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军政并举 文治武安两手齐用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大军事家孙子就把战争、作战说成是需要认真考察研究的“国之大事”稍后的兵法家尉缭子则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中国古代兵法》下册，军事学院1982年4月编印，第87页）到了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更深刻更精辟地分析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论》第1卷，第43页）“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战争论》第3卷，第1228页）作为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又有着丰富军事斗争指挥经验的聂荣臻，他熟知兵法，深谙此道，更加明确地懂得军事斗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军事家必须文武兼资具有远大的政治目光。为此，他在指导军事斗争的具体实践中，总是把军事打击与政治斗争有机、恰当、巧妙地予以结合，并且在两种斗争形式的使用上，娴熟自如，出神入化，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军政并举，文治武安两手齐用，这是聂荣臻兵法最具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刚”“柔”相济 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配合

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有刚勇的武力绞杀，同时还需要有柔韧的政治配合。对此，孔子曾一语破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中国古代兵法选辑》军事科学院1962年3月编印，第15页）即是说：搞政治斗争的，必须有军事为后盾；搞军事斗争的，必须以政治为基础。对于这一点，聂荣臻不仅深知，而且在战争实践中更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巧妙地把二者有机结合，灵活地把二者加以运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震惊中外的“北平方式”。而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聂荣臻则充分展现了他刚柔相济，文武兼资的雄才大略，并且使得他军政并举，以政治争取配合军事打击的斗争艺术在这里大放异彩。

聂荣臻始终认为，武力打击与政治争取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它们是军事斗争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作为指挥员必须善于辩证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然而，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军事指挥员又必须始终把军事打击作为重点和基础，把政治解决建立在强大而可靠的军事力量之上。因为在战场上，敌人不到“死地”、“绝境”，是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只有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使敌人感到有灭顶之灾的恐惧，并且别无出路之时，政治解决才有可能实现。

平津战役中，聂荣臻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就是以我军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为先决条件的。

1948年秋冬，全国战局急转直下，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相继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特别是辽沈战役，我军一举歼敌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从而使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敌军（解放军300余万人，国民党军290余万人）。就在辽沈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之际，我中央军委又适时地发起了平津战役。这时，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已经面临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部队联合打击的威胁。为了不使敌人西窜或南逃，进而将傅作义集团一举歼灭于华北地区，我军首先对敌人“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即在西线，华北野战军第19、20兵团把傅作义部队主力包围于张家口、宣化、新保安，切断了敌人西窜之路。在东线，东北野战军部队包围了天津、塘沽，封闭了平津之敌从海上南逃之路，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战役包围和战役分割。在完成以上部署之后，我军继而又采取了先打两头，孤立中间的作战方针，在西线上向新保安发起猛烈攻击，一举全歼了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第35军（歼敌1.9万多人），接着又歼灭了从张家口突围之敌5.4万多人。这样，我军便斩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接下来就是继续迅速攻克天津，切断傅的南逃之路，进一步孤立北平，最后解放北平了。

此时的敌我态势已经十分明显，我军已占有了绝对的优势。

然而，对于鲁莽的将军来说，军事上的优势和胜利，最容易产生盲目和蛮干，忽视在这种情况下更为有利的政治攻势的作用，而一味地要“打到底”。聪明的战略家和指挥员，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则善于以政治争取来完成军事任务。

面对敌我态势发生的重大变化，聂荣臻一面积极部署拦截敌人南逃的退路，一面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天津解放，傅作义南逃的退路被堵死，那么北平有没有可能和平解放呢？

聂荣臻经过再三思考，反复权衡，他感到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具备条件的：经过新保安、张家口两役，傅作义赖严起家的王牌第35军被歼灭了，如果天津再被攻下来，傅作义后退之路又将被彻底斩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军以强有力的军事为后盾，加上积极的政治争取，傅作义是有可能接受和平起义的建议的。况且，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北平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古都。这里，中华民族历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古建筑等国宝精粹和革命史迹数不胜数。这里，居住着200多万居民。如果北平被战火所摧毁，那将是中华民族无可挽回的损失！

基于这样的想法，聂荣臻适时地提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他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01页）聂荣臻这个建议得到了罗荣桓的支持。然而林彪（当时任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却说：“想法很好，但这只是幻想，不可能实现，还是要靠打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聂荣臻只好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毛泽东发电：建议在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完全同意。

随后，聂荣臻围绕和平解放北平，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他一面积极参与部署攻打天津之敌，一面通过刘仁领导的地下党从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地下共产党员）那里了解掌握傅作义的动态（据此聂荣臻对北平的敌情了如指掌，就连傅作义神态、言谈、情绪变化，以及傅作义在东单修建临时机场的情况都能及时掌握）。同时，聂荣臻还通过中共北平地下党，向傅作义提出了双方谈判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并且他还亲自与傅作义派出时代表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在聂荣臻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伴随着我军攻取天津的全面胜利，傅作义最后不得不接受了毛泽东发表的“八项和平条件”，率北平守军20多万人全部开出城外，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以歼敌和改编国民党52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这是聂荣臻作战所坚持的一贯原则。聂荣臻不仅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过程中，成功地坚持和运用了这一原则，而且早在建立晋察冀根据地，改造地方杂色武装的过程中，他对这一原则就已深知熟谙，运用自如了。

在晋察冀根据地创立之初，当地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杂色武装。而所谓的杂色武装就是指由一些抱着这样或那样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的名义组成的队伍。这部分武装的头头，有的则是土匪。他们占地为王，自封头衔，整天大吃大喝，并且动不动就向群众勒索：“请捐助抗日经费××元”。当时冀西、冀中地区的杂色武装就更多一些，有的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自称是司令，用当地群众的话来形容，真是“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这些地方武装不仅自持狂妄——聂荣臻的部队叫八路军，他们就自称为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而且这些部队往往纪律还极差，干扰当地的社会秩序，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聂荣臻到五台山和阜平以后，每天都要收到群众的上告信，甚至有的老乡在聂荣臻的面前流着眼泪要求聂司令为他们主持公道，“剪除地方之害”。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对付地方杂色武装呢？聂荣臻采取的基本手段就是文治武安，具体作法就是规劝、改编、歼灭。

