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主动作战 创设优势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主动与被动是一对矛盾。在作战中，主动是军队处于行动自由的状态，被动是军队被迫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争取主动就竞军队的胜利赢得了先决条件，而失去了主动，就等于把军队推向了失败的边缘。当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之所以能够打败数量众多的反法联盟军队，就是由于有效地控制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相反，他在攻打莫斯科的时候，之所以一败涂地、狼狈地逃回巴黎，就是陷入了补给困难、分兵把守的被动挨打境地。正因如此，

能否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便被历代兵家视为作战成败之关键所在。

聂荣臻十分注重把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为此他一贯倡导主动作战。在他那里，主动作战有着三步高招：一是出敌不意，二是先发制人，三是敌变我变。正因为有了这些致胜之道，因而才保证了他始终能够处于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主动态势。

一、出敌不意 变化奇正以奇制胜

“出其不意，玫其不备”是历代兵家克敌制胜的一条通则。苦罗马著名军事家凯撒说：“战争中最有效的事就是出其不意。”（军事科学院编印《外国军事学术》1981年第6期第55页）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进攻战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敌不意”（《战争论》第3卷，第965页）。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是在作战指挥中充分利用敌人的思维盲区、部署的死角、准备的疏漏，创造有利的时机，选择薄弱的部位，在敌人意料不及的时间、地点和方向给敌人以突然打击，从而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

聂荣臻用兵十分善于利用敌人的思维盲区，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他认为，出其不意地攻击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敌人的不意之处，不意之时，不意之事，必然是准备不足，疏于警惕，因而也最容易为我所乘。这个道理很简单：小汉要击倒大汉，最好的办法是趁对方不留神的时候，打他一个冷不防；弱军要战胜强军，最有效的手段便是利用对方不防备的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那么用兵作战怎样才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呢？

第一，出敌不意，贵在善用奇兵。

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刘伯温也讲：“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意思是：作战总是用正兵挡敌，用奇兵取胜；所谓出奇制胜，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一般说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就作战方式而言，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兵。聂荣臻不仅深知奇正之道，而且在指挥作战中主动运用奇兵歼敌。

1935年9月16日，聂荣臻、林彪等率红1军团抵达腊子口，准备拿下该要隘，打开红军北上的通道。然而，腊子口素有“天险”之称，攻打此隘，绝非寻常。这里，小小的口子，不过30米宽，两面都是绝壁，形成一个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腊子河从这道缝隙里奔流而下，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成为两山间唯一的连接点。桥头筑有坚固的碉堡，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坡上筑满了三角形碉堡。腊子口后面设有仓库，屯积着大批粮食，敌人做了长期死守的准备。桥头守军两个营，整个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在岷州城内还驻扎着敌人4个团的主力部队，随时可以增援。

16日夜，战斗打响了。红4团政委杨成武指挥6连，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向桥头发起猛烈冲击。然而，国民党军居高临下，凭险顽抗，死守桥头堡，6连几次猛攻均未奏效。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林彪令6连撤下来休息。随即，林、聂来到4团指挥所组织指战员共同商量破敌对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敌人有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炮楼没有顶盖；二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因为都是耸入云霄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发现敌人。如果我军利用这一有利情况，从腊子口的侧面，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背后进行突袭，定能收到奇效。然而设想虽好，但是要想攀上这七八十公尺高、几乎成仰角八九十度的崖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而方案提出后，许多同志很担心。聂荣臻经过再三思考，却毅然同意了这种设想。他认为越是险恶的地方，越能使敌人产生疏忽，而我们经过努力，一旦攀崖成功，便可以奇兵突降，出敌不意，一举夺得最后的胜利。于是，他对杨成武、王开湘说：“你们的决心是对的。正面冲锋道路狭窄，敌人已经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我们的兵力展不开，英雄无用武之地，必须坚决从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侧背，来它个突袭，这样定可奏效。这是攻占腊子口决定性的一着，要打得狠、奏效快，迂回的部队要大一些。”（参见《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56页）按照聂荣臻的指示，4团重新调整了作战方案：杨成武指挥6连从正面进攻，吸引敌人；王开湘率1、2连从腊子口的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背后进行突袭。

