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固本为先 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

聂帅晚年在回忆戎马征战的光辉生涯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根据地的问题，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之中，既有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创立的成功经验，也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失去根据地的惨痛教训”。“讲得再远一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也往往因为不理解建立根据地的重要而陷入流寇主义，开始时轰轰烈烈，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71页）正是从总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出发，聂荣臻在指导战争实践中。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问题。可以说建立、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以根据地为作战的依托，进而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制造灭敌之汪洋大海，这既是聂荣臻兵法思想的重要支柱，也是他用兵作战的一大特色。

一、欲立必稳 以根据地为游击战的依托

中国革命战争大多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革命阵地，使之成为夺取全国革命性觉悟起来，支持红军，以造成广大的游击战争区域。（参见《军史资料》1985年第8期，第5了更深刻的认识。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当谈到红军今后的行动时，聂荣臻总结了我党成立以来在军事斗争上，特别是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之后他毅然向中央提出建利的根据地，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聂荣臻正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强调指出：战争准备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坐稳屁股，站稳脚跟。在他看来，没有根据地的思想是流寇的思想，没有根据地的战争是没有立足点的战争，而没有立足点的战争则是很难取胜的。

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南昌起义遭受失败时，聂荣臻就向中央军委写信建议，由朱德率领起义军第25师，“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参见《聂荣臻给中央军委的信》，1927年11月4日），以图发展。1928年，他在香港总结广州起义失利的教训时认为，本应在广州组织兵变，“发动了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从城市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参见《聂荣臻回忆录》精装合订本，第97页）1929年，他在巡视广东东江地区党的工作时，再一次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即：东江红军应该坚决地发动群众，使群众在斗争中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分析了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中央对于聂荣臻的建议给予了认真的考虑，随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1月22日，以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了《关于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可见，聂荣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是极富见地的，在此问题上他与毛泽东的用兵思想有着极大的一致性。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1937年11月，他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率领3000名武装开始在晋察冀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于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聂荣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指出：“晋察冀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它可以拖住敌人，给以致命的打击，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它可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另外，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还有着眼前和长远的双重战略意义。从眼前来说，它可以配合全国军民开展对日作战，以钳制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将来它还会成为反攻敌人的最前线的有力阵地。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聂荣臻把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一直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我受命留在敌后五台山的时候，尽管当时战局瞬息万变，留下的兵力极少，有千头万绪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我首先页）

随着战争实践的深入，以及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认识的加深，他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有考虑，首先着眼的，是如何在晋、察、冀三界边界地区创立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留下部队也好，派出去的工作团也好，摆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71—572页）

实践证明，聂荣臻的认识是正确的，其努力也是富有成效的。

 就晋察冀边区的建设而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晋察冀根据地就发展到拥有72个县，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余万，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76页）。对此，毛泽东还亲自为聂荣臻写的根据地建设问题的报告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热情肯定并推广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经验。的确，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使我八路军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也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就可以撤到出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等物资供应的时候，平原地区就给予大力的支援。在根据地中，武装部队得到了发展壮大。晋察冀军区成立了4个军分区，各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均编为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相当团的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4个相当营的中队。而根据地的民众团体则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边区相继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及“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各种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拥有广大的群众。如农民救国会的人数，在成立之后的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57万人以上。

变晋察冀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而言，它不仅团结武装了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还充分发挥了游击战争的依托的巨大作用。以晋察冀边区创建初期的反八路围攻作战为例，我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和发挥了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的优长和作用。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为确保后方交通安全，调集第5师团等部2万余人，兵分8路围攻刚刚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对此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和游击队，决心发挥根据地腹地纵深可攻可守，群众基础坚固，地利人和的优势，在根据地布下天罗地网，赢得反围攻作战的胜利。11月24日，各路日军开始了向根据地的进犯。第1路由怀来向蔚县进攻；第2路由天镇、阳原攻蔚县；第3路由应县攻浑源、广录；第4路由保定、易县攻涞源、灵邱；第5路由定县、新乐攻曲阳、行唐；第6路由石家庄、获鹿、井陉攻灵寿、平山；第7路由平定、寿阳攻孟县；第8路由代县、忻州攻繁峙、定襄。针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聂荣臻指示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避开北面日军的锋芒，主动撤离县城，依托根据地山高林密的有利条件与敌展开周旋，并相机适时歼敌。当应县日军1000余人进占浑源，继续东犯广灵，进至乱岭关地区时，我军凭险截击，一举歼敌200余人。东面由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之敌，有步兵、炮兵、骑兵3000余人，并有数架飞机配合其作战。但我军利用根据地中的地形优势，于大龙华予敌以袭击，从而击溃敌人，缴获敌汽车、枪炮等大批军用物资。西面自代县、忻州进犯之敌刚一开始出动，即遭到我根据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我军乘势袭占原平，毙敌百余人，迫使日军退出忻州、代县。南面由平定向孟县进攻之敌，也遭到了我根据地军民的伏击，使敌人大败于清城。由于根据地军民合力奋战、齐心歼敌，因而粉碎敌人的“八路围攻”，从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在历时1个月的时间里，我边区军民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计划，保卫了家乡，保卫了边区的民主革命政权。

