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献纪录片《聂荣臻元帅》 接受采访人员谈话摘要

第二部分

六集电视文献纪录片《聂荣臻元帅》在拍摄过程中，采访了一批著名科学技术专家、各级领导同志和一部分老同志。根据这些同志的谈话，整理成此篇谈话摘要，并已经接受采访的同志审定。谈话摘要分为两个部分。(一)著名科学技术专家的谈话摘要。(二)各级领导和老同志的谈话摘要。此文以谈话人的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特此说明。

————编者

（一）

于敏：

        聂帅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时间里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既是国家科委主任，又是国防科委主任。我是从事国防科技工作的。那时大家都为拥有聂帅这样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而感到非常振奋，精神信心十足。在那十几年里，国防科研战线既奠定了物质基础，又奠定了思想基础。我记得在国防科研领域里，聂帅反复强调，要遵循以"两弹为主，导弹第一"，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

       苏联于50年代末，撕毁了原来对我国的技术援助协定，正是在聂帅这些重要指导思想下，我国有了物质、思想基础。所以大家信心十足，更激发了斗志。我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在1959年6月，苏联片面撕毁协定，本来要帮助我国的有关原子弹教学模型及资料，不给我们了。这时，我们遵从聂帅的教导，大家信心十足，一定要争这口气，所以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叫做"596"。

即使在苏联未撕毁协议前，聂帅也经常教导我们，高技术必须以自己力量作为基点，高技术是买不来的，特别是国防高技术，当然尽量争取外援。就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使我国国防科研能健康稳定的发展下去。

我国于1958年建立研制核武器的九院。我们在聂帅领导下，仅经过6年时间，l964年就突破了原子弹。同时我们也奠定了很好基础，又经过两年另8个月，于l967年6月突破氢弹，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经过了7年另4个月，苏联经过了4年，法国经过8年另6个月。

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是爱国的有能力的。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雄厚的物质、思想基础，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健康高效地发展核武器。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前，我国只进行了46次核试验，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美国达到现在水平，经过上千次试验(苏联也一样)，法国也进行了二百多次试验，我们只经过46次，在核武器物理设计上，与他们处在了同一个水平。所以我们是高效的既省又好的发展。追本朔源，是前面一段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我们回想聂帅领导那一段工作，心情都非常激动。都感到能参加这样一个工作，感到幸福激动并充满自豪。聂帅在我国科技发展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抓关键抓得非常准确。

我自己于l965年1月调到九院。我虽从1961年开始就作核武器研究工作，但在原子能研究所。那时贯彻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精神，在集中精力突破原子弹的同时，二机部领导就找了一部分技术人员，作为小分队，在原子能所开始氢弹原理研究，我是其中的一员。到1964年集中精力突破氢弹时，我就调到九院。

1966年12月28日，我们作氢弹原理试验，聂帅亲临现场主持试验。试验后他召集科技人员开会，决定l967年6月作氢弹全当量试验。聂帅反复强调要抓紧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若不抓紧，就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聂帅当时向中央建议，导弹试验基地与核武器试验基地，以正面教育为主，不能乱。

在那次会上，聂帅还提出，准备地下核试验，空爆有放射性污染，但从技术上说，从空爆转向地下爆炸，有深层次的原因。核武器要进一步发展，从技术上讲必须向地下试验发展。核武器是复杂的系统，为了大幅度提高其性能，就必须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各个过程的科学问题。这只有在地下核试验才能做到。所以在原子弹、氢弹突破后，立刻抓地下核试验，的确非常英明。1969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这对我国后来核武器能提高到目前水平，是很重要的。

在几个重大科技方向上，对重要的物质及思想基础的奠定，聂帅都高瞻远瞩。我们这个部门，之所以能高效健康持续的发展，基础是那时奠定的。

王大珩：

聂帅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和预研工作，在他任国家科委主任期间，他重点支持建立我国的计量科学技术，当时责成有关部门选一流物理学的大学生，从事计量科学工作。现在这些人都成了计量领域骨干，并使中国计量科学在国际上有了一定地位。这是聂帅重视的结果。

1962年广州会议时，周总理、陈毅、聂荣臻副总理都参加了。周总理、陈副总理为知识分子脱帽，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聂副总理在会上为此事作了总结，使我们深为感激，也受到很大鼓舞。所以会后在全国开了一次扩大的政协会议，扩大面到高级知识分子。我在小组会上主动介绍了广州会议的情况。这次政协会开得非常活跃，大家都受到鼓舞，这是一件我们终生难忘的事。

60年代初，我在光机所接受了一项国防任务，叫"150"工程。事实上，这是一个为了导弹发射所需的一项大型光学观测设备。那时我们自力更生搞这种大型设备，不仅是光学方面，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次搞。那次我们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也感觉到人才缺乏。所以在60年代初，我们光机所提出办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这件事得到聂帅任主任的国防科委大力支持。聂帅还特别提出，作为这样一个尖端学科，当时人才在全国是很缺乏的，他支持从别的学校选拔优秀学生进入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到"文化大革命"前，5年时间内就培养出l000人，以后继续办下去，已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大学，总的培养出数万人。这些人现在许多都是光学机械、工程、企业方面的骨干。这应归功于聂帅对当初办学的支持。

"“文革”"中，光机所在混乱的状况下，我几乎每天都向聂帅办公室汇报所里情况，那时为完成"l50"任务，深怕受到干扰。光机所工作同志保持过去传统，日以继夜地工作。为保障工作顺利进行，聂帅支持把光机所作为唯一的非军事单位的军队保护单位。

1982年聂帅接见我们(还有吴仲华同志)，这是我一生的光荣，大家一起照了相。我在光机所，l952年就在那里主持工作，到1958年基本建立了从事现代光学的科技基础。当时考虑该所属于中科院，但承担的任务应当向哪个方向走，我们的力量有限，权衡主要是从事民用还是军用的问题。民用，不管怎么样还可以花钱买到。军用，牵涉到许多保密技术是花钱买不到的。当时光机所决定把主要力量放在军用研制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受了军用"l50"工程任务，这项工程与导弹发射工程直接相关的，发展导弹要试验它发射的准确度，就要测量长达几万公里的弹道轨道。这是一个非常大而复杂的设备，这里不但有光学系统，还有自动控制系统，记录系统，这一综合系统工程，当时在国内不但在光学界，在仪器测试方面都尚属首次。我们承担这个任务时，确实得到了以聂帅为首的国防科委的大力支持，经过几方面协作，做到一次成功。

"“文革”"期间，聂帅提出，要保护从事国家任务的专家。我也是保护对象。我很幸运地受到聂帅的保护，虽受到精神压抑，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要向聂帅表示衷心感谢的一件事，这件事才使我有可能在以后很好从事科研上的事。

王永志：

今年是聂帅百年诞辰，在缅怀聂帅丰功伟绩的时候，不由地回忆起当年在聂帅领导下工作的情景。

我是l961年3月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的。回国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贯彻聂帅"关于科技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和科研十四条"的报告。第一次见到聂帅是l964年，在酒泉导弹试验基地。最后一次见到聂帅是1989年，在他90岁寿辰时，航空航天部在北京的4个研究院的院长和书记去看望他。这次聂帅见到我们之后很高兴，他讲了很多事情，谈了很长时间。其间，保健医生几次提醒聂帅该休息了，他都不管。他总结性地回顾了当年是怎么决策研制"两弹一星"的，这一伟大成就是靠什么取得的，今后还要坚持些什么。

聆听聂帅的教诲，使我深受教育，特别是"两个相信"、"三个尊重"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永远不能丢。

两个相信，是聂帅回忆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决策在中国开展导弹、原子弹研制时的基本出发点。聂帅也是当年决策的参与者，他说，两个相信首先就是相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再就是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会为国家的安全、民族的荣誉，竭尽自己全力的。在当时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这给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以后的政策，包括刚才说的聂帅的报告里头，这个精神都得到充分体现。

相信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建立技术指挥系统。相信广大科技人员，他们能把工作做好，让科技人员真正有职、有权。当时各个型号都设立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形成了一条技术指挥线。同时要求各级行政领导要保证技术指挥渠道畅通。这对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个尊重，是聂帅当年反复强调的，就是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客观规律。

聂帅讲，党中央决策之后，他负责筹建导弹、原子弹的研究机构并主持研制工作。筹建工作不仅是选址、搞基本建设、组建实验室、配置设备，更重要的是组织科研队伍和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聂帅说，我们不能脱离当时"一穷二白"、长期被封锁的国情，广大研制队伍必须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要求广大科技人员要"三敢""三严"，即敢想敢说敢干。要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同时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作风，严肃的态度。这样才是科学的。你既要有雄心壮志，还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才能办成事情。聂帅当时就提出在工作安排上要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在工作方法上，要尊重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不能想人非非，搞那种大跃进式的办法。要踏踏实实，按"三步棋"的安排，循序前进。聂帅的这些思想，不仅指导我们取得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还造就了整整一代思想作风好，能打硬仗的科研队伍。

聂帅非常相信广大科技人员，我们当初搞第一个自行设计的导弹时，第一次发射试验失败了，起飞后不久栽下来了。当时研制队伍非常震惊、痛心，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心中完全无底。这时聂帅指示各级领导，绝不能追究个人责任，然后又亲切地鼓励大家："我们的导弹发射是科学试验，科学试验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成功，一是失败。一时受挫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重要的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这样，失败就会成为成功的先导，即失败是成功之母。"得到他的这个指示，大家深受鼓舞，心中也有底了。又夜以继日地奋斗了两年多，1964年6月再去打，连中三元，3发都打得特别好。在聂帅的直接指挥下，我国自行设计的导弹试验成功了，我国的导弹研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l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这样在1964年两弹都取得了突破，到l966年两弹结合试验取得成功，距离毛主席1956年作出的"研制导弹、原子弹，我看l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指示，恰好是10年。

聂帅在会见快结束时语重心长地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你们应该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以天下之长补我之短。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把引进技术，作为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手段。要记住，特别先进的东西，别人是不会给你的，还得立足于自力更生，靠自己攻克尖端。聂帅现在离开了我们，聂帅临走之前，怀着对他开创事业的无比眷恋和关怀，嘱托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大西北的酒泉导弹试验基地。这个基地，我们现在还经常去。可以说，我们可以经常见到聂帅，聂帅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聂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孙家栋：

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都缅怀聂老总在国防科研战线上的丰功伟绩。作为在聂老总培养教育下的一代科技人员，借此机会，我向他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敬意。聂老总在我们国家的国防科研建设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丰富的材料，各方面都做了很多的总结。我今天只讲讲自己在一个非常局部上的一些感受。

我感受最深的，除了聂老总的自力更生精神，攀登高峰的精神，培养干部和给科技人员创造条件等等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而外，对我教育最深的，是聂老总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教育我们一代人成长。从50年代，我们在研制导弹的时候，聂老总就教育我们首先要老老实实地学习。记得我们在仿制1059的过程中，有很多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聂老总叫我们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具体地学习，有很多高深的技术问题，聂老总要求我们要很自觉地学。讲个具体例子，在苏联图纸里面，有使用工具的问题。最简单的工具，比如说斧头，顶上有个把，这个把的图纸怎么画，当时我们对这些工作都很不认真，感到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可学的，中国的斧头可能比苏联的做得还要好看。但是聂老总教育我们说，要学习人家的精神，为什么考虑到配套要有斧头，这个图纸又是怎么样设计的。用这样具体的事例教育我们，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学习的精神。这对我们以后工作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在50年代，聂老总特别强调航天技术，要绝对保证质量，要把好质量关，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抓文明生产。我回想起来，在50年代，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聂老总对科技战线提出了要搞文明生产的号召。当时要我们学习苏联设计师雅可夫列夫的事迹。雅可夫列夫写了一本书，讲他在青年时代参加工作的过程中，怎么样从车间抓起，从教育工人抓起，从一个螺丝钉一个螺丝帽怎么样来管理抓起。这些功夫都是很确切很仔细的。当时我们认真学习聂老总的指示，按要求抓文明生产，抓科学态度和严谨务实的作风。这对我们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怎么样来保证质量，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的。

       聂老总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个问题对我们整个50年代到现在这一代人，教育是非常深的。因为50年代，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相对来讲还是落后得很多。但是聂老总教育我们要有一个敢于攀登，敢于冲锋，敢于克服困难这种精神。一方面要求我们要承认我国当时的科技水平还相对落后，但是我们要有敢于攀登这样的精神。所以在制定工作计划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我们当时的实际水平出发，但是也要有高尖的目标。

50年代我们刚搞导弹、卫星的时候，是聂老总培养教育我参加卫星研制工作的。所以卫星研制工作，我是从起步的时候就参加这项工作了ol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1958年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聂老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及时地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研究制定我们国家的卫星发展计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科学院已经正式成立了651设计院，已经开展了研制卫星的工作。聂老总为了加强这项工作，首先第一步就是抓组织建设，组建了现在的中国空问技术研究院。它的前身是第五研究院。搞导弹研制工作的都知道，导弹研究机构一开始就叫第五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搞卫星，又成立了一个第五研究院，我们习惯的叫法叫新五院。

新五院成立以后，聂老总就指示我们要迎头赶上，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不要搞美国、苏联那样小的山药弹。所以我们的第一颗卫星，一搞重量就是l00多公斤的，后来上天的是173公斤的卫星。同时对卫星要求的技术指标也比较高。提出第一颗卫星上天，不仅是掌握卫星的技术，同时要给下一步我们的卫星研制工作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正是根据这样的精神，所以我们一开始虽然搞卫星还没有经验，但我们就制定了一个第一颗卫星要打基础，掌握卫星上天的技术，同时马上制定了第二颗卫星、第三颗卫星的研制计划，而且提出第二颗卫星、第三颗卫星的研制计划要结合我们国家航天的需要，结合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70年我们第一颗卫星上天以后，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就上了天。大家都知道返回式卫星对地球资源的勘测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很大的。同时返回式卫星技术在各方面也是很先进的。从这一点来讲，聂老总以攀登高峰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研制卫星工作是很有远见的。

苏联的第一颗卫星上天以后，有很多老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央作了建议，比如钱学森同志，以及赵九章同志在世的时候，对发展我国卫星事业都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据此，中央决定，马上就开始研制我们国家自己的卫星。在6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的火箭、导弹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基础，假设那时候及时抓紧，根据发射卫星的需要，我们国家的火箭技术也能够及时跟上去，卫星的研制也及时进行，我国卫星上天的日期可能还要早一些。但当时我们的技术力量比较分散。开始是科学院组织一部分同志起步研制，原来的七机部在上海也有一个研究院开始做这项工作。由于力量分散，所以发展速度受到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聂老总及时察觉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采取有力措施，重新组织队伍。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调我去搞卫星的时候，我在七机部南苑的一个大院里工作。当时各级领导受"文化大革命"干扰，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聂老总亲自派了他手下的参谋，开车到南苑去调了我们一帮同志，到中关村和科学院的同志合到一起，重新组织研究队伍。从这以后，我们卫星的研制工作比过去速度大大加快。所以说，要不受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然我们国家的第一颗卫星可以上天早一点。但是在那个年代，由于周总理、聂老总的亲自关怀，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要亲自过问一次，推动人们的研制工作，最后在1970年卫星还是上天了。

关于卫星上放毛主席像章的问题，情况是这样。当时大家革命热情高，比如写篇文章，前面要写上毛主席语录，我们在卫星研制过程中，大家热情也很高，实验室、实验设备都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后来逐步形成在所有的实验设备上，我们的卫星产品上，都要求要放毛主席像章。但一装毛主席像章，卫星客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卫星的环境条件要求非常严格，温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个是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因为我们研制卫星，每一克的重量都是很重要的。第二是卫星上的仪器有一定的温度要求，为了保持仪器上的温度符合要求，从技术上采取很多措施，比如顶上涂什么材料，涂什么颜色，仪器的结构多厚，这都得有严格的要求。假如顶上装了很多毛主席的像章，仪器的温度就会受影响，对仪器上天以后的质量就很难保证。但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确实很难处理。后来请示领导，请示周总理，请示聂老总。总理指示非常明确，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尊重毛主席，纪念毛主席，应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并不是在这儿挂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产品。总理指示后，我们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任新民：

聂老总当时对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非常关心。从我亲身经历体会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在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动机试车的时候，那时候我管发动机。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动机，是由原来仿制的发动机改进的。在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比较难解决。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问题我们慢慢已经摸清楚了，但是各方面的意见很大，到底不知道你们在搞些什么东西，搞不搞得成功。反映到聂老总那儿，聂老总就跟他们讲，往往最困难的时候，大概就是快要成功了。那时我们政委把这个情况给我们讲了，意思就是你不要泄气，实际上那时我们基本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对你有意见，怀疑你到底行不行，可聂老总就这样肯定我们，对我们鼓励。

另一件事情是，我们进行中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第一发在部分地方失败了。第二天聂老总走的时候，我们到机场去送他，大家是列队送的，他专门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知道，这次没有什么大的方案错误，主要是在工艺上有些问题，你们好好把问题找清楚了就行了。那时大家都非常着急，很多人都怀疑到底行不行，聂老总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总是给我们以鼓励，表示虽然是有困难，但一定能成功。这两件事对我印象非常深，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非常清楚。

聂老总很重视科技保障工作，比如导弹用的新材料他抓得很紧。他老讲，我是大家的后勤部长。当后勤部长，重视新材料，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是从技术工作角度讲的。从其他方面，例如如何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他也很重视。大家知道，最1961年是全国最困难的时候，聂老总想方设法从部队调了许多营养品，像豆子、肉等，专门讲明就是给科学技术人员补的。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聂老总对科学技术人员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另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来讲，思想上有很多顾虑。那时候像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一般出身都不怎么好，大多是从国外回来的，从小受西方的教育，一般思想上有很多顾虑。但聂老总总跟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以及科技人员讲，不要有这些顾虑，大家都是干革命的。在当时这样讲，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苏联专家撤退，下一步怎么弄?对大家来说，也是个问题。他说，专家走了，你们这些人搞不搞得出来，意思是鼓励我们自力更生干。我个人认为，苏联专家走，没有什么大影响，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样更激励了我们自力更生的决心，相信我们自己是可以搞出来的。

1955年时，我们向中央军委写了封信，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搞导弹，也可以搞。那时看到世界的情况，导弹应该搞，不搞，可能将来就没办法打仗。所以，我们专门写了封信，建议搞导弹。信给了陈赓大将，他当时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信给他以后，他很高兴，马上转到军委去了。我估计，不是说我们的信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主要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件事，应该搞导弹，所以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搞导弹研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国家看到了世界的发展趋势，应该去弄。

现在都在讲，谁谁是什么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要我说，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就是聂老总。他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没有他，中国航天根本搞不上去。当然是中央领导同志下了决心搞导弹，他也是中央的领导，他是下决心的最大最积极的倡导者。这方面的许多事，从小到大，都是他一手办的。他不是一般的领导。

      有个冬天，我的手冻了。我听政委说，聂老总对我们政委讲，任新民手冻了，你们怎么也不注意这个事。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他那可不是一般的领导，一点一滴全装在心上。开始好几次发射，他都亲临现场。开始l059发射，他到了现场。中程地地导弹第一次发射，他也到了现场。现场试验成功了固然好，失败了出了问题，他鼓励你不要泄气，一定会成功的。当时我们并没有经验，不像现在失败一次我还不怕。那时失败了，你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能否成功，自己没把握，再加上各方都对这个持怀疑态度，到底你们能不能搞得成功。聂老总对中国的航天、导弹及国防科技事业，我个人觉得，从领导人里面讲，他的贡献的确是非常大的。

庄逢甘：

从老五院一开始成立，我就参加了老五院的工作。l956年10月8日，聂老总亲自到五院来主持五院的成立大会。当时我们没有多少人，也就是l00多一点。聂老总见了我们非常亲切。过去觉得见一个老帅，至少是很严肃的样子吧。聂老总看上去非常亲近，所以他赢得了我们好几十万的科技工作人员的爱戴，能够很快地把两弹一星搞出来。可以说，如果没有聂老总的领导，两弹一星恐怕还要推迟很长的时间。他一开始到五院，就明确了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聂老总一直是很认真地抓基础工作。因为这两弹一星不光是拿到哪个厂生产的问题，而是要懂得它的原理，怎么样更好地设计。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没有一定的试验设备，没有一定的手段，那是搞不上去的。所以聂老总抓基础，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没有这7样东西，每天吃饭也吃不成。

我是搞空气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最重要的试验手段是风洞。关于风洞的建设，从第一次苏联专家来谈，聂老总就非常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仿制1059的同时，就开始搞我们国家研究生产用的风洞建设，过去没有。聂帅好几次听风洞建设的汇报。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我们的风洞还没开始建起来。苏联专家一撤走，留下了很多不成套的图纸。而且这些图纸，仅仅是我们北京的基地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当时风洞基地的规模，按原来苏联援助我们的设想，就限制在中程地地导弹的基础上。所以聂老总念念不忘的说，将来还要发展，风洞要搞能试验洲际导弹的。

除了北京基地的建设以外，60年代初期，我们发奋图强，决心自己建设风洞。1962年，聂老总考虑到还有后方的风洞基地的建设问题。当时我们都叫做是第二基地，就是现在绵阳的这一摊子，叫第二基地。

1962年，苏联方面有一些松动。聂老总就要我和另外的几个同志，到苏联再一次跟苏联专家谈判。当然，我们力争外援，能争就争。当时我们把苏联专家当作是老大哥。他们就说，可以给你们一些援助，援助什么呢，就是一些技术原理图。我说这不行，你这几个原理图，我也会。我们是要解决关键的技术问题。苏联专家就讲，你们不要老躺在老大哥的身上，就是这样讲的。回来以后，我向聂帅作了汇报。聂帅说，下决心自己干。所以关于空气动力二基地的建设，实际上从l962年开始，我们就在内地跑了很多省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们至少要建得更快一些。

聂老总还给我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技术民主和技术负责制。第一要发扬民主，就是能够集中大家的意见。当时有的苏联专家讲，你们中国人本身水平不行，所以要走群众路线。但这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不过你也不能老是讨论来讨论去，该下决心就要下决心。作为一个单位技术上的负责人，你就要负责，该定的就要定。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曾把这说成是聂荣臻在老五院执行专家路线。但是你不作决定，不抓住时机，一个问题老拖下去，那是不行的，会误事的。这里头有个责任问题，你不作决定，将来就说都是群众说的怎么样，自己感到一点责任都没有，这样工作是搞不好的。技术上不敢负责，工作搞不好，将来你是有责任的。搞技术负责制，有一种压力在你头上。我想，技术问题又不能随便作决定。随便作决定，就怕这个决定不够全面，不够好，所以也要听群众的意见。

那年头，林彪搞所谓突出政治，往往技术人员有不同的想法，就一顶政治帽子给你扣上去了。聂老总讲，对技术问题你不要乱扣帽子，只要是技术问题，即使是背后又有什么思想政治问题，你还是首先把它当作技术问题来看待，当作技术问题来分析。这样子，就团结了很多在技术上确有造诣的一些人。如果技术上没有造诣没有水平的，他就不可能提出不同的意见来。他不是你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你不要以为他提了意见，说了几句，就说这家伙有问题，这样不好。

对聂老总，你不要看他好像不可能整天在下面转，不了解多少情况，实际上他对科研人员的情况，确实是了解很深的。比如过去林彪搞的“五好战士”、“四好连队”运动，在五院系统最早也是聂老总顶住的，不让搞。因为整天评来评去，不好好工作。所以他强调还是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十四条规定了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但执行的时候，我们这里有的单位顶不住，这六分之五坚持不了。

当时还有个下放问题。聂老总确确实实对科技人员很爱护。搞研究工作的同志，他就是整天钻研在业务上面，要不怎么能搞好科研工作。当然下放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来搞，这还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我们搞导弹研究的，不一定非要跟农民一样去种地，如果去种地，那确实是荒废了的。所以我觉得在聂老总领导下，在老五院工作，心情是非常舒畅的，就怕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

聂老总看问题也看得比较远。现在我还很怀念科研三步棋。你搞一个当时在研制的型号，有一个批生产的型号，还有一个就是预先研究的型号。同预研型号有关的关键问题都要先做。这样子就好像链条似的，经常不停地转。这个生产的型号，将来不要了，正在研制的型号就又可以投入批生产了，后面一个预先研究的型号又可以上来了，填补正在研制的型号。

       钱学森同志他有一个很好的描述，说聂老总过去是打仗的，打仗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聂老总在五院刚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系统工程的口号，但实际上很多的做法，都是考虑得非常周到，按照我们整个系统怎样发展得好来做的。这一点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按聂老总设想的来做的。要向聂老总学习，把这个系统做好。现在我们讲系统工程，讲是很会讲的，大家都知道这名字。但往往做的时候，就不按系统工程的要求去做。等于我们下象棋，光顾吃掉人家一个车，弄得不好自己的老帅也被人家将死。要全面考虑，这里头有很多文章。

聂老总最关键的一条，他确实是非常相信我们自己国家的科技人员的。认为我们自己能干出来。这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讲，是 最大的鼓励。要是一个领导，说下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肯定什么也干不成。我们过去在聂老总领导下搞过工作的，确实都非常怀念他。我们老讲，聂老总要是多活上几年，领导我们多干一段，对大家都是很好的。

聂老总非常重视人才，一上来就向各方面调人。当年陈赓大将很支持聂老总。当时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调到了五院工作。哈军工还是支援了不少人的，像任新民同志、梁守架同志，都是从哈军工过来的。有的单位就不那么支持，他一个都不给你调，还认为我们就干不出来。他说，有苏联专家的援助，那好了，我们拿苏联的图纸，照样做就行了。但正像聂老总看到的那样，光拿人家的图纸来做，人家到底是怎样设计出来的，怎么通过研究试验，搞出这些东西来的。这些问题不搞清，你自己就不能创新发展。实际上这个不愿意调人的单位，多年来也搞出了一些东西，但基本上没有离开苏联的框框，有些地方，有小的改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方面聂老总是一贯的。有些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那时候聂老总说，好像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人，对他的手是有要求的，你叫他长时间去干粗活，回来再叫他弹琴、拉琴，可能就不见得行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陈芳允：

聂帅在开国以来对科技界的领导，我们一直铭记在心。在50年代，他领导科技界的工作。以后他组织包括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地方科研部门五个方面军，进行大协作，在科研上做出了许多成绩，比如在国防方面，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同志，在聂帅的领导下，也从中对国家作出了贡献。

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使国家强盛起来。在聂帅领导下，使我们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电子学最初是不被重视的，以为就是做点收音机啊什么的。后来在聂帅领导下，把电子学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来发展，作为落实规划的4项紧急措施之一，大力发展。今天看来，电子学是很重要的科学发展方向。

60年代初期，有一次科学院裴丽生副院长带我们去机场看一个新的大屏幕显示装置。那天正好聂帅也在现场。我向聂帅介绍情况，聂帅让我们为国家再多作贡献。我们一谈话，我就知道聂帅非常了解下面的工作，对科学界有所研究，对下面的情况很清楚，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像将军指挥部下打仗一样，对大家的情况很清楚。要不然像我们研究所的一个科研人员，他不见得清楚，但他很清楚。当时，作为他下面的一个兵，我很感动。

另一次在广州会议上，他谈起基础研究的问题。我们搞科学研究的都知道，基础研究很重要。聂帅很重视基础研究。他举了个例子：有一个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他研究病虫害的原因，有人批判他说，你应该去研究农业怎么增产，怎么去研究起虫子来了。聂帅说：农业上有病虫害，你不去研究它，怎么能治它?从此还定下来，对基础研究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我记得要有30％的经费投人预先研究、基础研究，到现在还是这样个比例。这为以后的工程创新，起了很好的作用。

聂帅在领导科技工作中，像打仗一样，心中有数。另外他对科技发展的规律能很好的了解和掌握。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在科技方面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在聂帅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深深地怀念他、纪念他。前些年，我和王大珩同志曾建议：能否设立聂荣臻科技基金或奖金，能否每两三年在科技界选出真正达到世界水平甚至超过世界水平的创新工作，给予奖励。

电子研究所，早在1952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他原是我在清华大学学物理时的老师，在国际物理界都是很有名的)将我从上海调北京，筹备成立电子所。到l953年，我们做了些筹备工作。那时要搞原子能研究，钱三强同志着手办原子能所。钱三强知道电子学与原子能的关系非常大。所以他与吴有训院长商量后，把搞电子学的人并到原子能所一个时期。吴有训觉得电子所并到原子能所不太好，他就找我和钱三强一起商量，确定先把搞电子学的人并到原子能所，做一些原子能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原子射线的测量工作全是用电子学做的。后来搞原子弹试验，测量射线的设备，都是我们做的。那时是朱光亚同志接收的这些设备。当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电子所先到原子能所，作为原子能所一个室，电子方面的技术储备在原子能所那儿，继续储备，将来再出来。这样，原子能所也可以带起一批人，电子所也可以单独再出来。l956年搞科学规划以后，电子所从新成立。钱三强遵守协议，只留了电子所两个人，电子所的人和设备全出来了，协议得到执行。

总的我们都是在聂帅领导之下，如果当时十二年科学规划不重视电子学，那我们的电子学恐怕到现在还是不行。

       聂帅主持制定的《科学工作十四条》，对科技人员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由于思想改造等等，使科技人员工作上不太安心。十四条出来以后，把科技工作的作用，科技人员的作用，进行了定位，讲得很清楚。这对稳定科技人员的工作，对科技工作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使科技人员心里踏实了。

当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聂帅特地调了部队生产的物品，从生活上支援了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像鸡蛋、松子、海产品等。遵照聂帅的指示精神，每周张劲夫同志请大家聚餐一次，补充补充营养，这使大家非常感动。

       聂帅研究过，各方面基础工作要做，对科学工作的规律，他都很清楚。举例说，科研方面的仪器设备很重要，有的人光要成果，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每年进口仪器设备十几亿美元，这些基础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些问题不重视，许多研究也上不去。这与对科技规律的了解有很大关系，聂帅领导科技工作，对各方面都了解很深。

陆建勋：

聂帅是我们国防科研的奠基人，对七院的建设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七院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很多研究所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像我们七0七所就住在火车皮里头，原来我在七。六所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宜昌的八一钢厂里，也没有办公地点，是聂帅千方百计联系解决的。当时军事院校腾出了好多地方来，调剂给了我们。这样，使我们这个研究院，从开始建设的初期，很快就有了一定的生活条件，有了办公地点，这对科研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七院在开始筹建的时候，人员是从海军、工业部门的一些单位凑起来的，这样一个研究院，当时只有7000多人，人力很不够。聂帅连续每年给我们派来大批的大学毕业生，先后增加了七八千人，在人才方面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从l960年到l965年这段时间，是我们发展的高峰时期，打下了我们院发展的基础。

