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巍巍 英名长存——沉痛悼念聂荣臻同志

王 平

5月15日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带给我一个悲痛欲绝、难以承受的噩耗：伟大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颗帅星——聂荣臻同志与世长辞了！

我急忙驱车赶往聂帅的寓所。还是那狭窄宁静的胡同，还是那郁郁葱葱的庭院，还是那朴素无华的陈设，这里的一切都是多么的熟悉和亲切。然而，就在几个钟头前，尊敬的聂帅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那一双双泪眼透着令痛断肝肠的深重。本来，我与杨得志同志约好，这两天找个时间要向聂帅汇报《红一方面军史》的编纂情况。历经四年的努力，这部由聂帅亲自提议撰写的史书，已经终审定稿，即将公开出版。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喜讯告诉他老人家，他竟匆匆地走了。

凝望着聂帅的遗像，我不由得泪水夺眶而 。那深藏在记忆中的、跟随聂帅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清晰地叠印在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聂，是1935年10月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聂帅任一军团政委，由于红军缩编，取消了三军团建制，我改编到一军团四师行第十一团政委。这天，听说聂政委要来看望大家，我们未及欢迎出门去，他已迈步进了院子，他招呼我们坐下，关切地询问：“把你们三军团撤销，编到一军团，有没有想法？”我坦率地谈一些部队的反映。他听后，语重心长地说：“三军团是一支很好的部人，经受过严峻的考验，有许多好的作风。今后，你们应当继续发扬三军团的光荣传统，一军团的同志也应当很好地向你们学习，大家只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齐心协力，才能把仗打好。”我们虽第一次见面，但聂帅那么平易近人、襟怀坦荡的言谈举止，给我印象很深。时隔不久，在直罗镇战斗中，我又亲自领略了聂帅的军事指挥才能。那一仗打得很好，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获枪支3500余支。

1937年10月下旬，我在阜平接到聂帅的电话，让我即刻赶到山西五台县。我骑马急匆匆地赶去，一见面，聂帅便关切地向我询问阜平的情况。我报告聂帅，经过前一段工作，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抗战热情很高，统一战线也初步形成，武装力量发展到4000多人，并通过多种渠道筹募到抗日经费4万元。聂帅听了非常高兴，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后郑重地告诉我，中央已决定，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晋察冀军区，由他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设四个分区，任命我为三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由于晋察冀区刚刚成立，经费紧缺，我把从阜平募捐来的4万元，留给聂司令员两万，同时给了晋察冀省委五千。

从那时起直到解放初，我一直在聂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那难忘的岁月，面对种种复杂危急的情况，聂帅既是晋察冀的最高司令官，又是一个普通士兵，他与我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情同手足，胜似兄弟。我敬重他为师长，听从他的教诲，服从他的指挥；他待我似朋友，心地坦荡，开诚布公，光明磊落，情义生辉。今天看来，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上下级关系和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呀！

