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国参加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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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埔军校

一九二五年六月底，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共产国际通知我们，于七月底左右回国。

回国以前，第三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找我们谈话。他着重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就怕我们回国后搞“左”了。

季诺维也夫谈话后不久，同志们就分批回国了。我们走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正式成立，正在筹备。“东大”的同学比我们先走。我们这一批共二十多人，全是学军事的，有王一飞、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同志。路上由王一飞同志带队，八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当时的苏联火车，条件很差，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七千多公里的路程走了约两个星期。我清楚地记得，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听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的消息。联想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我们一面开追悼会，一面深感忧虑，不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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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将向何处发展。现在廖仲恺又被刺，更增加了我对国内政局的担忧心情。

到海参崴后，我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等候回国的轮船。海参崴华侨很多，我很想上街看看，但因为我们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不让我们上街，就在那位海军司令家里住了几天。八月下旬，通知我们买到了由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票。我们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上了船。尽管我们在船上非常小心，日本特务机关还是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的时候，当地的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这件事弄得我们很紧张，大家在船上都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九月上旬我们到达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对付我们的经验不多，又忙于军阀之间的争斗，注意力不在这上头。出乎我们的预料，通过海关相当顺利，查验了护照，简单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在上海，我们先分散住进了旅馆，以后按约定的时间到中央报到。接待我们的是王若飞同志，他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过，比我们早回来一些时候，我们很熟悉。他当时负责党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一般事情都先经过他。他先领我们去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我们的工作就由他分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比较注意。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了的分配名单。他先宣布了我们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我们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入到南方，一部分入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岗位，到了广东区党委再决定。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到黄埔以后工作怎么办?将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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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什么?他没有讲。只是说，你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获得成功，就是好事情。分配结果，我和叶挺、熊雄、张善铭、纪德福、杨善集等十二入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由王一飞同志负责。据我所知，这是我们党中央最早的军委。因为当时广东区党委已成立了军事部，我们的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越来越多，中央需要有个专门机构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再加上王一飞同志建议成立军委，陈独秀接受了这个意见。但那时的军委，任务是做些军事方面的统计工作，汇集一些情况，人事分配工作等等，是一种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并不是一级领导机构。

我在上海前后共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分配完以后，就乘轮船到了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同志，战友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久我就到了黄埔军校。

那时的广州，政治空气热烈而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气氛高涨，五卅运动以后的省港大罢工正在继续进行，东征军回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阀叛乱，群众革命热情很高。第二次东征即将出师。广东成为大革命的摇篮，广东的问题牵涉到全国，广州就是这个摇篮的中心。我在街上看见到处是醒目的革命标语，这些都很令人振奋。但是另一方面，气氛又显得紧张。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正积极从事夺权的阴谋活动。不久前暗杀廖仲恺先生的案件尚未了结。广东的大小军阀也不甘心失败，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各种捣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来到了黄埔军校。

我到黄埔军校，大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那时恩来同志已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正紧张地准备第二次东征，记得我只在黄埔听他讲过一次话，以后他就走了。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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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鲁易又名鲁其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我们过去就熟悉，他没有经过莫斯科而是直接回国的。后来他由黄埔调到国民革命军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洪湖地区作战中英勇牺牲了。熊雄同志虽与我一起分到了黄埔，但他很快就随东征军出发，到一九二六年初才回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鲁易同志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广东四一五事变时被反动派杀害。熊雄、鲁易都是很好的同志。

我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那时政治部共有工作人员约二十多人。

黄埔军校是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

我在政治部最忙的是管党的工作。当时黄埔军校有党团领导小组，开始由鲁易同志和我负责，以后熊雄同志东征回来，就由他任党团领导小组书记。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了几个支部，有的是小组。党团员的确切数字记不清，我去的时候，党团员人数已经相当多。政治部的支部，党员人数更多。党团员身份，只有少数人公开，大部分还是秘密的。党团活动的内容，除了搞好教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在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在党团活动中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党团员，成绩也是显著的。我们也做党团员的思想工作、组织学习等等。那时候，我几乎每周要到广州一次，向区党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是听报告，鲍罗庭经常作形势报告，也听过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回来后就在党内进行传达学习。