杨成武指挥的6连，编成了3个突击小组，轮番向桥头突击，他们将敌人的火力死死地吸引过来。

王开湘率领的1、2连，则由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领路。他用一个带铁钩的长竿子，钩住岩缝，像猴子那样灵巧地攀上险峻高耸的绝壁，然后从上面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接一个地攀了上去。

迂回部队攀崖成功后，立即发出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顿时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开始了，杨成武率领6连的战士，抡起大刀，端起步枪，在敌人中间猛杀猛打。右面悬崖上的部队在王开湘的指挥下，居高临下，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奇兵天降，腹背夹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就这样，当腊子口的顶峰披上灿烂的朝霞时，战斗胜利结束了。敌人大部被歼，余部溃逃。

腊子口战斗，是以奇制胜的范例，它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

第二，出敌不意，贵再敢走险棋。

聂荣臻一向以沉稳持重而闻名，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为“儒将”。然而，在指挥作战中，他不仅善于稳扎稳打，而且在关键的时刻，也善于并敢于走险棋。在他看来，有险才有奇，出奇才能制胜。

长征途中，他与刘伯承率红军先遣队，在彝族首领小叶丹的护送下，顺利地通过了彝簇区，又经过70公里的强行军赶到了安顺场，一举全歼了安顺场的守敌。眼下汹涌奔腾的大渡河，横挡在了他们前进的路上。

大渡河，为历代兵家称奇的险地。它的河面虽然不宽，不过百米，但水势险恶，流速惊人。它以每秒4到5米的流速疾湧，在30米深的水面上卷起滚滚的白浪，发出隆隆的吼声。在它的对岸是陡峭的崖壁，崖壁的一处被齐刷刷地劈开，这里用石块砌成了40多级的台阶（那便是渡船靠岸的去处），阶梯的顶端设有敌人的工事，3个独立家屋，有半人高的围墙，4个堡俯视着整个河面和台阶，周围布满散兵壕，由1个营的敌军据守。

要渡过大渡河，其艰难与惊险可想而知。况且历史上已有石达开全军覆没此地的先例。

面对这一实情，怎么办，后面敌人的几十万大军正在步步逼近。在这危急时刻，聂荣臻与刘伯承毅然决定：走险棋，强渡大渡河！

聂荣臻在向担任前卫任务的1团1营的指战员动员时说道：“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石达开是什么人？是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名将，官封翼王，70多年前率起义军转战到这里，就是因为没能渡过大渡河，而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也被清军杀害。现在我们前面是川军主力扼守的大渡河，后面是金沙江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几十万追兵，往西南是八百里荒凉地区，与当年石达开的处境极为相似。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参见《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页）

随即，集合1营，成立了由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突击队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枪，一把马刀，6至7个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踏上了唯一的一条小船。

刘伯承、聂荣臻站在河边工事里，先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对岸敌军的阵容：敌人都缩在工事里，4个大碉堡露出黑黝黝的射口。他们又看了看自己的阵容：离河边几十米的一条稻田田埂上，机枪一字形排开。在机枪阵地旁边，神炮手赵章成在一块坑洼地里架起了他的迫击炮。

5月25日9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大渡河。

在冲锋号、机关枪的强大声浪中，小船出发了。

在汹涌的浪涛中，小船的行速显得很慢，而敌人的枪弹却一阵紧似一阵。岸上所有人的心都随着小船的起伏而剧烈地跳动着。大家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危险，纷纷地爬出壕沟，站到岸上。聂荣臻和刘伯承也走出了工事，站到了前面。

