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丰碑

——写在父亲聂荣臻百年诞辰之际

聂 力

遥远的记忆与深切的怀念，使我在心底里呼唤着父亲；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辉煌有着我家两代人的付出，我心里坦然而又欣慰。

幼小的我在艰难困苦中一遍遍地呼喊着：“爸爸，爸爸!”

真正面对着父亲这样喊，却是在我16岁以后。而父亲胸前衣兜里始终珍藏着我的一帧小照。

冷风飕飕，细雨霏霏。 l2月的上海，经常碰到这种日子，阴冷潮湿，相当难熬。

1931年12月，就是在这样一个清晨，父亲聂荣臻提着个箱子要出门了。我照例拿着父亲的帽子，送他到门口。父亲突然转过身，抱起我，亲了又亲，他怕我受冷，解开上衣，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一直抱到胡同口。母亲黯然神伤，默默地跟在后面。那时我已经一岁多了，依稀记事，觉得今天与往常不大一样。原来，这一天父亲要到中央苏区去了。我同父亲这一别，竟是近15年。

母亲后来告诉我：

1930年9月，我出生在上海。在此前一个月，父亲聂荣臻刚刚从中央特科调到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伯伯工作。那时革命正处在低潮，到处充满了险情。为了便于掩护，父亲的公开身份是报社记者，别人称他李先生。母亲张瑞华也在上海做地下党的交通员工作。

就在生我的前一天，母亲还在操劳。那天，周恩来伯伯约陈赓叔叔到我家里研究工作。母亲一早到菜市场买了一些菜，点了两个汽油炉，忙了好大一阵子，准备好了饭菜，请正在商谈问题的周伯伯、陈叔叔吃饭。饭后，父亲和周伯伯他们一起走了。

母亲收拾完碗筷，突然感到阵阵腹痛。她心里有些急了，盼着父亲早点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走进家门。

“今天夜里可能要生了，肚子痛得厉害。”

“那就赶快到医院去。”父亲关切地对母亲说，“明天我还有要紧事，不能陪你，等事情办完了我再去看你。”
这么晚了，住处又偏僻，怎么到医院去?父亲不由分说，转身出去找车。还好，他雇了人力车，将母亲送到一家医院，住进了产房。

第二天，母亲生下了我。由于难产，不得已做了剖腹产手术。我出生后，父亲没能抽出时间来看望，委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阿姨代劳。直到第三天，父亲才匆忙地赶到医院。看着产后身体虚弱的母亲，父亲歉意地说：“这两天实在太忙，没能来看望你们，好在听刃香同志说，虽然你做了剖腹产手术，但你们母女平安，我也放心了些。”

“没事，你看我们不是挺好吗?”母亲微笑着安慰父亲。

当父亲把目光移到我的小脸上时，他笑了，俯下身子轻轻地亲了亲我。

“你要注意身体，要增加些营养。”父亲嘱咐着，由于他实在太忙，没来得及带任何东西。可是，母亲从父亲那和善诚挚的目光里得到极大的安慰。

一个星期后，父亲把我和母亲接回了家，仍请蔡阿姨帮忙照料，自己又投入繁忙的工作之中。

我出生后，父母给我取名，叫李丽。

当时的上海，革命环境非常险恶。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大好，生下我后一滴奶水也没有。起初，我不吃牛奶，饿得一个劲儿地哭，哭的时间久了，引起了房东太太的注意，她不时隔着门窗冲母亲大声喊：“喂，你的孩子是不是有病呀?快去看看医生吧。”

父亲很爱我，多次对母亲说：“不管条件多么差，我们都要把丽丽带大。”父亲在外面奔忙了一天，夜间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抱起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直到我入睡后，他才肯休息。母亲知道父亲疼爱我，可是又担心他过于劳累。好不容易才使我养成了吃牛奶的习惯。

1931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我父亲和陈郁、陈赓等7人组成中央军委。周恩来伯伯任书记，我父亲任参谋长。

这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中共中央机关党的主要领导的住址。疯狂的敌人以为摧毁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时候到了，立即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上海。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冷静、果断地处理问题，同陈云、陈赓、李克农等人一起，协助周恩来伯伯抢在敌人行动之前，紧急搬迁了中央机关，转移了一批可能被捕的干部，销毁了大量机密文件，从而避免了使党遭受到重大破坏的危险。

真是祸不单行。6月22日，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党中央立即决定，党的其他领导人逐步向苏区转移。周伯伯和邓妈妈先于我父亲离开上海。

周伯伯与我父亲感情深笃。早在1920年父亲在法国留学时，就同周伯伯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l925年回国后，父亲从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中央特科直到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一直协助周伯伯工作。临别前，父母亲特地请周伯伯和邓妈妈来家中吃饭。母亲专门为周伯伯包了他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席间，周伯伯像往常见到我那样，总是笑呵呵地逗我：“丽丽，快，喊干爸爸。”当我用稚嫩的童音喊着“干爸爸，干爸爸”时，大人们会心地发出一阵阵愉悦的笑声。

