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

聂荣臻的军事思想初探

（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

周均伦

聂荣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军事家。他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身经百战，迭挫强敌；新中国成立后，以主要精力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成效卓著。在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建军实践中，他对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有许多理性认识，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尤其是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方面，有许多独创性的经验和精辟思想，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聂荣臻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苏联学习政治、军事，1925年回国，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以后又参加了中央苏区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东征、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敌后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在华北地区指挥大兵团作战，取得许多胜利，曾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平津战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修养，丰富的战争实践锻炼，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征战，毛泽东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深刻影响，使他对革命武装斗争的规律性问题，有许多重要认识，大体可概括如下：

（1）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武装。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便同周恩来等主张反击，以维护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认为斯大林关于“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革命，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的论断是精辟的。为此，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的决定，全力投入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日后始终高度重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2）精神因素对革命军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知道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的反革命军队。早在1925年，他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东征军和苏联红军所以能够分别战胜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阀部队和白军、帝国主义军队，就是因为东征军和苏联红军知道，“战争是为劳动者的利益，换言之，即为红军本身的利益。”因此在日后的戎马生涯中，他始终高度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启发战士们为革命理想而奋斗，把这看成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

（3）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才能取胜。1932年3月，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闽南地区发展的意见，认为符合上述原则。4月，红军终于取得了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

（4）红军必须执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广泛运用袭击、伏击等作战方式，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在总结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前者由于执行了上述原则，所以取得胜利，后者则相反，才归于失败。

（5）指挥员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决心定下之后不能轻易动摇，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机动灵活的指挥。长征中，他率部坚决执行抢占九峰山的命令，保障了红军左翼的安全，顺利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1936年11月，由于他坚持正确的决心，指挥各有关部队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成为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6）战略区指挥员必须有局部服从全局的战略观念，这是我军战胜国民党军的重要前提。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是中共中央决定要首先夺取的战略基地。他先后组织大批华北部队出兵东北，主动将所属的冀热察军区、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并多次组织旨在拖住平津地区敌人不使出关的战役，有力地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7）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重在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主动权。1945年12月的绥远战役，敌我在归绥城下形成对峙，当时我军缺乏重武器和攻城作战经验，又值严冬，兵员补充和作战物资供应面临严重困难，他适时下令撤围归绥。1946年10月，张家口东西两线强敌压境，敌我力量悬殊，显然无法固守，他建议主动放弃张家口。撤出张家口，使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战略全局上的主动权。

（8）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向敌人完备薄弱的点线出击。1947年4月他指挥的正太路线战役，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毛泽东称这种打法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

（9）坚决大踏步进退，力求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依此原则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他在总结此战经验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运动战的实质：“军事上就是要动，用动造成变化，再从变化中找机会歼灭敌人。”

（10）大规模的攻坚战，只要善于掌握成熟的时机，就能取得胜利。清风店战役后，石家庄敌人陷于孤立惊恐状态，他建议乘胜夺取之。晋察冀野战军执行朱德“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一举解放石家庄，创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

（11）战略决战阶段，在我军占绝对优势，对敌人形成四面包围，使其进退失据时，应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两手并举的方针，力争和平解放敌占中心城市。遵照中共中央的决策，他的这一思想，在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是聂荣臻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思想概况。本文拟着重介绍他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思想。这是最具他本人特色的两个问题。

一、聂荣臻关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聂荣臻是较早认识这一重要规律的成员之一。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利不久，他向中央军事部写信建议，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应“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以图发展。1928年，他在香港总结广州起义失利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本应在广州组织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1929年，他在巡视东江地区党的工作时指出：东江红军应该坚决地发动群众，使群众在斗争中觉悟起来，支持红军，以造成广大游击战争区域。这样，可以钳制敌人，“使敌人的战线延长，红军可得各个击破。东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结合起来。”从以上可以看出，聂荣臻在早期就认识到，人民武装起义，只有深入农村，与农民运动结合，建立根据地，才能站稳脚跟，战胜强敌。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有了系统发展。1937年11月，他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3000名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72个县，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余万，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之一，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到1943年的6年间，他率领晋察冀军民，先后粉碎了日伪军以2万到7万兵力发动的10次大规模的“围攻”和“扫荡”，挫败了敌人5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百团大战和多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作战1.7万余次，歼灭日伪军23.5万人。聂荣臻关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获得重大成就。依据已发表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十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总结》、《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提纲》、《在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论敌后抗战》等著述，可将聂荣臻在农村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作如下概括：