以上仅仅是一个战例。纵观聂荣臻领导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几乎每一次战役战斗的胜利无不与根据地提供的保证密切相联。可以说没有根据地，我军作战就没有牢固的立足点，就没有兵力来源，就没有可靠的后方保证。也正因如此，聂荣臻的兵法中才始终注重根据地问题，并把它作为克敌制胜的首要因素加以对待。这也是聂荣绦兵法的特色所在。

二、欲战必众 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

毛泽东说：“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0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聂荣臻始终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页）“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6页）因此聂荣臻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广泛深入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通过壮大人民革命力量，进而制造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从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国际上的一些朋友，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我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08—409页）这一奥秘可谓是他兵法思想的重要支柱，也可谓是他取胜之道中的一个“绝招”。

自1937年11月，聂荣臻率115师一部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之日起，他就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提到了开创根据地、赢得对敌斗争胜利的首要日程上。他认为在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上，将地形因素与群众条件相比较，后者则更为重要。因为人心向背是一条历史的法则，只要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那么无论是在山地还是在平原，我们都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否则，如没有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地形再优越我们也无法真正立足，更谈不上夺取对敌作战的胜利。这样一来，在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聂荣臻围绕着如何充分发动群众，创设人民战争有利条件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深入群众，开展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聂荣臻率部开赴晋察冀边区以后，他随即组织了各种宣传队、工作队，分散到各个地区广泛地运用集会、演说、标语、布告、传单、谈心等各种形式，向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为做到宣传的广泛和深入，聂荣臻还要求部队不仅要在群众集中的地区进行宣传，而且还要对偏僻的山区群众进行宣传，甚至“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10页）。譬如，聂荣臻指示做好“野三坡”群众的工作，就是很生动的一个例子。野三坡，是房山、宛平、涞水、涞源交界地带一处偏僻的山沟，山沟里一溜几十个村子，上百户人家，由于周围高达千仞的山峦把他们同外界隔绝起来，所以那里的人们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野三坡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几百年来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直到八路军进山的前10年还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人们，民性强悍，在抗战初起的时候，由房山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军，曾经整团整营地被野三坡的人民解除武装。对此他们曾骄傲地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然而就是对于这么一个偏僻不开化的深山沟，聂荣臻却指示部队不仅要进去，而且还要把出沟里的群众工作做好，要细致，要耐心，要让每一个群众都了解我们党的政策、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聂荣臻还向工作队的同志讲解说：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开展游击战争，要进行反“扫荡”斗争，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回旋之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遵照聂荣臻的指示，我工作队将野山坡的群众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1940年3月日寇大举扫荡平西的时候，野三坡的人民组成自卫队，在敌人的机枪声中，抬着土炮，掮着长枪，跑到离村25里路的一座山坡上抗拒行将进犯的敌人。他们没有一人受伤，却顽强地打击了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行动，使敌人不得不退回巢穴。在以后的反扫荡中，这里也都是最可靠的根据地，当聂荣臻带着晋察冀机关进到这些山沟时，老百姓就像遇见了救星一样，简直热情极了。

