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发展尖端技术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

1989年12月25日聂帅90寿辰时，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给聂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钱学森高度赞誉了聂帅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指出聂帅在领导国防科技事业时，是“把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参见《元帅交往实录系列——聂荣臻》，第218页）的确，聂帅在其后半生领导国防科技事业的过程中，不仅为党为人民留下了“两弹一星”这样丰硕的科技成果，而且还为党为人民留下了发展国防科技、建设现代化国防所必须遵循的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它们既是聂帅兵法思想在国防现代化中的延伸，也是新时期指导国防建设的新兵法精粹。因此探寻聂帅戎马一生的兵法思想，有必要将他后半生“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62页）时所运用的兵法思想加以发掘和概括。这样，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将对实现国防现代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集中力量 形成拳头重点突破

在金戈铁马、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为转变敌强我弱的敌我态势，变我之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聂荣臻十分强调要善于集中兵力，实施重点突破。运用这一战法使聂荣臻指挥作战处处主动，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对敌斗争的胜利。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1956年聂荣臻分管国防科技工作以后，面对当时落后的国民经济基础和相当严峻的国防科技状况，怎样才能摘掉落后的帽子，实现国防科技事业的崛起和腾飞，是摆在聂荣臻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对此，聂荣臻将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兵法思想运用于指导国防科技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聂荣臻看来，越是工作多、任务重，越应理出头绪，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有所侧重，否则什么都要抓，什么项目都想上，势必力量分散，既影响质量，也影响速度。针对当时国防科技的现状，他提出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应突出尖端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此形成国防科技的重点，并通过尖端科学的发展带动和提高民用新技术水平。他指出，在尖端技术方面，以导弹、原子弹作为研制重点，这样就能带动耐高温、耐腐蚀、高强度等新型原材料的出现，带动化工材料、高能燃料、精密仪器仪表、无线电电子学、测试技术、计算技术、自动化技术、放射性医学以及许多理论科学的发展。

发展尖端技术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攻关。他说：“在突破尖端方面，集中力量是非常必要的，仅是游击队是不行的，必须组织主力兵团，形成拳头……才能解决战略任务。由于我国当前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有限……只能集中全国力量来搞，不能各搞各的，不能分散力量，不能互不服气……科研机构、生产部门、教育部门（指高等技术院校）和使用单位必须紧密结合，拧成一股劲，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要搞共产主义协作，互相帮助，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的争名垄断和相互封锁、竞争。这样，新产品、尖端的东西才能搞出来，国防科学技术才能高速发展。”（聂荣臻：《在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第4页，1961年1月）。聂荣臻还把尖端军品能不能过关，不但看成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看成是事关祖国兴衰、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政治问题。

那么，在发展尖端武器方面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呢？聂荣臻的做法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

缩短战线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前提条件。只有出线紧缩，才能保证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为此在确立发展尖端技术的方针时，聂荣臻提出：“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在处理国防科技发展中的各种关系时，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在科研与生产的安排上，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安排上，以尖端为主。在尖端方面，先抓导弹，再抓原子弹，没有导弹，原子弹难起作用。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为主。由于各种导弹的技术原理差不多，地对地导弹突破了，就容易带动其它类型导弹的突破。在确保“两弹”（导弹、原子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设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他还生动地把这比喻为“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聂荣臻回忆录》下，第813页）

在谈到国防部第五研究所(导弹研究院)的具体工作时，聂荣臻指出：我们应从地地型号导弹突破，这是个战略问题。我们国家人力，物力还很困难，更需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否则什么都想搞，各种型号全面展开，结果分散了力量，什么都搞不成，欲速则不达。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首先突破的问题，五院虽然是个导弹综合研究院，但是存在着先以什么突破的问题。不仅五院，工厂和其他研究机构页都应该有自己的重点，也都必须考虑首先从哪里突破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工业和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这更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狠抓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开门七件事”。

用兵打仗，需要确定目标选准突破口。发展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亦是如此。为了选准突破口，从1959年起聂荣臻就开发考虑，在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经过认真考察、再三斟酌发现：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表和大型设备这几个方面当时过不了关，是 我们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因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导弹，原子弹，高性能飞机，对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许多性能不同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不仅“两弹”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设备过不了关，而且军工，民用的大量电子元件，精密仪表等科研项目也过不了关。为此聂荣臻指出：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依我看，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色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们在原材料方面大体状况是，金属材料数量上发展快而品种规格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则在数量和品种方面都较薄弱。同时 ，生产新型原材料设备缺乏，有许多技术还没有掌握。从化工材料看，1958年我国生产的塑料只相当美国产量的百分之一，英国的百分之二点五。而且大多是些老品种。这样一来，解决原材料工业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就成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尖端科技的关键一环。为此，早在1959年7月，聂荣臻就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议：在原料方面，我们应该当及早拟订发展品种，提高质量，使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都得到妥善安排和规划。否则，单纯数量上的增长不仅不能适应国防方面的需要，而且也不能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要。显然，聂荣臻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因而它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恶化采纳。