我们院是科研单位，但当时中试加工力量很不够，为了使科研成果能很快转化为装备产品，当时的第一任院长刘华清同志给聂帅打报告，反映了这一问题。聂帅连续给我们调来了十几个工厂，好几百技术工人，而且专门挑工厂里4级以上有经验的技术工人补充到我们七院各所，提高了科研试制能力。例如：当时上海的上海无线电二十二厂，那时就整建制调到我们七院来了，以后工厂转成研究所(现在的七二六所)，它主要搞水声对抗方面的科研、生产工作。这一点，对我们七院的建设，设计加工能力的加强，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聂帅对七院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一直很关心。七院在60年代建院后不久，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科研如何与生产结合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讨论意见。有一种意见，就是搞研究所跟工厂合并。但是七院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一个研究所要对很多个工厂。像造船厂：有大连厂，有上海的江南厂，沪东厂等，大家都在造，所以一个所不能跟一个厂完全合并。为了此事，刘华清同志给聂帅写了报告，聂帅又给周总理写了报告。周总理批示赵尔陆同志了解情况，最后下了个通知，就是七院不要搞厂所合并。这样使我们七院一直保存下来了，而且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聂帅对七院的建设，对海军和国防工业的建设，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同时，聂帅对知识分子也是很关怀的。我们在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的时候，他专门接见了我们，对我院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十分关心。我们有位从英国回来的博士，造船方面的专家，曾经表示过：“聂帅当时掌握政策好，所以回了国以后，觉得心情很舒畅，觉得自己应该对祖国发挥作用，是努力干事的时候”。很多老专家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心情都很愉快。尤其是广州会议以后，聂帅传达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政策，知识分子的感激心情没法形容，都觉得应该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可以说，聂帅在那时候对我们七院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很多重大的事情，刘华清同志给聂帅反映以后，聂帅马上采取措施，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核潜艇的研究能够保持不断线，能够开工建造，聂帅主持制定的“特别公函”起了重大作用。当时，为研制核潜艇，聂帅专门指示发出了一个“特别公函”，在““文革””那么乱的情况下，特别公函走到哪里谁都必须执行，从而使核潜艇的研究设计等工作得以继续下去，保证了核潜艇研制取得成功。

回顾七院的历程，可以说没有聂帅的努力支持，不可能有七院的今天。在聂帅的关怀下。七院一直很稳定地发展。经过38年的建设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从一开始只是部队几个研究所跟地方的几个研究所合并成立的初创阶段，发展为人员规模达到两万五六千人，年总收入达到30个亿，既搞军品，同时也在开发民用产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同志们还十分怀念聂帅。

聂帅领导国防科技的时候，是我们七院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聂帅给七院奠定了基础。七院在院长刘华清同志直接领导下，在聂帅的关心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聂帅功不可没。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核潜艇问题，自从毛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聂帅就一直在安排核潜艇的预先研究和型号研究，一直在推进这项工作。“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候，聂帅报经中央同意，发了特别公函，推进了核潜艇的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恶劣政治环境下，聂帅还主持和领导我们搞了“七一八工程”，为我国发射洲际导弹研制了整个测量船队的船舶和设备，包括航天测量船、打捞救生船、远洋拖船、远洋补给船以及护航的多艘051驱逐舰等等。核潜艇和“七一八”这两个工程，是我们建院后，60年代至70年代搞的两个最大的工程，这都是聂帅亲自领导，亲自主持的任务，是他时刻关心的。

聂帅站的层次很高，他是整个国防科研总的领导人。所以，我们有许多工作要经常向他汇报，请他指示，特别是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他十分关心我们院的成长。我还记得，在一次我们去向他汇报的时候，聂帅说：“你们来汇报，谈完以后，我给你们看个电影，这是跟海军建设有关系的”。然后给我们看了美国的“虎、虎、虎"那个片子。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从电影中看了日本航空母舰轰炸美国舰队的情况。他专门挑了这部片子，给我们七院的同志看，说明他早就在想这些方面的问题，叫我们看看海军实际作战的情况，加深我们对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的信念并开拓我们的思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在纪念聂帅百年诞辰的时刻，回忆聂帅对我国舰船科技发展的功绩，对七院建设、发展的关怀和支持，激励着我们为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而努力拼搏。

周光召：

50年代，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当时我听到了聂帅的几次讲话。在60年代，我能够有机会亲自见到聂帅，当面听到他的教诲。他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刻。

我个人认为，在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方面，聂帅是作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的。他不仅具体领导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特别是像两弹一星方面的工作，而且他在科技界倡导了一种作风，那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实事求是，强调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作风。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觉，主要是从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得到的。1958年，大跃进以后开始了群众性科技运动，这对于打破迷信，敢于发挥青年人的作用，敢于超过前人，这是有启发和好处的。但在那个时代，也破坏了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精神。我记得聂帅讲过几次话，纠正了这些错误。

当时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不讲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一切都是马马虎虎，甚至是脏乱不堪。聂帅当时很明确地提出了要进行整顿，研究所起码要干净。他说，不这样做，试验数据根本就不可靠，作出的科研工作也是不可靠的。聂帅这样非常明确的态度，恰好是针对了当时在科技界、在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这对后来的科学工作，真正要按照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来进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在1960年回国参加了核武器研制工作。但是因为我有哮喘病，所以第二年被送到疗养院去疗养了一个月。这样一件小事，都被聂帅所知道了。他当时就派了一位参谋，送来了一篮水果，这使我非常感动。在当时，我想没有一个中央的重要领导人能够这样来对待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当时我还是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使得我尽快结束疗养过程，而且全力投人核武器的研制工作。我觉得激励我的动力与他的亲自关心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l967年在基地参加试验，那一次我又见到了聂帅。见到了他，他第一个就问我，哮喘病好了没有?可见他心目中是记得这件事情的。

那次会议是决定我们国家的氢弹，要不要在1967年去爆炸。在这次会议上，曾经发生过一些争论，到底来不来得及做好各种准备。如果能够及时爆炸，就能赶在法国的前面，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国的科研和工业方面的实力。聂帅在当时有不同的意见的情况之下，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就是要在法国之前爆炸氢弹。他的这个决定和他以后努力来组织这件事情，使这件事情变成了现实。

我国的两弹一星工作，今天能够在世界上取得这样高的地位，可以说聂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克服当时““文革””带来的种种困难，落在法国人的后面，那么，我想我国的国威对世界的影响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聂帅总的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实事求是、非常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工作者，在他手下工作，感觉到有极大的一种激励的力量，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向前、向上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是他的人格、他的品德所带来的力量。我在他的领导下，他给我这方面的感觉最为突出，使我终身难忘，使我能够下决心一定要献身于祖国!我觉得这些都跟他的教诲、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我是很晚才到领导岗位上的，不过他这样的作风，我一直铭记在心，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够体现他这样一种实事求是，他这样一种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人才，坚持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的精神，尽力要把具体工作做好。我觉得聂帅抓了非常多的具体的工作，抓得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更有长远影响的，应该是他的精神，他的人格。

林兰英：

1957年1月份，我才从美国回国。当初我到北京时，中央已决定希望我在北京工作。我并不了解，所以我到广州后，北京就打电话到广州，不让我回福建，让我先来北京，工作定了之后再回福建。当时我弟弟已到广州接我，我答应先回福建，工作到北京再定。 到北京后分配我到科学院应用物理所，我本来在美国学固体物理，回国后让我作半导体材料。当初我思想不是一下子想得通，有一个思想斗争过程，后来我觉得半导体材料很重要，总得有人去作，我也就接受了。

给我看十二年科学规划，我觉得规划对半导体材料目标订的不够先进，这是苏联通讯院士帮我们订的。他订的是锗单晶，硅单晶是规划的后一两年才有。我刚从美国回来时很清楚，锗不是很有希望的材料。美国集中作硅材料，我帮他们解决如何拉硅单晶的问题，了解一些。那时我觉得要作这个事，总得取得上面的支持，当时我把此事向聂帅讲了，硅单晶作出的晶体管耐压比较高，耐温高，较有前途，我们得赶快上硅单晶，不能晚。规划中探讨单晶如何生长，没有单晶的参数，没有要求，单晶作出能否用，谁也不知道。这种计划订得有点太橡皮(弹性)。聂帅支持我的想法，认为可以赶快积极筹建拉硅单晶。

1957年刚好赶上反右，没什么工作，天天开会。当年本应该拉出锗单晶，也没拉出，我回来后才拉出。我当初就组织人，设计硅单晶炉。那时我们敢想敢于，用锗单晶炉试拉出一小块硅单晶，这对大家的信心起很大作用。虽然硅单晶第一个拉出来了，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如需硅多晶，可我们没有。国外不会卖给你，炉子也不会卖给你，当时都对我们封锁，炉子可安排设计加工，可没有多晶硅也不行啊，所以跟聂帅讲了之后，他很快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完成了这个任务。当初两个单位，一个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另一个北京605厂，解决硅多晶问题。另外拉硅单晶还得有石英坩埚。

1959年1月，苏联请我去讲学一个月，实际上是希望我介绍美国的情况。我就想跟他们买一些石英坩埚回来，不要看是兄弟单位，人家还是不愿给你的。结果我就跟聂帅说，我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石英坩埚，否则无法立足于自己，你根本没人去研究石英，怎么作出来，就无法生产坩埚。聂帅就下决定，拨经费给北京玻璃总厂，玻璃总厂有一小部分人在作石英坩埚生产，以后我们的石英坩埚及石英管，基本依靠北京玻璃总厂。以后该厂专门成立了605厂，生产硅多晶及生产石英器皿(坩埚及石英管)，解决了这两个难题。但还有个难题，需用石墨作加热器，我们没有石墨，安排了工厂给生产石墨，有了炉子，有了硅多晶，有了石英坩埚，有了石墨加热器，当然我们就有条件拉硅单晶了。

我在美国当时是通氩气，国内无高纯氩气，我只好作开门式的单晶炉，真空需l0-6mmHg柱，炉子要求比较高。那时我不自觉地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我去北京机械厂求援，请几个8级工，商量如何解决密封问题。我觉得知识分子有时书生气十足，到底工人有实践经验，他们一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l962年拉出的硅单晶质量与美国当时最高的水平是一样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所就组织用硅单晶作硅平面晶体管。研究室出的数量有限，当时张劲夫任副院长，就下决心成立了109厂，自己生产硅单晶，自己作硅平面晶体管，提供给我们计算所，作l09丙机，是晶体管计算机，当时是国际水平，优点是体积小，速度快，可靠性高。有了109丙机，使两弹一星研制顺利往前走。我当时还不大清楚，是在““文革”"后，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说，这台l09丙机在两弹一星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可靠性很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坏。

所以给我印象最深的，聂帅不仅是打仗的元帅，也是科技界的元帅。当初毛主席决策搞两弹一星是很正确英明的，加强国防防御能力十分必要。但决策再好，没有一个帅是不行的。搞科研也与打仗一样，打仗时不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元帅，十大元帅有很大关系。在科技界，聂帅是当之无愧的元帅。另外强将之下无弱兵。我总是不断回忆聂帅当时对我们的领导、支持、帮助。他是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主任。我经常通过国家科委沃贤清处长，每次到国家科委办事，她从不打官腔，帮忙解决，协调与企业、 北京市等各方面关系。

聂帅从未忘记我，安排安东秘书长，从我回国后，经常到我们所，与我联系，问我有何困难，帮助解决，使我深受感动。当初1958年开始筹备，l959年若拉不出硅单晶，肯定要拖两弹一星的后腿，我觉得聂帅抓科研，的确是个帅才。他从不高高在上，做的每件事都要落实到人，真正解决，我们仅用一年时间就制造出自己的硅单晶炉，半年把硅单晶拉出来无位错的硅单晶。

今天我们要科教兴国，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要把科技变成第一生产力，科技统帅的组织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单靠科研，没有统帅，事情也办不成。当初集中优势兵力，半导体集中在应用物理所，把全国优势集中在一起，上面没个强有力的帅，办这些不可能。今天科教兴国就应很好总结两弹一星经验，使我们组织管理跟上，总结两弹一星为国贡献的精神，刻苦钻研、自力更生的精神，鼓励科研人员。我相信我们不一定各方面都要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但只要将各家迫切需要的组织起来，一定能达到并超过美国。现在科研经费、条件、队伍要比我1957年回国时，成百倍千倍提高。我们应更有信心，不能有畏难情绪，科研要经得起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后总结经验，再往前走，总能成功。在纪念聂帅诞辰百年时，我们应很好总结那段的经验，推动我们现在的工作。

胡仁宇：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研制原子弹和氢弹，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聂帅在中央是分管科技的。他老人家为了研制原子弹和氢弹，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我有幸从l958年开始就参加这项工作。但那时候，我是一个刚出学校门不久的学生，在这一方面从事一个非常局部的工作。所以要从全局来谈聂帅对这件事情的领导是怎么进行的，我不敢说。但对这方面有些感受，我把我个人的一点感受说一下。

我记得很重要的一点，聂帅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一定要把原子弹和氢弹尽快搞上去。所以首先从组织上，很快在1958年组建了核武器的研制机构。从中央的各个部门，陆续调来一批很著名的专家，像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龙文光，还有周光召、于敏这样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专家。再加上从各个方面调来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和一些技术工人、管理干部，很快就组织成核武器研究机构，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所以，钱学森同志称赞，这是聂帅把40年代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大兵团作战这种经验，用到搞尖端武器上面，这是很成功的典范。

从组建机构以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科技干部和全体参加工作的人，一定要树立自力更生把原子弹和氢弹搞出来的坚强信心。特别在1959年、l960年，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再加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局面的情况下，这一点就更加重要。所以，当时的广大科技干部，就把我们第一颗原子弹定名为“596”。意思就是说：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干扰破坏，中国人一定要争一口气，尽快把原子弹、氢弹搞上去，首先是思想上大家有坚强的信心。

除此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聂帅贯彻了毛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因为，原子弹、氢弹是比较复杂，科技难度又高的一项科学工程，绝对不是哪一个单位包打天下可以做成的。这一点所有搞这方面工作的人都很清楚。所以聂帅除了把直接研制核武器的单位组织好、领导好，使这件事情能够开展起来之外，很快就组织全国有关科学院所、高等院校、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地方，把一些相关的攻关题目，分散到各个具有优势的部门中去，形成一个5路大军齐攻关的局面，大家共同来攻克原子弹、氢弹技术难关。这一点，也是后来我们突破原子弹、氢弹搞得比较快、比较好的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以上讲的这些以外，我个人还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聂帅主持制定的“科技工作十四条”。“科技工作十四条”被小平同志称赞为是第一部“科技宪法”。这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下，当时科技人员在原子弹、氢弹攻关时候紧张、热烈的局面，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非常留恋，觉得很亲切。当时全体参加工作的人，都是热气腾腾，谁也没有提出来要什么报酬，更没有想到要评什么奖，将来对个人有什么好处，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无论如何想办法要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原子弹、氢弹搞上去，所以大家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图书馆里边经常是夜里灯火通明，白天黑夜都在工作。特别感动的是在学术讨论会上，学术讨论时每个人都能各抒己见，把自己的意见毫无保留地谈出来，而且不同的意见也能够互相争论，真正贯彻了我们中央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个人觉得，这是繁荣我们科学技术，能够使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快、做得好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可以把集体力量发挥出来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使每个人的智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而且在集体的交流中，实际上可以使这种力量成倍、几十倍地增长。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国家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以比较少的投资，取得比其他国家都要高的速度，很快能够掌握原子弹、氢弹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上面所谈的，是我个人认为是聂帅从组织上、从思想上、从政治上，领导我们国家科技工作跟国防科技事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环节。

我们九院在聂帅直接关怀底下成长，从开始时很小的研究单位，为突破原子弹和氢弹的需要，很快发展成为规模比较庞大的研究院。随着原子弹、氢弹研制任务的进行，我们这支队伍逐步建设发展成为一个学科比较齐全，工种比较完整，政治素质比较好，科技水平比较高，特别是善于集体攻关的一支科技队伍。九院这支队伍在几十年当中，不同的时期都比较好的完成了国家交 给的任务。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自己应该做的贡献。这些都与聂帅对我们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我想，今后大家都应该继承和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钱学森：

党中央决定要搞两弹一星，我们第五研究院那时候是负责导弹和卫星方面的任务。从那时起，一直到70年代这20年，我一直在聂荣臻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段历史，在我心里是忘不了的。因为，我从前在国外虽然搞过多年的科研工作，但是没有搞过这么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工作。怎么组织领导这么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工作，我们是没有经验的。我想，那个时候，在五院的其他科技人员也没有这个经验，所以这是一个新问题。

我们在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的。那时候，我们国家管这方面的工作，叫尖端技术。现在已经不用这个词了，现在用的是高技术，什么叫尖端技术呢?我觉得尖端技术比高技术要高一个档次。就是说，高技术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不可忽视的技术，是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而尖端技术呢?是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建设我们的国防，全国必须要下大力气抓的一项科学技术。也就是说，别的可以慢一点，这一项工作不能慢，尖端技术、两弹一星的工作不能慢。

后来到了80年代初，曾经有过争议。改革开放了，于是乎有的人就说，我们在50年代开始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搞尖端技术是错的。不久，幸而有邓小平同志出来讲话，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中国如果没有在50年代就开始抓两弹一星的工作，我们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而且也不能取得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比较稳定的环境。尖端技术，国家必须要抓，花很{大的力气也要搞的。这是我们第一代领导人的伟大创造。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搞尖端是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从这点看，搞两弹一星，组织尖端技术这样一个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今天看来，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搞这么一件事情，世界也是少有的，是史无前例的。我现在回忆，实在是感慨万千。那个时候，周恩来同志、聂荣臻同志，他们是怎么领导我们的?我想，就是把我们解放战争大兵团作战那一套用上了，就是要放手组织大家去搞，相信下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鼓励他们大胆去搞，同时又要有严密的组织体系。

我们现在常讲，什么什么东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工程怎么搞?我觉得，那个时候周总理、聂老总领导我们搞两弹一星，就是搞复杂系统工程的方法。我们已经有这种方法了，现在就是要贯彻运用这种方法。但是，可惜现在有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说，那个时候，50年代、60年代我们搞两弹一星，那是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就不能用那一套方法了。我今天特别要说的，这完全是错误的。

聂老总是怎么组织领导我们的，我讲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导弹、卫星方面，我作为五院的副院长，主管这方面的技术工作。所以在每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聂老总就打电话给我，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就由你决定，最后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肩负这个重任，那我就拼命地干，既然有领导这样鼓励和信任，我也就大胆地干。每次执行任务，最后都要签署一个报告，就是根据准备情况，可以按规定的时间发射，那个报告上就要有3个人签名。一个是基地的作试部部长，他是管发射工作的，他要签字；再有一个是管技术工作的，那就是我要签字；最后一个签字的，是基地的司令员。我讲一个技术上负责的例子，很形象。有一次，当导弹在厂房里测试完了以后，没有问题，就运到发射场上竖起来，准备发射。在竖起来以后，还要作一系列的试验，看看基地发射场的这些设备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工作。中间有一个程序是关于加注和泄出推进剂，就是氧化剂跟燃料混合的步骤，要作一下试验，看看弹上的管道好不好，但在作这个试验时，出了一点故障，推进剂要泄出的时候，操作手忘了把通空气的开关打开，把推进剂憋在里面，推进剂是重的，所以泄出的时候，它靠着动力的牵引泄出来了，但推进剂上面的空间就变成真空，因为空气没有进去，因此箱体里面成了负压，外面空气的压力比里面大，结果把箱体压扁了一块，这一下可把大家急坏了，把箱体压坏了，怎么打呀。正好我在那里，我说我去看看，我爬到试验塔上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因为我在国外作过圆柱壳体强度的工作，而且有一点成就。看了以后，我觉得箱体的变形没有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所以没关系，因为到发射的时候，是要往里面加压的，让推进剂流到推进剂泵里去，那么给里面加压的时候，那块扁的就自然鼓起来了，恢复原状。但是，管这个事的人，他们没有这个经验，他们害怕。于是，他们提出问题，这次试验不能做。我说，照样测试，照样准备。这一步他们做了，最后一关就是涉及向上级报的决定，基地作试部的部长，因为听下面的意见，说是不能打，所以他就不签字，第二个我签字，我就签了，认为可以打，决定打。最后到司令员那里，他也为难了，他想，既然基地作试部不签，他也不签，三个该签字的只有我一个签了，三分之一。这个情况怎么办?报告送到聂老总那里。虽然是三分之一，他还是同意我的意见，可以打。聂老总真正地实践了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一次试验，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既然上面批准了，照样作准备工作，到第二天一发射，完全成功，没有问题。

所以从这个故事，我说聂老总的的确确是知道怎么组织这么复杂的工作的。而这里面，现在我把它概括起来，也就是我们党章里说的民主集中制，这是在集中的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是说民主半天没有集中，不是胡说八道的民主。我体会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就用了这个办法，而且取得很大的成功，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这是真理。在导弹、卫星这么复杂的工作里，不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80年代后半期以来，l0年间，在导弹、卫星发射上也出了不少问题。有关的领导，也总结了这个经验，所以从今年开始，又严格地执行这套制度。大家都知道，最近三次发射都是完全成功的。这就是说，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在我们国家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的领导方法，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今后所有这些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两弹一星的工作，还有其它的工作，或者说凡是高技术里头的高技术，用从前的名词就是尖端技术，都得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发展中要赶上去，必然有这种问题。所以最近我跟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管理科学部主任成思危说，你当了管理科学部的主任，怎么来管，我们这个重大的科技项目，很复杂，但是也必须要完成，所以你必须要用那个时候，周总理和聂老总创造的这套方法。现在，无论在核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还有我们的基地、国防科工委，都是用这种方法。用了这种方法，就成功，成思危同志也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那么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科学技术，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是要作一些工作的，要跟科技人员解释，这不是说领导说了算，领导不能随便说，他要根据他的实践经验作出判断，就像我那时所说的，弹体扁了一块，可以打，没关系，这是因为我从前作过这项工作，清楚地知道，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这样的领导决策，虽然别人有不同意见，也要执行，那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但是领导也不能瞎决策，必须要听大家的意见，所以又要有领导地发扬民主。所谓领导，就是集中一个题目，大家来讨论，不是东一句，西一句，大家集中在这个题目上来讨论，然后领导下决心，怎么办。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所以今天在纪念聂荣臻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我又讲一讲这件事情。

黄纬禄：

1956年我们在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时，就把原子弹、导弹列在规划项目中。当时中国的工业、经济、人才基础都很差，要想搞“两弹”困难很大。但国家领导高瞻远瞩，认为若没有“两弹”，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上不去，外交上的发言也不能算数，所以决定要搞。我们在国防科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五研究院，负责导弹研制工作。由于当时基础差，所以在人才、物质缺乏的情况下，聂帅希望把这项工作推进得快一些，决定招聘一批人、聚集一批物，先把基础打好。l960年，就招集一万名大学生，充实了第五研究院。

5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研制导弹。首先从仿制苏联提供的一个旧型号开始。他们派了专家，并提供一批相应的资料。我们就此进行仿制工作，并逐步走向自行设计。当时同志们有好高骛远的想法，觉得仿制总是人家的东西，应该开展自行设计。所以一方面仿制，一方面又搞了一个新型号。聂帅认为只有打好仿制基础，才能进行自行设计，因此要求大家立即停止搞新型号，专心向专家学习、向资料学习，把基础打好。我们执行聂总指示后，果然对导弹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使我们具备了自行设计的条件。

在60年代的初期，把政治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占用了很多时间。聂帅认为这样会影响技术工作的开展，决定确保技术人员每周有5天半的工作时间，因而使研制工作时间得到了保证。

聂帅非常关心体贴科技人员，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营养不良，许多同志得了浮肿病，聂帅感到很痛心，就亲自向各大军区要求支援副食品，并要求这些副食品只给技术人员享用。五院领导严格按聂帅指示办。这使技术人员既感动又不安。

聂帅在工作中要求三严，即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肃态度。技术人员认真贯彻三严作风，对工作质量和进度都得到了保证。

聂帅对科研工作提出三步棋的思想：即预研一个型号，设计一个型号，生产一个型号，交替轮转，不断有新的型号问世。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我们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制订了8年4弹的计划，即在8年时间里研制出4个导弹型号。后来由于““文革”"影响，推迟了两年完成。这对我们后来导弹事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仿制过程中，于l960年苏联撤退专家，但仿制工作必须继续搞下去，聂帅立即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全体科技人员，奋力拼搏，依靠自己力量把工作进行下去，一定要研制出自己的争气弹。所以专家撤走后不久，我们仿制的导弹就飞行试验成功。

聂帅在试验工作中，凡属关键试验，必亲临现场指挥，如仿制型号的第一发，自行研制中程地地导弹第一发，特别在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中，他不顾危险，亲自到现场指挥。

导弹的发射试验，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聂帅在成功时就表扬鼓励我们，在失败时并不进行指责，而是勉励大家继续努力。这样就使技术人员敢于大胆地进行工作。

平日他对待工作人员平易近人，从不向下级发火指责，但要求却很严格。大家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今天我国航天事业在国际上占有一定位置，这与聂帅过去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我们应牢记聂帅对我们的教导。

梁守槃：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聂帅对于自力更生是非常重视的。对自力更生的重视，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好像聂帅说是在没有外援的时候，不能进口的时候才自力更生，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是认为国防事业必须是中国人自己做。即使是外国人提供给我们资料，提供的资料也是落后的资料。这聂帅过去也讲过，他说我们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买来的东西根本都是苏联的旧货，漆了漆以后再卖给我们，根本不会给我们新的东西，即使是新的产品，也还是用旧的图纸设计的产品。所以所谓自力更生，并不是说，没有进口的条件才自力更生，是说中国的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

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时候有人主张说，现在开放搞活了，我们只要有钱，将来就可以买一个国防现代化。聂帅对这个有过批评。他说：有人认为有钱就可以买一个国防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做梦，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外国人不会把最新的武器，卖给我们，你花钱他也不会卖给你。不要以为只要我肯花钱，什么武器他都卖。现在美国人不是在追查吗，哪些东西泄密了，哪些又被中国偷去了。其实我们并没有偷他的，他就是要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聂帅讲的自力更生，不是权宜之计的自力更生，而是在国防事业上一定要自力更生。

最初苏联说不帮助我们(火箭技术)，聂帅就说要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技成果。后来有了苏联援助，聂帅还是这样说，我们进口的东西是作为楼梯，要通过反设计，仿制完了以后，就自行设计。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仿制仿制再仿制。

我们开始自行设计的时候，国防科委有过通知给我们，说是武器装备一定要国产化，不能使我国的武器或其中的零部件是从国外买来的。因为你打起仗来，没有从国外买的可能，现在作试验可以说是从国外买来的，打仗的时候，谁卖给你!即使是有人肯卖，运输也是问题，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自力更生绝对不是一个临时的措施，而是一个长远的措施，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自力更生。即使能够进口一些东西，也还是要在进口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做出中国自己的产品。

关于洲际导弹方面，任新民同志已经谈得很多，我就不了。我讲讲海防导弹，拿海鹰2号来讲，我们最初从苏联进口的所谓冥河式导弹，最大射程只有40公里，可是后来(1965年)我们自行设计海鹰2号，也就是蚕式导弹，根据海军的意见，张爱萍同志也这样讲，一定要能封锁渤海湾，我们的海防导弹，不仅仅是保卫沿海，而是一定要让渤海湾成为内海。这样敌人的海军离北京就远得多了。所以提出射程要100公里，冥河式导弹只有40公里。我们现在是按照l00公里来搞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无限地远，而是说要有目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封锁渤海湾。渤海湾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海上距离是106公里，所以我们海防导弹的射程有l00公里就可以了。因为船不能靠海岸太近走，太近了，吃水深度就不够，它根本就不能走。

聂帅相信中国人是能够自力更生的。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国人现在落后，不能够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将来的事情。1956年底l957年初，苏联说，我们不帮助中国搞导弹。那时就开了一个会。会上聂帅就问，苏联不帮助，你们能不能做，有人说不能做，有人说能做。后来聂帅决定做01957年10月，中苏签订新技术协定以后，苏联又决定援助我们。这时候，有人说，当初你们说自己能做，那是吹牛，好高骛远，现在有了苏联的援助，我们肯定能做。这些人讲的话，表明他当初是认为不能做的，不过因为聂帅讲了要做，他们也就不敢说不能做，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不能做。

实际上中国人是能做的。因为现在卫星也上天了，各类导弹也能做了。美国人总是在跟我们外交部交涉，说：不行，你们中国的导弹不能卖，卖了以后就影响国际力量平衡。这也就是说，美国人也承认中国人能做。

如果开始我们决定买的话，不可能买到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曾经买过英国的斯贝发动机，在当时，这不是英国最先进的，但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发动机。英国内部有人说：不能卖，卖了以后，先进技术就让中国人学去了。可是罗罗公司一方面要做买卖，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他们说：没有关系，为什么呢?第一、我卖的不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学去以后也不是最先进的；第二、卖给中国人以后，中国翻译、消化、试制这个时间至少l0年以上。又说，我的斯贝发动机卖了以后，我拿到钱，反正中国人将来能够掌握这种发动机制造技术，也是在15年以后，中国还是落后l5年到20年，所以卖了没关系。对于这件事，很多别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的看法。中国人从我这儿买，你买吧，我卖给你二流产品，我赚钱，你不可能赶上我。所以中国人有句俗话，猫是不会教老虎上树的。

这件事情，聂帅是看得很准的，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主张一定要自力更生，而且相信中国一定能够自力更生，不是中国不具备条件自力更生。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们尽量完成国家给我们的任务。自力更生也不只限于搞洲际导弹。成立七机部的时候，部里有的人员说，我们就是搞洲际导弹，其他的事情没关系，什么海防导弹、防空导弹，不是主要任务!我们只要把洲际导弹搞出来，七机部就是完成了任务。这是部机关里面有少数不自信的同志这样讲，当然这不是部领导的意见。我们在部领导的支持下搞了海防导弹，部领导是贯彻了聂帅指示精神的。各种导弹都要搞，不是仅仅搞洲际导弹。

海鹰2号开始研制是在1965年，真正做出来打靶的第一发弹是在1967年。在1965年冬天，七机部开计划会议，有人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我们说：l967年。有些人就笑，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现在说两年后就要打，哪有这样的事情，也还是不相信能够自力更生。不过两年以后，我们还是打了。聂帅非常关心，打第二发的时候，聂帅亲自到葫芦岛，当场问我情况，看着导弹发射，直接打中了目标。聂帅表示满意，说：你们还是走出了自力更生这条路，的确是做到了这件事情。

苏联l960年就撤走了专家，后来这些工作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1967年以后自己设计的海防导弹，都打出去了。而且不仅仅是一种型号的导弹，不单是洲际导弹我们打上去了，其他的导弹也同样研制成功。我们成功了以后，美国人 也很注意。我说一个插曲，就是美国有个中国血统的，但她是美国人。她的父亲到美国去才生的她，这个女的叫爱 勒  斯 张，她写了一本书，名为“蚕式导弹的线索”。她这本书起的名字不是洲际导弹，但内容则是说长征系列型号。那就是说，蚕式导弹在美国已经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导弹的名词。外国人也不仅仅是注意洲际导弹，他同样也注意其他类型的导弹。作者写书的时候，她就用蚕式导弹来代表中国的导弹。其实她书里面真正写蚕式导弹的事情没有多少，写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洲际导弹，但是她的书起的名字是蚕式导弹。在美国人认为蚕式导弹是中国做出来的并且被他们注意的东西。在当年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就一直跟中国交涉，说：我现在要打伊拉克，无论如何你中国不能再卖给伊拉克蚕式 导弹。可见美国人认为，蚕式导弹的确是一个可以用的产品，所以我们没有辜负聂帅对我们的期望。

