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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及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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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 (1943年10月)

发布时间:2020-01-21 11:29   作者:聂荣臻   来源:   点击数:0


第一部分:晋察冀边区概况

(一)晋察冀边区现在实际上是晋察冀热辽五省边区,处于平汉,津浦、同蒲三大铁路北端,其间包括:正太、德石、北宁、平绥(东段)平古等路!北平、天津、石家庄、大同、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战略要点,伪满(热、辽境)伪蒙(察南、河北之涞源、山西之广灵、浑源、大同等地)伪华北(名义上虽属南京伪政权,实际上另成系统)政权及我之抗日民主政权等四种政权。

(二)敌军:河北境内为敌第一一0师团,第十五,第八,第九混成旅团。山西境内为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冀东一部关东军及伪满军,平北一部伪满军。伪军正规军即所谓治安军(现改为绥靖军)之主力在冀东,一部在平汉线。(最近敌兵力分布又有新的改变及部署)。伪蒙、伪华北均名为“国家”,其政策,军队、货币等各有建制和指挥。其军队指挥系统是伪满、伪蒙属关东军,其余归华北方面军。其间指挥不统一,三七年到三八年初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后伪满、伪蒙建制,华北方面军有权指挥。由于敌伪政权、军队不统一,包含着许多接合部与不一致,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另一方面,在对敌军事、政治各方面则又首当其冲。

(三)边区华北各根据地如晋西北、晋冀鲁豫、冀南、冀鲁边等,地域上都能衔接,战略上与战役上,都有协同可能。这里主要是我与敌伪的尖锐斗争局面,无顽(军)无友(军)。

(四)边区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区、冀中区及冀热边区。北岳区设一、二、三、四、五、十一等六个专署,(平北归十一专署(平西)领导),人口三百万。现全边区共有十六个专区,一百0八个县,约一千二百三十万人。党的领导上,北岳、冀中区域,由晋察冀中央分局直接领导地委,冀热边区设特委,下再设地委。军事建制上,军区之下,北岳、冀中共分十个军分区(北岳区二专署没设军分区)冀东为一个军分区的编制。

全边区现有(冀中“五一‘扫荡’”前)党员二十五万余。

抗联会员(只北岳区)九十六万余。民兵(只北岳区)十八万余。

第二部分:晋察冀边区略历

第一阶段:创造建设时期

(一)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军战略方针基本是游击战,可能与有效的是在敌之侧后方活动。当时国民党军与日军两方正鏖战于南口,毛主席首先提出:我军可出一部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我一一五师最先出动时南口已失,何应钦要我军到蔚县,途中,蔚县又失,阎锡山要我军赶到飞狐口(蔚县南)阻敌前进。待我军先头部队赶到太原,敌人已进逼阎锡山之国防线——雁门关、平型关线。九月二十五日平型关战后,我一一五师回五台,正值忻口激战,娘子关危殆。华北军分会决定,总部率一一五师主力南下,留独立团,骑兵营,总部特务团之两个不完整的连作基础,以五台山为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约在十月二十三日)。这个任务是很快的、很仓促的(但并非突然的)放在我们身上。总部过正太线南下途中,娘子关,忻口先后失守,我区遂首先处于敌后。十一月七日宣布奉朱彭总副司令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此时友军金宪章一师留在五台山,原是阎拨归朱彭指挥者,主力南下后,金自请指挥,我亦给予一些帮助。

(二)当时创造五台山根据地的条件是:

1、日寇战略上速决南下,对我并不重视(因知我军主力都走),敌后空虚,利于我发展游击战,打扫战场,收容散兵,进逼敌交通线,求得一些胜利,一方面以武装自己,一方面以提高军民的作战信心。

2、国民党统治随败退而去。徐州武汉未失守时,国民党需要我在敌后。

3、本区曾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虽不如南方的大革命和内战时期那样的轰轰烈烈,但基本群众是受到党的影响的,过去基础虽不太甚大,且损失严重,但基本的组织和党员还保存着一些。同时本区历来处于民族斗争前线,有悠久的民族斗争历史,人民强悍,新的民族战争,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

