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留法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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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涉重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下旬，我们这批办好签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临离重庆，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有喜有忧。一方面，出国勤工俭学，这是去寻求“科学救国”的大计，因此，对到法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从这点上说，我的心情是喜悦兴奋的。而另一方面，这次出走，直接的原因是不甘忍受军阀当局的迫害，所以我仍十分牵挂那些同我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在抵制日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同学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未能出走，还留在江津。我知道，反动当局和那些利欲熏心的商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这是我离开家乡时最忧虑的事情。同时，这一次是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的感情。同伴们大多也是这样。

青年人的心境毕竟是容易改变的。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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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顿时使我们心情轻松了许多。特别是船过万县、驶过著名的三峡，我们都聚集在甲板上，扶着船舷，抬头仰望云雾中的白帝城，并排耸立的巫山十二峰。脚下是咆哮的激流，发出震耳的轰鸣，联想到这座座山峰的美好传说，不少人吟起了古诗人赞美三峡的诗句。我与同伴们互相鼓励着，出国之后，一定要发奋学习，学一些本领回来，好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与这大好河山一样壮美。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出峡后的第一个城市是宜昌，轮船在这里停靠。对我来说，初出四川，一切都感到新鲜，就上岸去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到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船到汉口，又靠码头暂息。我们知道汉口是京汉铁路的终点站，几个人相约，要去看看火车是个什么样子。在四川，修铁路吵嚷了许多年，可我们始终没见到铁路，更不用说火车了。我们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不巧得很，站上没停一列火车。听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处火车行驶的声音，我赶紧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轨上，只听到一阵又一阵“嗡嗡”声，那大概就是火车行驶的声音吧!这个说，他听见了；那个说，他也听见了。大家离开火车站，都显得很兴奋，议论着从法国回来，我们要在四川修铁路，让自己的火车，在祖国的土地上到处奔驰。由于非常高兴，竟迷了路，待我们赶到码头，轮船快要开了，险些误了上船。

我们到了上海之后，停留了一段时间。在这个当时被称为十里洋场的地方，我所看到的事情，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来，要触目惊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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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上海，被叫做“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相对照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看着这番情景，我们每个人都为国家被糟蹋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觉得我们选择出国求学的道路是走对了。在上海，我们停留了约七八天的时间。十二月七日那天，我们到静安寺路五十一号，参加了寰球中国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到会的有准备出国的湖南和四川等省的学生一百余人。寰球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他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说，湖南学生汪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次欢送，对我们大家是一个鼓舞

我们买到了去法国的船票。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要一百银元。我带的三百银元，一下子就花去了三分之一。我们乘的是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Sphinx)。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上午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当时的《时报》曾以《留法俭学生出发记》为题，发了消息。

《民国日报》还发了《本届赴法学生调查表》，列了七十三个人的名字，我列第十三名。这届(第八届)留法俭学生一共一百五十三人，除少数河南、江西省和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外，绝大多数是四川、湖南两省人。还有四名湖南的女学生。因为女学生出国勤工俭学的人极少，很引人注目。

我们买的是四等舱船票，四等舱其实就是无等统舱，在半明半暗堆着各种货物的货舱里，设置了一些重叠的多层铺。舱内空气污浊，很不是味。赴法勤工俭学的几批学生，大都是乘坐的这种无等统舱，从出国一开始，就很有点勤俭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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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船后，除了困得实在没有办法，在船舱里睡睡觉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甲板上。

