决定。只讲进攻，不讲退却，好的指挥员从来不这样做。我们这一点点力量，是好不容易积聚和保存下来的，香港工人斗争目前暂时处于低潮，靠少数党员骨干盲目示威，一下子这一点力量被敌人一网打尽，这对党有利还是对敌人有利，这样简单的道理难道还不清楚!你们这样做法，是为了交卷，而不顾党的损失，这会使香港的党组织全军覆没的，我坚决反对。向忠发原来是个驳船工人，“六大”时选他做党的总书记，完全是唯成份论，一九三一年他被捕叛变了。他跟我谈，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吵了一通，我没有接受他的批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二九年十月底我奉命代表省委到东江特委巡视工作，总共历时约一月左右。省委派了一位姓周的同志陪我去东江，这个同志很年轻，广东本地人，既勇敢又机警，是位很好的同志。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搞电台工作时牺牲了。因为我不懂广东话，一路上我什么也不说，全由他照料。十月底我们从香港动身，先到了潮安，等当地交通接应，在潮安住了两天，后来在路上又走了两三天，顺利地到达东江特委。特委住在丰顺一个大山里面，生活很艰苦，就在山坡上搭了几个草棚棚住。整个特委也没有几个人，特委委员大约只有五六个人，连工作人员也不过十几二十个人，机构很不健全。特委书记是林道文同志，海丰人，他一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从不叫苦。常委贺尊导同志，是大埔人，管宣传。委员颜汉章同志，也是海丰人，精明强干，一九三О年林道文同志调走后，即由他接任东江特委书记。肖向荣同志在那里做青年团的工作。军事方面当时有个东江红军，负责人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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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存和周京文同志。我去的时候，古大存同志不在，只见到了周京文同志，我走后不久，周京文就在作战中牺牲了。东江红军下属有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等三个团，没有多少人，总共不超过一千人。我到东江时，正值朱、毛的红四军打下了梅县，不久，敌人反击，红四军又退了出来。两广军阀战争暂告结束，在加紧向我部署进攻。广州起义失败后东江根据地受摧残的局面还没有恢复，特委同志又因多次受到省委批评而情绪低落。很明显，当时东江地区的革命形势处在很不利的局面。于是我以鼓舞斗志提高特委胜利信心为重点，进行工作。先是向特委同志说明了形势。我指出：虽然两广战争暂趋结束，但军阀之间矛盾很多，战争很快又会爆发的。红四军虽然受挫，但没有离开东江，仍可以互相配合。特委领导的秋收斗争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省委批评特委的问题，我也作了解释，说明省委并没有全盘否定特委的意思，对他们斗争的艰苦和争取到的成绩，省委还是知道的。经过一番工作，特委同志的情绪有所好转。我又建议他们把三个团的武装力量合理部署，深入农民群众之中，以继续开展秋收斗争、发动农民为中心任务，积极进行工作。特委接受了我的意见。临走之前，对调整组织问题我也提出了意见。颜汉章同志任组织委员，补为特委常委，三个人好商量问题。个别闹不团结不适合在那里工作的同志，我建议调回省委学习，另行分配。总之，这次东江之行做了一些工作，但不久红四军即撤回赣南，东江的局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发生根本的变化。后来，还是古大存同志长期在东江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给了敌人以各种打击，局面才坚持下来。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夕，这部分游击队编成东江纵队，积极策应了我大军南下的任务。