在具体要求上，聂荣臻希望短期内逐步扩大稀有元素的生产，增加优质合金钢的比重。特别要研究和掌握各中耐高温，高强度和具有某些特殊性能的合金钢的生产技术。聂荣臻的这些要求看来是仅从国防需要出发的，但却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国防建设必须以工业建设为基础。正如毛泽东1958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上批示所说的那样：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哪有现代化的国防?

战略突破口确立以后，关键在于集中精力抓落实。1959年11月，聂荣臻邀请了有关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新型材料的生产试制问题。会议提出了两点具体的措施：一是，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组织一个新技术材料小组，成员由计委、经委、冶金、一机、化工、建工、轻工、中国科学院等各部门掌管新技术工作的负责人组成。小组的工作范围是：从提出新材料要求、安排科学研究、中间工厂试制到工业化生产为止。二是，确定发展新材料的眼前任务为：尽快将发展新材料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在计划中挂上号、排上队，以便尽快研究、试制或生产。

正确的部署，必然赢得可喜的成就。到1965年7月，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12800多项，品种上可以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舰艇、无线电方面科研和生产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够自己解决了。知喷气飞机用的高温合金，有的已正常生产，有的即将投入生产。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需用的精密合金从无到有，建立了生产基地，当时也已经能满足科研和生产的初步需要。

在合金钢方面，列入国家标准的二百多个品种已经大多能够生产，稀有金属的研究生产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经过攻关，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国资源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合金钢系列。

仪器仪表方面，经过有关单位的积极努力、艰苦奋战，从而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基本上满足了导弹、原子弹研究和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开门七件事”，件件得到了落实。

第三，组织全国科技大协作。

军事上的协调出战斗力，建设上的协调出生产力。聂荣臻认为集中力量的关键在于对分散的力量进行协调和统一，从而形成整体互补的优势。他在领导国防尖端科技发展时，十分强调科研力量的集中与协调的重要性。为此在科研方面他提出了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的思想，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他们是我国科研主力兵团中的五个方面军，这五个方面军必须大力协同，互相支援。为突破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他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对国防科研部门予以大力协助，特别是要求二机部和七机部给予对口协作。他指出突破尖端武器研制的难关，重要的是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开展全国性的科技大协作，他把这种作法比喻为军事上的多兵种协同作战。

聂荣臻不仅始终强调科技大协作的重要，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地亲自抓科技大协作的工作。研制核潜艇，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审批、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尖端工程，它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正当人们集中力量突破的时候，但却一度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各地大乱，部分工厂停产，许多项目无法落实。聂荣臻听取了这项工程的情况汇报之后，马上建议召开由厂长、党委书记和工程主要项目技术负责人参加的几百人的协调会议。他规定凡是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那时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很容易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用生产压革命”的帽子。但聂荣臻决意要开这样的协调会。他不顾年高体弱和那时的困难处境，亲自到会讲话，并指出：这项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能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会后，聂荣臻又以大无畏的精神，签发了以中央军委名义下达的《特别公函》，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工程，对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具体承办部门派专人带了《特别公函》，到各省、市有关厂、所召开群众大会传达贯彻。广大干部和工人都把它当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去执行。这样，在聂荣臻的组织下，各单位都排除了种种干扰，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保证了研制任务的胜利进行。《特别公函》促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二、建立机构 尊重知识做好服务

早在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时，聂荣臻就一再强调，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游击战的进行，关键是要以人为本。一方面要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抗日革命武装。实践证明，加强军队自身主体建设，建立素质优良的革命队伍，是赢得对敌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基于这种认识和成功的经验，聂荣臻在组织领导国防科技事业过程中，他十分重视建立机构、组织队伍，并要求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知识分子作好服务和保障的工作。