1937年底，以王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背离了党的洛川会议精神，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并要求部队和地区政府大搞“拥蒋活动”，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十分混乱。聂帅审时度势，坚持抵制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1938年召开的晋察冀军第一届党代会上，他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党对军队和政权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的作战方针，必须大力发展新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必须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根据聂帅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创造良好的抗日环境。我们巧妙地展开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麻雀战，对敌人进行伏击，侧击，夜袭，并不失时机地展开有利条件下运动战。依靠这种灵活多变的作战方法，我们三分区就曾打下过新乐、完县、望都三城，并袭入满城。保定城关，毙伤敌伪军370多名，争取满城伪军官余人反正，摧毁了汉奸维持会，缴获步枪百余支。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发展到72个县，近10万人的武装部队，被党中央雀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聂帅不仅注重在组织上建军，而且在战略思想上也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众所周知的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凋落在黄土岭，就是聂帅亲自部署指挥的一个辉煌战例。在震惊华夏的百团大战中，聂帅先后组织指挥了39个团和大批地方武装，对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公路进行破击战，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囚笼政策”。1942年，在斗争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聂帅提出了深入到“敌后之敌后”的方针，镇痛主力与民兵、内线与外线、军事竞争和政治攻势结合起来作战，向敌占区派出大量非常精焊的小部人和武工队，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敌后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聂帅创造性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胜利地创建中了第一个华北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聂帅虽然身居高位，工作很忙，但对下面干部的思想生活却十分关心。在一次会议之后，聂帅把我和赵尔陆两人留下，对我们说：“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但一直拿不定主意，想找你们商量商量。”“什么事？”我们几乎同时把目光移向聂帅。聂帅笑笑，“就是团职干部的婚姻问题。现任的团职干部，多半都是红军，年龄也不小了，谈怀表说爱，成家立业是人之常情嘛。可现在是战争年代，他们又都是向线带兵打仗的干部，一旦有了家，会不会分心，会不会拖后腿？，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先说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件事只要处理得好，不但不会影响工作，还能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赵尔陆也同意我这种说法。聂帅思付片刻说：“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作个规定啊！”（在此之前曾规定团以下干部不准结婚）经过一番议论，最后确定了年龄28岁以上的团职干可以结婚。于是，历史就有了“二八团”的说法。临走，聂帅又再三嘱咐我们：“以后干部结婚的事，你们定了就行了。但一定要严格把关，不要搞一阵风，要告诉下面的干部，千万不要把恋爱婚姻当儿戏，双方要有感情基础，捆绑不成夫妻。一旦结了婚，就不要随便离婚，不要朝秦暮楚。”言语中，充满关心爱护之情。在这方面，聂帅和张瑞华大姐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

聂帅一生谦虚谨慎，善于接受不同的意见，有一件事对我感触很深要940年冬，日寇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疯狂残酷的大扫荡。为研究反扫荡部署，聂司令员召集各分区领导开会。当时，我向聂司令员建议，暂时取消马骑兵营。我知道，这个骑兵营是在呈起镇战斗中缴获敌人大量马匹后，由聂帅亲自组建，聂帅对该营感情很深。我对他说，随着敌人蚕食和封锁的日益猖狂，筹措数百匹战马口粮已成为根据地人民的一大负担。况县，遵照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宗旨，部队大多数转移到山区，骑兵不仅不适应山地作战，而且目标太易暴露，已成为反扫荡的沉重包袱。聂帅沉思良久，最后批准了取消骑兵营的建议，将800多匹战马退役分散到老百姓家耕地。同时，保留了这支英雄部队的番号，扩建成了无马的骑兵团，编入我三分区建制。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在北京工作，不论走到哪里，不论身在何方，我经常怀念起晋察冀，惦记着我获得的聂帅。 中华神火，两弹腾空，我深切地为聂帅领导的国防科研事业创造的丰功伟绩感到无比的自豪。十年浩劫，我身隐囹圄，当传来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坚决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消息时，顿感振奋，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只要我有机会来北京，总要奔赴聂帅寓所，面聆教诲，共叙旧情，倍感亲切温馨。

1987年，聂帅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问我，退下来这两年你主要干些什么？我告诉他，主要是编军史，先后担任《八路军》史料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和《红三军团战史》的编委会主任。聂帅听了，深表赞许，并嘱咐我们一定要把军史编好，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不久，他写信给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提议编写红一方面军史，信上说，红一方面军是党缔造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革命力量，编写好这部历史，将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对于中青年同志，了解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受到教益，缅怀先烈，振奋精神，艰苦奋斗，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作出新贡献。中央军委很快接受了聂帅的建议，于1988年3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史》编史委员会。

聂帅对这部书的进展情况十分关心，多次让秘书打电话询问编写中国的困难的问题，并于1991年5月10日亲自接见了编委会的全体同志。当时，聂帅的身体已经很不好，医生叮嘱尽量让聂帅少说话，尽管我们有一肚子的话要向老首长汇报，但考虑到聂帅的健康，谁也没有主动去交谈。聂帅逐个和我们握了手，又高兴地与大家合影留念，从他那充满希望的目光里，我们领会了一切。事后，92岁高龄的聂帅又亲自为《红一方面军史》作了序。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部史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他却默默地走了。捧着1991年5月10日聂帅与我们合影的最后一张照片，禁不住思绪联翩。聂帅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那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那崇高的思想品格，伟大的历史殊勋，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得在亿万人民心中。

丰碑巍巍，英名长存。

（原载1992年6月21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