邮轮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很凶，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簸得厉害，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到达香港，在九龙码头停泊了一天，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就在这里下船不走了。十二月十五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以后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取陆路回国。说也奇怪，我始终没有晕船。我们虽是四等舱，但吃饭都到三等舱的餐厅，因为晕船的人多，餐厅里几乎没有多少人。每到吃饭时间，我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十二月十七日抵达西贡港时，我还特意登岸看了看。在汉口没见到中国的火车，在这里却看见了另一种小火车，窄轨，小车厢，构造也简单，是法国人在西贡修建的。船离西贡，朝新加坡驶去，我们在水天相连的大海里，远远看到了鲸鱼喷出的水柱，时喷时停。这种壮观的海上奇景，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船到达新加坡，停靠的时间比较长，许多人上岸休息观光，我也上岸去看了看。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人统治，港口上有警察检验护照和作疫病检查。对新加坡最突出的印象是华侨多，因为新年临近，有的门上已经开始贴对联了，记得有副对联这样写道：“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这时早已是民国了，还写什么“皇恩浩荡”，除了表明这些同胞思想守旧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倾吐了他们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我是很欣慰的。祖国虽然贫穷落后，可它在爱国同胞的心目中，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里风平浪静，天气炎热异常。邮轮还在科伦坡停了一天，然后经四五天的航行，就从险要的曼德海峡进入红海，这时已经是一九二0年1月三日了。八日，穿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停留的时候，又有个别人动摇，中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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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我们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还好，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一九二0年1月十四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从头年十二月九日由上海启程，整整在海上行驶了三十五天。

这三十五天，历经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的众多著名港口，使我开了眼界，但我心头总像压着铅块似的沉重。尽管这些著名港口风景绮丽，有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港口上许许多多衣衫褴褛的苦力和乞丐，有些还是很小的孩子，在那里做工或讨饭。这些城市的情况，同在上海见到的情形很相似，大多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真是哪里有帝国主义统治，哪里就逃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命运!

留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九年前后，在我国青年学生中蓬勃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这一大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爱国学生，所以要留法，大多数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他们认为，要拯救落后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只有到国外学好科学技术，回国后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思想，远涉重洋，先后到了法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一些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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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一九一二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曾在北京组织过“留法俭学会”。目的在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参战华工”赴法。说是“参战”，其实大多数是做苦力。这批华工没有护照，归陆军部管，生活是很悲惨的。战后，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人口大量减少，严重缺乏劳动力。李石曾、吴稚晖这些人，从他们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就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到法国半工半读，以扩充他们的势力，培养他们的人才。他们同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发起建立了“华法教育会”，这就为大批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到五四运动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

我们这批勤工俭学生抵达马赛港后，休息了两天。马赛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大的商业港口，工业很发达，有许多工厂，我们趁停留的短时间，游览了马赛市容。这个时候，“华法教育会”派李璜从巴黎来接我们。李璜到法国的时间比较早，法语讲得很流利。他把我们带到巴黎，很快开始了分配，你到这个组，他到那个组，这个组进什么学校，那个组进什么学校，都做了安排。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开始我们都被安排去学法语，因为不懂法语，既无法做工，又无法进学校。我先是到了蒙塔尔纪。这个城市距巴黎不远，是个省会。我在这里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同志。陈毅同志比我们早到几个月。他告诉我，他是一九一九年十月份到的法国，在法国过的“双十节”，几个月来，在学习、生活方面碰到了许多困难，与国内想象的大不一样，但已经来了，就要坚持下去。陈毅同志热情奔放，性格开朗，初次见面，就印象很深。他的谈话，给我思想上打了预防针。我原来是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的。这个中学的校长沙波，同情中国学生，对安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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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入校学习非常热心。其他学校一般也是这样，对中国学生很欢迎。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进的就是蒙塔尔纪中学。因为当时这所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过多了，就又把我和别的一批同学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逼着你学习，你不懂法文和法语，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学起来要快得多。我在德洛中学读了将近半年书，从一九二0年1月到六月，法语水平有了提高。除了主要学习法语之外，也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因为语言障碍，学起来很吃力。在德洛中学学习后期，我手头剩余的钱差不多用光了，便进工厂做了一段工。待有了少量积蓄后，一九二0年秋天到年底这一段，又进了胡乃尔中学。在这所中学学习数理化等课程，由于掌握了一些法语基础，就不那么吃力了。积蓄将用完的时候，赶快又找工厂做工，手头有钱，就进学校；钱花光了，又赶快做工。这样反反复复，做工，读书，就是我们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特点。