另外一方面，聂帅非常注意节约。有些人说：导弹是一种重要的国防尖端产品，所以我们研制导弹，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这是国防，我们不要吝惜钱。当然，我们说国防是一定要上去，这大家都理解。但如果说因为国防要上，就可以随便花国家的钱，这个观点聂帅是不同意的。在开始的时候，曾有人发现有些项目，灵机一动，就提出要钱。聂帅批评说：你们不能够搞“广种、密植、薄收”，这是不行的，你们一定要真正考虑到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应该花。这个看法，当时有人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传达这个指示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辛辛苦苦为国家考虑建设，你说我们“广种、密植、薄收"，你梁某人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不是我讲的，是聂帅讲的，他们就不说了。有的人是觉得既然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我就可以随便花国家的钱，这件事情，聂帅是反对的。当然我们要把国防搞好，但是同时也还是要注意节约，不能为了要搞好，爱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那是不行的。

在聂帅这个指导思想之下，虽然还是有个别项目花钱花多了一些，但总的讲，我们从五院到七机部还是比较省钱的。怎么叫做比较省钱呢?因为在1982年的时候，我们算过一个账，按当时从l958年五院建院起，一直到l982年，五院所有花的钱，折合成当时的美元加在一起，总的数目没有宝钢的一期工程用的多。有一次马洪同志说，你们花的钱太多了。我说没有，你不信，可以查一查看，我们花的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宝钢的一期工程多。我们又不是没有做什么事情。1982年的时候，东方红卫星已经上天了，许多导弹已经研制出来了。这些都是在70年代做成功的事情。

所以在聂帅的节约精神感召之下，五院还是很注意省钱的，没有因为这是国家的重点任务，就随便大手大脚地花钱，还是注意能为国家省的钱我们尽量省下来。可是省钱不是说就不做事情。

聂帅还提出科研要有三步棋：预先研究，设计、试制，最后批生产。没有预先研究，临时抓，那你非得多花钱不可。因为你没有研究成果，到时候，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处都要上，那一定花钱花得多。如果有了预先研究，将来花钱就可以少。这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讲，不是当前型号，就是脱离实际。这样一来，非得有型号才能搞研究，那这个导弹的研制周期一定就要拖长了。所以聂帅说，一定要搞预先研究。预先研究就是看到将来可以有用的东西，现在就应该研究。根据这种精神，我们就搞了冲压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就是可以让导弹在低空以两倍的音速飞行，不像冥河式或者海鹰2号，这些都是大概有0．9倍的音速。我们研制冲压发动机一直没有停下来，取得了成果YJ一1通过了定型试验。

聂帅说，要搞预先研究，这当然证明是对的。但也有人反对，比如在1982年的时候，我们在试制海鹰3号，海鹰3号已搞了一半。有人说，不行，这东西太大、太长，不能搞，不要，结果就砍掉了。等到过了10年，l992年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展览会上，不知道这么巧，有一个长度、重量、飞行速度都与海鹰3号基本相同的导弹，俄罗斯叫做白蛉的导弹，也是在低空飞2倍音速，高空要飞得快一点。有人说，这是世界先进水平，要引进。这说明，聂帅当初说要搞预先研究，是完全正确的。白蛉导弹的例子，说明中国吃了亏。

所以聂帅说一定要搞预先研究。这句话非常重要。不是说预先研究只是为了拿点科学进步奖，而是说我们真正搞了预先研究，才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不然没有办法赶上去。你有了型号设想，不知道能不能做，那怎么办?有了预先研究，才可以知道这个型号可能做成还是不可能。我们要搞一个武器型号，一方面是有需要，一方面是  有可能，如果没有预先研究，就不可能证明有可能或者没有可能。也就是说武器型号没有上马的可能，如果一定要  硬性上马，那就必然要造成“广种、密植、薄收”?我什么都上，到时候上了一半又什么都下，那还不是“广种、密植、 薄收”。所以聂帅讲不能够搞“广种、密植、薄收”，这句话我觉得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一定要注意科研三步棋，一定要有预先研究，然后有设计，成功以后批生产，才能够多快好省完成任务。

具体的做法，聂帅讲了，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一定要三敢，三严。三敢是要敢想、敢说、敢做。三严是要严肃、严格、严密。严肃不是随便说，随便乱吹，那不行，一定要严肃。同时每件事情一定要通过严格的分析，可行不可行，的确可行才能够做。还要有严密的计划，不能是我想做就做，做到哪儿算哪儿，那不行。你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严密的计划。后来在七机部叫做一条龙计划，就是从头一步起一直到最后靶场试射，计划当中究竟有哪些问题都先列出来，再提出哪一个问题要怎么样解决，然后，才做这件事。一定要有三严，如果没有三严，这件事情是做不好的。

三严到底落实在哪里?聂帅也说得很清楚，落实在技术干部身上。聂帅当时提出一定要有技术指挥线。整个五院的技术由钱学森同志负责，钱学森同志提出以后，向五院党委报告，五院党委认为有理，就批准他的意见。别人当然不是不可以提疑问，提问题是可以的，但他作了决定，就应该按照他的决定来做。在五院是这样，下面各分院就由我们这些人负责计划。任命你当分院的技术副院长，不光是给你官做，在技术上你要勇于负责。又要有技术民主， 不能够你一人 说了算，但你又要勇于负责，你作决定。不是说因为民主，你就当了群众的尾巴。对群众的意见，要按毛主席所说的，应该在里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真正合理的东西吸取进来。通过技术指挥线来做科研工作，就可以做到责任跟权力一致。谁也不能说，“我就这么做。反正做坏了是付学费嘛；吃一堑，长一智嘛；小孩当皇帝，谁也不知道嘛；吸取经验教训嘛。”这是不行的。上级军政领导可以讲，你们做，做得不行，吸取经验教训。可是对于技术人员本身来讲，就不能这样说。技术人员要尽量考虑周到。应该考虑到的没有考虑到，就应该负责任。什么都考虑不到+，你就不应该当技术主管人员。

行政干部可以这样说，我不懂。比如说，当初的部长王秉璋同志，他说：你做，我看着你做，我不懂。我说，那当然，我们做，我们要负责。不是说我们做，将来你部长负责。你部长给我权，让我去做，做的结果我就要负责。

聂帅所说的要勇于负责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这样，那就没办法开展系统的技术工作。恩格斯说过：在一条船上，没有船长，没有船长的统一指挥，你这条船就根本开不出去。就是说：技术方面一定要有一个统一指挥的人。在这方面，聂帅也是贯彻了这种精神的。当时五院的几个分院，每个分院安排一名技术副院长，负责一个类型的导弹研制任务。对这个类型的型号研制，分院的技术负责人就应该全面负责。不能说，有人说，一个人不是绝对的技术全能，所以无法负责。那不对，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应该发扬技术民主，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以后，归纳起来，找出合理的做法。在这方面，聂帅不是以放任自流的做法来做这件事情。

聂帅对知识分子，生活上是很关怀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他向各大军区募捐，搞了一些肉、油、鸡蛋等，还对五院的领导干部讲，这只能给技术人员，不能给军政干部。五院的领导也积极贯彻了这一指示。知识分子对这件事情感受非常亲切，同时也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聂帅对知识分子的技术工作很放手。放手不是不检查，他要检查你工作的结果。聂帅检查不是问你过程，而是检查做的结果，每个阶段的结果，都是要检查的。起初我们的发动机不过关，每一次发动机试车聂帅都来。那时候我在三分院管试验站，所以他每一次来，我都看到。每次来，他都问任新民试车的结果，有时出现一些不正常现象，问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聂帅不只在技术方面放手，还有在用人方面也放手。我们这些人，家庭出身大多是很复杂的。尤其当时在五院来讲，家庭出身我是最复杂的一个。当时最复杂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蔡金涛，蔡金涛已经逝世了，蔡金涛为什么复杂，因为他在国民党时候的军阶是少将级的干部。我呢，倒不是说在国民党那里做了很大的官，而是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美国。当时就有人说，像梁守粲这种人，不宜在这种高度保密的单位工作。可是聂帅讲，要看这个同志的具体表现，他特别点了我的名字说，像梁守粲这样的同志，我认为是可以用的。这句话是在人民大会堂讲的，大家都听见了。所以，散会以后，很多同志就问我，说：你犯了什么错误了，聂帅说你可以用。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后来我了解，不是犯错误的问题，是家庭关系复杂。聂帅认为家庭关系复杂，主要看个人的具体表现，表现可以，就可以用。

按照现在改革开放的环境来讲，这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在1961年的时候，家庭出身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是聂帅讲这句话，也许我根本就不在五院工作了。他讲这一句，当然是因为有人给他说，我的出身太复杂了，是否合适在这里工作?所以他特别点我的名，说认为没有问题，可以在五院工作。也就是说，聂帅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在生活中是关怀的，在工作成果方面是要认真检查的，同时也是看工作表现来决定这个人可以用还是不可以用。

在这种总的精神之下，知识分子感到都非常振奋，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如果不是聂帅这种做法，恐怕中国的导弹很难研制出来。为什么我说中国的导弹很难研制出来，也许这句话不太合适，因为导弹技术比飞机更复杂。要研制出导弹来，没有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的有些导弹，可以说已经赶上外国。其证据是，美国人再三讲，不让中国出口导弹，中国的原子弹也可以说赶上了外国，美国人也讲，你不能出口核技术。可是美国人从来就没讲，中国的飞机不要出口。导弹跟核弹当时都是在国防科委领导下研制出来的，国防科委是秉承聂帅的指示精神，就是一定要自力更生，就研制出了东西，可以跟国际上的水平相比。如果不是按照聂帅的指导思想，按照别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国人当前的水平还不够，现在还需要学习，需要不断地引进，引进再引进，这样恐怕问题就比较多。例如现在有些装备，虽然中国自己也研制成功了一些型号，但还要引进外国更先进的型号。可是没有人说洲际导弹还要引进什么外国型号，海防导弹、蚕式导弹也没有人说要引进什么外国型号。

我们海防导弹已经做了3种，一种是蚕式导弹，是仿造苏联的冥河式做的，后来我们改了，他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是液体发动机，我们改成固体火箭。现在又改了，我们不用固体发动机了，而是用喷气发动机，或者是冲压喷气发动机，或者是涡轮喷气发动机。这些我们都做出了一些型号。我们按照聂帅的指示精神，我们做的工作是达到了要求的，不再需要进口了。

当年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人说，我们美国中立，你们中国跟日本打仗，军火方面现款自运．， 谁花钱我 就卖给谁。现在不是这情况，我不向你买，不存在买的问题，不是说非得你卖给我装备，我才能打仗。我们在国防方面一定要走这一步，而且的确我们开始也走了这一步，虽然不是说我们走得非常好，至少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一步。外国人认为中国人的导弹也可以用，而且要求中国不要把导弹卖给某些国家。

在聂帅的指导精神之下，我们在国防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果。如果没有聂帅的指导精神，我觉得恐怕这些事情也许做不到。可以说中国的国防科研、国防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聂帅的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三敢三严的精神做的。聂帅考核是考核科研成果，不是考核工作态度。但也有人喜欢考核工作态度。一个人在技术工作中自行其是，造成损失，就会有人说，他勤勤恳恳，做错了事，情有可原，应该从动机出发。而聂帅是按照毛主席所说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你没有效果，动机是没有意义的。我刚才讲他有技术指挥线，技术指挥线要考核指挥的成果。给你权力，要考核你的工作成果。这样子，每个人都要认真考虑，我做这件事，行还是不行。尽量争取一次完成，但新的东西有时候还是有想不到的事情，不可能都一次完成，不过同样的错误，至少不应该犯两次。不能够这次错了，下次又错了，这是不许可的。

彭士禄：

早在1958年，聂帅亲自找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核潜艇问题，并且亲自向中央写了关于中国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很快得到中央批准，并且开始研制。由于经济困难，核潜艇1962年下马，目的是确保两弹(导弹、原子弹)成功。这时，聂帅留下50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正好调到这个研究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l964年春节，我到广州出差，柯麟同志带我去见聂帅，柯麟是彭湃非常熟悉的朋友，当聂帅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兴，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这项工作。

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后，l965年在聂帅关心下，核潜艇重新上马。““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用“生产压革命”这顶帽子，搞得各地大乱，使得担负这项工作的工厂、院校全部停工停产，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时聂帅在一大批老革命家受批判的情况下，仍然十分关心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他冒着很大的风险，亲自到国防科委召开会议，说核潜艇项目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要求每个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核潜艇工程只能提前不能推后，一定要按时完成这项任务，为加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贡献。会后他又亲自签发中央军委特别公函，向全国发出核潜艇研制动员令。特别公函的威力非常大，通过国防科委组织宣讲队，到工厂、院校宣讲，使各单位的研究工作恢复了正常，极大地促进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1970年夏天，当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进入启动运行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十分关心这项工作，特别召开了中央专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我们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聂帅也参加了会议。当他见到我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抓紧时间克服困难，保证安全，努力搞好。

正是由于周总理、聂帅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亲切关怀，严谨细致深入的工作，给了我们极大鼓舞和力量，才使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按时建成，一次试验成功，也才使核潜艇能在较短的6年时间里，独立自主地研制成功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增强了我国国防力量。

1983年2月，聂帅知道我要到广东大亚湾核电厂任前期总指挥时，他邀请我与夫入到他家做客。与我们握手之后他特别关心工作，他说，现在军转民用，以核潜艇的技术搞核电厂，应当说技术上没什么问题，又嘱咐我好好干，注意身体。他与夫人张妈妈专门与我们夫妇俩照了相，然后请我们共进晚餐。他专门把50年代访匈时人家送的洋酒拿出来招待我们，专门作了砂锅红焖狗肉招待我这个广东佬，关心备至，我直到今天都非常感动，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一直牢记在心。他对我国两弹一星一艇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彭桓武：

聂帅相信我国自己的科学家，这一点我印象很深。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以后，我与王淦昌、郭永怀等同志就去顶替了苏联专家的工作。这是个相信自己的科学家，可以代替外国专家的重要决策。本来搞两弹一星，是苏联专家加上中国的青年科技人员，没有我们老年人的份的。苏联专家撤退了，我们才上去代替苏联专家。这也表示相信中国自己的科学力量。事实证明，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我们这些人，比外国的干得可能更好一些。引进外国专家，从起始还是加快了这个工作(原子弹研究)。工厂办起来了，不用从头去设计制造，若没有苏联帮助，就得稍微晚几年。不过我们自己搞，也是能搞起来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尖端技术是买不来的，这是聂帅亲自说的。毛主席也说过，欠人家的账是还不清的。要自力更生，就要相信自己科学家的创造性。从领导上来讲，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科学工作就要相信科学家。在这一点上，聂帅是做得比较突出的。抗战期间，他就是这样做的，像同白求恩打交道。白求恩是医学专家，也是知识分子嘛。

       他也了解各种实际困难，帮助解决困难。在三年困难时期，把我从房山陀里乡下调进北京来，从事原子弹研究，那时我算是高工资，自己整天在饭馆吃饭，钱花得多，吃得比较好。一天我跟钱三强同志说，因为吃得好，这么下去，自己觉得脑子好用了。聂总了解知识分子当时生活很困难，营养跟不上，后来他从部队调了黄豆、鱼、肉给科技人员。他自己说，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那时我们是特供，吃小灶，比较起来，吃得是不错的。这还是起了些作用。我还是相信物质与精神是有关系的。如果整天吃得太坏，大概脑子也会差些。聂总对我们很体贴、很知心。多少年来，仪器设备方面有困难，只要我们提出要，他就一路绿灯，想方设法给我们调拨过来。

制订科学工作十四条，广州会议我都没有参加。广州会议完后，在京西宾馆开了个会，陈毅同志传达的，在科学院引起很大震动。钱三强同志就对我说过，他很激动。

       搞“两弹一星”，我们当时老科学家很少，大量的是从学校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工资是56元，我们常开玩笑说56元万岁。他们中很少有博士、硕士，但不少人比外国的博士、硕士还强。我们大家当时工作的主要动力，是为国家民族争口气，不是为别的。

程开甲：

我最早见到聂帅是在1956年，他主持我国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工作的时候。那时，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科技人员在聂帅的直接领导下，在西郊宾馆集中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规划的制定工作。当时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十二年规划的制定给予了帮助。这个规划，为我国日后的尖端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当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我们今天的“两弹一星"以及其它先进武器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对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来说，聂帅是功不可没的。

       在我与聂帅的交往中，深感他对未来的事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他善于看到事物发展过程的前景，善于发现问题，好像他的思维总有一种预感。在他平淡地提问时，他实际上对问题已经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考虑，有了较全面的基础认识。

比如，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我们感到对核爆炸压力的测量不很清楚。他很重视，就抓测量，要军事工程学院与核武器研究所负责开展研究。直到研究人员研究出压力测试仪器，并当场做给他看，他仔细看了，最后才放心下来。

对氢弹的研制，他从氢弹原理试验一直抓到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氢弹原理试验这一次，他在场区参加了试验的全过程。尽管当时“文化大革命”动乱已经开始，但他仍一直与科研人员一起讨论，讨论如何从原理试验到最后的弹头装入导弹，如何减少重量，甚至考虑到了屏蔽引起的重量问题。

后来核试验基地受到““文革””的冲击，也乱起来了，但聂帅提出，试验任务第一。尽管乱了些，大家还是完全听聂帅的指示——“任务第一”。在那种非常形势下，核武器能得以不间断地发展，聂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聂帅非常关心科学技术人员。1961年，正是我国的困难时期，他搞了个《科学工作十四条》，要求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发挥聪明才智，为祖国建功立业，使我们科研人员充满了信心。1963年春，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并作了报告，详细叙述了科研人员怎样将尖端事业搞上去的要求和办法。当时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协议，撤退了援助的专家。赫鲁晓夫甚至说我们，“你们到头来连裤子也没有得穿的”。聂帅则用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鼓舞我们向前。

在那个““文革””动乱的不正常的年代里，他一直非常关心我们能否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他曾经对我说：关于““文革””问题，“你们作些自我批评就行了。”今天的“两弹一星”，包含着聂帅的半生心血。

聂帅是平易近人的，也是十分谦虚的。见到我们时总要问我们：完成试验任务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把握?有什么困难?对我们非常关心。

1984年秋天，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20周年的时候，聂帅在家中接见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技工作者。被接见的有邓稼先、朱光亚、彭桓武、陈能宽同志和我，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聂帅，想想是很沉痛的。

童志鹏：

我是l950年9月从美国回来的，那时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立刻参加抗美援朝支援前线通讯装备的研究与生产工作。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军工ISl工作。我一生中几次与聂帅接触。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们搞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汇集了600多位专家，但真正集中在一块的有200多专家，在西郊宾馆，搞57项，其中第38项是电子学。另外同时启动的是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这是聂帅直接领导的组，我就参加这个组。我们这个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导弹、原子弹、电子、军舰、飞机、枪炮、弹药及军事医学等，我参加电子组。当时电子组明确有3个重点：一个是雷达，另一个通信，还有一个是武器装备的自动化。我们把规划写完后，党中央非常重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全体参加规划工作的人并合影留念，晚上还宴请了全体人员，我也很荣幸地被邀请。宴会上，周总理、聂帅一桌一桌地向被邀人员敬酒。我记得他们到我们这一桌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生在宁波，长在上海。他们说“是呀，江浙一带出人才”，我直到现在念念不忘这句话。总理、聂帅鼓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本领，那时我只有32岁。当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人员缺少，对从国外回来的尤其得到重视，并给予必要保证，我们心情愉快，充满信心。这以后电子工业部门按十二年规划搞了研究所，我所在的是第十研究所，是电子工业部门组建的第一个研究所。后来，国防工业大建设，电子工业部门在成都规划了一大片，科研与生产相紧密结合，搞了一个学院、一个研究所、一片工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地，我一直在这儿工作到1972年。工作一直进展顺利，以后大跃进搞浮夸风，开始把工作搞乱，周总理、聂帅采取两大措施，一个是把国防工业研究所集中起来，成立研究院，归国防科委领导，电子方面成立第十研究院。另一个是l961年8月，由聂帅起草中央批准的科研工作十四条，纠正了当时一些混乱局面。背景是：1957年反右，有的专家被打成右派，有的被戴上“白专”的帽子，影响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瞎指挥还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指标，十四条发布后，把很多知识分子惶惶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同时聂帅在困难时期给科技人员副食品补助，解决了大家的问题。聂帅说愿当科技人员的勤务员，身体力行。聂帅曾两次到十所视察，我陪他参观，有一次他专门问我，你们缺乏什么仪器设备?我就专门写了一个仪器设备清单，送到他住处，在一个招待所，他逐项了解，非常深入，平易近人，他说一定帮我们解决所需设备。到l966年““文革”"前，我们已建成2300人的大所，工作进展顺利，出了很多国内领先的成果，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的。

当时国防战线的电子十院，航天五院、航空六院、船总七院、兵器研究院等都按规划工作，进展顺利，日以继夜地工作，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60年代初期，我们与日本的差距不大，““文革””把一切全搞乱了。““文革””中我被停止工作6年，l972年被派到东风基地工作。到l976年“四人帮”粉碎，科研工作才又重见光明，国防科研又欣欣向荣。我被调回北京工作。电子部有三个研究院：十院、十四院、十九院，我到十九院当副院长兼总工程师o l982年我回到部里工作，1988年我任电科院院长，主要负责电子工业的预先研究工作。l989年开了预研成果汇报展览会，把成果向党中央、军委及聂帅汇报，聂帅题词鼓励我们：“加强军事电子预先研究，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的精神，为国防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与聂帅三次接触，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他百年诞辰，我们缅怀他对新中国建立的巨大贡献，缅怀他对国防科技事业的巨大贡献，我们一定要把他的事业继承下去，把国防科技搞得更好。

他最伟大、感人最深的是，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在工作中考虑得非常全面。他当时是国家科委及国防科委主任，他既考虑武器装备科研，又理解武器装备科研离不开整个国家科研，所以他同时又抓民口科研，这二者融合得非常好，大量的题目光靠军口是搞不下来的，还需要民口承担与支持，调动全国的积极性。他既注意到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又注意抓基础。基础研究、元器件研究、材料研究、工艺研究，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思路，聂帅伟大之处就在于此。以后的人很难和他比，他考虑得那么远大又那么细。聂帅一直在我心中是保持着无比光辉的形象。每当我们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我就回想当年聂帅领导我们搞规划的情况。1956年搞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它的科学性、全面性一直影响着以后的规划。当时还有l8个苏联专家，其中有6个是电子方面的，参加规划制定工作。中央、周总理、聂帅都高瞻远瞩地看到电子、信息在武器装备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苏联专家中电子学专家占l／3的比例，也可见一斑。由于中央、总理和聂帅对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视，军事电子信息技术得到健康的发展，也为今日电子信息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聂帅分工主管军队武器装备，他直接领导武器装备发展规划的制定。当时分若干组，电子组由王诤(组长)、王士光直接负责。电子组又分几个口，一层层下来：雷达，通信(主要搞小型化)，武器装备自动化控制。

我参加通信(装备小型化)组，提出该组发展方向与重点。这规划一直指导着以后的工作。但规划只定目标，没涉及具体措施，以后为了实施规划，我们就到苏联去，得到苏联许多研究所的对口帮助，当然我们不是简单的他有什么我们搞什么，我们主要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正确选择科技发展方向，提高研究起点，但绝不会把最新技术交给我们。科研工作本身就是创新。尽管当年我们引进不少苏联装备在工厂中也仿制生产，但科研单位一直是自力更生，可参考他们的机器，主要还是消化创新。60年代以来，我们都搞自主开发，不是简单重复苏联的设计。中苏关系恶化，但对科研工作却是个很大促进机会。聂帅一再强调自力更生，现在更要在世界范围内创新，这是聂帅打下的基础。 ．

最近朱镕基总理讲，中国科技人员是非常聪明的，只要有时问，有经费，他们什么都能搞得出来。这对我们是极大鼓舞，但根子还是出在聂帅，把出成果出人才作为研究所的主要任务。直至现在，我们研究所的中坚力量，是60年代参加工作还在工作岗位上的那批人，和他们精心指导培养的年青接班人。

（二）

丁衡高： [1]

聂帅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为新中国的创建贡献了前半生，二是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我国科学技术、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晚年每当谈到实现了年青时的愿望时，都感到十分欣慰。他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无限追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实践，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值此隆重纪念聂帅百年诞辰之际，重温 他老人家关于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有计划地加快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五十年代中期，聂帅就开始领导科技工作，参与领导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是一个军民统筹的规划，它勾画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明确了科技攻关的奋斗目标，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一个奠基作用。从实践来看，它是非常成功的，直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十分怀念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充分证明，发展国民经济，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二)必须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聂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奋斗了一生，对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就要被欺，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生前一再强调，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 国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践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长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经济建设上不去，综合国力得不到提高，就难以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难以维护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难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也难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各项工作都要自觉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

(三)必须大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聂帅戎马一生，深知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他曾多次谈到，国家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实力在国力可能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增强。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防建设不是与军事大国搞军备竞赛，而是根据需要与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优先把关键技术、关键装备搞上去。

(四)必须高度重视当年搞“两弹一星”的宝贵经验。国防建设对抗性很强，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一定要有使霸权主义望而生畏的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不能彼此代替。在当前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下，为了加快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发展，我们一定要更加重视毛主席等老一代领导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下决心研制“两弹一星"的宝贵经验。不少国家都为掌握它而努力，可以讲“两弹一星"是整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实际意义十分深远。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它的发展，带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推动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前进步伐。

江泽民总书记在今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的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中，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他指出，这一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进力量。

(五)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聂帅生前多次讲过，国防现代化是买不来的。西方大国决不会把先进的科学技术给我们，要靠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去掌握高新技术。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先进技术，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起点。学习国外的技术，一定要搞好消化、吸收和创新。如果一味仿制，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难以培育创新精神。“两弹一星"的经验告诉我们，别人不给，反而促使我们丢掉幻想，奋发图强o“两弹一星”等高科技的发展，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有能力的，只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组织好大力协同，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就可以创造出新的业绩，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并体现时代特征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

(六)必须严格按科研规律办事。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引起社会经济及军事领域的巨大变革，许多国家都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规划。因此，我们不能只顾眼前，一定要有战略眼光，有比较长远的打算。聂帅在“两弹一星"研制初期，就明确提出要有一个科学的发展规划，要严格按照科研规律办事。他提出，要有“三步棋”的安排：有生产的产品；有正在研制的产品；还要有关键高新技术项目的预先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国防科学技术对抗性强，要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积极进行跟踪研究，力争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现国防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七)必须高度重视科研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聂帅生前十分关心新材料、大型和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等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尽力为科研试验顺利进行创造条件。同时，十分关心科研生产秩序，强调要养成认真对待质量的风气。科技人员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创造者，在科技发展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聂帅在组织领导科技工作中，一直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明确提出对科研单位的根本要求就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在困难时期，他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强调要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这一切，都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实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今天，聂帅的这些重要思想，仍将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继承聂帅的遗志，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新贡献!

王宗槐：

晋察冀这个地方，在敌后来讲为什么敌人那么重视呢?因为这是敌人的心腹地区。

你看地形，就可以知道晋察冀这个地方，在山海关以内，这边叫津浦路，这边叫平汉路，北平到汉口，现在叫京广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两侧都是。平津地区，过去北平、天津都是属于河北省的，现在划为中央直辖市了。这个地方是毛主席、中央在抗日战争初期决定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聂老总率领晋察冀军民，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到l939年取得了巨大成就。那时毛主席讲，晋察冀是个模范抗日根据地，又是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另外晋察冀这个地方，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东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争取东北全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毛主席决定，中央机关搬到西柏坡，在这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前，中央机关又搬进了北京，最后奠都北京。所以，这从历史上看，晋察冀这个地方位置很重要。聂老总在这里浴血奋战了11年，对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聂老总非常关心群众生活，有许多感人事迹。例如l942年，晋察冀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敌人进行封锁、蚕食，又遇到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没有吃的，老百姓吃饭都很困难。冀中那个时候遭到敌人“五 一”大扫荡，地面不能坚持了，只好钻到地道里面去坚持斗争。冀中本来是平汉路西北岳区的主要物资供应地，这么一来，北岳区就更加困难。我记得一件具体的事，当时聂老总下了一道通令。北岳区山上有一种榆树叶，没办法，大家捋那个树叶子吃。老百姓部队都吃，那时聂老总也吃。慢慢树叶也显得越来越少了，聂老总他下了一道通令，要部队不要与民争利，不要去捋树叶，树叶要让给老百姓吃，我们军队不要吃。老百姓知道了都非常感动。部队就只能吃黑豆。黑豆嘛，这个东西平时是当马饲料的。那时候没有吃的，聂老总也就只能吃那个黑豆窝窝头。敌后军民，就是这样来战胜困难的。

(这是王宗槐同志生前接受电视采访时的谈话，编者摘录了其中两个要点。)

甘子玉：[2]

一、(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年，新中国成立了6年多，但她在经济、科技上仍然是贫困落后的。当时正处于l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大规模建设向科学技术提出了大量课题，人们渴望运用和发展科学技术以改变社会经济的落后面貌。

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5天之后，周恩来总理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部门组织力量，着手研究制订“1956年到l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同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周总理亲自领导这一工作，陈毅、李富春、聂荣臻3位副总理具体组织领导。在开始的时候，聂帅分工领导国防科技部分；同年10月，陈毅同志专门领导外交工作，聂帅接替陈毅同志组织领导全面的科技工作。

从1956年4月份开始，科学规划委员会陆续集中了全国各地各学科、各专业的600多位优秀的科技专家，在北京西郊宾馆，着手制订l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了加强规划工作的组织协调，国务院成立l0人小组，其成员有范长江、张劲夫、刘杰、于光远、武衡等同志(后来又增加了杜润生同志)，专门组织协调规划工作。

这600多位科学家，来自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各产业部门的技术、科研、设计单位，其名单几乎包括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水平高、有贡献、有成就的全部杰出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名字。他们吃、住在一起，很少过星期天，日以继夜，研究分析资料，讨论科技发展的多方面的问题，如发展途径、产业技术政策、各个专门领域里的科学技术问题，各门学科和技术的现状、重点任务与发展方向等。大家坚持真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热烈讨论，往往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餐厅从早上到午夜都开饭(因为各专题组讨论的时间不同，吃饭的时间也不能定了)。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是个年青的工程技术人员，做些辅助性工作，见到那么多科学家，他们的爱国精神，对科技事业热诚、执着，工作负责和严密的科学作风，给我以很大教育，我就是从此转入科技战线的。至今过去40多年了，回想起来，令人振奋与神往。

到1956年10月，经过600多位科学家半年的努力，十二年发展科学规划制订出来了，许多发展科技的方针政策，经过讨论，认识已逐步一致，并体现在规划之中。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同志联名向周恩来总理并党中央上报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包括l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和4个附件(任务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规划纲要及附件全文共600余万字，它本身就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全面的科学规划著作。报告中还建议，为监督实施和及时协调解决规划执行中的问题，成立一个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聂荣臻同志任主任并党组书记。中央于l956年12月批准了这个报告和规划纲要。

十二年科学规划包括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任务、课题。它参照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与发展需要，提出了解决这些中心课题的目标、途径和措施。它给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勾画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在57项任务中，从4个方面挑选出l2个重点，计有：(1)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尚属空白薄弱的尖端科学技术，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无线电电子技术、半导体和遥控技术等。(2)立足我国特点，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的重大任务，如：长江、黄河的综合治理与综合开发，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等。(3)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急需研究的关键问题，如：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肥)，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开发，能源开发，以及动力设备，冶金(合金钢系统和新冶炼技术)，大型机械等。(4)各部门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在实际生产中、基本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科技问题。此外，还有几种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的防治，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是后来补充的。因为上面说的4个方面，都是从生产建设任务出发选出来的科学技术课题；但还有一些基本理论，不是单纯以“任务带学科”能带动的，所以，根据科学家的意见，对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基础理论中的一些重要课题，又专门作了补充。