分手了，周伯伯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眸子里闪动着亮光：“荣臻，多保重，后会有期!"邓妈妈爱抚地摸着我的头，深情地对母亲说：“一定要照顾好小丽丽，你身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这一年的l2月，父亲也离开了上海，离开了母亲和我。临行前的几天里，父亲总是抱着我不肯放下。晚上，他辗转反侧难以人眠，对母亲重复着那句说过多次的话：“丽丽太小，我走后，你无论如何要把她照顾好。”

就在一岁多的我哭喊着“要爸爸，要找爸爸!”的时候，父亲到了中央苏区，先任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红一军团政委。

母亲在上海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过去，每当父亲从外面回来，我只要一听到是他的脚步声，就赶紧迎上前去，咧着小嘴咿呀着，十分亲热。一次，母亲带着我到了公园，请照相馆在公园流动照相的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几天后，母亲托人将这张照片捎到了苏区，转交给了父亲。正是我的这张娃娃小照，伴着父亲度过了硝烟弥漫的漫长岁月。在我们父女分别后的15年间，父亲始终将那张照片珍藏在胸前贴身衣兜儿里。星移斗转，照片上浸透了父亲的汗渍，浸透了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

1934年春，母亲带着我住在上海英租界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母亲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还常思念转战在中央苏区的父亲，身体很不好。我很听母亲的话，母亲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时母亲外出送文件，把我锁在家里，给我些玩具，叫我自己玩。在这些玩具中，我最喜爱的是一个存钱罐，小钱罐的上方有条细缝，我把母亲给的硬分币从缝里丢进去，不时用双手捧着小罐摇一摇晃一晃，看看硬币有多少。那时，母亲曾多次问过我为什么?我总是晃动着小脑袋说：“我要存多多的钱，给爸爸打坏蛋!”每当母亲在屋里准备文件，我便爬在窗台前为她放哨。远远地看见巡捕来了，就很快地跑到母亲面前，用手指着窗外说：“巡捕，巡捕!”母亲就会像对大人那样朝我点点头。

后来，这个联络点被敌人侦察到了。一天我和母亲正在吃饭，突然接到情报，说敌人马上要来搜捕。母亲丢下饭碗，边清理东西，边销毁文件。敌人冲进来了，把母亲和另外几个地下党的工作人员押进了小客厅，然后到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敌人不甘心，把我们看押起来，派人守候在那里，妄图逮捕来这里接头的共产党人。

第二天傍晚，敌人押走了黄文雍和另一个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将母亲、黄的妻子杨庆桂和我们两个孩子，一起押到西摩路英国的巡捕房。两天后，又把我们押送到英租界提篮桥女监。

监狱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常人无法忍受的阴冷。

敌人开始审问母亲。不管问啥，母亲始终坚持说：“我姓王，从小没有名字，也不识字。丈夫李先生出门做生意，一去不归，我带着孩子生活无依无靠。听人说我丈夫在上海，就到上海来找他，临时借住那间亭子间，时间不长就叫你们抓来了。”

不久有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住进我们的监室。他们乘提审、拷打母亲的机会哄骗我，想从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里“捞稻草”。但我任何人都不理睬，抿着嘴一句话也不说。

一天天过去了，敌人终于沉不住气。凶残的敌人冲母亲吼叫着，要把我送到孤儿院里去。

“送孤儿院?不行，绝对不行!”母亲奋力搂紧我，与敌人针锋相对。她要用全力保护我，“孩子有啥罪，要死我们娘儿俩死在一起!”

从这以后，母亲更加小心了，她随时把我带到身边，哪怕是提审，也抱着我一块儿去。母亲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辜负父亲临别时的嘱托。

敌人无计可施，便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为幌子，释放了我们母女和杨庆桂母子，然而在住处周围设下了暗探，时时监视着我们的行踪，妄图放长线钓大鱼。

十多天后的一个傍晚，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中倾盆大雨呼呼啦啦下个不停，附近街道上的几盏路灯也瞬间熄灭了。

母亲借着闪电时的亮光，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她清楚地看到那两个监视我们的探子，正蜷缩在对面屋檐下避雨。

“现在是逃离虎口的好时机。”母亲尽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对杨阿姨说，“我出去联络，你要把两个孩子都管起来，别让他们哭，尽快收拾好必须带的东西，准备行动!”