（1）要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依托，行军作战要以它为依靠，兵员和供应要以它为来源。聂荣臻经历了丧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痛苦教训，备尝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根据地作战的艰辛，初到敌后所面对的种种现实，使他得出了必须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结论。他认为，晋察冀边区孤悬敌后，得不到任何后方支援，又处在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干线之间（其中冀东、冀中区还分别面临北宁、津浦线），利于敌人快速调动，我军易受围攻。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敌人后方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必须集中全力，把游击区扩大巩固起来，逐步成为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才能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把敌人从广大的华北领土上消灭或驱逐出去，以完成我们的战备任务。否则，我们既与国家总后方隔绝，而自己又没有足以长期生存发展的依托，没有自己的游击后方根据地，那么，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我们的游击战争势将无法支持。”基于这种战略性判断，他于1937年11月中旬率军区领导机关由五台挺进阜平，到12月中旬，即以阜平为中心，成立了4个军分区，使晋察冀根据地初具规模，迅速打开了抗战局面。

（2）不断壮大与巩固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人民武装相配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以造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首要任务和中心问题。聂荣臻率部挺进敌后不到一个月，就遭到日军“八路围攻”。虽然在正确的作战指挥下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军取得了反围攻胜利。但兵力不足的问题，他已深有感受。加上日军正加紧组织伪军，伪政权，以图巩固统治；汉奸、土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群众惶恐不安。据此聂荣臻提出了“八路军是边区的创造者，无八路军则无边区”的论断。并以此为指导方针，分配主力部队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打小仗，收集武器，抓住群众的抗战热情，动员他们参加八路军，同时普遍组织游击队、义勇军、民兵、自卫队等地方人民武装。并在一切为了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民间已有的各种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对众多的杂色武装进行整编改造。然后对新部队整顿训练，淘汰不良分子，使之变成像八路军那样坚强的抗日武装。1940年7月，他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八路军是“边区子弟兵”的口号，认为这个口号可以使“军政民分工合作，生产作战，血肉相连”，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经过艰苦奋斗，1938年底，军区主力军和地方军已发展到近10万人，另有民兵等人民武装10万多人，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最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3）必须建立与巩固同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保证劳动群众占绝对优势的抗日民主政权。日军侵占华北，晋察冀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聂荣臻认为这非常不利，为了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抗日，必须有一套政策，没有武装与政权，政策就无从实现，也不可能把各阶层群众全面组织起来。建立政权，是建立根据地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他提出，“为了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之外，我们更积极地恢复地方的政权。”在他的领导推动下，经过广泛的民主选举，由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的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1938年1月在河北省阜平成立。边区政府的成立，使“一千余万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千万颗飘摇动荡的心，重新得到国家的爱抚，有所维系与依托……这个边区政府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的一个坚强的武器。”1月28日，王明致电中央，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聂荣臻2月1日在复电中指出，如按王明的意见，我们当放弃独立自主方针，这正符合阎锡山的要求，我们便要：“为他人作嫁衣裳。”他还重视用民主的办法促进政权建设。1938年起，每年选举地方各级政权，并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地开展民主运动，改造、巩固政权。晋察冀完善的政权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战争胜利。

（4）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关键在于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聂荣臻认为，要发动群众，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与发展武装、建立政权相比，要使晋察冀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提高，群众抗日组织的蓬勃发展。在他的重视推动下，不到半年，晋察冀各地先后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救国会，会员达120万人。“群众对于战争的积极援助与英勇的配合行动，日益活跃地成为边区抗日的不可制服的力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基本的群众条件，这一条件的具备，就使我们晋察冀边区确定地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他还认为，要建立根据地，地形与群众相比，人民群众是更为重要的条件。只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山地，平原也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为平原村庄多，道路多，树木多，虽便于敌人调动，我们也易于隐蔽；平原人口多，资源也多，只要能在群众配合下控制广大农村，多组织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就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没有人民的支持，徒有良好的地形也不能生存。1938年3月，他亲自到平汉路附近调查冀中平原的情形后，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建议开展平源游击战争。4月，毛泽东发布了“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巩固的强大推动力。

