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界纪念聂荣臻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

 于光远

我同聂老总是抗战胜利后在张家口认识的。当时他是晋察冀中央局的书记。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在北平办了个《解放日报》。聂老总对它很支持，派了中央局研究室副主任郑季翘到报社当编委。这家报纸没有办成日报，只出了三日刊和双日刊，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我被迫返回张家口，在中央局所在地东山坡暂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就见过聂老总，但除关心北平《解放日报》斗争的情况外没有怎么交谈。真正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在五十年代搞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之后。

1955年底开始搞科学规划，有个十人的规划小组，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工作最初受负责国家计划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同志领导。不久改由负责国家科学工作的副总理陈毅领导。后来陈改负责外事工作。接着就由聂老总来管科学。那时科学规划基本上已经搞完，聂老总抓落实。

陈毅同志管科学的时候，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构比较小，在中南海内办公。这个委员会和它的机关先是陈毅任主任。陈毅走后，聂老总当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最初既管自然科学也管社会科学。这两部分工作我都参加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除聂老总以外李富春还有副主任的名义，郭沫若、杨秀峰等同志都在委员会的名单中间。具体工作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做。我是个以管自然科学为主兼管社会科学的副秘书长。

1958年，科学规划委员会同黄敬同志任主任的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l958年，还成立了中央科学小组。当时直属中央的有6个小组：军事小组，彭德怀同志负责；政法小组，彭真同志负责；外事小组，陈毅同志负责；财经小组，陈云同志负责；文教小组，陆定一同志负责；科学小组就由聂老总负责。科学小组人最少，只6个成员，组长聂老总，另五位都是聂老总提名的：国家科委管常务的副主任韩光、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负责原子能委员会的宋任穷、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还有一个是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

当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都有党组。许多问题都是先由这两个党组讨论后先报到中央科学小组，由科学小组再报党中央。科学小组大政方针受党中央常委领导，日常工作由中央书记处处理。后来聂老总认为，6个人中除王鹤寿、宋任穷外，其余4人都是专管科学的。为避免重复开会，就把张劲夫和我补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参加科委党组。这样，国家科委党组开了会，有关的问题再征求一下宋、王的意见，科学小组一般可以不再开会，就可以用科学小组和科委党组的名义报送中央了。不过我参加科委党组的情况，同张劲夫还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由于张劲夫管的中国科学院机构大、人员多，就没有分配他分管科委的具体工作，我管的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相对少一点，所以聂老总还让我管两个部门：一个是新闻出版局，一个是十局，管医药卫生。宋任穷后来调到东北，他原先小组成员的职务就由刘杰同志接任。王鹤寿调走后，改由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接任。

聂老总的工作很多，不光管科学，还有中央的工作、军委的工作，但主要是管科学。开始国家科委也管国防科研方面的工作，国防科委成立后，国家科委就不再管国防科学的具体工作了。当然，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是会有联系的，需要互相配合。

我们搞的第一个科学规划是1956年到l967年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到l962年，聂老总说，经过检查，这个规划上定下的任务已经提前5年完成，现在要搞新的十年科学规划，就是1963年至l972年的规划。新的规划从头到尾都是聂老总管的。

1962年，在聂老总主持下开了有名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其中最有名的是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肯定他们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国知识分子都很怀念广州会议。广州会议时除聂老总外，周总理、陈老总也去了。广州会议的精神是他们3位集体确定的。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左”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当时在广州同时开两个会议，由聂老总主持的讨论新的十年科学规划的会议是主要的；还有一个是文艺方面讨论戏剧工作的会议。两个会议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都对知识分子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恢复1956年周总理主持的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会议为什么选在广州这个地方来开呢?因为陶铸同志已在广州讲过一篇令当地知识分子很满意的话。陶铸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周总理、陈老总、聂老总很一致。但是广州会议的精神没有得到上面很好的支持，党中央毛主席另有看法。因此广州会议的精神没有下达到各省。不到半年，在夏天开北戴河会议，接着开中央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广州会议的精神同党中央毛泽东精神不一致是明白的。