其次，制定政策，把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同改善群众生活相协调。聂荣臻认为，要发动群众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证，才能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地得以调动和发挥。在酝酿和讨论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他考虑最多的是怎样才能做到既有利于发动群众，又有利于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的问题。在他看来，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这样就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十分注意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如果只讲统一战线，不关心农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就会出现“右”的错误。贫苦农民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就谈不上发动群众，统一战线也就无法扩大和巩固。另一方面，只讲改善农民的生活，忽略了全民族战争的性质，又会导致“左”的错误。不能团结各阶层人们一道抗日，无形中也就削弱了抗日力量。鉴于土地革命时期中央根据地受王明“左”倾路线干扰，搞“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从而把地主、富民赶到根据地外，孤立了自己，保护了敌人的教训，针对晋察冀边区个别地方发生的“打土豪”的事情，聂荣臻及时加以了制止。他指出：不认识斗争任务的变化，盲目的打土豪，就会削弱我们的社会基础，扩大敌人的力量，是要吃大亏的。尤其在当前日军大举入侵，民族已处危亡的时刻，不管是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他们愿意抗日，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决不能把他们推出去当汉奸。那么，是不是为了怕得罪地主、富农，就置农民的痛苦于不顾了呢？聂荣臻的回答是：绝不能这样。我们既要注意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又必须使农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为了使这两方面能够协调起来，聂荣臻提出要采取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的政策。为了使人们便于理解，他还提出过这样的比喻：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吃完了，尽管当时很痛快，但以后就无肉可吃了；而“挤牛奶”则今天可以挤，明天还可以挤，且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经聂荣臻的说服教育，晋察冀边区再没有发生打土豪的现象。

为了保障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他还领导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包括减租减息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两面政权政策、除奸政策，等等。例如，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债主之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10%）。此外，额外附加一律废除，高利贷一律禁止。1939年1月，聂荣臻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又强调，要保障人民已得的利益，各地必须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不光如此，为了使各项政策得以真正落实，1940年8月，聂荣臻还领导组织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共20条，简称《双十纲领》，它把边区的各项政策用纲领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边区的政策稳妥、正确，因此被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便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涣散状态，普遍地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再次，为民除害，惩治为非作歹的民族败类。保护群众的利益，必须维护社会的安定，必须对那些滋扰、侵犯人民利益的坏分子予以严惩。对此聂荣臻到晋察冀边区以后，他在积极改造地方杂色武装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开展锄奸工作，对那些民怨沸腾、作恶多端的坏分子，他决不心慈手软。当时边区有个号称“七路军”司令的地方草头王孟阁臣，他依仗着手中有人有枪，并占据了一块富庶的地盘，所以他肆无忌惮地剥削、欺压百姓，甚至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充当伪军。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但又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心为民作主，剪除这一为非作歹的民族败类。随即他指示杨成武集中了3个团的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孟阁臣的部队包围，并活捉了孟阁臣。在这以后，聂荣臻还指挥部队相继铲除了“十路军”司令赵玉昆等欺压百胜与八路军为敌的罪恶分子，武装解放了冀中十多股汉奸土匪武装。孟阁臣、赵玉昆等被解决后，边区百姓得到了安宁，边区社会秩序得到了稳定，群众无不感谢八路军、共产党，群众拥军的热情也更为高涨了。

最后，秋毫无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聂荣臻十分强调以模范的纪律，树立我军的良好社会形象，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护。为此，他要求部队严格地遵守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不准随便动用民力、不准向群众进行任何形式的摊派，不准给边区群众增添过多的负担。他要求我军要无愧于人民子弟兵的称号，要尽量地多为群众着想，多为群众办好事。当聂荣臻发现从东北军起义过来的人民自卫军（原东北军53军第691团），由于刚刚从旧军队脱胎出来，在军民关系和群众纪律方面还欠佳时，他便建议把这支部队带到平汉路西进行整训。经过整训后，人民自卫军有了极大的改善，逐步摆脱了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了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新型人民部队。1942年，边区进入了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对我边区开始展开更加残酷的“扫荡”、“蚕食”；另一方面，边区又遭受了多年罕见的大旱灾。在这年的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粮食。当部队有关单位向聂荣臻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以解粮荒时，聂荣臻果断地回答：不行。并且他还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出训令，要求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们吃。当地的老百姓得知这个训令后，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找到军区，找到聂荣臻司令员，拉着聂荣臻的手，请求收回训令。他们动情地说：抗战前，我们穷人没有吃树叶的权力，因为山上的树都是属于地主的，地主不准穷人采树叶。八路军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穷人才获得了这个权利。眼下闹饥荒，八路军为我们穷人打仗，自己却饿肚子，这怎么行呢？然而，边区部队还是严格地执行了这一训令，宁可饿着肚子，也绝不与民争食。不光如此，在那极其艰苦的岁月，聂荣臻还指挥部队一面抓紧反“扫荡”的斗争，一面利用战斗空隙，帮助群众开展生产、重整家园。为解决住房问题，部队帮助群众因陋就简，盖起了一些茅草棚；为支持群众的农业生产，部队帮助群众担水浇田，抢种抢收。为减轻群众的负担，机关部队普遍制定了节粮计划，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并且夏装由每人两套改为一套，以此拨出一部分军粮军衣，帮助那些缺食少穿的群众。

