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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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之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到广东省军委工作。当时省军委只有黄锦辉和杨剑英同志，省军委书记记得是张太雷同志兼的。

我到省军委时，中央已经指示省委组织广州起义。所以，我一到省军委就投入到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对应不应该起义，起义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起义前，省委是有争论的。大体上在香港的时候，对应不应该起义争论比较多；到广州以后，则对起义的方式争论比较多。

我和黄锦辉同志等是不同意起义的。因为我们认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广州的形势也是如此，对起义很不利，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讨论中，我和黄锦辉反复说明了这些意见。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只隔三天，广州就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被捕杀，进步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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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破坏，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在广州最有威信的省港罢工工人，已经大部分被迫回到了香港。广州的主要工会，像机器工会等掌握在黄色工会领袖手里，我们能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人力车夫工会等，人数不是很多。在农民运动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并不好。学生和一般市民，也因为白色恐怖严重，革命热情大受影响。在军事方面，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地区。虽然当时粤系内部和粤、桂两派军阀之间，为夺取广东地盘而正在争斗，但一旦举行起义，他们必然会掉过头来，一致对付革命，那我们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的。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

当然，那时对发动广州起义，也有某些有利因素。比如，黄琪翔带着张发奎的几乎全部军队，与桂系黄绍竑的军队在西江地区对峙着，广州市内敌人兵力空虚，只有张发奎的教导团、警卫团、炮兵团、军部机关和一些保安队等；李福林的第五军，在珠江河南，是一支土匪部队，战斗力不强；张发奎的教导团，前面说了，是以武汉分校为基础组成的，是由叶剑英同志领导掌握的，我们党在那里有深厚的工作基础，全团一千三百多名学员和教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靠拢党，同情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有一百多名党员在里面起骨干作用，而且教导团训练有素，战斗力比较强，可以成为起义军的主力；警卫团是张发奎到广州后招募一些人新组建的部队，人数比较少，里面也有我们党的部分力量；工人力量虽然受到削弱，但后来起义时，我们仍然组织了近三千人的工人赤卫队。这些都是有利因素。

但两相比较，显然不利因素要大得多。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个教导团，组织这样大的一个起义，光靠一个团怎么能行呢!所以，有的省委委员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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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不同意举行起义。但广州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同意见只是说说而已，起义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省委同志陆续离开香港，到广州集中。我们军委的同志，黄锦辉先走，我与杨剑英大约在起义前个把星期来到广州，与黄锦辉会合后，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

在广州，起义前我参加了几次会议，研究起义怎么发动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代表来指导起义。为首的是德国人诺伊曼，是个“钦差大臣”，也是个十足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者。他不懂得军事，没有实战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在举行起义的方式上，他主张像当年列宁格勒那样，举行总同盟罢工，从罢工发展为示威游行，进而形成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成立城市苏维埃。我们提出不同意见，说明这个办法不行，中国的情况同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广州工人的主要力量不在我们方面，搞不到多少人来示威游行，又处于革命低潮，示威游行即便搞起来，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对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竟主张白天搞。我们建议还是晚上搞，趁敌人警戒稍微松懈的时机，来个突然袭击，首先占领敌人的军事机关，成功的可能性比白天大。但对这些，诺伊曼都听不进去。

还有一个苏联人叫霍希思特，是位将军。他不公开露面，在苏联领事馆里实施幕后指挥。起义失败后，张发奎抄了苏联领事馆的家，霍希思特将军被捕后牺牲了。

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同志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像恽代英、陈郁、张善铭、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对领导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等都是考虑不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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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义前，我和黄锦辉除了参加有关的会议以外，主要是对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解决军火等。我到广州以后，就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老百姓一间房子，作为军委的联络点。杨剑英同志就留在那里，不参加别的工作，专门负责同各方面接头。

起义的日期，原定是十二月十三日，后来被迫提前了。所以，一方面整个起义显得很仓促，另方面也把诺伊曼的那套错误计划给打破了。被迫提前的原因，是我们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

