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研究综述

摘要：聂荣臻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其一个重要的突出贡献是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随着学术界对聂荣臻研究的不断深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就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的研究也出现了诸多学术成果。文章通过整理对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予以综述，从而深刻认识聂荣臻对中国抗战作出的努力以及突出的贡献。

关键字：聂荣臻 抗日根据地 文化建设

聂荣臻(1899—1992)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以及政治家，他不仅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取得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其毕生革命事业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继承发展。

一、研究概况

对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学术研究较为丰富，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相关的学术论文就达到20余篇，还有相关的著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随着对抗日纪念活动的开展，关于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又将会迎来一个高潮。通过对近些年的期刊、文献检索发现。关于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内容丰富。关于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研究内容涵盖多个方面，其中包括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如吴家华、陈崇良《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及现代启示》；黄艳《聂荣臻对创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 察冀边区的贡献》；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有苏振兰《聂荣臻与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赵心宪的《聂荣臻与晋察冀前期的新文艺运动》等。还有诸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群众工作等等。这些研究文章可以说涵盖了晋察冀根据地建设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研究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研究史料丰富。对于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的研究，学者大部分都采用了详实的史料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等资料。特别是重庆学术研究者，作为元帅的“老家人”。充分利用聂荣臻纪念馆等资料，从多个维度对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建设进行研究。同时有聂荣臻研究会定期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也为学者研究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三）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是一个庞杂的工程，元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一些做法到现在都对当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学者在研究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内容时，都从民主政权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军民关系等多个方面提供了当下的启示意义。

二、主要研究内容

（一）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敌后根据地，如何建设好这个“新生儿”对以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地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其政治模式还成为新中国政权的雏形[1]。因此对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研究内容也较为丰富，就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主要有吴家华、陈崇良《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及现代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黄艳《聂荣臻对创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贡献》（《重庆社会科学》2014）；周治龙《聂荣臻与晋察冀边区》（《党史文苑》2009）等。

学者对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了聂荣臻在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民主原则。学者吴家华、陈崇良认为晋察冀根据地把“三三制”政策与民主选举结合起来，保证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既具有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又具备人民民主的内容[2].聂荣臻非常重视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认为只有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才有可能提高抗日政权的威信，提高广大群众抗日的积极性，从而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二是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建立。学者黄艳认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政权组织，首先就其群众基础来看就有蒙、回藏少数民族的代表甚至还有宗教界人士，其组成的基础也是经过广泛的民主选举由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3]这样一个政权不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到边区的建设中来和提高了参加抗战的积极性。三是在民主政权的建设中广泛发动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周治龙在《聂荣臻与晋察冀边区》一文中指出聂荣臻经常与宋劭文等研究，确定改造原来的旧政权首先要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后，用各种办法检举基层政权中的不良分子，把压迫人民或不为人民办事的人清除出去，然后选举出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人来掌握政权。各地还实行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改革了政权机构。代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农民群众文盲多， 投票选举颇为不便，他们就创造了在当时是极为民主的“豆选” 法。[4]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产生的政权，必然被群众所认可和接受。因此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政权建设和抗日中来，成为一个必然。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通过资料整理发现，学者对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给予的关注比较多，在研究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学术论文中，该研究占有很大一部分的比重。这与晋察冀推行新文艺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在研究晋察冀根据地文化建设中学者研究的视角各有不同。学者赵心宪、王维国以文艺史的方式对晋察冀文艺运动进行了分期的思考。他们认为聂荣臻在边区新文艺运动中起到了规划、组织、实施的作用。同时还是直接的确认者和主导者。聂荣臻在发展边区文化时，积极指导创办边区文化艺术刊物，为文艺文化工作者搭好平台，有相关数据统计到1942年底晋察冀边区创办的刊物达到数十种，例如《边区文化》、《乡村文化》、《文化导报》等。[5]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它不仅从历史分类来探讨边区的文化建设，也从整个边区的建设史来观察边区的文化发展过程。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第二种对晋察冀文化建设的研究方式主要是阐述聂荣臻对边区文化建设的贡献。学者兰桂萍，陈洪指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对敌斗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文化建设事业方面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当时打击敌人、激励军民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且从“文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发展文化政策的保证以及教育对文化的推动三个方面阐述了聂荣臻对边区文化的贡献。”这篇文章指出：聂荣臻强调，文化工作可以起到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战斗作用，在对敌斗争中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说：“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不能对立。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我军的传统是“把艺术当作政治工作的武器”，“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军队要用这个武器来提高战斗力。[6]充分表明了聂荣臻对文化工作的重视。聂荣臻对边区的文化建设实践经验也为以后我党开展文化事业建设提供了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聂荣臻在边区的群众工作。对聂荣臻在边区的爱民亲民的群众工作方法主要见于一些回忆录和逸闻趣事。作者春紫在《聂荣臻爱民深情传太行》一文中指出，聂荣臻在根据地条件艰苦，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经常深入群众，与广大群众接触，了解他们的困难的要求，不仅在战事紧张的条件下帮助晋察冀边区修建爱民桥，还积极恢复学校。在以身作则方面遵守儿童团员的查路条规定。并且在过年时给老乡送饺子[7]这些都称为当时的美谈。同时聂荣臻在边区也注重宗教工作，郑立柱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元帅与五台山僧人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指出，聂荣臻强调“宗教人士也是我们的朋友”，并且经常看望出家人、宣传党的政策在确立边区军政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对于有些人对参会代表的宗教人士身份产生的分歧，聂荣臻强调“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过”且僧人们组织的“动委会”、“自卫队”，在五台山挎着刀枪放哨，为过往的抗日队伍提供食宿等等这些都表明他们是抗日的，所以不应该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8]这些都充分表明了聂荣臻博大宽怀的精神和根据具体情况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高明政治觉悟。

（四）聂荣臻在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活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我党首个在抗战爆发后建立的敌后根据地。虽然没有学者专门的撰写聂荣臻在晋察冀根据地抗日的活动（主要是以史料的方式呈现）。但是研究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都离不开抗日这个话题，无论从哪个视角研究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都是围绕抗日这个话题开展的。如前面提到的无论是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或者文化建设，都是聂老为了实现民族抗战的胜利而作出的努力。因此上面这些研究都是围绕抗战主题来进行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聂荣臻的一些做法和行动也为以后我党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提供了巨大的参考价值。

三、小结

从前面来看，关于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研究还有很多有待去挖掘的地方。只有通过不断研究，我们才能对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财产要不断地发扬和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深刻认识到他们每一位人为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作者单位：彭水县委党校

注释：

[1]吴家华 陈崇良《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及现代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08

[2]吴家华 陈崇良《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及现代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08

[3]黄艳《聂荣臻对创建抗日模范根据晋察冀边区的贡献》，重庆大学学报，2007.03

[4]周治龙《聂荣臻与晋察冀边区》，党史文苑，2009.12

[5]赵心宪 ，王维国 《聂蒙臻与晋察冀前期的新文艺运动》，西南民族学院报，2011.11

[6]兰桂萍，陈洪《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文化建设的贡献》，重庆社会科学，2014.04

[7]春紫《聂荣臻爱民深情传太行》，福建党史月刊，2015.02

[8]郑立柱《聂荣臻与五台山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