第一，建立机构，成立“正规兵团”、“地方军”和“游击队”。

聂荣臻深知，军队对敌作战，首要的是先建立健全自身的机构，形成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和一整套编制有序的军事体制。结合戎马一生的斗争经验，他认为指挥机构要精悍有力，编制序列则应体现出层次性和有序性的特点，即应由“正规兵团”、“地方军”和“游击队”等层次组成，只有这样才能突出点照顾面，形成完整的指挥运作系统。基于这种认识，他在领导国防科技事业中，把建立机构的问题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当时，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人们就提出了要不要成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来指导和协调我国整个科学研究事业的建立工作。对此一部分同志曾主张不必设立这种机构，理由是：有了规划，由各单位按规划进行就行了。然而聂荣臻却提出必须设立这样的机构。他分析指出：作战要有参谋部，负责组织协调。科研也应如此，也必须有常设的协调机构，否则各行其是，必然出现混乱。就当时的研究机构而言，存在着5个系统：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原子能委员会，国防系统。对这5个系统的工作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指导和协调，使它们明确分工，密切合作。为此聂荣臻于1956年10月29日，向中央提出建议，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构，将原来的10领导小组改为党组。到1958年，为解决科学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在工作任务上的重复交叉的问题，聂荣臻又向中央建议，将两委合并，共同组成了一个专门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全国性职能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两委合并后，聂荣臻兼任主任。这样一来，在他的统一领导下，从规划、计划的制定、报批、检查，到科研任务的确定，科研人员、经费、物资的管理分配，都由该机构统管起来。这样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比较协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减少了互相扯皮的现象，解决问题和工作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防方面，聂荣臻建议将航空工业委员会与国防部五部合并，正式成立了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聂荣臻兼任主任）。这样，国家科委与国防科委，加上中国科学院，形成了全国比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从而形成了全国科技序列中的“正规兵团”。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到1962年，工业、农业、卫生等各主要部门和系统都相继建立起科学研究机构。据有关资料统计，设在北京的国务院各部直属的重点研究院，就有钢铁研究院、有色金属研究院、矿山研究院、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电器科学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化学工业研究院、建筑科学研究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煤炭科学研究院、石油科学研究院、建筑材料研究院、地质科学研究院、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院、铁道科学研究院、交通科学研究院、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共20多个专业研究院。一些重点生产企业也开始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所或研究试验室。地方的科研工作，经过调整，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散的科研力量裁并组合成相对集中，各有侧重的科学研究院或研究所。国防方面则成立了火箭、原子能、飞机、舰艇、电子设备、各种常规武器等研究院，还成立了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军队的各大单位还成立了一些独立的研究所。这样一来，从地方到部队又建立了一批呈阶梯序列的“地方军”和“游击队”。从而使科研机构设置更加趋于完整、合理。

第二，组织队伍，招八方人才、纳四海精英。

聂荣臻认为，科学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各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机构的组建，都离不开人。为此他在组织领导国防科技事业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招收人才、组织队伍。作为应急措施，他首先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水平较高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学研究部门来，并且任命他们为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或者某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作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同时还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为祖国科技事业的长远着想，聂荣臻更加重视培养新的科研人员。他说：“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又红又专的优秀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一个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聂荣臻：《在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第1页，1961年1月）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他指出：“目前的问题，除了集中力量外，就是积极培养技术骨干，最缺乏的是‘班、排、连’干部”，（《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47页）这里说的“班、排、连”干部，也就是指在基层从事专业研究的技术骨干。那么，怎样培养年轻的科技人才呢？聂荣臻提出，一方面可以让科学家给年轻的同志讲课，“除钱学森同志上大课外，其他老科学家也要上些小课、专业课，大小课结合，钱学森同志讲‘合同战术’，其他同志讲‘兵种战术’”；（参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48页）另一方面，最有效最迅速地办法，就是进行实际的研究和设计，即采取边工作边学习，边打仗边训练的办法。这样，可以使青年同志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从而提高发展得更快一些。再一个办法就是向国外派研究生和留学生。从1950年到1959年止，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53年，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3年共派出1700多名。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6年，确定的方针是“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3年共派出留学生5800多名。第三阶段是1957年到1958年，当时的方针是“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目的是通过在国外学习，真正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

经过以上各种措施，使我国的中级科研人员有了较大的发展。

第三，尊重知识，把知识分子当成国家的宝贝。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知识分子当作国家的宝贝来对待，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保障，这是聂荣臻一贯坚持和提倡的观点，也是他领导国防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奥秘所在。

早在晋察冀边区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斗争时期，聂荣臻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经常对干部讲“知识分子懂科学技术，对他们要重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队伍，没有他们不行。”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当时曾动员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工作，对发展晋察冀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军事工业，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武装队伍起了重大的作用。

