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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军事家、国防科技事业奠基人——聂荣臻传略

发布时间:2019-12-30 16:21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少从马列意纵横,青春如火献甲兵。万里长征开险道,敌后抗战建奇功。北华解放心犹壮,两弹上天游太空。一生厚道人称赞,千秋风流一元戎。

这首诗,是对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人之一的聂荣臻元帅一生的高度赞扬。


(一)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他成长于中国社会发展急剧变化的大动荡时代。父亲聂仕先,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每天除了干活的艰辛,就是为家庭生计发愁。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把全部精力和感情,用于操持家务和抚养孩子。聂荣臻出生时,家境已经破落,靠租田务农为生。从聂荣臻记事起,就没有享受过多少童年的欢乐,打下深深烙印的,是父母的劳苦终日和生活艰辛,农民苦难和人世间的不平。

聂荣臻在父母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为人厚道,同情劳动人民,常常主动干些家务活,为父母分忧。8岁时,父亲把他送到外祖父家,上了3年私塾。在那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1911年,外祖父家私塾停办,聂荣臻转到沙土堡孔德三塾馆就读。辛亥革命后对新学的向往,他又转到吴滩插旗寺小学、永川陈食高等小学住读。

幼年时代的聂荣臻十分珍惜学习时光,他除学好必要的各科知识外,还广读博览,增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他在书桌上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作座右铭,勉励自己。这时聂荣臻已经14岁了,课本上的知识不能满足他那广泛无止境的求知欲望。在完成作业以后,他看了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游传》成了他喜爱的读物,书中那些引人人胜的故事、曲折精彩的战斗场面和那些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都使他神往和羡慕。然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舅舅从重庆带回来的时政新闻。

聂荣臻的三舅唐海潭,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思想活跃,知道外界的消息也很多,经常在家议论时政。聂荣臻耳儒目染,也受到了一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政治需要变革的想法,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芽。

1917年聂荣续小学毕业后,考入江津县立中学。

江津中学,是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是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制度而创办的一所四年制学校。学校的设备和教师在四川可算是一流的。

在中学时代,聂荣臻学习非常用功,他认真地吸吮着科学文化知识。

在他所读过的书上,常有各种心得批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对知识,他务求弄懂,不争分数高低。各种作业,一丝不苟,作图清晰,字迹工整。他记忆力强,但不死记硬背,反复思考,直至弄懂为止。学校保存下来的操行考查簿上记载着他的操行评语:仪容——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言语——不欺,温和;品质——大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定。

聂荣臻的作文基础好,尤其擅长政论文章,凡涉及政论性作文,都下笔千言,见地深刻,说理精辟,语言流畅,获得国文科教员的赞扬和器重。一次,他的一篇作文《评内忧外患》,道出了当时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切中时弊,有说服力,思想新,辞意通达。教员打了个满分,并把这篇作文贴在中堂,供同学们鉴赏。

聂荣簇在江津中学除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外,尤爱读达尔文、赫胥黎的书籍。在江津中学,他度过了在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年。中学时代,他已十八九岁,他一面读书,吸取文化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强大的政治冲击波震撼着中国,聂荣臻从《新青年》杂志上接触到新的思想,积极加入了进步学生的行列。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茬法国召开了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传到江津,聂荣臻和同学们个个义愤填鹰,他们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自发地在校园内外游行、集会,高呼口号,强烈抗议。但学生们的这一革命行动却遭到学校领导的百般阻挠。他们关上校门,不准学生上街游行。在这个紧要关头,充满爱国热情的聂荣臻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他号召同学们“不要怕,冲出去”,200多名学生带着满腔怒火冲出校门,与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校学生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轰动了整个江津县城。

为唤起民众,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聂荣臻与江津学生联合会草拟了一封公开信,号召同学们广泛宣传。寒假中,聂荣簇和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宣传组,结伴到吴滩、石门等地演讲,反对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向群众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唤起民众,抵制日货,共赴国难。