我们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部经常召开政治教育会议。我在的时候，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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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每期总数要上一百多次政治课，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的。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像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同志，他们是专职的政治教官。还有些是兼职的，人数就更多一些。我也讲过几次政治课。我们讲课，没有什么正式教材，大多是自编讲义自己讲。除了共产党员讲课以外，也经常请些社会名流等来讲政治课。黄埔的政治课，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我到黄埔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已经到军校教导团任团长，随军出发东征去了。他原是主管军事教育的教授部副主任，在黄埔是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政治部还负责出版刊物，记得的有《军事政治月刊》，我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其他的刊物还有《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等。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我去后不久，他就出发东征，没有见到他。东征回来后，他有时候到学校来，偶尔还装模作样到军官食堂来看看，表示他关心大家，但只坐几分钟就走。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是抓得很紧的，他知道要发家就得有军队，就得抓黄埔。但他又没有政治本钱，经常耍的两面手法，也不高明，明眼人一看就穿。于是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出钱收买。你缺钱花去找他，他就给你开支票，谁要都给，钱要得越多他就越信任你。这样，也被他拉过去了一些人。在蒋介石眼里，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是专门挖他墙脚的，所以他恨死了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我是莫斯科回来的，是戴了红帽子的，当然也在被恨之列。

我到黄埔的时候，第一期已经毕业，第二期东征去了，第三期入学不久。二期与三期之间，还有个第十队。每期规定学制是半年。我离开黄埔的时候，第三期已经毕业，第四期刚入学，那时已经确定学校改名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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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比一期多。我们党派了许多优秀的党团员到黄埔学习，国民党也搞了不少入到黄埔学习。黄埔是出了不少人才的，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有。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正确的，国民党的道路是错误的。时至今日，有许多黄埔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通过各种渠道又走上了与我们合作共事的道路，有些人将要走这条道路，我们都是真诚欢迎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那天是星期天，早晨，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从黄埔坐船去广州。我们的船快到广州时，就听到中山舰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我到了舰上一看，都是些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我晓得有事变了。我们被软禁在舰上的时间不长，当天下午就释放了。上岸以后，我径直去区党委，想弄清情况。到区党委机关一看，人员所剩无几，大部分人已经疏散警戒了。一打听，得知恩来同志当天也被软禁在造币厂，后来也放了。渐渐地我们弄清了中山舰事件的全部真相。

怎么办?是把蒋介石搞掉，还是退让妥协?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恩来同志回来向我们传达，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我们有些同志退出了军队，恩来等同志被排挤出了第一军，我也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有些则把名单交给了蒋介石。党内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分子，从此投靠了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以后，大家非常气愤。在区党委，陈延年、周恩来、黄锦辉等同志，我们经常一起议论，认为蒋介石政治上很反动，应该给予反击或把他搞掉。我们知道，在广州还有许多领导人像毛泽东同志等也有同样看法。从当时的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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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把蒋介石搞掉是完全可能的。

蒋介石手里的王牌，就是第一军。除第一军外，第二军是谭延闿，第三军是朱培德，第四军是李济深，第五军是李福林，第六军是程潜。这些人都并不听蒋介石的话。相反，我们在各军中都有一定的力量。第二军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是朱克靖，也是个留苏生；第四军党代表开始是张善铭，以后改为廖乾吾；第六军党代表是林伯渠。除第五军外，各军都有党代表，都有我们的政工人员。尤其是在第一军中，我们党的力量最强，党员人数比别的军多。一军下面，有金佛庄、郭俊两名团长是党员，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营以下军官中也有不少人是党员。第一军又是黄埔教导团的底子，我们党的传统影响比较大。所以，虽然蒋介石兼第一军的军长，但真要打起来，他能指挥的力量是不多的。此外，在黄埔军校，我们也有很多党团员，黄埔学生中，大部分是同情支持我们的。省港罢工队伍，当时还没有解散。力量对比，很明显，于蒋介石不利。但是，由于我们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被迫妥协下来了。

北伐战争和在武汉军委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势力，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一度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使大革命的胜利达到了高潮。

我们党在北伐中牺牲了大批优秀党员，尤其是基层干部，为胜利作出了宝贵贡献。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北伐的胜利果实却被蒋介石所窃取。我们付出的沉痛代价，只不过是为蒋介石卖了一次苦力。北伐的战火还没有熄灭，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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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是在我们党支持下进行的。对北伐，蒋介石是愿意的。因为他知道，通过战争，可以吞并各派势力，发展地盘，又可以排斥异己，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局处广东一隅，由于左派力量过于强大，很难达到这些目的。而在我们党内，据我知道，对北伐开始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就有不愿意北伐的意思。他认为进行北伐，革命力量相率离开，广东这个左派根据地就可能保不住。

这当然不对，北伐还是应该的。否则，各路军阀，尤其是吴佩孚、孙传芳，他们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盘据在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地，与广东对峙，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能推进国民革命。

中山舰事件后，我和黄锦辉等军委的几个同志，在恩来同志领导下，仍然通过各种办法，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开展工作，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主要的内容是为北伐作准备。

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的蓝图大体上已经制定出来。这个蓝图是由苏联顾问加仑将军帮助制定的。经过谈判，唐生智和白崇禧表示拥护北伐。这样就把白崇禧的第七军从广西调了出来。以四军、七军、八军沿京广线向吴佩孚进攻。以二军、三军、六军向南昌孙传芳进攻。以第一军向福建、浙江进攻。