聂荣臻尊重知识，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有着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在晋察冀根据地时期，一次，聂荣臻得知北平有一名名叫殷希彭的医学专家，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医科大学，回国后曾在北平当过医学院的教授，他的医术十分精湛，学生遍布冀中。于是聂荣臻决定把他动员出来参加边区的工作。然而，回来的同志报告说，殷希彭对参加边区工作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一匹马代步；第二个条件是不吃粗粮；第三个条件是来去自由。汇报的同志刚说出前两个条件，有的干部就摇头说：部队的马很缺，团长才配备，边区的条件很艰苦，我们的首长还得吃粗粮，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条件呢？可聂荣臻却说：可以！再困难，这两个条件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当他问及大家对第三个条件的看法时，一些干部说：“来去自由”，这哪里像参加革命的样子！聂荣臻却说：我看也可以。我们共产党办事，一切要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你们要晓得，一个好的医生加入革命队伍，许许多多的伤病员就会得救，就能重新走上战场消灭敌人。另外，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使他一个人能参加革命工作，同时，还会影响到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这笔帐为什么不算一算呢？何况，他参加革命后，认识也会慢慢发生变化，这三条他也可能一条也不要了。果然，殷希彭投身革命后，他的许多学生也陆续来到革命队伍，使部队的医务力量大大加强。殷希彭本人后来也主动撤销了自己所提出的条件，而且成长为党的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务。

聂荣臻提出的“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的思想，更是他保护知识分子的生动体现。聂荣臻担任红1军团政委时，曾处理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我军缴获到了敌人的一些西药。有的西药瓶上没有标签。从外形和气味上判断，很像奎宁。当时，部队发疟疾的人很多，急需奎宁，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作奎宁发放下去了。而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服药后，立即产生过度兴奋、烧心、恶心等强烈反应。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敌人搞的破坏。于是赶紧追查。追查的结果，与此事有责任关系的涉及3个人：一个是军团部的医生游胜华，另一个是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戴济民，再一个就是军团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当时他们本人都很紧张，旁人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而聂荣臻却指示对此事的处理一定要慎之又慎，并指出“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后来经查实，是误将吗啡当成了奎宁，才出现的问题。这样，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总算避免，聂荣臻告诉这些被怀疑的同志接受教训，安心工作。

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后，他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他爱护关心知识分子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

1961年春天，聂荣臻来到上海，邀请在上海的有关专家座谈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每次开会，他都是和蔼地说：大家不要有什么拘束，要像神仙聚会一样，把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轻松自然地谈出来。这样“神仙会”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了聂荣臻尊重知识分子的一个美谈。这次会议后，聂荣臻对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随即他要求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所属的有关研究所组织专门班子，针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工作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经过反复研究讨论，以及修改、补充，“科学十四条”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在“科学十四条”中，对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和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等内容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为此“科学十四条”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的宪法”。这一宪法的颁布，使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1962年2月，在聂荣臻主持下，于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前，聂荣臻找了正在广州的周恩来和陈毅，与他们一起探讨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会上，经他提议，周恩来、陈毅先后在会上做了讲话，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并且他们指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个会议以后，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科研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发挥，随之科研成果大量涌现，祖国迎来了一个真正的科学的春天。

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聂荣臻更是心系知识分子。青海高原，生活本来就比较艰苦，再遇上自然灾害，在那里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为了战胜饥饿，基地官兵只能用沙枣、甘草叶、骆驼刺掺着玉米面、青稞面，来充当一日三餐的主食。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些干部和职工浑身浮肿，夜间看不见东西。了解到这一情况，聂荣臻专门找了周恩来，反映了基地官兵和职工的生活困难：俺们每人每月的定量比以前减少了10多斤，油只有2钱，蔬菜就更缺乏了。营养不良，使有的单位40%的人患了浮肿病。为使祖国的“鲲鹏”能够早日上天，基地官兵和职工只得一手抓基地建设，一手抓农、牧、渔业生产……。不久，周总理就指示粮食部一次就给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3个单位调拨了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人民政府调拨给了核武器研制基地4万只羊。商业部在兰州还专门为核武器研制基地设立了二级批发站……。

那时，聂荣臻身体也不好，正在医院住院。但是他常常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如何使科学家们吃饱、能够有足够的精力投入科研工作。经过再三的考虑，他决定以自己的名义，为科学家搞一次“募捐”，即给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福州和海军几个单位的司令员打电话，请他们想想办法，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的指战员们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食品。聂帅的号召得到了各大单位领导的积极支持，不久一列满载食品的列车隆隆地向西北开去。随即聂帅吩咐秘书，这些食品一律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分配给科研第一线的专家们。