在香港两年多的地下斗争，也是充满了危险的。我记得李强同志曾到香港架设电台，不久即被英帝国主义破获。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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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夏同志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后来被驱逐出境。我们在香港还先后被捕和牺牲过许多同志。我自己也三次遇到危险。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一次我和恽代英同志找叶剑英同志碰头，谈完话后，我们分头回各自的住处。我回去时，在门口看到我雇请的那位阿姨，正把我的行李搬到楼下，我心里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警惕性驱使我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人，很机警，看到我，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有问题了，就转身走了，没有进去。后来得知，因为我把住址写了一个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好有事联系。有个农民党员到香港找省委接头，敌人一直跟踪到省委，于是省委机关被破获，我那个写有住址的小纸条落到了敌人手里，敌人随即按纸条到我住处来抓人，恰巧我外出，又在楼下碰到了阿姨。那时敌人已经把与我住在一起的杨剑英同志抓了起来，正在房间里等候，我要是进去，也就被捕了。杨剑英同志被捕后，因为纸条上不是他的名字，他又会点广东话，很机警地应付了这次事件。敌人在我的住处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只搜到一张南昌起义后的东江地区图，他就说自己是广西军队的，这张地图是在东江打仗时留下的，刚来香港，才搬到这个地方，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很快就把他放了。以后我们又另搬了一个地方，仍住在一起。杨剑英同志是四川省永川县人，我到广东省军委后，我们就一起共事，相处得很好。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一九二九年他调到上海中央办公厅工作，一九三О年初我离开香港后，他又被派回香港工作，不幸被捕牺牲。

又有一次是青年团在一个楼上开会，我也是预定要去参加会议的。当我赶到那里，正向楼上走的时候，看到一些青年团员正向下走，是敌人把他们抓起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我稍有惊慌犹豫的表情，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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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下，硬着头皮，大摇大摆地继续往上走，和敌人擦身而过，敌人反倒没有问，就脱险了。

还有一次是在电车上遇到叛徒。白区工作，最难对付的就是叛徒。因为特务不认识你，遇到危险，机警一些可能摆脱。叛徒认识你，你镇静也好，慌张也好，都没有用。那时的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要到哪里去就坐有轨电车。在电车上往往容易碰到叛徒或特务，所以我们做秘密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要学会跳车。这次我在电车上碰到叛徒，他还跟我点头打招呼，我知道不妙，随后在电车还没到站停靠，我就赶紧跳车跑了。好在那时香港电车的门是不关的，只要你有训练，可以随时跳车。总算又躲过了一次危险。

我们在香港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一九二八年四月在香港我与张瑞华同志结婚。省委规定，夫妇在一起的，男的每月发十五元，女的发七元，此外每月还有三元车费，买一张有轨电车的月票。一共就这二十几元，吃饭、穿衣、零用都在内。当时，我们虽然对外说是记者或教员，但全是空的，多数人没有职业掩护。有个夏天，我整季就只有一件白衬衫，晚上洗，白天穿，表面上倒也干干净净，可谁知道就只一件呀!但是再困难，大家也都咬紧牙关熬过来了。

顺直省委

一九三О年初，中央通知，调贺昌、陈复同志和我到顺直省委工作，先到上海接受任务。

我比贺昌同志早走一步，过春节前离开香港，先到上海。中央的同志对我说，由于发现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将张慕陶调回中央，由我和贺昌同志去接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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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张瑞华到天津后，住在日本租界。房东是广东人，一家洋行的职员，我们相处的关系还好。我当时以记者身份作掩护，有事就说是出去“采访”。

不久，贺昌同志也来到了天津。

我们见到张慕陶后，由于组织上的意图他不知道，即使有怀疑，他也讲不出口。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完成了工作交接。张慕陶就回到中央去了。一九三三年他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工作，经柯庆施同志审查后定为托派，开除党籍。后来，他到了阎锡山那里积极帮助阎锡山，并从事托派活动。西安事变时，他代表阎锡山来谈判联合抗日的问题，在私人接触中，要求恢复党籍，我们没有理他。后来，在陕南，不知为什么，被胡宗南枪毙了。

新省委由贺昌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陈复同志任宣传部长。贺昌是位好同志。后来他到了中央根据地，曾担任过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长征后，他被留下来，与陈毅同志一道，坚持赣南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陈复同志是国民党元老著名改组派人物陈树人的儿子。这个同志年轻，很活跃，有能力，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来。我离开天津时，他住进了我住过的房子，不久被捕，虽然由他父亲出面保了出来，但回到广州后，还是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

在天津期间，听说彭真同志被捕后，在监狱里生活很困难。我那时还不认识彭真同志，贺昌认识。他想搞点钱给他。后来搞到些钱，就交由胡仁奎给他送去。胡仁奎，山西人，抗战期间曾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

