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雄才铸丰碑——记国防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聂荣臻元帅

奚吾新 李培才

一、元帅的夙愿

1956年10月的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找聂帅谈话，征求聂帅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小平同志说，中央对聂帅的工作安排有三个方案：一是担任北京市市长；二是分管科技技术工作；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工作，请聂帅自己选择。

抓北京市的工作，对聂帅来说，有很多方便条件。解放战争时期，聂帅曾任华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1月，他率华北军区主力部队同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开展了平律战役，一举歼敌52万人，并推动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同年2月，兼任平津卫戍区区司令；9月，又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可是，聂帅却选择了后者。

聂帅对小平同进说：“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是，还是请中央决定。”同年11月，中央任命聂帅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从此之后，在36年的生涯里，聂帅一直是科技战线的决策者和领导者。科技战线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聂老总。”正如聂帅自己说的，“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的前半生参加了组织和建立武装队伍的工作，后半生我致力于组织和建立科技队伍的工作。”

当时，对聂帅自愿选择科技工作，有些同志很为他担心，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聂帅没有为这些劝告所动。他说，用科学技术来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就有的夙愿。

聂帅198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自幼家境衰落，举家艰辛谋生。1917年他考入江津县中学，开始吸收现代文化科学知识。这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促使年青的他不断地思考，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召唤着无数热血青年。中国为什么受人欺负？不就是因为中国太贫穷落后！中国要富强，非有民主和先进科学不可。正是在“科学救国”这种朴素感情的激励下，他在积级参加当地学生爱国斗争后，于同年底，约了江津几名优秀青年，怀着美好的愿望，去法国勤工俭学。

在国外求学期间，他渐渐接触了马列主义，开始认识到，只靠一些人学得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当时救不了中国。只有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科学技术才能发挥威力。他在给你父母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种心愿。他写道：“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骨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1992年，他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执着无悔。但在他心中，已立下了一个夙愿，在人民夺取政权后，要用科学技术来建设人民的新中国。

二、雄才大略绘蓝图

戎马半生，战功卓著的聂帅主管国家科技与国防科技工作后，以他战略家的雄才大略，首先抓科技方针与科技规划的制定。

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会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意见，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

这是宏伟的壮举，是中国历史上的破天荒的科技大工程。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为此，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负责这项工作，陈毅、李富春和聂帅等具体组织领导。

制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长远科学规划，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引导我国的科学技术更快地赶上世界水平。这里，既要限解法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又要考虑到本国的实际能力和可能。为此，在确定规划有关方针时，聂帅提出：“一、必须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原子能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二、其于我国的特点，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大问题，如长、黄河的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等。三、在中国经济建设方面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急需研究的关键问题，如农业、冶金、能源开发等。四、各业务部门在当前不久的将来在实际中的和基本建设中需要解决的较大科学技术问题。”聂帅提出的这四条方针，富有真知灼见，从战略的高度明确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成为制定新中国科技政策的重要依据。

聂帅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分管军区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工作。当时，他深入到曾是国民党军区基地的西南进行调查。在重庆，他看到国民党所谓的兵工厂，只是一些破房子；在昆明，他看国民党的光学仪器厂只能搞一些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不能生产。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技术装备落后吃了不少亏。他认为：新的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技技术。

因此，在制定规划时，把发展原子能技术、喷气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十二项任务列为重点任务。这一决策，抓住了科技发展的“龙头”。当时，世界上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只有尽快赶上去，缩短差距，才能使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在地球上站稳脚跟。科学家们称赞这一宏伟规划，对建设我国国防现代化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带动了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聂帅不愧是我国国防科技发展蓝图的总设计师。

三、组新中国成立防科技“主力兵团”

1989年12朋29日聂帅90寿辰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给聂帅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赞誉聂帅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时，是“把四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

聂帅开始主管国防科技工作时，国家的财力物力极其困难，工业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力量是也极其薄弱，怎样才能实现国防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的任务？聂帅在苦苦地思索。他找有关领导同志商量，征询科学家的意见，在一番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组新中国成立防科技“主力兵团”的思想。

