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硝烟中的“父女”情（一）

1992年5月16日，即聂荣臻病逝后的第二天，治丧委员会收到的唁电中，有两份来自日本宫崎县都城市。一份是宫崎县都城市市长岩桥辰也先生发来的：

惊悉聂荣舞将军阁下不幸逝世，不胜悲痛。

聂将军是居住在本市的美穗子的救命恩人，一直是美穗子的精神依托。美穗子先前访问贵国后，我曾高兴地听到了有关聂将军当时非常健康的介绍。聂将军虽不幸离开我们，但他帮助日本幼女的事迹，作为中日两国之间一个美好的故事，将继续被传颂。

宫崎县都城市市长岩桥辰也

1992年5月16日

另一份唁电是美穗子本人发来的，她在唁电中这样写道：“由于那场可怕的战争，使我在中国大陆沦为孤儿，承蒙聂将军相救，才使我有今天。从回国之日起到今天，我一直祟视聂将军为我心灵的依托。忽接父亲去世的噩耗，而因相隔甚远不能前往凭吊，甚感遗憾。”

两份唁电充满了对聂帅的崇敬之情，也蕴涵着一个在中日两国人民间传为佳话的十分动人的故事。

1940年7月中旬，在驻地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聚集了数十名晋察冀军区的领导干部，他们个个神情严肃，屏息凝神倾听着聂荣臻司令员作报告。许多人用笔不停地写着、记着。这是军区召开的一次高干会议，内容是总结工作，确定新的战斗任务。

聂荣臻在报告中说：“敌人迅速解决华北问题不可能，‘扫荡’亦难收效果，因之敌在华北已作长期军事打算，在战术上已有许多转变。敌人正积极研究过去红军内战时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并检讨其抗战中与我军作战的教训，战术已有部分改变……

“今后敌人对我将采取分割政策，切断交通，层层封锁。我们应积极破坏敌之交通，以沟通各战略区域，把各战略区域打成一片，把整个华北作为我们的回旋区与战场。无论如何，不让敌人修通沧石路，彻底破坏正太路，这对于支持华北抗战，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高大的教堂除了偶尔“当当”响起的几声沉闷的钟声外，四周是一片静谎。聂荣臻面对他属下的干部们，话语显得格外清晰有力。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听着聂荣臻的讲话，心里已经明白：一项新的战役性作战任务，将要落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肩上。

7月22日，也就是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聂荣臻接到了八路军总部下达的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等交通线的战役预备命令。

在多年的战事中，聂荣臻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无论是上级发来的指示还是电报，都要亲自看过，认真研究，从不马虎。对待战役命令，他就更为重视了。聂荣臻拿着电报，找到参谋长聂鹤亭、副参谋长唐延杰，对他俩说：“总部的命令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你们就据此拟订部署计划，立即下发，要各部作好准备。”

聂鹤亭、唐延杰都是很称职的军事指挥员，他们忙了一个通宵，就把计划制订出来了。在报经聂荣臻同意后，第二天，军区就发出了“关于进行正太战役部署的命令”。

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

其实，在这年春天，聂荣臻带领部队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时，就曾经和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议论过关于破袭正太铁路的事。目前时机已经成熟，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和组织下，进行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以后，人们称这一战役为“百团大战”。

8月15日，聂荣臻在吊儿村召开百团大战主攻兵团首长会议，研究确定了战役部署计划。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他骑着一匹名叫“蛇脑壳”的大白马，带领着精干的指挥班子，赶到了辛庄附近一个叫大小理岩的小山村。在这里没有停留多久，又转移到了洪河漕，作战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洪河漕也是一个小山村，仅有十来户人家，指挥所的人员一住下，就遇到了许多麻烦事。首先是吃水的问题。小山村里没有水井，饮用水是储存起来的冬雪夏雨。然而不管生活环境多么艰苦，既然选定这里作为指挥所，大家顾不得许多，一到这儿就忙着指挥晋察冀部队进行正太路破击战。位于正太铁路线上的井陉煤矿，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也是这次破击战的重要进攻目标之一。日军为防止八路军的进攻，在井陉煤矿修了许多碉堡、炮楼，周围设置了层层电网。

8月20日，百团大战战役正式开始。这天，进攻井陉煤矿的中央纵队，与日军交上了火，仗打得十分激烈，枪声、爆炸声、八路军的冲锋号声响成一片。看着空中一颗颗升腾而起的红色信号弹，聂荣臻的心情难以平静。他眺望着远处的天空，不时地对身后的警卫员说：“抗战以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哩!”