实践证明，聂荣臻欲战必众，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的兵法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他所采取的一系列发动群众的具体作法是行之有效的。边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为我军作战和指挥提供了良好的战场，同时也使得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

——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使边区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抗日战争时期，我晋察冀部队尽管处于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军的司令部只距敌不过几十华里，但是我们的部队却有很强的安全感。原因就在于边区的群众得到了充分的发动。边区各区、村普遍都成立了锄奸组织，他们除站岗放哨外，有2/3以上的乡村，还建立了秘密锄奸网，帮助政府及军队侦察汉奸匪徒，检举破坏分子，加强政府保甲制度。这样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坏人则不敢轻举妄动。在民众的严密盘查下，汉奸是无法漏网的。假如跑掉一个犯人，那也不用派人去追，只要打一个电话通知附近各地，不久就会被老乡们捕捉住解送回来。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各村的自卫队马上宣布戒严，互相包围村庄，检查户口。到那时候，特别的路条也无法通过这些戒严区。如果哪里来了生人，或出现什么新情况，群众都会及时地把消息传到我们的部队。而我们部队自己人在边区的活动，则既安全又自如。无论八路军走到哪里，那里的老百姓都会为其烧水、指路，并且照顾的十分周到。军队与人民建立了一种深厚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成为了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则为我军建立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这样一来，我军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也扎下了根。

——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我军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兵法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而在抗日战争中，我晋察冀部队行军作战却无需“粮草先行”，到处都有群众提供的供给部——这是聂荣臻人民战争兵法思想使然。由于边区的群众得到了充分的发动，因而我军不仅不愁吃、不愁穿，而且物资储存还有了可靠的保证。当时，我军每年都要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而储存这些公粮又不能建造很多的仓库（因为敌人经常要对我们进行“扫荡”）。那么怎么办呢？部队整日要打游击，也不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这样的难题通过发动群众便立即得到了解决。群众把部队的公粮分片储存在一些村子里，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自己的粮仓，并且无论部队整体活动还是单人活动，都可以随时拿到所需要的粮食。至于公粮的安全问题，更是不用担心。敌人一开始“扫荡”，群众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保护公粮，坚壁清野。供给问题的解决，有力地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同时也使敌后游击战开展得更加机动灵活。

——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妥善地解决了我军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战场充满了刀光剑影，打仗就免不了要流血负伤。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如何妥善安全地安置好伤病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问题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抗战期间，晋察冀军区和各分区都有自己的医院，少数零星的伤病员无法送往医院的，就随即送往就近的村庄，由群众负责妥善安置。当地的群众把我们的伤病员当作自己的儿女一般精心照料，周密安排，他们不仅为伤病员烧水做饭，还为伤病员换药、包扎伤口，一旦遇到危险，群众就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保护我们伤员的安全。这方面在抗战期间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