4、总部留下一部武装,北方局派来一批干部,给根据地的创造以一笔本钱。

(三)根据毛主席五月苏区党大会报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中强调领导权和民主的精神,根据北方局给我区及华北的党关于党的任务(主要建立军区和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是这样着手工作的:

1、搞武装:分配原来留下的武装并组织游击队到各战场,打小仗,收集武器,发展武装。

2、同时分配干部到各村组织群众建立动员委员会(实际上是新政权,对旧政权说就是第二政权),与改革民生的号召联系起来,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如最初在阜平城南庄,过去吃树叶,老百姓都无权采地主的,当时即找地主谈判,许可群众采树叶,树枝归地主),并将负担放在有钱人身上,减轻群众负担。

3、政权问题:在晋东北,维持阎锡山政权的原形,尽量保持秩序,暂时维持山西政权(实际上我方能控制),以便与阎锡山保持不破裂,使社会秩序不过于混乱。在当时,这一方针曾使我们人力物力的动员得到很多方便。在河北方面,旧政权逃之夭夭,我军就利用合法手段,由八路委任县长,建立新政权。

4、扩大地区:打通冀中平原,不局限于五台山,求得最大回旅余地。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关键,由于这一方针我们很快地打通平原,和冀中党与吕正操部取得联系。

5、培养干部:建立军政学校及各种党内外训练班,教以游击战及各种政策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决当时要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

6、筹备成立边区政府:派代表到冀中、北岳各地(主要到冀中)宣传筹备成立边区政府。诱阎入股。并利用日军攻武汉时期国民党在敌后需要我,三仿年一月十五日边区临时政府正式成立,洴迅速获得蒋介石及行政院批准。

7、强调统一党、政、军、财经,以便建立各种制度,实现各种政策,因而混乱较小且时间较短。

8、在各地建立与发展党,由军队派出工作团协同地方同志进行之,利用合法(八路军的名义)利用政权(动员委员会)由上而下大胆的放手干,以便达到从无到有、由数量到提高质量的要求。

9、三八年一月北方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路线对我们政治上的影响。

在群众的发动上,三八年五、六月间晋东北减租减息斗争曾一时消沉,但随即纠正。军事上强调正规——这还不完全是王明路线的影响,我本人亦有此思想。王明路线所谓的正规是依靠国民党,用飞机大炮与日本打,我的正规思想(八路军的正规)则是从内战的经验出发。在另一方面,建设根据地的观点,领导机关开始就有,此时更进一步强调长期的革命根据地的口号,同时在讨论中央的指示时,亦特别强调了领导权问题。“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也都提出,并曾高嚷一时,但由于有我们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故没有过于吃亏。

10、此时阎派郭如嵩到五台企图把我二分区部队要过去,遭我拒绝。又派杨澄源到晋东北统一指挥郭如嵩及金宪章。三八年秋,敌围攻边区,郭如嵩失败而逃,只留金、杨。

11、三八年五月,开整理组织,洗刷一些投敌分子及叛徒,破获了一批汉奸案件,因而达到游击军(孟庆山部)与人民自卫军(吕正操部)统一为三纵队,解决了吕、孟之间的纠纷(新干部与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冀中的统一。但在此时个别县份的肃反上,则有部份过左现象。

12、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冀东爆发了十万人民的大暴动,但这一胜利没有巩固(详见冀东部份)。

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三八年九月底是边区由创立到极发展的时期,在我手中的县城有数十个,党员数目约七万左右,武装在十万以上(冀中有一部分不巩固),群众普遍发动了起来。敌人进攻武汉同时“扫荡”敌后,五台与武汉相提并论,引起国内国外很大的重视。自此以后即开始进入建设与巩固时期。

第二阶段:深入巩固时期

(一)三九年一月彭真同志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发展华中,巩固华北的方针,我区重要工作如下:

1、从组织机构上改选村政权。三八年反围攻后暴露了村政权基础不巩固,故必须改造村政权,建立村代表会。

2、整军。从游击队中产生主力,合编某些单位,调整武器装备,使各分区相对平衡,并加紧训练。

3、巩固党。从健全领导,整理支部,一直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巩固党。

4、群众运动基本方针是:普遍发展,深入减租减息斗争,争取基本群众优势,保证党的领导,依靠基本群众的优势以巩固统一战线。

5、我一二0师到冀中,巩固冀中,吸收巩固部队,扩大一二0师,并帮助巩固三纵队。

6、成立冀察热区党委。成立以萧克同志为领导的晋热察挺进军进驻平西。巩固平西,继续发展平北、冀东。

7、巩固的另一方面即是反摩擦。首先行政院下令取消边区银行,抵抗之;接着阎锡山转来国民政府命令撤消边区政府,抵抗之;接着阎派白志沂到雁北,并兼专员;随着张荫梧实行三环政策(先束鹿、★城、后平山、灵寿、行唐、再后博野、蠡县)其第二环被挡架,最后率军到冀中,鹿钟麟派邵鸿基到冀中,提出鹿委县长,拒绝之;国民党派杜生远到冀中提出群众团体的隶属问题,经严词驳斥,最后邵、杜被赶,其成立冀中国民党的活动,亦未得逞。鹿钟麟勾结孟阁臣(孟是励志社员,在易县、满城、徐水地区收集土匪流氓三、四千人,开始时我派代表去收编为一个分区)准备配合鹿、张(荫梧)进攻我军,三九年春首先解决之,将孟阁臣正法,张荫梧一部被解决,大部投诚我方。随后有国民党指示柴恩波在冀中北部叛变。亦被解决。这样,抵抗解散银行,拒绝撤消政府,扑灭孟、柴,打败张荫梧,反对鹿钟麟,驱逐白志沂,粉碎冀中国民党的活动,逼走夏维礼(原孙殿英部,在行唐,二千余人,被迫南下,与孙会合)。经过这样摩擦与坚决的反摩擦斗争,边区才在地区上统一并巩固起来,国民党的据点、武装被肃清,冀中半土匪半抗日的武装被消灭(大部为一二0师改编)从此以后,无友军无顽军。党、军队、群众在坚决的反摩擦斗争中,扭转了抗战初期对国民党的幻想,对党与军队思想上的巩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1940年继续巩固方针的几个中心工作:

1、全区民主大选举。改选村代表会,建立县议会,选举边区参议员,初步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

2、整理财政,准备实行统一累进税(调查研究,拟定税则,准备在四一年开征),救灾修地(进行大水灾后(三九年)的经济恢复工作,沿河滩地差不多都恢复起来),赎地换约(但救灾及赎地换约中,曾发生某些过“左”的毛病)。

3、继续整军及巩固党的工作。军中加强政治工作,地方党继续整理支部,洗刷投敌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党得到进一步巩固。

4、发布“双十纲领”。由于群众取得确定优势,而且巩固了这个优势,特别由于群众反顽固斗争中曾发生“左”的偏向,因此,根据中央“七七”强调团结的指示,发布“双十纲领”,更加在确保优势的基础上巩固统一战线。

5、百团大战。八月,执行总部指示,进行百团大战,向正太、平汉出击,主要在正太线上,担任重要一面。

从三九年40年,深入巩固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对敌对顽,对边区内部的地主及奸细、异己分子的斗争中巩固阵地,打下以后坚持更加艰难的对敌斗争的基础。此时党员十七万,军队约十一万,党与军队的质量与战斗力均获得提高,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巩固,这是执行中央、北方局正确指示,并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之结果。但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左”的偏向(如冀中除奸政策的执行中,北岳区抽地换约中,以及三三制执行中)干部思想上在反顽胜利和百团大战胜利后对未来极困难、极艰苦的形势,估计不足。