（5）要想把千百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必须有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分配土地来发动群众的。抗日战争时期，要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此，聂荣臻与边区党政领导干部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例如“二五减租，一分减息”政策，八路军到达以前，当地有所谓正租、杂租、小租等名目繁多的地租，农民收获农作物的2/3以上要交给地主；借贷年息有时高达本金的好几倍，农民遭受着残酷的盘剥。上述政策规定，地主只能收取农作物产量37.5％以下的地租，贷款利息每年不超过10％.“合理负担”政策，抗战初，一切军需粮款，规定都由地主、富农等富户出，负担过重。以后规定，农民收入多的也负担部分军需，大体做到按收入多少，合理负担。这两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的抗战积极性，也适当保护了地主、富农的抗战热情。此外还有包括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逐步取代“伪钞”，实行统一累进税等为内容的财政经济政策，以及敌占区政策，锄奸政策等各项正确政策。在执行政策中，聂荣臻鉴于中央苏区“赤白对立”的教训，提出当时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偏向。他说，“敌针对我全民统一战线政策，专门挑拨我（进行）阶级斗争。过‘左’的政策，常为敌造成机会，所以我们紧紧掌握民族矛盾是第一个矛盾，而不为敌乘。”因此，晋察冀在《双十纲领》中规定，对罪大恶极的汉奸、逃亡地主的财产没收，对一般伪军官兵的财产不没收；由敌占区回归边区的伪军官兵、地主，发还其原有的土地、财产；没收汉奸、逃亡地主的土地、财产，须依法判决，不服判决的可向边区法院上诉。

（6）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斗争。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也必须包括上述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挫败敌人的“总力战”。聂荣臻认为，在根据地的各种斗争中，只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是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敌后抗战，又绝不单是武装斗争问题。我们以简陋的武器与强敌周旋，必须依靠于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利用我们政治上的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才能对抗敌人的军事优势。“六年余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我民族自卫战，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若根据单纯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绝难取胜。”晋察冀边区是运用这种综合斗争的手段，才得以多次粉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与“总力战”等各种图谋的。

（7）山岳根据地与平原根据地，各块根据地之间，必须相互支持，互为依托。晋察冀边区拥有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几块大的根据地。它们被敌占主要城市和铁路干线所阻隔，又反过来包围着城市和铁路干线。聂荣臻说，根据这个特点，“应把这一问题（各根据地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互为依托）提到战略的高度。”在他的组织指挥下，1940年10月的平西反“扫荡”，1941年5月的冀东反“扫荡”，1941年北岳区的秋季反“扫荡”，1942年冀中的“五一反扫荡”等几次大的反“扫荡”斗争，都由于互相配合支持和互为依托，或取得了胜利或减少了损失。他还认为，山地是依托，平原是粮仓，两者不可分离。抗战期间，冀中的兵员及棉花、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北岳区的军需民用，成为北岳区坚持抗战的重要条件。北岳区多山，地形良好，是晋察冀边区的发源地，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冀中、冀东等根据地的运筹决策、干部训练等大多在此进行。冀中遇到强敌“扫荡”时，部队常越过平汉路，依托山地坚持斗争，又在适当时机返回冀中。冀东则经平北与北岳区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敌我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态势。由于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人民群众在我们一边，所以从总体上说我们包围着敌人。晋察冀抗战的历史证明，各根据地之间（包括与晋东南、晋西北根据地）的互相支持，互为依托，是战胜日军的重要条件之一。

（8）根据地既要巩固，又要不断发展，要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困难时要着重反对保守主义，顺利时要着重反对冒险主义。聂荣臻初到敌后，即以北岳区为中心，尽力向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发展，迅速打开了局面。开始执行的是从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到1939年初，贯彻中共中央“巩固华北”的指示，直到1940年，他着重抓了改造政权、整训军队、健全党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优势扩大统一战线等项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同时，支持第120师挺进冀中，组织冀热察挺进军向平北、冀东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执行的是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1941年以后，日军重兵“扫荡”、“蚕食”，晋察冀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他号召，“必须（在）发展中坚持……否则，（既）不能发展，亦不能坚持。”终于渡过难关，到1943年进入重新发展的时期。1950年，他凭借创建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在代中央草拟的一份复电中说，“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时）再行推进。”这个答复，为毛泽东批准，只加了“既”和“又”两个字。