小船终于驶过中流，接近岸边死角。

可是，当地人叫做“爆花水”的回浪却把小船打回激流。船无法利用死角对准敌人的碉堡冲过去。碉堡的机枪向小船疯狂扫射。

岸上的神炮手赵章成，手托炮弹，眼望碉堡，瞄准发射。随即硝烟把碉堡和机枪的扫射声一起吞没了。

小船靠上了古老的码头。突击队员发出震天的呐喊，杀向敌营……

小船返回。突击队发起以寡敌众的仰攻。敌人的滚雷、手榴弹从战士的身边滚过，在岸边爆炸。突击队要接近碉堡了，200多敌人发起反冲锋。一团团长杨得志命令赵章成：给我轰！赵章成打出仅有的两发炮弹。炮弹呼啸着落到了敌人堆里。在敌人慌乱之际，勇士们乘势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并向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发起了追击。……

强渡大渡河成功了。聂荣臻、刘伯承的险棋走胜了。红军又迎来了新的胜利的曙光。

第三，出敌不意，贵在斗智斗法。

聂荣臻认为，要做到出敌不意，不仅需要勇猛、顽强，而且还需要机智灵活。即不仅要拼勇拼力，而且还要斗智斗法。在战场上，只有棋高一着，计胜一筹，才能把握主动权，才能达到出敌不意的用兵境界。从这种认识出发，聂荣臻在指挥作战中，十分注意施谋设计，从而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长征途中，当我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刚刚消灭王家烈两个师的时候，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再度赶上，与我3军团及干部团围绕着老鸦山制高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当时，聂荣臻与林彪正率领着红1军团隐蔽在遵义城东的丘陵地带。他们看到我3军团及干部团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相持不下，而此时敌人的后续部队已源源不断地补充上来，我3军团已陷入十分危险的处境。指挥1军团马上出击援助吗？不行。及早暴露我方实力，且敌多我寡，达不到出其不意根本制胜的目的。看看此时天色已渐黑，聂荣臻遂决定，沉住气，待天黑后出其不意地从侧面攻击敌人。他与林彪利用天黑前这段时间组织部队进行了暂短的战前准备。夜幕降临，天黑星稀。聂荣臻与林彪率1军团隐蔽地接近老鸦山。随后，他们让红军战士吹响军号，四处喊杀。这出其不意的举动，大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之势。敌人摸不着头绪，以为中了我军的埋伏，顿时阵容大乱，无心作战，仓惶南逃。我1、3军团腹背夹击，并乘势猛追，一直打到了乌江边。敌人还有1000多人没有过江，就把江桥炸断，江这边的敌人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一仗共毙伤敌人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内有团长1人，并打伤旅长、团长3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一仗成为长征以来我军打得最大的一次胜仗。

聂荣臻的出敌不意，还在于他善于引诱敌人、伏击敌人。在他看来，伏击战是在我有准备，敌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最容易达到出敌不意的效果。在他领导指挥的出敌不意的作战中，有许多就是以引诱敌人、伏击敌人而取胜的。比如，1939年11月2日，日本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大队以1500余人的兵力，从涞源出动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企图寻歼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指挥机关和部队。得知这一情况后，聂荣臻决心在涞源至银坊间的雁宿崖地区设伏，以突然的打击一举歼灭敌人。然而，要使设伏获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把敌人引到设伏地。这就需要指挥员与敌人斗智斗法。对此，聂荣臻对部队做出了如下部署：他令第1军分区第1、第3团和第3军分区第2团，以最迅速地动作，于3日拂晓赶到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令120师第715团1部及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担负牵制日军的任务；令第1军分区第25团一部为二梯队；令游击支队担当诱敌入伏的任务。对此他指示部队，要以节节抗击的作战手段，使敌人真正上当，把敌人领到伏击圈中。11月3日7时，聂荣臻接到报告，部队同3路敌人先后交了火，东路敌人已被游击支队成功地引进了雁宿崖一带极为狭窄的山谷里。于是，聂荣臻命令第1团一部迅速迂回到山谷北口断敌退路，第3团一部封锁谷南口，其余部队则从东、西两个方向发出进攻，形成夹击之势。部署完之后，他特别强调，发起进攻时，一定要突然、勇猛，要发挥出敌不意的优势，一举歼灭敌人。各部队得到命令后，按照聂荣臻的部署，予敌人突然打击。由于敌人被死死地封在了山谷，加之我军以勇猛、突然的打击，因而仅几个小时的时间，日军就被歼过半，剩下的敌人被封在山谷中作困兽之斗。在此情况下，聂荣臻指示部队发起全面总攻。在强大的攻势下，敌人不堪一击。此一战歼敌500余人。另两路敌人，闻风丧胆，仓惶逃回了涞源城。