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国防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聂荣臻反复强调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政工和行政干部，都要为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勤务员”。在《关于贯彻“科学十四条”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工作，也就是做人民勤务员工作。我自己就是个勤务员，我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为研究工作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保障科学工作者必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是党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好好认真地去做，把这种服务工作当作是我终身的光荣任务。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必须教育全体行政工作干部，使他们认识到：为科学工作服务好，就能使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好，这是对党的事业有利的，也是党所需要的。这只是一种分工，同样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样都是光荣的革命工作，并没有什么高下轻重之分。担负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安心做好服务工作。”（参见《聂荣臻事文集》第481—482页）聂荣臻自己正是这样以身作则的，他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因而使国防科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使国防科技事业得到了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

三、科学规划 稳扎稳打质量第一

聂荣臻指挥作战，一向沉稳持重，因而人们总爱称他为“儒将”。他把这种指挥作战的风格运用到指导现代化的国防科技事业上，于是他便十分注重并强调，要科学规划、系统运筹，稳扎稳打、质量第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组织了对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前景和步骤的科学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新观点和新举措。

第一，制定12年科技发展规划，重点培植“五朵金花”。

1956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制定我国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是迅速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一环。这一工作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始由陈毅负责，不久就由聂荣臻接替陈毅具体负责的。当时，对于要不要搞科技发展规划，一部分人还有些认识不清，以为搞科学研究，有没有计划关系不大，况且谁能保证需要研究的项目什么时候就一定能搞出来呢？对此，聂荣臻指出这是一种片面性的认识。诚然搞科学研究和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会有许多探索甚至失败，硬性限定时间实现某项具体指标，是不合适的。但是发展科学技术尤如指挥作战，必须有战略规划。作战中谁想得远、 计划得周密，谁就会技高一筹，赢得主动。同样搞科技，也不能目地搞，也需要统筹安排。只有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研究课题，探索途径，并对预期取得的成果和进度作出预测，才能使科研上档次、出成果。这样一来，聂荣臻组织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汇聚北京，整整论证了4个多月，终于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在这个连同附件洋洋600多万字的规划中，提出了57项重要的科技任务，600多个中心课题。其中重点任务有十二项，即：（1）原子能和平利用；（2）喷气技术；（3）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4）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5）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6）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7）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10）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11）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12）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研究。

在以上几项重点项目中，前5项又是重中之重，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聂荣臻指出，我国科技的发展，必须认真遵守12年规划，尤其更要重点培植好这“五朵金花”。

可以说，12年规划是聂荣臻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而铺设的一块基石。它不仅勾画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科学技术发展方向，而且它还体现了突出重点带动一般的哲学方法论特征。12年规划是一项创举，更是聂荣臻谋略思想在国防科技发展事业上的具体生动的物化。

第二，举一观三，走好走活国防科技发展的三步棋。

下棋对弈，重要的是要有全局观念。只有全局在胸，举一观三，那么满盘的棋子才有可能走好走活，其最后的结局才有可能是我胜他败。聂荣臻在指导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他始终注重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系统谋划。

他主管国防科技工作时，面临的困难很多，任务十分艰巨——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都仍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性能落后，品种繁杂，光火炮就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兵工厂，有100多个品种，80多种口径，人们都风趣地称之为“万国牌”。然而，正当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开始医治几十年的战争创伤时，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却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喷气时代”。面对这种客观的现实和巨大的反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对此，聂荣臻十分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迎头赶上！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尖端技术！

在如何展开武器装备研制的战略问题上，聂荣臻提出，在研制的步骤上，必须遵循先研究试制初级的，尔后研究试制高级的原则。对此毛泽东同志十分赞赏，毛泽东指出，这种设想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将聂荣臻的这一国防科技发展战略思想肯定为“先写楷书，后写草书”。

不光如此，聂荣臻在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他更加注重着眼未来，更加注重着眼于国防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前景。聂荣臻强调，武器装备的研制，既要立足于现实，清醒地估计到各种可能条件，考虑到现实战斗的需要，又要高瞻远瞩，着眼未来和发展，脚踏实地地尽最大可能往前追赶。为此，他根据科研的特点，很早就提出了“三步棋”的部署。他指出，国防科学技术的特点是产品型号改进更新快，至少同时要有三个层次型号：一个是正在试制试验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他把发展这三种型号的科技产品，称之为需要走好走活的“三步棋”。这样一来，他就把当前与长远、设计与研究、试制与试验、生产与装备部队等关系，用科学的方法和步骤作了科学的安排和系统的筹划。