那时，天津一带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系统还没有发展过来。阎锡山的统治不像国民党那样严密，对共产党的情况也不那么熟悉。同时，晋系的许多旧军官，江湖义气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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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很浓，我们的同志被捕了，往往在法庭上表现顽强、坚决、不供任何人，他就说你这个人讲义气，有骨头，反而宽一些；相反，骨头软，供出材料，咬了人，他说这种人不够朋友，不仁不义，量刑倒重。好几个案子都有这种情况。我在天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四月份，我到了唐山，和我同行的有张昆弟同志，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回国后，搞工人运动，到顺直省委的时间也早，对唐山情况比我熟一些。我们的任务是想布置“五一”罢工。当时唐山也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特务活动不那么厉害。不过，我们活动也有困难。上班的时候，街上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活动不方便；下了班，到处都是工人，我们又不像工人，因为工人的衣服很黑，手脸也黑，我们却穿得干干净净。为了能在工人里头工作，我也就穿上了工人服装，把手脸都抹黑了，跟矿工一个模样。住的地方也很困难，住旅馆吧，你是个浑身黑的工人，怎么住得起旅馆呢?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和怀疑。因此，我们商定，分头住在工人家里。我住在一个单身汉工人家里，这个工人是共产党员，年龄较大，是个跛子，人很忠厚，大家管他叫老刘。他一人住一间小房子，一条小土炕，我俩就睡在那个小炕上。一天早晨，他赶早去上班，我还没醒。北方的四月，早晨还冷，他在土炕里加了很多煤，又把房门关得严严的。他是一片好心，我却遭了殃，中了煤气，头疼得很，昏昏迷迷，不知道是怎样滚下炕来，把门打开的。打开了门，透过一阵风，我才清醒过来。

怎样接触工人群众呢?我们在食堂吃饭，发现食堂是个好地方。和工人一块排队，一块吃饭，围在一起，边吃边聊天，能接触很多人。而且，这种地方没有侦探。就这样，每次吃饭时间，就成了我们活动的好时机。工人上班的时间，我和张昆弟就花上三五角钱，去打个茶会，避免在街上走来走去引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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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后来，还是被敌人发觉了。不过，工人里边消息也很灵通。一次吃饭时，有个工人告诉我，敌人发觉你们了，你们还是躲躲好。由于我们在唐山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按原定计划，还要到北平去。这样，我和张昆弟同志就离开唐山，回到天津。

后来听说我们走后，敌人搜查了我那个住所，当然是一无所得了。

贺昌后来也去了唐山一趟。他去后，没有活动就被人家怀疑上了，他就躲在铁路上一节运货的车厢里，被火车拉回天津。

我到北平的时间，大致是在四月中旬。到北平的任务，是布置“五一”撒传单。这是我第一次到北平，这个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给我的印象是比较脏，晴天风沙弥漫，雨天满街泥泞，马路上骡马很多，甚至还有骆驼。

在北平，找住处也很麻烦，住客栈，有警察查店，很不安全；没有办法，我就找关系住在北大，就是沙滩那个地方。也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一条土炕，一张桌子，很简单。我和一位朝鲜同志住在一起，这个朝鲜同志是个学生。住这里的好处是，警察不来查店，另外，当时我们的年龄、装束，混在大学生里面是最相宜的。吃饭也方便，那时的沙滩，有很多小铺子。到四川小饭馆，早晨吃点豆沙包，喝碗豆浆，就可以凑合过去。我住在沙滩，既安全，又自由些。做学生工作，比在唐山做工人工作要方便得多。