从以上不难看出，出其不意这一古老的作战手段和原则，在聂荣臻那里得到了活化和升华。他予其以勇、以智，使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大放异彩，成为了我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个有效途径。聂荣臻在运用出其不意这一作战原则时，是颇有自己特色的。在作战方法上，他常常以伏击和袭击为手段，因为它们最易达成和实现这一原则，造就出敌不意之势；在作战的时机上，每每选择在夜暗等不良天候，或敌疲惫不堪、麻痹松懈之时，以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行动，攻敌于无备之中；在突击点上，往往选择在敌军部署的要害部位，或两军的结合部，使突击便于楔入和奏效，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在作战指导上，突然出击，快打快歼快撤，来无影去无踪，保证在敌强我弱的恶劣环境中，游刃自如，以小的代价获取大的战果。正是将出其不意这一作战原则活化、升华，才使聂荣臻用兵如神，每战必胜。

二、先发制人 谋求利势争取主动

纵观聂荣臻领导指挥的一系列战役战斗，很多打法都是先发制人。这里不仅是在有利的态势下，他注重先发制人，即便在整体不利的态势下，他也注重先发制人。他努力通过这一手段，变不利态势为有利态势，以此始终把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浒湾战斗是聂荣臻与林彪指挥红1军团于1933年1月8日至9日，在江西东部的浒湾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的一次进攻战。这一战役打得主动、打得积极，它以先发制人获得了作战的有利态势，从而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932年冬，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陆续，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准备组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1933年1月，位于抚州、浒湾的国民党军准备向金溪、黄狮渡进攻。得知这一情况后，聂荣臻与林彪商量决定：先发制人，不待敌人立稳脚跟，我军主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1月8日，林、聂率1军团在金溪到浒湾公路中间的荷树埠向孙连仲和吴奇伟各1个旅共6个团发起突然进攻。林、聂命令31师加入战斗，令22军作为预备队。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11师师长陈光、10师师长李锡凡先后负伤。在这种情况下，林聂亲临现场直接指挥，向敌人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战至中午，敌人终于招架不住，开始逐渐向西溃退。下午1时，吴奇伟又从浒湾调集来两个团投入战斗，并组织重新反扑。林、聂当即命令预备队22军投入战斗。预备队以勇猛的气势将敌人死死地压住，终于使敌人再也支撑不住了，开始全线溃退。林、聂令22军一直将敌人追到抚州城边。与此同时，红1军团第3军配合红3军团击溃向琅琚、左坊进攻的敌人6个团。到1月9日，浒湾战斗胜利结束。这一仗共歼孙、吴部2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并且为尔后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下细腰涧战斗是聂荣臻指挥120师第359旅于1939年5月12日至15日，在山西五台上下细腰涧地区歼灭日军的一次进攻战。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在敌人对我合击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并且把包围攻击、截击阻援、跟踪追击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以此变敌人打我，为我主动消灭敌人。