一是进行规劝。

聂荣臻在经过仔细观察和反复思考后认识到：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者的践踏蹂躏的生死存亡时刻，只要是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稍有热血心肝之人，那么他们就绝不忍心认贼作父，荼毒百姓，即使是有些纪律很坏的杂牌部队，他们也是可以教育、可以争取的。对此我们八路军应该做认真细致的教育争取工作，也应该允许他们有一个认识自己、认识形势的过程，而不能急于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况且群众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杂色武装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些武装都打着抗日的招牌，在群众还没有完全认清其真抗日还是假抗日的面目之前，操之过急，老百姓会产生错觉，认为是八路军吞并他们，以此会不利于调动群众的抗日热情。

在对杂色武装进行规劝的过程中，聂荣臻始终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既便是对于那些纪律较坏的杂色武装，聂荣臻也是进行积极的争取工作。至于有些队伍中的个别人员因不明形势而偶然生事，聂荣臻则从维护地方安宁的角度出发，平心静气地以理规劝。当然有时也会遇到个别部队个别人的无理反抗，这时就不得不加以扣留，然而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工作之后，仍然还要把他们送还自己的原部队。

经过开展积极的规劝工作，争取了绝大多数的杂色武装，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根据地也愈益深入人心。

二是进行改编。

在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中，也有一些是属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他们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利用溃军丢弃的枪支子弹和散落在民间的枪械，成群结队，以各种名义，活动在敌人侧后。这种零散的武装，有别于其他的杂色武装，他们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力量，对于这种武装，聂荣臻对其经过教育整训后，积极吸收他们参加八路，将其改编为真正的抗日力量。

冀东“保安司令部”司令王溥原来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而激起了无比的仇恨。于是他在冀东地区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自称司令，与日本军队展开了几次面对面的战斗。后来由于势单力薄，王溥就带着自己的部队到了冀西，要求参加聂荣臻的八路军。对此，聂荣臻以礼相待，热烈欢迎。随后他把王溥的部队改编成一支游击队，任王溥为司令，还给他的部队补充了一些当地的农民。王溥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接受八路军的统一领导，带领着部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拼杀。可惜的是他缺乏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1941年敌人进行秋季大“扫荡”的时候，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里，突围的时候，光荣地牺牲了。对此聂荣臻感到十分的悲痛。

改编地方武装并不都是很容易的，在这个过程中，聂荣臻做了许许多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由于各种杂色武装的成份复杂，在改编的过程中，往往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复。对此聂荣臻常常同那些“司令”、“主任”们彻夜长淡，向他们介绍八路军的纪律、政策、抗日主张，从思想上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进而真正地转变为人民的武装。对于个别经过改编后，仍然明里投靠八路军，暗中勾结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投机分子，聂荣臻则采取断然措施，决不仁慈。平西一带由赵同指挥的“国民抗日军”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后，就给聂荣臻造成了不少的麻烦。赵同原在国民党部队呆过，懂得点军事，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十分狂妄，不愿受我军纪律的约束，总想“独树一帜”，再当草头王。虽经聂荣臻多次谈话教育，但他仍然阳奉阴违，当着聂荣臻的面痛哭流涕，暗地里却策划一个大队集体潜逃。后来赵同本人终带了十几个人跑到了重庆，干起危害抗日武装，破坏敌后根据地的罪恶勾当。对于赵同这样的民族败类，聂荣臻下决心坚决予以清除。此后，当赵同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带着电台武器回到华北时，聂荣臻当即与120师的贺龙师长联系，一仗便全歼了赵同所部及其本人。

三是进行歼灭。

聂荣臻在改造杂色武装中，他把政治争取当作主要的手段，但并不当作唯一的手段。对于那些勾结敌人，认贼作父，破坏抗日，残害百姓，并且与边区军民为敌的民族败类，不论其力量强弱，聂荣臻都毫不犹豫地加以歼灭。

“七路军”司令孟阁臣，曾经在旧军队当过连长，又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当过情报人员。抗日烽火一起，他乘机在易县、满城一带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占据了一块富庶的地盘，仗着人多势众，欺压当地百姓。聂荣臻同他接触后，他虽然口口声声说愿意同八路军联合抗日，但实际上却缺乏诚意。当边区政府派了一个县长到他盘踞的地区帮助建立行政机构时，他不仅不予配合，反倒让人把政府派去的干部监视起来，并且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公开对抗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1939年初，孟阁臣竟然与日本鬼子相勾结，干脆撕下“抗日”的招牌，准备充当伪军。他所指挥的“七路军”更是为非作歹，当地百姓无不深恶痛绝。

面对孟阁臣的所作所为，聂荣臻毅然决定：予以歼灭。

聂荣臻随即指示杨成武集中了3个团的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孟阁臣和他的队伍包围起来，孟阁臣当即被俘。解决了孟阁臣的队伍，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八路军为地方除了一害”。

“十路军”司令赵玉昆也曾以共同抗日为名，被改编为五支队，然而他毕竟是土匪出身，并且本性难改。1943年3月，他指使人杀害和活埋了一些共产党员，随后又带着少数几个人叛变投敌了。这样的罪恶分子，最终的下场也只能是落入人民的法网。

聂荣臻在改造杂色武装的过程中，由于灵活地运用了文治武安的策略，突出政治上的争取，进而分化上层，争取下层，打击罪大恶极分子，使得根据地中的敌对势力日益减小，人民武装日益壮大，根据地本身日益巩固，人民的抗战情绪也日益高涨。这样一来，为开展以军事为主的根据地全面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攻心为上 运用政治攻势震慑瓦解敌人

“心战”，作为打击、分化和瓦解敌军的一种有效手段，为古今中外军事家所推崇。战国时代，我国著名的大军事家孙武，率先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引自《孙子兵法 谋攻篇》）的思想。三国时期的马谡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 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主张用兵贵在“服其心”。毛泽东则把“瓦解敌军”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并且明确地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379页）聂荣臻吸取了古代心战思想的精髓，认真学习研究了毛泽东关于瓦解敌军的思想，结合自己百战沙场的实际体验，他把政治攻心赋予了更高的境界和更深的意蕴。即他不是单纯地为攻心而攻心，也不为一战一役歼敌数量的多少而斤斤计较。他展开心战的着眼点是通过政治的攻势，来阐明我们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敌人所进行的战争的非正义性，进而从根本上摧垮敌人的精神支柱，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孤立、打击和瓦解敌人的目的。