       在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同时，由聂帅和主管装备计划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领导，总参装备计划部、军委航空工业委员会(实际上包括航天技术)、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同志参加，拟订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由聂帅上报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当时确定的初步目标有：在利用民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地对空、空对空等各种防御性战术导弹和火箭的研究，原子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实际上，这就是后来发展而成的“两弹(原子弹、导弹)一星(卫星)”任务了，而军用核动力堆后来又发展成为核潜艇任务。电子学方面进行提高雷达探测距离的研究，武器装备自动化和通讯设备小型化的研究。喷气飞机提高速度、高度和其它性能的研究。潜艇、快艇等各型舰艇提高速度、续航力和装备系统控制的研究。坦克、火炮等减轻重量，改善性能和自行火炮的研究。军事医学方面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研究等。限于当时的工作状况和对国际发展情况了解不足，这些项目一般只是提出了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对于具体的战术、技术性能要求和技术途径及措施，大多还不够具体，在以后的年代里对这些国防科研任务作了较多的补充与修改。

十二年科学规划中还有一部分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象派留学生、研究生、科研人员出国学习、实习、考察，请一些外国科技专家来华讲学、咨询，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科学联系与共同进行某些科研项目等。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同苏联合作。后来，l957年9月7日，经中央批准，聂帅亲自率领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称工业代表团是为了便于对外保密)，宋任穷、陈赓同志为副团长，各国防工业部门领导和专家参加，赴莫斯科同苏联政府的代表团谈判，于10月15日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接着，l957年11月派出以郭沫若同志为首、大批科技专家参加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到苏联访问，与苏联有关机构商讨确定了l22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众所周知，到l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停止供应有关的科技图纸资料，这些合作就停止了。

制订这样一个全面的科学规划，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当时在国际上也可能是第一次(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访苏科技代表团商谈科技合作项目时，苏联的许多科学家、技术专家都说，世界各国也制订过一些专业的科技发展规划，但如此全面，尚属首次)。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起了极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勾画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蓝图，有了发展方向，展示了前景，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群众，向科技进军。其次，它确定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逐步具体化为科研任务与课题，统一思想，协调步伐，使后来的科技攻关有了明确的目标。通过制订规划，我们初步摸清了我国自己的“家底”以及国际上当时的科技状况，了解了发展科研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例如组建机构，组织、建立必要的科研服务系统等等。由于规划制订过程中科学家们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开展了科技界“百家争鸣”的局面。通过规划的制订及其执行，还陆续制订了若干科研工作政策，对党和政府如何领导好科研工作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实践充分证明，有一个好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大力协同，我们就能加快赶超先进科技水平的步伐。

由于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很好，到1962年，57项任务中，许多空白或极为薄弱的科学技术建立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其中有50项的具体指标达到了原规划要求，由于后5年的工作和要求又还不够具体，国际上科学技术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为此，聂帅又主持制订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作为原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补充与发展。可惜3年多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使科技工作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可喜的是l978年以来，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有很大增强，科学技术发展更加蓬勃充满生机与动力，队伍迅猛扩大，水平提高，英才辈出，成果更多，这是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所不能比拟的了。

二、关于l962年广州会议的情况

经中央批准，l962年2月16日聂荣臻同志主持，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各专业、各学科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专家310人，有关部门的和科研单位的行政领导干部140多人。时值被誉为“科学宪法”并起着很大作用的“科学工作十四条”公布之后的半年，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科研工作步伐加快，原订1956—1967年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中头5年的目标大部分已完成，需要修改补充，提出要补充编制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因此，广州会议原定的内容是借十四条贯彻后的东风，动员科学技术战线各单位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研究制订1963—1972年的十年科学规划。

       到广州后，聂帅同几位同志约少数科学家谈心。会上，科学家们反映，贯彻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许多政策明确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科研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十四条中尚待解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有科学家说：“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总使我们感到低人一等，受到压抑，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可是从没有听人说过，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位人党多年的科学家说：“过去我没有想到我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员怎么还是资产阶级呢?不能仅仅因为是知识分子就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聂帅认为这的确是知识分子一个普遍关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顾虑。所以他向当时在广州的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总理答允到会同科学家们见面，讲一下知识分子问题。

周总理3月2日到科技工作会议作报告，当时文化系统在广州召开的戏剧创作会议，也参加这次报告会。周总理毅然地从实质上恢复了党中央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 l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所作的基本估计是：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周总理在阐明这个基本估计时还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政治，不断自我改造，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3月5日陈毅同志到会讲话；他特别强调，经过l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们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是同人民同甘共苦的。 8年、l0年、12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眼光了。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l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代表党对我国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3篇历史文献。在1962年广州会议之后，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宣布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论断。

广州会议以后，传达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广大科技人员的热情空前高涨，到会的同志等不到正式传达就奔走相告。虽然当时生活和工作条件还很困难，但是科技工作者的干劲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许多科研院、所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资料馆、研究室都通宵开放。当时好多科技问题要攻关，很多科技工作者说，以前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自己人，现在我这个脑力劳动者是自己人啦，我们不能当客人啦，我是主人。有的人说，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科技攻关的于劲非常足，大家用加倍努力来回答党中央对他们的期望。 l964年及以后就出来一批像“两弹一星”那样的军工和民用科学技术的重大成果。这种令人激昂振奋的情景，在30多年以后，许多过来人讲起来，还难以忘怀。

石淮湘：

聂荣臻元帅1917年到l919年在我们江津中学学习。他在校期间，学习勤奋，忧国忧民。他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写了一篇作文，“评内忧外患”。他拿给老师看后，老师给了他90分，后来，感觉还不满足，给了他100分。以示慎重，在他的作文上又盖了一个印。聂荣臻元帅积极参加了当地的进步学生活动。他{是我们江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积极参加者。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当中，他的这些活动遭到了军警的追查。后来，他1919年就从我们江津中学离开了，从这里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到了法国。聂荣臻元帅的业绩，是我们共和国的一座历史的丰碑，也是我们江津中学的巨大财富。我们要求我们3000师生，学聂荣臻事迹，走聂荣臻道路，创聂荣臻业绩，作聂荣臻传人。我们决不辜负聂荣臻元帅在生之年对母校的期望和殷切的要求，把江津中学办得更好。

伍精华：

红军长征这个事迹，这种精神，是值得好好回忆和宣传的o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云南进入四川，突破了金沙江之后，在会理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确定，由刘伯承总参谋长兼任先遣部队司令，由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同志任先遣部队的政委，率领红一团，加上电台分队，工兵排，作为先遣部队，通过会理、德昌、西昌北上。怎么突破大渡河天险，这是摆在先遣部队面前的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当时蒋介石命令四川的刘湘部队和刘文辉的部队，到大渡河来阻截，想把红军歼灭在大渡河以南，让红军走当年石达开的下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阴谋，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千方百计，想办法顺利通过彝族地区。

       总司令给先遣部队一个电报。泸沽是冕宁县的一个镇。这个镇可以分两条线北上。一条经过登相营经过越西县到达大渡河边的富林，这是大道。当时蒋介石命令四川部队的重兵把守富林这条线。另外一条线是经过冕宁县城通过彝族聚居地区，到达大渡河边，现在的石棉县安顺场。这是敌人戒备比较弱的路线。

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到达泸沽以后，一个是派人进行侦察，一个是亲自调查研究，当时的线路、敌情，同时听取了冕宁地下党的汇报。他们分析，蒋介石重兵把守在富林这一块，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条线走，困难就大，损失就大，就要中计了。走另外一条线，经过冕宁、经过彝族聚居地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走这条线，对面敌人兵力就小一点。蒋介石的重兵不在这一条线上。这种情况下，刘帅和聂帅经过研究，认为应该改变路线。这个时候，刘伯承同志提出来，聂荣臻同志同意，走冕宁这条线。当时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报告请示。中央军委在行军路上，没有接到这个电报，联系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刘帅和聂帅决定，先把部队开到冕宁，一面行军，一面再请示。这样，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部队开到冕宁，就在这个时候，与中央军委突然联系上了。由刘伯承口述，参谋记录，通过电台，把他们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接到他们两位的报告以后，作了分析，完全同意两位的意见。由总司令发布命令，改变原来决定的路线。就是大部队跟上刘帅和聂帅率领的先遣部队，经过冕宁北上。越西这条线，由刘亚楼率领一支部队经过越西北上，作为佯动，使敌人重兵继续把守富林这条线。

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到达冕宁的时候，由于当时社会民族矛盾很深，国民党反动派搞大民族主义，压迫彝族同胞，引起民族矛盾。当时彝族地区每一个部落，每一个乡村单位，都被迫各派一个入到冕宁县城监狱里面坐值换班，作为人质。万一地方上出点什么事，就拿这些人质是问。这是清朝沿袭下来的坐值换班制度。这种制度关了好多无辜的彝人在监狱里面。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到达冕宁时，从监狱里把这些人质放了，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还请他们喝酒，给他们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使这些彝人受到了感动，说红军跟旧的汉人不一样，是新汉人，红军跟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这种消息，很快在彝族同胞中传播。

但刘帅和聂帅带领部队到达大桥，再往拖乌前进的时候，由于原来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红军来了以后，要杀人，要放火，仍然使有些彝人受了蒙蔽；一部分彝人以为是国民党的军队来了，汉人的部队又来抓彝人来了，就集中大批人阻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形势很严峻，特别是一部分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拨。我们红军的工兵排，经过俄瓦的时候，被抢了，衣服被脱了，把工兵器材给抢了。在这种尖锐的情况下，刘帅和聂帅给部队规定，不经过他们两个批准，我们的部队不准开枪，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说，工兵排器材被抢，就让他们拿走，没有关系。

面对不明真相的彝族同胞继续阻挡红军，对立尖锐的时候，由肖华等同志率领的红军工作队到前面作宣传。但宣传时红军不懂彝话，彝民又不懂汉话。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就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把路边的柴、竹子砍下来，整成一样齐，一样高，用手比划并向群众讲，意思你是彝人，我是汉人，我们都是一样高的，叫做民族平等。经过这样艰苦耐心的工作，后来就遇到了果基家族的首领小叶丹的通司，经过肖华同志做工作，小叶丹和刘帅见了面，取得了联系。肖华同志给我讲过，是他提出来的，我们的司令刘伯承同志愿意和彝族首领结盟。小叶丹受到了政策的感召，在有名的彝海边上和红军结盟。先是刘帅带头说，我刘伯承愿意和小叶丹结拜为弟兄，如有反悔，天诛地灭。接着小叶丹端起血酒，说我小叶丹跟刘伯承司令结拜为弟兄，如有反悔，就像这只鸡一样的死。就这样，两个人跪着喝了血酒，这就是有名的彝海结盟。

这以后，刘司令亲自授与小叶丹一面旗，上面写的是“中国红军夷(彝)民沽鸡支队”，委任小叶丹作支队长。小叶丹亲自把他的坐骑，就是他骑的一匹很好的骡子赠送给刘伯承司令。刘伯承司令把自己带的手枪掏出来送给小叶丹。以后还送了十几支步枪给小叶丹。这样，小叶丹护送刘帅和聂帅他们到了拖乌，第二天到了安顺场。之后小叶丹派他的弟弟，名叫果基尼迫，来回护送红军，给红军带路，红军得以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

       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及中央机关到达安顺场，和刘伯承见面的时候，毛主席用米酒给刘伯承敬酒祝贺，说先遣司令有功啦。周恩来同志就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的时候，小叶丹拿着你们给他的旗子，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伯承同志和荣臻同志你们把彝族区简直赤化了。毛主席问刘伯承同志，说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小叶丹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说，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这就是说，红军当时到达冕宁的时候，用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布告，公开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这个布告的内容，到现在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党一贯的民族政策很好。当时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彝汉人民是一家，要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彝人自己的政府，彝人管理彝人。就是现在我们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个时候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这样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蒋介石妄图把红军阻挡在大渡河以南，像当年石达开一样，被消灭在这里，这个企图被打破了。当年红军之所以能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顺利完成长征，跟当年党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跟当年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元帅伟大的军事家的才能和政治家的谋略是分不开的。由于有他们这样的谋略，和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所以才能顺利通过彝族地区，顺利地完成了夺取大渡河天险这样的任务。

我们现在回忆宣传红军的精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就是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有名的彝海结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我们军队历史上，在我们民族关系史上，军民关系史上，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由于有了军民团结，有了民族团结，才能顺利地完成长征这样艰苦卓绝的任务，才能夺取全国的胜利，才建立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在不光是彝汉两家的问题。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胜利的取得，是靠民族团结，靠军民团结取得的。我们要宣传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的精神，就是要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族团结。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现在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摆在当年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与果基约达歃血为盟的所在地冕宁县。我们这个部队用长征系列的火箭，在长征的路上，把我们国家的和国外的卫星一颗颗射向宇宙，这也是靠军民团结，靠民族团结取得的。

现在经过原总装备部(原国防科工委)批准，经过四川省人民政府和四川省军区批准，西昌这个地方，也就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正在建设军民共建的中国西昌航天城。现在这里的形势很好，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飞机场，有铁路，有公路，而且正在建高速公路。当年中央红军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一批领导同志，给当地的各族人民讲过，我们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革命胜利以后，一定来帮助你们发展生产，改善你们的生活。这样的诺言正在实现。我们今天要珍惜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发扬这样的精神，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民族团结，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刘杰：

1955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经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6年，周总理也提出，要向科学技术大进军。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聂总，虽然党中央提出，有各种工作让他选择。他毅然提出，愿意承担科学技术组织领导方面的工作。聂总是我国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功卓著。根据建设需要，他要求从事科学技术的组织领导工作，充分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在他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制定我国的长远科学规划。规划包括了57个大项，600多个课题，参加制定的有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专家600多人。规划提出的重点，我记得有12+项。首先提出我国要发展高科技，也就是尖端技术，里面包括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机，以及其他的精密仪器仪表。包括了国民经济和军事的各个方面，也包括基础科学。这个宏大的规划，成为我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技术纲领。

在毛主席等的号召下，由聂总亲自主持，呕心沥血，到1960年就可以看到成果了，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个高潮的标志，最突出的是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我们半导体的发展跟日本几乎是同样的水平，计算机研制有了重大突破，研制成功了l2000吨的水压机和各种新材料达600多种。

最突出的是我国的原子能和导弹事业的发展。毛主席提出，我国要搞原子弹、氢弹，我看有l0年的功夫是可以做到的。结果恰好实现了毛主席的预见。1964年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我们就试验成功了核导弹，1966年12月实现了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o l967年就实现了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达到300万吨梯恩梯当量。这一切说明了，我们国家出现了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高潮。当时不仅在国内，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使我们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振奋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也促进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

谈到聂总对原子能事业发展的贡献，我可以比较详细地来叙述一下。因为从原子能工业建设，原子弹试验到氢弹爆炸成功，以及研制核动力潜艇，我都是参加者。

       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是从1954年开始的。那时候，我在地质部工作，发现了铀矿，就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认为我们国家因为有了铀矿，因此确定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月，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聂总他也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决定，中国要发展原子能。此后，中央确定组成3人小组，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同志组成，来具体领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聂总领导核事业的发展是从头开始的。

       原子能工业是一个整体。核燃料的生产，开始得到苏联一定的援助。在这个情况下，加速建设原子能工业，生产核燃料。毫无疑问，核燃料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聂总审时度势，在原子能工业还没有全部建成之前的1957年，就主动向中央建议，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应该向苏联提出要求核武器援助的问题。当时周总理同意，最后毛主席也同意。由此，聂总就率领了一个代表团，有宋任穷、陈赓等同志，我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到苏联去谈判。经过谈判，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来达成了新技术协定。我所以提这个问题，是要说明当时聂总就审时度势，抓紧了这个机遇。

当时和苏联虽然签订了协议，但于1959年6月苏方即拒绝核武器的援助，工业方面的援助也是很有限的。1960年，赫鲁晓夫彻底撕毁了合同，撤走了专家。l959年开庐山会议时，聂总就通知宋任穷同志和我到庐山去商讨，在苏联停止援助的情况下，今后核武器研制怎么来进行。当时周总理与聂总共同拟定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决定，苏联不援助我们，我们就自己干。要二机部制定5年拿出原子弹的计划。

1960年全国处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l961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会上议论原子能事业可不可以放缓，等到经济好转以后再来进行。在这关键时刻，聂总作了详细的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毛主席提出建议。他认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和国防尖端技术，不能下马，应该继续进行。当时是有争论的，但聂总作了许多论证，应该继续攻关。并且他预测，只要我们在各方面加紧工作，预期在今后四、五年内我们就可以完成核工业建设，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因此，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决定，尖端技术要继续加快进行。

确定了上述方针之后，聂总仍不放心，他指示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和我一起全面检查，进行分析，看看究竟怎么样。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问，对每一个工厂和原子弹的设计、制造部门进行调查。最后，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假如我们现在采取各种措施，经各方面努力，可以争取1964年进行核试验。聂总亲自看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这个报告送经毛主席，毛主席亲自用铅笔在争取l964年进行核试验上重重地划了一道，可见当时毛主席的心情也是非常高兴的。

在这个重要的关键问题上，聂总不仅在北戴河会议上力争，以后进行调查，进一步落实这个目标如何实现。当时可以说技术难关重重。多数工厂在戈壁滩、荒山地区。不要说别的，就说粮食问题，当时差不多都是只有隔日之粮，或者是两三天的粮食，几乎四面八方不断传来缺粮的警报。有的领导同志说，刘杰啊，在这样的形势下，你要看准，是不是撤，到时候人撤不出来怎么办?当时聂总是下了最大的决心的，说，你没有粮，我可以拨军粮给你补充。同时，他要各大军区、海军支援些鱼、虾、肉、黄豆等副食品，来保证科技人员的最低生活需要。

国家处在那样的困难情况下，各单位都精简人员，我们要不要精简?当时我提出，要适当精简，这是国家的大局。聂总就讲，刘杰，精简是大局，我们发展核武器也是大局，你要好好注意衡量。给我提出警告。可见当时聂总是下了最大决心的。但最后我们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适当减了些人，同时也保证了各项工作的进行。

再一个问题，原子能事业要自力更生，赫鲁晓夫撕毁合同，设备也好，技术资料也好，都差得很多。那时候排了排队，重大的技术难关达到1400多个，没有一个工厂投入生产，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还没有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聂总提出要全盘考虑，集中力量来干。在他的指示下，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同志抽出大批科技人员，有30多个研究所，投入研究工作。那时候还成立了5个人的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张劲夫、钱三强、刘西尧、裴丽生同志和我组成。在科学院底下还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由谷羽同志任局长，配合两弹攻关。当时聂总还指示打开仓库，只要是研制原子弹需要的东西，统统保证。可以说我国整个科学系统，对研制出原子弹都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到1962年，在北戴河开八届四中全会期间，总理、聂总不断地问，说，刘杰啊，原子弹什么时候响?陈毅老总遇见我，说，刘杰啊，你什么时候交货，只要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就硬了。甚至美国的艾尔索普也在猜，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二机部必须确定一个目标。于是在1962年，二机部正式提出了l964年最迟1965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报送给国防工办罗瑞卿同志。罗就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聂总提出了争取1964年为目标制定了两年规划。从这掀起了自力更生，全国总动员，贯彻毛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

聂总就在科研战线上组织了一个全面的大协作。在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工业系统，也组织了一个全面的全国总动员。但当时仍有很大的争论，究竟行不行。的确当时原子弹还没有完成理论设计，核燃料工厂尚未建成，核试验基地也还在建设之中。这样庞大的工程，可以说未知因素非常多。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当时聂总特别提出，一要紧，二要稳。全国人民要拧成一股绳去实现。我们也不断向聂总汇报情况，聂总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在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遇到困难，聂总都亲自过问。我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各方面议论最多的时候，聂总曾经给我打电话，长达半个小时，鼓励我，同时对有些犯错误的人和事处理不及时提出批评。他说，刘杰，刀子该快一点嘛。我们终于顺利地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计划。原子能工业，生产出了合格的铀一235，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完成了，还在青海建成了原子弹设计制造基地。国防科委在新疆建成了一个大的核试验基地，这几个环节，都能够恰如其分地配合得好。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终于在1964年完成了。1964年l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聂总等都特别的高兴。当我到聂总家里去见到他那种高兴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的。聂总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缔造者、领导者，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7年之久。

聂总受周总理委托，3次亲临现场主持核试验。一次是核导弹试验，一次是氢弹原理试验，一次是氢弹的正式试验。

   1964年试验了原子弹之后，党中央、周总理、聂总都主张今后核武器的发展，应以核导弹为主，空投核武器为辅，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仅仅是开始，还是一个核装置的试验，要成为导弹核武器，使原子弹能够跟导弹匹配，要保证它可靠安全性，这是个大难题。在当时两弹结合试验，确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周总理讲，这是在我国本土上第一次进行核导弹试验，要确保万无一失。在这种时候，聂总亲自具体抓这件工作，预测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周总理请聂总亲自到现场主持。结果，我们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这次胜利，虽然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但由于我们对核弹头加工做了精密的设计，在技术上真正扎扎实实地做到了无微不至，与导弹匹配的各方面安全系数，作了精密的计算，最后成功了。这种工程，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的时间，我们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而且是在我们本土上第一次试验，取得了完全成功。这就进一步为我们的核武器奠定了基础。

       1966年12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氢弹跟原子弹有根本的区别。氢弹可以说完全是我们的科学家在毫无技术资料的情况下研制成功的。美国严厉的封锁，当时苏联也根本只字不提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创造性地解决了理论上的难题，工艺技术上完成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氢弹的原理和结构，究竟怎么样?跟原子弹一样，也必须试验。当时决定，氢弹先作限制当量的原理性试验，看看这种设计原理行不行，这一次也是由聂总亲自主持试验的。试验的结果完全实现了我们的预想，证明了我们设想的理论和结构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它的当量仅仅是20万吨到30万吨梯恩梯的当量。这一次试验，也可以说就是一次氢弹爆炸试验，不过我们对外公布，是一种新型的核武器试验，是一种理论原理的试验。

1967年6月，进行全当量的氢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次也是聂总亲自主持的。聂总到了基地，专门召开了专家会议，做了检查、布置，最后终于成功了，爆炸当量是300万吨，氢弹爆炸试验完全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可以说是两年零两个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也可以说是两年零8个月(全当量的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0速度之快也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美国用了10几年，苏联用了4年多，英国用了4年零8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我们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聂总曾鼓励大家，氢弹一定要赶到法国的前面试验成功，我们也确实赶到了法国的前面。

       在我们氢弹爆炸以后，各国反映非常强烈，戴高乐还批评了他们的科学家，为什么落在中国的后面。法国的科学家到中国来问钱三强同志，你们的氢弹为什么搞这么快?钱答复：在原子弹还没有试验成功的时候，就进行了氢弹理论的研究。这可以说明，在十二年科学规划里面，聂总特别强调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就早在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的突破，大大加速了我们的氢弹研制进程。

       这一段是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对这一段历史作了非常概括的总结。他说：今天也好，明天也好，未来也好，我们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假如中国在60年代没有原子弹、氢弹和发射卫星，就不能叫做有影响的大国，它是一个民族兴旺的标志，一种民族的能力。

我觉得这一概括十分精确。也就是说，回忆聂总在1956年主持会议，搞出十二年科学规划，一直到制订出“科学工作十四条”，把科学工作纳入了正确的轨道。从总体来看，聂总能够高瞻远瞩，勇于占领制高点，在50年代就提出了原子弹、喷气技术、计算机等等这些高科技科研项目，这是一。第二，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要积极引进吸取外来的技术和经验。虽然外国封锁，但我们仍要极力地争取。第三，我们必须形成拳头，按当时的说法，就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表明我们在经济、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大力协同，集中力量，就可以变劣势为一定的优势，从而能够完成重大的科学课题。这是根据我国特点，必须采取的正确措施。第四，就是重视人才。聂总在“科学工作十四条”里就有许多规定，如何正确启用中国的人才。特别是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克服了当时“左"的错误倾向。因此广大知识分子解除了顾虑，在聂总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他们的创造性、积极性、自我奉献的精神，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当时科学家们、工程科技人员、工人，包括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在科研战线工作的领导干部，大家确实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形成了强大科学技术攻关的热潮。至今还怀念当时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无私奉献，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种种情节，非常感人，真可以说是可歌可泣的。聂总在这方面，作为我们的表率，他以他非常伟大的胸怀，容纳各方面的意见，可以无话不给他讲。当有争论的时候，他又善于使科学家们的意见能够取得一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在目标的确定，组织调整，人员配备以及各方面的动员等，在这些方面他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我在看到聂总的回忆录里面，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大批军用和民用成果的不断涌现，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各行各业支持科研攻关的结果。”他又说：“但这些经验，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取得的，今天条件变了，只能采用那些现在仍然适用的经验，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决不能死搬硬套，墨守成规。”这段话是非常客观，非常科学的总结。我想在当前贯彻十五大精神，要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工程，是有借鉴价值的。

刘华清：

我认识聂帅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没在一起工作，不熟悉。我调到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后，归国防科委领导，这时才认识聂帅。

聂帅是全党全军有名的领导人。他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一起，开创了新中国。他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担任过党和军队的很多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要搞经济建设，要发展国防力量。中央决定聂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主任。他从1956年起抓国家科技工作，包括国防科技工作。他同陈毅、李富春同志一起领导制定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上报中央批准后，他就全面抓科学规划和计划的落实工作。他在领导这项工作中抓得很紧，特别是在国防科技方面，抓得很有成效。

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我们国家很贫穷，经济也落后，科技和工业都没有什么基础。所以聂帅抓科技，开始主要是抓打基础，搞奠基工作。科技要发展、提高，就要有人才。因此，他致力于建立一支科技人才队伍，尽可能地将国内能召集到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在导弹、飞机、舰艇、陆军装备、国防电子设备等等方面，都选到了人才。所有的国防科研系统，都先抓队伍，抓得很好，建立了门类很齐全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这支队伍，在此后的出成果出人才上，在突破重大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尔后，聂帅又抓科研机构的建设，建立了许多研究院、研究所，包括工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配备了人员。他在这方面也是花了很大精力的。

他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五十年代末期，局面很困难，生活很困难，但聂帅关心这些知识分子，想方设法改善大家的生活，把大家维系团结得很好。虽然物质生活上很困难，好多科研试验设备也没有，但他能领导大家去创造去建立，很快建立起科学研究工作基础，成绩很大。

第二，正因为建立了队伍和机构，不久就出了很好的成果。这是在条件不好又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取得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专家都撤走了，完全靠我们自己的摸索创造来发展。科技人员艰苦奋斗，拼命地干，所以在很短时间里就取得举世瞩目的惊人成果。只用了5年多点的时间爆炸了原子弹，7年多点的时间爆炸了氢弹，又成功实现了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的试验。此外还研制成功了各种导弹，不久又研制出了人造卫星、核潜艇。

我们取得的成果震动了全世界。最主要的国防尖端技术我们都掌握了。同时，常规武器也取得很多成果，飞机、舰艇、坦克、火炮、军用电子设备等，军队装备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加强。这些，使我国的威望和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毛主席当时说，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指核武器)，我们在世界上说话人家就不算数。有了两弹，说话就有威力了。这是聂帅作出的重大贡献，是聂帅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包括为科研服务的工作人员，大家努力，一心一意地干所作出的贡献。

这对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个很大的振奋。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落后。封建社会也好，军阀统治时期也好，他们连年混战，中国到了最穷最弱，老百姓生活最苦的境地，说不上有什么国防。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摆脱贫穷落后，使经济发展起来，才有了强大的国防尖端技术，使国防强盛起来。聂帅领导我们搞科研，包括国防科研，发展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真是花了很大心血的。

第三，我们搞尖端技术，发展武器装备，搞民用科学技术，实现工农业现代化，走什么路子，执行什么样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在我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怎么做，才能加快速度，少花钱多办事?聂帅领导我们执行了一条很好的正确的路线。这就是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来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靠我们党领导和发动广大科技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也靠我们国防科研、国防工业以及各科研部门的党委领导，首先领导班子自己团结好，再去领导和发动群众。我们提倡大家苦干猛干，但方法要对，目标明确，然后大家团结协作，共同奋斗。聂帅过去常讲，院长、所长、科主任、室主任，就像战争年代的各级指挥员，就是组织指挥大家，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去争取胜利。聂帅在领导科技工作中，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总之，是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发扬群众的积极性，自力更生，大家共同协作。

第四，聂帅在科研系统建立了许多好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人员方面搞了技术指挥线。院长、所长等行政人员就是保障技术指挥线，抓工作落实。这是两条指挥线。另外各个院、所还有许多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些都在科研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聂帅在领导科学工作中的贡献，主要是这4个方面，当然其他方面还有许多贡献。

几十年来，聂帅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指挥作战，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国防、科技建设中，都体现出很强的组织指挥能力，工作周密细致。团结同志也很好，对下级很关心爱护，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关心，对人很和气。他对完成工作任务要求很严，完不成工作任务是要批评的，但不是乱批评，注意从实际出发，帮你进行分析处理问题。所以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受到他是一位非常好的领导人。

我对聂帅很尊敬，聂帅对我也很关心。每到他家去汇报请示工作，他都很热情，谈完工作，常留我吃饭，使人感动。特别是我到军委工作以后，他虽然退休了，但仍时刻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关心国际国内形势。过上几个月，他总要我到他家去谈谈。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很重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重视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保卫好国家安全，他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们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这么老的一位元帅，时刻关心国家、军队的大事，鼓励我们更好地工作，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刘振声：

江津是我们聂荣臻元帅的故乡，聂帅是我们江津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聂帅在江津、在故乡生活了20年，对故乡一片深情。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聂帅身居要职，日理万机，但是仍然十分关心我们家乡的建设，惦念着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l978年到l991年的这几年间，聂帅曾经几次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家乡的干部和群众，每一次见到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他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嘱托我们向家乡父老乡亲问候。

他谆谆教导我们的干部，他说：农业的问题，粮食的问题，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一定不能疏忽。因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他还经常给我们讲，一定要把江津的事情办好，同全国一样，要在家乡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公路的建设，其它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点也不能疏忽，一定要抓上去，其它各方面的事情也要搞好，不能使江津显得落后。

聂帅到了晚年，还十分关心我们江津长江公路大桥的建设问题。江津准备出一本画册，以便把江津的山水，风土人情，我们这里的特色，这里的土特产，向外界介绍推广。聂帅听了很高兴，欣然命笔题写了“江津是个好地方’’的题词，为画册增辉添彩。

另外，聂帅不光是大的方面关心江津的建设，从很小的事情也可以看出，聂帅对家乡关注的心情。比如说，以前江津直属四川的时候，他每天收听天气预报，特别关心四川的天气情况，总是担心，在粮食收获的时候气候好不好?粮食栽插的时候有没有雨水?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深深地感到聂帅对家乡的期望，对家乡的一片深情。

所以这几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江津人民没有辜负聂帅对家乡的厚望。现在，由聂帅题名的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已经在1997年建成通车，我们以主骨架公路改造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城市建设展现了新的风貌，我们的农业已连续十几年得到丰收，工业建设、旅游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我们领导班子建设也是日新月异，大家团结协调一致，决心在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领导下，发奋图强，我们一定能够同江津l45万父老乡亲一道，按聂帅生前的要求，把聂帅的故乡江津区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繁荣。