1956年5月，聂帅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一份报告，建议组建导弹研究院，尽快开展导弹研究、制造和技术干部的培养工作。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同年10月，就组建起导弹研究院。当时，在这方面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如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槃、庄逢甘、吴塑平、姚桐彬等，他们都被集中到导弹研究院，作为科研骨干力量，指导中青年科技人员开展工作，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导弹研究院就初具规模。

之后，在中央统一规划下，又陆续组建了核武器、航空、舰艇、常规兵器、空间技术等一批研究机构；组建了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和常规兵器试验基地；组建了一批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有了这批国防科技“主力兵团”，国防科技事业才能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发展。

聂帅在回顾这项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

随着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任务越来越复杂、繁重，1958年，聂帅又向中央建议，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中央很快批准了聂帅的建议，并任命他为第一任主任。

在短短几年内，经过聂帅的具体策划和组织，我国国防科研试验，生产体系逐步形成。有一统一的组织指挥机构，有了一支能战斗的“主力兵团”，国防科技战线在聂帅领导下，要大显身手了。

四、艰难的起飞

1995年10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历经艰难曲折，从美国回到了祖国。他是火箭专家。他的恩师冯 卡门是美国航空航天科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人是美国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6名成员之一。回到祖国后不久 ，钱学森即向中央提出了发展导弹技术的建议。对此中央十分重视。1956年4月，周总理和聂帅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专门听取了钱学森的汇报，决定组建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帅兼任主任，领导导弹航空科学研究工作。

为攻克导弹技术关，聂帅向中央和军委建议，一方面我们自己动手，积极做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尽量争取苏联的技术援助。但立足点必须坚持自力更生。

1957年9月，聂帅率代表团赴苏联，经过历时35天的谈判，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虽然苏联当时的援助十分有限，只提供了几种过进的导弹和相应的技术，但对我们刚刚起步的导弹技术还是有用的。聂帅要求中国的科技人员先从仿制入手，他谆谆教导说：“仿制的目的在于‘爬梯楼’，通过仿制要学会自行设计。”

不过，苏联这种有限的援助没有维护多久。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技术援助协定。毛泽东同志知道后，以其特有的气度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了。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聂帅来到导弹研究院召集科技人员开会。会上，他紧握拳头，朝桌子上猛地一击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中寄希望于中国自己的专家！”

中国人自己干起来了。1960年9月10日，在张爱萍同志直接主持下，我们在新建成的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用国产火箭推进剂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导弹发射，主要目的在于考核导弹发射场各项工程设备的质量。这只是一次战前练兵。当时，自行仿制的P-2导弹正在忙于总装。经聂帅批准，这枚仿制的导弹定于同年11月5日发射。

11月4日下午，在和爱萍、陈士榘两位将军的陪同下，聂帅亲临试验基地主持导弹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就急于向基地领导了解导弹在技术阵地的测试情况，并叮嘱道；‘这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导弹，试验工作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各级党组织要对每个参加工作的人员进行思想动员和采取组织保证措施，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5日晨，聂帅来到发射场。史见耸立在发射台的导弹，在朝阳的照射下，就像一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空旷的弋壁，闪闪发光，挺拔壮观。聂帅看后十分高兴，他对发射中队的官兵们说：“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就要从你们手中起飞，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党信任你们，人们信任你们，现在就看你们的了。”这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当天晚上，在祝捷宴会上，聂帅激动地举起酒杯说：“今天，军事装备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要真正掌握本领，还应自己站起来去学走路、自行设计制造导弹。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导弹运往发射场，可惜导弹起飞后便失去了稳定控制，只飞行了18秒就坠毁了。正当大家为失败而懊丧的时候，聂帅给予了热切的鼓励，他说：“科学试验允许失败，自行设计迈出的第一步就像小孩学走所迈出的第一步跌了跤一样，要从所付的学费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科研人员没有辜负聂帅的期望，找出故障原因，于1964年6月重机关报开始飞试验，结果连续发射3发导弹的均获成功。

