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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战友情

发布时间:2017-09-03 13:47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我素以铁石心肠自诩,然而今天,竟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刺入我的心头!这就是我们的老战友,八路军名将——左权同志战死在太行山上!

当噩耗传来,同座者均相对默然,在我则无限的回忆,思念伴着悲伤……

……

我毕竟是铁石心肠,只知道有你的血迹,不知道有我的泪痕!我们当踏着你的光荣血迹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

仇恨永远在我们的心头,血债没有丝毫折扣!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一致高呼着: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齐举拳头,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报仇!

这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失去战友而深感悲愤与思念的祭文,是聂荣臻为悼念战友左权的牺牲而亲笔撰写的。这篇祭文发表在1942年7月3目的《晋察冀日报》上。

那是1942年的初夏,一个从晋东南传来的噩耗,使正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聂荣臻震惊了。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在反击日军“扫荡”的战斗中,为掩护总部的撤退,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不幸壮烈牺牲!(左权牺牲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左权是著名的八路军将领,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聂荣臻和左权同是黄埔军校的校友。早在红军时期,聂荣臻就认识和了解左权。那是在宁都暴动后不久,红军重新组建了红一军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林彪为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而当时的左权,正是红一军团下辖十五军的政委,后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作为战友,聂荣臻和左权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从红军时期的漳州、水口、乐安、宜黄、二万五千里长征、山城堡之战,一直到抗战时的百团大战,他们并肩征战,朝夕相处,戎马倥偬达十多年之久,结下了同甘苦共患难的手足之情。

在初创抗日根据地时,聂荣臻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奇缺。一天,他来到了八路军总部,向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的左权谈起了这个问题。左权对聂荣臻的工作,一贯是支持的。当他看到聂荣臻为干部的缺乏而焦急时,一面安慰他,一面热情地向他建议:“是不是把唐延杰调去当晋察冀军区的参谋长?唐延杰在总部先是当作战处长,现在是副官长。”聂荣臻听左权提到唐延杰,点了点头:“唐延杰我认识,他原来是安源煤矿的矿工,大革命时还是我分配他去独立团当的兵,以后在红二十八军当参谋长。”聂荣臻向左权表示,“这个人可以。”左权很快叫来了唐延杰,向他布置了新的任务。唐延杰到晋察冀军区以后,果然不负众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老战友的牺牲,聂荣臻悲痛至极,他是流着眼 泪写下了前面那篇催人泪下的祭文的。时隔20多年后的 ““文革””期间,聂荣臻元帅遭到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的迫害,被疏散到了河北邯郸。聂荣臻在自己身临逆境 的情况下,还在惦念着当年的老战友。到邯郸不久,他 就提出要到烈士陵园看看。在邯郸烈士陵园里,建有左 权墓和左权纪念馆。那天,聂荣臻来到陵园,站在左权 墓前庄重地脱帽致哀。他沉痛地对同往的工作人员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聂荣臻性格内向,仪表文雅,态度温和,待人忠厚在干部战士和群众中有口皆碑。尤其是对跟随他征战多年的老部下,聂荣臻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原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王宗槐,抗战开始后就跟随聂荣臻来到了晋察冀,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一次在随聂司令员离开平山县蛟潭庄的时候,王宗槐得了伤寒。部队正在转移,医疗条件很差。聂荣臻看着病痛中的王宗槐关切地问:“宗槐,你的脸色很不好,到后方医院养病去吧。”说着,聂荣臻拿出了一包东西:“我这里有七盒‘赫尔斯保命’,你拿去用。”王宗槐直起虚弱的身子,用颤巍巍的双手接过了药品。在向后方医院转移的途中,王宗槐靠这七盒药稳定了病情。可是到了完县神南村之后,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起来,整天发高烧,头发全部脱落了,时常神志不清。聂荣臻刚刚到达阜平城南庄,卫生部长叶青山就向聂荣臻汇报了王宗槐的病情。聂荣臻听完汇报,心情异常沉重,他向叶青山交待:“王宗槐生命很危险,你们要尽力抢救,马上通知骑兵团派入到北平买药。”随后,骑兵团奉命火速从北平买来了一种叫“福白龙”的复方奎宁制剂。医生很快给王宗槐注射了两支,才将王宗槐抢救了过来。过了一段时间后,王宗槐病愈在和家庄见到了聂荣臻,他百感交集地说:“聂司令员,是你救了我一命啊!”