五月一日，叶挺率领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省肇庆、新会出发，开始了北伐。独立团路经广州时，恩来同志召开了该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恩来同志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激励大家。

六月一日，唐生智通电就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并第八军军长。七月一日，广东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七月九日，各路大军出师北伐。广东只留了李福林的第五军和陈济棠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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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北伐军的主攻方向是沿京广线北上。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与其他军一起，长驱直入，于八月下旬，占领了湖南全省。接着又攻占了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九月上旬，又乘胜占领汉阳、汉口。武昌守敌遂孤悬江东。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决定我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同志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碰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

我原定是从陆路去长沙的。但当时粤北、湘南一带霍乱流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了许多同志，其中包括加仑将军的翻译袁庆云同志。他也是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多年，是个很好的同志，这次在韶关被霍乱夺去了生命。陆路不便，就改走水路。我乘船到了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又乘船经武汉、岳阳到了长沙。

我到长沙那天，叶挺独立团还在长沙，没有出发。我们在长沙部署了军委联络点，不久，叶挺他们就出发了。

攻占贺胜桥之后，我就从长沙经汀泗桥赶到贺胜桥。战场还没有清扫，我就到了。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是很激烈的。我军打得很英勇。吴佩孚则派了大刀队督战，谁退下去要杀头。我到汀泗桥、贺胜桥时，就看到吴佩孚的有些士兵不敢撤退，吊死在树上。当时正是九月初，天气很热，死尸都烂了，臭味令人窒息，我在火车上都感到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把马灯里的煤油倒在手帕上，捂住鼻子和嘴，才稍好一些，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叶挺独立团的伤亡也很大，尤其是连排干部。他们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学生，优秀的共产党员。弄得我们补充都来不及。要兵、要干部，当时我们都很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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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占领汉口、汉阳之后，大军包围了武昌。叶挺独立团又是攻武昌的主力。我到了武昌城下，就住在叶挺的团部。我那时经常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保持和各部队的密切联系。

      有一次，在武昌南湖，我遇到了蒋介石。那天，我是去找加仑汇报的。加仑他们不少人在一辆火车上，王一飞当翻译，陪着加仑。此外，在这个车厢里，还有白崇禧、张治中等。我见到加仑，向他汇报了前方的情况，谈得很晚，才告别出来。没想到在返回部队的路上，碰到了蒋介石。他坐在轿子上，前面有两个灯笼引路，后面有两个灯笼跟着，四个人抬着轿，和我碰了个对面。我是一个人，他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管我。

十月十日攻克武昌。起初，我们刚到武昌城下，以为可以很容易打下来，因为敌人只是刘玉春的一个师。但是，一方面是武昌城墙很高而且坚固，我们没有炮；另一方面，武昌又有英国人的支持，英国军舰在汉口、武昌间经常开来开去，接济刘玉春；加上我们又有些轻敌情绪，只是一味强攻，没有啃下来。以后改成挖洞爆破，也没有成功。叶挺独立团伤亡很大。后来，唐生智的第八军到了，又发动攻城，同样伤亡很大，还是没有成功。最后只好改用围困的办法。这个办法，敌人受不了，没有饭吃，军队支持不住，军心大乱。当我们打开武昌时，城里的人，拼命往城外逃，挤得不得了，确实饿急了。就这样，围困了一个多月，才攻占了武昌。

武昌城里，有我们党湖北省的一个小军委。武昌被围时，他们也被围在里头。我军攻下武昌，我就随先头部队进城。城门口堆积着大量的沙包，由于数量过多，一时搬不完，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我就扒着堆积的沙包钻了进去，目的是赶快找到湖北省军委并建立军委的办公处所。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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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进城时，城里的秩序很乱。特别是唐生智的部队，他们到处抢掠，抢来的绸缎，还互相争夺，你扯住一头，他扯住一头，相持不下，把大街都挡住了，过都过不去。

我进城以后，很快就找到了湖北区委军委。通过他们，了解了情况。找到了一个弄堂，叫中和里，是一条死巷子，全是逆产，没有老百姓。我把整条巷子全部号下了，就把军委设在这里，和湖北区委军委一起办公。接着，省委、省团委随之挤了进来，叶挺连家眷也带到这里来了。一时间，这里的人相当多，成了一个不小的机关。

这时，恩来同志还没有来，湖北区委军委的工作，就由我主持，任湖北区委委员、区委军委书记。不久，张国焘来任湖北省委书记。

后来，陈独秀到了武汉，我去见了他，把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听汇报很不耐心，讲到军事，他一言不发。这使我想到初回国时，我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汇报在莫斯科学习军事的情况，他也是一言不发，很不耐心。这一点，我的印象很深。这一次，谈了半天，他只说了个“那好”，就扯其他的问题，分析国民党内的矛盾啊等等，就是不谈军事问题，东拉西扯了一会，我只好告辞出来。