五、“上马”还是“下马”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块沙漠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原子弹成《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个渔夫从小瓶中翻译出来的魔鬼。于是有69位参加原子弹研究的著名科学家联名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上书，要求不要将原子弹用于战争。科学家太天真了。杜鲁门总统对原子弹有如此之大威力欣喜若狂，就在核爆炸成功后的第21天，他就下令将一颗原子弹空投在日本广岛。广岛片刻被摧毁尽，约8万人死亡，10万人患上不治之症——原子幅射后遗症。

从此，原子弹成了美国进行核威胁、核讹炸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决心掌握原子弹技术。毛泽东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要反对核讹诈，就必须打破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就必须发展科学技术，自己掌握核武器。”1055年7月，中央指定陈云、聂帅、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国防科委成立后，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聂帅倾注了大量心血。

到了六十年代初，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政策上的一些失误，以及苏联停止了技术援助，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面临巨大困难。有些同志认为困难太大，尖端技术发展可以放慢速度，有的甚至提出，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两弹”研制工作下马。

面对已经波及到高层决策机关的这一场争论，聂帅的态度十分明确：为摆脱我国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民用工业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应该“上马”，应该攻关。

1961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国防工业会议。会上，围绕“两弹”是“上马”还“下马”的问题，又展开了热烈讨论。正在这时，毛泽东主席让秘书从杭州给聂帅打来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看聂帅一份报告后的指示：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与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聂帅立即召集正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负责同志进行研究，仔细分析了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认为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1961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拿导弹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作；导弹研究院已拥有专业技术干部数千人。原子弹方面，已经拥有几千名大学毕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原子弹研究设计方面，二机部集中了一批科学家，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并且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

热烈的讨论和分析，使大家结坚持攻关，争取在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充满了信心。于是，一份表明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由的报告在北戴河很快形成，并上报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就同意了聂帅提出的这一意见。陈毅同志甚至表示，当了裤子，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曾不止一次风趣地对聂帅说：我这个外匀部长的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聂帅不负中央所望，带领广大科研人员艰苦奋斗，群力攻关。他指示全国科研部门要同二机部合作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二机部领导经过讨论，正式向中央写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聂帅和罗瑞卿一起听取二机部部长刘杰的汇报。聂帅对二机部的关于炸响原子弹的规划设想表示赞同。并指出，有这样一个目标有好处，可以更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现在主要是如何搞响的问题，采用什么办法都行，将来再考虑装到运载工具上的问题。聂帅还提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最好在1964年实现。按照这个目标，制定分段的具体实施计划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央专委的统一组织下，到1964年上半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同年8月，同顺军委决定成立核试验党委会，委派聂帅的得力助手张爱萍同志为党委书记，到核试验基地主持试验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一切工作就绪。经中央批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定在10月16日15时。

那天，聂帅和周总理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和前方的张爱萍同志保持热线联系。当张爱萍在电话里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聂帅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周总理拿电话的手都激动得抖动了起来。

不久，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首次会议上，讲了如下一段话“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是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应当是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六、你是常胜将军

导弹和原子弹在世界武器库中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想到这两者会“联姻”，组成导弹核武器。这是因为，那时的原子弹，重量和尺寸都超过了导弹的运载能力；而那时的导弹，命中精度很低，飞行130英里，通常要偏离目标5英里以上。直到1951年，美国研制成功了可用作导弹核弹头的小型原了装置，才对研制导弹核武器发生了兴趣。到了1958年，美国才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枚导弹核武器——雷神中程导弹。如果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算起，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问世，其间经历了13年。

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是有远见的。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已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瞄准了导弹核武器。1964年5月，在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研制成功的前夕，聂帅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科学家开会。聂帅在会上明确指出：原子武器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是炸响，然后与导弹结合；二是研究氢弹。聂帅的魅力和卓识，使与会人员产生深深的敬佩和激奋。同年9月，中央对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近期发展目标作了研究部署，组织力量，开始了早期方案的研究、设计和论证工作。