（9）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要根据敌人的特点及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综观聂荣臻在抗战时期的指挥特点，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①正确处理“点、线、面”的辩证关系，着重控制面。聂荣臻认为，日军最大的弱点是占地广而兵力不足，只能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几何学运动”的战略方针。针对这种状况，他着重组织小部队和游击队，向敌后反复袭扰，以游击战不断疲惫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他还指示所部，在敌人占领的“面”之中，要千方百计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加强敌我犬牙交错的态势，以不断缩小敌人对“面”的占领。这在“点线面”斗争激烈的冀中、冀东、平北等根据地都取得了良好成绩。他还始终要求部队，只要一有机会，就用各种形式开展交通破袭战，以斩断敌人的“线”，孤立敌人的“点”。他说“无论如何，不让敌人修通沧石路（沧石路由津浦线上的沧州到平汉线上的石家庄，横贯整个冀中区，日军曾企图先修成公路，再发展成铁路），彻底破坏正太路，这对于支持华北抗战，有极大的战略意义。”抗战期间，由于我军的积极破击，沧石路始终未能修通，正太路、平汉路几度中断，这对遏制华北日军的行动和“点线面”扩展的企图都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关于“点线面”斗争中着重控制“面”的战略性指导思想，使晋察冀的各个根据地，无论是山地还是平原，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对“面”的占领，敌人只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被动挣扎。

②对于孤军深入根据地的敌人，则集结主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以运动战或伏击战歼灭之。为此，1938年10月，他决定整训一批大的游击兵团——团一级的作战部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使之不仅能打游击战，还能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歼灭战。1939年，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连续取得了陈庄(1939年9月，第120师在晋察冀部队配合下，于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附近歼灭日军1200余人)、大龙华(1939年5月，晋察冀第1军分区部队在河北省易县大龙华经激战，歼日军360多人，缴获日军机密文件50多册)、雁宿崖、黄土岭等歼灭战的重大胜利。其中尤其是1939年11月上旬先后举行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五个团一个支队，在第120师一个团配合下，诱敌至有利地形，伏击围歼了日军独立第2混成旅团1500多人，击毙其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此后，加上各军分区组建了大批地方武装的主力——地区队，迫使敌人再也不敢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深入边区“扫荡”了。这对根据地的巩固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③“围攻”反“围攻”、“扫荡”反“扫荡”，成为晋察冀边区敌我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式。聂荣臻提出了反“围攻”、反“扫荡”作战的指挥原则：对分路“围攻”“扫荡”的敌人，一般先用小部队、游击队和民兵不断袭扰，同时组织适当兵力打击敌运输供应线，以疲惫消耗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选择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股或一部。在敌兵力占较大优势，我军不可能阻止其前进时，以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主力适时转至外线机动，免遭大的损失。对深入据守边区腹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袭扰，破袭其运输补给线，配合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待敌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抓住撤退途中的有利战机，选择其薄弱的一路或最后梯队，突然包围歼灭之。敌“围攻”“扫荡”的兵力过于强大时(如1941年秋季，日军集中7万余兵力，对北岳和平西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主力一开始就适当分散，相机尽早转至外线，实行“走就是防御”的方针，并在外线选择有利时机，着重打击敌后方交通线及运输补给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他还亲率少量部队，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对付敌重兵合围，然后机动灵活地跳出合围圈，以造成转到外线部队的有利战机。这次反“扫荡”，经66天800余战的艰苦斗争，我军虽伤亡近2000人，但歼敌4700余人，挫败了敌人图谋。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北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这次“扫荡”。犹如“狮子扑鼠”，以失败告终。在反“围攻”反“扫荡”战斗中，他还充分利用群众支持、地形熟悉、山地作战等对我有利的各种条件，广泛组织夜袭战、伏击战，并率领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游击战手段杀伤敌人。