凭着多年的经验，母亲很快找到一家汽车行。这是原来的一个联络站，知道的人极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一般不作联络用，因此，一直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在那里，母亲见了联络员刘仲华(当时名刘子华)。他交给母亲30元钱，告诉母亲两个旅馆的地址，要她赶紧回去带我转移。

母亲冒着雨一口气跑回住处。她将钱分了一半给杨阿姨，做了具体交待，然后，两个人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先后逃离了那幢房子。

母亲抱着我疾步走进茫茫的夜雨中。她喘着气对我说：“丽丽乖，别哭别怕，妈妈带着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很快，我们来到了刘仲华指定的那家旅馆。两天后，西摩路巡捕房附近墙壁上张贴出通缉我母亲和杨阿姨的布告。为了安全，我们在旅馆呆的时间很短，就转到一家公寓住了几天，又搬到了一个亭子间。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和母亲到了浦东。

1935年的秋天，母亲接到上级的通知，让她到陕西或者山西，争取在中央红军抵达时与父亲会合，接受新的任务。当时由于我太小，为了安全，组织上没有通知她带孩子去。母亲决定把我寄养在上海嘉定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同志的亲属家中。

母亲要走了。她搂着我怎么也舍不得松开。“丽丽，你要乖乖地，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母亲强忍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嘱咐道。那一刻，坚强的母亲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被寄养的这户人家，儿子出去闹革命了，全家没有强壮劳力，生活非常困难。为了生存，我和年迈的老奶奶相依为命。老奶奶总是说，我是她儿子托付来的，一定要把我养大，以后好对她儿子有个交待。

在乡下的几年生活，我受尽了磨难。这些年，我没有幸福的童年。小小年纪的我没有母爱父爱，没有钱去念书，由于生活所迫，要像大人那样下地干活。然而，在这艰难困苦中我逐渐地学会了割麦、插秧、纺线、挑担子……正是这不寻常的经历，锻造了我坚强不屈的性格。

村里没人知道我的父母是谁。有的人一见到我，就说：“她是个野孩子。”“她没有爹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每当听到这些，我伤心极了，只好偷偷地哭。有的老乡十分同情我，安慰我说：“别难过，小时候受苦，将来长大一定有福气。”

再说，母亲离开上海后，按照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历经了许多风险艰辛，赶到陕北预旺堡，终于见到了刚从前线归来的父亲。此时，感情深厚的父母已经分别5年了。

父亲问起母亲一路辗转的情况，问起那些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老战友们的情况，接着问起了我的情况。母亲含着泪水讲述着。父亲神情肃穆，口中不时喃喃自语：“丽丽，我的丽丽在哪里?”

母亲讲完后，父亲从上衣兜里掏出我那张照片：“自从长征以来，一切音讯都断绝了。我很想念你们，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拿出丽丽的照片看了又看，不知看了多少遍……”

母亲接过照片，照片已经发黄，带着斑斑汗渍，泪水夺眶而出。

周恩来伯伯非常理解我父母的心情，也十分关心我01938年，他委托地下党的龚饮冰同志来寻找我，想把我找回来。一天，龚饮冰派来的两位党的秘密工作者来到我住的小破屋里，悄声对我说：“我们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我不认识这两个人，感到很突然。我警惕地躲到炉灶后面说：“你们是骗子，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爸爸妈妈找我，叫他们自己来接，别人不行!”那两位叔叔担心说多了暴露身份，只好悄然离去了。

这以后不久，我考进了日本人统治区的嘉丰纱厂当工人。纱厂里的工头都是吸血鬼，他们又凶又狠，我们这些工人害怕极了。这一时期，我亲身经历了黑暗社会中工人所受的欺压，亲眼目睹了纱厂女工那悲惨的生活状况。

1940年百团大战后，父亲从前线回来，向母亲讲起井陉作战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和她妹妹的事。父亲说着，表情黯然，他又想起了我：“我们从战火中救出了日本小姑娘，而我们的女儿丽丽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乡下，命运究竟如何?要想法子把她找回来呀。”有几次，父亲还向杨成武叔叔提及此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和母亲更加想念我。周恩来伯伯知道父亲的心情，又指示要找回我。后来几经周折，党组织派毛齐华同志回家乡，找到了我。这天，我穿了一件土布缝做的棉袍，提了个小包袱，跟毛叔叔一起到了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的人告诉我，要带我到父母那里去，在那儿上学不要钱。一听这话，我的心里一下子兴奋起来。一个多星期后，我在几个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坐上一只小木船，去寻找那在远方的父亲和母亲。

不知过了多久，小船到江苏淮阴。叔叔们把我带到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和他的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张司令员很和蔼，把我叫到身边指着一张画报：“来来来，你看，这就是你的父亲。”张司令员边指着画报上的父亲，边向我介绍了父亲的情况。

之后，党组织又派人把我送到北平军调处。在这里，我见到了叶剑英伯伯。他把我接到景山东街他的家里，笑着递给我一张照片：“嗯，这就是你的爸爸。你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看谁像他，你就叫他爸爸。”

我接过父亲的照片，看了又看，小心放在了衣袋里。

1946年4月，从北平开完会准备回部队的冀晋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叔叔，带着我乘军调处的值班飞机，到了张家口。早就等候在机场的父亲的秘书范济生叔叔，急忙迎上前，把我们一起接回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东山坡。

到了东山坡，范叔叔笑着举起手，指着前面对我说：“那就是你爸爸妈妈住的地方，赶快去吧。”

       我推开了一间平房的门。这时，母亲站起身来，一下子认出了我：“丽丽，是丽丽!”母亲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拉到她的怀里，哭出了声。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正当我们母女诉说着别离十多年的情景时，刚刚参加完“四八"烈士纪念大会的父亲回来了。母亲忙擦干眼泪，说：“丽丽，你看，谁来了?”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来人，急忙掏出叶剑英伯伯给的那张照片，左对右看。

“哈哈，好好看看，像不像啊?”来人爽朗地笑着。

啊，父亲，是父亲!