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北平市委书记是胡锡奎同志，是经过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五一节前，我们写了个稿子，由胡锡奎带去印，准备五一散发。胡锡奎是个近视眼，又是黄昏，到预定的地方，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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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敲错了门。发现门敲错了，你就赶快走啊，他没有。他这个人穿得很不像样子，又不修边幅，人家以为他是小偷，就抓了起来，送到公安局去了。公安局也把他当成小偷，根本没有审问，第二天早晨揍了他一顿，叫他滚。他的传单稿子还在身上，敌人没有搜身就把他放了。所以，我们都和他开玩笑：“你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有时就叫他“胡地涂”。 这样一个故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还引起了一场风波。事情是这样：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根据地，有一次我和彭真同志聊天，我向他讲了“胡地涂”的故事。他接着说，不仅胡锡奎有“胡地涂”的故事，陈伯达也有过。他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糊里糊涂地被抓进去，后来，被福建军阀张贞花了点钱保了出来。因为他跟张贞是同乡，又在张贞那里做过事。可是他出来之后，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又糊里糊涂地回到了监狱。

陈伯达的这个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在西山剑英同志寓所聊天，我向他聊过。当时，我们并没有别的任何意思，只是当作笑话说说，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是那里装了窃听器，因为在场的只有我和剑英同志，没有第三个人。我们的这次谈话，被陈伯达知道了，而且，所说的话，和我们讲的完全一样。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和我编在一个小组，他想整我，但他不敢正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拿不出什么材料，就只是责问为什么在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

一天，恩来同志就这个问题打电话给我，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们是讲过，但不是为了抓他的辫子，为了整他，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只是聊天而已。

陈伯达作贼心虚，他对这个事情很敏感，手段也很毒辣。表面上一套，而暗地却大肆活动。叶帅也跟我讲过，陈伯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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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伙很坏。他想了许多点子，妄图消灭他这一段历史罪证。南汉宸同志知道他这一段情况，他就把南汉宸逼死了。他还在天津、北京等地，到处查找与他这段历史有关的材料，把许多材料都收去了。粉碎林彪政变阴谋以后，把他抓了起来，他才交代说，他之所以如此过敏，就是在那一次被捕时，他向敌人自首了。但这种情况，过去我们并不知道，我对这个人连认识都不认识，只是我向彭真同志讲到胡锡奎的故事时，才听彭真同志说的。彭真同志那时也不知道，还当作他真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呢!没想到聊聊天，竟闹到这般程度。

在北平的五一节，也只是撒了些传单，贴了点标语。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领导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远大的方针和部署，每逢五一，就要搞点示威游行或撒传单、贴标语之类的活动，目的不外乎告诉人们，共产党还存在，并没有被消灭。

我在北平没多久，又很快回到天津。

顺直省委是沿用的老名字，范围上除包括平、津以外，还管河北、山西。我们当时在河北的工作，要比山西强些。河北省抓地方工作的郝清玉，是个好同志。前几年，他儿子还写信给我，叫我证明一下他父亲的问题。我回了信，并证明郝清玉是烈士。当时，我们去农村很困难。风土、人情、穿着、语言，我们这些外乡人，都与当地农民不一样，所以很难活动。郝清玉就不同，他经常到农村去，像大名、磁县等地方，我就记得他去过。后来，他被捕牺牲了。

顺直省委也有军委，主要是抓兵运工作。省军委负责人是廖化平，他后来叛变了，给北方的军事工作造成很大的破坏。薄一波同志那时也在省委做兵运工作。我从北平回到天津不久，就接到中央命令，调我到上海工作，五一以后，我就离开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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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

一九三O年六月，我来到了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是党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我到特科时，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以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当时的特科由三个人领导：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恩来同志是决策人。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向忠发挂名不管事。

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引起了党的警惕。顾顺章这个人过去耍魔术，在上海开过一家魔术店，是个流氓无产者。他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就趾高气扬，胡作非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会叛变，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调我来，就是为了约束他的放荡行为。