④以“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粉碎敌人的堡垒推进政策。1941年秋季大“扫荡”失败后，敌人强调兵力高度分散配备，在我根据地周围普遍增筑堡垒及封锁沟、墙，实行以堡垒推进为核心，以“蚕食”与“扫荡”、制造无人区、经济封锁等相配合，逐步缩小包围圈的“囚笼”政策，企图困死我军。到1942年夏，敌人所到之处堡垒几至逐村皆是，其密度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高，晋察冀根据地面积几乎缩小了一半，面临严重困难。聂荣臻鉴于当年“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以堡垒对堡垒”，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小圈子里，导致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果断作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决策。他一面号召与组织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利用夜幕，平毁敌人的堡垒和封锁沟、墙，一面命令主力部队，“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另以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组成几十支百多人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同时颓丧日军斗志。经过一系列斗争，逐步变被动为主动，至1943年，根据地大部分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聂荣臻关于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具有理论意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首先要发展武装和建立政权，为创建根据地奠定基础的思想；关于依靠政策发动群众，然后紧紧依靠群众来赢得战争的思想；关于只要有了群众，在平原也可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关于各根据地之间互相支持，互为依托，在敌我之间形成包围与反包围，以战胜敌人的思想；关于建立边区子弟兵，以增强军民鱼水情的思想；关于以军事斗争为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人“总力战”的思想；关于根据地要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思想；关于在“点线面”的斗争中，着重控制“面”的思想；关于反“围攻”反“扫荡”作战指挥的指导思想；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以打破敌人堡垒推进政策的战略思想等等，都深刻地反映了客观规律。这些思想，进一步丰富或补充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战争特点。在我国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这些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一样，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荣臻历任代理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1954年起，负责军工生产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6年起，以主要精力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1985年，他按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决定精神，退出实际工作后，仍然关心着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他和全体科研、军工人员的努力下，我国1960年仿制成近程地对地导弹，1964年研制成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同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在本土成功地进行了携带原子弹头的中程地对地导弹核武器实弹试验，1967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80年又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与此同时，研制成功了多种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

在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聂荣臻实事求是，高瞻远瞩，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重大决策，深入实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始终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以顽强的精神，努力追赶国际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力争我军武器装备尽快现代化。从他的实践中，可将这方面的思想概括如下：

(1)中国是个大国，迫切需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应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最新的国防科学技术，用以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早在1950年，他就提出，仅有540万步兵部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和特种兵部队，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就无法加强，所以必须减少步兵数目，省出钱来，以加强海空军和特种兵建设。同年中央决定，解放军裁减至400万人。他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主持完成了这次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精简整编任务。并在他的提议和组织下，人民解放军先后成立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军兵种领导机构，及一批国防技术院校，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1951年，他引用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以现有装备是不能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所以我军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口号，其物质基础就是新的装备，搞新装备是困难的，但困难必须克服。1954年10月，他负责军工生产后，为摸清“家底”，翌年春抱病到重庆、昆明等地，20天内视察了8个军工厂，反复强调要保质保量完成军工生产任务，为国防现代化作贡献。1958年，他说“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做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原子裂变和热核反应，在各方面利用原子能的最新技术，掌握无线电和电子学的最新技术，掌握喷气和火箭的最新技术……我们应该在这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制造世界上最新的武器，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装备起来……现代最新科学技术的掌握和与此有关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建立，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以后他又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加强战争观念，国防观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地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威力。“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聂荣臻认为，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就没有现代国防。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外乎是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政治思想工作、训练工作与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新武器、新装备掌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就会发挥更大的威力，就会成为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聂荣臻正是怀着如此强烈的愿望与坚定的信念，来狠抓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

(2)以研制先进武器为目标的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防工业、国民经济建设，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聂荣臻认为，研制现代化武器，由于技术上的高度复杂性，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部门，都必须依靠国家各个民用工业部门的支持，“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业部门是和国防工业生产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更不用说间接的关系了。”因此，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民用工业部门，特别是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仪器仪表等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这样，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需要，就会带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国防新技术成果，又可以迅速向民用工业部门转移，提高民用新技术水平，两者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起良性循环作用。他举例说，在尖端技术方面，以导弹、原子弹作为研制重点，就能带动耐高温、耐腐蚀、高强度等新型原材料的出现，带动化工材料、高能燃料、精密仪器仪表、无线电电子学、测试技术、计算技术、自动化技术、放射性医学以及许多理论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到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就已经有一大批导弹、原子弹、航空、军用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新技术成果，应用到国民经济各部门，起了重大作用。因此，他的结论是，“国防现代化与发展最新技术的需要，不但强有力地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展，而且能够带动现代工业技术的迅速提高。这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和最新工业生产部门，迅速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尖端技术带动一般工业技术的发展，不但在我国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很多尖端技术往往都是先应国防的需要而研究，等到技术成熟，经济上合算以后，就在国民经济中大量采用。如果我们不发展这些尖端，不过技术关，那么，国民经济采用新技术的进度就更加拖后了。”