1939年5月9日，日军第109师和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别由繁峙之沙河、大营，五台之豆村等据点出动，“扫荡”五台东北之台怀镇地区，企图合击在这一带休整的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和位于龙泉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得知敌人这一行动企图后，聂荣臻进行了认真的斟酌和思考：撤退隐蔽吗？这当然可以。因为凭借广阔的根据地和良好的群众基础，部队是完全能够躲过敌人合围的。不过撤退毕竟是被动的，作战的要旨在于把握主动。如果能在敌人有恃无恐的合围面前，先发制人，予其以突然的打击，则可打乱敌人的部署，变被动为主动。这样一来，聂荣臻定下决心：以一部兵力钳制由五台方向出动的日军，集中第120师第359旅主力，主动出击，歼灭由大营出动的日军。于是，他命令第359旅旅长王震率第718团、旅教导营、骑兵大队自下关进至神堂堡待机。12日，日军合围驻三丈坡地区的第717团，扑空后分路撤退。自大营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一部800余人撤至口泉村地区时，被我第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突然包围。由于敌人错误地认为我军在其合围的情况下只能退却，不会进攻，所以趾高气扬的敌人在我突然袭击下，猝不及防，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激战中，敌人一部被歼，余部开始乘夜突围，企图经上下细腰涧沿小路撤回。此时，转移到台怀西北之上、下峨河的第717团奉命进至上下细腰涧截击退逃日军。 14日晨，撤经上下细腰涧的日军遭第717团突然攻击；跟踪追击的第718团此时也迅速赶到，截断后路，将其包围。战斗打到15日拂晓的时候，被围的日军除少部逃窜外，大部被歼。这一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俘11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

大龙华战斗是聂荣臻所部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于1939年5月20日，在河北易县大龙华地区歼灭日军的袭击战斗，这次战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军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1939年4月，日军110师团第140联队第3大队及伪军一部共700余人，由易县西进至梁各庄。5月7日，该部以日军1个队及伪军一部共270余人继续向西侵占大龙华村，修筑易县至涞源的公路，并增设据点，企图分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歼灭侵占大龙华的日伪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决定以1个营1个连的兵力对敌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当夜1点钟，部队乘夜暗悄悄地绕过日军的警戒，隐蔽接近大龙华村；随即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击。此时敌人睡得正死，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有的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被击毙。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住大龙华村子里的敌人基本被消灭。与此同时，我第3团、第1团主力和军分区直属队、游击第3、第5支队各一部，又于大龙华至梁各庄间的山地设伏，3次击退了从梁各庄西援大龙华的日伪军。这样，一场袭击战结束后，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俘日军11人。而当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时，人们有着一致的共识：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制人而不制于人。

从聂荣臻先发制人的作战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使用这一战法时有着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下手早。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聂荣臻为谋取作战的有利态势，在权衡敌我力量对比及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一旦定下作战决心，他常常是在敌人还未站稳脚跟或没有展开对我进攻之前，主动出击，乱敌部署，打敌措手不及。这种早下手的打法，使得他在作战中处处赢得主动——在有利的态势下，它可增加对敌打击力，发挥以强击弱的优势；既便在不利的态势下，它也可以起到以我为主、乱敌部署、转化优劣的作用，在给敌以重创的基础上，努力扭转被动的局面，争得主动作战的有利态势。

二是打得狠。聂荣臻十分强调在先发制人的作战中，一定要给敌以重创。在他看来，先发制人只有附之以强烈的打击，才能一下子控制住战局，使敌未及招架，便丧元气，进而乘势一举歼灭之。否则，只是先下手，没有形成猛势和强烈的打击力，敌人就伤不了元气，这样不仅控制不了战局，反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激怒了敌人，最终只能招致敌人更强烈的反手打击。基于这种认识，聂荣臻在先发制人的作战中，往往以最猛烈之势先将敌人打懵，迅速控制战场上的主动权，进而以我为主对敌穷追猛打，一鼓作气地将其打败、打垮。

三是速战速决。聂荣臻在先发制人的作战中，大都采取速战速决的打法。即一旦发起进攻后，他便于敌以猛烈、快速、连续的打击，力争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战斗。在他看来，作战应该争取主动，力避消耗。如果先发制人，而不速战速决，就会使敌人得到喘息之机，使先发制人的效力减杀。这样，当敌人重新调整部署之后，就会使我重新陷入被动，无法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主动作战时，总是统观全局，缩短战程，以最集中的人力、火力，实施快速、勇猛、有效的攻击，从而使战役战斗打得干净、利落。

三、敌变我变 不拘成法灵活用兵

《孙子兵法·虚实》篇中有一句名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刘。”讲的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战争的指导者必须依据敌情的虚实变化，不断变化自己的应战方略，不拘泥于一法，不墨守成规，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对于战争的指导原则，毛泽东也作过深刻的论述：“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3页）