抗战期间,许多热血青年志愿来到晋察冀边区,中央北方局也派来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邓拓就是其中的一个。1937年底,邓拓刚刚来到军区司令部,就受到了聂荣臻的热情接待。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聂荣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邓拓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谈话中,聂荣臻得知邓拓他们到抗日前线来不仅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就连识别和采集野菜的方法也学会了时,满意地对邓拓说:“好啊,五台山欢迎你这样的‘野菜书生’。”不久,邓拓担任了军区《抗敌报》主编职务。

最初,军区《抗敌报》是油印的,以后逐步发展成石印、铅印的报纸。印数也由开始时的几百、几干份,发展到几万份。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聂荣臻格外喜欢这份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不管战事多么紧张,工作多么劳累,他几乎每天都坚持看报。说到报纸,他对辛勤办报的年轻编辑们格外喜爱。尤其对负责办报、才华横溢的邓拓,更是常常把他挂在嘴边:“邓拓办报是有功的。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为此,聂荣臻专门送给邓拓一匹好马,以解决交通的不便。以后,报社凡有重要文章发表,起草后哪怕是深更半夜,邓拓也会骑上这匹马赶到司令部,把稿子送给聂荣臻审阅。

聂荣臻尊重知识分子,尊重这些忘我工作的年轻人,当年来到晋察冀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与聂荣臻成了亲密的朋友。邓拓就更不例外了。1943年1月,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聂荣臻和邓拓等一些年轻人一起共同成立了“燕赵诗社”,邓拓起草了《结社缘起》。聂荣臻和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欢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各抒己见,吟诗作对,真是别有情趣。一次,聂荣臻从别人的口中听说邓拓只顾埋头工作,年近30还未“考虑个人问题”,就多次找有关领导,提醒他们要多关心邓拓和其他大龄青年的婚事,以免误了这些年轻人的终身大事。1943年初,聂荣臻亲自批准了邓拓和丁一岚的婚事,还与妻子张瑞华专门为这对大龄夫妇设便宴,以示祝贺。

1940年冬季反“扫荡”战斗结束后,聂荣臻和司令部机关、直属队在平山县的吊儿村住了下来。那段时间,人们发现聂荣臻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沉默寡言,有时还明显地流露出哀伤的神情。原来长期为他和司令部领导人做饭的老炊事员不久前病逝了。这位炊事员是位老红军,工作一贯任劳任怨。聂荣臻不忍心看着他年纪这样大了还为自己做饭,同时也考虑到他的资历和贡献,准备提拔他任司令部管理科副科长。可是,当这位老红军炊事员知道后,却摆了摆皮肤粗糙的大手谢绝了:“我还是煮我的饭吧,要那个官职干什么!”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坚持着为聂荣臻做了最后一顿软米饭。因为他知道聂司令员的牙齿不好,不喜欢吃硬米饭和其他硬的东西。现在这位老炊事员永远地离去了,看到他留下的锅碗瓢盆,想起那熟悉的音容笑貌,聂荣臻总会情不自禁地伤感、落目。

抗战期间,军区部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以喂马的黑豆为主食的。由于生活的艰苦,部队干部战士的身体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生存与斗争,有的部队时常越过封锁线,到交通沟外甚至冀中平原上背粮、背布,一旦与敌人遭遇,就边打边走,许多干部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些背回来的布匹上,常常沾有不少血迹。有时吃饭也会吃出弹片或子弹头。每当聂荣臻端起饭碗,想到这是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总会默默地停下筷子,吃不下去。他把饭量也减到了最小的程度。聂荣臻的伙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当他听说一分区一团有个个头又高又大的重机枪班长,在部队粮食标准大大减少之后,饿得扛不动重机枪时,破例地批准这个班长吃双份口粮。他还让有关部门多关照那些正在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和抗大二分校附中学习训练的学员,保证他们每人每天有3钱油3钱盐的定量。