“爸爸，爸爸!”顿时，我呜呜地大哭起来。

父亲用他那温暖的大手轻轻拍着我的肩，劝慰着我。可是，他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任泪水滚滚下来。

戎马倥偬，父亲为我准备书包，给我讲共产党，讲“学不成，死不归。”我从张家口入学，最后进了列宁格勒一所大学的校门。

父亲太爱我了。他享受了合家团圆的天伦之乐。

温文尔雅的父亲，身着灰色军装，整齐而干净。他的话本来不多，可是，每当我在他身旁，他总有说不完的话。起初，我听不懂父亲浓重的四川口音，父亲也搞不明白我满口的上海土话，母亲就充当了我和父亲的翻译。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没有完全弄懂父亲的四川话，父亲那浑厚的语音，却使我感到格外亲切。

在张家口那段时间，抗日战争刚胜利，仗一下子没打起来。父亲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还一次次地向旁人介绍：“这是我的女儿丽丽，刚从上海乡下接回来。"许多叔叔阿姨都赞叹：“聂司令员找到女儿了，真是件大喜事!”“看，聂司令员找到女儿，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啦!”

“有个问题一直装在我心里。一天，我憋不住终于问父亲：“爸爸，你和妈妈这样疼爱我，当年怎么忍心把我留在乡下?”说真的，那会儿我心里对父母是存有一股怨气的。

父亲听到我的问话，脸上笑容顿时消失了。他沉默了良久，温和地拉过我的手，说：“丽丽，你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人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怪，一下子答不上来。

“我们是共产党员。”父亲神态严肃，“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听人家说，共产党是蓝眼睛，红鼻子，很吓人的!”

共产党是打反动派，解救普天下受苦受难的人的。”父亲说着，把手伸进怀里，从胸前衣兜里掏出我小时候的那张照片，端详了一会儿，“爸爸、妈妈怎么舍得丢下你?那是为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万不得已才忍痛把你留在乡下的。”

已是16岁的我，一下子很难从感情上同父母沟通，而父母也深知我心灵的创伤难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愈合。以后，父亲又多次耐心地给我讲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父亲对我说：“你不能怨我们哪。你受的苦和罪是旧社会造成的，要恨就恨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恨国民党反动派。”

一天傍晚，父亲从办公室回到我们住的房子，把一个黑色的皮包递到我眼前：“丽丽，你看这是做什么用的?”

我小心地伸出手摸了摸，望着父亲摇了摇头。

“这是战利品，也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说这话时，父亲显得那么激动，“丽丽，告诉你，皮包送给你上学装书用!”

上学?我有些犯愁了。我还讲着一口地道的上海土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呀!

“爸爸知道你上学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不上学就学不到知识，学不到本领，长大后怎么能干革命呢?怎么能为劳动人民做事呢?"说到这儿，父亲看看我笑了笑，怕我听不明白他的话，打了个手势指着我，“丽丽，限你在10天之内改掉上海土话!”

父亲说这话时，语气非常坚定。

“不过……”我停顿了一下：“我都这么大了，还上学?”

父亲见我有些犹豫，端起桌子上的搪瓷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示意我坐下，并让母亲在一旁为我当翻译，向我讲述了他青年时代到欧洲求学，“学不成，死不归”的往事。

1920年1月，抱着学习科学的目的，父亲和一批青年学生历经艰辛到了法国，考入了德洛市的胡乃尔中学。第一次领到课本，父亲就急忙打开，看着看着，锁紧了眉头：课本内容太深。又不懂法语，简直是太困难了。

当时，法国的中学是7年制，课程设置与中国的大学差不多。物理课中电子部分，比中国商务印书馆所编的课本内容多两倍；数学的内容甚至比中国普通大学预科班所学的内容还多还深，涉及到了解析几何、微积分等内容。当时中国具有中学程度的留学生，连同学法语在内，一般要补习两年，才有希望考进大学。

父亲合拢课本思考起来。他在四川江津老家上学时，虽然学得扎实，成绩优良，但只读了两年中学，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没有系统学完中学的全部课程，困难很大。