抵制日货,是聂荣臻在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的行动。在聂荣臻的组织下,江津县几个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动员一些商号老板不要贩卖口货,对那些不听劝告,继续售日货的几家大商店进行搜查,他们将查出的口货搬到东门河边全部焚烧,表达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聂荣臻和同学们的行为,触怒了江津反动当局。开学后,他们阴谋加害进步学生。在此情况下,聂荣臻被迫离校,为寻求科学救国的道路,毅然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12月,聂荣臻克服了筹措经费的因难,强压下与亲人远别的感情,离别家乡,告别祖国,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穿越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历经数十天的狂风恶浪的艰辛,于1920年1月14日来到了法国。他很快被分配到蒙塔尔纪中学学习法语。在这里,他结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人。因蒙塔尔纪的中国学生太多,聂荣臻转到德洛中学、胡乃尔中学继续上学。为了继续求学,聂荣臻不得不去工厂做工,挣了饯再学习。他先后在蒙塔尔纪橡胶厂、克鲁邹钢铁厂当过普通工,做过粗活。他炼过焦,当过钳工、车工……西方社会冷酷、严峻的现实,使聂荣臻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辛。学习和做工中超乎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始终没有改变他科学救国的信念,他总是不断的发誓: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学成而归。1921年12月8日,聂荣臻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然男在家启程时,心中即起誓:学不成,死不归。且凡事有失败,然后有成功,艰难困苦,乃为人之良师,况此一时失志,岂能速灰前志。”

“学不成,死不归”的决心和毅力,支持着聂荣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奋斗着。

1921年,聂荣臻的生活出现大的转折,现实斗争使他毅然投入到了学生运动中去。一是参加了求生存权和求学权的“二八”运动。1920年前,勤工俭学生都从中国驻法使馆领取救济金,到1921年,华法教育会宣布断绝与勤工俭学生的经济关系,并要将无事可做的学生遣送回国。2月28日,聂荣臻随400多名学生涌向使馆请愿,向北洋政府驻法使馆提出求生存权私求学权的要求,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镇压。但这次斗争使学生们获得了69法郎的救济金。二是参加了抗议中国政府秘密借款买军火的“拒款斗争”。1921年6月,北洋军阀向法国政府密谈,借款3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并以中国某些铁路权、采矿权、税收作抵押。消息传出后,勤工俭学学生首先组织起来反对这丧权辱国的行为。聂荣臻专程赶到巴黎,投入了示威游行。学生们的抗议,终于迫使驻法使馆没能在借款条约上签字。三是参加了进占中法里昂大学的斗争。聂荣臻为参加“里大”斗争,放弃了做工,来到里昂。在学生代表被监禁期间,他巧妙地取得了学生通行证,出入于炮台兵营之间,营救了赵世炎等3位勤工俭学生。

聂荣臻世界观的大转变,抛弃实业救国的想法,是到比利时以后发生的,

1922年6月,聂荣臻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工程系预备班学习。在那里、他更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同刘伯坚等同学一起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谈论社会主义。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聂荣簇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感到,当初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科学救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使成为了工程师,回国又有什么用呢?”从亲身的实践中,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聂荣臻终于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拯救国家民族危亡,使四万万同胞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

1922年6月,聂荣臻在给父母的家信中写道:“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救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之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信,是聂荣孽世界观转变的起点,由最初的“实业救国论者”变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革命者的见证。1922年8月,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道路,把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入党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到巴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党团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进行斗争。1923年6月,根据党的指示,他与80余名旅欧共产党员一起,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聂荣续被选为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处长。

1924年10月,聂荣臻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1925年8月,因国内形势发展,急需大批干部,聂荣臻奉党的指示回国,投入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他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曾主编《军事政治月刊》。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作为广东区党委军委特派员,负责向北伐军分配共产党员和做党的联络工作。他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奔走于各军,向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指示,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革命军攻占武昌,组建湖北省军委,1926年10月,聂荣臻任湖北省军委书记。

(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利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聂荣臻奉命赴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善后工作,把大批的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伍隐藏起来,减少了损失。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从此,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党中央决定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指定聂荣臻任前敌军委书记,到九江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他不辞辛苦,到九江向各部我党连职干部传达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由于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一些同志急于动手,聂荣臻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说服并制止了少数领导人的急躁情绪,使起义的准备工作按中央的计划顺利完成。8月1日,他又奉命赶到马回岭车站,组织张发奎部两个多团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南昌起义胜利后,聂荣臻被任命为十一军党代表,奉命南下。南征中,聂荣臻和叶挺等千方百计将重病中的周恩来护送到香港。他在香港同广东省委接上关系,又立即投人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广州起义爆发前,共产国际代表来指导工作。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完全不了解,生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然后进行城市暴动,夺取政权。聂荣攀作为广东省军委负责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从实际出发,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广州政权。在起义准备过程中,聂荣臻的主要任务是同各方面进行联系,了解情况,筹划军火。战斗打响后,他一直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由于敌人四面围攻,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苏维埃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起义军受挫的紧要关头,聂荣臻与叶挺当机立断,毅然下令撤退,使起义军主力得以安全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