吸收古代兵法精粹，遵循毛泽东的作战指导原则，聂荣臻在指挥作战中，十分注重灵活用兵，注重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他一再强调，必须从战争和战役战斗的实际出发，敌变我变，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作战方针，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从而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用兵境界。

聂荣臻敌变我变的用兵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根据客观实际提出新的作战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依据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特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提出，我们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再照套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所采取的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而必须充分利用我人多地广的优势，即采取“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这一方针的确定，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对此，聂荣臻在洛川会议发言时，表示赞成这一作战方针，主张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

然而，抗日战场是幅员广大的，各地区毕竟有其自己不同的情况和特点。聂荣臻到晋察冀地区不久，通过亲赴平汉铁路沿线视察，他发现，晋察冀山区不仅山高林密可以开展抗日游击战，然而就是冀中平原，这里村庄稠密，树木茂盛也同样适合开展游击战。况且冀中平原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一旦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军即可获得最安全的保护。从这一客观实际情况出发，1938年3月，聂荣臻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想法。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于是，聂荣臻在晋察冀根据地明确提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站住脚。”（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中，第395页）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新的作战指导思想，一场有声有色，声势浩大的平原游击战，在华北战场上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平原游击战思想的提出，是聂荣臻从实际出发的产物，它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的一种丰富。

在战争实践中，聂荣臻还十分注重以新思想新举措来解决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即“敌变我变”，不是被动地应付，而是积极地应变、棋高一着。1942年，日军为了“确保华北”，进一步加强了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活动，采取“堡垒政策”，步步向我根据地推进。聂荣臻根据敌人兵力配备分散，日军主要配备在第一线，伪军多在侧后，而且越推进，敌后越有较大空隙的这种新变化，他适时地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这一新的大胆的举措。他说：“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44页）在这一新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各军分区随即组成了大量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敌后游击战在华北大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是符合晋察冀边区敌我斗争实际情况的一个新创造，是一个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战略方针，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同和采纳。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不仅地方部队，就连主力部队也都组成了小型、精悍的游击队和武工队。他们深入到敌人背后，袭击交通线，攻打敌据点，迫使敌人从第一线抽调更多兵力回师救援。这样一来，有效地遏制了敌人的“蚕食”活动，晋察冀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过3个月挺进“敌后之敌后”的斗争，恢复和开辟了1600多个村庄的游击区，扭转了根据地日益缩小的被动局面。就连地处平原的冀中区也转为主动进攻，8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作战400多次，毙伤日伪军4000多名。对此，聂荣臻深有感触地说：“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50页）

第二，根据敌人战略战术的变化特点，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

聂荣臻认为因敌而变，很重要的是要知己知彼，即在了解掌握敌人战略战术特点的基础上，根据其变化特点，适时地调整和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战略战术。他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在这里，我们着重看一下他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抗战初期，在刚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日军通常依托交通线和中心城市，采取各路围攻的战法，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加以消灭或驱逐，并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缺乏后续力量，因而只能控制“点”、“线”，难于实现“面”的占领；并且对各抗日根据地只能逐一进行围攻，这是日军的弱点。针对日军的企图和弱点，聂荣臻采取军民结合、主力部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在部署土贯彻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的原则，即以主力一部配合群众武装，以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组建的部队，于内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与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相结合，钳制、袭扰、消耗、疲惫敌人，为主力部队待机歼敌创造条件；主力部队大部则避敌锐势，或集结于内线机动位置隐蔽待机，或乘敌之隙转至外线待机，待敌在我内线军民不断袭扰打击下，已疲惫沮丧、战斗力受到削弱时，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选择敌之一路，以战役战斗的袭击战歼灭之；或采取围困敌占城镇据点，断敌交通补给，迫敌出逃，于追击中歼灭之；或采取围点打援，调动敌人，于伏击中歼灭之；或在外线袭击敌后方交通线和据点，迫敌回援，于途中截歼之。