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工作同时在两条战线进行。

火箭是导弹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当时，我国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已研制成功。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接到导弹核武器研制任务后，就向聂帅建议，利用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稍作改进，就可满足运载核弹头的要法度。聂帅听后很高兴，立即批准了这一设想。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改进型导弹的研制工作紧张地开始了。从方案设计到完成飞行试验，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

研制导弹核弹头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不到两个月，研究人员就拿出了研制方案。他们似乎是在同研制火箭的同行们竞赛，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理论设计和试验验证，掌握了大量数据，取得了决定性的研究成果。

两条战线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为中国导弹和原子弹的“联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中央批准，决定在1966年10月进行导弹核弹头的落区在大西北某地沙漠深处，用导弹运载核弹头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热试验。这在世界核试验史上还是头一次。这自然引起了中央最高层领导的关注。

10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会客厅里，亲自听取了聂帅和钱学森关于这次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他听得很仔细，不时还插话询问。当聂帅汇报到两弹热结合的研制工作进展顺利，靶场试验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自豪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汇报完后，毛泽东亲自送聂帅、钱学森出门，走到门口，毛泽东又亲切地关照聂帅：“荣臻同志，你是常胜将军，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不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作好准备，要从坏处着起，不打无准备之仗。”

临近试验前，聂帅正在生病。一天，周总理忽然打来电话，询问聂帅身体状况如何。聂帅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也清楚此时此刻总理打电话来定有要事，便回答说；“一点小病，已经好了。”周总理又问：“能不能去发射场？”聂帅提高了声音回答：“身体好好的，怎么不能。”周总理说：“中央决定委派你到发射首区去，进行全权指挥，以确保安全发射和运行。”

1966年10月25日，聂帅来到导弹发射场。这时，离正式发射还有两天。他一下飞机，顾不上休息，就到各种检查工作。临发射各项测试检查，哪里重要他就到哪里坐阵。他还约邮了7名“敢死队”成员，与他们一一握手。当20岁的操纵员小徐对聂帅说：“我不是党员，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牺牲了，请组织上追认我为党员。”听到这里，聂帅禁不住热泪盈眶，频频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7日凌晨，乳白色的火箭竖在发射台上，顶部装着核弹头。聂帅早早来到发射阵地观望台上。基地领导从安全度角度考虑，劝说聂帅离开。聂帅拿起一把椅子，摆了摆手说：“我就在这里！”两颗绿色信号弹划破了晨空，随着指挥员“点火”口令的下达，操纵员按上了发射电钮。顷刻，巨响隆隆，火光闪闪，载着核弹头的火箭腾空而起，向千里之外的预定目标飞去。不久，落区传来报告，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准确实施核爆炸。

成功了！聂帅激动地和坐在旁边的钱学森紧紧拥抱在一起，顾不得擦去脸上的热泪。

我们年青的共和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成功发射导弹核武器，前后只用了两年。

七、蓝天上的中国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地将一颗重184磅的金属球，由运载火箭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高度使金属球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金属球每95分钟以椭圆轨道绕地球运行一圈。这就是人类世界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伴侣一号”。

美国紧追紧赶，在1958年1月31日发射了一颗仅重18磅、名叫“探险者一号”的人造卫星。

苏、美两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标志着航天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也引起中国科学家们的关注。尽管当时我国才刚刚涉足现代火箭技术，但有识之士纷纷建议中国也应开展空间技术研究。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他还风趣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会后，聂帅召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并指示中国科学院、导弹研究院的负责人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人造卫星发射规划草案。限于我国当时的技术条件，这项工作开始主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1965年，我国现代火箭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发射人造卫星的基本条件趋于成熟。；这时，钱学森同志给聂帅写了份建议书，建议早日制定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并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聂帅在建议书上作了明确批示：“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中程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钱学森同志的这个建议，请张爱萍副总长邀请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经过充分论证，同年4月国防委向中央打报告，设想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报告中央很快作了批复，确定发展人造卫星工作，采取由简到敏不，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及，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方针，并明确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这样，人造卫星进入了工程研制阶段。