到了上海，经过李立三同志谈话后，我就到顾顺章那里报到。他猜想到所以调我来，是对着他的，对他的放荡行为是不利的，所以，就想各种办法刁难我。他是特科负责人，要给你小鞋穿，你有什么办法。他晓得我们这些人从国外学习回来，没有搞过特科这种事，初来上海，人生地疏，经验不足，就专门派给你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任务，你能说不去执行吗?不过，并没有难倒我，交代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当时在特科搞具体领导工作的，除了我以外，还有陈赓、李强等同志。特科的工作是紧张活跃的。我们派了像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这样一些好同志打进敌人的要害部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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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往敌人还没有出动，我们就知道那个机关或那位同志已经暴露，就立即通知转移，敌人经常扑空。甚至连蒋介石调动军队向我军进攻的情报，有时也能得到。在白区斗争中，叛徒最危险。在获得了确切证据以后，我们就对叛徒进行镇压，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否则我们在白区就难以生存和斗争。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镇压叛徒和特务。

在特科工作时极为劳累紧张。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很晚才得回来，有时过午夜十二点；而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有时则通宵达旦开会或采取行动，几乎天天如此。

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我仍是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因为新闻记者可以到处跑，行动方便。做地下工作，有恰当的职业掩护，才能深入到各种群众团体之中，广泛地接触群众，而不被敌人发觉。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到特科工作不久，一九三O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考虑在白区要积蓄力量、隐蔽待机的必要性，而幼稚地认为，革命已经具备了取得胜利的条件。所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总暴动，尤其是大中城市更要首先发动，以形成所谓“革命高潮的中心”。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在各个中心城市举行总起义的计划，并命令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又是打长沙，又是打南昌、南京、武汉，提出了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简直是在白日做梦，实在是毫无道理，脱离实际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到了可笑而又不可原谅的程度。

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三O年七月，李立三叫刘伯承同志到武汉去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要我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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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会师武汉。

就这样，伯承同志带了刘云同志去武汉。刘云，湖南人，也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过莫斯科，学过航空，回国后曾到黄埔一期学习，是个人才。但就是这么两个人，要想在武汉发动起义，这不是笑话吗!结果，他们到武汉后，还没有怎么活动，刘云同志就被捕了，不久即遭杀害。剩下伯承同志一人，只好回来了。

我到镇江，情况和他们也差不多。我问，起义有些什么力量。回答说，医院里有一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还有一股土匪，也可以争取。我带了两个人去，一个是伍云甫同志，湘南起义的，搞无线电工作；还有个年轻的工人，湖南人，也是搞无线电的，叫涂作潮。我们分头到了镇江，他们两人去，目的是事成之后，用无线电和中央联系。

到了镇江，我们分开住在旅馆里。按规定的接头办法，我去找镇江县委书记，没有找到。因为对镇江地形不熟，既然要组织起义，总得熟悉一下地形，就上街去买了一张镇江地图。等我回到旅馆，看到我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人在那里翻东西，我看不对头，出问题了，就立即走开，没有进去。从旅馆出来，到哪里去呢?这时已经傍晚，街上行人逐渐少了，老在街上转是有危险的，就只有到澡堂里去，好在当时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当天晚上，在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个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着小雨，还有些凉意，我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伍云甫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回来。于是，我接着又返回镇江。到了镇江，当地报纸已经登出我镇江县委机关被破获的消息。我连忙到旅馆找到了伍云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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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们说，没有遇到危险，还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诉他们，县委书记被捕了，机关已经被破坏。随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

回来后，我向李立三说了事情经过，镇江根本没有发动起义的可能。李立三他们对这些还不相信，顾顺章还派人去镇江核实情况，得知县委机关确已被破坏，书记被捕，这才了事。

李立三同志当时还准备在上海发动总同盟罢工，使之演变成起义，武装占领上海。后来，知道力量实在不行，才没有搞。

一九三O年九月，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后，由他们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我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立三同志随即离开中央，到莫斯科去了。

“三中”全会后，形势有所好转。

我在特科的工作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三四个月，由镇江回来不久，就到了中央军委。当时中央决定，要加强军委的工作，下面设立办事机构。中央军委设原总政治部、参谋部、武装工农部、军务部、经理卫生部(即后勤部)、士兵运动委员会等。各省军委也相应设立这些机构，只是把部改称处或科。我到军委，仍然作恩来同志的助手。