1928年至1931年,聂荣揍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职务。在香港、天津北平、上海等地从事艰险异常的白区斗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组织兵运,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为恢复和发展苏区的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

当时的香港形势十分严峻,到处都有共产党员被捕的号外新闻。聂荣臻处于白色恐怖中,思考着白区斗争的策略,巧妙地与敌周旋。为了逃避特务和叛徒的追捕,他学会了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把敌人甩掉。养成了听大街上警察穿皮靴走路的脚步声,每当听到这不祥之声就及时避开,每到一个接头地点,或一个住处,都注意观察可疑的迹象,这使他每每化险为夷,屡次脱险。

为发动工人运动,聂荣臻亲自到唐山、北平等地去组织工人罢工,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一味发动示威游行、贴标语、发传单,表明共产党的存在,但聂荣臻到现场发现苗头不对,到场的全是共产党员和骨干,灵活机动地取消了“左倾”冒险主义,为保存地下党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聂荣臻抵达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红一军团政委(军团长林彪),开始了他长期野战军旅的生涯。1932年4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坚持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聂荣臻参与指挥了漳州战役。由于部署周密,行动神速,军纪严明,取得了歼敌四十九师大部,俘敌1600多人的胜利,占领了漳州城。入城后,在部队驻漳州期间,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城市政策,制止了部队出现的违纪行为,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3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中路主力10个师,分三个纵队扑向南平、广昌,敌五十二师取道永丰、乐安,百奔宜黄南部,企图与两翼配合,分进合击,寻歼红军主力。由于敌人孤军突击,它的整个右翼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3个军团4个军约7万兵力,在宜黄南部的黄玻地区伏击这股敌人。聂荣臻与林彪指挥一军团,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秘密迅速地开进伏击阵地。聂荣臻要求部队注意隐蔽,大胆把敌人放进来,并指示“关门”的部队动作要猛,把住口子,力求全歼敌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命令,使敌五十二师毫无戒备地进入我伏击圈。敌人被歼灭和重创精锐4个师,活捉敌师长2名。这次战役,共俘敌1万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蒋介石哀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继黄陂伏击战之后,聂荣臻与林彪指挥一军团又取得了著名的草台岗战斗的大捷,消灭了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这两次战斗的胜利,对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百万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是在以王明为百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推行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方针展开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困难局面,仗越打红军人数越少,根据地越小。面对失败的趋势,聂荣续感到无比的焦急、忧虑、彷惶。1934年2月10日,聂荣臻毅然与林彪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阵地战为运动战消灭敌人,提出“在运动战预期战场上的最重要阵地,须先敌一日或数小时构筑临时工事,以占先机之利”,“以运动战侧击或夹击和尾击敌人”。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但中革军委根本听不进去,回电告诫他们坚决服从军委命令。就这样,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苦战中走向失败。

1934年9月,聂荣臻与林彪断然改变错误的作战方针,采用运动战,一举取得了温坊战斗的胜利,歼灭敌人4000余人而红军自身伤亡甚少。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取胜的唯一的一次大的歼灭战。但是个别战斗的胜利无法改变整个局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申,聂荣臻担任左路前卫,率红一军团浴血奋战,掩护中央纵队,坚决说服林彪派部队曲领九峰山,保障了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湘江战斗中,他率一军团坚决堵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保住了右翼渡口,使红军中央纵队得以安全通过。1935年1月,在具有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上,聂荣臻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北上通道。其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坚决反对张国煮分裂红军的阴谋,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三)

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聂荣臻任一五师副师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正当日本侵略军长驱直人进犯华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像潮水一样后退,八路军健儿出师华北,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1937年9月,聂荣臻相林彪共同指挥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战前,聂荣臻认真分析了日军情况,察看了平型关一带地形,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进行了政治动员,他决心在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让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振奋。