日军为阻止八路军的进攻，负隅顽抗。盘踞在岗头已老矿的守敌最为顽固，他们竟残忍地施放起了毒气，同时还疯狂地向我军正在攻取的东王舍村新矿区进行猛烈的炮轰。新矿区居住着中国的矿工，也有日本的侨民。由于战斗的激烈，一些人还未来得及撤离矿区。

“哇，哇……”

突然，从浓烟火海中传出了几声凄惨的哭叫。

担负主攻任务的三团一营的两名战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震惊了。

“有人，还有人活着!”

“快，救人要紧，快把他们救出来!”

两名战士不由分说，冒着炮火，循着哭声冲进了火海。在一座燃烧坍塌的屋子里，他们找到了两名小女孩一个五六岁，一个还在襁褓中。从装束上可以看出，这是两个日本小孩。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井陉煤矿东王舍火车站日方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的女儿。由于来不及撤离，孩子的母亲在炮击中身亡，父亲加藤清利身负重伤因救治不及，也已死亡。

战士们互相掩护着在火舌、浓烟翻卷的屋舍里，把两个小女孩救了出来。一看，才发现那个在襁褓中挣扎的孩子脚部受了伤，而且伤势很重。两个战士抱着孩子撒出战区，找到八路军医护人员。经过一番及时的治疗，受伤的小女孩脱险了。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战斗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女孩，请首长指示怎么处理。”部队救出两个孩子后，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聂荣臻。

聂荣臻听完报告，当即指示：“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说完他又连连叮嘱，“要快，要注意安全!”

聂荣臻挂断了电话。坐在桌边掏出了一个大烟斗，开始吸烟。缕缕烟雾缓缓地从聂荣臻的嘴角溢出，他陷入了沉思。这意外的报告打破了他平静的心绪。一时间，千千万万个天真活泼的孩童形象涌现在他的眼前。聂荣臻很爱孩子。可是，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孩子呀!战斗打得这样激烈、残酷，救出来的又恰恰是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的孩子，该怎样处理呢?

“不管哪国人的孩子，都是无辜的，应该尽一切努力把她们安置好。”聂荣臻没有丝毫的犹豫便定下了决心。

接到聂司令员把小女孩送到指挥所的指示后，参战部队派了4名干部战士和两位民兵，先把姐妹俩护送到了四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袁心纯见到孩子后，向有关部门做了特别规定：要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伙食标准给予姐妹俩特殊的照顾，保障供给奶粉、罐头、白糖和水果。

8月正是西瓜上市的时节，负责照顾女孩的工作人员，把西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耐心地喂给小姐妹俩吃。工作人员怕西瓜不够甜，就弄来一些白糖，用西瓜蘸着白糖喂她们。

那时，部队交通工具很落后，为了让孩子少受累，战地委员会的领导指定专人用两个结实牢固的大箩筐，挑着把孩子送往指挥所。

天近黄昏，两个日本小女孩颤颤悠悠地坐着箩筐，来到了指挥所，来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身边。将军与孤女相逢了。两双柔嫩细软的小手，被一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

80年代，年已古稀的聂荣臻元帅，谈起第一次见到两个孤女的情景时，曾这样追忆：

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核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核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核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小把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凡是了解聂荣臻的人都知道，聂司令员最喜爱孩子。闲暇时逗逗老百姓家的孩子，和孩子们搭上几句话，是他的一大乐事。今天看着身边这两个无辜的异国孩童，他显得很激动。聂荣臻爱怜地抚摸着她们，就像抚摩着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个只有五六岁的女孩，剪着一头短发，身上穿着一件长条纹布的花衣裳，长得眉清目秀。她拘束不安地闪动着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人们。她是在寻找，在这些陌生的面孔中寻找着那熟悉的、只有从父亲的眼神中才能看到和体味到的慈爱。终于，她的目光停留在了聂荣臻的脸上。

