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聂司令

萧克

聂司令，我来晚了！

这几年，每当迈进你幽静的院子，我的心情总是矛盾的，想去看你，又不敢去看你——虽说都在北京，每年也难得见几次面。只要见了面，要说的话总是那么多，你容易激动，我也容易激动。当这种时候，医护人员就要提醒，要来暗示，我们急忙打住，因此每次离开你那里以后，总有一种犹未尽言的感觉……

本来说好的了，‘八一“节以前到你家去探望，听工作人员说你的身体不太好，我和先佛同志想等你一点后就去，谁知等来的却是你的噩耗……

聂司令，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面的情景吗？

那是陕甘宁大会师时，你是一军团的政委，我握着你的手，说：“聂政委，你是我的老长官啊！”

你注视着我，好像在问：“这话怎讲”

我说：“南昌起义时，你是我们二十四师的党代表。我是七十一团二营八边指导员。”

“是吗”？你很是高兴，握着我的手用力抖了抖，问：“起的时候你们担负什么任务？”

我告诉你，我们二营打匡庐中学

你对那次战斗记忆犹新，说起了许多同志的名字，还提到我们二营营长廖快虎。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谈话。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了不少关于你的情况——南昌起义后，我看到过上级通报，说是你来我们师当党代表。我们营长告诉我，你是个法国留学生。后来见到关向应同志，他说他和你一起在莫斯科留过学。他对我说，你是一个不多讲话而又很会想事情的人。
从1940年起，我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你是晋察冀中央局的书记，军区司令员，我做副司令员，在一起办公，一个锅吃饭。你是主要领导人，又长我们好几岁，你的确有长者之风。你不仅在根据地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军事部署上体现了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思想，在工作方法上给我们以教益，在为人处理、品德操行上也为人师表，就是在文明礼貌，卫生整洁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忘不了，你对待同志的宽厚态度。

在晋察冀整风的时候，有些同志的言论，对你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给你的工作和处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你豁达大度，以诚待人，团结他们一起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都和我讲过，你在这里的工作是好的。而你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

所以，你在老同志们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不整人不等于不批评人，你对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也是毫不留情的。有时在会议上，有时在小的范围内，你会很严厉批评的，目的在于使被批评者真正接受教训，改正错误。

我在你的领导下工作，感触最深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那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你还记得吗？1946年的秋季，我们在中央军委的争取“三路四城”（平汉路、平绥路、同蒲路；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的方针下保卫张家口，这时蒋介石已开始对解放军进行全面的战略进攻，在平绥路东西集中重兵，准备攻占张家口。张家口两面受敌。当时我们在集宁失利，大同又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继续保卫张家口是很不利的。因此在决定大同撤围后，你立即召开中央局常委会，你把平绥线的军事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你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在平绥线上打下去了，我们要向中央提出意见的。”与会的同志通过了你的意见，以中央局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很快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实践证明，你的意见和中央局的决定是正确的战略决策。这对我们以后的军事行动有重大意义。从此晋察冀军区的军事形势变主动了，连战皆捷，直到配合东北部队八关，取得了平津和晋绥的解放。

1945年4月，我们得悉傅作义务的四个摩托步兵师和骑兵帅由保定偷袭石家庄，军区决定我去那里指挥，并说从北面调一个纵队南下，参加保卫石家庄战役，但要十天的时间才能赶到。我立即赶到这个华北重镇，与当地的党政领导研究对策：一是制定军政后方机关尤其是物资撤退方案；二是想方设法迷惑敌人。每日晚饭后，我们就故意到街上步行一圈，让老百姓传话，说军区和市政府没有撤。同时，每天出战报，说敌入到什么地方，我们如何对付，既定定人心，也迷惑阵面前，傅军前进缓慢。七八天后，阎锡山派来一个师在平定，被我南来的第六纵队全部歼灭，傅部到沙河就缩了回去。

1945年冬，我正在石家庄附近的华北军大开会，忽然接到你的电话，至今我还记得你在电话里的四川口音。你说：“老萧哇，有情况了，傅作义又要袭击石家庄，兵力和上次一样，你马上去那里，安排部署。”

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这次要比上次更对我有利：正太线已为我所有，西面无顾虑，保定，石家庄一线的民兵比以前更强，冀中就近调来的两个团部署在沙河、唐河，军大教导团在滹沱河，同时我们又采取了迷惑敌的办法。结果，不到十天，傅作义再次退回去了。

事后，同志们都说：是聂司令指导我们把傅作义吓跑了。刘伯承同志说：是聂荣臻唱了一出空城计。

你听到后，只是笑舌说：不是我，是老萧他们搞的。然而我要说，是你的战略决策的威力。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你在总参当代总长。不久我从中南军区调回来，还是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我在训练总监部工作，也和你有不少接触。你对抗美援朝战争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你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你为我军的国防现代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后来，我到国务院农垦部工作，与你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了，但还常往趋你还记得和我谈粮食问题，谈水土保持问题吗？你虽然身在军队，但你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农业，关心着老百姓的疾苦。六十年代初，你在一份报告上看到，海南岛水地流失严重，你对我说：“你在农垦部，可要注意这个问题。”你还说：“要注意粮食问题，没有粮食，军队不能打仗，老百姓也不会安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你也和我们一样，受到史前前例的冲击。那时候大街上的大标语：“万炮齐轰聂荣臻！”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就在这时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7月30日的上午，我被他们弄到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说是要开万人大会批判我。

我去了哪里，家里人不知道。先佛同志急得不知怎么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聂司令。

她到你的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你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你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你还是很快把这封准转交给周总理。

我在“群众专政”中，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知道后来他们对我放松了管制，十天后我就回家了。

每当提到这件事，先佛同志总要说：多亏了聂司令！

1972年，我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给你那里打了个电话，说想支看望你，你叫我马上就去！

我很快就到你的家里。你问我江西的情况，你问我的处境，你还问我的家人……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你对江青等人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你说：“什么文攻武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搞这一套，这不是号召全面内战！”

我们当时说啊说，好象要说的话总也说不完。出门时候你还叮嘱我，到外面还是少说为佳……

后来，我到军政大学工作，我还是每年要去你那里。

每次去了，都会有一定的收益。

有一次，你谈到叶挺同志。你说南昌起义后，叶挺同志提过两个建议，汽坑失败后，叶挺同志提出，队伍向闽南发展，那块地方是三个省谁也不管的，敌人的国量比较薄弱，我们容易钻住脚。过去孙中山有两次都是被迫来这里经整顿补充才再出去发展的。

你还谈到，广州起义第二天，叶挺同志就主张撤退。而当时有很大权力的那个德国人却十分蛮横地指责叶挺同志是日匪！说到这里，你慨叹道：“当时没有听叶挺同志的意见，不好哇！”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康生。我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每个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

你好半天不说话，大约过一分钟，你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了的吗？’

正是你的这种实事求是态度，这种敢讲真话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

聂司令，你走了，你光明磊落地走了，你心怀坦荡地走了，但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取司令，我们将永远怀念你！

（原载1992年6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