从“三步棋”的战略指导思想出发，聂荣臻对国防科技的一系列发展项目都提出了十分富有见地的意见。

在发展导弹问题上，聂荣臻指出：“搞导弹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做这一步一定要想到下一步。五院有这样的设想是很重要的，有些就可定下来，有些还要继续收集资料。地地系统就先这样定下来，要搞三班，从三班倒去考虑安排力量：一班搞中近程战略导弹，一班搞近程战略导弹，另一班搞更远的型号。由近程到洲际，中间可再搞个几千公里的，有一个阶梯可能更容易些，更稳妥些。”（参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48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导弹的研究工作阶梯前进，有条不紊的发展，至今它已成为国防战略武器中的一把重要的“杀手锏”。

在军队舰船研究工作问题上，聂荣臻也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由初级到高级，现实与长远相结合的要求。并且他还特别阐述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遵照聂荣臻的指示，有关部门调整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关系，确定了由“两艇一雷”（鱼雷快艇、潜艇和鱼雷）到“两艇一弹”（快艇、潜艇和导弹）的发展方针，在研制常规装备时开展战略装备的预先研究。这样一来，先通过仿制，消化吸收他人的科研成果，锻炼提高自己的队伍，进而及时转入自行设计，使我军的舰船研制工作少走了弯路。如今我海军的几型重要舰艇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的。我们研制的几种类型的常规舰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海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已经成为当前海军基本的战斗力量。

聂荣臻全局在胸，举一观三的国防科技发展战略思想在其关于武器装备发展必须遵循齐装配套原则中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聂荣臻认为，要做到全局在胸、举一观三，还必须强调开展系统工程，讲究齐装配套。1963年，他在舰船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东西是搞得不少，但成果还拿得不多，而且严重地不配套，影响了海军的装备建设。”后来，他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总结武器装备发展经验时，又概括出了“五个成套”：成套设计，成套试制，成套定型，成套生产，成套装备部队。在谈到海军武器装备配套问题时，他多次强调要注意“齐装配套”，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力。他指出：如果有了潜艇，没有鱼雷，没有导弹，潜艇又有什么作用？武器装备要注意配套，对海军尤其重要。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讲，一艘舰船本身就像一个小社会。舰船上的吃、穿、用和战斗所使用的各种武器装备，以及对艇船航行战斗的各项保障工作，涉及到工农、商业和科技等各条战线和部门。以一艘新型舰艇的研制为例，就要考虑到舰上的各种装备。要考虑到国家的工业基础和生产工艺水平，考虑到舰艇的维修，考虑到试验，考虑到试验部队的建设，考虑到试验的各种保障，考虑到码头和基地的建设，考虑到部队的训练和战斗使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环紧扣一环，不可或缺的。聂荣臻强调武器装备发展要遵循齐装配套的原则，不仅对海军舰船武器装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其它兵种武器装备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

第三，坚持质量第一，大力提倡“三敢”“三严”的作风。

聂荣臻治军打仗严格，领导管理国防科技同样严格。在他看来，严格出战斗力，严格也出生产力。因此他强调，发展国防科技不仅要注重数量，同时更应注重质量。他指出：“人不讲卫生，就会生病。生产和科学研究不注意清洁和秩序，产品也要得‘病’……一件产品，特别是精密尖端的产品，从原料材料的检验、保管，半成品或零部件的存放、加工，成品的装配、检验，一直到包装出厂，都应该有准确的规程秩序，才能确保质量……在精密和尖端技术的工作中，注意必要的清洁和秩序，也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于我们现代工业上能否质量过关的大事情，是掌握精密科学技术的起码条件。”

这样一来，他强调为确保军工产品的质量，必须贯彻严格的工艺纪律和高度的文明生产。他指出这是保证军工产品质量和掌握尖端技术的中心问题。没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没有高度的文明生产，就没有精密工业，就不会有任何精密的产品，更不可能有什么尖端。为了确保军工产品质量，在考核军工厂的计划时，应该做出明确的规定。工厂的任务是否完成，以按品种的任务作为考核指标，只有按品种、按质量、按数量完成了生产任务，才算完成了国家计划。凡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算数量，也不算产值。凡是军工厂向材料厂、协作工厂订的货，都要按规定的技术规格严格验收，这些材料和协作件应该纳入国家计划，如不合格，应该退回原厂；这部分不合格的原材料和协作件，对供应工厂来说，便不能算是完成国家计划。