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用手工制造的，然后分散运到城里大北街的一家米店存起来。运输时用米袋把手榴弹混在大米里，偷运进城。过去黄花岗起义，也是用的这个方法，被敌人察觉。这次，由于我们斗争经验不足，方式不密，也被敌人的岗哨发觉。随之，存放手榴弹的米店也暴露了。

米店被破获的消息，第二天报上就登载了。而这家米店既是我们起义用的武器转运站，又是我租老百姓房子的铺保。起义的时间还没有最后定，我的铺保就发生了问题。房东问我怎么办?前面说了，我租的这间房子是我们军委的联络点，不能轻易放弃。我就对房东说，你看怎么办，我是外江人，找了本地的铺保，是经过朋友介绍的，没想到，他们出事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叫另找铺保，我哪里去找。他说，要没有新的铺保，得先交五十元港币作押金。这是乘机敲竹杠。为了机关的安全，我就同意了房东的要求。

米店的暴露，给了敌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同时，我们得悉，敌人通过别的渠道，也已经大体上知道我们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张发奎急急忙忙给黄琪翔下令，企图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另调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十二月十日，张发奎宣布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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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械。形势万分紧迫，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发动。

起义被迫提前，一切都很仓促。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除了教导团组织比较严密，能迅速行动以外，预定要参加起义的人，临起义时有的还没有通知到，有的接到通知的人力车夫工人甚至说，我的车还没有拉完呢。有的互相问，开会了没有，究竟怎么办?领导指挥方面，也很仓促。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个小时——十二月十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起义经过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起义开始了。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教导团，他们先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然后与工人赤卫队联合起来，兵分几路，向敌人的重要据点展开进攻。

      炮兵团是敌人的重要部队之一，是我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这个团，是北伐军到达河南，缴获了一些火炮以后建立起来的，当兵的大多是俘虏来的河南、山东人，雇佣观念很强，对政治稀里糊涂。起义部队一攻击，士兵们没有什么抵抗，就将炮交出。

教导团第一营营长叶镛同志率第一营为主力，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向市中心敌人的主要据点——公安局进攻。开始时遇到了保安队的顽抗，但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保安总队长被我们击毙，保安队就全部交了枪，我们便占领了公安局。

      进攻长堤八旗会馆的部队，也很顺利，我军从外部进攻，内部有觉悟的士兵起而响应，里应外合，将敌人解决。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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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就沿长堤攻击海军总局、新编第二师师部等。由于我们起义提前，突然袭击，敌人措手不及，所以大部分据点都被我们顺利占领。

到十一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敌人据点，如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等地，以及炮兵团、敌人各后方机关、几个师部等军事要点，都被我们占领，各处的敌人大部交了枪。我们没有攻占的地方只剩下四处：长堤的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的公馆和检察院。这些地方，由于敌人顽抗，又处于不利地形，所以没有攻下。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的第五军所盘据，隔江和我们对射。

占领公安局以后，我便进入公安局，按预定计划，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当时作为省军委的负责人之一，起义的两天中，就一直在总指挥部工作。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领导同志也经常在指挥部。我的办公地方，就是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房子。

整个起义过程中，表现最好的是教导团。他们在党员同志带动下，作战勇敢，组织严密，成为起义中的突击力量。许多重要据点，都是以教导团为主，在工人赤卫队等配合下攻占的。此外，在我们党掌握下的警卫团几个连和宪兵一连，表现也很好。工人赤卫队虽然临时组织起来，指挥不大容易，但大家作战都很勇敢。尤其是由赵自选同志率领的以农民为主的农工纠察队，他们组织得好，战斗力更强一些。我们占领公安局以后，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其中有四一五事变被捕的一百多名黄埔学生。半年多的监狱生活折磨，使他们个个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头发很长，但都很精神。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到指挥部请求给予战斗任务，而且作战中都很勇敢，许多人英勇牺牲，有六七个同志过于虚弱，甚至在紧张的斗争中累死了，情形实在感人。此外，当时在黄埔军校的崔庸健等几个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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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也参加了广州起义，他们表现得都很勇敢。