9月25日,骄横一世的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4000多人大摇大摆地进入我伏击圈。聂荣臻和林彪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我军居高临下地向日军展开猛烈袭击。一开始就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部队指战员勇猛穿插,将日军分割成几段。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人显然很顽固,但他无法抵抗我军的猛烈攻击。战士们呐喊着向前冲去,经过5小时的激战,取得了歼灭日军1000多人,缴获步枪1000余枝、机枪20多挺,焚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的重大胜利。平型关大战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平型关大捷后,聂荣臻率3000人的武装,挺进五台山,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初到敌后,兵力单薄,物资缺乏,群众情绪低落,土匪蜂起,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聂荣臻抱定“为保卫祖国而奋斗,誓与华北共存亡”的决心,在崇山峻岭中,开始了我党抗战时期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他对同志们说:“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就能克服一切困难。”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了,聂荣臻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将全区分为四个军分区,乘日军后方空虚,部队分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聂荣臻十分重视扩大人民武装,号召青年踊跃参军,保卫家乡,同时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号召,广泛收编杂色武装,收集民间武器弹药,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先了很大变化,大片国土回到人民手中。

聂荣臻深谋远虑,十分注意政权建设,组建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敌后树起了一面大旗。团结了边区的一切抗日力量,人民群众抗日热情十分高涨。

晋察冀根据地在聂荣臻的领导之下迅猛发展壮大,先后开辟了北岳、冀中、平南、平北、冀东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区域达72个县,10万平方公里,有1200万人口,武装力量拥有31个团,民兵10万多人,它屹立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华北敌后强大的抗战堡垒。

晋察冀根据地花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建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1938年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总结了晋察冀军民抗日斗争的经验。毛泽东看后,认为这个报告很有意义,并亲自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这本书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作序,在重厌、延安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后,日本侵略军视根据地为心腹之患,1938年,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对平汉、平绥、正太铁路进行了3次破袭战,振奋了敌后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接着,他又指挥所部,粉碎了5万多日伪军对边区发动的25路围攻,打破了敌人“北围五台”的美梦。晋察冀边区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并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聂荣臻指挥所部进行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歼灭日军1500余人,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940年8月,聂荣臻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了空前规模的百因大战。他先后组织39个团和大批地方武装,对正太、津浦、平北、北宁、沧石、沧保等铁路、公路进行破袭战,经过三个半月的作战,晋察冀军区毙伤日伪军8700余人,俘日军88人,伪军830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百团大战是一个主动的进攻战役,使日军在华北的主要铁路、公路受到广泛破坏,井陉煤矿被彻底破坏,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以战养战“的阴谋。敌华北方面军在其作战记录中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百因大战中还发生了一件有意义的插曲,后来成为中日友好的佳话。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我八路军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从炸塌的房子里救出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中,她们的父母都在战人中去世。聂荣臻怀着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把两个小女孩安置抚养起来。在前线指挥部,两个日本小女孩受到了聂荣臻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他亲手给小女孩削水果、喂饭,安排医生给小女孩治伤,找哺乳期的乳娘喂奶。那个大女孩一直跟在聂荣臻身边,常常用小手拽着他的马裤,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后来聂荣臻专门安排一个可靠的老乡,把两个小女孩送回到日军。40年后,当年被聂荣臻抚养的大女孩美穗子及全家来到中国,看望救命恩人聂荣臻。这件事对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许多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写信给聂荣臻,高度赞扬了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再三表示对不起中国,要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

1941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3万余兵力,分13路在北岳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号称“百万大战”,意在报复“百团大战”。冈村宁次妄图消灭我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采取了“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等战术,要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聂荣臻首先组织部队袭扰敌人交通线,命冀中部队进行钳制性作战。当敌人合围时,他命令各分区部队分成小股转至外线活动,自己率领机关在敌中心地区吸引敌人。一次,边区党政机关相学校近一万人被围困在阜平以北30里的雷堡地区,天上敌机轰炸,地面日军尾追不舍,情况万分危急。聂荣臻沉着冷静,寻找着突围的办法,他识破了敌人利用电台测向掌握我军区首脑机关行踪的伎俩,将计就计,命令侦察科长率一个小分队到雷堡东边的台峪开设电台,继续用军区电台信号发报,诱使日军重兵向台峪合围。日军果然上当,趁此机会,聂荣臻率万余人,利用夜幕作掩护,三进三出常家渠,最后安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使万余人化险为夷。这次反“扫荡”历时2个月,共歼敌4700多人,根据地巍然屹立。