(这是原江津区委书记刘振声同志生前接受电视采访时的谈话摘要)

萧克：

[3]

张家口，是抗日大反攻以来我军攻占的唯一大城市，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李文、傅作义指挥强大兵力，分东西两面进攻张家口。在这种情况下，聂帅胸有成竹，实事求是地说：张家口能守住最好，实在守不住就要做放弃的准备。当时，军队地方都有些干部，舍不得放弃张家口，就此议论纷纷。为了统一思想，聂帅主持召开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会上讨论很热烈，我首先表示了同意聂帅放弃张家口的意见。党内的思想工作难做、有人战略眼光差，就事论事。我们不放弃平绥线，怎么能到平汉线上打击敌人的弱点呢?我和聂帅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当时，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是个正确的决策。

李常海：

       我是从1949年到聂帅那里做警卫参谋工作的，1950年就赶上抗美援朝。当时他任代理总参谋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他每天为志愿军的前方和后方工作忙碌。军委工作是由毛主席、周总理领导的，但具体事都是聂帅处理的，像各种消息的收集和电报往来，全由聂帅负责。当时他规定，全体解放军取消星期天，因此，全体解放军一年多没有过星期天。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那时感到特别紧张。但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却从来没有讲过累。实际上他是非常累的。比如，毛主席有时去香山住，有时在城里住，他的习惯是晚上工作。可聂帅主持军委El常工作，非常忙，但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不管什么时候，白天还是夜里，接到通知马上走，开会的地方还经常是特别远。有一次，聂帅正在洗澡，来电话通知开会，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好，身上还没有擦干净，就赶紧去毛主席那儿开会。毛主席那里开会，一般都开得很长，一直开到天亮。可聂帅白天还得再接着上班。有一回坐汽车回家，他在车上就睡着了，困的叫都叫不醒，我都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不止一次。看着他工作实在太累太累，看病都事先通知好大夫。他的牙不好，经常看牙，秘书通知医生，几点到几点，就这么一点时间，要抓紧时间治。

那时我对别人开玩笑说，我一天工作23小时，只有3顿饭，每顿20分钟是自己的，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他对我是太信任了，他去世后，我感到很内疚。因为我提出想上学，他就让我去上学了。上学完了，没上大学，等待分配工作，他又要我到他那儿工作。以后我离开他二三十年，我都退休了，就在他去世前，还想调我到他那儿，后来没有去成。我没有把他照顾好，因此，他去世后，我感到很内疚，我很难过，大病了一场。

抗美援朝时，在北京在全国都炒麦子当炒面，供给志愿军吃。美帝国主义飞机轰炸，汽车、火车开不了，东西运不了，怎么办?用小架子车推，就是聂帅出的主意。当时的后勤部长是杨立三，还有张令彬，专门做了手推的小架子车的样车给聂帅看。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问题，周总理和聂帅还专门出席后勤工作会议，在沈阳开的。

聂帅还经常过问志愿军前方领导的迎来送往，像接送彭德怀等等。彭总的爱人当时在西安，他专门派人把她接到北京来住，各方面都安排好。还有像陈赓、杨勇同志的家属等，也都是这样，都考虑得特别周到。他关心下级，尊重领导，尊重毛主席，尊重周总理。他每天一上班，先到作战部了解情况，看电报，然后办公，再到总理那里去汇报，必要的时候，还去向毛主席汇报。真是没黑天白日，那时哪有上班下班之分。我到工厂工作也不分上下班，有人说，老李啊，你怎么这么干法?那全是跟他学的。

聂帅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真值得学习。我在他身边工作，不敢有半点特殊的表示。有人以为在首长身边工作，那可了不起，跟下面要点什么东西还不容易。可实际上我没有要，也不敢，因为聂帅要求很严。

抗美援朝最紧张的时候，聂帅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只要电报一来，就办事。生活很艰苦，就两菜一汤，炊事员做什么就吃什么，不要求搞什么好吃的。

上班时，他特别忙，华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北京市市长，总参谋长。他星期四在华北局开会，星期一在北京军区半天，星期三到北京市政府。后来又抗美援朝，在特别紧张的时候，有一次他血压高，眼睛充血，后来就晕倒在办公室了。大家要送他去医院，他坚决不去，在家里休息休息，又上班了。他的工作劲头、工作精神使人敬佩。我在11所工作过，在707厂工作过，走到哪儿，哪儿受欢迎，别的同志离退休了，一般就不到工厂来了，我还经常来看看。为什么这样?我就是跟聂帅学习的。

李运昌：[4]

1925年，北方党的领袖李大钊送我到黄埔军校学习。到黄埔军校见到了聂荣臻同志，我当时很年轻，17岁，只与聂帅见个面，没有单独谈话。由政治部的组织科长杨其纲谈的话。以后我被分到政治科学习。l926年北伐，聂荣臻同志北伐去了，留在武汉党中央军委工作。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我留在广东潮梅海陆丰省农民协会办事处，跟彭湃在一起搞农军工作。

      1927年南方大革命失败后，我回北方作党的地下工作。聂帅进入中央苏区工作。从1926年起，就没有再跟聂帅见面，一直到抗战，1939年夏才重新见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聂帅领导下工作了l0年，从1938年到l948年，但见面机会少，1939年在晋察冀见过面。日本投降以后，l946年在张家口见过面，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是在领导关系上，他始终是我的直接领导人。

聂帅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当时在冀东十三军分区，以后是冀热辽军区任司令员兼政委，都是在聂帅直接领导下工作。聂帅在抗战的时候，对党和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平型关大战胜利以后，带着3000人的队伍到晋察冀的五台县，  创建根据地，可以说，聂帅是在敌后战场上，建设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位领导人。当时，毛主席对晋察冀评价很高，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是以阜平为中心的根据地。以后发展到河北省大部分，山西省大部分，及察哈尔、热河、辽宁省的边境地区，成为晋察冀热辽根据地，有2000多万人口。聂帅对创建晋察冀热辽根据地，费尽了大半生的心血，功绩很大。晋察冀位置重要，直接威胁北京、天津。是敌后的抗战堡垒，给日本人很大的打击，也培养了大批干部，组织了相当大的军队，最后，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都北京打下了基础。北京周围的地区，都是晋察冀的。

我跟聂帅的工作联系是从1938年开始的。“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中共北方局派我到冀东发动游击战争，配合出师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作战。当时北方局的书记是刘少奇，明确指示我，冀东发展游击战争意义很大，但是冀东是日本人统治了5年的地区，日本的伪组织建立起来了，有汉奸军队、汉奸政府，交通方便，离敌人大本营北京很近，扼守北宁铁路要道。冀东暴动，冀东游击战争，要想发展坚持，必须得到八路军的配合支持。根据北方局的决定，我交待了省委工作，回冀东后，积极准备了10个月，首先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接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机构，发展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1万5千人，扩大抗日游击小组，争取地方保卫团。从1937年10月到l938年7月准备好了，当时党中央给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一个任务，要组织部队，挺进冀东，支援冀东暴动。

1938年2月9日，毛主席又给晋察冀军区下了一个指示，要聂帅组织部队，配合冀东暴动。聂帅决定，由邓华同志从一分区调了一部分队伍，先开辟平西，作为挺进冀东的前进基地。邓华坚决执行了这个任务，很快开辟了平西游击根据地，到4月中央军委又下命令，调了一二0师的雁北支队，即宋时轮支队到了平西，跟邓华支队合起来共计5个团、两个独立营共5000人，成立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当司令员，邓华当政治委员。他们集合在一起以后，聂帅要他们趁华北敌人空虚的时候，挺进冀东。他们的部队是在乎西斋堂汇合的01938年6月8日从平西出发，邓华率领十一支队，宋时轮率领十二支队，分两路挺进冀东。他们的部队沿路打下了延庆、四海、昌平，7月打进了兴隆，还在东沙峪打了大胜仗，消灭日军100多人。

我们发动冀东暴动的日期原定是7月16日，由于敌人已发觉我们要暴动，而且八路军也已经提前来到冀东，我们立即决定暴动提前l0天举行，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时候举行，各地接到通知，丰润、滦县、乐亭、昌黎、蓟县、遵化、迁安等地有准备的13处地方于7月6日同时起义。滦县、丰润、迁安等有7个县先动起来，以后波及到20多个县，整个冀东都起来。我们党领导的部队叫冀东抗日联军。我们起义很顺利，当时日本军队正进攻武汉，后方兵力空虚。我们到处都起义，还在滦县、遵化打了两次胜仗，军威大振，各县敌人不敢动了。从抚宁到通县，从乐亭沿海边到都山到雾灵山，各地都暴动起来了。当时约有20万人参加了暴动。开滦煤矿的工人，也有7000多人参加暴动。

这时候，宋时轮和邓华带着部队进关了，他们打下了平谷县，又在暴动部队配合下，打开了蓟县。迁安暴动部队也占领玉田、卢龙、乐亭、宝坻几个县城。8月中旬，八路军主力部队到了遵化的铁厂，跟抗日联军会师。会师以后，当时统计了一下，我们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有7万人，成立40多个总队、大队，其中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及起义的地方伪军、伪警察，还有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七路军、九路军1万多人，绿林英雄杨三及其他抗日部队也约有l万多人，全部武装的抗日部队共约有10万人。7、8、9三个月，整个冀东是抗日军民的天下，把农村的伪组织都摧毁了，还建立了十多个抗日的县政府。冀东暴动，切断了北宁铁路，半月不能通车，当时震撼平津，轰动全国，轰动世界，直接配合了全国抗战，3个月起来20万人暴动，在历史是上很少见的。

聂帅交给宋时轮、邓华的任务是，创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但这个地方是"满洲国"管的地方，伪组织早建立了电话线，公路都修好了，日本人驻了很多军队，山区根据地也没建起来，我军站不住脚。宋时轮又提出到都山建立根据地，结果因敌人防护很严，进不去。过去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两万多人在那一带，被敌人打垮了。要在雾灵山、都山这两个地方建立根据地，都站不住脚。宋时轮有点动摇了。他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没有经验，不想在平原建立根据地，他想把队伍都撤回平西去。因为青纱账倒了以后，日本人会大"扫荡"，暴动的部队人虽然多，但没有战斗力，组织不严密，政治上也不完全可靠。

当时聂帅交代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就指出要经过艰苦斗争。因日本人在那里搞了很久，不是一下子能建好的，要经过艰苦斗争，这里的山区很好，东西有上千里的燕山山脉，冀东平原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农民有斗争经验，经过艰苦斗争能建立根据地。但在1938年暴动起来3个月以后，由于武汉被日本占领了，敌人要调回华北。宋时轮同志他们听到这个情报，认为秋后不好坚持，就提议，把队伍撤回平西去，整训以后，明年再打回来。他先跟邓华商量，邓华同意了，但即说要报中央和军委同意才能走。

他们有了这个想法，开始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以后，我跟胡锡奎同志去迁安县的新庄子村见了邓华。我们说：大暴动这么大的好局面，可以建立根据地，不一定到平西山区去，冀东的丰润、玉田、迁安、遵化、蓟县，是半山地和平原，可以建立根据地，群众条件好，我们不同意撤退。当时邓华同意我们的意见，马上就打电报给宋时轮。当时宋时轮已把部队开到蓟县去了。邓华的意思，在冀东坚持建立根据地，就要宋时轮把部队带回来，再打电报时，宋时轮已经过了潮白河，到平北去了。他们两的意见不一致了。宋时轮说，我们的决心已经定了，决定撤回去，整训以后，明年再打回来。邓华的意见要等中央批准，宋时轮没等中央批准，带着主力部队离开冀东了。邓华只剩了一个团，他认为自己只有一个团，坚持冀东困难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来了。按照原来北方局给他的任务是冀东暴动以后，河北省委即进入冀东，领导地方党政工作。邓华就对马辉之说，把队伍撤回去整训以后，明年再打回来。马辉之自己没主意，没有搞过根据地，听了邓华的意见，就按照八路军四纵队党委的意见，召开了一次九间房会议，我参加了，还有胡锡奎及杨十三、周文彬、高志远等及其他同志参加。会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决定总撤退。八路军的主力全撤走，抗日联军的主要部队也都带走，各县的县长也带走，只留陈群、包森带八路军两个各有百人的小支队坚持冀东，来了一个总撤退。这时是10月，而天气已冷了。

河北省委与宋、邓报告中央军委、北方局、晋察冀军区以后，聂帅、北方局均不同意，说你们经过斗争，可以建立根据地，不要撤回来。中央也来电报，说不要撤回，冀东这个局面很好，应坚持下去创造根据地，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撤退。

   当初我们暴动以后，由中共冀热边特别委员会发了个电报，给朱老总和彭副司令转全国，并转蒋介石，报告我们国共两党合作举行暴动胜利了，中央还来了贺电。大意是，中央和北方局以十万分的高兴，祝贺冀东暴动的胜利及与八路军会合。电文写得很好，给我们很大鼓舞，要我们坚持斗争，巩固部队，把汉奸特务伪组织肃清，建设中国人民政权。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晋察冀军区都不同意撤退。最后，由邓华和马辉之给中央和北方局发了电报，说我们坚持不了，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实际上日本人当时还没有进攻，只有进攻的意图，而且调到冀东的兵力也不多。

八路军主力带着抗日联军撤走，物资方面没有准备好，思想方面也没准备好，干部也没有落实好，匆匆忙忙的走，摆了个一字长蛇阵，经过山区，蓟县、密云然后到平北、过潮白河，这沿路一走就坏了，行动意图被敌人看出来了，敌人就逐节阻截、袭击。当时是秋后10月，已经天冷了。战士都穿着单衣，棉衣没有做起来，沿路吃的粮食没有准备，从遵化一直到潮白河，几万人摆在那个地方，很困难，走不动，也走不快，光挨打，在蓟县两次挨打，牺牲了两个副司令陈宇寰和洪凌阁，他们带的一万人就垮了。过了潮白河，又一个卡子，敌人堵截，抗联又牺牲了两个总队的干部，曾声远和吴绍舟，还有一大批战士。部队损失后，有些战士跑回来，带着失败情绪，把前进的部队都影响了。从遵化到潮白河200华里，我军几万人。我是在第三梯队殿后的，在潮白河以东，密云县的瓦罐头水峪打了一天恶仗，伤亡600多人。

对这次撤退，l940年，聂帅开会做了结论，冀东暴动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没能巩固起来，最后不但军队受到损失，特别是地方武装大部分损失了，教训很深刻。在暴动队伍撤的时候，聂荣臻同志曾经打过电报，说不要撤，要经过艰苦斗争，建设根据地，结果没有按聂帅的意思办，又没按中央的指示办，队伍撤回去了，受到很大的损失。四纵老部队的骨干减少了，增加了新成份，抗日联军5万人里，只过去了l200人。剩下的人是我带的部队，在密云打了一仗，伤亡600人，当天不能前进了，在平谷樊各庄召开了一次会，大家研究怎么办，最后决定返回冀东，建立冀热辽根据地，为收复热河，收复东北，准备一个前进基地。

1939年夏季，我到军区开过一次会，这次会是聂帅、彭真共同主持的，地址在军城，晋察冀军区军政委员会和北方分局一起召开的。到会的有萧克、马辉之、邓华，李运昌、杜伯华，还有孙毅、王震、程子华等。那次会议，按原计划是研究成立冀察热区党委和挺进军后，第二次挺进冀东，搞第二次冀东暴动。中央军委的意见是，现在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不要再出冀东了，要准备秋后敌人大"扫荡"，巩固现有根据地，冀东也不要搞第二次暴动了，以现有的力量为基础，发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大家同意军委的意见。于是把原来冀东的一切部队，抗日联军、八路军统统合编成一个十三支队，统一领导冀东游击战争。我开完会回冀东来，传达了军城会议精神，重新组织冀东游击战争，冀东群众的抗日高潮又逐渐发动起来，在此后，打过许多胜仗。到l940年由冀东游击根据地逐步发展成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l9块解放区之一。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延安总部连发几道命令，其中[2]号命令，令冀热辽部队由冀东热河现地出发，挺进辽宁、吉林，配合苏军作战。聂帅从延安发来电报，要我带5个团立即挺进东北。日本宣布投降后，毛主席8月9日写了一个社论，号召对日大反攻。在这个情况下，我们8月13日，召开会议决定，调冀热辽老部队8个团、两个支队，13000多人，还有4个地委书记，2500地方干部，分3路出关东北。东路十六军分区4000入到山海关经锦州到辽宁、吉林，西路十四军分区和中路十五军分区部队出长城各口到热河，共有5000人。8月底，苏军已经进入热河。

我们8月17日出关的部队先与苏军在承德、平泉会合了，把热河全部解放了。东路曾克林的军队，在前所与苏军会师后，于8月30日打下山海关。山海关有火车，9月3日，部队坐着火车到锦州，在锦州住了3天，9月5日就到了沈阳。我们的任务是配合苏军作战，当时苏军已经到沈阳了。但他只占了大城市、交通干线，小城市、次要铁路线他没有占，伪军伪组他不管。

我们的先遣部队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9月5日到沈阳时，苏军没有得到通知，我们也没法通知他们，他们不让我军下车，问：你们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军队，谁让你们来的?我们说：是中共中央命令来的，有8月11日[2]号文件，我们是冀热辽军区的。经过交涉，他们允许我们下车了。那时我们进沈阳的只有一个团2000多人，军容很整齐，在马路上一走，老百姓有好几十万人围着看，说祖国的军队来了。沈阳老百姓很久没有看到中国军队了。日本人占领了十几年。群众跟着我们军队一起走。苏军一看，老百姓这么欢迎，就让我们住在东陵附近的一个院子里。第二天，苏军驻沈阳的高级指挥官、坦克第六军团的司令和各兵种的将军接见了曾克林、唐凯，表示道歉说，你们来了，我们不知道，没有迎接你们，还把你们困在车上一些时间，现在得到莫斯科通知，你们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同志，我们欢迎你们来。但是我们有困难，你们是共产党的八路军，需要改名字，把军队番号改成人民自治军，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我们就可以下个通知，你们军队到哪儿都可以不受限制。我们表示同意了。中央原来给我们发电报，到了东北，如果苏军不同意我们的行动，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次改成东北自治军，曾克林当了沈阳卫戍区司令，我们就有权解决问题了。

但是苏军抢占东北后，毛主席当时已经到重庆谈判去了，苏军的代表拿着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朱总司令的照会，要曾克林同志陪他们一同到延安见朱老总，要朱老总下命令，把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都调出来。朱老总说，那不行，1938年我们就去热河了，建立了根据地，别处我们不管，热河、锦州是我们的根据地，冀热辽根据地，这个地方应该交给我们，不应该交给国民党。苏军同意了。

曾克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冀热辽部队进入东北的情况，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听了曾克林汇报，作出重大决定，大力争取东北。第二天，9月16日就让以彭真为书记、东北局成员到东北来开展工作。同时给毛主席发电报请示，改变战略方针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原预备开到两湖、两广的八路军部队都调到东北来，同时从山东调6万军队，从新四军调几万军队到东北。9月16日曾克林即陪同东北局领导同志坐着飞机，就从延安返回来了。他们的飞机出了故障，在山海关降落，然后坐着火车于l8日到沈阳。此时，我14日即到了沈阳，正好迎接东北局同志。当时苏军对我们态度很好，但他们说，你们来以后，国民党抗议，美国人反对，因此只将锦州、热河地方交给八路军接管，长春、大连、沈阳你们要撤出去。

第二天东北局开干部会。彭真、陈云把中央的方针说了，我们先到东北，我们有主动权，我们应该布置占领山海关、营口、葫芦岛这些地方，阻止国民党军队来。伪军伪组织都不要承认。会后，10月中旬我到了锦州，接管了锦州，苏军撤退。程子华同志到了承德，他ll月接管承德。苏军正式把锦州和热河交给我们了。这样，我们放开手了，迎接中央决定调来东北的2万多干部，军队10万人，分水、陆两路来。

晋察冀的军队作为先遣队先到东北，这关系很大，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准备了后勤基地。紧接着聂帅又派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由萧克同志、罗瑞卿同志带着进热河，辖赵尔陆纵队、詹才芳纵队、黄寿发纵队，还有一个杨苏纵队(杨得志、苏振华)。作为争取东北，完全控制热河的一个部署。

在争取东北的问题上，聂荣臻同志在全国全党来说是首先第一个派出晋察冀部队的。第一批是我带领的部队，l3000人，第二批是黄寿发带领的部队，还有沙克带领的一个团，第三批是萧克副司令带领的野战军，这是开始争取东北的时候。在辽沈战役打仗的时候，聂荣臻司令员又派了第十九兵团(杨罗耿兵团)，到冀东、热河，牵制住傅作义的军队，配合东北作战。这是1948年了。在争取东北的问题上，聂帅是花了很大力量的，晋察冀几乎用了全部力量来配合东北作战。

东北这个地方关系很重大，不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关系中国革命的问题。谁先拿下了东北，谁就取得了先机之利。我们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和晋察冀的干部，这方面是做了很大努力的。特别是当国民党发动内战，l946年8月，占领了承德，1946年10月占领了张家口以后，聂荣臻司令员当即决定，为了大局，为配合东北作战，争取中国革命早点胜利，主动提出，把冀察热辽军区划归东北领导，这是关键时刻，当时冀察热辽军区有20多万人的军队，3个省军区，14个军分区，包括热河、平北、察哈尔及人口众多又富庶的冀东地区，主动交给东北。这地方到l948年光军队有33万人，野战军20万，3个纵队，8个独立师，还有大批地方干部。聂帅顾全大局，把晋察冀领导的地区和干部、军队全划归东北，便于直接配合。同时，还派晋察冀直接领导的第十九兵团支援东北，牵制傅作义的部队不能出关。这对提前完全解放东北缩短中国革命胜利进程，起了很大作用。

杨成武：

聂老总活了90多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70年，不容易呀!要把纪念他百年诞辰的活动搞好，这对我们今天的同志来继承与发扬我们党、我们军队留下来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是很好的机会。

我自中央苏区起，就在聂老总的领导下工作、战斗。在长征路上，聂老总是红一军团政委，我任他属下的红四团政委，在聂老总的指挥下，我们团抢关夺隘，为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聂老总在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聂老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是他领导下的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在聂老总的指挥下，我在前线指挥了黄土岭战斗，就是在那次战斗中击毙了敌酋阿部规秀中将，这在中国抗战史上是第一次，使敌人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在解放战争时期，聂老总先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二政委。在聂老总的指挥下，我们晋察冀野战军先后取得了正太、青沧、保北、清风店、石家庄等一系列战役的重大胜利。以后，聂老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我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在聂老总的指挥下，我们第三兵团在东北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上，适时地攻占了张家口，为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接替聂老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以后任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还是在聂老总的领导下工作。我在聂帅的领导下工作、战斗了60年哪!

(杨成武同志的夫人赵志珍同志此时插话说："成武同志在得知聂帅逝世的噩耗时，他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哭了好几次。他们是在几十年的生死战斗中建立的深厚感情啊!")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野心毕露，加紧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全国人民在极大的悲痛中忧虑着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9月21日，我去探望聂帅时，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及其倒行逆施，当谈到军队面临的严峻形势时，聂帅让我立即到叶剑英老帅那里去，转告他的意见："'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因为聂帅深知"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会议上经常耍赖，蛮不讲理。所以，他说："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我很快赶到叶帅那里，转达了聂帅的意见。叶帅听了聂帅的意见后，又让我去转告聂帅，他也有同感，聂帅想的和他想的是一样的。我离开叶帅那里后，他立即搬了家，以防万一。10月5日，叶帅让我转告聂帅，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1976年10月6日，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聂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右铭：

我是l963年开始搞海军装备的，原来在快艇支队当支队长，那时候，跟聂总有所接触。聂总对海军装备非常关心，了解的情况也多，管理也很细，一些大的项目他都具体过问。

       开始仿制苏联的鱼雷快艇、导弹快艇、潜艇和鱼雷、导弹等武器装备时，聂总多次听取汇报，作出决策："先仿制两艇一雷，后仿制两艇一弹"。开始自行研制第一代核潜艇和其他几型主要舰艇时，其战术技术任务书，他都听取汇报，同有关领导研究，统一认识，并经他批准才上报中央军委、中央专委审批。

第一代核潜艇方案设计审查时，对线型等重大问题认识不一致。他得到报告后及时听取汇报，同有关领导一起研究，很快就定下来了。参加核潜艇研制的单位多，新研制的项目多、技术复杂，急需加强协调抓总工作，经他批准提请中央军委l03次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国防科委成立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并任命我为办公室主任。l967年初，由于"文化大革命"，许多单位的研制工作无法开展时，聂总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大会上讲话作动员；他批准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特别公函"。如果没有上述措施，当时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很难全面开展起来的。

"潜地导弹是战略武器，是核潜艇主要配套项目，在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时，聂总就指示七机部要抓紧潜地导弹的研制。对潜地导弹远程试验落点选择看法很不一致。聂总及时召开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汇报说：如选在陆地，导弹要经过某某城市上空，万一发生事故不安全；如选在太平洋，则要新研制远洋测量船、打捞救生船、科学考察船等几型远洋船，要花很多钱，试验时还派战斗舰艇护航。聂总经与大家商量后毅然决定选择在太平洋，并同意新研制几型远洋船。

反潜鱼雷是反潜的主要武器，聂总也亲自过问。他大概找了好几个同志调查，可能都说得不是很准。他就打电话让我去。去了以后，就让我跟他坐在一起，简直不像上下级关系，就是很随便。他坐在轮椅上面，把轮椅推到沙发跟前，挨着我，一项一项的问，每一项我都作了回答。然后他指示我说，鱼雷研制要抓紧，没有鱼雷，核潜艇就是空的。后来非要我跟他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又谈。

聂老总管海军装备，他不了解的都问，在作决策之前，他一般都要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然后听取汇报，很快作出决策，不是像过去长期的议而不决，他很快就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很大分歧。只要把情况跟他汇报清楚，有哪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办公室的意见是什么，他很快就定下来。他有些情况不了解，就打电话把我找去，找到他家里去，就一项一项的问清楚了，然后才作出决策。在作决定之前，除了调查研究之外，可以说是民主决策，很民主，很听取技术人员和办公室同志的意见，从不随便乱拍板，有时候他讲，我不了解情况，我也不懂，就靠你们，你们要给我讲实话，然后我作决定，错了我负责任。我们说，那不行，不能要你负责，我们汇报情况不清楚，我们没有搞出来，我们搞错了，我们负责。他说，那不行，我是领导，所以在他领导之下工作，大家心情都很舒畅，什么不同的意见都敢跟他讲。

我写的书里头，回忆录里头，差不多把这个情况都讲了。聂老总很平易近人。那些技术干部开始见了有些紧张，但过不一会，聂老总说说笑笑，很快大家就不紧张了，什么意见都敢说。我在写的回忆录里边，总结海军装备的发展，如果没有聂老总的具体指导，没有周总理的关心领导，叶剑英同志的关心领导，要取得那样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聂老总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就是怕技术人员害怕，有顾虑。

我跟总理汇报的时候，想着这个问题，讲了几种可能：一种是完全成功；一种是基本成功，问题还不少，需要改进；还有一种就要爆炸，出问题。当时我们经过研究调查，认为爆炸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搞成功的可能性，什么问题都没有，这可能性也不大，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基本成功，问题不少，需要改进。总理讲了一段话，总理讲：只要你们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即使出了问题，即使爆炸了，总结经验再干。聂老总觉得总理的话对，他说：陈右铭你告诉技术人员，见了他们就讲，不要怕，搞科研，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得很快，也可能成功得很慢。你们说的5年、6年、8年搞出来，我看不一定，搞得好，就可能快一点，搞得不好，就可能慢一点，告诉大家，大胆干，失败了再来，总是可以搞出来的。第二次又讲，毛主席也都讲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你都给他们宣传了吧。我说：所有会议上都讲，另外，我说：写的那个建议里面都写了。他说：那就很好。

另外在核潜艇和驱逐舰搞出来以后，拍了电影，请中央的领导同志看，小平同志那时是刚出来工作，聂老总也看，看了以后，叶剑英同志讲：现在搞成功了，核潜艇搞成功了，人民感谢你们。他们都出来走了。聂老总专门过来，接见我，把我拉到他跟前说，唉呀，你们现在搞成功了，再好好地改进，现在有我们自己的核潜艇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有的同志都流泪了。他们说聂老总啊，他看搞成功以后，就把功劳、成绩都归于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归于周总理的领导。

聂老总逝世以后，搞两弹、搞核潜艇的、搞七一八工程的，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我写的诗，是真实的感情。没有聂老总、周总理、叶剑英同志，核潜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不可能搞成。你们想一想，那样困难，武斗那么样厉害，要没有总理、没有聂老总、没有叶剑英同志他们领导，亲自抓，我们去搞呀，怎么行?我走到哪里都要说搞核潜艇是毛主席批准的，周总理领导的，聂老总亲自抓的，大家就都干，搞核潜艇，两派都搞，"文化大革命"吵起来，大家都吵架，吵归吵，干归干。所以没有总理、聂老总、叶剑英同志，后来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后，他抓改进，抓质量，那海军装备不可能搞这么好，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可能搞成。

聂总逝世后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聂帅与核潜艇"，并发表在《海军装备》上。在他逝世一周年和百年诞辰我写了两首缅怀的词，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缅怀聂荣臻元帅

鹧鸪天

统帅雄师漫卷东，驱倭扫伪气吞虹。

战功卓著标青史，晋冀扎根遍地红。

原子弹，爆声隆。核潜机舰树雄风。

卫星两弹腾飞起，领导科研汗马功。

纪念聂荣臻元帅百年诞辰

鹧鸪天

开国元戎壮志宏，裕民兴国立勋功。

胸怀坦荡照星月，千秋青史贯彩虹。

威望重，德声洪。科研业绩树雄风。

清风两袖人钦仰，廉政声波震九重。

研制核潜艇是聂总召集有关领导研究，在统一了认识后以他的名义上报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周总理指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退聂办。小平同志当即批示：拟同意，主席、彭总请阅后退聂，并在下水日期处加批"好事"两字。后来，他出来工作以后，又具体地管。可以说，海军装备，关心最多，具体指导最多，就是聂老总、周总理、叶帅、小平同志。这就是我跟你们介绍的简单情况。你们想要了解详细情况，请看我写的《回顾与思考》那本书。

张珍：[5]

敬爱的聂荣臻元帅离开我们5年了。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每每回忆起聂帅的音容笑貌，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他领导我们发展军事化学工业的那些日日夜夜。

平型关大捷后，聂荣臻同志亲自率领部队到敌后的晋察冀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七八万人。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发展解放区的军事化学工业(现代化炸药、子弹等)，聂帅和当时冀中军区的领导派我到平、津、保去发动和号召进步的知识分子到冀中来参加革命。通过努力，我很快建立起了从平、津、保到冀中的秘密地下通道，使清华、北大、燕京、辅仁等高等院校的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得以进入根据地。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荪教授特意派来了熊大正、张方、李广信等化学化工方面的高材生。他们到根据地后，很快将军事化工的生产开展起来了。