没有犹豫，没有退缩!父亲很快又展开书本，自学起来了。

法国学校的教学，大多采用启发式。教师讲课比较简单，多数时间由学生白行掌握学习。父亲充分利用这种教学的优点，发挥自己强记善思的特点，攻克难关。他既跟着学校的教学走，又自己订了个计划，争取每天多学一些知识，学得好一些，理解得深一些。就这样，父亲先后用近两年时间，完成了中学补习任务。

比学习上的困难更大的，是经济上的困难。父亲在家筹集的300块银元，除去路费，再加上几个月来生活和学习各方面的开支，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不赶快想办法，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父亲决心找工作，边做工边上学。他先是在蒙塔尔纪橡胶厂负责检验轮胎。这项工作程序简单，也不累，就是把生产出来的橡胶轮胎按照要求检查一下，看是否合乎规格就行了。但在这里干每天上班的时间很长，工资也低。父亲希望的，是把尽量多的时间用于学习。没过多久，父亲到了克鲁邹钢铁厂做工。这家的老板叫施耐德尔，因此工厂也叫施耐德尔钢铁厂。父亲在这个厂里炼过焦，做过车工、钳工。炼焦的活又苦又累，一天下来，脸上、手上抹了一层黑灰，浑身累得像要散架似的，一坐下就不想再动弹了。

法国的工厂、学校，大多没有宿舍。不论做工、上学，都要自己找住处。当然，饭也要靠自己做。父亲就和几个同学一起，租了当地人的一间房子住。有一次父亲上完课，又到工厂做了几小时的工，才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回走。当时正值冬季，遇到了法国北部袭来的一股寒流，大风呼呼地刮个不停，寒气逼人。父亲感到头昏眼花，双腿像灌了铅。他感冒了，回到住处，倒头便想睡下。忽然，他想起离家前我爷爷奶奶为他凑钱的情景，想起亲人送别时的殷切叮嘱，想起出国途中地中海的惊涛骇浪，想起刚到法国时陈毅的忠告：“这里与国内想像的大不一样，但已经来了，就要坚持下去。”

父亲支撑着身子爬起来，拉开煤炉子，燃火做饭。

晚上，父亲展开笔墨给我爷爷奶奶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写道：“……去年留法勤工俭学会之发起，而男立百折不回之志而决往。既到法也，男敢不自勉。”在日后的另一封家信中，父亲这样写道： “男当在家起程时，心中即暗誓，学不成，死不归，且凡有失败，然后有成功，艰难困苦，乃为人之良师。”

以后，父亲又写下一条幅，张贴在床头以自勉：“学不成，死不归。”

父亲每当遇到困难，看看这张条幅，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催人奋进。

父亲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边做工，边读书，克服了学习、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几年下来，学到了许多知识，开拓了视野，为以后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送给我的皮包是黑色长方形的，比一般的书包要大一点，别看它很普通，却包含着父亲对我的厚望!从此，这个皮包再也没有离开过我。5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保存着这个已经破损了的皮包。对于我来说，它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很快，我进入了张家口第一完小读书。那时，我在军区驻地东山坡结识了周扬的女儿周密，她比我小六岁，聪明可爱。我俩同上四年级又在一个班，成了好朋友，天天一道去上学。初进学校，我感到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加上对当地老师的口音不习，上课真如听天书哇。好在有小周密做伴，我硬着头皮坚持学习。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8月，张家口东西两面受敌，处于被动态势。父亲权衡利弊，认为我军一向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决心必要时主动放弃张家口。随即，军区陆续往山区疏散、撤离。这时，我跟着母亲和军区其他首长的家属一起来到了河北省阜平县。后来我才知道，蒋介石下令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而父亲一直坚持到10日晚，待机关部队全部安全撤离后，才离开那里。

我和母亲暂时离开了父亲，而母亲并没有放松对我的严格要求。由于一时没有学校，母亲就请罗瑞卿叔叔的夫人郝治平阿姨、曾涌泉叔叔的夫人徐佩如阿姨，专门为我补习语文和数学。我也很自觉，始终牢记着父亲的话：只有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才会有本事，才能为群众做事。我时常以父亲“学不成，死不归”精神勉励自己，顽强地坚持学习。不久，阜平成立了“荣臻子弟学校”，即现在的北京八一中学，从此我有学校上了。

自从回到父母身边，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学校经常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我常给大家讲自己的苦难童年。同学们听后都流了泪。我也总忘不了告诫同学们，生我的是父母，救我是的共产党，如果没有共产党，也许我早就离开了人世。我向同学们表示，一定要用好的学习成绩来报答党。