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战形势迸人了最困难的阶段。一方面,华北日军为巩固后方,掠夺资源,支持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对晋察冀边区实施分割、封锁、“蚕食”,对根据地腹心地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日益缩小;另一方面,边区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所有这一切,使边区面临着空前的困难。聂荣臻没被困难所吓倒,他领导晋察冀抗日军民不屈不挠,顽强斗争。在军事斗争方面,他响亮地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斗争方针,将主力部队分散,组织大量的游击队,以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他还组织了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有的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到敌后,开展游击活动,袭扰和歼灭敌人;有的分散到封锁线的两侧,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和伪组织,在敌人的后方重新燃起了抗日烽火。在经济生活方面,面对粮荒,他号召边区军民同舟共济,组织边区军民大力开展生产自救,他也带头开荒种粮、种菜,喂养山羊。经过半年多的斗争,逐步挫败了敌人的“封锁”、“扫荡”、“蚕食”和“清剿”,晋察冀根据地又进入了发展时期。

1943年9月,聂荣臻接到中央通知,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整风运动中,他结合党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历史上的“左”和“右”的错误。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他作了《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并当选为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延安期间,聂荣臻仍关怀着晋察冀军民的斗争,他指挥晋察冀军民开始对日军进行大反攻,先后解放察哈尔、热河、河北、辽宁、山西、绥远等省大片地区。8年来,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民对敌作战近2万次,毙伤和俘虏日伪军近30万人,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

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兼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在华北战场上,他忠实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处处胸怀全局,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消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支持了东北和其它战场。

1945年9月,聂荣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与贺龙一起指挥晋察冀、晋绥军区部队发动绥远战役,歼敌1万余人,反击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犯。并先后将3个纵队,6个独立旅,14个军分区共10多万兵力划归东北军区,为我军迅速出兵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绥远战役后,聂荣臻领浮晋察冀军民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与敌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从敌人手中夺回大片土地。

1946年9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大举向张家口进攻。张家口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聂荣臻着眼于歼敌有生力量为主,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张家口两面受敌难以固守的情况下,建议在大量歼敌后主动放弃张家口,获军委批准,他率部经过10多天作战,共歼敌近2万余人。我军虽然放弃了张家口,但在华北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1947年4月至7月,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了正太、清沧、保北战役,三战三捷,共歼敌56000多人。从此,我军在华北战场转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10月,聂荣臻为钳制华北敌人不使其出关增援东北,并待机“围城打援”,组织我军猛攻徐水,威逼平津,诱使增援。在相持了一段时间,我军实施新的机动时,敌人误以为我军已陷入困境,命驻石家庄的蒋介石嫡系,装备精良的第三军北上,妄图夹击我军于保定以北地区。聂荣臻认为第三军北上,是歼灭它的好时机,随即将这个情报通报给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等前线指挥员,要他们相机歼敌。据此,杨得志等部署4个旅阻击保定以北敌人,以7个旅急行军南下就敌,预定在保定以南清风店地区歼灭第三军。聂荣臻批准了这一部署,并指出关键是部队快速南下,不使敌人进入保定。同时,他命令冀中冀晋军区的部队拖住第三军,既不使他北上太快,也不让他缩回石家庄。我南下部队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终于在清风店地区包围了第三军,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敌军13000多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敌军长罗历戎及副军长、军参谋长等高级军官被俘。