在武汉失守至1940年底期间，随着敌人战略战术的改变，聂荣臻为边区军民确立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也有了新的发展。敌为巩固其占领区，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通常依托占领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在“扫荡”中，敌改变过去围攻时的长驱直入为逐步推进，企图不给我军以打击其一路的机会。同时大力修道路，设据点，企图以这些新的点线来分割我根据地，尔后再分区“清剿”，各个击破，以实现“面”的占领。在兵力的使用和部署上，采取先集中，后分散，即“扫荡”开始时，首先集中主力四面包围，分进合击，并建立新的点线，尔后高度分散部署兵力，依托点线进行所谓“神速机敏的讨伐”。然而，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分散，因而常常顾此失彼，虎头蛇尾，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聂荣臻针对敌人“扫荡”的特点和弱点，及时改变了过去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采取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即在敌“扫荡”开始后，避其锐势，主力分散转移，到各路“扫荡”之敌的侧后，打击敌人，切断其后方补给线，以主力一部与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于内线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当敌分兵转入建立新点线，采取高度分散部署时，或敌军在我根据地难于立足实行撤退时，我则集中兵力，逐一摧毁敌之据点，或在敌撤退中选择好打之敌予以歼灭或歼灭性的打击。在敌依托大小据点和交通线，对我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进行分割、封锁时，聂荣臻则指挥边区军民广泛开展主动的、积极的交通破袭战。这种主动的、积极的交通破袭战，对打破敌之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到了1941年至1942年，敌我之间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就敌人的“扫荡”而言，它已由1941年以前的分进合击、分区“扫荡”，发展到“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和“梳篦清剿”与“辗转抉择”，并组织所谓“挺进杀入队”奔袭我领导机关或后方重要目标。针对敌人这一战略战术特点，为扭转不利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聂荣臻及时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指导方针，即敌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时，我则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配合根据地内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聂荣臻还将“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具体化。即在敌人开始“扫荡”时，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消耗、疲惫敌人；而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则抓住敌已展开向我进行“扫荡”但又未形成严密包围的有利时机，乘敌之隙，分路转到外线。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努力避开敌人的锐势，保存力量，把“打”与“走”有机地结合起来，但“走”不是消极的“躲”，而是在“走”的过程中，抓住敌之弱点，创造有利战机，以便更有效地消灭敌人。转到外线的部队，则组织若干轻快敏捷的武工队，向敌之后方交通线和据点展开多点的猛烈攻击，攻其必救，迫其回援；在其回援时，协同内线部队对敌进行夹击，陷敌于腹背受击的不利态势。

聂荣臻灵活应变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使得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对全国抗日战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根据战局发展和敌我力量的变化，适时采取符合实际的作战形式。

聂荣赣指挥作战，既讲尊重实际，又讲通权达变，既注重从实际出发，力戒主观主义，又反对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这样一来，在指导战争实践中，他总能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和敌我力量的变化，适时采取灵活而又符合实际的作战形式。

1945年初冬，中央军委指示聂荣臻和贺龙发起绥远战役，旨在反击傅作义的进犯，消灭敌人，收复归绥、包头，解放绥远。但是，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几个月，我军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当中，没有经过攻城的战术、技术训练，缺乏大兵团攻坚战和协同作战的经验；在总的兵力对比上我军不占优势，敌军有9.7万人，我军仅5.3万人，而且武器装备较差，缺少火炮；同时，我军不少部队是长途远征绥远，又适逢冬季，准备仓促，思想问题不少。所以尽管我军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歼敌1.2万多人，包头、归绥城却久攻不下，形成双方僵持局面。聂荣臻分析了上述客观条件，主动向中央军委建议：再打几仗看看情况，必要时结束绥远战役。不久，军委即同意绥远战役正式结束，使我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46年8、9月间进行的大同、集宁战役，也是由于敌人城防设施坚固，而我军既没有重武器装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客观条件不具备，再加上集宁之战前线指挥失当，导致这次战役进展得很不顺利。从战局实际出发，聂荣臻及时指示撤围大同，结束此役。可见，在关键的时刻，聂荣臻总能当机立断、随机应变，从而保证了部队在战场上的高度灵活。