我在法国进过许多家工厂，当时法国就业比较容易，做工的机会很多，但我们这些人大多只能做些粗活，有时也干些简单的技术工作。我进的第一个工厂是蒙塔尔纪的橡胶厂，负责检查轮胎，粗看一下，是否合乎规格要求，活不重，也比较简单，谁都能做。以后又到克鲁邹钢铁厂做工。这个厂的老板叫施奈得尔，所以也叫施奈得尔钢铁厂。它的规模很大，主要从事军工生产，有许多分厂，几乎一座城市全是它的。在克鲁邹，我炼过焦，这种活又脏又累。以后又做过钳工、车工，做钳工我老锉不好，做车工倒还容易些。我在克鲁邹干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二一年初一直到这年秋天。在法国做了一段工之后，我们渐渐也摸出了一些“门道”：你不分配我好工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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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干粗活，我们学不到技术，干脆不在你这个工厂干了。那时，我们时常看报上的招工广告，有什么工厂招工，认为合适，马上写封信去。由于法国劳动力缺乏，他们接到信，一般答复很快，我们立刻收拾一下简单的行装，赶到一个新的工厂做工。刚到法国的两年间，我为了做工，经常这样跑来跑去，在法国转的地方很多，跑了许多城市，进了许多工厂，也在巴黎做过工。但是，各个工厂的情况大体相近，想真正学到点技术，那是很难的。做工期间的生活，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法国的工厂也好，学校也好，几乎都没有宿舍。进那个工厂做工，进那个学校读书，就在那个工厂或学校附近租间房子住。几个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饭。法国的蔬菜，同中国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这些东西。城市的菜，大都是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运来的。主食方面，能买到大米，卖面包的杂货店也很多。当时法郎的币值不高，我们刚到法国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兑换十个法郎。一天有几个法郎，生活就能过得去。我们独立生活，又要缴纳房租费，又要支出伙食费，再加上要用一部分零用钱，完全靠做工的收入，勉勉强强可以维持生活，余下的就很少了。所以，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做工的多，读书的少，做工的时间长，进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在法国两年间，进的工厂有好多个，可是，进的学校就是前面说到的两所。

在法国，我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间，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他们时有争论，对我是有所触动的。但是，一九二0年到一九二一年这期间，这种触动，还没有彻底改变我那种“实业救国”的想法。如果说思想上有所发展变化的话，那就是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并且投入到留法勤工俭学生发起的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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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俭学生发动的大规模群众斗争，主要是一九二一年间的“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二八运动”，是由于“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断绝与勤工俭学学生的经济关系引起的。大批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起初可以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救济金维持生活。可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他们突然宣布中断救济金，中国驻法公使陈箓扬言要把没有工作的勤工俭学学生“遣送回国”。在蒙塔尔纪的勤工俭学生到了巴黎，会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要“生存权、求学权”。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二八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还是做了一定的让步，答应延长发放三月份的救济金，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在这次斗争中，也有不同的主张。当时在克鲁邹的赵世炎同志，就主张自己勤工俭学，不靠军阀政府的施舍。我那个时候仍在胡乃尔中学，赶到巴黎参加了斗争。这次斗争争取到的救济金，也发给了我，一共六十九法郎。“二八运动”以后，我就进了克鲁邹钢铁厂。

“拒款运动”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来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商谈借款购买军火。先是要借三亿法郎，后增至五亿。借款的条件，是以“滇渝铁路修筑权”等作抵押。消息传出后，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人都被激怒了。特别是勤工俭学生首先站出来反对。尽管平时他们思想观点分属不同派别，但是，在反对北洋军阀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军火这个问题上，却结成了统一战线，达到了一致，学生们召开了规模浩大的“拒款”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还冲进了公使馆。这次斗争使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敢在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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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文件上签字。我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

关于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的情况是：一九二一年夏天，吴稚晖这些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建了一所中法大学。吴稚晖他们认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不可靠，拒绝从勤工俭学生中招生，反而从国内招来一批有钱有势的地主、资本家子弟。这就激起了勤工俭学生的愤怒。蔡和森、赵世炎他们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代表大会”，由各地学生抽调一批人组成“先发队”，于九月二十日分赴里昂，占领了中法大学。我没参加“先发队”，晚到了两天，是九月二十三日到的里昂。我到里昂后，“先发队”的同学们已经被法国当局拘押在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里。这时，中国驻法公使馆的副总领事李骏也到了里昂。我找到他，开了一张探望同学的证明，这样，就可以自由出入那个兵营了。这批被关押的学生，由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商妥，要“遣送回国”。学生们虽然被关押着，但是还不像当时国内镇压手段那么严厉，看管也不甚严格。我用领事开的通行证，先后从里面救出来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赵世炎，另两个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我进兵营时，警察检查通行证，出来时我不在被拘留者的名单中，通行比较容易，有的时候不检查通行证。我就把通行证交给赵世炎他们，因为外国人看中国人都长得差不多，一次出来一个，他们就这样混了出来。其余的一百多人，被法国警察押到马赛，遣送回国了。蔡和森、陈毅等同志就是这次被遣送回国的。