清风店歼灭战的胜利,为解放石家庄铺平了道路。使石家庄的敌人大为削弱,聂荣臻乘胜指挥了石家庄战役。石家庄虽然孤立,也没有城墙,但仍是个硬钉子,守敌约有2.4万人,设防极其坚固。国民党曾吹嘘:“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没有飞机大炮,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聂荣臻认为攻打石家庄仍有取胜的把握。他要求全军按朱德总司令“勇敢加技术的批示精神打攻坚战,经过6昼夜激战,我军全歼守敌24000多人,解放了设防坚固的石家庄市,被党中央誉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1948年5月,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大发展,解放军华北主力部队组成了3个兵团,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作为华北战略区负责人的聂荣臻,胸怀全局,根据中央先歼灭东北境内敌军的战略意图,指挥华北部队积极实施钳制作战。他组织第二兵团进入热河、冀东,以切断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组织第三兵团在平汉铁路北段发动进攻,吸引华北敌人主力,经过3个月作战,歼敌28000多人,达到了战役预期目的。9月,他根据中央意图,又组织第三兵团两进绥远,组织第二兵团在平绥路两侧进攻,以进一步钳制敌人,经过两个月的作战,又歼敌20000多人,解放了绥远、察北地区,这些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我东北军取得辽沈战役和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

1948年5月,聂荣臻作为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战略中,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平津战役。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的战略意义,聂荣臻于1948年11月下旬,指挥我华北军在两线发动进攻,拉开了平津战役的惟幕。在平津战役初期,聂荣臻指挥杨得志兵团向新保安发起了强大攻势。12月22日,我军歼敌19000多人,使国民党这文王牌军在新保安找到了自己的坟墓。12月24日,我军解放张家口,歼敌54000多人。12月下旬,聂荣臻赶到冀东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不久,中央命他与林彪、罗荣恒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华北野战军的作战行动。在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聂荣臻审时度势,向中央提出先打下天津,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被中央采纳。1949年1月14日,我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歼敌13万多人,解放了天津,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条件。北平守敌在我军强大压力和多方支持下,接受和平改编,经过谈判,1月21日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整个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多人。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已成为风中残烛。1949年2月3日,我军举行庄严雄伟的入城式,北平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这座古城恢复了青春。聂荣臻被任命为首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聂荣臻从青年时期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终于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开国大典上,聂荣臻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他神采突突,陪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

新中国成立初期,聂荣臻身上的担子不断加重,直到身兼六职——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他夜以继日,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华东沿海岛屿,组织进军西藏;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华北及全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夕,由于国民党在各地潜伏了大批土匪;这些土匪袭击基层政权,杀害革命干部,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危害,使人民群众失去安全感。很明显,如果不把这些土匪基本剿灭;新生的国家政权就会缺乏安全的社会保障条件。聂荣臻深知剿匪工作的重要性,他要求军队克服对土匪的麻痹轻敌思想,亲自召开剿匪工作会议,制定剿匪方针,发布剿匪工作布告,在依靠与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以政治攻势与军事进攻相结合来瓦解土匪。一年后,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匪患基本肃清,全国的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大举北进,向中国边境压来,迫使中国进行抗关援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聂荣臻作为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协助中央军委处理抗美援朝作战中的许多重大复杂问题。担负起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充、轮换,向地方输送大批骨干等多项工作。从后勤供应到军工生产以及伤病员的安置,他郡亲自过问,并与总后勤部和其它有关部门一起组织实施。聂荣臻为中朝两国人民赢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战争的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处在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的过渡时期,在思想上、组织体制上、技术装备以及部队作风上都存在一系列复杂问题,部队要精简整编,要组建新的军种兵种,要创办各类军事院校,要改善武器装备,要拟定条令、条例等,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繁重。聂荣臻在原总参谋部工作期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中午从不回家,和衣在办公室的床上歇一会又继续工作;他经常夜间去毛泽东、周恩来那里开会,直到早上天亮才回来,随便吃几口饭,打一个瞌睡,8点钟又准时上班,由于工作劳累,聂荣臻终于病倒了,经中央批准,他不得不休息养病。

1954年6月,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分工主管部队的武器装备工作。长期的革命实践,使聂荣臻高度重视改善军队武器装备。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在为我们人民军队做为虎添翼的工作。因此他接受任务后,以饱满的热情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多次主持会议研究空军、陆军的武器装备,海军造船计划,直接领导武器装备定型工作。为摸清国防工业的家底,他风尘仆仆地到祖国大西南的重庆、成都、昆明地区搞调查研究,对军工生产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设性意见。他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学习外国军队的经验,重视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研究和发展,强调要大力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以加速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56年起,毛泽东就指出:“在今大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原子弹。”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表明了党和人民的雄心壮志。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聂荣臻就肩负起主管国防科技的这副重担,开始了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