以上是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聂荣臻以高度的应变力争取战场上的主动。当战局发生变化，敌我力量对比出现新的转机之时，聂荣臻同样会不失时机地改变作战形式，把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攻打石家庄，就是突出的一个战例。

石家庄是华北敌军的战略要点，是个坚固设防的城市，有三道防线、6000座堡垒。敌人吹嘘：“凭石家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没有飞机、坦克，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然而聂荣臻却认为，从战略全局看，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年，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华北我军的正太战役、清风店战役胜利后，石家庄已经孤立，敌人士气低沉、沮丧，石家庄守敌2.4万多人，防守周围40里的防线，兵力薄弱，而我军却集中了3个纵队主力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兵力占优势；经过一年多的解放战争，我军积累了丰富的攻坚作战经验，特别在战前，部队遵照朱德提出的“勇敢加技术”的号召，发扬军事民主，进行攻城的战术技术训练，准备充分，部队的攻坚作战信心和能力有很大提高。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聂荣臻认为打下石家庄是可能的。这样，他毅然向中央军委建议适时开展攻坚战，乘胜夺取石家庄。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我军经6天激战，终于全歼守敌，创造了以攻坚战“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聂荣臻在总结石家庄战役的经验时认为，作战形式不是指挥员主观任意选定的，采取什么形式，一定要根据客观条件，这是正确用兵和打仗的关键。对此他指出：“果子没有熟，也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没有具备，硬要去摘，结果不但摘不下来，还要吃亏。……然而，果子熟了，你不摘它，那也是错误的。对石家庄的进攻，就正是时候。”（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65页）

第四，依据敌情变化，适时改变作战计划，灵活变换战术。

自古以来，兵家都强调“用法不泥法，循规不蹈矩”。的确，指挥作战应遵循一定的法则，但又不能拘泥成法，而应从客观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对各种用兵原则加以灵活运用，对原来的计划、方案做必要的变通、修改，只有这样才可能多打胜仗。对此毛泽东指出，指挥员“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 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0页）聂荣臻在用兵作战中，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他不固守原定的作战计划和部署，依据变化了的敌情，实施灵活指挥，及时应变，因而总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从而赢得指挥作战的最终胜利。

清风店战役是应变制胜的一个典型战例。1947年10月，聂荣臻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主动作战，力争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指示，决定在徐水一带对敌展开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他原定的作战计划是：令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杨成武率第2、第3、第4纵队及炮兵旅并冀中军区独立第7旅，以一部围攻徐水，集中主力在徐水周围歼击国民党援军。10月11日，野战军各部队同时行动，至12日，第2纵队2个旅、第3纵队一部攻占徐水车站及南北城关；第3纵队（欠1个团）、第4纵队、独立第7旅于徐水以北烟台、芦草湾、三台镇地区，开辟了打援战场；第2纵队1个团占领徐水以南漕河沿岸，向保定警戒。14日，徐水告急，国民党军第94军等部共6个团，由北南援；第16军4个团，由东西援，企图解徐水之围。野战军经6天激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但因其多路齐头并进，队形密集，遂形成对峙。正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错误地判断晋察冀野战军在保北地区已陷入被动，急令驻石家庄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其主力北上保定，企图会同由平津出援之军南北夹击人民解放军于保定地区。面对敌人这一新的变化，聂荣臻断然改变原有的作战决心：集中主力重点歼灭罗历戎的第3军。对此他当机立断地作出了重新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抗击国民党援军，摆出决战阵势；集中主力迅速兼程南，于清风店地区合围敌第3军。于是，19日我军主力在清风店地区完成了对敌第3军的合围，20日拂晓发起全面攻击。由于敌第3军孤军独进，无援军增援，因而经两天激战，敌第3军主力被我全部歼灭，军长罗历戎被活捉。这样，我晋察冀军区取得了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