为了建立长期的抗日根据地，聂帅认为，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队伍的同时，应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发展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保证根据地的供应。当时，我只不过是冀中军区七分区的参谋长，但聂帅却对我的情况相当了解。1939年聂帅亲自找我谈话。他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到晋察冀边区政府任工矿局长，把各县的煤矿建起来，把各县的工业搞起来。只要把民兵需要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生产出来，我们敌后的根据地就可以长期坚持下去。他还说，打仗老红军比你内行，你是搞科学的，还是搞工业好。你到工矿局后，要协助工业部(即军工部)先把炸药厂搞起来。有了炸药厂，就可以生产子弹、炮弹了。聂帅的这番话使我很振奋。没有想到聂帅对我是如此地了解，并把我放在能发挥长处的地方。50多年过去了，当年聂帅和我谈话时的语气、声调及那洪亮而浓重的四川口音还时常回响在我耳边。

工矿局成立后，建立了3个煤矿、一个纺织厂、几个造纸厂、以及毛皮厂、制革厂、造瓷厂、玻璃厂、植物油厂、肥皂厂，还建了一个专门制造农具、手榴弹、地雷等的中型机械厂。

1942年，聂帅又指示我说：为了发挥军工战士的力量，工矿局的工厂，除纺织厂、造纸厂、煤矿外，其余工厂你全部带到工业部去。你任工业部副部长，专管军工，特别是军事化工的科研和生产。当时，工业部的部长是刘再生，政委是杨成同志，我做他们的助手。在敌后发展军事化学工业条件相当艰苦，但我们的工人和从平、津等地来的技术人员却克服重重困难，把根据地的军事化学工业发展起来了。如硫酸生产采用的岗塔法完全是手工操作，但产量已达到日产几百公斤。他们采用的方法虽然是土法(无耐酸的不锈钢，也无电力和机械)但很科学(以瓷代替耐酸的铅和不锈钢)，这是知识分子和解放区人民的伟大创举。

有了硫酸就有了硝酸，有了硝化棉、硝酸甘油，也就有了发射药，有了烈性炸药。从1943年到l945年间，工业部的化学厂将农民送来的用作肥料的硫酸铵，同冀中运来的火硝、硝酸钠(钾)进行处理后，生产出炸药的原料一硝铵，再加上细谷糠和少量的硝酸甘油，就成了制造炮弹、地雷、手榴弹的高级炸药。其威力仅次于TNT，但制造成本却低得多。在此基础上，我们于1944年试制出了一种新式武器一"飞雷"。这种武器可以将一公斤烈性炸药带出l30米至l50米，炸毁敌人的堡垒。它的威力连美国的军事观察组也赞不绝口，甚至说我们的"飞雷"与他们的"火箭"不相上下。这些成就如果没有聂帅的领导和大力支持是不可能取得的。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负责国防科技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日夜操劳，组织研制成功了导弹、原子弹，为我国尖端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五"后期，我任化工部副部长。有一次，聂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过去，我们军工生产的常规武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后，在把常规武器的生产推向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发展尖端武器。这样，我们才会有强大的国防，才能维护世界和平。现在，二、三、四、五、六、七机部等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二机部(核工业)已发现了铀矿，并准备开采和提炼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酸碱及其他化工原料成百上千种，你们化工部要保证供应。各部正在研究火箭、远程导弹，还有卫星，这些需要固体燃料、液氢和高浓度过氧化氢等化工产品，化工部必须早做安排，提前生产。用于提取原铀的化工品要首先保证。重水、液氢也希望能在1960年到l965年试制出来，并将建厂的规模和地点都安排好，供中央考虑。

根据聂帅的这一指示，化工部很快行动起来。我们将试制任务下达到大连化工厂、吉林化工厂和沈阳研究院。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我们在1963年底就试制出了重水的成品。当我们把样品送给聂帅后，他高兴地说：你们提前完成了任务，向科学工作者祝贺。有了重水，我国很快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提前实现了尖端国防的建设目标。使"中国十年、二十年不会拥有原子弹"的狂言不攻自破。

回顾我国化工、军工的建设历程，看看我国化工、军工取得的可喜成果，我们怎能忘记聂荣臻同志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本文曾刊于1997年5月16日《中国化工报》)

张衍：

聂帅重视国防科技院校建设，重视培养人才。国防现代化、军队现代化是我军建设的重要课题。聂帅对国防现代化的建设有过突出的贡献。他认为，实现国防现代化，首先要有国防现代化的人才，要培养自己的高等军事工程技术人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就是根据聂帅的意见组建的。下面我讲讲有关的情况：

一、 聂帅与军事工程学院

为了加强国防现代化的建设，聂帅于l952年3月18日给毛主席写了《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明确提出"我军现代化的建设，不能长期依赖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着手。"因此，必须尽快办一所培养全军包括各军兵种在内的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这份报告上送经周总理、朱德同志阅后，l952年3月26日得到毛主席批准，并且批示与陈赓同志商定，随后决定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负责筹建工作。

不久，军委又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为基础，组建军事工程学院，校址选定在哈尔滨，所以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

1952年冬，军委召开全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直属院校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我代表哈军工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了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问题。

彭总在这次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彭总在讲话中指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是现代化……o他指出："关于革命化的建设，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就重视革命化的建设。革命化是我军的优势，现在要继续发扬。"关于正规化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现在又打退了美帝国主义，你能说我们不正规?但我们正规化还不完备，没有实行军衔制、兵役制，部队的供应还是战争时的供给制，所以正规化还要完备。"关于军队现代化，彭总说："这是我军的薄弱环节，我军的装备和设备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我们没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装备，所以实行现代化这是我们建设的重点，应引起全党全军的重视。"

聂帅在讲话中指出：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而培养人才要靠学校，同时讲了创建军事工程学院的重要意义。休息时，我见到聂帅并作自我介绍，我说："办这样的大学，我们没有一点经验o"聂帅亲切地给我以鼓励，并说："我们许多问题都缺乏经验，关键在于学习。

"办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并非易事，我们当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由于中央军委和全军的支持，学院的筹建工作迅速展开，从l952年9月哈军工筹委会成立到1953年9月1日举行建院开学典礼，仅用了1年时间，就正式进行教学，到1955年就基本建成了。

1955年冬，钱学森到哈军工去参观，看了以后，他说："军事工程学院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建成这样完备的规模，这在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国外，这是不可能的。"

军事工程学院的历史有两个黄金时期：

1952年一l957年这是哈军工高速发展时期。1952年开始筹备，l953年就正式开学进行教学，在陈赓同志的领导下，强调以教学为中心，提倡尊师重教，团结五湖四海，向苏联学习，向教授学习，向文化进军，向科技进军，全校教职员工掀起一股学习热潮，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各种工作都保证了教学计划按期完成。1957年哈军工第一期学员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国防建设岗位。这就是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期虽然也搞过政治运动，但是不多。

1957年一l961年政治运动不断，哈军工的教学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1957年5月黄克诚同志视察哈军工，当时正值我党发动"大鸣大放"期间，对哈军工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尤其是对政治工作，黄老在常委会上批评说："张衍同志，政治工作是怎么搞的，人家提了许多意见。"我说："主要是肃反运动，受审查的人意见多。"黄老说："你搞那些政治运动干什么?"我说："不是我想搞政治运动，是上面的指示啊!"黄老说："上面指示是全党全军的，你们学校可以不搞!"

黄老检查哈军工，工作尚未结束，中央反右的指示下达了。黄老在仓促间向团以上干部作了题为《两老(老干部、老教师)团结，办好学院》的报告，离开了哈军工。而哈军工的反右运动，在上级的督促下展开了。

反右运动以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党内反右补课"、"反教条主义"、"交心运动"、"红专辩论"、"反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军委扩大会议(林彪主持的)、"开展五好、四好运动"，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教学改革等等。

哈军工党委面对这么多的运动，经过研究、提出教学与政治运动两不误，或进行背靠背的斗争。然而"两不误"不能不误，人员不能不受到伤害，教学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1961年一l964年是哈军工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196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后，聂帅即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纠正科技战线上"左"的错误倾向。随后，国家科委又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和聂帅《关于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的讲话》。此外，聂帅还特别要求："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计划中，各专业授课的总时数，必须高于清华大学工科的总时数"。他指出"军事工程学院是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毕业生在科技上一定要精，不能文不文、武不武!高科技学不精，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接到上述文件和批示后，哈军工党委认为这些指示很适合哈军工情况，故立即开会学习研究，党委决定从1961年11月起，接连召开党的教学工作会议和教学代表会议，全面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教学工作的失误和教训，制订了《军事工程学院教学工作暂行条例》。重新强调以教学为中心，修订教育计划，调整教学时间，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切实保证教学计划的胜利完成，对招生办也进行了改革，拨正了教学工作的方向。这些都是根据聂帅向中央的报告精神制订的，结果形成了哈军工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1964年对全军院校工作大检查，7月检查了军事工程学院，结果写了一个对哈军工的调查报告。l964年9一l0月中央军委在长沙召开了全军第10次院校会议，会上印发了5个院校的调查报告，其中军事工程学院为全军的4个落后典型之一，其主要问题是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突出阶级斗争。而全军先进院校只有一所。当时，被称为4比10会议分9月和lo月两期进行，我是10月参加会议的，看了会议印发的关于哈军工的调查报告，认为与事实不符，向会议领导提出了意见，结果会议延长一天，集中批判哈军工的错误。会议结束后，责令哈军工以院常委为重点，发动群众进行整风。这样从l964年12月到l965年6月，在上级派的工作组督导下，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整风，从而使1961～1964形成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又蒙上了一层厚重的尘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哈军工成为重灾区。

二、 关心学校，爱护干部

院校整风刚刚结束，接到命令调我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任政委。西军电也是十次院校会议列为4个落后单位之一，这对我形成很大的压力，我是哈军工的干部，以一个落后单位的干部去整顿另一个落后单位，能整顿好吗?这时哈军工已划归国防科委领导，故向科委请求另换一个单位。领导向我解释："现在科委管辖11所国防院校，聂帅决心要把国防教育办好，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西军电对国防建设很重要，但几次整顿都未整好，现在派你去希望能打个翻身仗。""国防科委选了半年，认为你行，所以决定你去。"这次谈话使我的思想压力更大了，于是鼓鼓勇气找聂帅谈谈。聂帅接见了我，我向他简要汇报了我的思想，并提出我的希望。聂帅说："西军电我比较了解，这个学校历史较久，又是个重点院校，这几年出了点问题，一定要把她整好。"又说："决定你去是经过选择的，认为你能够担起这个担子，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应该增强信心。"聂帅语重心长，我只好服从命令。

1965年底我到西军电工作，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定为"三反份子"、"西军电头号走资、"反动权威"和"阶级异己份子"，被打倒了。聂帅得知这种情况后，传话给西军电说："张衍在政治上是可以依赖的，应该让他工作。"这短短的两句话，对我这个受到极大的冤屈，遭受残酷打击的干部，感觉无限温暖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后来了解，聂帅由于为我说公道话而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这又使我内心非常不安。

一个干部在最困难时期，能得到领导的关怀和保护，这是最宝贵的。永远难忘!

张劲夫：

1956年春季，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李富春同志负责，陈毅同志也参加。不久，陈总调去当外交部长，就由聂总负责管科学院。开始搞中国的长远科学规划。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会上，毛主席提出：要"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搞科学规划，就按这个精神来进行。为落实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就在北京西郊宾馆集中了600多位科学技术专家制订科学规划。中国科学院当时有学部委员l00多人参加了这项工作。因为搞规划的人是陆续来的，经常有200来人，最多的时候有600多人。

周总理提出，中国科学院要成为科学界的火车头。l956年中央决定，调我到中国科学院当副院长、党组书记，院长是郭沫若同志。我到中国科学院不久，周总理要我抓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因此，国务院任命我为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

我去时，制订科学规划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当时有个以范长江同志为首的l0人小组在抓这件事。那时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周总理决定，邀请l5位苏联科学院的院士来帮助我们搞科学规划。聂总是领导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有什么事，我们就向他请示。有些重大的问题，我们还要向周总理汇报请示。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制订出了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规划纲要，共有57项任务。这57项任务中，有56项是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叫任务带学科；有l项是基础科学，如物理、数学、生物、化学、地学等。这个规划上报后，国务院批准了。

科学家们对这个规划有意见，认为任务带学科的项目太多，基础科学项目太少，建议在科学规划中适当增加基础科学的分量。经报告周总理同意，我们留下一部分科学家，搞了个学科方面的补充规划。

有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我们就有了奋斗目标。

科学规划搞完后，聂总对我说：劲夫啊，周总理要你抓，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几项紧急措施，不能慢慢吞吞的。遵照聂总的指示，我找科学家们研究．当时确定了4项紧急措施。第一是电子学，那时我们国家这方面很弱，有点人，人很少，工作薄弱，迫切需要加强。第二是半导体，那时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是空白。第三是自动化，现代化的东西，里面有许多地方要自动化，光搞机械化不够，要自动化。第四是计算机，现在叫电脑，当时这方面也是空白。对这4项措施，周总理亲自过问并予以批准。

确定了4项紧急措施后，首先要集中一部分科技专家。

经过l954年中美在日内瓦谈判以后，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有些可以回国。第一个回国的是钱学森。1955年回国时他吃了很多苦头，美国人把他的东西都没收了。以后从美国、西欧等地陆续回来了几百位科学家。我们对这些科学家生活上要照顾些，盖了一批6套间的木地板宿舍让他们住。周总理还批准将西郊宾馆的三座楼，作为4项紧急措施之用。我们就靠这些回国的科学家，以及原就留在国内的科学家，来落实科学规划，向科学进军。

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完成后，不多久，将科学规划委员会和由黄敬同志任主任的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聂总兼主任。我也是国家科委的成员之一。那时我们每星期开次会。聂总管我们，他抓得很紧。

聂总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科学方面，他的知识面也很广。他领导我们进行工作。

向科学进军不久，l957年就发生了反右派运动，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反右派运动怎么反法，我们怎么贯彻中央的精神?我想，我们正在鼓励大家向科学进军，赶超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现在又要批判他们，这很不利。有一次，我到颐年堂找毛主席。我说：你老人家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我们这些人不懂科学，要靠科学家。他们大多数刚回国，不了解情况，说了些错误的话是情有可原的，因此批判他们不太合适。我还说，我国的科学家太少，中国有旬老话，叫"物以稀为贵"，科学家太宝贵，建议在运动中保护他们，采取保护政策。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有道理，是"物以稀为贵"。科学家太少，是国家的宝贝。我同意你的意见，你去向书记处汇报，请书记处讨论。

聂总听我说了这个情况后对我讲，你赶快去向书记处汇报。

书记处是邓平同志主持。书记处开会时出席的成员许多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像小平同志、陈总、聂总都是。听了我的汇报，大家说，毛主席伟大，这个意见好。小平同志说：既然毛主席同意了，请科学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个文件。这个文件，很快以中央的名义发到全国去了。其中有一条，说1954年以后回国的科学家，回国很不容易，是爱国行为。他们一律不参加反右派运动。还有，要善于同他们谈心，把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文件说，要继续欢迎侨居国外的科学家回国。这样，中国科学院就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包括外地科研机构的科学家。

我可以举个例子。沈阳金属科学研究所的葛庭燧，人很好，很爱国，就是他认为你做得不对的地方爱提意见。我知道当地要划他为右派，立即赶到沈阳，说服了沈阳市党的领导同志，没有划他为右派。葛庭燧最近得了国际美尔奖，他也已经80岁左右，在合肥当科学分院院长，仍在从事研究工作。

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又开展反右倾运动。当时我们采取了党内整风的办法。党外科学家不参加运动，就搞科学研究。结果，这次对科学家也保护得很好。

由于对科学家保护得好，所以他们做出了很多科学成果，尤其是在"两弹一星"研制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地质部长李四光，他也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他报告毛主席，中国有铀矿，于是毛主席决定，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出发，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我国也要搞原子弹。

为了搞原子弹，成立了二机部，第一任部长是宋任穷同志。他受命以后很快找我，要求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研究原子能事业。我就把原子能所连同所长钱三强同志全部调给他，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对这个所实施双重领导。

1956年时，中苏关系还好。钱三强同志到苏联访问，经过谈判，苏联同意帮助我们。一个是在北京房山县的陀里，帮我们建了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一个是帮我们在甘肃建了一个生产浓缩铀一235的工厂。

但苏联一开始就对我们有保留。我们是一方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方面经中央批准，始终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所以到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l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浓缩铀工厂继续建成生产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也得以顺利进行。

搞原子弹还贯彻了大协作的精神。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包括北京、上海、东北的所，上海复旦大学，还有许多工厂。举个例子，爆炸原子弹要有高能炸药，一般炸药不行，科学院的大连化学物理所，上海的有机所，还有兵器工业部的一个所，都参加了这项工作。碰到什么困难就搞大协作攻关，困难一个一个都解决了。这其中，钱三强同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经过自力更生，全国大协作，我们在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l967年爆炸了氢弹，速度是很快的。

导弹方面，钱学森同志回国后，建议中国要研制导弹，要靠导弹来投掷原子弹，不能靠飞机。他得到陈赓大将的积极支持。周总理看了钱学森的建议，．要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召集元帅们开会讨论。经过讨论，元帅们都赞成中国要研制导弹，其他的军费宁肯省一点，省出钱来搞导弹。

决定研制导弹，科学院就把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同志调出，到国防部五院当院长，专门从事导弹研制工作。

所以中国的两弹，科学技术上主要靠"二钱"(钱三强、钱学森)。

搞两弹，我们大的事情都请示报告聂总。具体事情，当时由国防科委的秘书长安东少将办理，我同他联系很密切。

搞导弹研究，我们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五院是主要的，我们科学院也成立一个摊子，在怀柔山区里头。科学院还成立了个新技术局，调动科学院的很大一部分力量，专门配合两弹攻关和其他的武器装备研究项目。为两弹攻关，国家成立了0(零) 字号的户头，科学院是04户头。凡是O字号户头的物资供应和各项科研任务，各方面都要优先供应和确保完成。

研究导弹，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高能燃料问题。比如苏联援助我们的地地导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使用的V一2型导弹的改进型，它使用的燃料是航空煤油，燃烧值不高，推力不大。以后我们的化学所、物理所和中关村的气体站等，试制出了液氧、液氢等低温高能燃料，有的试验了l00多次才成功。这些高能燃料，一是苏联中断援助后，使我国研制导弹在动力方面能够自力更生，二是提高了导弹的射程。

1960年我们的地地导弹研制成功了，ll月进行首发试验，聂总亲自到酒泉导弹试验基地主持试验。我和张爱萍同志也去了。试验获得成功，导弹打到了500多公里以外的新疆沙漠里面。

1962年，中央召开了7000人大会。接着我们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会议是由聂总主持的。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中肯定了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总到会讲话，干脆就宣布为大家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之冕，大家简称就叫"脱帽加冕"。广州会议使知识分子心情大为舒畅，积极性空前高涨，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中央成立了科学小组，统一领导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聂总是组长，我和韩光、于光远等同志是小组的成员。

3年经济困难以后，中央指示，各行各业要理出一些条条来，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我们科学院党组1961年就搞了一个科学工作十四条初稿。报到聂总那里，聂总看了很高兴。后来他在杭州召开会议，我和杜润生同志去了，还有许多同志参加，韩光同志因有事，未及参加。大家讨论了十四条初稿，以后几经修改补充，形成了正式报告，以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名义上报，另外以聂总个人的名义也给中央写了报告。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

科学工作十四条全面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下发以后，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好评，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南京的第十四研究所对十四条贯彻得很好，所以还在那里开了一次现场会议。

在聂总领导下，我们主要搞了两个最重要的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一个是前面说的l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一个就是科学工作十四条。

   聂总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

张蕴钰：

聂帅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他对我们工作经常作指示，见面也很多。他是国防科委主任，我在核试验基地当司令，搞两弹结合试验(导弹核试验)，从导弹试验基地发射，落区在核试验基地。当时决定这次试验很费脑筋，在自己国内试验，万一中间掉下来，问题就很大。周总理、聂帅安排得很细致。聂帅先在导弹试验基地，主持核导弹发射。发射完成后，他就赶到核试验基地。到了基地，他除了检查部队和试验情况以外，还决定氢弹试验的时间能否提前到法国之前。聂帅在那次会上拍板作的决定，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

张爱萍同志任国防科委主任后，我们去看聂帅，聂帅不但在工作上指导，还注意对我们的培养、教育，至今我们仍非常怀念他。

创建核试验基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部队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从勘察开始，聂帅非常关心我们。罗布泊称之为死亡之海，出了玉门关，没人、没草、没木、没水(当地的水是苦水)，太阳酷得可把鸡蛋晒熟，沙子烫人，太阳一落，晚上就得盖被子，淡水比油还贵。

五六十年代全国经济水平都很低，聂帅到各大军区化缘，给科技人员搞到了黄豆等生活物资，解决科技人员的副食品供应困难。他关心基地建设、关心科技、关心科技人员，他的作风、品格，一直受到人们赞颂。大家一直怀念他。那时火车只能通到甘肃，一切都靠汽车运输。后来工程下马，我们坚持在戈壁滩等了半年，1961年工程又上马，部队吃榆树叶子，大批人员得夜盲症。

氢弹试验时，聂帅亲自到基地主持试验。我们向他汇报情况，他还看了氢弹安装厂房，对准备工作情况比较满意。他还看了部队、幼儿园等。赶到氢弹试验的前一天晚上，我陪他坐飞机到场区，我们场区有一个地方给他住下，那都是土房子，赶到天明，太阳出来的时候到了指挥所的观察所。那地方叫白云岗，离氢弹爆炸点大约是50多公里，我陪着他。投弹飞机从马兰机场起飞，起初转了一圈，没投下来，你看着急不着急呀!给他报告说，再转一圈，没说理由，没说第一次没投下来，聂帅就在那儿等着。后来第二次顺利地投下来了。唉呀!他特别高兴呀。最后观察的情况，他也非常兴奋。后来给他报告，说大概是300万吨(TNT当量)，这时候，他说：300万吨，够了!够了!也就是说这个300万吨的氢弹哪，从他看来，作战是很可以的了。

范济生：

在纪念聂荣臻元帅(我们习惯称聂总)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聂总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和始终不渝的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很有教益的。

聂总对科技工作历来很重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是他一贯的思想，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晋察冀的军工、教育、文艺、卫生、群众工作、军事斗争等等各条战线的蓬勃发展，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正是由于聂总等领导同志认真贯彻党的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在内的各种方针政策的结果。聂总在领导国家科学技术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作中，在党中央、特别是周总理的领导和支持下，一开始就力求正确贯彻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生活上体贴照顾，工作上放手支持，政治上信任关心。在贯彻这些政策中，他极力排除"左"的思潮和"左"的错误做法。在党中央批准他1956年建议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指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千方百计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了我国自己的导弹、原子弹和卫星，被党中央誉为"两弹一星"精神。

1956年，党中央、中央军委为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事业，决定成立以聂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同志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负责领导国防尖端武器的科研、设计和试验工作。航委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聂总主张先建研究机构，再建领导机构，就利用聂总办公室的我们几个秘书和调来的安东同志(任航委秘书长)，担负航委的日常工作，着手组建导弹研究院(五院)。到l959年，中央、军委决定把航委改建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委)，聂总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同志任副主任，机关工作人员增加到几十个人，统一领导国防尖端武器和全军武器装备的科研、设计、试验工作。1960年又组建了航空、舰艇、无线电3个研究院(六、七、十院)等机构。航委和国防科委初建时，副主任们大多是兼职的。组建研究、试验机构，科研、设计等等日常工作，聂总全力去抓，同时，他领导的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方面的工作任务也十分繁重，而且他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有很多会要开，有许多事要处理，工作千头万绪。但是，聂总始终对组织壮大科技队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尖端武器科技攻关等，抓得很深，很细，花费了主要精力和心血。他曾对安东和我说，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搞不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这虽是句玩笑话，但充分体现了他对党的科技事业的耿耿忠心。

对待知识分子，对待科研工作，来自"左"的方面干扰很大。聂总为极力排除这方面的干扰，也费了很大精力和心血。在国防科研机构组建时，做党政工作的同志都是从部队和机关选调来的优秀干部，在几十年战争环境当中，对带兵打仗确很娴熟，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单纯。现在搞科研，对象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些同志看来，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从资产阶级过来的。尤其是这些老专家，家庭成份都比较高，国内外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就认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再加社会上"左"的思潮的影响，这些同志在思想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对此聂总讲，这些老专家虽然家庭成份比较高，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当时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受高等教育，更不可能到国外去受教育，但他们都是爱国的，对全国解放都兴高采烈，排除万难，想尽一切办法回国来效力，为祖国工作。这些同志你不信任，你还信任谁呢?这是聂总的原话，而且多次这样讲，但有些同志不是一下子转过弯来。为这些老专家和科技人员服务，为科技工作服务，要当好勤务员，并说我就是个大勤务员。又说，科技工作有其基本规律，知识分子有其特点，我们要下功夫探索、研究它、掌握它，就能更好的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为科技人员和科技工作服务，改善和加强科技工作的管理和领导。谈到管理和领导时，聂总说，对知识分子要交心恳谈，教育和启发他们的政治热情，自觉的进行自我改造，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更不能用带兵的方式来对待知识分子。在聂总反复深入的思想教育下，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一些党政干部在思想上逐步扭转了过来。此后，聂总为在全国更好的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又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在深入调查，广泛征求科技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被邓小平同志誉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即科学工作十四条)，经中央批准实施。"科学工作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若干政策界限，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了"左"倾思潮和行为的干扰，逐步形成了尊重老专家，爱护知识分子的风气，广大科技人员心情较舒畅，干劲倍增。

聂总向这些"左"的东西进行斗争时，没有党中央、周总理的支持，没有献身党的事业，献身于科技事业的精神，是不好扭转这个局面的。由于聂总非凡的革命胆略、斗争艺术和深人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抵制了"左"的干扰，把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的调动了起来，科技工作突飞猛进，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突破了尖端技术，搞出了原子弹、导弹、卫星、飞机、核潜艇等，科研、设计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和突破，搞出了一些重大项目。这些成就鼓舞了全国人民，也震惊了世界，充分证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文革”"后，在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新、老专家们谈到聂总领导科技工作时期，一致认为"这是我国科技工作的黄金时代"，表示深切的怀念。

聂总领导国家和国防科技工作、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辉煌业绩，文章和回忆发表了很多。现在，遵照各位要我说些具体事情的意见，我简要说说以下几件具体事迹：

比如说，在生活方面，我们刚组建五院(导弹研究院)时，完全是白手起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聂总要安东和我到处找房子，看到了几处可用的房子，聂总出面商借来做立脚点。选调来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只好住在一处小平房里，用木板子搭地铺。聂总对此深感不安。这些老专家有任新民、庄逢甘、梁守粲等多位同志，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著名科学家、教授。聂总觉得对这些同志，这样的生活条件很不合适。当时他有个想法，向安东和我说，把他住的院子腾出来让专家们住，他暂时住在三座门军委招待所，将来他们的宿舍建起来以后，他再搬回来。我们把他的想法报告了杨成武、肖华同志。杨、肖坚决反对，说无论如何不行。聂总又提出，请专家们住招待所、旅馆。但是任新民、梁守粲、庄逢甘等同志坚决不去。说聂总的关照，我们感谢，但不能去，我们是来为国防科技事业工作的，有这样的房子住就可以了，将来真正搞成了事业，我们的生活会好的。几经劝说就是不去。

为专家们建宿舍，聂总亲自过问，他的意思是：技术人员8小时在办公室，8小时以外，主要是在宿舍。因此，建宿舍必须为这些专家们安排好，使他们生活方便，更要给他们读书和钻研技术的场所。这些专家们对时间抓得很紧，很宝贵，一点也不愿意浪费，尽量给他们创造安静的环境和条件。这是建专家宿舍的原则。

对钱学森同志，从毛主席、周总理到军委到聂总，都非常重视。陈毅老总说，钱学森是我们的宝贝。五院初建时，只有两三辆公用车给专家们用。钱学森到航委来开会，就坐公用车，有时候车还派不出来。那时候我们航委也没有车，除聂总的一辆以外，安东同志也是骑自行车上班，还经常外出开会办事极不方便。聂总指示向总后商请解决，我去总后，找到了一位副部长，批了两辆车，给钱学森一辆，给安东一辆。车是美国造的，很漂亮，车型也特别，在北京市当时就那么两辆。有次钱学森同志来汇报，临走，聂总突然在窗口发现，问，那是钱学森的车吗?我说，是。为什么给他搞这么个车，这么个特殊的样子，换，要为钱学森的安全着想。从这么个细小的事情可以看出，聂总对钱学森同志的安全十分关心。聂总严肃的说，安东坐什么车没有关系，钱学森的必须换，马上换。从五院公用车中选了一辆比较好的，给钱学森同志换了。

科研机构和宿舍的建设初具规模，专家和各种科技人员大量调集了起来，副食供应有些紧张，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聂总说，要想一切办法解决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要安东和我找副食品商店经理协商，尽量保证这些科技人员的副食，能解决多少尽量帮助解决。聂总还找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同志谈了这件事。

1960年8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从中央到聂总，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把大家的劲鼓了起来。大家说，中国人是有志气、有才干的，拼了命也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为党争光，为国争气"，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和动员令，对"两弹"称之为"争气弹"和"拼命弹"，这是发自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他们从早到晚，在研究室、试验室搞研究、试验，在图书馆、资料室看资料，搞得很晚很晚才休息，甚至有些地方彻夜灯火通明。对院领导的劝说，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照样拼。l961年国家处在了三年困难时期，聂总因病住进了医院，我每天去医院向他汇报，他听说一些科技人员营养跟不上，发生浮肿等病症，非常关心着急。说这样拼命式的搞法，不行。他规定，最迟l2点以前，研究室、试验室、图书馆、资料室必须关灯。要跟大家讲清楚我们要干，鼓起劲来干，但是不能拼命，必须劳逸结合。把这些老专家和科技人员拼垮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这个事情不是突击一下子，即使完成了，这些专家和科技人员的身体都垮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所以必须强调劳逸结合。为此我们向五院(导弹)、九院(原子弹)、飞机、舰艇、无线电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等，发了书面通知和规定，一定要劳逸结合，要各级领导保证。聂总还亲自给五院王秉璋、刘有光同志打电话，进行检查。

同时，聂总还想办法给科技人员补充营养。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几个月不吃肉了，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这些专家和科技人员因拼命干，营养已经跟不上了，那不行。所以头一天汇报以后，聂总很着急。第二天我去，他说，以我的名义向北京、沈阳、广州、武汉军区、海军打电话，讲讲科技人员生活困难的情况，募点捐，搞点肉、鱼、水果、黄豆、海带等副食品支援一下，你回去向肖华、杨成武和张爱萍同志说一下我的意见。并说，我已经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也同意。我回来就向这几位首长报告了，他们都赞成，说聂总考虑得好，不然的话，这些科技人员这样干，搞垮了不行的。第三天我又去了，陈毅老总也正好到了，聂总向陈总说了这件事，陈总说：这些科技人员是我们的宝贝，一定要支持，脱了裤子当当，也要干，有了原子弹、导弹，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就硬了，你募捐的时候也算我一个。军委很支持，向有关军区、海军等打了招呼，肖华、杨成武同志也向他们打了招呼。当时大家都很困难。各大军区虽然好一点，他们有农副业生产补一点，但毕竟是有限的。各大军区、海军对搞导弹、原子弹都很关心积极支持，对科技人员也很关心。再加是陈总、聂总提出来的，军委也打了招呼，各大军区、海军表示无论如何要支持。他们从自己牙缝里挤出副食品，尽量支援科技人员。物资很快源源不断的送来了，数量和品种超出聂总的估计。聂总交待，行政、党政人员一两也不能分，全部发到科技人员手中，到时我要检查。以后他果真派了安东到各科研机构去检查。五院刘有光政委讲，安秘书长，如果我要了一两，就开除我的党籍。各单位普遍认真贯彻了聂总的指示。聂总还特别指示，这些副食品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科技人员分的时候，大家激动的说，毛主席不吃肉了，总理不吃肉了，这样关心我们，很多专家和科技人员感动得流眼泪，纷纷表示，以加倍努力尽快突破尖端技术，搞出我们自己的尖端武器，以实际行动来感谢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关心爱护。他们干劲鼓得更足了。事前聂总说，只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是很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充分证明了聂总的预见。