第三阶段:坚持对敌斗争

(一)三八——40年春的敌我斗争:

1、敌开始对我轻视,我壮大后又说威胁其心脏,乃又视我为心腹大患。但开始还无经验,对我战术仍是老一套的正规战术。如三八年春,敌一个联队进入涞源,我军于紫荆关南北两翼交通线不断打击其运输及掩护部队,使敌孤困涞源,被迫退走。又如三八年二月,为配合徐州之战,我军向保定、清风店、望都、定县,同时夜袭,除保定只攻入城关外,其他都打进城去。二月底敌一个旅团一路进入阜平,扑空,我以游击运动战袭扰敌后,次晨便仓惶退去。三八年秋,敌正面进攻,武汉正在紧急之际,九月二十二日开始对我围攻,河北、山西、蒙疆互相配合,进占五台。

2、三九年中,敌以为我之游击战术只是敌进我退,老一大套的“避战”,因而常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向我巩固区挺进,寻求作战或袭我后方,在耿镇、高洪口一带,屡被打垮,特别经过五台东北,崇山峻岭间之上下细腰间、陈庄、黄土岭(阿部中将殒命之处)、大龙华等歼灭战及冀中齐会等战斗后,敌始不敢孤军深入。从而对我之游击战作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把内战时蒋介石对我战术及我公开出版的游击战术大量印发到部队研究。敌一一0师师团长桑木宗明采取了蒋介石的堡垒政策,主张“极端分散配备”。

3、三九年秋与40年秋,敌仍采取像三八年的全面“扫荡”(三九年秋是报复阿部中将之死,40年是报复百团大战之失)除进行大烧大杀外,开始进行堡垒政策。百团大战是我主动的战役进攻,攻占敌据点堡垒,正太路被破坏,井陉新矿被毁,给敌更大威胁。但由此使我军的力量大大的暴露,使敌对我力量作新的估计,对我采取新的政策。

4、总结三八年到40年春敌对我斗争过程。三八年开始单独正面进攻,无效,三八年秋,以全面围攻,又无效,三九年中曾采取孤军挺进,失败。三九——40年春,开始建点,配以“扫荡”——即所谓“分散配备,联合‘扫荡’”。

5、我之战术:在山地,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如歼灭孤军深入之敌)。这里所谓运动战,乃多属特种战术(袭击、诱袭、夜袭),也就是毛主席所说地提高了的游击战。在平原,一般都是游击战(村落、地道、青纱帐的游击战)。

(二)40年以后的敌我斗争:

1、由于我区在地位上突出(直接威胁敌人心脏及伪满、伪蒙疆)、政治上突出(首先出现之根据地、边区政府的存在)和军事上的突出(百团大战为主角之一和我军进入冀东),敌便由特别轻视而转入特别重视,特别增加压力于我。

21941年大扫荡。自敌于春季扫荡中条山的所谓“铁壁合围”(即高度运动战)成功后,即将其机动部队转入我区平汉、德石路上(两个师团)。又抽集邻区兵力配合本区守备之敌,于九月二十一日大军团攻——所谓“铁壁包围”(即并列和纵深的持久围攻),其目的在歼灭我军。时达两月,未达目的而退。敌除过恢复了百团大战时被我克服之若干据点而外,采取“吞食”分割政策——不断的逐堡推进,建立封锁沟,封锁墙。特别分割冀中、北岳的联系。四二年初,冀中敌人由北而南,大块“吞食”,使十分区首先变质,五月,对冀中全面进攻,逼我主力转移,在平原又普遍筑堡建点,使整个冀中变为游击根据地。

