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毛泽东在逆境中结交的战友

聂荣臻：毛泽东在逆境中结交的战友

张因

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从1933年10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事实上，毛泽东当时的处境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自毛泽东1927年把革命队伍拉上井冈山后，他诸多实事求是的革命主张和军事行动就饱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质疑和批判。有人指责他是“逃跑主义”“保守主义”“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他本人也一度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又屡遭“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更因一时没有获知他的真实消息，以为其“病逝”，竟发来“讣告”……这一切恰巧都发生在毛泽东带领革命队伍为党和苏区“开疆拓土”的这几年。可以说，这几年是毛泽东政治军事生涯大起大落的几年，这几年也是毛泽东人生当中一段曲折难熬的艰苦岁月。但也正是在这段黯淡的时光里，毛泽东结交了他的忠实革命战友——聂荣臻。

1931年12月，受中共中央的指派，聂荣臻起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目的是会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会的湘鄂赣根据地代表，一起到湘鄂赣根据地工作。1932年1月初，聂荣臻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回忆说，从福建长汀奔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瑞金的这天，是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他最高兴的一天。因为这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业已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瑞金，周边都是党领导开辟的天地。聂荣臻来到这里，就等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用“春风得意马蹄疾”来形容当时欣喜激动的心情。

来到瑞金的这天晚上，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两人相见甚欢，格外高兴。聂荣臻向毛泽东谈起了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见闻感受，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聂荣臻此番话，毛泽东感同身受，他用手比划着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殊不知，在聂荣臻到来之前，毛泽东刚遭受过一场猛烈的批判。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王明、博古等人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逐步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由此，党内开始遭受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由于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央代表陆陆续续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1月15日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项英任代理书记，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撤销。同时成立受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以毛泽东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被取消。在接下来的实际工作中，左倾教条主义者更是将矛头直指毛泽东。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为赣南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四个方面否定了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并将毛泽东排挤出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之外。尽管如此，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仍不够，发文批评会议没有完全贯彻中央的路线和反右倾纲领。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鉴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影响，以及在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三次反“围剿”中的卓越功勋和军民中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迫于压力最终还是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1年11月，毛泽东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央执行委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隔一多月后，聂荣臻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所说的上述一番话语，无疑给了毛泽东些许慰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毛泽东当年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聂荣臻刚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没几天，毛泽东又马上遭遇了新一轮的批判。1931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为贯彻这一决议，苏区中央局决定于是年二三月间攻打江西南部重镇贛州。毛泽东结合自己的分析以及红四军曾攻打赣州失败的经历，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他说：“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敌军必守的坚城，且三面换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以红军现有力量和军事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不打为好。”但是，中央局持赞同意见的为少数，毛泽东这一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有人甚至在进军途中说：“打开赣州，再找毛泽东算账！”在随后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遭受猛烈的攻击。当他谈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时，被部分中央代表团成员极力否定。批评来势凶猛，毛泽东选择沉默。会议中途，临时换了主持人。由于接二连三地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和打击，毛泽东不仅失掉了兵权，而且失掉了党权，处境越来越艰难，最后连身心也垮了。会后不久，毛泽东便向苏区中央局请假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休养。

没有了毛泽东的反对，“左”倾领导者更加无所顾忌地实施攻打赣州的计划。此时的聂荣臻，遵照组织的新指示，确定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中央任命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即让他参加二月攻打赣州的军事行动，到前方作思想政治工作。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聂荣臻，并不熟悉情况，只能遵照上级的命令，欣然接受任务，努力取得战斗的胜利。结果事与愿违。由于赣州城敌军力量强大又有所防范，从2月4日到3月7日，红军围攻33天，不仅没有攻克城，反而伤亡惨重，最后被迫撤围。战斗结束后，聂荣臻进行总结反思，认为这场恶战无论是从战略指导上，还是实际战术上，都给了红军一个很大的教训。他也越发意识到毛泽东意见的正确性。战后不久，他便被调到红一军团当政委，军长则为林彪。