“她们一定饿了，快熬点稀饭来。”聂荣臻见女孩慢慢轻松下来，便向工作人员吩咐道。

不一会儿，炊事员端来了一盆香喷喷的稀饭。

“你叫什么名字呀!”聂荣臻把小女孩拉在怀里，一边用小勺喂她吃饭，一边轻声轻语地问。

“妈妈死了，妈妈死了。”也许是年纪太小，也许是由于当时的惨景使她惊魂未定，小女孩答非所问地反复用日语重复着这么一句话。

在日语中，“死了”的发音与“兴子”的发音较为相近，一时间把站在一旁的翻译也给弄糊涂了，他向聂荣臻解释：“她说她叫兴子。”

“好，兴子，兴子。”聂荣臻笑着点点头。他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抱起那个正在熟睡中的女婴儿，仔细地查看了女婴儿包扎着的伤口，叫来了医生，告诉他要继续认真地给孩子治疗。

在指挥所停留的日子里，对于小姐妹俩来说，无疑是幸福的。在聂荣臻的关怀下，这里的一切都安排得周到、舒适。军区的干部、战士和周围的老百姓们，被聂司令员的举动感动了，他们也都热心地向两位无辜的异国孤女，倾注了自己的爱心。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那位挑着筐子，一路细心照料、护送小姐妹俩的民兵，他双目失明的母亲竟是被日本侵略军活活地用刺刀捅死的。那位专为小女孩作出特殊照顾规定的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袁心纯同志，后来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壮烈牺牲。

40多年后，聂荣臻就此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然，这两个小核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核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那两天，那个大点的女孩整天跟着聂荣臻。她总是用小手紧紧地拽着聂荣臻的马裤，一步也不放松，像个小影子一样聂荣臻走到哪儿，她就快步跟到哪儿。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聂荣臻拉着女孩子，在指挥所前的一块土场地上，让摄影记者给他们拍了个合影照。

像往常指挥作战那样，对于孩子的安置问题，聂荣臻首先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由自己把她们抚养起来；一是想办法将她们送回去。聂荣臻思忖着：如果把孩子养起来，边区的生活环境太艰苦，孩子要吃不少苦受不少委屈，加上敌人“扫荡”频繁，部队又要经常作战、转移，是很难将孩子照顾好的。再说，这两个孩子年龄太小，本来就遭到失去父母的打击，再孤苦伶仃地生活在异国他乡，将来定会使她们精神上遭受很大痛苦。如果把她们送回国去，家里的亲戚朋友总会关心她们，给她们以温暖和爱护，使她们幼小的心灵得到一些安慰，相对减少了她们失去父母的痛苦。聂荣臻思来想去，终于决定：把小女孩送回国去!

以后不久，聂荣臻亲自选了一个最可靠的老乡，找了一副最结实的挑子，请老乡帮助把两个女孩送往石家庄日军兵营。聂荣臻考虑得很周到，他担心孩子在路上哭闹，特地为她们准备了各种食品，还和指挥部的其他同志在孩子坐的筐里，堆放了许多鸭梨。当这一切安排好后，孩子该上路了。

临行前，聂荣臻满怀深情地、依依不舍地挨个抱起姐妹俩，一会儿拍拍她们的头，一会儿亲亲她们的脸。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这两个日本遗孤。

懂事的小女孩知道很快就要与她刚刚熟悉的人们分手了，特别是那个高高的个儿、和蔼可亲、像父亲一样时刻爱护照料她的人分手时，竟紧蹙眉头，缄口不语，显出很忧郁的样子，失去了往日的笑容。聂荣臻非常理解孩子此时的心情，但是为了她们的未来，他不能不将她们送走。

在向护送人员做了交待后，聂荣臻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封未封口的信，走到那个挑挑子的老乡面前，郑重地将信交到他的手中，并用力地在他的有肩上拍了拍：“老乡，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日军那里去吧。”

“首长放心啦!”老乡揣好信件，稳稳当当地挑起了挑子，向着石家庄的方向大步走去。

聂荣臻交给老乡的那封信，是他连夜写给日方司令官的。他没有给这封信加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让更多的日军官兵能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因为“在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这封信，聂荣臻是这样写的：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己。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经过一路颠簸，两名小女孩和这封信被送到了日军旨地。对此日军有关人员回了信。他们在回信中对八路军这一人道主义的做法，表示感谢。

两个小女孩虽然走了，但聂荣臻却一直放不下心，毕竟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谁又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当收到日方的回信后，聂荣臻的心才稍稍平静了下来。可他还是时常惦念两个小姑娘，是否平安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