从这样一种认识高度来展开对敌斗争的心战，因而聂荣臻心战的风格就炯然有别于常人，而显现出一种大将的气势和风度。

首先，聂荣臻统览战争全局，注重教育和指挥部队开展积极的大规模的战场政治攻势。

聂荣臻指挥作战，总是力图造成一种战场上的政治优势。为此他十分强调在政治上必须先发制人，给敌人以强烈的心理攻击和精神重创，以此保证军事行为的顺利实施。这样，无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指挥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对敌斗争，以至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大兵团的作战中，他都时刻不忘对敌采取积极主动的政治攻势。

红军西征时期，当红2师开进宁夏固原以北的土营川、清水河一带并在这里进行整训、筹款时，聂荣臻便指示该师积极主动地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当时在土营川、清水河一线和红军对峙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他们是被蒋介石逼迫抛弃家乡来西北打红军的。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红2师广泛开展了介绍东北军情况和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教育。各团组织教唱救亡歌曲，开展政治攻势。政治部宣传队、连队工作组以及广大指战员，都行动起来，开展争取东北军抗日的宣传活动。开始，东北军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更不想与红军搞统一战线。红军想与他们合作，他们派出两个团向红军示威。红军战士真诚地向东北军喊话，对方毫不理睬，两个骑兵团竟直逼红2师驻地土营川。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指示红2师从三面向东北军反击，敌4个骑兵连被歼。在收容俘虏时，红军给他们讲抗日救国道理，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行，介绍东北的父老乡亲渴望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迫切愿望。听着听着，俘虏们惭愧地低下了头。红军把缴获的枪支、马匹又重新还给他们，送他们上路回去。面对红军的宽大政策和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宽大胸怀，许多官兵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发誓说：我们要是再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

土营川一仗之后，聂荣臻组织部队向东北军发起了进一步的争取工作。当时，红2师与东北军的一个团对峙在清水河两岸。为了争取东北军，我红军部队积极组织战场喊话，向其讲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以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开始我红军喊话，东北军还开枪，后来便不打了，静静地听着。渐渐地，红军与东北军熟悉了。红军方面向对方提出双方派代表会谈，对方接受了这个意见，双方各派出两个人走到一起在两阵中的沟里会谈。东北军代表表示、不愿意再同红军打仗，赞成我党的抗日主张，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从此，在清水河两岸的敌对行动停止了。双方官兵，不仅相互往来，而且还互送东西，甚至在战地上竟开起了联欢会。这样一来，在数百里的西北战线上，名义上是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却成了抗日救亡的盟军。

1936年8月，在固原东北的杨郎镇，红2师和骑兵军举行一次盛大的联欢会。会后聂荣臻派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代表红军和骑兵军进行了秘密会谈，并和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妄想利用东北军消灭红军和利用红军消灭东北军的阴谋，终于被粉碎了。聂荣臻组织部队对东北军的积极争取工作，把颓废、徘徊的东北军引向了团结抗日救国的阵线上，这样为以后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创造了直接的条件。再以1941年末，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为例，在这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聂荣臻对敌心战的主动性和规模性。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日本军国主义空前孤立。为了腾出兵力应付欧洲战场，日本帝国主义决意加速中国战场上对华作战的速度，因此对我根据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更加残酷的“扫荡”与“蚕食”，我晋察冀根据地也随即进入对敌斗争的最艰苦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战胜困难，争取胜利？对此聂荣臻没有陷入被动的军事应付，而是在积极部署敌进我进的军事斗争新策略的同时，从政治上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仅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我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在聂荣臻的领导指挥下，就对敌进行了两期大规模的政治攻势。

1941年12月中旬，聂荣臻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训令。各部按训令要求，派出30多个武装宣传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深入敌占区，历时40天，散发宣传品130多万件，召开伪军和伪组织座谈会250多次。这样一来，从山区到平原，从铁路沿线到敌碉堡前沿，到处都有我武装宣传队的身影和足迹。他们通过散发宣传品、围堡喊话、文艺宣传、召开伪家属座谈会等形式，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失道寡助、最后必败的历史命运，阐明了我军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宽待俘虏的对敌政策，从而对于瓦解敌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42年3月，聂荣臻又对全区部队发布了第二期政治攻势的训令。训令要求各部像上次宣传攻势那样，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散发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还可以继续利用关系，召开伪军、伪政权组织人员及其家属的座谈会，以进一步震慑和瓦解敌人。这两次政治攻势，声势浩大，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各部队先后派出有几十名到上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武装工作队60多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工作。如对日军的宣传品，大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由日军被俘人员中的进步分子组成不）”、“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边区分盟”、“朝鲜义勇军”的成员设计拟制的。由于他们对日军非常了解，所以这些宣传品从形式到内容方面，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如在一些传单中，大都先说一些贺年、祝贺樱花节的话，然后再开始进行政治宣传、讲解道理。在散发的慰问袋中，除宣传品以外，还装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通行证”、边区产的土特产品等。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他们有的还成功地在堡垒附近与日军进行樱花节联欢会。对于伪军政人员，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或用喊话筒对伪军据点喊话，告诉宣传品放在什么地方，要他们去取。大部分伪军人员不敢反抗，有的伪军还与工作员对话对歌，叫今后多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通过我军这样积极主动的政治攻势，加深了伪军厌战、失败的情绪，振奋了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此同时，日本士兵中酗酒、自杀、自伤、逃跑的事件也开始增多，并且不少被俘的日军士兵还自愿留在我方，组成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与我军一起同日军展开英勇的作战。1942年5月，聂荣臻还亲笔为“反战同盟”题了词：“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军阀，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友善”。（《聂荣臻元帅》画册，第54页）

在聂荣臻领导的军事作战和政治攻势下，我晋察冀边区军民终于渡过了那艰难困苦的时期。

其次，聂荣臻不怕放虎归山，通过大胆释放敌军被俘将领震慑瓦解负隅顽抗之敌。

在聂荣臻指挥的一些战役中，我军曾俘虏过敌军大量官兵，甚至是一些高级将领。其中许多官兵，包括一些将领，经过教育后，随即被聂荣臻准许释放了。对此不精兵法的人似乎很难理解，认为好不容易捉到的战俘给释放了，岂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其实，这是聂荣臻心战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正是他大将风度的一个具体体现。

聂荣臻深知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之要旨，他认为用兵打仗不仅要叫敌人力服，而且还应让其心服，通过释放战俘，以服其心，进而对其他负隅顽抗的敌人会产生瓦解的作用。