1956年10月,邓小平代表中央征求聂荣臻的工作安排的意见,一是分管科技工作,二是当北京市长,三是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武器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聂荣臻选择。聂荣臻没有过多地考虑,对邓小平说:“市长我不想当,对科技工作我倒是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至于国防工业和部队武器装备,与科技工作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是请中央决定吧。”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三十一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技工作。从此,聂荣臻开始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途。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聂荣臻青年时期就立下的誓愿,现在革命胜利了,人民掌握了政权,正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大好时机,他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

聂荣臻主持科技工作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参与领导制定12年科学规划。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对门类众多的学科专业制订一个发展规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领导这项工作的人,不但需要冷静的科学头脑,还要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聂荣臻历史地成为这一任务的当然领导者。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600多名科学家汇集北京,制订出12年科学发展规划。对工业、农业、国防和其它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明确了近期和长远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实际的步骤。在制订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过程中,聂荣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明确指出我国的具体情况,要突出重点,带动全面。12年规划突出了57项重点项目。一个重点项目往往需要多种科学的配合和多方面的技术辅助,因此又起到了“带科学”和“促技术”的良好作用。12年规划是聂荣臻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铺设的一块基石。

广大科技工作者沿着12年规划指引的方向,开始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迅跑。此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是惊人的。到1962年,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对12年规划的实施情况作了全面调查,12年规划的57项任务已经基本达到了原规划1962年的目标。与此同时,在国防科研万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在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成就喜人。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后,立即着手组织科研队伍,组建科研机构。他亲自为导弹研究院选址,专门召开会议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迅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4个月后,为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又提出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院设置导弹专业。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导弹研制工作奠定了科学技术力量基础。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短短的几年时间,就组建了一女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防科技队伍。1962年,全国科技工作人员达9.4万人,逐步满足了科研的需要。

为加快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聂荣臻提出: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他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什么事情都应该自力更生,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赞同。

一项发展中国原子弹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方针被确定下来。原子弹研究院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上到下都进入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工作状态,创业者们不畏艰苦,不辞辛劳,勇于开拓,使各项工作得以迅猛发展。其实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在短短的时间里,原子弹研究已经完成近程地地导弹的仿制,确定了中近程、中远程导弹的研究课题,建立了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电子元器件研究所。聂帅和科学家们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原子弹来。命运多钟的原子弹研究在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之后,撤走了全部专家,断绝了一切援助,给原子弹研制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苏联的威胁并没有吓倒有能力、有志气的中国人。相反,极大调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争取尽快造出原子弹,为国家、为民族争气。实践证明,当时正是聂荣臻坚决贯彻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方针才使我国掌握了尖端科学技术,闯出了一条自行研制原子弹的道路,并在苏联突然中断援助时使中国得以从容处置,没有陷入完全失措的境地。

1961年,当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正顺利进行时,两弹研制工作又出现了另一个重大困难。生活物资奇缺,我们的科学家在副食品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忍饥挨饿,通宵达旦地工作。许多科学家患了浮肿,眼睛得了夜盲症,有的患了多种疾病。聂帅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毅然决定,向各大军区求援。周总理、陈毅亲自到军委会议上部署军队各大单位筹措粮食,紧急送往西北大漠深处的基地,这才解了燃眉之急。当这些物资送到后,聂荣臻关照国防科委,这批鱼、肉、大豆、海带等都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他亲自部署检查分配方案,他还对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说:“连你在内,也不能要。”

正当原子弹研制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力争加速进程的时候,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都出现了“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之争,其背景是由于“大跃进”左倾思想的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一些同志提出,导弹、原子弹还搞不搞?主张下马,聂荣臻力主继续研制两弹,并且提出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国防尖端科技。他认识到,科学技术还非常落后的中国,要想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必须拥有自己的导弹、原子弹,建立起起码的核还手能力,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想不再重复被屈辱的痛苦,就必须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建立起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国防。会上,聂荣臻发表了深遂的见解。会后,他多次找人座谈,认真分析情况,提出两弹上马的意见,并把想法和理由写成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继续攻关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聂帅长时间以来的思考和调查研究的结晶,并以他的名义呈送中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的历史性决定,对两弹的研制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确定两弹继续上马,聂荣臻夜以继日地思考着对原子弹攻关采取的种种措施。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7条建议性的意见,一是各部门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二是要抓紧“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三是进一步培养科技干部;四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知识;五是组织全国工作,协同攻关;六是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工作;七是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这些明确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步伐,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