中央机关到了武汉之后，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分成了两个摊摊。一个仍在武昌中和里，另一个设在汉口友益街。友益街的这个机关多是高级的领导同志，他们经常在这里活动，由张国焘主持。一般的对外接头，还是在中和里。我则经常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份，武汉形势已经显得紧张。蒋介石占据着长江下游，他利用南京、上海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方面，集结了这样多的军队，又要继续北伐，得不到经济支持，可是个大问题。因此，想要制伏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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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但又难于决断。宁汉之问的矛盾尖锐起来。正是这个缘故，许多人都在盼望汪精卫(汪精卫是中山舰事件后出国的)，希望他能回来收拾这个局面。四月初，汪精卫回国了。他一到上海，一方面发表了《汪陈(独秀)联合声明》，同一天，又发表了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声明。汪陈声明是假的，汪蒋合作才是真的。

接着，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占领杭州，三月二十日进抵龙华。上海守敌十分紧张。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给上海守敌以致命打击，我们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不同于前两次。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周而失败。这次，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又加强了领导，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是三月二十一日发动的，到二十二日晚，就占领了整个上海。三月底，蒋介石进入上海，和帝国主义、青洪帮勾结起来，于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政变。他下令强占工会，解除工人武装，大量地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我们的组织遭到破坏，上海和汉口之间党的联系也告中断。

党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决定要我和李立三同志到上海去，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中央交代我们的任务是：李立三同志负责解决党组织方面的问题；我去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受领任务后，我和李立三紧急赶往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通过关系，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到南京后，又和一批顾问同车去上海。蒋介石那时仍有许多苏联顾问，这些顾问要到上海去，他们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人。就这样，顺利地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找到了赵世炎同志家里，以后找到了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就在赵世炎家里开了会。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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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受损失的情况，又研究了下一步分头整理组织的计划。大家对蒋介石无不切齿痛恨，想不到他竟敢阴险毒辣到这种程度。会后，我住在颜昌颐同志家里。颜昌颐那时在上海军委工作，我和他一起，协助恩来同志对工人纠察队处理了善后，整顿了组织，把大批同志转入地下。不久，中央要开“五大”。恩来同志是“五大”代表，我也是代表。我们原定是要赶到武汉参加会议的，可是赶到武汉时，“五大”已经闭幕。

我们回到武汉，虽然由叶挺指挥武汉卫戍部队、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刚镇压了夏斗寅的叛变，但形势仍然显得十分紧张。汪精卫回到武汉，表面上装作要反对蒋介石，实际上，他们正在加紧勾结，一致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到了六月份，汪精卫和我们分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到七月中旬，他终于公开叛变革命，我们被迫进行南昌起义。

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人手少，事情多。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正好这时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林彪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来到武汉，就由军委分配。林彪被我们分到了叶挺的独立团当见习排长。这是黄埔的规矩，毕业学员要在部队先见习三个月，尔后才分配正式职务。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士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许多事情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机关，来找我们的人也是成天络绎不绝。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好在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能顶得住。湖北省军委，开始只有我和欧阳钦等五六个人。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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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十个人。

早期的军委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

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工作。

朱德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党就派他到四川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他们原来就认识，在旧军队里互相打过仗。那时候，杨森正脚踏两只船，与我们共产党也在拉关系，就把朱德同志留下了。蒋介石一反共，杨森也跟着反共。于是，朱德同志来到了武汉。朱德同志说，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开展工作有有利条件，军委就决定把他分到了南昌第三军。朱培德开始委任他为公安局长，以后改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同志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后来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陈毅同志也是那个时候从四川来到武汉的。他不知道军委机关在那里，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同志不认识他，就说，那好吧，你到叶挺部队去当兵。后来，陈毅同志在街上碰到了颜昌颐同志(这时颜昌颐已由上海调中央军委工作)，颜昌颐回来给我说了这个情况。我们把陈毅同志请到军委，正好武汉分校缺人，就分配他去做党的工作。

小平同志是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他来到武汉后，经军委介绍，到了党中央工作。

伯承同志在泸州起义失败后，转道陕南来到武汉，找到军委。他到得最晚，我与他见面后不多天，就出发去准备南昌起义了。南昌起义中，伯承同志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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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而失败了。从我对陈独秀的接触，感到他确实没有掌握军队的思想，更没有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因此，当我们党遭到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就使革命归于失败。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如果我们党重视这条真理，牢牢地掌握了军队，必要时可以把领导权夺过来，被迫分裂时也有力量，那就不是这个局面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沉痛教训。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