十一日午后，观音山发生了激战，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扑，占领了观音山。之后有部分敌人向公安局进攻，一直冲到公园前，在离公安局不远的地方，双方在街的两边对射，形势非常危急。我们组织所有人员参加战斗，我也直接参加了作战。没有工事，就把米袋搬来当沙包做掩体。虽然，大家从起义开始，都没有饭吃，但工事却是用米袋做的。我和黄埔军校的一位朝鲜同志相配合，在那里和敌人战斗了一阵，那位朝鲜同志是个机枪射手，打得很英勇。在大家努力反击下，将这股冲到公安局附近的敌人击退。接着，教导团一部分，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对占领观音山的敌人进行反击，又重新夺回了市区的这个重要制高点。

十一日一天，我们几个人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也都没有吃到饭，参加起义的同志也大多如此。由于过于匆忙，连起码的后勤支援工作都没有组织。像吃饭问题，沙包是米袋做的，粮食到处有，找几个人做点饭，或者是筹备点干粮，或者是到饭馆去搞点吃的，都可以嘛，但这些都没有做。

起义胜利后，缴获了很多武器。前来参加起义的工人很多，但真正会用武器的人不多，所以不能形成战斗力。

十一日晚上，我和叶挺同志分析后认为，十二日这一天将会是非常紧张的，敌人的反扑可能会达到高潮。我们怎么办?应该有所部署。经过一再催促，到十一日深夜十二点钟，起义领导人才在公安局总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了形势，讨论了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了形势，说明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我是赞成他的意见的，应当撤离广州，以避开敌人的锋芒，转到乡下，保存实力。但是，既不懂打仗而又非常主观的诺伊曼，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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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前面说了，张太雷等同志不懂军事，只听诺伊曼的意见，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于是，叶挺从此就不再讲话了。

诺伊曼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仍然死抱住列宁格勒那一套，主张固守已占领的阵地，对抗敌人，立即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革命就算成功了。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多钟，诺伊曼不仅不考虑撤退，反而下达了凌晨四点钟重新进攻的命令。命令要求肃清长堤的敌人，然后向四军军械处、珠江南等地进攻。可是，下达命令离发起攻击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当时情况比较乱，无法组织进攻行动和通知有关部队，而且起义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战斗，疲劳已极，所以，命令实际上等于零。

不出所料，到了十二日，情况就严重恶化了。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朱晖日等在珠江南第五军军部策划好了镇压起义的行动。十二日一早，李福林的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各路起义军虽然自发地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终于因为力量过于悬殊，又缺乏统一的部署和指挥，我们逐步退却，总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

接着就是张太雷同志的牺牲。十二日上午，不顾枪炮声到处在响，起义的领导机关就十分仓促地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自然有顾虑，直到中午时分，到会的人数仍不是很多。张太雷同志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在开完会回来的路上，由于不注意警戒，中了埋伏，被敌人冷枪打成重伤后不幸牺牲。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领导机构以至整个起义都失去了核心。

位于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在起义胜利之后，接收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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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送来的大批战利品；十一日俘虏的将近一个团的敌人和缴获的几十门炮，也集中到这里；人们进进出出，整个形势混乱得很，指挥部本身也显得十分忙乱。

十二日黄昏，我和叶挺一起到财政厅的天台上去观察各处的战斗情况。我们看到，有一股很大的敌人从观音山上下来，形势显然很不利，我认为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我问叶挺怎么办?他没有吭声。我知道，由于诺伊曼的不切实际的批评，加上形势已经出现了难以收拾的局面，他的心情当然是不好的。于是，我接着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他听了之后，没有表示反对。我就赶紧返回指挥部去，下达撤退的命令。

我和叶挺分手，跑到了指挥部门口，遇到恽代英、陈郁等同志。我向他们说，敌人大部队已经攻上来了，你们应该赶快走，我来设法布置撤退。

进了总指挥部，找到黄锦辉同志，我们简短地磋商之后，就决定分头下达撤退命令。由于既没有通信员，又没有通信工具，也没有助手，就只好由我们自己去下命令。我不会广东话，街道也不如黄锦辉熟，我们商定，由我去通知教导团，黄锦辉去通知工人赤卫队。