3、四一年春敌提出治安强化运动。四一年对北岳,四二年对冀中的大“扫荡”,都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即提出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从此敌我斗争便进入更残酷复杂阶段——即全面战争阶段。敌人除军事“吞食”、“清剿”之外,又配合以伪军、伪政权为基干的治安强化运动(蒙疆叫施政跃进运动)。敌治安强化运动共五次,每次各有重点,军事、政治、经济或文化思想。朱深上台之后,又号召新国民运动。敌人是企图以此达到其组织目的。因此,我除以军事外,必须针对敌之重点配合以各种斗争,以军事(游击战)为骨干,但不否认其他方面。相反,有的军事行动正是为着配合达到某种目的(春耕、秋收、公粮、征运、政治攻势等)。如我于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开展政治攻势:开始以苏联冬季攻势的大胜及太平洋上美军的活跃,不断出捷报,并将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宣传中心加以总的驳斥,准备对付其太平洋战争的周年纪念。在组织上则把敌之纪念会变成我之群众大会,摧毁敌之伪组织,把伪军、伪政权人员捉来或叫来,结果敌之纪念会普遍的没有开成,而我之政治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寇”)则普遍的深入人心。使敌之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思想上惨败,我广大军民抗战信心更高(有把握、有时间)。使我在敌后之存在有了先决条件。同时又配合公粮征运的胜利完成——敌之封锁、分割比任何时候都严重,而我游击区公粮征运则比任何时候都快。

4、敌“蚕食”、“扫荡”、“清剿”仍然是主要手段,其目的在消灭我军毁灭我根据地,有时以“扫荡”形式达成其“蚕食”目标(大块“蚕食”),有时则以“蚕食”形式达成其“扫荡”目的。有时以“扫荡”消灭我军为目的(如四一、四二年的“扫荡”与“蚕食”),有时则以摧毁我人力物力为目的(如制造无人区和四三年对北岳的“扫荡”)。

5、我之对敌斗争方针:

平原反“清剿”。平原游击战的坚持是秀艰苦的,除必须进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外,还要用地道掩护。敌人有时还实行以重兵紧密突然包围(如对定县南)进行相当时间的反复“清剿”,捕捉人力,因此我之平原工作不能过于突出。

边缘反“吞食”。四一年秋到四二年秋是最严重阶段,根据地大大缩小,军中党中少数人严重的右倾,由下面向后撤退。四二年九月,经军区、分局高干会议,反“吞食”问题,才达成思想上一致,然后取得“敌后之敌后”的行动上的一致——武工队、支队等伸入敌后纵深,恢复、再建与开辟工作。由于敌人兵力分散,主动性小,我们遂得以小部队穿插于“格子”(堡垒、沟墙、道路、层层分割的狭小地区)之间,由于我工作主动,用大力开展伪军伪组织的工作,由于我与群众的密切结合,这些策略都行之有效。根据地反“扫荡”,游击战是唯一方式,特别三种武装(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的结合,形成广泛游击战争,配合以根据地、游击区的一致,是行之有效的。由于我军灵活的分散与集中——当敌集中对我时,我分散游击,避免正面的战争;当敌分兵时,我常迅速集中力量,打击敌之一路或一部,特别其“清剿”部队或“围剿”部队。这一方针过去亦是行之有效的。反“扫荡”前必须充分准备,否则,应付严重而长期的“扫荡”是困难的。反“扫荡”中必须正确判断敌情,不受敌之欺骗(如造谣或由飞机上投下伪命令等),否则,会受严重损失。

(三)对敌斗争的几个具体问题:

1、对敌两面政策及游击战结合问题——亦即所谓合法斗争,合法形式及非法斗争问题。这是我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合法形式便认为是合法主义,或提出公开斗争便采取暴露政策。在敌后亦有不敢提出合法斗争,忌讳合法斗争,或认为提出合法斗争,即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或因为对敌合法斗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便否认此极小的可能,因而认为只有武装斗争。

2、是的,合法斗争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极小的可能亦必须利用。问题是这样的,当敌人占领某个村庄成为据点,或某区被“蚕食”,我武装被迫退出,人民被镇压或相率逃避,群众希望我武装把敌人打走,或他们要回家去。不能打走敌人,又不让人民回去,又不能给人民想办法(暂时维持亦难持久),一定会脱离群众。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群众无组织被迫回去;一种是被汉奸利用,投敌反我。因此我们必须适时的主动的与敌暂时求得妥协:即是,环境变了,斗争形式要变,组织形式也要变——使群众有组织地回去,主动的与敌接洽,成立伪组织,而使真正的汉奸败类不能与敌接近。敌亦明知我之政策,但他需要维持一下,架个桥,群众需要回家,我们也需要改变斗争方式。