红军时期聂荣臻率部进行西征的过程中，经过激烈的曲子镇战斗，我军俘获了马鸿逵第105骑兵旅旅长冶成章。这家伙性情暴躁，对人野蛮，当地人给他一个外号叫“野骡子”。并且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野骡子”干了不少的坏事。战斗结束后，我们的战士押着“野骡子”和他的小老婆（她藏在浅水井中，被我们打水的伙夫发现了，捞上来以后，发现她两手戴满了金戒子），请示聂荣臻怎么发落。聂荣臻先让人找来军医，为“野骡子”包扎了伤口，然后给马鸿宾和其他几个旅长写了争取信，让“野骡子”带上，连同他的小老婆一同放走了。对其他俘虏兵，除了自愿参加红军的留下以外，当兵的发三五元，当官的发十元钱，也都放走了。之后聂荣臻指出：“曲子镇的战斗，不只是打的军事仗，也打了政治仗。”（《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20页）因为它向敌人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它对瓦解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部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在清风店战役中，我军大获全胜，歼敌13000多人，敌第3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第7师师长李用章、第19团团长柯民生等，均被我军俘虏。当时聂荣臻与萧克、罗瑞卿驱车赶到了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南合庄，在这里见到了这几名国民党军将领。罗历戎和杨光钰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吴铁铮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他原是共产党员，在“中山舰事件”之后退了党，堕落成了革命的叛徒）。他们都称聂荣臻为老师。那个叫柯民生的团长则是聂荣臻的同乡，也是四川江津人。这几名战俘见了聂荣臻都感到十分羞愧，全然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对此，聂荣臻则十分平静地向他们讲解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动实质所在，指明他们为蒋介石卖命是毫无意义的，最后聂荣臻告诉他们：“你们愿意留下的，我们提供学习机会；你们愿意回家，可以放你们回去。但是，不管留下或回去，都应该认识过去的罪过，改恶从善，重新做人。”（《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57页）由于柯民生的家眷还在石家庄，所以他表示要回石家庄，聂荣臻当即准许（后来柯民生回到石家庄，帮助我们做了许多瓦解敌军的工作。我军解放石家庄时，柯民生又一次当了俘虏）。而罗历戎等则留了下来，随后罗历戎还向聂荣臻和杨成武讲了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的部署情况，为我军解放石家庄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罗历戎后来被我国政府特赦后担任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为政府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聂荣臻不怕放虎归山，结果不仅老虎没有再咬人，反倒老虎还帮助人降服了其它的野兽。这是聂荣臻心战之妙，也是他兵法之绝！

再次，聂荣臻注重军事斗争的政治意义，该打的仗不惜一切代价。

聂荣臻深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指挥作战中，聂荣臻总是要再三地权衡军事斗争的政治价值，对于那些政治意义强，能够直接影响军心士气的战役或战斗，他总是毫不动摇地主张一战到底，并且为其胜利不惜一切代价。

红军西征开始，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左路军，他们执行西征的第一仗就是攻打曲子镇。这个镇子是一座方圆不过二华里的土城。守城的是马鸿逵所部第105骑兵旅，该旅旅长叫冶成章。当时杨得志师长和肖华政委命令2团团长梁兴初带着部队包围了曲子镇，然后2团主攻，5团助攻，与守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部队将城堡打开一个缺口，冲进城后，由于守敌反抗的十分顽强，加上我军参战的大都是一些新战士，他们许多人从前都没打过仗，而且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缺乏巷战的经验，所以不久就又被敌人打了出来。部队又经过几次攻击，但直到中午仍然没有解决战斗（战斗从上午开始）。这时我们有的同志开始产生动摇，建议部队是否可以撤退，绕道前进。对此，聂荣臻坚定地回答：“不行。”他指出，曲子镇这个钉子一定要拔掉。“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就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18页）。这是影响军威士气，富有极强政治意义的一仗，聂荣臻不容人们有半点动摇。随后他亲自来到了前沿阵地，与左权一起进行了战场观察。聂荣臻发现我军攻击的方法不对头，于是他告诉2团的指挥员：“赶紧把突破口坚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拥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17页）。2团经过改进战术，下午四时半；一个连攻进去了，很快把敌人逼到了镇西北角的一个大碉堡里，随即担任助攻的5团也相继攻了过来。于是2、5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终于迫使敌人投降。

曲子镇战斗，聂荣臻不仅指挥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军事胜仗，同时也指挥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政治胜仗。

聂荣臻西征作战的第二仗就是攻打庆阳（该城守敌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在此之前，围绕着打还是不打的问题，部队曾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说应该打，有的同志说不应该打，一时间意见很难统一。针对大家的争论，聂荣臻则十分果断地决定：打！而且一定要打胜。因为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而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的自由。这样决心下定后，我军随即在曲子镇以南的阜城附近与马鸿宾从庆阳驰援曲子的两个步兵团打了一个遭遇战，我军俘虏敌人1100多名。庆阳城内的骑兵团守敌，听到两个步兵团被歼灭的消息，吓得也都不战而逃了。

经过曲子和安阳两仗，我军军威大振，而敌军气焰一落千丈。这样一来，我军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

最后，聂荣臻率先垂范，利用一切有利时机亲自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聂荣臻不仅教育和指挥部队对敌开展心战、瓦解敌军，而且在战火纷飞刀光剑影的战斗年代，他自己还注意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亲自做瓦解敌军的工作。现在被传为美谈的救送“日本小姑娘”的故事，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1940年，在百团大战中，我们的部队向日军盘踞的重要地区井陉煤矿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进攻，不顾自己的侨民尚未撤退，就用排炮向东王舍村猛轰，矿区倾刻间变成一片火海。在浓烟烈火中，我部队忽听到从半倒坍的日本矿井区，传来凄厉的呼救声和婴儿的哭叫声。担负进攻任务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3团1营的干部战士们不顾危险，冒着炮火和浓烟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姑娘，大的约有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医务人员及时抢救和治疗，使她脱离了危险。

消息传到了聂荣臻的前线指挥部。聂荣臻听了十分高兴，他一面称赞3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一面指示3团：“立即把孩子送到前线指挥部来。”