世界观的转变

我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转变到革命方面来，也就是说我的世界观的初步转变，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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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以后发生的。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以后，我仍有想进学校读书的想法，手头上还有做工的一些积蓄，盘算着足够进一段学校的费用。这时候，恰巧听说比利时的沙洛瓦有一所劳动大学，费用比较低廉，而且是一所工科大学，专学机械、化工这些课程，还设有专门的寄宿宿舍。这些条件，在法国是很难争取到的。我就去了比利时。

沙洛瓦是一座工业城市，最发达的是煤炭工业和锅炉制造业，当时在比利时有“黑城”之称。听说现在电子、机械工业等也很发达。沙洛瓦劳动大学是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办起来的。我到比利时，是勤工俭学生中比较早的一个。后来来的人就比较多了，特别是四川、广东两省的勤工俭学生，不少人从法国转到比利时来。

刚到比利时，不能直接进劳动大学学习，得先经过这所大学附设的补习班补习，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入学。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第二年六月这一段，我上的是补习班。一九二二年暑期，我参加了劳动大学的入学考试，结果被录取，进了化学工程系。

沙洛瓦劳动大学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房舍建筑很讲究，校址在沙洛瓦城的最高处，学校的设备齐全，实验室很大，周围还有宽阔的广场，特别是师资力量雄厚，有不少教员是比利时很有名望的学者、教授。在沙洛瓦经过半年多的锻炼，我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学生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在法国时要好，还能经常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我的体质增强了。在这里，也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可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习。得到这样一个学习环境，按说可算是“如愿以偿”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思想这时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使我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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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首先，我逐渐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勤工俭学生中的多次激烈辩论，以及我们一九二一年开展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场面，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我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总之，我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问题很多，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多起来。法国也好，比利时也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大，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很多，《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这些著作很容易见到。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在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补习时，我同刘伯坚等同志接触较多，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向导》周报。这时的《向导》与以前的《新青年》不同了，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歧，对军阀混战，都有具体的剖析。我们虽在异国，但对中国的实际还是关心和了解的。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之前，我的思想已经起了比较大的变化。

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刘伯坚同志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回来同我谈了会议的情况，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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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对我的思想发展是一次有力的推动。“少共’’成立不久就向刘伯坚同志表明了希望加入“少共”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同志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标志着我的世界观的转变，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当时“少共”有个规定，为了保密，每个人都要有化名，互相通信或发表文章，都用化名。我的化名叫“向上”。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九二二年冬我们派李维汉同志回国出席国内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便与国内取得联系。那次会议是在南京开的。不久，就转来了陈独秀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们不要叫“少年共产党”。团中央也由国内来信，表示希望与国内统一起来。于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召开了“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加入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我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巴黎租借的一个礼堂开的，共开了三四天。当时在欧洲共有团员七十多人，主要在法国，其次是德国和比利时，英国也有少量的团员。出席这次临时代表大会的共四十多人。按比例，法国的团员代表最多，比利时的代表是由刘伯坚、熊味耕和我等五六个人参加的。在这次会议上，主要研究的是与国内团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其领导的问题，加强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一步发展团员的问题，出版刊物与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思想影响作斗争的问题等等。会议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的决议。原任书记赵世炎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但因为已经决定会后他就去苏联学习，所以会议最后选举周恩来同志为新的执行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在巴黎设立总支部，在德国、比利时设立分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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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团以后，我还同刘伯坚同志一起负责过团的旅比支部的工作。旅比支部就设在沙洛瓦劳动大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抓得比较紧，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武装团员的思想。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团员的工作。随着团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碰到了学习专业知识和进行革命工作的矛盾。要自己学习、组织同学们学习，要参加各种会议，那是相当忙碌的。沙洛瓦劳动大学的考勤表上，曾多次注明我“不大上课”。我常同刘伯坚同志议论，一个人精力有限，又要学习专业，又要做革命工作，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况且，所学的专业又同自己负责的工作联不起来，我们酝酿着，干脆放弃学习，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我由赵世炎、刘伯坚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旅欧学生中的党员很少，在比利时就只有刘伯坚、熊味耕和我三个人。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后来我们到莫斯科，国内去的同志听说我们旅欧学生中党员很少，就说，你们入党的条件掌握得也太严了，其实你们的团员，大多数都够党员的条件。因此，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党组织经过酝酿，确定把旅欧的团员，全部转为党员。