中央对广州会议没有表态，十中全会又有同广州会议的精神是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系统对知识分子怎么办?在聂老总的领导下，科学工作还是按照党的“八大”决定的路线、方针，坚决贯彻科学技术长期规划。因此，在全国许多地方搞“左”的那一套的时候，科学工作基本上是站住了的，国家科学事业还不断有所发展，保护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保护了科学工作。

1961年在聂老总领导下搞了个“科学工作十四条”。在三座门开的会，我和我们中宣部科学处的几个笔杆子去参加了那个会，参加起草工作。

“科学工作十四条”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顶不住了，只好中断执行。搞科学工作的我们几个人在各自的系统就挨整了。韩光在国家科委挨整，张劲夫在中科院挨整，我在中宣部挨整。北京有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我在国家科委的斗争会上也挨过斗。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聂老总抓科学工作、抓知识分子问题，真是投入了很多心血。聂老总有句很有名的话，是他住医院时碰到周扬同志时说的：他想把建设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科学队伍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周扬回来对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传达了。

当时我们中宣部部领导比较“左”。广州会议中宣部是不支持的，对周总理的讲话，陆定一同志是不赞成不支持的。但陆定一有个好处，他勇于承认错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写文章，说自己开始在广州会议问题上是顶周总理的，后来觉悟到周总理是对的，他是错的。他认错的态度很诚恳，不拖泥带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许多事进行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科学工作十四条”也受了批判，打成是个黑文件，l978年后平反了。1975年胡耀邦同志去整顿科学院时，那时还只有个大科学院。1977年，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管科学工作、教育工作。聂老总当时提出，要恢复国家科委。说明到那时他还是在关怀国家科委的工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后来恢复了。不过聂老总没有直接管国家科委工作。恢复后的科委，方毅同志同志当了主任，我还是当副主任。

聂老总很支持技术经济的工作。因此在1961年开始搞第二个十年规划期间我提出国家科委可以不搞政治经济学、不搞别的部门经济学，但应该搞技术经济学。聂老总完全同意。决定在十年科技规划中列入技术经济研究这个部分。1963～1972年第二个长远规划共分7大部分：在基础科学、工业科学、农业科学、交通通信科学、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科学6个部分之外，还加了一个技术经济科学。那时国家科委综合局局长赵世英(他是烈士赵世炎的儿子)，对技术经济学很热心，在倡导加强技术经济研究方面，他是出了不少力的。

重视技术经济的方针，我一直坚持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国家科委搞了个规划纲要。那个纲要不分部分，共108条。其中第107条是关于技术经济研究的，第108条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因为聂总曾经支持这两个学科，在规划中列入这两条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

聂老总在科学工作上是投入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他也没有白努力，培养了一支强有力的科学队伍。

聂老总很有魄力，非常务实。在抓军事和民用科学方面，卓有成效。他又是一位老同志、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国务院的副总理、我军的元帅。地方上的工作、国家的工作、军队的工作，他都花了很大的精力，都有很大的成就。

在聂老总领导下工作，很愉快。他思想也很开通，对干部很爱护。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宣部干校军管组经过中办批准最后给我定性，戴了3顶帽子：一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顶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一顶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说我是中宣部的大判官，但因为语言不规范化，没有列入结论。在这3顶帽子下，把我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我的处分还有一条是开除党籍，一条是从副部级高级干部降为县级以下的一般干部。在宁夏的中宣部于校向我直接宣布了这个决定，也让干校全体同志知道。我给聂老总写了封信，要求组织改变这个决定，通过甘子玉同志转的。后来这个决定没有实行，对我的处理不了了之，一条也没有实行，再后来我就恢复工作了。我想，肯定是聂老总处理了我的事。要不，军代表在中宣部干校全体大会上正式宣布的决定，怎么会不去贯彻实行呢?

聂老总逝世后，我是经常怀念他的。他今年整一百岁了，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准备修改一下就发表。聂老总是我的老领导，他是个好上级、好老头。他对我的关怀、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会永远记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