当部队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指挥部以后，聂荣臻放下繁忙的军务，亲自出来看望两个孩子。他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并用脸轻轻试了试婴儿额头的温度，又查看了孩子身上包扎的伤口，这才放了心。随后，他又慈祥地拉着稍大一些的女孩的手，一边拿梨给她吃，一边间她叫什么名字。那个女孩听不懂，只是用小手比画着说：“兴子、兴子！”聂荣臻以为她叫“兴子”，实际上这个女孩的名子叫美穗子。在日语中“兴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问她叫什么名子，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

聂荣臻叫来管理人员，让做一盒稀粥，并将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喂她。同时还吩咐警卫员到附近村庄寻找乳妈，给小婴儿喂奶，叫来军医给孩子仔细检查身体。

为了安置两个女孩，聂荣臻进行了反复的思索。最后他决定把孩子送到石家庄日本占领军那里去。这样做，在他看来是一个两全之策。一方面送回小女孩，可以尽革命的人道主义之责任；另一方面，通过送孩子一事，可以向日军进行一次宣传攻势。

8月22日清晨，聂荣臻起得很早，他在屋里踱步走了几个来回之后，端坐下来，挥笔给日军官兵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廷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几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惶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在这里，聂荣臻不仅义正词严地斥责了日本侵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还对日军士兵进行了“攻心”、瓦解，并指出了其出路所在：“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最后他还代表我军严正地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给日军以强烈震撼。

写好信后，聂荣臻让人请来一名政治可靠的壮实农民，用一副扁担挑着孩子送往石家庄日军片山旅团司令部。临出发时，他把信交给老乡说：你要把信交给他们的下级人员，信没有封口，可以让更多的日本士兵传阅。

日军接到两个小女孩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光阴荏苒。救送日本小姑娘的事情，不仅在当年起到了积极的政治作用，事隔40年后，它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这个故事讲得再细一些、再完整一些。

1980年《解放军报》上发表了该社副社长姚远方所作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顿时在中日两国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读卖新闻》随即刊发了题为《战火里救出孤儿，聂荣臻40年后呼唤兴子姐妹》的报道。日本其它报纸也相继刊登了这一消息和小女孩的照片。不到10天，在各方面的帮助下，就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加藤美穗子（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1980年7月14日，应聂荣臻元帅和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全家来华访问，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热情接见。当美穗子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救命恩人后，十分激动，热泪盈眶，一再向聂荣臻表示感谢。美穗子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在这以后，美穗子曾先后3次来到中国看望聂荣臻，而每次聂荣臻元帅都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会见她，关心她的家庭生活，勉励她为增进中日友好多做贡献。

日本人民知道了美穗子这件事，都很受感动。当年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既羞愧又感慨。他们说，八路军拯救日本小姑娘这件事，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感受到了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向当年的八路军表示感谢。聂荣臻还先后收到了大量来自日本各地的电函和书信，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日本旧军人的一个组织也送来了信函和礼物，并称颂聂荣臻是中国的“活菩萨”。而面对这一切，聂荣臻则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愿日本人民牢牢地记住这段历史，汲取教训；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三、着眼全局 为全局的胜利而用兵

战争，就其抗争性而言，犹如下棋对弈。在这一过程中，只有立足全局，审时度势，把对抗双方各自条件加以全面的审视思考，才能谋深计远，使得满盘皆活，进而赢得最后的胜利。指导战争亦是如此，重要的是要关照好战争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把自己的注意重心放在那些对全局最有影响，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正如《寤言 迁都建藩议》中所说的那样：“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对于这个问题毛泽 东同志则给以更深刻的揭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9页）。聂荣臻同志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他更加明确：指挥员能否做到照顾战争全局，不仅是一个军事指导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这样，在指导战争实践中，他总是以利全局大势为上，谋全局大势为本，不打折扣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为 了全局的胜利，在战区之间的协作上，他甘愿为配角，甚至不惜暂时牺牲局部利益。

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首先把东北的敌人歼灭在东北境内，解放东北全境，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的战略决策。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决策，毛泽东交给华北军区的战略任务是：配合东北作战，钳制住华北的敌人，既不能使华北之敌增援东北，也不能使东北的敌人撤到关内，即封闭进出东北的大门，以便造成“关门打狗”之势，最后解放东北全境。很明显，执行这一任务，华北军区就置于战略配合的从属地位，难以把主力集中起来打大的歼灭战。然而，从全国解放战争这盘棋的全局着眼，聂荣臻深知党中央毛泽东战略部署之英明高深，因此他结合华北对敌斗争形势的特点，采取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在华北钳制敌人，坚决配合我军在东北战场展开的作战。

为了有效地钳制住河北中部、北部、东部的敌人，1948年5月，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命令华北军区第2兵团展开了出击冀热察战役。5月13日，第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率第3、第4纵队和第4旅，由蔚县等地出发，以奔袭手段先后攻歼了延庆、上店和下店国民党守军，然后避开国民党主力，在冀热辽军区部队配合下，又攻克了丰宁、滦平等县城，造成了北围承德、南逼北平之势。当华北“剿总”调集兵力进至北平至怀柔间铁路沿线和平谷地区加强防务时，第2兵团二部为有翼兵团西进平谷地区阻击国民党军，一部为左翼兵团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冀东地区进攻，并连克丰润、榛子镇等据点，进逼唐山市和开滦煤矿区。随后，右翼兵团回师北上，包围了古北口，使东援之国民党主力被迫回援；左翼兵团则再向东攻，于6月25日连克石门街至昌黎城一线国民党军据点。至此，第2兵团便切断了国民党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有效地配合了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4万余人。

钳制了冀热察地区的国民党军之后，为了进一步调动华北国民党军向绥远转移，配合东北野战军夺取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聂荣臻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华北进一步发起察绥战役（亦称西出绥远）。为了使参战的指挥员明确此次战役对全局的战略意义，他在3兵团干部大会上亲自动员，并指出：“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2兵团打到冀东去就是为了配合东北”。“现在傅部老巢空虚，根据军委指示，3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很大威胁。解放绥远，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解放全国有战略意义”（《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90页）。1945年9月5日，察绥战役开始。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率部向朔县地区开进，并于23日夜，分兵五路由大同东西两侧向绥东进攻，攻克了丰镇、卓资山、兴和等地，包围了归绥（今呼和浩特）。继而，以一部牵制归绥之敌，主力则阻歼西援之国民党军。11月初，第3兵团攻占了包头、武川等地，并再度包围了归绥城。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为抑留华北国民党军，以便就地将其歼灭，第3兵团奉命于14日撤围归绥，至此战役结束，共歼敌2.1万余人。