整个教导团的起义行动是由叶剑英同志指挥领导的，但当时他已不兼团长。我到教导团时没有碰到他，而是碰到了当时的团长，名字忘了，是河南人，保定军官学校的。我对他说，现在情况紧急，再坚持下去已不可能，总指挥部命令立即经花县向海陆丰方向撤退。教导团是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部队，也比较集中，行动迅速，得到命令后，马上集合撤退，保持了完整建制的一千二百余人，退到了花县。十二月十六日，在花县进行了整编，和其他跟着出来的零星人员，组成了一个师。以后，又转到了海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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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赤卫队就不同，队伍多数分散在各区作战，通知到就很不容易，队伍又难以集结。有些联队好一些，有的联队就很混乱，或者没有通知到，或者难以组织撤退，最后，在与敌人巷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被捕的同志全都遭到杀害。工人赤卫队受的损失最大。

到了十三日，整个广州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失败之后

起义失败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据后来看到的书报记载，十二月十三日以后的五六天时间，敌人枉杀广州人民多达五千七百多人。看，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是多么残忍啊!

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在街上活动异常危险。我在安排了部队撤退之后，天已很晚，就往八旗会馆附近住地走，在路上碰到商团搜身，把我的一支钢笔搜走了，因为不会广东话，只有不吭声。回到住地，天还没亮，没有敢叫房东的门，怕引起人家怀疑，就坐在楼梯口等。直到天亮，房东开门之后，我才大大方方地上楼。房东说，你起得这样早呀?我说，是啊，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出去看了看。

我在住地呆了三天之后，才回到香港。杨剑英同志在我之后也回到了香港。

到达香港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敌人搜身很厉害，发现你身上有红线头，就说这是佩带红带子留下的证明，就把你抓起来。而我的红带子，藏在衣服口袋里，一起装进了箱子。到了香港，敌人检查了箱子，没有查出来。等我回到旅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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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时，发现红带子还在，又躲过了一次危险。

到香港不久，找到了省委机关，找到了黄锦辉。刚到的几天，我们收容了一批从广州转来香港的同志，作了妥善安置。

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多久，李立三同志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这个同志思想一贯“左”得厉害。这次，他仍以“左”的错误思想来指导工作，不但没有能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未来斗争的正确方针，反而使革命继续蒙受损失。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省委要我到韶关地区去通知朱德同志(这时他化名叫王楷)率领的部队：广州起义已经失败，要他们不要再来广州，而是向湘南转移，以免遭受损失。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原定也是要来广州参加起义的。韶关地区当时在云南军阀范石生的控制之下。我到了韶关的马坝(即曲江)，一打听，朱德同志他们已经向粤北、湘南方向撤退，又追了一阵，仍然没有追上，我就回来了。原来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曾在滇军里面工作过，与范石生早就认识。在韶关附近时，曾得到过范石生物资上的一些接济。广州起义失败，范石生怕牵连自己，又表示不忘旧谊，通知朱德同志赶紧带队伍离开韶关地区。所以他们得以及时转移。

我一回到香港，李立三又要我去追教导团，通知他们向海陆丰转移。我对这一路不熟悉，又不懂广东话，这一路是起义军撤退的主要路线，敌人戒备一定很严，危险太大。而且我说明，原来就已经通知教导团向海陆丰撤退，没有必要再去通知。但李立三仍然坚持要黄锦辉去。结果，锦辉同志在花县附近被捕牺牲。他是广西人，黄埔一期的学生，毕业后就在广东区党委军委给恩来同志当秘书，我们在一起共事，北伐战争时，他留在广州。这次为了一个不必要的任务，牺牲了一位好同志，使我心里甚为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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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人相当多，我记得的有张善铭、恽代英、周文雍、陈郁、黄平、吴毅、杨殷、邓发等同志。当时张善铭虽然是省委代理书记，但实际上是李立三主持会议，他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他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会上，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有的还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要他正确对待这次牺牲了几千名同志的群众起义。但李立三根本听不进去。最后，他采用了惩办主义，决定处分大批同志。与会同志坚决反对他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我也感到非常愤慨。