(3)在制定国家长远科学发展规划时，必须制定相应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只有确定正确的目标，才能使我军武器装备的研制得以迅速前进。聂荣臻高度重视研制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他说，“有人以为搞科学研究，规划、计划有没有关系不大……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科学研究的目标和选题是否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这些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因此，他在1956年参与领导制定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同时，主持制定了我军的第一个武器装备长远发展规划，提出了包括火箭、原子能、电子设备、飞机、舰艇、装甲坦克、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和军事医学等方面的武器装备发展要求，明确了前进目标。1963年，他在领导制定国家长远科学发展规划的同时，又领导制定了“1963—1972年的国防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了我国在尖端和常规武器装备方面迎头赶上6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他按照规划要求，始终一手抓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一手抓陆海空军的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制。1961年6月，他在对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的意见中强调：国防工业有两个问题，即常规如何配套，尖端从哪里突破。常规方面一定要将当前装备配起套来，至少做到一有事就能动，即走得动，打得响。他还强调，陆军历来是我军战斗力的基础，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陆军进一步现代化的需要，应该予以优先考虑。他1983年1月同张爱萍谈我军武器装备发展问题时说：我们打仗历来主要靠陆军，海空军是配合陆军打仗的，这是条原则。因此要先搞好陆军装备。所以他一再要求，要把常规武器的研制和补缺配套，同研制尖端武器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海、空军，他历来强调，要贯彻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发展歼击机，地对空导弹、中小型作战舰艇及岸对舰、舰对舰导弹等防御性武器装备为主，力争有效地保卫领空、领海。再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聂荣臻领导制定的发展武器装备的这些目标，是始终一贯的，体现了他既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又认真贯彻了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立足国内现实条件，能较好地处理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实践证明，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军武器装备的正确目标。

(4)目标确定之后，首要的任务是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根据中国经济技术基础薄弱的特点，在组建机构方面，他先把各研究部门、工业部、高等院校的有关科研机构组织起来，积极承担国防科研项目。1956年他提出，“目前全国科学力量分布在各个部门、各高等院校和各研究机构。哪个地方有力量，哪个地方有专家，就应该充分利用那里的有利条件，在那里开展工作，建立研究工作基地，并依靠这个力量来向科学进军。”1958年，根据中央的决定，他着手组建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两委都由他兼任主任。加上中国科学院，在他的统一领导下，从规划、计划的制定、报批、检查，到科研任务的确定，科研人员、经费、物资的管理分配，都由这三个机构统管了起来。这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比较协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减少了互相扯皮，解决问题快，工作效率高。接着，他根据需要与可能，1960年，在已经有了导弹、核武器研究院的基础上，报经军委批准，又陆续组建了飞机、舰船、电子设备等武器装备研究院，相对地集中各专业的研究力量，形成若干个“拳头”，它们各有侧重，又互相密切协同，从而加速了武器装备的研制进程。他还领导组建了一批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情报资料、计量、标准、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图书等科研服务机构，对科研工作起了良好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聂荣臻高度重视科技队伍的建设。作为应急措施，从1956年起，他先抽调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爱国科学家，和海外回国的爱国科学家，集中到国防科研战线上来，放手让他们担任各专业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并采取措施，大力争取爱国华人科学家回国工作，成效显著。他更加重视培养新的科研人员。他说“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又红又专的优秀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一个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采取多种措施，加速培养青年一代科技人员，把我国突破尖端技术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一面充分发挥老年和中年科学家的作用，让他们带研究生或助手，在实践中使青年科技干部迅速提高研究工作水平。一面选派优秀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着重学习国防新技术专业。更多的是努力办好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国防高等技术院校，或是在重点高等院校中开办国防新技术专业，将其中成绩优良的毕业生调到国防科技部门工作。经过几年努力，使国防科技队伍迅速扩大，满足了工作需要。他还模范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科技人员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分配工作时尽量作到专业上学以致用。1960年10月，他在宴请导弹研究院的教授专家时，勉励他们技术上要勇于负责，不要怕失败，尽快拿出自行研制的导弹来，就是最大的政治。1962年2月，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经他提议，周恩来、陈毅先后到会讲话，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同年3月，在听取钱学森汇报最近一次地对地导弹试射失败的经过时指出，试验本身就包括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这与贯彻责任制不是一回事。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他以个人名义，向北京、广州、济南、原沈阳军区及海军领导呼吁，尽快拨一批猪肉、鱼、黄豆、水果等食品，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国防科研系统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他说，科学家是国家的宝贝，研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就靠他们，我们宁肯自己不吃，也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我做梦也常在想这件事。平时专家们要见他，总是有求必应，热情接待，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或建议。知识分子普遍把聂荣臻看成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聂荣臻花大力气组建科研机构、组织科技队伍、培养科技干部的经验是成功的，为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保障了各项科研任务的及时完成。