第2、第3兵团在华北战场展开的钳制作战，把华北的敌人死死地拖在了关内，保证了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后来，聂荣臻高兴地说：“尽管在这个时期内，华北我军打的大歼灭战少一些，但为了完成中央指定的战略任务，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我想华北的我军指战员也是乐于这样做的。”（《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90页）

从战争的全局出发，聂荣臻不仅在华北战场的作战上配合东北，而且他还直接从晋察冀军区出兵支援东北。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大的行动共有三次。

第一次支援东北的重大行动是出兵，这是1945年8月。当时，苏联红军已对日宣战，为配合苏、美等盟国军队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央要求八路军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向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进攻，聂荣臻在延安打电报给晋察冀分局和军区领导，要求冀热辽军区立即抽出8个主力团（外加 1个营）组成纵队，加上由朝鲜同志组成的义勇军的共 1.3万多人，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出关，相机对日伪军发动进攻，尽可能占领最广大的地区，准备与苏联红军会师。跟随李运昌一起出关的还有4名地委书记，2000多名地方干部。在东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从晋察冀抽调到东北的部队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由1万多人猛增至10万人，扩建成10个步兵旅、2个炮兵旅和若干个独立团。这10万大军成了东北我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他们相继解放了热河、辽宁全省及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

第二次支援东北的重大行动，是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划归给东北军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一手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开始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到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了承德、张家口等地，冀热察与冀热辽在地理上同晋察冀实际上己被隔断。聂荣臻想到东北地区多年遭日本侵略者蹂躏，地广人稀，兵员补充极为困难，而冀热辽和冀热察军区背靠东北对全局更为有利，于是他主动向中央建议，把段苏权、刘道生领导的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副司令员李运昌也一起去东北工作。

冀热察和冀热辽地区是我党我军多年建设的根据地，人力物力资源丰富，这两个军区划归东北后，对支援东北我军的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支援东北的重大行动是把冀东地区划归东北。1947年，东北军区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夏季攻势。为了支援东北我军作战，晋察冀组成了詹才芳纵队。聂荣臻命令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和李中权同志一起率领部队开赴东北。聂荣臻还建议中央把整个冀东地区划归东北。在他看来，冀东地区范围大，人力物力都很雄厚，将冀东划归东北，这对东北将是一个很好的支援。

以上3次支援东北的行动，晋察冀先后派出了可组成20个团的干部和部队去了东北。这些部队包括第8、第9、第10这样3个纵队和6个独立旅，共10余万人。另外还有14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他们对东北地区的解放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平津战役时，第4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与聂荣臻一见面，就高兴地说：支援东北，你聂荣臻出了很大的力。没有华北的支援，东北要取得这样快、这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罗荣桓的这种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切合实际的。

聂荣臻之所以能够在本区兵力紧张、军事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还全力以赴地支援东北，这正如他教育部队时指出的那样：占领东北是个全局问题，我们必须有个全局观念，克服各种各样的本位主义。打个比方，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像一盘棋，我们华北就是一个棋子，这个棋子往哪里放，只能由中央根据整盘棋的需要来定。

着眼全局，为全局的胜利而用兵，这是聂荣臻所一贯坚持和倡导的用兵原则。在贯彻这一原则的过程中，他不仅自己率先垂范、坚决果敢，而且他还对那些只顾局部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拒斥、坚决斗争。早在长征时，为了掩护中央军委纵队顺利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军委命令1军团派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10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一间的安全地带顺利通过。当时林彪在1军团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如果执行军委的命令，红军占领了九峰山，就可以阻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阻止他们从乐昌向我中央军委纵队发动袭击和堵截。然而，林彪却不顾大局，不愿占领九峰山，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了事。他的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聂荣臻认为，是否占领九峰山，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对此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他批评林彪说：“我们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聂荣臻回忆录》上，219页）在这种情况下，左权参谋长建议：是否可派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看看敌入到什么地方了。聂荣臻指出：侦察也好，不侦察也好，军委的命令必须执行。说不定你去侦察时敌人还没到，当你侦察回来时，敌人就到了。军团担负着掩护中央军委纵队的重大任务，我们决不能做没把握的事。接着他又说：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必须遵照军委的命令，控制九峰山。

经过聂荣臻的坚决斗争，加上后来在侦察中果然发现了乐昌方向有敌人，林彪才派出部队攻占了九峰山。这样，我中央军委纵队才安全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四、既要注重军事 也要加强政治

“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一句名言。对此，聂荣臻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军队要有战斗力，它就必须首先具有凝聚力。而军队凝聚力的来源则是广大干部战士对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正确认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恰恰是帮助人们认识使命、增强斗志的强大精神武器。这样一来，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就不仅要注重军事，而且还要加强政治。

那么在战争的环境下，应该如何做好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而保证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呢？聂荣臻在长期对敌斗争的实践中，总结了一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

第一，要使革命战士明确为谁而战的作战目的。红军时期，我军就非常重视政治工作的作用。并且有人归结说：我们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对此聂荣臻指出：“如果说话的人，他不是轻视军事，不是轻视战术、技术训练，不是轻视后勤保障，而且用这种强调语气，说明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这是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讲的，是正确的。那时敌强我弱，我们的装备和火力都远不如敌人，在人数上，敌人也数十倍于我。我们之所以能打胜仗，除了靠正确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以就虚之外，主要靠压倒敌人的士气。士气从哪里来？靠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04—205页）也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聂荣臻开展政治工作，十分注重讲清为谁而战的问题，以此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理想。他经常问战士：你们为什么要当红军？当他们回答说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就再进一步深问，直至启发战士说出：“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只有明确了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军队的战斗力才能得以生长。

第二，政治工作者必须掌握好政策和策略。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作为政治工作者，保持头脑清醒，掌握好政策和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战争年代，对人的认识，对人的政治立场的判断，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搞不好，错划了阶级阵线，就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甚至是革命同志的无谓牺牲。总结“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掌握好政策，以致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聂荣臻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慎之又慎，尤其注重政策性。他到1军团后，虽然肃反高潮已经过去，但肃反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聂荣臻到来后，这项工作也就很自然地就由他这位政治委员负责领导了（后来罗瑞卿又从四军调到军团任保卫局长）。由于他对此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对同志下政治结论十分注重事实、注重其一贯表现，因而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使1军团的肃反工作没有发生过大的差错，更没有杀过一个干部。对此，聂荣臻反复强调：干部有错误，就狠狠地批评他，但却不能随便地给其扣上“敌人”的帽子，更不能随便地扣人、押人、杀人。