我入党以后，决心放弃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期回到了巴黎。在回巴黎以前，我还趁这个机会去了一趟德国。到德国，一方面是旅行，一方面是考察那里的情况，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国内经济萧条，政局动荡，工人大批失业，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马克币值跌得很厉害，特别不值钱，今天一个价，明天又贬值了，使得我们不敢多兑换马克，每天只换一点儿，够一天花的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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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正在柏林，也是一九二二年三月从法国移居柏林的。朱德同志也在那里。我同他们见过面。我在德国的时间不长，就回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以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团的工作中。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节假日从事团的活动。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我回巴黎以后，周恩来同志不久也转到了巴黎，他是脱产专门从事党团工作的。我们与各种错误和反动思潮作斗争的主要武器是出版刊物。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是《赤光》，开始叫《少年》月刊，是一个理论性和战斗性很强的刊物。它最鲜明的特点是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以批驳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点。周恩来同志在上面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很大。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两党在国内正式合作，为适应高涨的革命形势，进行有效的宣传，旅欧党团组织决定改《少年》为《赤光》。无论是《少年》还是《赤光》，文章都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周恩来同志在归国前，一直主持《赤光》的工作，他为《赤光》撰写的文章最多，内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

《少年》和《赤光》的编辑部，设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三层楼旅馆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这里既是旅欧支部的所在地，也是周恩来同志旅居巴黎时一直居住的地方。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现在，法国政府在这里挂了牌子，以纪念周恩来同志。我从电视上看到了这间小屋子，想起过去在那里的斗争生活，感到特别亲切。从这里出去不远，便是著名的意大利广场，广场旁边有一个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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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那是我们经常集会的地方。会议很多，星期天也不休息，一开就是大半天，渴了饿了，干脆要杯咖啡，边喝边开。

在巴黎，我们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主要的论战对象，是国家主义派。一千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社会思潮，基本上可以分为五大派：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右派。学生们不属这一派，就属那一派，几乎没有一个“白丁”。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右派，人数很少，影响也小。我们虽然有时也批驳他们的一些论点，但他们始终没有成为论战的主要对象。无政府主义派是吴稚晖、李石曾这些人领导的，他们出版了《工余》杂志，提出一些空洞口号，要绝对自由、个性彻底解放等等，很能迎合一部分青年人的胃口，因此，开始参加的人比较多。但他们有个特点，参加无政府主义派的许多青年人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欲望，所以经过辩论和开导，大多数人转向了共产党这一边，像陈延年和陈乔年同志，开始就是参加的无政府主义派。吴稚晖对二陈很器重，关系很密切。后来二陈辨明了真理，转到了共产党这一边。吴稚晖恨死了他们。“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二陈先后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时候，吴稚晖还发电表示祝贺，可见仇恨之深。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我们就集中力量与国家主义派论战。一九二三年夏，我又转到法国的时候，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已经开始，逐渐达到高潮。国家主义派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右派。它的喉舌是《先声》周报，以后改名为《醒狮》，所以又称“醒狮派”，一九二三年底又改称青年党。这一派的头子是曾琦和李璜，都是四川人，很反动。前两年，听说李璜旅居在香港，还专门写文章，介绍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情况。同国家主义派的激烈斗争给了我深刻印象。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思想武器是宣传国家至上，无条件地支持北洋军阀政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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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苏联和十月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利用各种方式与之论战和斗争，主要是在《赤光》上写文章揭露批驳他们的反动论点，有时就开会面对面地辩论。每次论战，几乎都是以我们胜利、他们失败而告终。以后随着曾琦、李璜回国，我们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又从国外带到国内，大革命期间双方仍在论战。当然，真理还是在我们一边。