(5)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大力协同，坚持攻关，是突破“两弹”的有效措施。1960年，苏联拒不执行“新技术协定”，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国内又遇到了三年经济困难。1961年，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关头，对搞不搞导弹、原子弹？国内各有关方面形成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一定要研制出尖端武器的既定决策，聂荣臻力主继续研制导弹、原子弹。他提出，“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国家)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通过前一段实践，他深感“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攻关，这是他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聂荣臻1961年8月关于坚持攻关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大力支持，获得中央批准。他当时的想法是，要突破高度复杂的尖端技术难关，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攻关。他说，“在突破尖端方面，集中力量是非常必要的，仅是游击队是不行的，必须组织主力兵团，形成拳头……才能解决战略任务。由于我国当前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有限……只能集中全国力量来搞，不能各搞各的，不能分散力量，不能互不服气……科研机构、生产部门、教育部门(指高等技术院校)和使用单位必须紧密结合，拧成一股劲，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要搞共产主义协作，互相帮助，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的争名垄断和互相封锁、竞争。这样，新产品、尖端的东西才能搞出来，国防科学技术才能高速度发展。”聂荣臻还把尖端能不能过关，看成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事关祖国兴衰、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当时他在研制“两弹”方面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①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在科研与生产的安排上，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安排上，以尖端为主。在尖端方面，先抓导弹，再抓原子弹，没有导弹，原子弹难起作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为主，地对地导弹突破了，各种导弹的技术原理基本差不多，就容易突破。与此同时，争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原子弹设计制造出来。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设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他还生动地把这比喻为“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②继续坚持狠攻新型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他提出，“要狠抓尖端的‘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电子元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这是他抓尖端攻关经验的科学概括。只有抓住了这七个方面，才能顺利突破难关。“开门七件事”，简明扼要，成为科研战线的动员令，在攻关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组织全国大协作。他提出了组织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要求这五个方面从理论研究到工业基本技术，都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我国研制“两弹”的突出成就证明，聂荣臻在攻关战斗中关于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难题，组织全国大协作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由此，他被国内外舆论界称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6)要研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必须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国外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这是聂荣臻的一贯思想。早在1956年，他就向中央建议，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作为导弹研究院的建院方针，获得中央批准。1959年他又提出，“我们历来做任何事情，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科学技术上也应该如此……要攻克尖端科学技术堡垒，不能依赖，不能等待，要立志以自力更生为主，努力突破。”直到1979年，他仍然强调，“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技术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还是要立足于自己动手，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作梦。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技术全部卖给我们。”聂荣臻关于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思想是宝贵的。实践证明，50年代中苏关系融洽的时候，苏联给了我国某些导弹、飞机等军工方面的援助，但都是第二、第三代的产品，有些是他们已经停产甚至是淘汰的产品。60年代初，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变化，苏方立即片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停供技术资料、重要原材料及实物样品。这还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尚且如此。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和战略目的，卖了一些第二、第三流的技术给我国，但关键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国防方面的先进技术是决不会卖给我们的。象F-16战斗机，美国可以卖给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就是不卖给中国。1989年6月的北京反革命暴乱事件，西方国家把“停止军售”作为制裁中国的第一项措施。