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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界纪念聂荣臻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布时间:2018-03-05 14:17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龚育之

聂帅是打仗的司令,也是领导科技队伍的司令。在他的领导 下,我国科技战线取得了研制出“两弹一星”等重大胜利,应该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写上浓重的一笔。

这样的功绩,是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工程技术 人员和其他人员发扬民族自强精神、艰苦奋斗的成果,是我们党 领导科技事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成果,是各有关机关和单位规 划、组织、管理工作的成果。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抓住了时机, 作出了正确决策,组织人才,动员各方面力量来完成,取得这么 重大的成果,影响整个新中国的命运,影响整个中国在世界上的 地位。

聂帅作为科技战线的司令,在我们党关于科技工作的重大决 策中,发挥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作用。于光远同志刚才讲, 聂帅怎么领导科技工作?他抓住了科学规划。最早是十二年科学 规划,后来又有一个十年科学规划。抓住规划,这样来坚持“八 大”制定的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为首要任务,的确 是个很好的思路,很实在很起作用的思路,有别于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思路。科学规划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然后 动员一切力量来实现这个规划。这么做,这是“八大”确定下来 的路线嘛。

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下,在政策把握和政策调整方面,聂帅也 抓住了时机,做了很重要、很有影响的工作。最突出的就是科学 十四条,还有一个广州会议,这都是从深层的政策思想调整上来 解决问题的。

科学十四条的制定很好地抓住了时机。当时农业大跃进遇到 了巨大困难,党要调整农业政策,毛泽东同志亲自抓农业政策的 调整。既然农业政策该调整,这就创造了条件,使人们有可能来 考虑其他方面的政策是否也该调整。而在这个时候,聂帅是走在 前头的。l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曾经明确,中央宣传部从 总体上管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宣部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也走 了不少弯路。l961年;在国家进行农业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中 央科学小组、聂帅走在前头,来调整科技战线上的知识分子政 策。这与聂帅的战略眼光,聂帅对生产、建设、科技在我国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有关。为使我国的建设能发展,科技能 发展,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就应该调整,纠正“左"的东西。

科学十四条实际上包括3个文件:一个是国家科委和中国科 学院两个党组提出的十四条,这是个条例性质的文件。第二个是 聂帅为十四条中的重大政策问题向中央写的请示报告。因为政策 调整的幅度很大,干部中的思想差距很大,要取得统一认识,光 有条例不够,还要有一个充分讲清道理的、讲清界限的、篇幅比 条例更长的、在理论与政策上论述得更详细的文件,这就是聂帅 给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已收在聂帅的《科技文选》中)。第三 个是中央批语。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讨论十四条和聂帅报告,按 会上领导同志们的发言,特别是少奇同志的总结发言,写成了一 个中央批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批转文件的批语,而是深刻地论 述党的知识分子(不单是科技知识分子,而是各方面知识分子) 政策,要大家端正认识的篇幅较长的文件。3个文件,“三位一 体”。

今天看到《聂荣臻科技文选》,我觉得说科学十四条“三位 一体"还不够,还应该加上聂帅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两个文件的 说明提纲,这本文选里收了这个提纲。我过去知道聂帅作了汇 报,不知道有这个提纲。这个提纲相当详细,对于当时制定政策 的背景,针对些什么错误思想,讲得很透彻。比如:批评了人民 13报社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中,把“要力争成为世界闻 名的科学家”指责为“具有浓烈麻醉作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口 号”。指出类似情况的责难还不少,指出我国世界闻名的科学家 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立志作这样的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需 要。理解十四条这个政策条例制定的历史背景,聂帅的说明提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所以应该说十四条是4个文件,“四位 一体"。

在毛泽东同志调整农业政策的总背景底下,科技政策调整走 在前头,文艺政策调整跟着上来。当时周扬同志和聂帅住在一个 医院,周扬从聂帅那儿听到搞了科学十四条,认为很好,认为文 艺也应该搞。这样,文艺才开始搞条例。教育条例也是在这之后 搞的。所以教、科、文的政策调整,科学是走在前头的。

然后是广州会议。广州会议原来准备讨论科学规划,新的十 年规划。聂帅说,到了广州以后,听许多科学家反映,心情还是 相当不舒畅,受到许多挫折,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心情不舒 畅,事情就做不好。光谈规划还不行,所以聂帅决定,在广州会 议上还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由一个主题变成两个主题。

要讲广州会议在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的话,要先讲讲 陶铸同志。陶铸当时是中南局书记,在贯彻中央颁发的科学十四 条、高教六十条的过程中,他在广州召开中南地区知识分子问题 会议。他在会上讲,解放十多年了,经过这么多艰难困苦,为国 家作出那么大贡献,为什么还叫人家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不 能再这样叫了。可是陶铸作为中南局书记,只能宣布在中南地区 以后不要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说,我这是地方粮票, 只能在地方上通行,还不能在全国通行。地方粮票怎么变成通用 粮票,这就是聂帅的贡献了。聂帅把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开会的地 方选在广州。这样就把在广州已经议论开来的知识分子政策问 题,很自然地提到全国会议上来了。

在广州会议的小组会上,马大猷同志一“马"当先,尖锐地 提出问题: “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们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 子?”问题提到全国会议上来,就需要作出一个全国性的决策了。 刚才韩光同志提到,马大猷的反映登不登简报的问题。我当时是 负责编简报的工作人员之一。马大猷提出的尖锐问题,在简报上 怎么个反映法?当时我们胆子还比较小,先登在内部简报上,只 给领导看。后来请示了聂帅,聂帅下了决心,把马大猷的发言登 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简报上,变成全体会议的简报。这等于马大 猷登高一呼,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都知道了,也就变成了全体会 议讨论的中心了。因此就有了周总理、聂帅、陈毅同志及当时在 广州的中央科学小组的同志,当然还有陶铸同志,一起作出了这 么一个重大的决策。周总理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商定 的这个决策,总理讲得已很明确,但表达方式较为和缓,而陈毅 同志讲得就直截了当,要“脱帽加冕”,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脱 “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到北京后,这个决策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写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了。政府工作报告是代表中央的。广州会议在端正党的知识 分子政策上,当时确实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聂帅在这里也是抓住 了时机的。从十四条到广州会议,聂帅抓住时机对政策及时作出 调整,又抓住规划不放,使当时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比较正常的 科学工作环境。所以那一段取得很大的科技成绩。 当然,当时这个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后来又发生了波折, 被吹掉了,“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还被批判了。但它在历史上起 的作用,应该是记载在历史上的。尤其重要的是,它为以后端正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准备了重要的基础。l975年邓小平同志恢

复工作后搞整顿,派胡耀邦同志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耀邦同志搞 了个汇报提纲。如果把提纲的内容看一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就是由科学十四条、由广州会议为此作了准备。后来批邓,又给 冲掉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恢复工作, 1978年科学大会拨乱反正,把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精神又返 回来了。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 和在新形势下推进了聂帅在科学十四条以及广州会议上的正确的 政策思想。

一个是在当时起的历史作用,一个是对后来的拨乱反正、改 革开放起的影响,作的准备。在纪念聂帅的时候,回忆他在这些 方面走在前头的事例,这对我们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纪,把我们的 队伍团结得更好,积极性发挥得更好,政策更加端正,更加坚定 不移,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有成就,都有很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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