我的工作变了，住址也随着变动。这年的九十月间，我搬到四马路跑马厅西北不远的一个弄堂里。这里是一幢小楼。这时，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我们一家人住在楼上，楼下是房东，欧阳钦同志夫妇住在厢房。欧阳钦这时也在军委工作。这个地方条件好，靠近繁华地区，也靠近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能靠近热闹地区就很有利，成夜不断人，活动方便，一旦遇到敌人，也容易摆脱。有一次，遇到叛徒盯梢，我在人群里一挤，然后进了百货公司，上了电梯，发现那个叛徒也跟上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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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于是我就向人多的地方挤，又上了电梯，这样，三转两转，就把那个叛徒甩掉了。要是在人少的地方，就麻烦了。

在这里住的时间也是三四个月，春节过后，我们又搬到法租界一幢小洋房里。这是幢三层楼房。我们一家住二楼，三楼是李富春、蔡畅同志夫妇，楼下做会客室。

做地下工作，经常要搬家。这可是件苦差事。搬家要另租家具，另找铺保，熟悉环境，又要重编一套掩护自己身份的理由。总之要处处小心，以免稍有不慎，暴露自己，招致危险。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又不得不经常搬家。

到军委工作不久，我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译条令的问题。恩来同志对此也很赞成。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军胜利的消息。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所帮助。伯承、剑英、傅钟、李卓然同志都是由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俄文基础。所以，组成两个摊子，由伯承、剑英同志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由傅钟、李卓然同志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军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本书都翻译出来了，并送到了各个根据地。这就成了我军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

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提供情报，也是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国民党打算在什么时候用多少兵力，向我们什么地方进攻，一般说，我们都能及时了解，通报给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央根据地没有电台，给前方的情报都是用密写方式派交通送去的。第二次反“围剿”过程中，我们缴获了电台，沟通了江西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各种情报就可以及时地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前方。我们提供的情报，对前方的军事斗争，起了配合作用。 指导和支持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是军委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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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我们不仅向各根据地提供情报，还为他们输送干部，提供药品和其他物资。前方有些重要的伤病员，也转到上边海来，由我们掩护到有关医院医治。

各根据地发生了偏向，军委也及时向中央报告。比如肃反扩大化问题，我到中央军委工作后不多久，各个根据地都相继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委不断听到这方面的反映，感到问题严重。我们向恩来同志汇报后，恩来同志就以军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以后，中央发了通知，除了张国焘那里以外，各根据地逐渐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

军委还做了许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如关向应同志，就是由我们营救出来的。

军委搞“兵运”工作，也取得了某些成效。这种工作，有人管它叫“挖墙脚”，专挖国民党的墙脚。如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在上海与我们联络成功的。他们通过搞“兵运”工作的朱瑞同志，与军委接上了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六路军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吉鸿昌同志也是这时候与我们取得联系的。吉鸿昌当时是西北军的军长，是个爱国主义者，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党派刘仲华同志通过邓宝珊先生与他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不幸被捕牺牲。在这期间，邓宝珊本人也跟我们常有接触。

我们还争取了李明灏先生。他原是程潜部下，有正义感，同情我们，在国民党得不到重用。我们通过曾希圣同志和他接触，建立了联系。他的朋友很多，学生也多，有不少人是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的。通过这些关系，他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甚至有军用地图等等。不久前，李先生的家属写信要求证明李先生的这段历史，我就给他们写了证明。凡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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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做了好事的人，我们党是不会忘记的，这是党的一贯政策。

一九三一年初，“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宗派主义集团夺了中央的领导权，否定了“三中”全会，以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指导工作。接着，就向各个根据地派出了一批“钦差大臣”，以便进一步贯彻他们的路线。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央决定叫顾顺章为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工作布置路线。四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竞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我在特科时，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爆炸一品香旅馆，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这些当时都被我们制止了。这次他又擅自行动，招致被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的叛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危险。因为他曾是政治局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

万幸的是，我们在南京特务机关心脏中，安插了钱壮飞同志，从而使我们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钱壮飞同志非常能干，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因为情况万分紧迫，就立即亲自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告。