第四次反“围剿”时，聂荣臻处理的错服药品事件，就充分地体现了他很强的政策性。当时，反“围剿”刚刚胜利，我军缴获了一批西药。有的药上面没有标签，从外表和气味上看，很象奎咛。那时部队发疟疾的人很多，急需奎咛，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作奎咛发了下去。军团部机要科长和警通连指导员先服用了此药。然而，立即产生过度兴奋、烧心、恶心等强烈反应（后来查清是误把吗啡当作奎咛服用了）。当时不知缘由，还以为是敌人在搞破坏，于是赶紧追查。后来，从主治军医一直查到军团卫生部主任，直至查到军团卫生部部长姜齐贤那里。由于姜齐贤以前曾是国民党中校医官，因而对他的怀疑就更大。对于这件事儿，聂荣臻很重视，他告诫调查组的同志不要轻易地下结论，而必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后来，终于查明是误用了药，并非蓄意搞破坏。随之一场风波平息了，一些同志避免了蒙受冤案。总结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时，聂荣臻指出：“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是一点也不可疏忽大意的。”（《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07页）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十分强调要掌握好锄奸政策。对此问题他常常亲自过问。由于根据地人民对汉奸、卖国贼深恶痛绝，因而有的地方抓住汉奸，立即就给杀掉了。聂荣臻汲取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有些根据地仓促捕人杀人造成冤案的教训，他指出晋察冀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为此他反复强调，汉奸可以抓应该抓，但部队不能随便杀人。该杀的一定要杀，不该杀的一个也不能杀。他要求边区政府制定惩办汉奸条例，部队抓到汉奸，一定要交给边区政府审判。处置汉奸一定要依法审判，量罪处置。有一次，军区保卫部抓住了曲阳一个姓李的干部，准备杀掉此人。聂荣臻知道后，连夜翻阅了这个人的全部材料，觉得证据不够确凿，就指示保卫部的同志要千万慎重，在没有完全弄清问题的情况下，绝不能仓促杀人。后来经过再次审查，这个干部的问题不是很大，于是晋察冀避免了一起错案。

聂荣臻不仅对待自己的同志注意掌握政策，就是对待俘虏，他也强调要按政策办事，不能违反纪律。在第5次反“围剿”前夕的乌江圩战斗刚刚结束时，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打了胜仗后的红军战士们，一个个情绪非常高昂，他们兴高采烈地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清点俘虏人数……。这时，红5团的一个战士突然冒了一句：“你们看，这些家伙（指俘虏）不仅武器好，就连身上穿的戴的也都是新的，好东西用在他们身上真是可惜了。”在一旁的5团领导，似乎受了启发似的。马上命令部队把俘虏一字排开地列队，然后让战士们把俘虏的帽子、水壶、绑带全部解下来。之后把这些“战利品”用于装备了5团的指战员。这件事不久传到了聂荣臻那里，他立刻派人找来了5团政委刘忠。聂荣臻十分生气地批评说：“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是违反纪律的？你是怎么执行俘虏政策的？”说的刘忠哑口无言。随即5团纠正了错误，并且刘忠还做了专门的检查。

第三，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注重发挥干部党员的带头作用。聂荣臻指出：干部和党团员只有以身作则，模范执行部队的纪律，才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才能把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争取敌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才能完成打仗、发动群众和打土豪、筹粮筹款三大任务。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正确主张，聂荣臻非常注重加强基层部队的党支部建设。在他所领导的部队当中，每个连队里的党团员至少能占全连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干部当中，则多数都是党员。由于基层党支部建设抓得紧抓得实，因而在战斗中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得十分突然。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数，常常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是百分之五十。我们的干部和党员绝大多数都真正地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也正因如此，党员干部在官兵当中才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的模范作用，才影响和带出了一批无畏的勇士。

第四，必须从政治上到物质生活上关心群众。聂荣臻认为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停留于口头上，而要体现在实际当中，要切实与解决群众的疾苦，满足群众的需要相统一。思想政治工作要能有说服力，就必须在务实上下功夫。对此，他把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相对照，以此来说明群众利益解决的越好，思想工作就愈能好做。他指出：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每人由地方供给一斤六两粮食，供给部发六分钱菜金，到月底还能分“伙食尾子”，生活很有保障，因此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比较好做。而第五次反“围剿”，仗没打好，部队伤亡消耗很大，得不到补充，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因此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相对说来就要难做一些。针对第五次反“围剿”时，我根据地急缺盐的实际情况，聂荣臻指出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聂荣臻知道，根据地盐的极度缺乏，引起了指战员健康状况的急剧下降，引起了部队减员现象的逐渐升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工作威力的发挥，谈不上我军战斗力的提高。为此他找医务部门的同志商量，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后来想到了一些土办法，象打鱼摸蟹，掘笋罗雀等等，以此来解决部队的营养问题，从而减少了病员，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一面领导晋察冀军民英勇抗战，一面积极组织军民开展生产，以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他的倡导下，边区政府以各种形式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开垦荒地，多打粮食。到1939年，边区政府颁发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要求各地多种粮食，发展手工业，尽量自织土布，以满足军民需用。有的地方还号召一人养只鸡，一户养头猪。早在1938年初，边区便开始组织合作经济，建立各种合作社，群众自愿集资合股，实行民主管理。1939年春，边区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使合作社经济进一步健全发展。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经经济，便利了农民的生产和交换，减少了奸商和高利贷的盘剥，而且有利于进行有组织的对敌经济斗争。

聂荣臻不仅鼓励军民大力发展生产，他自己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并且在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他竟然还喂养了两只奶羊和4只来杭鸡，反“扫荡”时就放在筐里驮在骡背上跟着行军。房东的女儿得了天花，病得很厉害，聂荣臻就天天让她喝自己的奶羊产的奶……。

养羊、喂鸡、参加生产……这一切，与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下达命令，指挥作战，检阅部队，形成了多么鲜明、多么不协调的对比！这在八路军以外的其他军队的将军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就是聂荣臻！这就是他所率领的部队之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由衷爱戴的原因所在。