在群众中是否可能产生合法主义?初期为敌欺骗威胁是必然的。但是一经“维持”,随之而来的便是敌人无厌的要求,要人要粮食要姑娘,群众就不能再合法下去了。只有某种合法形式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如伪装八路“打截”,送粮出夫,或与游击队联系,里应外合,对付抢粮抓人等)人粮才都能得救,群众便主动的多方的寻求合法与非法之结合,敌永远被孤立,点内我亦可进去,敌人就无法战胜我们。

因为有合法的伪组织,就可以掩护我游击队的深入;因有游击队在那里,又造成群众合法斗争的可能。因之,某种合法形式是可能的,某种合法斗争也是可能的,合法与非法的结合更是可能的。

由于游击区的增大,这个问题如不得解决,就不能继续坚持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

2、反对敌人特务政策问题。

敌之特务有三个系统:一属军部二科,负责我情搜集;一属军部特务机关,负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向我进攻;另一部即为宪兵,是防御的,也派遣侦察。三种特务在情报上有联系,但各有分工。

除隐蔽的暗探外,又常有以下群众性的活动:

第一、大批收买强迫利用各种男女老少、乞丐、残疾人,向我根据地派遣,侦察、放毒、造谣、制造恐怖,以迷惑我们,掩护其秘密工作。

第二、利用会道门在我边缘区甚至根据地活动,组织群众(如佛教会,一心堂,红枪会等),这是有群众性的活动。我之政策时有偏“左”或偏右的倾向。“左”的倾向是以武力打,这会使某些村子和我对立,右的偏向则认为是文化教育问题,而专欲以破除迷信对付这。一九40年敌在井陉搞红枪会,我以军事为后盾,而以政治解决之。一九四一年在盂县对佛教会则是先以教育入手,坐令长大,以后打了几个山堂,加以政治工作,才得全部解决。40年阜平王快的佛教会则是用政治自首手段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军政并重,诛重首,服其众,迅速解决,不能拖延。

第三、敌针对我全民统一战线政策,专门挑拨我阶级斗争,过“左”的政策,常为敌造成机会,所以我们紧紧掌握民族矛盾是第一个矛盾,而不为敌乘。

第四、敌常驱使封锁沟、线外群众到根据地烧抢,企图造成“赤白对立”,我则用说服群众打破之。没有赞成“赤白对立”,使我对敌斗争,深入“敌后之敌后”成为可能。内战时由于客观上阶级对立的原因,造成“赤白对立”,但主观上亦有错误。抗战中敌后由于客观上民族对立原因,没有造成“赤白对立”,但主观上政策之掌握亦是重要原因。

由于这几年艰苦坚持,打破四二年秋季以前的严重局面,还得到新的发展(北岳、冀中,尤其冀热边发展最大,四二年秋到四三年春,共发展七千余村)。经验证明,必须在发展中坚持——向“敌后之敌后”——否则不能发展,亦不能坚持。

由于我区环境,不论反攻前与反攻时,都是处在对敌斗争的艰苦地区,没有也不能盲目的乐观。敌人是很厉害的,其对我之各种方法,均与日俱增,而我们在六年来斗争中,也打下克服困难的基础。我军民在新的斗争方法上亦与日俱增,党政军密切结合,在长期斗争中更加和群众密切结合。只要在政策上不犯大的错误,我们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干部,军队和群众,也都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信心。