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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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在敌人还没有动手的时候，我们搜查了顾顺章的家，发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但还没有发出的一封信，说明他早就有叛变的打算了。

顾顺章急于邀功，在被解到南京的第二天，亲自到南京监狱，指认了恽代英。恽代英同志一九三О年就被捕了，但他化了名，坐了一年监狱，敌人一直没有认出他来。由于顾顺章的出卖，第二天，恽代英同志就被杀害了。

在上海，顾顺章带着特务，搜查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关，只剩下一个汽车行没有被搜查。那是我们军委的一个联络点，顾顺章不知道。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刘仲华，又名刘子华，是军委机关搞情报和联络工作的。在艰苦复杂的白区地下斗争中，他的表现很好，工作是有成绩的。恩来、富春同志和我，在情况紧急时，都到过这个联络点得到掩护。蔡和森同志的儿子蔡博同志(现在钢铁研究院，工作上很有成就)，一直由这个联络点的房东太太抚养长大，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把蔡博送来北京，蔡畅同志还请她吃过饭。解放战争时期，刘仲华同志跟李宗仁的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和我们的谈判，还给我带来了一封李宗仁的亲笔信。刘仲华同志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劂顷章叛变后带领敌人千方百计搜捕我们的同志，还亲自训练特务搞了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不遗余力地效忠他的主子。但是，由于特务内部派系之争，他后来还是被敌人杀掉了。这个可耻的叛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了躲避顾顺章，我搬家到了虹口区的提篮桥。工作虽然在继续进行，但危险性很大。我们这些过去与顾顺章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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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人，就经常待在家里，不敢上街，从那以后，组织上就已经在考虑我们这些人撤离上海的问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终于奉命离开了上海。

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香港起，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上海止，我在白区工作了整整四年。这四年期间，无论是在香港、顺直省委和上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处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时期。先是瞿秋白同志搞了一段短时间，接着是李立三同志，然后是王明。这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次比一次厉害，受的损失也一次比一次大，以致最后造成了“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严重恶果。这里面有许多惨痛的教训，我体会最深的是：

第一，从思想理论上说，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十足的教条主义。他们不懂得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们不懂也不愿去好好研究中国的实际，而是总想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在城市，总是企图通过城市暴动，在短期内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特点，是要深入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占领农村广大地区，我们才能有力量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说，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实际上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进行的农民战争。这是极为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必须这样做。中国革命的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因此，始终不愿走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把各革命根据地看作是我们主要的正面战场，不把白区斗争的重点放在千方百计配合红军正面战场作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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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白区工作在这个总的指导方针上错了，就必然处处被动，全盘皆输。

第二，从斗争的策略上说，他们不懂得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里，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重要性。而是有一点力量，就一味蛮干，到处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示威游行。好像不这样做，共产党就不存在了。结果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敌人的逮捕和屠杀，牺牲了很多本来可以不牺牲的好同志，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党的领导同志。这种作法，无异把自己的同志送向虎口，提起来实在令人痛心!这样把好不容易逐步积蓄起来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消耗掉了。

第三，从具体作法上说，他们没有从白区工作的特点上找出适宜的工作方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特别残酷，做地下工作，必须注意要社会化，有恰当的职业掩护。这样，一方面便于深入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帮助，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另方面又可以在各种群众组织中，扩大党的影响，积蓄革命力量。而没有职业掩护，简直无法立足，困难很多，我对这一点是体会很深的。但当时我们一般多没有一定的职业，又不注意深入各种群众组织。结果经常容易暴露自己，遭受损失。这也是白区斗争的一个教训。

这些问题，直到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白区斗争的经验，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根据地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力量，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区斗争是残酷的，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沉痛的。每当我回忆起过去的情景，就感到心头沉重。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所存无几了。在莫斯科一起学习军事的，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啊!广州一个红花岗，上海一个龙华，南京一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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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台，北平一个小西天，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被杀害，那里的土地上不知埋了多少忠骨。为中国革命而献身的人，何止万千!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革命先烈!取得今天的胜利，实在来之不易，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加以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