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卫星研制工作受到严得干扰。原先承担卫星体研制工作抓总的中国科学院已经瘫痪，正在筹建的卫星地面测控系统也无法正常施工。告急文电纷纷送到周恩来总理和聂帅的办公室。为了使刚刚组建起来的空间科学技术队伍免遭摧残，保证第一颗人造了卫星研制工作正常进行，总理跟聂帅商量后决定，组建卫星研究院；军事接管有关科研单位；卫星地面测控系统改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组建。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才使我国空间技术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头浪尖上，仍然艰难地继续前行。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下午6点，新华社受到发表公告：“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频率20.009兆周。”

那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攻击，聂帅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他的心始坚持牵挂着国防科技事业。当他得知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时，欣慰地笑了。

八、一个“远见卓识”的方针

聂帅逝世后，笔者有幸参加了《国防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深切缅怀聂荣臻元帅》一文的起草工作。当将此文送到我国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蕴钰将军手中征求意见时，老将军在我们给他附的信上写道：“看了，可以。加四字不知可否。”

打开文章一看，老将军在“聂帅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认为发展国防尖端科技，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授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这段话的后面一句”这一方针……改成了“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 大家都为老将军加的这四个字拍案叫绝。

是的，作为一位在聂帅领导下开创我国核试验基地建设的老将军，耳闻目睹了聂帅领导我国核事业从起步到发展所走每一步的艰难，也更深切地感到了聂帅提出的这一方针在国防尖端事业中所产生的作用和深远影响。

我国国防尖端事业从一起步，就面对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1956年10月8日，聂帅代表中央军委，正式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10月17日，毛主席批准了聂帅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从此，我国的导弹事业从祖国的大地上升起，开始走上创建、发展的道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1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从此，聂帅就一直在考虑我们在独立自主地发展科学技术上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同一些同志商量研究后，他在1960年7月3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更浊指望外援……”

“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帐……”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喷头着封锁自己。”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我国的国防尖端事业在党中央关怀下，在聂帅提出并经中央批准的“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方针的指引下，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苏联套给我们的条条枷锁踩在脚下，克服重重困难，大踏步地前进了。

国防科研战线的老同志至今还铭记着聂帅当年经常告诫大家的一段话：“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聂帅曾多次对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的依据。”

九、中国第一部“科学宪法”

六十年代初，党内“左”的倾向在科研单位中国样异常突出：浮夸风和瞎指挥风飘然而去，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对科技术人员政治上“红”的要求不切实际，过高、过急，甚至乱戴“白专”帽子。一些优秀的党员科学家也受到无理的“批判”，许多专家不敢言“专”……

科学家们对此反映强烈。聂帅更是痛心疾首。他决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迅速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宁“左”勿右妨碍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错误做法。

1960年冬的一天，聂帅来到导弹研究院搞调查研究，尔后又来到中国科学院，先是发展科学工作者每周6个工作日，过多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琚窥 关的各种本力劳动。发现这个问题后，经批准，用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通知，规定科研人员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1961年春天，聂帅又到上海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当时一些同志把这种会议叫做“神仙会”；意思是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对科研工作有什么意见，都能象神仙聚会一样，轻松自然地漫谈，各抒已见，谈谈在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也开了同类型的会议。

经过多次召开会议和深入调查，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终于发现我们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上过去是若明若暗的。科研人员心情不舒畅，有意见，有看法。

为了搞出一个科学工作上的条条来，在聂帅的具体组织指挥下，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几个研究所抓了座谈试点工作，并且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 最后形成了《关于自在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初稿提出后，聂帅又组织在北京，东北两地召开学名同所长会议，扩大党外科学家与会，共同进行讨论修改、实践和修改，“科学十四条”不断完善和成熟，最后，由聂帅签署上报党中央。

1961年7月6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帅的报告，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和赞赏。邓小平同志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

被小平同志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后来又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于同年7月19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

在这十四条里面，最主要的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和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这三条，大家认为这是十四条的核心。

“科学十四条”下发后，无论在党内党外，老年中年知识分子中无不反映强烈：“这个文件太好了……真是反映央了我们要说的话。”

继“科学十四条”之后，1962年2月16日，聂帅又主持召开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周总理陈毅同志也到会讲话。