1948年初，我和周密一起考进了石家庄边区联中，即华北育才中学十七班。班上同学的父母几乎都在前线，他们的年龄也都比我小，学校让我当了班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吧。 l949年1月，学校放寒假，我来到城南庄探望母亲。这时的父亲，是平津战役总前委成员之一，正忙于指挥百万大军进行平津战役。1月31日这天正逢春节，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那天，母亲的情绪很激动：她与父亲相濡以沫，历经枪林弹雨，终于盼来了这一天。2月9日，父亲从北平派人来接我和母亲。当时，北平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为了安全，我们进到北平城后，先住在北京饭店。记得有一天，我随几个叔叔一同乘车到西郊。车子路过动物园时，我突然看见动物园的墙壁上写着几个刺眼的大字：“活捉聂荣臻。”呵，我的心猛地一惊。不过，瞬即我便恢复了平静，脸上露出蔑视的神情。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平和。

进城后，父亲身上的工作担子不断加重，后来，竟身兼六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9年11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成为北京市第一任民选的市长)0开国大典，父亲任阅兵总指挥；抗美援朝，他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担负着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父亲实在是太忙了，太劳累了。

进了北平，我们华北育才中学的女同学并人北平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在北平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学校教学质量高，有的老师和高年级同学还是我党的地下党员，有着好的传统，他们为和平解放北平做了许多工作。学校里聚集着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民主人士的子女，当我们这些老区来的孩子进校后，虽然显得有些“土包子”气，不过，我们却将革命的光荣传统带到了学校。很快，我们这些新生就和学校里的老同学们在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中融为一体了。和往常一样，我在学校班里仍担任班长，仍旧穿着灰色的布棉袄、布棉裤和黑布棉鞋。新的学习环境使我感到欣慰与充实，我一门心思地投入到学习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父亲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了位于景山东街的一座院子里。因为我住校，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难得有机会见到父亲。母亲说，为了方便工作，父亲中午从不回家，就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休息一下，有时晚上回来后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毛主席、周总理的电话就打来了。可是，繁忙中的父亲，没有忘记关怀、教育我和在我们家中生活的叶挺将军的四个孩子。小的时候我干过农活，当过工人，受了许多苦，却练就了副结实的身体，适应能力也很强。尽管如此，在生活还很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仍多次嘱托母亲要尽量注意保障我们的身体发育以使集中精力学习，要想方设法在我们回家时弄点糖果呀、红烧肉呀什么的，改善伙食。母亲对此也非常认真。令我难忘的是，就在父亲最繁忙的时候，学校恰逢校庆，向父亲发出一封邀请信。出乎意料，那天，父亲以北京市市长的身份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了学校的大门，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极了。父亲不时地询问着我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他的脸上荡漾着满意的微笑。

195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留苏预备部。那时，我已经24岁了。说心里话，我真犹豫不决：“都这么大了，还去苏联念大学吗?”父亲知道我的想法后，对我说：“年龄稍大点又有什么。学不学不光是为你自己，也是为国家嘛!”之后，彭真叔叔也知道了我的心事。彭叔叔和父亲的意见完全一样，他鼓励我：“我l8岁才上高小，你们现在条件比我们好多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啊!一定要去学习苏联的科学知识。”那时，任弼时叔叔也常对我和他的长女任远志说，要学习苏联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是你们的任务。

        就这样，l955年我遵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肩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离开祖国，迈进了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的大门。

在这所学院里，有几十个来自中国的学生。还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留学生。

1956年的一天，父亲来苏联给在莫斯科的我国军事学员授军衔，也到了列宁格勒，很想看看我。在异国他乡能见到父亲，我的心里真是喜滋滋的。

那天，我约了班上的几个同学一道来到父亲下榻的宾馆。呵，在见到父亲的一刹那，我惊呆了。我和同学们几乎叫出了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父亲，身穿威武的元帅服，出现在我们面前。

“太神气啦，真是太神气啦!”我不顾一切地跑上前，挽住了父亲的胳膊，嘻嘻地笑个不停。

“快，坐下，坐下。”父亲和蔼可亲，他向同学们热情地打着招呼，眼神里流露着欣喜。父亲不时询问我们对这里的生活是否习惯，适应了没有，更多的则是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有时，他还用俄语和我们对话。他告诉我们，早在1924年秋天，他就离开法国经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l925年，他又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身着元帅服的父亲，当年曾穿过苏军制服。我从心底里钦佩父亲，为父亲骄傲。当父亲听我汇报了自己学习情况后，微笑着颔首： “好!好!要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一些东西，以后更好地为国家作贡献。”我们大家快乐极了，都抢着同父亲照相。

“只有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才能使新中国强盛起来。”父亲的话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

1960年7月，学院放假，我们一批留学生回到祖国。也正是在这时，中苏关系发生了骤然变化。苏联领导集团在中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时，背信弃义，全面撕毁了同中国的协议。7月28 E1到8月下旬，撤走了在中国尖端技术领域的全部专家。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国科技工作的父亲极为愤懑，立即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提出面对这一情况，一定要更加坚决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事业。

一天晚上，忙碌了一整天的父亲回到家中。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丽丽，现在中苏关系紧张，看来你们学不到尖端的东西 了，不要再去苏联上学了。”父亲说着，握紧拳头在案头重重地 击了一下：“国内急需人才呀!”