这些历史事实，足资证明武器装备要现代化，必须依靠自力更生，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与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他又说，“在科学技术上的自力更生，绝不是关门摸索，相反地，需要千方百计地有选择地把国外对我们有用的成果迅速拿过来，结合我们自己的条件使用。”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应该迅速掌握世界科学技术现有成就，避免不必要地从头研究国外早已解决的问题，少走弯路。越是强调自力更生，越应该注意学习和掌握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否则将浪费许多时间和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因为强调自力更生，而想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是根本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他还认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应该注意和我国自己的研究、中间试验、设计工作相结合。光靠买国外的先进设备或技术，自己没有一个班子来消化、掌握并进一步提高，那就会摆脱不了依赖局面。聂荣臻关于武器装备现代化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在我国大力提倡“开放”政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民用的关键先进技术，不强调自力更生，就不可能执行好“开放”政策。如何正确地解决好自力更生与引进技术、引进设备的关系，聂荣臻的上述思想，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7)军工产品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这是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能否过关的关键。他说，“人不讲卫生，就会生病。生产和科学研究不注意清洁和秩序，产品也要得‘病’……一件产品，特别是精密尖端的产品，从原料材料的检验、保管，半成品或零部件的存放、加工，成品的装配、检验，一直到包装出厂，都应该有准确的规程秩序，才能确保质量……(在)精密和尖端技术的工作中，注意必要的清洁和秩序，也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于我们在现代工业上能否过质量关的大事情，是掌握精密科学技术的起码条件。”为了确保质量，1960年他建议中央和国务院作出规定，军工产品“只有按品种、按质量、按数量完成了生产任务，才算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凡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算数量，也不算产值。”1962年5月，他对一些科技专业应届毕业生谈话时，希望同学们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国防工业和科研系统称颂为“三严”精神)，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工作，以确保产品质量。他举例说，“一架飞机或一座加速器，是由成千上万个零件部件装配起来的，要经过许许多多道工序，件件都要认真加工，认真检验，都要严格地合乎标准，有些零件就是多沾上一点点看不见的灰尘，也会坏事。”1963年4月，他再次指出，“研究、设计、材料、工艺、试制、试验、组织生产，这是每一种武器装备成批大量生产出来的七道关口。”各级领导都要狠抓严格的工艺纪律和文明生产，才能确保军工产品和一切工业产品的质量，这是被现代工业史证明了的真理。聂荣臻对确保产品质量，是身体力行的模范。1967年6月，他到现场主持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得知氢弹弹体有颗螺丝钉脱落，不知去向，空投氢弹的降落伞有两根伞带模拟试验时没有按要求展开。有人说，这不影响试验，他坚持试验推迟，直到把两个技术疑点排除，才批准试验，并获得成功。工业产品质量差的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强调“质量第一”的思想，无论是对科研还是生产，对军品还是民品，显然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8)努力做好科研服务工作。聂荣臻认为领导就是服务。因此他反复号召，为了使科研人员能集中精力做好研究设计工作，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政工和行政干部，都要为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勤务员”。同时，必须努力做好科技情报、图书资料、仪器仪表、化学试剂、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科研条件保障方面的服务工作。

在聂荣臻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主要物质技术基础——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为尔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域里，聂荣臻对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有许多理论性论述。他关于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的思想；关于国防科技现代化与国防工业、国民经济建设能相互促进的辩证思想；关于武器装备现代化要符合我军战略总方针的思想；关于目标确定以后，着重组建机构、组织队伍，以解决科研力量问题的思想；关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坚持攻关的思想；关于发展武器装备必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研制军工产品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思想；关于在科技工作中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等等，在我国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仍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国能够研制出技术上高度复杂的导弹、原子弹，这方面的经验尤为宝贵。经过十年改革后的今天，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各方面的条件要比当年好多了。但我们仍有许多涉及国家安危兴衰的国防和民用方面的重大科研课题有待解决。要突破这些难点，借鉴聂荣臻关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攻关的成功经验，至关重要。并且只要运用得好，相信一定能取得比过去更好的成就。事实上，目前各主要技术上先进的国家，对待高科技项目，科研上都在走集中力量攻关的道路。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筑波科学中心，美国的硅谷、“星球大战”计划的一些重要项目，还有像“超导”研究、可控热核反应、智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航天、航空等某些高技术领域，都出现了跨国公司或本国几家大公司合作进行研究的事实或趋势。正是在这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