在这次著名的“广州会议”上，聂帅与周总、陈老总一起，代表党中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历业豪爽健谈的陈毅同志简直把话说透了。他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坚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周总理、陈毅同志和聂帅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做客人了”。

聂帅目睹了这一情景，心情更是激动。他由衷地感叹到我们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真是空前地改善了。

十、良师益友 光辉典范

贯彻“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之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科学事业更加尽心尽力。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普遍生活困难，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

当时国防科委所属的一些院所，正按照国家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进行攻关。连续的战斗，生活物资的奇缺，使一些科技人员面黄肌肉，有的出现浮肿，有的身患多种疾病。一天，同顺书记处讨论二机部需要解决的问题，小平同志说，五院、二机部的科技人员待遇要高些，工资要高些，生活安排要好些。

聂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当他得知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情况后，心情很不平静。他毅然决定，以他的名义向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的领导同志呼吁求援，请他们尽快设法给予支援，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食油、水果等副食品。当时，聂帅正在住院，陈毅同志去看看他，，闻听此事后，风趣地说：“我举双手拥护， 这些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得保证他们起码的生活。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

从东南沿海到北部边疆的人民子弟兵，深深了解聂帅的心意，他们宁可自己更艰苦一些，也要支援为祖国科技现代化而苦战的科技人员。这些物资运到后，聂帅关照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说：“这批鱼、肉、大豆、海带都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

聂帅一贯倡导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身体力行。他对知识分子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宝贝。在历史政治运动迭宕的风口浪尖上，他总是挺身而出为知识分子说话。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批“白专道路”，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了“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知识分子。聂帅针对这种现象，1961年他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提出对红的的标准的看法。他说：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主次不分，对于生活作风、脾气性格上的一些细节问题，求全责备。这样反而使不少人谨小慎微，顾虑多端，不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谈到红与专的统一问题，聂帅说：“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到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得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

聂帅十分严肃地批评当时存在的一种严重偏向说：“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样，既没有指出红的正确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专不进去，给工作引来种种损失。”

1967年6月，聂帅受党中央委托到核试验基地主持我国首次氢弹空爆试验。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波已经扩散到地处戈壁的核试验基地，搞“四大”，成立群众组织“造反”。针对这种情况，聂帅明确指出基地是国防科研试验部队，和机关、学校不一样，基地“文化大革命”搞正面教育。在离开基地临上飞机前他还在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聂帅说，你们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象“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在那动乱的岁月里，聂帅始始把科技人员的安全挂在心上。当中国科学院贴出大字报立：“中国科学院是黑的”，聂帅一听，气得冒火：“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要批来批我好了。”1967年初，某研究院造反派决定在西北某厂召开会议，把主要的科技干部集中到那里。当时，那里形势很紧张，聂帅很不放心，便打电话指示会议要改在北京开。随后，派出了专机，把在家接回北京，会议期间，聂帅还亲自到会讲了话。但是，随着整个形势的恶化，局面越来越不好控制。到后来，聂帅也遭到诬陷和攻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聂帅仍然挺身而出想尽办法保护科技人员。有些科学家在原单位实在危险，他就以工作需要为名把他们临时“借”到北京。在那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聂帅为了使科技人员少遭迫害，不知操了多少心，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防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年届八旬的聂帅，以病弱之躯，仍然全身心地关心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他积极支持张爱萍同志把研制洲际导弹，潜地导弹核武器、通信卫星作为新时期国防尖端技术的重点任务先后完成，实现了国防科技成就新的突破。

进入九十年代，聂帅已年过九旬，还殷切希望广大知识分子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1991年11月，他抱病给《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作序。

这些年，聂帅虽然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他的心始终同科技事业，同广大科技工作者紧密联在一起，正如他自己所说；“有关知识分子的重大问题，我都向中央提出建议。”聂帅不愧是广大科技工作者良师益友，是正确理解、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光辉典范！

如今，帅星陨落。依照他的遗愿，人们将他的部分骨灰安放在弋壁深处的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那里，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心中，将永远高耸一座丰碑。

（原载1992年第4期《神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