从主管全国国防科技工作起,聂荣臻就十分重视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的方针。进入攻关阶段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协作,才能打好两弹攻关这一仗。他把在解放战争中党中央组织大兵团作战指挥的艺术有效地用到科技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学大军组织起来了,并制定了将全国的技术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将全局上下分散的劣势集申起来形成局部的优势,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全国大协作,终于攻克了研制两弹的难关。

在组织国防科研攻关的时候,聂荣臻以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和关怀知识分子的一贯思想,来领导科技战线的知识分于队伍。60年代初,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科技战线也深受其害。当时,科技人员各种各样的杂务多如牛毛,科研工作时间不到六分之三,甚至只有六分之一,对科技人员政治上的“红”的要求不切实际,过高、过急,甚至乱戴白专帽子,一些优秀的党员科学家也受到无理批判。许多专家不敢言“专”。对“左”倾错误给科技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带来的影响和危害,聂帅痛心疾首。他从千头万绪中着重抓住了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红与专的标准,党的作风和党在知识分子中怎样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他的主持下,形成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十四条”。中共中央向全国批发了这个文件,指示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继“科学十四条”之后,国务院于1962年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进一步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次著名的广州会议上,聂荣臻与周恩来、陈毅一起,代表党中央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正确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和基本状况。

“科技十四条”和“广州会议”象及时的春雨,滋润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心田。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和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科技战线出现了欣欣向荣、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经过科技人员和干部、工人的艰苦奋斗,1964年10月16日15时,从遥远的罗布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继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火箭之后,一朵神奇的蘑菇云出现在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全国人民尽情欢呼,我国自己制造的原子弹终于试验成功了,中华民族有志气、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又风尘仆仆来到试验现场,在导弹发射架下“坐镇”指挥,27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枚导弹载着核弹头呼啸着腾入长空,准确命中目标。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抱病亲临现场指挥的聂荣臻,手握电话机,激动地凝望着天空那朵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蘑菇烟云。

科技战线上谱写的一曲曲凯歌,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晶。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同聂荣臻高瞻远瞩和当年所做的基础工作分不开的,聂荣臻的名字和国防科技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聂荣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支持周恩来的工作,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力图减少由于““文革””给科技带来的损失。1967年1月在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议上以及1967年2月在中共中央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聂荣臻和老帅们一起,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聂荣臻在会上尖锐地指出:“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诛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的。”会后,林彪一伙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的头上。因此月后聂荣臻与其他老同志们被诬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多次受到打击和迫害。在逆境中,他想方设法保护国防科研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煞费苦心地为科学家们着想。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对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党和国家命运处在危急关头,聂荣臻以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于9月21日向叶剑英建议,对“四人帮”应采取非常手段加以解决。他让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部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1976年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拘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动乱。聂荣臻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六)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历史新时期,年届八旬的聂荣臻,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领导岗位上,以病弱之躯,全身心地关怀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各项建设性事业,提出许多中肯意见,坚决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谱写新时期的历史篇章中,聂荣臻着重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主张拨乱反正,参加平反冤假错案,让大批老干部重新工作,提倡实事求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1982年,为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方针,聂荣臻就提出请求交班。1985年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1987年辞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聂荣臻在病重期间,仍坚持每天听工作人员读报和念文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临别遗言中说:“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些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象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的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作贡献!”还一再嘱咐,他的丧事要从简,坚决按中央指示办。

1992年5月14日,93岁高龄的聂荣臻同志,走完了他革命征程的最后一步,与世长辞了。

聂荣臻同志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起为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聂荣臻同志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整整70年中,对人民革命事业,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忠贞不渝,一贯忠于党的组织原则,凡是中共的决定,无不坚决执行。在作战指挥中,他胸怀全局,运筹帷幄,善于捕捉战机,屡建奇功。在领导科技事业和各项工作中,坚韧不拔,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成绩斐然,聂荣臻同志心地坦荡,大公无私,宽以待人,被毛泽东称为“厚道人”。

聂荣臻同志为开创和建设新中国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优秀品德利领导才能将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和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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