父亲说的话好似警钟，句句敲在我的心里：“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科技力量和尖端武器，就意味着灭亡!对于中国来说，更如此。”我非常理解父亲此时的心情，对于在各个方面都还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这是一条多么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啊!

“爸爸，你放心，我听你的。”我望着父亲坚定地说。

父亲微微点了一下头，若有所思：“苏联专家撤走，给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困难，尤其‘两弹’的研制工作。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对中国‘毁灭性的打击’，‘再过两年，中国就要卖废铜烂铁了’，有人预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而国内，也有人徘徊、动摇，主张‘两弹’攻关要‘下马’。"说到这里父亲的心情显得很沉重。杯子里的茶水早已凉了，我不知如何安慰他才是。父亲有着自己的见解：“今后10年，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10年，在这10年里，至少要在关键性的几个领域里赶上西方国家60年代的水平，并准备向70年代过渡，否则中国将落后得太远了。必须尽快搞出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

我和一批回国留学生被分配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设计机构。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不久，五院就有了数以百计的我国自己的科学家和研究技术骨干，还有大批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复员军人。他们都是从各级挑选来的优秀人才。我当时在五院第四设计部参加导弹自动驾驶仪设计。在这里，我穿上绿军装，感到光荣又自豪。我们家有了第二代解放军战士了!我从实习员、技术员干起，一步步走上了国防科技道路。

为了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父亲几乎将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工作上。看到父亲整日地听汇报、看文件、批发有关文电、找科技人员谈话、听取专家意见——那么投入，那么操劳，作为女儿的我，既为他骄傲，又为他的身体担心。父亲曾多次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现场指挥试验。父亲的这种气概和品格，深深的激励、教育了我。

那是l966年10月，我国决定进行“两弹”结合试验，也就是将地对地导弹装上核弹头，人们通常称之为导弹核武器。它是现代战争中最强有力的威慑性武器。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10月20日，周总理为此专门主持召开了会议。

“为了增强同志们的信心，使各项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去主持这次试验。”父亲恳切的目光紧盯着周总理说。周总理满意地朝父亲点点头。

10月25日中午，父亲飞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听取了钱学森及有关领导的汇报后，当场确定27日9时为试验零时。26日上午，父亲赶到发射阵地视察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两弹”对接试验。凡是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项最具危险性的工作，人们都劝父亲离开。父亲没有和大家多说什么，一转身拿来了一把椅子，干脆往那儿一坐。看到父亲那自信而又沉稳的神态，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

10月27日上午8时，父亲来到了指挥所。8时45分，突然接到核试验基地报告，预定弹着区高空出现了一股预报之外的强风。怎么办?父亲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一切由你在现场定。”周总理的回答斩钉截铁。

父亲与在场的专家们经过一番紧急磋商，认为这股6级左右的东北风，比核弹头预定爆炸点要高得多，对试验影响不大。于是，父亲果断下令：按预定时间发射核导弹!

发射那天，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空线关闭，发射场附近的居民疏散隐蔽。

9时许，伴随着火焰和一声巨大的轰鸣，核导弹飞离发射架，直指苍穹，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

导弹按预定轨道飞向落点1

9时9分14秒，核导弹命中目标区，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

“两弹结合”试验一举成功!消息传来，父亲长长吁了一口气，眉宇间洋溢着喜悦。我们很清楚，核导弹的试验成功，在中国国防科研和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聂老总，还是请你到现场主持这次关系重大的氢弹试验。”在1967年6月12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这样对父亲说。父亲欣然受命。那几天，父亲正发着高烧，不停地输液、吸氧。离氢弹试验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一贯支持我们工作的母亲有些放心不下了。可是，谁也劝不住父亲。两天后，父亲抱病飞抵核试验基地，主持试验。

来到基地，父亲与试验场的负责同志商定，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的零时定为l7日上午8时，同时向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报告。

17日清晨，父亲早早地来到现场。7时40分，父亲下令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谁知飞机到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人们立即紧张起来。很快，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在操作过程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经父亲的同意，20分钟以后，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氢弹。顿时，蔚蓝色的天幕上出现了一个自然太阳、一个人造太阳并排高悬的壮观景象，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大凡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到法国之前试验氢弹。中国已进入了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

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和发展航天技术，海上活动跟踪测量船队必须保质保量完成这一任务。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l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经党中央批准，洲际运载火箭于l980年5月18日，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发射，进行全程飞行试验。

那一天，以“远望”号航天测量船为首的l2艘远洋船队，威武严整地向着南太平洋出发了。令人赞叹不已的不仅是船体高大、壮观，而且船上装备着祖国最新的科技成果：计算机控制着几十台遥测、通讯、雷达、导航、遥控、高空气象等仪器设备。那真是一座科学城呀!