同时，我们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国共合作开始后，旅欧党团组织也相应作出决定，一九二三年六月，八十余名旅欧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时，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成立，选举我为通讯处处长。

除了做工和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外，就是继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法国翻译出版的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很多，译得也通俗，我们就读这些法文版的著作。我们不仅自学，还和李富春等几位同志，进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在那里，同法国工人和法共党员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记得有一位法共党员，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帮助。他是巴黎人，中学教员，因为逃避服兵役，有家不能归，整天混在我们勤工俭学生群里，经常为我们讲解法文的理论著作，介绍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我从比利时回到法国后，在旅欧团的组织中，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团的训练部负责组织团员进行政治学习。因为团员数量较多，团的训练工作是分为两部分进行的，宣传方面主要是办报纸，教育方面则是抓团员的训练。团员研究问题和发表意见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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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内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共产主义研究会的建立和通信集的出版，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召开的团的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的。

旅欧党团组织对训练工作抓得很紧。因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很多人加入了团，奋斗的方向确定了，为了使大家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把训练工作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每周都事先布置好学习内容，给大家指定一些书籍看。一到星期六，吃了晚饭就开会，分地区、分支部召开讨论会，区委的同志也分头参加，联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旅欧党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重回巴黎以后，我先后进了雷诺汽车厂和西门子电气公司多米松分厂做工。这时，因为我有了大学的学历，所以干的都是一些技术活，工资也比较高。

二十年代初期，法国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在一个工厂里，说罢工，一下子就罢了，罢工是常事，法共当时有个理论，说“罢工就是练兵”。碰到一些不满意的事情，工人们商量一下，说罢就罢了，真正有组织的大规模罢工不多。留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在工厂做工期间，可以参加工厂的工会，但不能参加示威游行和涉及法国政局的活动，否则，当局就说你是干涉内政，就要把你抓起来。我们留法期间，虽然同法国工人混得很熟，但并不参加他们的罢工活动。

一九二O年一月到一九二四年九月，我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一段的生活，在我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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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的日子里

我结束勤工俭学生活，离开法国，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因为国内我们党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得很顺利，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共青团旅欧区委根据这种情况，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进行准备。

向国内输送干部，先是选送少数同志直接回国，更多的是有计划地分批选调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再回国参加斗争。

送骨干去东方大学学习，从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了。在我们之前，已经走了两批，第一批是一九二三年三月，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同志；第二批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刘伯坚等同志就是这一批走的；我是第三批，同我一起走的，有李林、熊味耕、胡伦、范易、傅烈、穆青等同志，共二十多人。我们离开法国之后，其余的同志也陆陆续续从巴黎转到了莫斯科。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同志，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先后到了莫斯科。在巴黎的时候，因为我们订阅《共产国际通讯》和法共《人道报》等刊物，引起法国警方注意，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富春、小平等同志他们离开巴黎时，相当危险，他们的秘密活动被巴黎警察厅发现，要通缉他们，所以他们被迫离开了法国。

周恩来同志没有到莫斯科去，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也由于旅欧党团组织要他回国后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他是从法国直接乘船回国的。他走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的七八月间，比我们早一个多月。

我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生活将近五年。这五年中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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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斗争，自己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对环境也逐渐适应了，这里有许多熟悉的战友，法国的工人和法共同志对我们很好，这些给了我极好的印象。尽管如此，我还是日夜思念祖国，也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我们得知，经苏联学习后，不久就可以回国的时候，大家感到极度的兴奋。恩来同志临行之时，我们在一起喝了酒，为他送行。我们走的时候，留下的同志也开了热烈的欢送会。