在工作上，聂总对科研工作倾其全力一直抓得很紧，尤其是对五院、九院的工作抓得特紧。他一再讲，我们工作人员一定要树立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这些人员大都是从部队上选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习惯于带兵，习惯于军队那套管理方法，作为服务，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所以聂总多次讲，我们讲为人民服务，具体讲，就为科技人员、科技工作服务。你们在战争中，所带的兵都是贫不中农，现在面对的是科技知识分子，对象不一样，工作的方法也不一样。思想方面应该抓，通过搞好团结，建立思想感情，以诚相待，促膝谈心，有针对性的抓。这件事他不仅向各院讲，还找肖华、梁必业同志，谈过好几次。

根据当时的情况，聂总报军委批准：国防科研机构、试验基地的政治工作由总政抓，军事行政由总参抓，后勤工作由总后抓。聂总讲，我们过去靠人民战争，搞科研也应该搞人民战争，要依靠三总部的领导和支持。许多工作聂总亲自过问，经常约三总部领导谈，强调我们是搞人民战争，不可能都把科研领导机构搞好了，再去搞科研工作，这样就把时间耽误了，而且把钱也吃掉了。

中央对科技工作非常重视，对"两弹"所需资金、物资尽力保证。聂总对安东和我讲，中央拨给的这些钱，你们两个要负责，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不能够浪费一点，更不能挪做它用。就是一定要把国家有限的资金用在科研上，其它都不能用，以争取时问加速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国防科委机关长时间车辆紧张，没有盖一间宿舍，都是住在总参的宿舍里。随着国家经济情况好转，聂总才报请军委批准盖了办公楼和部分宿舍。现在为此，有些同志对聂总先建科研机构，后建机关的思想还不大理解，说科委搞了这么长的时间，连个窝都没有建好。

为加强科技攻关的领导，聂总指示研究机构建立技术指挥线。他说，对技术人员要信任，要建立各级技术指挥线，技术工作由技术人员拍板，党委抓大政方针，不干预技术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作用。大跃进当中，各个方面发生瞎指挥，搞浮夸风，也影响到科技方面，所以聂总讲，不能瞎指挥，党委掌握方向，只管大政方针，具体的技术工作由技术人员管。以当时的五院为例，技术抓总的是钱学森，一分院是任新民，二分院是蔡金涛，三分院是梁守槃。技术人员在他们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搞科研攻技术关。政治上、工作上聂总对他们充分信任完全放手，把担子交给他们。他说，不靠他们，我们的导弹、原子弹什么时候能够搞出来。不仅对老专家，对中青年科技人员也很重视，在工作中锻炼他们。他说，像过去带部队一样，必须把他们放在风浪中去锻炼。因此，聂总也大胆地重用提拔中青年干。比如姚桐斌、宋健(宋健以后任国家科委主任)等，当时，他们都较年轻，有才干，都提拔重用，让他们在科技上挑重担。他说，老专家们毕竟年龄大了，谁也不能抗拒自然规律，将来发展要靠我们的中青年干部。聂总除了请老专家们经常来谈，请他们吃饭，听他们意见，中青年干部他也经常接触，对我们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从苏联和其它国家留学回来的，他都很重视。

这几个研究院，一些中青年技术人员，经常到聂总宿舍来。所以聂总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有时比我们还多。按聂总意见和国防科委办公会议的指定，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几乎每天晚上向他汇报、陪他散步，有时他问的事，我说不清楚，弄得非常被动，他是从青年人那儿听来的。聂总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还不挨吹(批评)啊?我总感到紧张被动。聂总告诉我们，你们要跟科技人员交朋友，也跟肖华同志谈，请他也告诉政工人员要跟科技人员交朋友，必须把思想工作做到研究室，不能在办公室里坐着，仅靠每个星期六的党团活动，靠政治运动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行的，要跟班劳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第一线，必须把自己由外行变成内行。以后，在研究院工作的不少同志确实成了内行，培养了一批做党政工作、行政工作的优秀干部。

聂总对科研工作的进展和试验成功了，都很高兴。l961年，我们仿制苏联的V一2导弹，成功以后，他发了贺电，军委也发了贺电。此后，钱学林、任新民等开始在这个基础上改进，研制新型号。发动机几次试验都失败了，聂总鼓励说，没问题，再继续研究试验，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成功快到了。V一2改进型导弹第一次试验失败了，打上去以后很快就掉了下来，而且掉下来的地方离发射场不远处。钱学森和任新民同志压力很大，向聂总汇报。聂总一见到他们，就笑着说，没关系，把头抬起来，大家不是常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吗。开始来的时候，他们很紧张，聂老总和他们开玩笑，气氛慢慢好起来。他还举例说，666你们都知道，666是试验了666次才成功的，所以叫666。既是试验，本身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他说，你们这次试验，不错，虽然失败了，我们总还是打上去了，积累了数据，找出失败的原因，这就是很大的胜利。而且给他们讲了抗日战争时，有个话剧叫《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在胜利前夕是敌人最疯狂的时期，垂死挣扎，很残暴。顶过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胜利了。这样一讲，钱、任二位感觉轻松多了。第二次试验成功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试验基地比北京这几个研究院还困难。不仅副食品，粮食也成问题了。处在戈壁滩，粮食是靠内地运去的，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国家困难，军委决定全军进行精简。聂总指示技术人员要保留，尽量精简部队和行政、党政干部等机关人员。但基地部队不多，主要是技术人员，基地就把暂时任务少的一些技术人员也精简了。一次，有个干部子弟打电话来，说军委要精简，我们传达聂总指示，技术人员要保留，但有些技术人员被精简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聂总，他一听，很惊奇。他说，李福泽(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在这里开会还没有走吧!你把他请来。李福泽同志来了以后，聂总说，李福泽，你们基地精简技术人员，你知道不知道。回答，知道，减的是一些暂时任务少的工种。聂总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英国有一个叫莫塞来的，28岁，是世界闻名的核物理方面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征兵，就把他征到前线去了，打仗时牺牲了。这不仅在英国，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这样有成就的科学家的牺牲，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英国政府知道这件事做错了，所以发了一个通知，规定科学家一律不准上前线。英国都能这么做，难道我们还不如英国?李福泽说，我们错了。聂总对他说，你回去以后马上把疏散的技术人员，除了个别的以外，统统请回来。很快要搞试验了，试验就得靠基地技术人员来做，你们把这些人弄走，或削弱得厉害，就没法搞试验，导弹就搞不出来。隔了半个月，李福泽同志打来电话说，按照聂总的指示，把疏散的技术人员统统请回来了。

当时，五院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请示，就把一部分大学生下放搞农业去了，到农村锻炼去了，大概有l000多人。1959年西藏平叛，五院也抽了几十个技术人员到西藏去参加平叛。这件事是聂总请钱学森、任新民、梁守柴等老专家们开座谈会时才知道的。座谈会开始时老专家们对科技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畅所欲言，但对行政管理方面的意见则很谨慎，聂总一再鼓励他们发言。他们才把对一些事情的意见和看法说了出来，其中就有这件事。聂总马上让安东去查。一查，确有其事。聂总请肖华、梁必业同志来，说，大学生劳动锻炼这是必要的，但必须结合自己的专业，应该安排他们到五院的工厂去，如果安排不下，可以安排到相应的工厂去参加劳动，使他们通过劳动能学到本领，不能让他们搞单纯劳动。以后我们向各个院发了通知，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五院初建时离友谊宾馆很近，国宾迎来送往，北京市常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到群众队伍里，拿着旗帜欢迎外宾，聂总知道说，让这些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迎送外宾，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这不是笑话吗。他马上给彭真同志打电话，彭真同志一听，也很生气，下令以后凡无关重要的社会活动，一律不准抽调科技人员参加，不准把科技人员的时间用在这些无谓的事上面。

还有，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星期有5天的时间用于科研，用于学术活动，不能侵占他们的时间。l957年和l959年两次反"右"中，科技人员经常搞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耽误很多时间。聂总发现以后，说，不能这样搞。他给启象理写了个报告，就用国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了一个通知，规定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工作和学术活动时间，不准侵占。星期六的8小时可以搞党团和社会活动，搞政治学习。这一规定，使随意侵占科研工作时间的风气煞住了。以后又在"科学工作十四条"中，对此做了明确规定。

   1962年，一次导弹试验成功后，钱学森、王诤同志来向聂总汇报。王诤同志为人直爽，对科技工作特热情，就首先向聂总讲了试验的情况，钱学森同志做了一些补充。汇报完钱走了，聂总对王诤同志说，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我希望以后汇报这些事，请钱学森同志先谈，不然你说完以后，钱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说什么了，我们还是先听听钱的意见好。从那以后每一次都是钱先发言，讲完了其它人再讲。就是聂总讲的，要尽量发挥老专家们的作用，哪些事情对，我们就坚持，哪些事情不对我们就改正。不然你说了以后，专家不好否定你。这跟建立技术指挥线的思想是一致的。

聂总为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坚决抵制了来自各方面"左"的干扰，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而且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现举两个例子：

1963年，"两弹"正处在艰苦紧张的技术攻关阶段，科研、试验任务极为繁重。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向全军发出了"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为主要要求的指示。致使国防科研、试验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过多地挤占了工作时间，科研、试验不能按计划进行，很多科技人员怕戴"不突出政治"的帽子，不敢公开看科技资料和科技书籍，如看时，旁边放一本政治书籍，有人来，就把政治书盖在科技书上看等等。聂总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焦虑。及时召集各院领导谈话，针锋相对的提出"政治不是空的"，"搞出'两弹'来就是最大的政治"。此后，在军委常委会上，聂总的这个意见得到军委多数成员的支持，及时阻止了"左"的干扰，使科技攻关回到了正常轨道上运行。

同年，林彪又提出了全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个人"的评比运动，以军委决定发向全军。当时聂总就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科研工作相当复杂，而且正处在技术攻关阶段，不宜像连队那样开展评比运动。林彪没有表态。会后，聂总召集军队各研究院领导反复讲，国防科研机构不宜开展"四好连队、五好个人"的评比运动，否则，对科研、对科技队伍团结很不利的道理。他举例说，研究院有预先研究项目，有正在研究设计的型号，有正在试制的型号，研究、试制的型号就有3种，工作是3种情况，每种型号中又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任务，非常复杂，你怎么评四好、五好，哪个好哪个不好，以什么为标准?一般的讲搞出成绩为标准。可是搞预先研究的，有的项目十几年都拿不出成果来，你能说他就没有成绩吗?而预先研究，是为下一步服务的，没有这一步，研究、设计、试制就困难得多，怎么评，这个预研怎么评?这样一搞，势必影响大量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现在正在攻关，过技术关，评比运动，不仅要侵占他们大量的工作时间，而且势必在科技人员中造成一些隔阂，造成不团结。评上的毕竟是少数，评上了政治上算是站住脚了，评不上的就会背上思想包袱，会造成深远的不良后果。当前，科技人员不一定关心生活，最关心的是政治。因此，聂总坚决不同意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四好、五好评比运动。而个别研究院的政治部门，认为开展评比运动是军委决定的，不搞不好，因此再次提出了可否在科研人员中适当开展的建议，我们把聂总的指示反复作了说明。聂总为此还先后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总政肖华同志，总参杨成武同志(当时肖、杨还任军委副秘书长)打了电话。并在另一次军委常委会上阐述了不宜在科技队伍中开展评比运动的意见，得到军委常委们的支持，林彪这才点了头。这样，聂总再次顶住了对国防科技工作的干扰和冲击。不然的话，团结战斗的国防科技队伍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科技攻关能否正常进行，"两弹"能否如期搞出来，就很难说了。

在当时"左"的情况下，敢于顶住，没有为党的事业甘冒政治风险的献身精神，是做不到的。林彪提出的，谁敢顶呀。聂总从党的事业出发顶住了。从这些事情上，广大的科技知识分子，对聂总大公无私、一心为党的革命精神非常敬佩。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三年困难时期"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论得非常激烈，北戴河会议上短兵相接。聂总顶住了各方面的重大压力，坚决主张不能"下马"，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继续干。毛主席、周总理表态后，这场风波才告一段落，"两弹"等科技项目的研制得以继续进行，并如期试验成功。

关于政治上信任、关心爱护知识分子问题，前面已说到一些，现再举两个例子：

关于重在表现问题，五院初建时调来了第一批老专家。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保密要求非常严格，对人员政治上的要求很严。这些老专家能不能重用?当时虽然没有公开争论，但有些同志思想上觉得接受不了，认为这些人家庭出身成份高，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复杂，高度保密单位不应重用这些人。聂总一方面向这些同志做思想工作，同时，坚决贯彻了中央讲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方针，对这些老专家们充分信任、尊重、重用和爱护。例如，有一位老专家学识渊博，工作认真，耿直开朗，心直口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看到什么问题就说，在原单位也是这样。所以在他的档案中，说政治上是怎么怎么样。聂总看了档案以后，拍板，要，说，人家只是对一些问题看不惯，就说说，最多只是个思想问题，认识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再说，人家的有些看法，不见得不对嘛。这个同志在1959年反右倾之前，对大跃进等，又这个那个说了一些，反右倾的时候，院政治部门又把他提出来了，但他们不好随便动他，因为聂总有规定，老专家有什么重大问题，拟采取什么措施，必须向他报告。他们来汇报时，说了这位老专家一大堆，把情况说的很严重。聂总听完我的汇报说，我过去讲过，可他们就是扭住这些事，他顶多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嘛，发点牢骚嘛，应找他谈谈，不要把什么事都上纲，而且好多还是学术观点上的不一致。当晚，聂总就给肖华、刘有光同志打了电话。对此，老专家们也深有感触。这位同志一直到现在，提起这件事情就非常感激，说党和聂总保护了他。现在他是我们国家知名的大专家之一。当时要是按他们的，稀里糊涂那么一搞，不打成右派也够呛。

关于"白专''的问题。1957年反右开始，提到"白专"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地方一些研究机构，批判得很厉害。军队的研究机构比较少，但也受到影响。批判"白专"道路，就是说，他学识方面专，政治表现不好。这对知识分子们压力特大，不仅是本人，包括子女们都受到影响。聂总深感这么搞将严重束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不能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科研工作影响太大。为此，聂总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红专的标准。当时，只红不专，不好，只专不红，也不好，必须又红又专。什么叫红，这些科学家们搞不清楚，做到什么程度叫红，也不明确。中央批准了聂总提出的红的标准，即：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就初步达到红的标准。中央这个标准明确后，知识界(包括科技、教育、卫生等)普遍反映心里有了底，政治压力减少了，有了奔头。再加上几次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如广州会议等，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逐步充分调动了起来。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两弹"试验成功，国家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

罗文坊：

1940年我军取得了百团大战的胜利以后，华北的敌酋冈村宁次，为了报复八路军，就组织了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的秋季大"扫荡"。这次"扫荡"，从晋察冀抗日战争史上讲，可以说是空前的。敌人的兵力数量多，以日军为主，加上伪军，估计10万人，分4路合围晋察冀军区。先逐步从各个军分区开始，慢慢地从四面八方向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推进，特别是对军区的军事指挥机关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进行向心"扫荡"。当时的敌情是极为严重的。

聂帅在这次反"扫荡"中间，冷静沉着，指挥得当，各方面都是泰然自若的。就像当年我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陕北各地转战一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很自如的，非常冷静沉着，真是有帅才的胆量。无论在多么危急的情况下，他不在乎，一点惊吓、紧张的情况都没有。在敌人重兵包围中，稍一不慎，稍一惊慌，就可能遭受不堪设想的后果。大家看到聂帅那样冷静、沉着、自信，又处处指挥得当，心里都很放心，觉得安全有保障，一定能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这次反"扫荡"，历时66天，作战800多次，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虽然我军也伤亡了1900多人，根据地缩小了4000平方公里，但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敌人的主要目标，我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是罗文坊同志接受电视采访时的谈话，编者摘录了以上要点)

周均伦：

我谈谈聂帅关于坚持导弹、原子弹继续攻关的事例：

1961年7月13日，毛主席在杭州叫他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打了个电话来。在电话上他逐字逐句地念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记录的。说毛主席看了一个材料，当时主要讲日本正在争论搞不搞导弹等尖端武器的问题。毛主席讲："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谈一谈。"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他们4位的，当时林、贺、聂是军委常务副主席，罗是军委秘书长。

我把毛主席的指示给聂帅看了，这个指示其他3位也都看了。中国的导弹、原子弹怎么办?毛主席先提了个头，要大家研究。

1961年7月18日至8月14日，国防工业委员会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在会上，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两弹攻关还搞不搞，当时有个上马与下马的争论。有些同志主张下马，他们主要强调有3个困难：(1)苏联停止援助，1960年夏撤走了全部专家；2)当时正遇到三年经济困难；(3)我国的工业、经济、技术基础都比较薄弱。这些，对搞两弹，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还有少数同志说，现在常规武器上不去，就是因为搞两弹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常规武器研制受影响。

聂帅是7月25日到的北戴河。他听了别人汇报的会议情况，听到有这么一股下马风，心中非常不安。他几次找人谈话，调查了解，然后到会上讲话。7月29日、8月3日、8月4日他3次在会上讲话。8月4日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主张继续攻关的意见。他强调的理由是：

一、"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l960年2月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后来又经过中央批准。这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不能动摇，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动摇。

二、三五年之内，导弹、原子弹是突破的问题，常规武器是配套生产的问题。三五年之内若打仗，两弹肯定用不上，主要靠常规武器。这两方面都要处理好，处理不好都要犯历史性错误。

三、现在尖端武器、常规武器过不了关，根本问题是卡在原材料及精密机械等问题上，我们的技术力量(包括人员与设备)太分散。如何过关：任务要排队，这好比过桥，桥就那么宽，大家一拥而上，谁也过不去，如果排排队，可以使大家都能过去，所以任务要进行调整。

四、继续攻关，可以带动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各方面的进步。两弹技术是当代先进科技的综合性技术，两弹过关了，别的技术也就带动起来了。

他讲，我的意见还是上马，不能下马。

他讲话后，会议气氛有所扭转。他还找了刘西尧，让刘把继续攻关的理由整理个材料，在他回京后给中央写个报告。

聂帅于8月13日回到北京，8月20日正式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个报告，题目就叫《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中提出坚持攻关的理由是：

一、我们仿制的1059(近程地地导弹)已经在1960年10月用国产材料仿制出来，并已试验成功。改进型正在设计，自己独立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进行。

二、导弹研究院已经有几千名大学生，还有一支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队伍。

三、在设备和原材料方面，国产率已经达到80％的水平，缺一些，我们可以想办法自己研制或向别的国家引进。

四、导弹试验靶场已经基本建成，可以适应将来导弹发射试验的需要。

主要讲了这4条，因此，结论是导弹可以继续攻关。

坚持原子弹攻关方面，他讲了如下理由：

一、核武器研究院也已经有几千名大学生，还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制造原子弹的关键问题。

二、铀矿资源经过这几年建设，已经基本可以满足需要。

三、铀矿资源的选矿、冶炼与金属加工，核武器装配工厂，都已经有了大部分设备。

四、大型原子反应堆及放射化学工厂，大体可以在1965年建成。

五、原子弹试验靶场可按期建成，保证原子弹试验的需要。报告的结论是，只要继续攻关，可以在三五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

中央看了聂帅的报告，毛主席、周总理等主要领导同志都看了，同意这个报告。这样就把这件事定下来了。毛主席原计划8月份找聂帅等谈一谈。但8月份，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聂帅因为有事没有去。他以书面报告的形式，等于回答了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的问题。聂帅在向中央上送报告的同时，由于他对五院的情况掌握得比较多，对二机部觉得应该进一步了解一下，于是他派张爱萍、刘西尧、刘杰到二机部下面的各单位去调查。调查回来后，于ll月2日向他汇报，大家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即原子弹可以搞出来。

在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历程中，这是重要的一段。这一段说明聂帅对我国发展两弹一星事业是功不可没的。如果当时动摇了，下马了，那我们的两弹一星恐怕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了。

聂力：

很多认识我的同志都问我，你是家里老几?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儿，提起往事，我的心里很不平静。父亲在世的时候，尤其是他在晚年，常和家人或周围的工作人员一起，谈起战争年代的往事。从父亲的言谈之中，我深深体会到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父亲，对人民群众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对中国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他极其珍惜，对中国人民今天的革命事业，他一往情深。就在晚年，他在办公室中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像，他非常想念毛主席领导他们干革命的情景。这时候，他总要告诉我们，革命传统不能丢!一想起战争年代，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的革命烈士，父亲的心情总是那么的沉重。

他多次向我谈起30年代初，中国革命处在低潮的时候，白色恐怖严重，父亲积极协助周恩来伯伯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情景。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广东省委机关仍然在香港。当时省委决定，父亲担任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1928年，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我母亲叫张瑞华。她当时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l930年6月，父亲调到上海党中央的特科工作。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是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敌人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的告密，穷凶极恶的凶杀、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先后被捕牺牲，给党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为了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简称中央特科。特科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特科工作的决策人、领导人就是周恩来伯伯，而负责日常工作的是顾顺章。当时父亲以报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我的名字叫李丽，是从这里父亲给我起的。父亲既要时刻警惕被敌人抓捕，还要抓住时机处决特务、叛徒。特务、叛徒都是受到敌人严密保护的，敌人要以此引诱我们党的同志上当。所以环境极为险恶。我的妈妈在回忆那段生活情况的时候说：你的爸爸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在5点以前，我要给他做好早饭，一直到晚上12点钟才回来，有时是一两点钟，甚至是3点钟才回来。妈妈说，他多晚回来，我都不能睡呀，总是听着动静，你爸爸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了，因为你爸爸的皮鞋声跟别人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着、听着，等着脚步声停了，按约定的暗号，轻轻的敲几下，知道是你爸爸回来了，开门让他进来。天天如此，真是提心吊胆啊!可是我的爸爸为了党的工作，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让妈妈随时作好思想准备，对她说，如果我天亮还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1931年4月的一天，我们党安插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急如星火地赶到上海，找到了我父亲和陈赓、李强，急冲冲的告诉他们说，顾顺章叛变了。大伙一听，顾顺章叛变了，心里头咯噔了一下。因为顾顺章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负责特科日常工作的，他熟悉党的情况，知道党中央机关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清楚党的各种联络暗号。顾顺章的叛变给党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危险。他叛变以后，恶毒地向敌人献计，妄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我们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根据这样的情况，万分危急，刻不容缓，必须抢在敌人的前面行动。按照分工，父亲马上赶到周伯伯和邓妈妈的住处，不巧周伯伯外出了，他急忙告诉邓妈妈，催促她说，顾顺章叛变了，赶快搬家。很快周伯伯也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领导我父亲和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分头连夜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销毁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领导人转移了，同顾顺章熟悉的同志全部搬了家，'切断了与顾顺章的全部联系，并且废止了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在叛变后的第二天，亲自到南京监狱指认了我党的领导人恽代英同志。就这样，恽代英同志第二天就被敌人杀害了。父亲一提起这些往事，想到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总是紧握着拳头，愤恨地说，最可恨的是叛徒。

顾顺章叛变以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使我们党在上海的很多秘密组织遭到了破坏，党中央立即决定，党的其他领导人逐步向中央苏区转移。1931年12月，也就是我不到l岁半的时候，父亲离开了母亲和我，撤离了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他先任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任红一军团政委。

   父亲这一走，当我再见到他时，已经是我快l6岁了。在父亲走后不久的一天，妈妈带着我在上海公园的草坪上，请照相馆的人给我照了一张照片，然后托机要工作的同志带到了苏区，交给了父亲，就是这张照片，为父亲照的。父亲看到照片后，非常高兴。在我与父亲分别后的15年间，他始终将这张很小的照片放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正是我这张小照伴随着父亲，度过了硝烟弥漫的漫长岁月。照片上不仅浸透了父亲的汗渍，也浸透了父亲对女儿的深深的爱。当父亲看到别的孩子时，总是想着，我的孩子不知在哪里?得想法找到她，周伯伯深深地了解父母的心，终于将我接到了解放区。

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想起父亲一生度过的艰难，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寻找救国的道路，他不管遇到了多么的艰难，总是一往直前。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父亲，他是我心中的丰碑，因为我的父亲将他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祖国。

1960年7月，在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苏联撤走了专家，当时父亲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国科技工作，他劝我不要再去苏联学习了。他恳切的对我说，"国内急需人才呀"，"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科技力量及尖端武器就要受人欺负，落后就要挨打"。我听了父亲的话，心里非常理解父亲，不由分说，尊重父亲的意愿留了下来，投入于祖国国防科技事业之中。

聂荣贵：

聂帅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他虽然早年就离开了家乡，但是家乡的人民都是知道他的。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知道聂帅的名字。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夕，在群众中传说聂荣臻要回来办50大寿。这说明，一方面群众渴望解放，另一方面，他的名字也广为人民所知。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帅对家乡非常关怀，50年代初，他曾经回过家乡四川江津，还曾经到过他的母校江津中学去参观。以后在1960年、l965年又先后到过四川，当时他主要是来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是和其他老帅一起来的。

在60年代初四川的3年经济困难时期，他知道四川当时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曾经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建议，少从四川调出粮食。

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对四川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我与他接触主要是在1978年以后，就是在五届人大会议期间。我曾经到他家里面去看望他。我们从下午4点钟谈到6点，他详细询问了家乡的情况。我根据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比较全面的汇报。在五届人大会议期问，他还专门到四川代表团来看望各位代表，跟代表们一起合影留念。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他又到了四川代表团看望各位代表。以后，由于他身体的原因，行走不便，就没有来看四川代表了。但每一次四川代表来京开会，都要派代表到他家里探望。每次见了，他都非常详细地询问家乡的情况，而且还作了很多重要的讲话。

他说，四川首先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又特别强调要从四川的实际出发，对一些名优产品应该搞得更好。比如说，江津的广柑，在我们国家是很有名气的。他认为，这方面发展还不够，应该加以重视，要进行品种改良。他说，江津的广柑味道很好，但是样子还不大好看。所以他讲了多次，要品种改良。特别是他多次强调，要种树，他对种树特别重视。我们每次去给他反映家乡的情况，他知道的地方，就问哪些地方是否还有树，树有多少，现在怎么样?非常关心。

对四川的科学、教育、文化方面的事情，他也非常重视。他特别重视人才。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过后，有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他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他过去主管科技工作，知道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知识分子受到"左"的影响，伤害了他们。他对此深表遗憾。有一次我在北京，他专门叫他的秘书把我接去，说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跟我讲。他说你们四川有几个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的对待。我给他说，群众运动来了，像那样的事情也很难避免，而且已经去世这么多年，我们只能吸取经验教训了。当时，他对我这样的答复不大满意，说，什么很难避免，我在北京当市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在土改运动中就没有这样处理，怎么可以说很难避免呢?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但对他的家属在生活上要加以关照。

对学校教育方面他也很重视。如对他的母校江津中学，要求为学校写校名，家乡各有关部门要求题词，这些事情大多是经过我的手转给他，他很支持，一般都按请求办了。这对学校对江津的人民，是很大的支持。

对四川的川剧，他很感兴趣，很重视，他自己也喜欢看川剧。他说，一定要振兴川剧，川剧活泼，艺术性很强，演好了，可以吸引观众。他还说，他在北京看不到川剧。所以，我们每年把四川好的川剧，录了相给他送去。他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看。对川剧，工作人员有的说好看，有的说不好看。他说，你们多看几次，就会说好看了。他不仅对川剧很感兴趣，对川剧的一些名演员，他都记得名字，邀请她们到家里做客。所以每年四川代表团来北京开会，代表里面的川剧演员，给他作表演，他看得非常高兴。

对四川的干部，他也很关心。其中他强调要培养当地的地方干部。我刚到北京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说，四川很多县委书记，还是北方去的外地干部。他对此有看法。他说，解放几十年了，当地还产生不出县委书记来，这个不好。当时我在当地委书记，他要我回来后好好研究，要尽量培养本地的干部。这对我们的工作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

我与他接触当中，感到聂帅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当他听说，我们这里红军长征的时候，渡红军过大渡河的老船工生活还很困难时，心情很沉重，他认为这些老船工在革命的年代，为我们党、为中国的革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现在生活还很困难。他曾专门给我讲：这个事情，你要负责帮助解决一下。我回来以后，专门找民政部门商量解决他们的困难，而且报告了聂帅。他觉得解决得好，他讲凡是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还有困难，我们党有责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体现了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对群众生活的关心，特别是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更是如此。

家乡有些群众，有些亲戚朋友，有些基层干部，有什么事经常向他反映。这类问题，一般他都叫秘书转给我处理。处理完后，我都向他汇报，什么事情，怎么处理的，一般他都比较满意。在处理这些问题当中，他一方面关心群众疾苦，另一方面，他很讲究原则。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央领导人，家乡的事就可以特殊，他多次要我们一定按政策办事，违反政策的事情不能办。不但是聂帅，而且他的夫人、家人都是这样。

   聂帅对自己非常严格。举个例子，他的旧居，当时的江津县委考虑给他重新修复，找了当地的老人回忆，画了一张图，送到北京给他看，问他的旧居是不是这个样子。他看后点头同意。于是县委按照当时的面积给他修复。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不高兴，而且给我讲，要我把好这个关。他说，我只是说旧居就是那个样子，并不是要他们按照那个样子的面积修复。我回来后对县委的同志说，你们修一下可以，但不能搞那么大。所以后来修建规模缩小了，样子保留了，但面积大大缩小了。

现在江津区委办公的地方，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群众游览休息的地方，聂帅读书时清楚，他对这件事很有意见。他说，群众游览休息的地方，你们用作办公的地方了，这个不好。我说，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是当时的江津地委修的办公楼。他说，那就算了，不过，群众休息的地方，你们党政机关以后不能去占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但你们要给群众另外开辟休息游览的场所。这些都体现了聂帅对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疾苦，是非常关心的。

以后这些年来，我跟他接触多了，所以他对老家，对一些亲戚朋友的事经常告诉我，但要求非常严格，凡是违反原则的事情，他不允许办。叫工作人员不要去办，还对我讲，你也不要办，不要帮我的倒忙。所以在我生活学习当中，聂帅的革命家的品德，长者的风度，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作风，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在他逝世前不久，我去看他。他问，我送你的那本书你看了没有?这里说的书，就是他的回忆录。他对我说：这是我的历史交代，革命那么多年我对党没有作出什么重大的贡献，但是党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住党的事情。我已经90多岁了，比毛主席、周总理、许多元帅，活的时间都长。我的回忆录写好了，我的历史交代清楚了，现在我去见马克思，死而无憾了。这说明他晚年还保持了革命家的那种风范，他很风趣也很乐观。他还说，他还想多活几年，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这些，使我深深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栗在山：