会后，李立三同志自己担任了省委书记，并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央。中央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于同年三四月间派恩来同志来到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恩来同志到后就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认为恩来同志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省委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几个月之后，这件事又闹到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大会对广州起义作了专门决议，称之为与“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每年十二月十一日，全党要发动工农兵群众去纪念它，研究它的教训。但王明却在这次会上对起义横加指责。起义时他不在广州，竟指手画脚洋洋万言地写了一个《广州暴动纪实》。他不加分析，说叶挺起义前夕才到广州是失职。叶挺同志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了日本，住在基督教办的青年会那里。我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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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同住在青年会里的有薛岳的弟弟等。我就叫叶挺的老丈入到日本去一趟，通知叶挺赶快离开日本，否则有危险。“六大”前，叶挺同志奉命赶到了莫斯科，本来是想去把情况说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昕他的申明，不看他的报告，一味地批评指责。叶挺受了委屈，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德国流亡了一段时间，以后到澳门定居，直到抗战开始，才重又回来参加革命。

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一九二八年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起义失败的一些具体教训。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要点：

第一，事前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去发动群众，起义爆发之后，甚至不少党员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指挥机构不健全。叶挺虽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指挥我们所掌握的部队，对工人赤卫队就很难实施有效的指挥。这样大的一次起义，没有有效统一的指挥，是很难取得胜利的。

第三，起义时没有占领邮电局，没有把邮电系统控制起来。结果，我们已经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城市，敌人却仍能利用邮电通信工具调动部队来进攻我们。

第四，没有退却与撤退方案。当遭到敌人强大部队反击，不撤退就要被消灭时，匆忙退却，秩序混乱，以致连缴获的大量武器，像大炮、机枪、几百箱子弹等，不仅没有带走，甚至也没有破坏。

第五，没有组织有效的后勤保障。像吃饭、弹药供应等等都没有计划和措施，也不注意占领和利用财政机关，起义军攻下中央银行后放火把它烧了，致使起义队伍连买小菜的钱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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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肃反不彻底，尤其没有注意把反革命头子抓起来，致使他们能逃到珠江南，勾结帝国主义，调动部队，镇压革命。抓了一百多个反革命分子，没有及时镇压，撤退时没有人管，全部跑了。

第七，没有破坏粤汉线和广州到三水、广州到九龙的铁路，致使敌人能通过铁路线很快地调集部队，向广州反扑。

第八，没有组织有力的侦察工作。两天里面，除了起义领导人直接观察了解情况而外，没有接到一个敌情报告，以致敌人把观音山的警戒部队打垮，快要冲到指挥部了，指挥部还没有发现，险遭不测。

第九，没有明确的俘虏政策。起义中俘虏的步兵、炮兵在一团人以上，都是些北方穷人，经过教育，大部分表现较好，愿意干革命，但没有派人去领导指挥，致使我们撤退后，这部分俘虏又回到了敌人那里。

第十，战术、技术上也没有适当措施，缴获的炮和机枪，除了几个朝鲜同志而外，没有注意组织懂得的同志来操作使用，以致这些武器大部分没有发挥作用。起义军也不懂得巷战，只知道在街上与敌人硬拼，不知道利用房屋掩护，杀伤敌人，反而加大了自己的伤亡。

今天看，这些经验教训，只能决定起义成败的大小和快慢问题，还不能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问题。从根本上说，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起义没有彻底胜利的可能。但广州起义，仍然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是继南昌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又一次英勇的反击，又一次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和锻炼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起点。正是从这三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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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通过武装斗争，走上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道路。

广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我和叶剑英等同志多次议论过，广州起义究竟应不应该搞?我们一致认为，当时教导团已经暴露，张发奎正调兵遣将，准备对教导团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所作为，坐以待毙，也是不对的。因此，如果在广州我们搞一个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六大”决议中说，广州起义是所谓“退兵时的一战”。我对这个说法有保留。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就应该退却，做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重新积聚力量，争取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干吗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个“退兵时的一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