从巴黎到莫斯科，我们在柏林停留了一段时间，经过德国共产党的介绍，分住在工人家里。德国工人(很多是党员)对我们非常热情，他们许多人的住房并不宽敞，便把爱人、孩子打发到亲戚朋友家里，腾出房间安置我们。一九二四年前后，正是德国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当时的总统兴登堡，想扑灭革命运动，可始终压不下去。工人有自己强有力的组织，叫“红色战线”，晚上经常在大街上组织巡逻。他们穿着统一式样的服装，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国际歌，雄赳赳地行进在大街上，如果有武器，很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们在逗留期间，看到这种场面，非常高兴。

我们在柏林住了大约一个多星期。以后经汉堡到达德国的北部港口，然后穿过波罗的海，到了彼得堡(今列宁格勒)。踏上了苏联的国境，又经过两天旅程，抵达莫斯科。十月份，我们即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就是十月革命节七周年纪念。莫斯科到处都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象。十一月七日这天，我们应邀参观了红场庆祝十月革命的游行，见到了在观礼台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斯大林，亲眼看到了劳动人民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欢乐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一所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的学校，有中国同志，也有从朝鲜、蒙古来的同志，但中国学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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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国学员中，有一批是从国内直接来苏联参加学习的。

东方大学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还有政治经济学等等。

我们上课时，由王一飞同志当翻译，他的俄语讲得很好。我还听过几次李大钊同志讲授的历史课。李大钊同志来莫斯科，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他对“东大”培养的这批中国学生很重视，亲自找我们谈话，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听起来格外亲切。我对大钊同志是很敬仰的。当时，他已是国际知名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莫斯科，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除东方大学以外，一九二五年秋，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也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需要，又办了一所中山大学，国共两党各送了一批学员进校学习。这是一所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国民党左派、右派，以至孙文主义学会，都去了一些人，当时企图通过学习改变他们的思想。这是我离开莫斯科以后的事情。

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大约三个月，一九二五年二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王一飞同志也由“东大”调到这里，仍担任翻译。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我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是保密的，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了红军的编制系统，同红军穿一样的衣服，过一样的生活。只是伙食供应特别优待，因为在“东大”、红军、军校三方面都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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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一份伙食供应，合拢在一起，伙食比红军供应要好，比“东大”供应也好，是第一等的伙食。当时，苏联内战刚刚结束，一切都在恢复之中，人民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给我们的生活待遇，可以说是特别优厚了。

我是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叶挺同我编在一个班里。第一批学员还有熊雄、范易、颜昌颐等同志，一共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至今在世的，只有我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我们尽量不出去。到野外演习，就去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全体学员同红军一样，一律住帐篷，一个班一个帐篷，每人发一块草垫子，上面铺一块床单，再发一条毯子。军事学校要求很严，训练很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进行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过的完全是正规红军的生活。当时我们都很年轻，身体可以顶得住。

军事学校的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来的，几乎都是苏联内战时期各个战场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当时虽然没有实行军衔制，但是戴着军职领章，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哪一级干部，都是师级以上的。二十年代中期，苏联红军初、中级干部文化水平一般还是比较低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一般的干部还不能讲课。给我们讲课的教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课的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在军事知识方面还是有所收获的。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我同时兼做党、团工作。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团员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欧洲转去的，编成十多个小组。由欧洲转去的这些同志，我们少数人既是团员又是党员，是双重身份。旅莫支部大概对此不很清楚，开始只是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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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过团的组织生活，办理了转党手续后，才过党的组织生活。由国内派去学习的同志都是党员，所有党员属旅莫支部领导。党团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鼓励大家在苏联努力学好各门功课，提高思想觉悟和革命理论水平，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和勉励，以便回国后能工作得更好。我们也做发展党团员的工作，叶挺同志就是由王若飞等同志介绍入党的。叶挺原是孙中山警卫营的营长，属国民党左派，由廖仲恺先生派到苏联学习，我们起先都在“东大”，以后一起进了红军学校学军事。因为他思想进步，愿意向党靠拢，多次表示希望入党，经旅莫支部讨论同意后，叶挺同志入了党。

一九二五年五月，国内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各方面急需要干部去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同时，黄埔军校成立后发展也很快，需要党多派些懂军事的干部去加强。于是我们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分批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