聂荣臻认为，与技术责任制度相关的，就是培养技术工作中的良好风气的问题。为此他一再强调，必须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必须提倡“三敢”、“三严”的精神。即敢想、敢说、敢干和严肃、严格、严密。他一再告诫人们：尖端技术工作必须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地按照科学要求来完成，错一点，马虎一点，浮夸一点，就会引来严重的损失，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一切试验试制工作，都必须要有严格的规程，而且要严肃地、准确地按照规程办事，一切工作都要严格保证质量。为了阐明“三严”的必要性，聂荣臻举例说：“一架飞机或一座加速器，是由成千上万个零件部件装配起来的，要经过许许多多道工序，件件都要认真加工，认真检验，都要严格地合乎标准，有些零件就是多沾上一点点看不见的灰尘，也会坏事。”（《中国青年》杂志1962年第5期，第4页）1963年4月，他再次指出：“研究、设计、材料、工艺、试制、试验、组织生产，这是每一种武器装备成批大量生产出来的七道关口。”（聂荣臻：《在军工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第5页，1965 年4月）各级领导都要狠抓严格的工艺纪律和文明生产，才能确保军工产品和一切工业产品的质量，这是被现代工业史证明了的真理。聂荣臻在确保产品质量方面，是身体力行的模范。

1964年，一次火箭发动机组装时，一个工人不慎将一个螺丝钉掉到了发动机里。一分院将情况迅速上报五院。五院请示聂荣臻，聂荣臻当即表示，马上停止装配。他要秘书跟随张爱萍到现场坐镇，一定要找到螺丝钉。第二天，张爱萍和聂荣臻的秘书，认认真真地坐在装配车间的椅子上看着。有关的技术人员用了两个多小时，螺丝钉终于被找出来了。时隔3年之后，即1967年6月，他到现场主持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时，得知氢弹弹体有颗螺丝钉脱落，不知去向，空投氢弹的降落伞有两根伞带模拟试验时没有按要求展开。有人说，这并不影响试验，但聂荣臻却坚持试验推迟，直到把两个技术疑点排除，才批准试验，并获得成功。

四、立足自己 吸收先进争取外援

1984年4月8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4月18日，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此次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试验成功的消息。聂帅在给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的贺信中高度赞扬了我国科技工作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指出：“从一张白纸，到能发射同步卫星，这可是了不起的飞跃，这说明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买进来的。”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聂荣臻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所立下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他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成功奥秘所在。

聂荣臻主持国防科技工作以后，他常常对科技工作者这样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这方面即使用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他还说：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大科学家，只是近百年来才落后了。因此，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力更生，勇于探索。但是自力更生决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到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上都在迅猛发展，中国搞封闭，既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早在1956年，他就向中央建议，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第9页）作为导弹研究院的建院方针，并获得了中央的批准。1959年他又提出：“我们历来，做任何事情，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科学技术上也应该如此……要攻克尖端科学技术堡垒，不能依赖，不能等待，要立志以自力更生为主，努力突破”（聂荣臻：在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努力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第21页，1959年12月）。直到1979年，他仍然强调：“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技术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还是要立足自己动手，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作梦。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技术全部卖给我们。”（聂荣臻：“听取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时的指示”。1979年11月）很显然，聂荣臻始终是把自力更生作为指导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立足点的。