聂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国防现代化建设，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有着巨大的贡献，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航空事业的发展，战略武器的发展，都有巨大的贡献。我记得聂帅到(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去了4次。我当时在导弹试验基地当政委，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离休。

聂帅第一次到基地，是l960年11月5日。到了基地，我向他汇报，基地的同志大家以场(试验场)为家，以戈壁滩为家，以艰苦为荣，死在戈壁滩，葬在青山头。聂帅说，这个口号讲得很好。以后聂帅逝世后，也葬到了基地烈士陵园里，为他立了个碑。

聂帅当时说，我们国家为了建设这个基地，投了很多资，费了很大劲，很不容易。当时赫鲁晓夫又撤走专家。聂帅说：毛主席很幽默地说，撤走好啊，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聂帅又说，他不走，我们受限制，他走了我们自己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创业。

1966年，两弹结合，原子弹、导弹结合在一起，由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往马兰核试验基地发射，打得非常成功。基地的每一台仪器，每一个操作人员，都负责到底，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当时聂帅去的时候，毛主席亲自给他交待的任务，意思是说：聂帅你过去打仗经常打胜仗，这次准备打败仗。试验嘛，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了不怕，失败了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以利再战。聂帅到基地后，在傲包山上拉一条线，直接跟周总理通话。试验成功了，聂帅报告毛主席，报告周总理，毛主席高兴得很。这就是两弹结合的时候，这是在一个新挖的阵地发射的。试验的头一天晚上，狂风大作，都是灰尘，看不见路了，能不能试验?聂帅说，看看气象预报吧，找气象员来问问。一问，气象员对他说，明天还是好天，可以打。聂帅说好吧，那就下决心明天打。结果发射成功了。基地没有一台仪器出故障，没有一个人员出事故，所以任务完成得非常好。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只有中国，在自己的本土上打原子弹，获得成功。

韩光：

聂帅是我的老领导，不仅仅是在科学技术战线上，他亲自领导我们抓科学，抓科技。在抗战期间，他是晋察冀分局的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好几年。

当时，在晋察冀每年敌人都有几次大的"扫荡"。"扫荡"来的时候，只要有聂帅在，我们分局所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就非常有把握，心里有底，能够战胜敌人。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以后形势变化，日本投降后，我们进了张家口。我在张家口没有呆几天，就离开他到东北去了。

1956年，我回京从事科学工作的时候，又在他的领导下，所以我们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的逝世，使我多少年心情都不能平静。

回想起搞科学这一段，他不仅是国家科委主任，也是国防科委主任。当时中央有个科学小组，他是组长。包括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央宣传部的科学处、中央其它部门及高等院校的科学工作，都属中央科学小组领导。科学小组是党内的，基本上科学口的大事都由科学小组领导，最后决策属于中央。

聂帅说，我们的工作要起3个作用：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我们给中央在领导科学工作上起参谋部作用；对科技人员，我们得从政治上领导他们前进；我们还得做好科技工作的后勤保障。科学仪器、情报、外文图书，我们还办了外文书店，在驻外使领馆里还派有科学技术参赞。这些都是科技方面的后勤保障工作。他用简单的的军事术语，把我们领导科学工作的位置，摆得很正了。

聂帅在领导科学工作上，也有重点有一般。重点就是抓尖端技术，实际上是抓"两弹一星"。中国的"两弹一星"之父，应当是聂帅，这是大家公认的。他在这方面呕尽了心血，他亲自抓亲自组织。那时这方面有很多科学研究工作，从军队方面从国防方面出题目，我们就组织北大、清华和上海、天津等地的大学研究，组织一些有名的大学进行研究。再就是组织中国科学院进行研究，当时，这是张劲夫同志管的，他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

但他也不放弃一般，这就是指民用这一块。工业上要赶快上去，还得解决老百姓吃穿用问题，这方面他也花了许多心血。比如计划生育问题，按道理说，我们是可以不抓的。但这方面牵涉得广，牵涉到医学研究，牵涉到医院，牵涉到各地方党委。毛主席当时(1964年)讲，要搞计划生育。聂帅回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研究怎么办?搞计划生育，得有避孕器具和避孕药物。当时卫生部长是钱信忠。聂帅与我找钱信忠同志商量。在上海开了个会，聂帅亲自主持。会议期间，，我们还办了个小型的展览，把当时能拿出来的避孕器具、避孕药(有口服的，有针剂)作了展出。武汉有个很有名的专家叫黄鸣龙，他是专门研究避孕药的。这种药科学上属于环体酮类。这种药很有成效。我们把黄教授请到上海作介绍。上海搞人工流产，很简便。一种简便的器具把胎儿吸出来，孕妇不痛苦，不住院。大家还去参观，聂帅也亲自去，因为是毛主席交代的事。那时全国的计划生育搞得不错。后来"文化大革命"，就乱了，根本无法控制人口。

这是举个例子，说明他重点工作亲自抓，一般工作也照顾到。一般工作，像吃、穿、用的问题，他也都考虑到。只要他说句话就好办了，我们就照着去办，有时候，只要他到会上坐就行了。直到现在，在科学战线上工作过的老同志，大家碰到一块，都很怀念聂帅，都认为他是一位好领导。

他很早就有心脏病，60年代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心脏病发作，但只是到休息室休息了一下，医生给吃了点药，一直坚持下来了。这心脏病，是一个长寿病。得了心脏病，只要注意适当疗养、吃药、休息，别让它发作就行。

聂帅逝世后，我来不及写悼念文章，就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词，又到他家里看望了张瑞华、聂力同志，有个怀念聂帅的谈话记录，周秘书整理了一下，都登在纪念聂帅的文集上了。

1962年为什么要开广州会议?因为l959年中苏关系不好以后，苏联专家都撤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聂帅说：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得按毛主席讲的，自力更生，把自己的科学家发动起来，我们自己的科学家也不少，水平也不低，有不少是从国外回来的，懂得也不少。怎么办?大家还是开个会。因为这个，聂帅召集科学家们在广州开会。当时还是按毛主席说的，要开"神仙会"，不要太紧张，劳逸结合。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叫白天开会，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会上大家热烈发言。会议开到中后期，科学家马大猷发言，他敢说话。他说，别的倒没什么，在聂帅领导下，我们心情很舒畅，无论是科委也好，科学院也好，领导上对我们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要求，总觉得心情不太舒畅，头上还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这么一说，我请示聂帅，这期会议简报(有关马大猷的这个发言)发不发，聂帅让发。这个简报就发了。发之后，大家都活跃起来。科学家们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怎么行呢!我们已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这么多年了，还这么说。那怎么办呢？聂帅说，这个事情我得找总理了。他最后把周总理请来了。

周总理来了以后，开科学小组会。会上，总理拿出了三四本毛主席著作，翻开来看，看后说，这话确实是毛主席讲过的(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也不好讲了，只能在会上正面引导了。他又问我们的意见，问到于光远，于光远同志说，干脆点，应该把帽子摘掉。还问了一些人，怎么回答的，我记不太清了。问到我，我说，从战略上考虑，应当把帽子摘掉。问后，周总理仍然讲，但毛主席l957年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只能从正面引导。聂帅发言，也说从正面引导。

很明显，如果只正面引导，大家是不满意的。陈毅同志很干脆，他说，我讲话。他上去讲，我估计关于脱帽加冕问题，事先他给总理说了，总理默认了的。总理不好讲嘛，陈总又敢讲。他到会讲话了，陈总平时是不戴帽子的，这一次戴了帽子，一上台，就把帽子脱下来，往桌上一放，向下面深深鞠了个躬说：同志们，我向你们行礼了，我给你们脱帽加冕，从现在起，给你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摘下来。这一来，台下真正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陈总说，从今天起，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了，我国的科技工作，需要你们好好发挥作用。

会议是聂帅主持的，最后聂帅作总结讲话。他说，陈总已经给大家摘了帽子，大家可以心情舒畅地干自己的工作了，把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好好搞上去，这就是这次会议的目的。

广州会议，事实的经过就是这样，会后大家议论纷纷，都是眉开眼笑的。

程元：

要讲聂帅的事迹和他生平的事情，我条件差一点，因为我是晚辈，我对于老一辈的事情，不是很清楚。聂帅是我们非常敬仰的一位伟大人物，在我们党内、军内，在我们人民的心目中都有很崇高的威信。

1924年6月1613，我们成立了黄埔军校。那时成立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之下创办的。苏联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非常敬佩列宁，列宁派来了顾问。孙先生提倡以俄为师，要学习苏联经验。他知道，在中国搞革命，依靠这个军队，依靠那个军队，今天是滇军、明天是桂军，每次都是靠不住嘛，结果都是反了嘛。但是苏联革命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他们有党军，自己有武装，所以靠得住。中国搞革命也要有个党军才行。孙中山觉得很有道理，而且，当时受到列宁的影响，他开始整顿国民党，于l924年成立黄埔军校。这个学校同过去所有中国的学校都不同，它是灌输革命教育的。

这个学校创办之初，聂帅就到了黄埔军校。他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当秘书兼政治教官。所以聂帅在我们党建立军队方面是元勋。黄埔军校不是国民党一党专办的，是两党联合办的一个学校。政治部一滩力量，一套组织，基本是共产党的。周总理是政治部主任，下面有肖楚女等，有很多革命的老同志，也包括我们聂帅、叶帅。聂帅当政治教官，叶帅是军事教官。当时建立黄埔军校他们是元勋。对黄埔军校，聂帅是费了很大的心血的。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很重要：第一，对于军队的建设，聂帅有他的想法和主张。他主张军队的建设，应该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革命军队。所以我们军队有政治机关。政治机关过去军队哪里有，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苏联军队是有政治机关的。连队除了连长之外，还有一位首长就是指导员。这是聂帅的历史功绩。

第二，是组织问题，他当政治教官的时候，协助周总理，强调要有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工作。听我们的老前辈黄埔一期、二期的讲，他们学习的时候，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公开活动的。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互相都知道。他们后来东征、北伐的时候，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他们在一个战壕里打仗，死在一个战壕里，血流在一起，这是很正常的。所以那个时候聂帅就是协助周总理建设党的工作，在学校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所以无论是建军也好，组织工作也好，聂帅各方面都是有很大功劳的。我们现在怀念伟大的人物，不能忘了他对我们的教育，为我们树立的榜样，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多重要的财富，决不能忘记。

抗日战争时期，聂帅也作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他有一个想法，他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打败El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广泛的团结国民党军队里的以及共产党军队里的广大黄埔出身的成员和同学。这方面有三四万人，这数目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的。我们共产党的好多高级将领是黄埔的，包括我们徐帅也是黄埔的，聂帅也是黄埔的。周士第、程子华他们都是黄埔的，还有宋时轮，他是打上海的九兵团司令，我记得陈赓也是，将领多了。两党的将领都团结起来，这些人都是军队的骨干。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来把日本侵略军打败了。首先是平型关一战，把日本的王牌军坂垣师团，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一下歼灭了他l000多人，全国轰动。坂垣吃了我们两次亏，平型关是一次，还有开始李默庵打了他一次。国共军队合作一起打仗，日本侵略军就吃了我们的苦头。

1942年在延安，也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延安分会，这时重庆也成立了分会。因为革命阵营有很多黄埔学生，有些是带着共产党身份去学习的，有些学习出来向住革命跑到延安去的，有不少的人。这里我举个例子讲，当时国民党军队派了一个到延安去的姓陈的联络参谋，他是个上校。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国共两党的黄埔学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抗日，一定能取得很大的胜利，这是肯定的。当然很遗憾，后来国民党搞磨擦了，反对团结，搞阴谋，我们吃了很大的亏。但是我们总的来讲，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打败侵略军。

抗战时聂帅任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率领晋察冀军民同日本人打仗。我们看电影《地道战》，就是聂帅提倡的。他运用群众的智慧，加以总结，加以提倡，形成地道战。在华北平原，地道战是日本人的克星。华北是一个大平原。过去日本人在这里打仗，坦克、车辆本来可以是横行无阻的，但是碰到地道战，他们就没有辙了。这可以说明聂帅的贡献很大。

1984年6月16日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选举他，因为聂帅是老黄埔，选他当顾问，他欣然同意了，愉快地同意当了顾问。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聂帅对黄埔非常重视，重视黄埔，希望黄埔在我们祖国统一的大业里面，能够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给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聂帅看到这一点，其他职务不干都可以，黄埔军校顾问他干了，很愉快地接受。所以可以看得出他老人家这种心情。他当顾问，我当秘书长，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一次我们同学会有重大的动作，有贯彻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时候，都是徐帅、聂帅他们作了充分的研究，向我下达命令，我来执行他们的指示，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打个比方讲，天安门六四事件，闹得多凶啊，北京闹得多凶啊，不少国家机关、中央机关都去了，当时很乱。可是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同学没有一个上街的，没有一个参加捣乱的。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黄埔军校同学会是两帅直接领导的，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落实政策，对过去很多人，恢复他们的名誉，他们感谢得很，就一心靠共产党。许多黄埔学生，他们感到国民党走了，不要他了。共产党来了，也不要他了。现在共产党承认他了，他们流着眼泪，说不出的高兴，他怎么不拥护。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由于两帅对黄埔同学会的重视，党中央对黄埔同学会很重视，思想工作做得好，所以没有出问题。

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过去有好多事情，重大的政治、政策问题都是禀呈徐帅、聂帅的。我们同徐帅、聂帅办公室他们联系得很好，有什么事情都商量。徐帅、聂帅向我下达指示，我就执行就去办。我们黄埔同学会后来还创造了很大的局面，海外黄埔同学的统战工作，统一祖国的工作，以及想办法与台湾黄埔军校沟通关系。这些都是两帅指示我们的中心工作之一，使我们协助党把统战工作搞好。现在两帅不在了，我们还要进一步努力才能肩负起党给我们的任务。
         

这里还讲一点海外工作方面的情况。邓文仪是黄埔一期的，他是国民党军队里比较重要的人物。邓文仪他回大陆以后，聂帅接见了他，后来小平同志也接见了他。我奉了两帅的命令到香港，想办法通过关系把邓文仪从台湾约到香港，秘密会见，我对他建议，请他回国看看，沟通这关系。他没有疑虑了，后来回来了。刘泳尧也是，他是国策顾问，我在香港，他请我们吃饭，他是国民党一级上将，他后来也回来了。要作这些工作，只要是他们两位老帅交待的事就好办。我们也是一心扑上去办，所有我们国家的各个部门都很佩服，觉得这个事情办得好。此外，还有两帅1990年1月，对海外黄埔同学的谈话，是公开信。公开报道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发表谈话，向海外黄埔师生致以春节的问候，动员他们要爱国，反对分裂，响应祖国的号召，这件事影响很深远。

傅崇碧：

我是l941年从抗大来到晋察冀的。我到晋察冀以后，在团、旅、分区，一直到军里面工作，以后到北京军区当副司令、军区政委。到晋察冀以后，我对聂帅有3点感觉。毛主席讲，晋察冀是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它处在平汉路、正太路等铁路干线中间，建立根据地可是不容易。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聂老帅很重视教育，办学校，训练干部。这一点对我印象最深了。要在敌后搞根据地，建设党，没有干部不行。所以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他对办学校，搞教育，抓得很紧。

第二，他很重视知识青年。晋察冀这个地区，靠北京很近，北京的许多知识青年来到晋察冀，他都关心重用。晋察冀的医学办得不错：就是因为大量使用知识分子。进北京以后，他仍然非常重视这些人。北京的协和等医院的知识分子，他非常重视，大胆使用。

第三，注意办报纸，搞好宣传工作。政策方针搞好了，还要加以宣传，你没有宣传，没有教育，没有干部是不行的。晋察冀的报纸办得非常好，群众也爱看。要坚持根据地，宣传不好，没有干部，学校没有搞好，是不行的，没有大批的有文化的干部也不行。所以在抗大二分校，办了个速成中学，他从冀中招了很多学生，有几百人，招来以后，到路西来进行训练，培养干部。毛主席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所以聂帅对办教育、办学校、培养干部他都是抓得很紧的。

另外搞生产，晋察冀的生产也搞得好。这么多军队要吃饭，不搞生产怎么行。毛主席讲了嘛，战斗队，宣传队，生产队。聂帅在这些方面抓得也是不错的，我那时候在四分区当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我们每人要交两百斤粮食。跟延安精神一样，我们学会了纺线。到军区开会，我们牲口都不骑，省出点运力，驮点东西。这样来关心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生产搞得好，人民有吃有喝，因此，晋察冀能够发展，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确实是名不虚传。很多工作是搞得很好的。

我着重要讲讲"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个大错误。又加以运动中失去了控制，被坏人"四人帮"利用了，被江青、林彪他们利用了。所有的干部、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所有的生产，都遭到了大破坏。

"四人帮"把毛主席架空了。但是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他也纠正。

"文化大革命"不仅使领导干部受迫害，对知识分子、科学家们也是一场大灾难。他们也是挨批，挨斗争。江青、林彪他们把这些专家说成是没有经过改造，是受资本主义教育最深，他们叫这些人为"臭老九"。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青年学生，要抓这些人，要批斗"臭老九"。以后毛主席找我去，问北京的情况。我给毛主席讲，许多干部挨批了，坐喷气式了，许多知识分子，专家也是被抄家，被批斗，也搞得不安生，非常恐慌。我说有人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毛主席说，不能叫臭老九，老九不能走，就是这样讲的。

北京医院最有名的心脏科专家吴杰，在全国，在外国也是有名的。可他们要斗争他，要整他。我给周总理讲了，周总理说，要想办法保护。我跟聂老帅也讲了，他也同意这些人要保护起来。陈毅老帅也说要保护这些人。聂帅、陈帅、总理都说这些人要保护，我把他们接到卫戍区，住在卫戍区保护起来了。其实这些专家，以后给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看病，都是他们。

江青他们还说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是黑窝子，上万人包围301，要把301烧掉。我们调了一个团进去。老帅们都说，301要保护，那里面住了好多干部。当时余秋里、李达、韩先楚、许世友都在那里。他们要把那个医院烧掉，说是黑窝子，保护这些坏人。老帅、总理他们都讲，301要保护。我执行他们的指示，要保护老同志，保护专家、知识分子。反正我不同意，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斗不成。以后林彪亲自找我谈，找我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一块谈。说你不要管了，交给他们(总后勤部)管。以后这些人就保护不了，被批斗。

聂帅那时候对搞原子弹，搞导弹的这些人决一t2,要保护。他找我谈了两次，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苏联、美国他们有原子弹，有导弹，我们没有，落后就要挨打，因为你落后，就要欺负你，要整你，所以要保护这些人。原来在七机部专家住的地方我们派了一个连进行保护。以后我们派了一个营，秘密地保护，加强警卫，还搞了很多便衣，保护这些专家。以后江青他们发觉了，造反派告了我的状。但我也不能讲是聂帅要我加强警戒，保护他们的。江青指责我，说你保护"臭老九"。但是我们打了总理的旗号，也打了毛主席的旗号，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嘛。

聂帅还交代，不准抄科学家的家。聂帅讲，他们的家里都有些科学研究的资料，要搞丢了，搞遗失了，对我们搞原子弹，搞导弹是非常不利的。在南苑东高地有个七机部一院。江青、“文革”小组的人发动造反派，造专家、研究人员的反。我们在那里面有一个连，他们造反，把我们的部队赶出来了，东西也摔出来了。造反派把一院搞得乌烟瘴气。我们报告了总理。聂帅、李富春找一院造反派开了3次会，我也参加了。会上，给造反派做说服工作。总理、聂帅、李富春同志都说，你们不能斗科学家，不能造他们的反，不能去抄家，要搞好团结，搞好生产，搞好联合。每一次都是一晚上，要开两三个小时会，给他们做工作。但每一次都没有做成功。七机部的造反派骑着自行车，拿着写有标语的旗帜，一出来就是几百人上千人，在北京到处转。后来毛主席知道这件事情了，是总理反映的。毛主席说：军队警卫一定要把造反派赶出去，不行，再增加人。以后派了一个营进去。这是毛主席叫这样做的。他们知道了，就不敢赶了，不敢搞军队了。

有一次，造反派把有关原子弹的资料坐汽车拉走了。我们接到报告，问研究人员，知道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我就给总理、聂帅报告了这件事。聂帅听说后非常担心，一晚上都没有睡觉。聂帅说，这些材料非常重要，你们要想尽各种方法，把这些材料追回来。总理也是这样讲。我们就派副司令刘光甫，组织了10多辆汽车去追，他们追了一夜，到快天明时追回来了。这中间，聂老帅几乎是每过一个小时打次电话，问：材料追回来了没有?他都没有睡觉，过问这个事情。我说还没有，还没有音讯。一晚上他就问了4次，亲自打电话，最后快到天明了，把这些材料追回来了。给他报告了，他很高兴，说，这些材料无论如何要严格封闭起来，不能让造反派乱动。

这一件事情说明，对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总理、聂帅他们是非常重视的。没有他们这样严格的管理，是不行的。没有他们，老实讲，这些搞原子弹，搞导弹的专家，没有人保护，很危险。只要总理、聂帅讲要保护，我们坚决执行。不管你江青，还是“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捣乱也不成。你江青、“文革”小组这些人，没有在党里干过什么事。我们不能马马虎虎听你的，虽然不敢反对，你讲了我可以听，但不执行，拖，还是按聂帅、总理讲的办，对这些人进行保护。

当时闹得最凶的是七机部。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过去他是聂老帅把他养大的。结果，他造反，要抄聂帅的家。以后，叶剑英、陈毅老帅悄悄给我们出了二个主意。叶剑英老帅那时是首都工作组组长。他说，他们要来抄聂帅的家，你们要加强警卫，对他们不客气，以后他会到你卫戍区来闹，就把他扣起来。结果他们真来了一千多入到卫戍区闹。我调了两个团，把他们围起来，他们一看形势不好，跑了。但是这个头头没有走成，在王府井那里，我把他扣起来。扣了十多天。江青亲自过问这件事情，找我谈了两次，叫我把他放了。我不说放，也没有说不放。我说，他这样的人，来威胁卫戍区，在七机部那里发动人，把卫戍区的东西摔出去，这些搞导弹，搞原子弹的专家，他们要弄去斗，出了问题，保密材料丢了，我不负责任。毛主席要我警卫的，我不好交待。就这样，她也没有办法。后来，江青和陈伯达又到卫戍区来找我，给我讲，叫他写个检讨，把他放了。最后他写了个检讨，我们把他放了。

聂老帅对这些科研人员非常重视，对他们的生活很照顾。今天来看，老实讲，我看搞导弹、原子弹、氢弹，如果没有聂老帅，还有张爱萍他们一块，亲自到新疆，坐飞机来回检查，没有他们这样的辛勤劳动，现在我们会有原子弹吗、有氢弹吗、有导弹吗?那个基础是他们打下的，当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他们的直接领导，但具体工作是聂帅做的。

假设那时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没有导弹，我们讲话，美国人会听吗，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吗。美国为什么那样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因为他有尖端武器，有导弹，有飞机，搞得不好就制裁你，派飞机去轰炸，向你放巡航导弹。所以，我们军队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制造出这一套装备，你讲话不灵，没有人听你的。

昨天，我看到江总书记到北京军区看指挥网演习，讲了，我们军队要加强国防建设，要搞些装备。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宁可少建一些楼，要赶快把我们军队的导弹、飞机，其他的装备搞好，你讲话就灵了，别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帅和总理，保护这些知识分子，保护这些专家，是很正确的。没有这些人，假使当年把他们搞掉了，老实讲，离开了这些人，我们要科教兴国，你行吗?不行的。这些专家、科学家，这几年给我们培养了很多干部，很多的人才。

生活困难时期，我几次到聂帅家里，他对我讲这些科学家也是很苦的。他们过去在英国或者美国，那里的生活环境，生活是不错的。现在生活上吃不好，住不好，讲点怪话，是可以的嘛。聂帅讲，只要政治上不反对我们，说一点怪话，是很自然的，没有关系。我们的老共产党员，有什么不高兴，也还是要讲不满意的话嘛。今天来看，我们的聂老帅在这一方面，他对我们党的事业，确实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保护了这些人。

那个时候搞导弹、原子弹、氢弹，是集中力量干的，集中人力、财力，他亲自去组织，去检查，去指挥，要是没有这种精神，现在我们想要有导弹、原子弹、氢弹，是不行的。现在这个基础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所以不要把过去的历史忘掉。忘掉了历史是不好的。

现在我们的江总书记，经常讲这个问题，讲科教兴国。邓小平同志也讲，科学就是生产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这些科学家，这个影响很大。要像"四人帮"那样，把科学家抓起来，抄他们的家，进行斗争。那些在美国、英国等外国留学的专家，再也不回来了。他敢回来吗，回来就挨斗、挨批。那个时候，也有些人受了些影响，但总的影响不是那么大。"四人帮"打倒以后，这些人都重用了。像钱学森，你看，我们江总书记每年过年还要去看望这些专家。对我们科学有贡献的这些科学家，中央每年开会表彰他们。我觉得那时候聂帅的做法是完全合乎这种精神的，是有很大功劳的。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放过聂帅，为什么?因为他保护"臭老九"，保护这些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有的文件说，晋察冀是山头主义的黑窝子。给晋察冀扣了一大堆帽子，把华北军区搞得乱七八糟，否定模范抗日根据地，把聂老帅讲得一塌糊涂。我关了7年，回来以后，就对聂帅讲，晋察冀的很多老同志，都背了一个包袱，就说是在黑窝子里面的人。聂帅说，我这个"黑窝子"里面，保护了好多好人，保护了许多科学家，保护了肖华，我还是保护了很多好人嘛。后来开中央工作会议，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最后发了中央文件，给华北山头主义平反了。聂老帅为了革命事业，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从来不讲个人的得失。我们有时对他讲，说你搞山头主义，是黑窝子等等。聂帅总是讲，平了反，算了嘛，平了反就算清楚了嘛。所以聂老帅的胸怀宽大，不在乎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这些老帅不是成了"二月逆流"了吗，原因就是老帅们跟江青斗，跟“文革”小组斗，说你们把军队搞成什么样子?把生产搞成什么样子?科学又搞成什么样子啊?那个时候，我也被说成是"二月逆流"的干将，保护老帅们，这也是一个罪状嘛。怀仁堂会议下来，江青、康生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说，这些老帅都反对你。其实，老帅们是对“文革”小组、江青、林彪他们这样搞乱军队，搞乱生产，搞乱科研，搞乱教育不满意，有意见，他们哪里是反对毛主席啦!以后，毛主席慢慢慢慢地发觉了。

我记得，毛主席找我去问情况。我就讲，现在这些老同志，包括陈毅的夫人，华北的沣加，已经游街了，科学家们也不好受，老帅们的大字报也到处多起来了。毛主席说，这个不要紧嘛。

有一次，江青在开会的时候，批评我，说我保护这些科学家。当时江青、“文革”小组的人都在一块开会。毛主席说，江青哪，是个炮筒子，乱放炮。江青就坐在那里看着我。主席说，江青就爱批评人，乱带帽子。你这个人坦率，你对江青放她一炮嘛。我能放江青一炮吗，敢放吗?我不好讲，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有那么多人，20多个人。我说，主席啊，江青在关键的时候为我们讲话是很灵的，帮助我们很大。毛主席说，你说江青说话灵，人家认为江青是我的夫人，她讲的话，以为我入了股的，你问她，她的话，只代表她，她不能代表我，我没有人股。他又把江青讲了一通。我就不好讲了，我一讲，就又移到江青头上去了。总理看到我在那里发愣了。总理就把话引到其他地方去了。说明那个时候，毛主席就对江青对“文革”小组、对抄家、斗干部、搞乱军队、搞乱科研，有发觉了。

以后我从沈阳回来，到叶剑英老帅那里去，看到一些文件，叶帅对我讲，毛主席老讲，"四人帮"江青他们要造反，要解决，一年解决不了两年，两年解决不了，三年一定要解决。所以，假如毛主席不讲这个话，不讲他们要造反，要解决，也不好去抓"四人帮"啦。叶剑英老帅他们抓"四人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抓了"四人帮"，把国家政治形势改变过来了。所以，有些人讲，毛主席没有发现("四人帮")，不是那样，毛主席发现了，他也纠正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左"了，但是l974年以后他发现了，中央的这些老同志一个个也都招回来了，恢复了工作了嘛。我被关了7年，也回来分配了工作了嘛。

我没回来的时候，杨成武、余立金回来了。我回来以后，八一建军节时，周总理对我讲，毛主席在长沙，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说，杨成武出来了，余立金出来了，傅崇碧为什么没有出来?我讲了几次，人家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傅崇碧的问题，我讲了3次了，一句也不顶。毛主席从长沙回来以后，开政治局会议，他发了火了。毛主席问，傅在什么地方，江青、康生他们讲，傅在北京。毛主席说，他在北京，我要见他。他要见我，其实我在东北，叫我坐飞机回来。因为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叫我坐火车回来。我回来以后，毛主席病很重，总理就把这个情况给我讲了。所以没有毛主席，假设江青他们上了台，"四人帮"上了台，这些老同志，这些老帅一个也活不成，统统要被搞掉。

邓小平同志讲，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在。江泽民同志讲，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我说，小平、江泽民同志讲的，讲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对周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中国就更糟了。但是总理也说了些违心话，也办了些违心的事情，否则他保护不了干部。那个时候，北京都瘫痪了，一切工作都交给卫戍区了，生产、文化、教育、穿衣、吃饭、警卫，是很难搞的。总理说，你要保证。但有时江青、“文革”小组、林彪他们批评我们。总理说，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也经常挨他们的批嘛，发我的火嘛。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有些问题可以搞得清楚的，不要人家讲你们，你们就不敢搞了，前怕狼后怕虎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卫戍区工作一年多，关了我7年，全家和我们一块工作的同志都受迫害。出来后周总理要我回卫戍区工作，我说，我再也不干了。邓小平同志回来工作以后，对我讲，你回卫戍区去整顿，百分之六十管军区，百分之四十管卫戍区，把各方面整顿一下。这样，我就到卫戍区又参加了工作。

我总的感觉到，聂老帅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对我有很深的印象。聂老帅非常严肃，但是他也平易近人，你找他，他不是乱批评你。他关心干部，对干部都非常热心，干部有了病，他很关心。晋察冀人民对聂帅是有深厚感情的。聂老帅在晋察冀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有大功劳的，可是不容易。聂老帅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东北林彪他们，要是没有晋察冀行吗。聂老帅给他们抽了多少干部去，从排到连到师，去了几万人，四野没有晋察冀支持他，他们也是不行的。晋察冀有几个兵团，第十九兵团归聂帅管，划分出去了嘛，什么山头主义，很多的部队都分散出去了。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聂老帅"文化大革命"时到了邯郸，生活上碰到很多困难。但他在这些问题上从不计较。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出来以后，对反对他的人是要报复的。聂老帅他从来不讲这些。聂老帅说，那时候他们也不敢给我这个那个，他们也害怕，怕"四人帮"整他们，应该理解他们。给我们讲这些道理，要理解他们，他们也有困难，不讲点违心话，不做点样子，他们也是不行的。

注 释

[1]原谈话以《聂帅关于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为题，发表在《聂荣臻研究会会刊》2000年总第二期上。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丁衡高。

[2]原谈话的题目为《聂帅与制定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及1962年广州会议的有关情况》。

[3]原谈话题目为《聂帅决策：主动撤离张家口》。

[4]原谈话题目为《聂帅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争取东北工作中的重大贡》。

[5]原谈话题目为《聂帅与中国军事化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