第三部份:三个区域的一般情形

北岳区

包括晋东北及平汉以西正太以北之冀西,平西、平北地区,为晋察冀三省边区,北岳恒山在其间,形成崇山峻岭的大部山区。

有党的悠久历史:大革命时部份地区已有党的工作,内战时有过暴动(灵寿、阜平等),暴动虽均失败,但群众有了武装斗争经验,并保存下一些组织和党员(定襄、平山、定县、唐县、阜平、灵寿、行唐等县)为晋察冀边区发源地,依其地形和我们的工作,至今仍为巩固区,是党的各种政策基本实行区,是冀中、冀东的依托区,为分局、军区、边区政府所在地、冀中、冀东某些军需亦仰给于此地。

冀中区

冀中平原人力物力丰富。党有长期历史,内战时有过暴动(如高蠡暴动),设保属特委,长期保持组织。根据地之开辟亦为最早的一个,三八年秋季以前之发展时期,开辟的地区很宽。三八年秋季以后,数城失掉,但我地区仍不小。敌人对我的方法,在初期没有驱我出平原,我之党、武装、群众,还在初期即已打下基础,并形成一块平原根据地。四二年“五一‘扫荡’”以前,各种组织与政策之施行,基本上与北岳平行,地方武装,游击战争更比北岳开展些。

“五一‘扫荡’”后为游击根据地,主力遭一部损失,地方武装遭受更大的散失,群众受严酷摧残,党受严重损失,特别干部损失最大。但敌并未能彻底摧毁,地方武装仍在继续坚持游击战,党并未垮台,正因为党的各级组织存在,便能很快的整理武装,坚持游击根据地,特别加强伪组织工作,村实行两面政权,改善地道,以更复杂的地道对付敌之“清剿”。

现在地方武装有扩大,地区有开展,能征收公粮之地区不比“五一‘扫荡’”以前小,党亦有新的发展,各种政策之执行,不能过于正规,但基本上与边区政府法令及党的政策是一致的。

这个地区始终是艰苦的。

冀热边区

包括整个冀东和热南一部,东达辽宁边界,人力物力丰富,大革命时即已有党的较好的组织,二七年即有大的暴动(玉田暴动),以后亦有暴动。

沦陷最早,但伪军、伪政权并不强。三八年“宋邓支队”挺进冀东,冀东有将近十万武装的暴动,“宋邓支队”的任务是挺进冀东,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冀东根据地。这对华北以及全国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一暴动失败了,我们并没有获得其果实。其原因:客观上暴动部队很复杂,有各种动机和成份(党领导下的,失掉关系的党员,土匪、豪绅、国民党),我没有站稳脚跟敌即开始进攻。但主观的错误是更大的原因:思想上没有准备,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大的发动,暴动既起,则如暴发户手足无措。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方针。如果当时的领导决心不受复杂环境的影响,不受暴动必然失败的影响,力图自己站稳,坚持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我们的收获会是很大的。

即使暴动失败后,继续收集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对敌,则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建立冀东根据地,也是可能的。而当时没有这样做,受暴动失败之影响,企图抓一把就跑,不是打算在那里安家,结果就抓得很少。同时领导上不团结,各不相上下,亦为失败之重要原因。

三九年,区党委在分局方针下,使用小得多去的游击队,配合留存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地方干部,继续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经过许多挫折,终于建立起冀东游击根据地。这是最后建立又是最艰苦的根据地。

游击战的开创如上述。群众是由积极抗日,由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动的。党的发展未经过大量发展而再巩固的过程,而是采取巩固的发展方针。因此,成份上不致过于复杂。根据地也是建立于平原上,但忽视山地,四二年敌“扫荡”时,始转入长城内外之山地,开辟山区的工作。

分局、军区之方针:当敌压缩其平原根据地时,广泛地向四周发展,扯开游击圈,北越承德,东抵辽宁,南至于渤海边。去年秋则进行巩固工作,群众工作上应于巩固区适当的解决民生(减租,但不一定二五减租),以求进一步依靠基本群众,发展基本群众的优势,来巩固统一战线。

政权上:设行署,下分五个专署。财政上自给。没发边币。人民对我负担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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