针对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依赖思想，聂荣臻进行了认真的纠正。

1956年4月17日，聂荣臻主持召开了航委第一次会议。在会议的发言中，很多同志比较多地把发展导弹事业的希望，寄托在提请苏联帮助方面。聂荣臻则指出：虽然中国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薄弱，困难很大，但从方针上说，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力更生为主，在此基础上提请苏联帮助，不能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割裂，更不能把二者关系颠倒。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以后，在苏联专家来华，中国从苏联获得了一批技术资料、实物样品等的新情况下，有些人自力更生的观念又有所淡忘。聂荣臻不断听到反映：我们有苏联援助了，听苏联专家的，照着苏联提供的路子干就是了，主张工业设备可以整套进口，科研设备也可以整套进口，何必自己再费那么大的劲去搞什么自力更生。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倾向，必须予以纠正。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不到两个月，聂荣臻就对五院和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人说：导弹稠飞机工厂的建设，规模不宜过大。因为苏联援助的都是些较老的产品，这方面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船大了不容易掉头。五院要集中力量消化研究已经到手的样品、资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仿制，并且着手自己设计新型导弹。同时，研究探索固体燃料导弹和冲压式发动机。我们的技术人员应该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目的是为着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队伍，积累自力更生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强化人们自力更生的观念，祛除一些人头脑中的依赖思想，聂荣臻在1958年5月召开的第7次航委会上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8月，在他签发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把“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并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5条基本经验中的第一条经验。认为这两年的实践证明，这项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60年代以后，结合苏联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的经验教训，聂荣臻对国防科技发展必须祛除依赖思想这一问题更为重视。对此他指出：“过去我们国防工业主要是苏联的成套项目和聘请苏联专家，的确加快了速度，打下了初步的底子，但是有一条很大的教训，就是产生了一种依赖性。人家把关键的技术卡住了，不给我们。给生产工艺资料，设计资料不给；材料给了，材料的技术资料不给；给一般的型号，新的型号不给；给战术的，不给战略的；给防御的，不给进攻的；什么都留一手，如步枪的例子。总之，企图使我们的军事工业只能成为一些加工仿制厂，总是要我们落在他后面一大段。原料、材料、设备、元件没有了，就只好伸手再进口。我常常说，这是‘控制论’，这不是科学家们研究的控制论，而是政治上的‘控制论’。他们就是企图在技术上控制我们，封锁我们，企图把我们压服。要压服我们，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决不拿政治原则来作交易。专家不是撤退了吗？东西不是不给了吗？很好！从此我们就完全摆脱了这种‘控制’，反而激发我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加速我们自力更生的进程。”（《聂荣臻军事文选》第499—500页）

针对苏联的技术封锁，聂荣臻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自我发展措施。为此，1960年7月3日，他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

二是，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作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帐。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例行的年度中苏科技合作，也以少提为好。我方已经签字承担的义务，在一般科学技术范围内，我们仍应按协议如约完成。对苏联专家，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派留学生的方针也要重新考虑，对方限制重重，去了学不到什么新技术，因此最近应少派，但不应中断。

三是，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对此建议，周恩来做了旁批：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聂荣臻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聂荣臻关于自力更生不是自我封闭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为了加速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发展的速度，聂荣臻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应该尽量争取国外的援助，这样可以吸取外国研究成果，少走许多弯路。基于这种想法，在1956年初召开的第57次军委会议以后，聂荣臻一面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一面着力争取苏联的援助。6月份，他提请国务院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习以上专业。8月，聂荣臻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你看是不是可以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还可以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和他们谈判，你先以适当方式摸摸底吧。”李富春立即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苏联方面答复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可以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导弹模型，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再就是，可以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聂荣臻看出，关于导弹技术，苏联政府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国的。但答应培养干部总还是好的一步。因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至少要七八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初步完成导弹的研究工作。这样一来，将大大推迟中国掌握导弹武器的时间。所以，聂荣臻认为尽管援助有限，但仍应积极利用和争取。于是，他指示有关部门，努力做好留学生的选拔工作，并做好接受导弹模型的准备工作。

为了得到尽量多的援助，加快中国原子能技术的发展步伐。1957年1月9日，聂荣臻还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建议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原子能方面的援助问题。6月18日，他又会见了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请苏方在导弹、航空、原子能等方面给以援助的问题。7月20日，苏方答复：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9月初，聂荣臻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长达35天的谈判，在10月15日终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同意在火箭和航空技术方面援助中国。

总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验，聂荣臻深刻地指出：“在科学技术上的自力更生，绝不是关门摸索，相反地，需要千方百计地有选择地把国外对我们有用的成果迅速拿过来，结合我们自己的条件使用。”（聂荣臻：“有关加速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三项措施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第5页。1961年11月）

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60年11月5日，我国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成功地发射了仿制的尔—2号导弹。试验结果表明：我们仿制的导弹发动机性能良好，各种控制仪器运转正常，导弹用的国产液体料符合要求。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伴着巨大的蘑菇状烟云腾空，它庄严地向全世界声明，中国已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已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1966年10月27日，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核导弹，它喷射着橙黄色的火焰，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区，这是中国实现的核导弹发射的零的突破。

1967年6月17日，由飞机携带投掷的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朵比原子弹蘑菇云更为美丽壮丽的伞状烟云，它再次显示了中国强大而雄厚的国防科技实力。

……

如今，在“两弹”之父开创的事业基础上，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正在不断地走向新的辉煌。

聂荣臻元帅的功勋将永远铭刻青史！

聂荣臻元帅的兵法思想将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