聂荣臻是极少对下级发火的。即使在战事紧张的情况下,他也总是那么沉稳冷静,不轻易动火。作为聂荣臻老部下的唐延杰,在一次作战中却看到了聂荣臻发脾气。

1938年9月的一天,金刚库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日军侦察机。侦察机的出现使聂荣臻警觉起来,他立即命令军区机关及直属单位迅速转移。军区机关和直属单位刚刚转移,日军的轰炸机便飞临金刚库上空,肆无忌惮地进行狂轰滥炸。原来军区驻地金刚库有个汉奸,在天津某电话局当局长,他探听到八路军在金刚库的住处后,就向敌人告了密。

聂荣臻率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耿镇与石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时,正值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正夫指挥所部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县东南的柏兰镇。为了防止敌人再次逼近首脑机关,聂荣臻命令唐延杰立即指挥二分区的部队和军区学兵营,掩护机关和后方人员撤退。

接到聂荣臻的命令,唐延杰经过分析,对敌情作出了判断:日军很可能从牛道岭的山上下来,在山脚下的耿家庄镇过夜。于是唐延杰巧妙地让部队避开敌人,乘夜暗悄悄地摸上山占据了有利地形。9月29日清晨,敌人正在集结准备出发,唐延杰迅即下达了袭击敌人的命令。只见部队呼呼啦啦地向敌人冲去。此时,唐延杰也顾不得许多,带着警卫连冲向山下的敌群。由于敌人猝不及防,被我部队击毙了不少人。但是日军的气焰也十分嚣张,武士道精神十足,当他们反应过来后即组织了疯狂的反扑,攻上山来。面对人多、武器装备精锐的日军,军区部队终因力量薄弱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仅学兵营就伤亡了几十个干部,而参谋长唐延杰也负了伤。

唐延杰虽然身负重伤,但并没有危及生命,他坚持

着用电话向聂荣臻汇报了战况。聂荣臻从电话里听到牺

牲了那么多的人,而且还是学兵营的干部,一反常态地

变得急躁起来,他在电话中厉声地问:“唐延杰,你,伤

口疼不疼?”

“疼!”

“疼,我还要找你算账呢!”聂荣臻几乎是吼了起来。

唐延杰从没有见过聂荣臻发脾气,至少是没有向他发过脾气,可是这一回他知道聂荣臻是真的动气了。

“聂司令员,我,我……”唐延杰手拿电话筒,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当扎着绷带的唐延杰出现在聂荣臻面前时,这位平素儒雅温和的司令员突然背起手,拉下脸,低着头,闷不出声地来回快步走着。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唐延杰面色难堪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屋里的参谋和警卫员们见状,都缩着脖子悄悄地溜到了屋外。

“我就这么点‘宝贝’干部,一下子叫你给损失了不少!”聂荣臻走着走着突然在唐延杰面前停住脚步,猛地抬起头来冲唐延杰训斥道,“乱弹琴!战机掌握得不对不说,你一个军区参谋长,高级指挥员,不是连排干部,随便离开指挥位置,带人冲杀,只图一时痛快!”说到这儿,聂荣臻停顿了一下,又来回走了两步,“你想过没有?你要是战死了,敌人就这样轻易地摘掉我们一个高级干部,叫我怎么向中央交待?怎么对得起你老兄!嗯?”

聂荣臻的话说得严厉而又有道理。唐延杰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好在聂荣臻发过火之后不一会儿,情绪便很快平静下来,恢复了往日的温和。聂荣臻处理问题从不抱有成见,哪怕是对有过错误、挨过批评的同志也是如此。他知道,唐延杰当时是因完成任务心切,才这样做的。而唐延杰虽然挨了批评,但心服口服,多年的相处使他非常清楚,聂荣臻是多么地爱护我们的干部、战士,这正像聂荣臻在他自己所著的那本《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中说的那样:

      “由于这些干部和战斗员的无限英勇卓越的战斗精神,敌人虽然用了优势兵力,向我们疯狂进攻,终于遭受了严重打击,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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