这是举世瞩目的一天。我国亿万人民翘首远望，期待那惊天动地的时刻。

“三十分钟准备!”

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里，大家的心随着声音不停地跳动。一排排荧光屏上，一组组数据、图表不断地交替显示，屏幕上清楚地描绘出火箭飞行的轨迹。

随着一声又一声的“跟踪正常!”一个个准确的数据送到了指挥所里。

我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远程飞行试验成功啦!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成为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测量能力的国家。

此时此刻，父亲同邓小平、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里观看发射实况。我蹲在首长们身旁，几乎是含着热泪介绍着每一个应答口令的含义。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父亲站起身不停地挥动着手，向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激动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

回到家中，父亲兴奋之情仍久久不能平静，随即，他展纸备墨挥笔题写下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这一天，我们全家人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父亲生命垂危时，对守护在病床旁的我说。是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的疾病多了起来。实际上，在50年代初期，父亲在代总参谋长时，就被累垮了。l960年，父亲的心脏病发作，以后高血压、失眠、胃肠功能紊乱、糖尿病等各种疾病接踵而来。父亲与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搏斗。

1992年“五一”节过后的一天晚上，我守候在父亲的病床旁。父亲声音嘶哑、非常吃力却充满感情地对我说：“力力(我在60年代时已将聂丽改为聂力)，你在童年受了很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教育意义的。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你母亲啊!”

         我含着泪水，静静地听父亲说着，不时点着头。

我的母亲张瑞华，l7岁投身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女兵。对于有着70年党龄的母亲，我像对待父亲那样敬重和爱戴她。l995年2月，母亲也离开了我们。全家人将永远怀念她，感激她1992年5月14日，是父亲93年辉煌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天。这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很早就醒来了。他用慈祥目光向医护人员表示问候，用低微而亲切的话语同人们谈话。那会儿，父亲很想让我多陪陪他。可是他又不愿我过多地为他分心，影响了工作。我看父亲气色和往常差不多，精神尚好，就上班去了。

那天下午，父亲家乡四川江津区的领导在北京开会，请在京的江津籍同志就家乡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提出意见和建议。我抽出时间去参加家乡发展研讨会。我知道父亲和许多老人一样，对养育他的故乡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希望家乡繁荣富强。

晚上，我匆匆赶回家，来到父亲床边。我俯下身，轻声地告诉父亲：“江津的同志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正在设法缩小这些差距。”父亲说：“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就不能发展。”父亲稍稍停顿了一下，看着我问，“怎么没和大家一起吃饭?”我解释道：“我赶回来看你啊o”父亲听完，脸上露出了微笑。

接着，父亲又和秘书谈起《军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工作。

晚上近10点钟，父亲看了看时钟对大家说：“你们去休息吧，我没事。”

10点整，父亲平稳地人睡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我的父亲——共和国的最后一位元帅再也没有醒过来，就这样安详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深深的悲痛中，我想起了几天前父亲对我说过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你的今天呀o"我深知，我的新生是从l6岁时回到父母身边的那一天开始的，我对党最初的认识和理解，是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中得到的。父亲虽然走了。但是党的优良作风和良好的家风，一定要保持下去。一件件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因为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婚后和丈夫老丁同住在一起。父母多次表示：“家里的事不用你们多操心，把工作搞好，就是咱们家的大事。”那个时候，我俩只要一进家门，父亲就总要问长问短，问来问去总是离不开科技工作。父亲晚年身体不好，但他即使在犯病时也不允许我们在身边多呆一会儿，总怕耽误我们的工作。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为了投身于国防科技事业，我们没能为老人尽一份做儿女的孝心。

我十分敬重父亲。他是我心中的丰碑。

凡是在我家工作过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每逢党的生日，我家都要开纪念会。在党诞辰70周年时，我在单位开完会回来，将单位用过的纪念会会标拿回家挂了起来，准备开家庭纪念会。这时已92岁高龄的父亲看见了，激动不已。他坐在轮椅上高高地举起双臂，大声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那场景令人振奋、动容，使人难忘。

1991年南方遭到特大洪涝灾害，父亲知道后，立即让母亲筹办捐款捐物救济灾民，老俩口除了捐出2000元钱外，又挑了几十件衣被捐给灾区，而且大都是新的，把旧的留给自己用。

父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关心，每当得知哪一位工作人员要结婚，他总是提前向我们要钱，然后把钱揣在兜里，到时送给他们，以表示对新婚夫妇的祝贺。

对于我和老丁唯一的女儿聂菲，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她，却没有溺爱她。父亲对她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提出严格的要求，教育她不仅要学习好，还要多关心国家大事，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当听到别人夸奖聂菲时，父亲会高兴地说：“菲菲就是爱学习嘛，她坐的椅垫都磨出了大洞。”说完，开心地大笑。

1999年是父亲百年诞辰。在此我想说，我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有辜负党的教育与培养。

(原载《经济论坛》杂志l99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