第五，高度重视文化体育活动，培养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聂荣臻坚信：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为此他把提高部队的文化教育，开展广泛的文化文体活动，培养与发扬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做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央根据地时期，他就注意组织部队在作战间隙抓紧时间学习政治，实习文化，并且还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在活动竞赛中培养和激励干部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例如，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在聂荣臻提议下，红1、红5军团在乐安南部的藤田召开了一次“八 一”运动会，给新整编部队授予了军旗，颁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三等红星奖章，从而极大地调动激发了部队指战员的士气。除此之外，他还组织部队进行了文化、体育、卫生、通信和各种战术、技术竞赛，对获得优胜的红1团授予“牺牲决胜团”、红4团授予“英勇冲锋团”、红5团授予“模范的红5团“的奖旗。这一系列举措，对部队的战斗意志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领导晋察冀军民敌后抗日的斗争中，他也十分注重部队文化工作在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在他的关心下，晋察冀边区创立了《抗敌报》和“抗敌剧社”，还办有理论刊物《新长征》，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学习半月刊》，文学艺术刊物《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等等。这些刊物积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方针政策，反映报道边区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对激发边区军民的抗日热情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第六，一切政治工作必须为着前线的胜利。聂荣臻认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但政治工作又必须明确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总目标。在他看来，政治工作明确这一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只有明确这一目标，才会注意在平时政治工作中为战时打基础，并加强战时政治工作，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发挥战时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和不间断性；另一方面，只有明确这一目标，政治干部才会注意学习战术，学会做各种战斗情况下的政治工作；再者，只有明确这一目标，才能克服政治工作中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的错误。

第七，各级政治机关，政工干部必须注意发现、选拔和培养干部。干部是部队的领导者组织者，一个部队的战斗力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干部队伍的素质状况。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聂荣臻十分强调要加强部队的干部队伍建设，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要自觉地注意发现、选拔和培养干部。聂荣臻指出，在残酷的战斗环境中，我军的干部队伍之所以能够始终后继有人，并能从中涌现出许多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优秀干部，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机关注重了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在中央根据地，红军办了各种在当时环境下堪称“正规”的学校，比如红军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甚至有团政委训练班，各个部队还办有自己的教导队。这样一来，才使得我们的干部队伍一茬接一茬，得到了适时的补充。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聂荣臻告诫人们：凡是哪个部队干部出得多，哪个部队的领导就一定是很有远见的领导，哪个部队就一定是很有朝气的部队，它的政治工作必定活跃，部队必定很有战斗力。在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聂荣臻十分注重抓培养干部的工作。1937年12月，他以115师教导营为基础，在阜平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任命热心教育事业的孙毅为校长。曾在红军中担任师政治委员的郑维山，1938年大年初一到了晋察冀，随即就被派到军政干校当主任教员。这所速成性质的学校，学制每期只有3个月，一年之内就培养了1400多名干部。1939年2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由校长陈伯钧率领教职工和学员2000多人来到冀中，聂荣臻热情欢迎、多方关照。一个月后，军区部队进行整编，聂荣臻指示成立军区教导团，由唐延杰兼团长，郑维山任政治委员，专门培养连排干部。抗大二分校、军政干部学校和军区教导团，为晋察冀军区培养了大批干部，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部队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聂荣臻不仅在思想上注重政治工作，而且在实践中也十分注重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

聂荣臻在1军团时期与林彪发生的一次争吵，就体现了他很强的政治原则性。打开漳州后，部队很快分散，有的在漳州、石码，有的在长泰、漳浦。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盯。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聂荣臻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他们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聂荣臻认为他与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原则上的分歧，是我们红军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执行什么样政策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民心的向背，关系到新开辟的地区能否巩固和发展。对此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是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搞得很坏。林彪反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能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他：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长征途中，聂荣臻与刘伯承率红军先遣队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通过彝族区，靠的也是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甩掉蒋介石主力部队从贵州东、南两个方向对我中央红军的尾追，刘伯承、聂荣臻参加了由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的多次战役。过了金沙江以后，红军能不能通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对此，作为先遣队政治委员的聂荣臻一再强调：过彝族区绝不能与彝族群众发生冲突，要靠我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优势，向彝族区人民讲清我军的性质、我党的政策，以及我们北上抗日的目的，以赢得彝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才引出了后来刘伯承与小叶丹滴血结盟，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的佳话。当时，军情十分紧迫。部队必须通过从冕宁到擦罗这一带彝民居住的地区，然后到达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可是，这条路很窄，很难定。特别是从菩萨冈经铁囝囝出筲箕湾这一段。几乎全是悬崖绝壁，路隘沟深，异常危险。历代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使当地彝民对汉人恨之入骨。要么见汉人便杀，要么剥光衣服赶下山。凉山一带被视为汉人的“禁区”、“绝地”。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队，被清军逼迫得无路可走，陷入了这条险道。太平军经历千辛万苦，先头部队已冲到安顺场，但后尾部队却遭到冕宁清军及杂色队伍的袭击。就这样，太平军连大渡河也没来得及过，便全军覆没了。而面对眼前的困难，聂荣臻指示部队，要对彝民做过细的宣传工作，要通过我们的宣传和行动，消除历代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和彝族人民交朋友，不仅能够翻过凉山，而且还一定能够渡大渡河。后来，经了解，聂荣臻与刘伯承得知，当地彝族分为三个支派：沽基、老伍、罗洪。到安顺场必须通过他们三家的地盘。这三个支派中，罗洪家受国民党的欺骗比较深；老伍家属于中立；沽基家受国民党压迫很深。而且，他们还了解到，这三个支派结有冤仇。罗洪家时常借着国民党的实力，同沽基家打“冤家”。根据这一情况，刘伯承决定派入到沽基家与其首领小叶丹联系，与其谈判借路。后来，刘伯承以非凡的胆识、过人的机敏，解甲单骑，来到小叶丹处，向其陈述了红军借路北上抗日的道理，澄清了反动派给汉族制造的种种谣言。小叶丹为刘伯承的义气忠勇所感动，当即表示要和刘伯承结为兄弟，并杀鸡喝血对天盟誓：愿与刘司令结为弟兄，同生共死，永不与红军为敌。就这样，红军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到达了安顺场。后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讲述这一段经过时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元帅交往实录系列——聂荣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聂荣臻开展政治工作是极其富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