此时，正在东华山上养病的毛泽东，也一直心系红军攻打赣州的情况，看到红军失利，他心急如焚。很快，中央局项英便前来请他下山解围赣州，毛泽东临危受命，抱病赶往前线，参与军事决策。3月中旬，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打赣州，而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主张向敌人力量较弱、群众基础好和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打通各根据地。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正确意见，仍然决定采取进攻路线，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并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红三军团等组成西路军，分开作战。毛泽东率中路军北上。身为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因而又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途中，毛泽东依据福建敌情的变化，主张部队向福建西南部行动。对于这一主张，聂荣臻极力赞同。随后他与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一起向中革军委提议：“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取>毛主席意见。”苏区中央局最终采纳他们的建议，并把中路军改为东路军，作出攻打福建龙岩，继而向东南发展的指示。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充分分析福建境内的敌我情况后，又大胆提议攻打漳州，任务是消灭敌军张贞部队，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革命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即班师回中央苏区。聂荣臻对毛泽东这一提议表示支持。苏区中央局经过充分的开会讨论，最终也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4月10日拂晓，在毛泽东与聂荣臻等人的指挥下，东路军顺利占领龙岩，消灭敌军张贞师一个多团，给敌军以迎面痛击，从而也为下一步攻打漳州打响了第一炮。19日拂晓，毛泽东和聂荣臻等人又一次紧密配合，指挥东路军进攻漳州，迅速占领了敌军主要阵地。20日，红军胜利占领漳州城，俘敌一千六百余人。张贞部队大部被歼，从此一蹶不振。漳州一役，东路军打出了红军的英勇气势，有力地回击了“红军只会关门打狗，不能在白区打仗”的质疑。

作为战役的直接指挥者和亲历者，聂荣臻对漳州之战印象十分深刻。他认为，此战能够取得胜利，首先得益于红军行动迅速，其次是战役决策正确，部署周密，第三是红军战士英勇善战，受龙岩胜利之战鼓舞，士气更加高昂。为了让红军顺利驻城，开展周边各地的革命工作，聂荣臻积极配合毛泽东制定、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并对违反纪律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抵制。正是为此，他与军长林彪发生了他们合作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打进漳州之后，部队纪律总体表现不错，绝大部分战士能够严格遵守纪律，按照规定行事，并且积极奔赴到漳浦、天宝、南靖等地开展革命工作。可是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出现了违法政策、脱离群众的倾向，甚至把一些不交款项的地主老财拉到街上拷打。由于影响重大，且关系着开辟新根据地时的人心向背，聂荣臻郑重地对林彪说道：“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面对林彪反问他“我们究竟要不要钱”，聂荣臻则进一步强调到：“我们既要钱，也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这一番争论，林彪最终认可了聂荣臻的观点，部队通过宣传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治的错误倾向，从而为党和红军树立了良好形象，有助于与人民群众建立鱼水情谊。

漳州战役是聂荣臻第一次带领部队攻入城市，同时也是聂荣臻人生史上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行军打仗和做群众工作。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以及杰出的领导才能，都给聂荣臻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比着之前攻打赣州的经历说：“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漳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硫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由此可见，漳州战役无论是对毛泽东来说，还是对聂荣臻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作战经历。经此一役，聂荣臻走近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走近了聂荣臻。聂荣臻在总结正与反的经验教训中，逐渐成为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拥护者和捍卫者。而毛泽东也在人生低谷时结识了一位英勇善战的骁将，更得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常谈到当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曲折经历时，说到自己被孤立，被排挤，被打压，被搞得很臭，甚至“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处境下，他能够遇到一个对其战略战术衷心拥护和配合的聂荣臻，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乃人生一大幸事。

作者简介：张因，湖南宁乡人，文博馆员，硕士。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文物与博物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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