——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部队提供了雄厚的兵源。聂荣臻五台分兵时，只有3000余人，而到了1945年大反攻时，其主力部队和地方军就达到了32万多人，基干民兵则达到了90多万人。聂荣臻的部队在短短的8年间 何以发展得如此迅速？其奥秘仍然在于充分发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我军赢得了边区广大群众的充分信任和由衷爱戴，因而边区群众毅然打破了流传多年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纷纷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一首“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歌曲，就是对当时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的动人场面的生动写照。在边区，人民群众把参军参战看成是极为光荣的事情，每逢参军动员时，广大人民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积极报名。被批准入伍的青年则身戴红花，骑大马，由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其场面犹如过节一般热烈。由于部队成员的绝大多数是边区的子弟，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保卫家乡的任务，因而聂荣臻极有见地的把边区部队叫做“子弟兵”，以此进一步密切了我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我军的作战和指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场。尽管晋察冀军区机关距敌据点只有几十华里，敌人一个突袭就可以进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但是敌人在平时却不敢贸然突进，敌人的“扫荡”，也往往是十扑十空。原因就在于有群众支持。群众自觉地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成了我们军队的耳目。在边区，人民群众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消息树”，各村自卫队、儿童团有组织地传递“鸡毛信”。每个村头、路口都设有岗哨，盘查过往行人，监视奸细和坏分子的行动，一旦发现敌情，群众就会通过情报网，迅速地将消息传到我军的指挥部。八路军的通讯线路则沿着偏僻的山坡、山沟架设，有时候还从两个高耸的山峰间“飞”过去，“飞线”高挂蓝天，大队敌人难以登山破坏，小股敌人又会被八路军“吃掉”，搞得敌人无可奈何。而在冀中平原，广大群众为了使夜间行动的八路军不被敌人发现，自觉地把村里的狗都打死了。八路军夜间出击，“行军百里无狗叫”，造成了很大的突然性。对此，日军110师团长桑木崇明不禁发出哀叹：“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16页）

对于这种“神秘微妙”组织，聂荣臻则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像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坠入了深渊。人们这样爱戴我们，这样仇视敌人，日本侵略军还有什么办法不失败呢？”（《聂荣臻回忆录》）

可见，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是聂荣臻根据地思想的一个根本内容，也是他兵法中的一项制胜之道。

三、欲安必固 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建立、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聂荣臻十分重视根本地的政权建设。在他看来，政权建设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的根本大计，根据地要保持长治久安，就必须以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依靠。

当太原失守以后，晋察冀边区除五台、盂县个别县城外，国民党的各级政权机构相继土崩瓦解，地方官员把政府资财抢劫一空，纷纷逃往郑州、西安、汉口等地，许多县城找不到一个行政官吏，区村政权也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土匪汉奸趁机打劫，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老百姓整日忧虑不安。聂荣臻带领部队进入晋察冀以后，有的县城虽然建立了“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自卫队”、“抗日救国会”等各种组织，也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筹粮筹款等许多工作，但终究不同于地方政权。政府，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一种权威。在旧政权垮台、日本侵略者不断袭扰的战争环境下，如能建立起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就如同在纷乱之中树起了一面旗帜，就能够凝聚人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从而更好地组织起千百万人民群众，形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力量，制造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从这种形势的迫切需要出发，聂荣臻自率部进入晋察冀以后，围绕边区政权建设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聂荣臻致电党中央，陈述了建立边区政权的想法。聂荣臻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在所有重大原则问题上，他都注意请示中央，听取中央的意见。当他形成建立边区政权的成熟想法之后，他随即于1937年11月15日，发电报向党中央做了详细的汇报，请示中央批准他的建议。由于聂荣臻的想法切合晋察冀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并与党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总方针完全一致，因而中央在接到聂荣臻电报的第2天，周恩来与刘少奇便联名复电聂荣臻。电文指出：为了在晋察冀全区加强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进行统一战线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内容包括，立即普遍地进行区、乡临时政府委员民选；由当地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组织临时县政府委员会，好的县长可当主席；立即筹备临时省区政府，可称为晋察冀分区政府委员会……中央的指示，坚定了聂荣鳞建立根据地政权的决心。

其次，聂荣臻与宋劭文一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聂荣臻经当时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的介绍，与山西统战组织负责人之一宋劭文取得了联系。聂荣臻对宋劭文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有必要抓紧时间，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聂荣臻的想法得到了宋劭文的赞同。宋劭文承担起“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负责工作，并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同各抗日部队、抗日团体，各县自行成立的抗日机构交换意见。筹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建立边区临时政府的意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再次，聂荣臻注重了边区政权建设的广泛性。在筹备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在审议代表资格的问题上，当时就和尚、喇嘛是否有资格当选代表的问题，曾一度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筹备处的个别青年提出，和尚和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烧香念佛，对抗战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必吸收他们参政。而参加筹备工作的另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有着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僧人们组织的“动委会”、“自卫队”，在五台山持着刀枪放哨，为过往的抗日部队提供食宿，都说明他们是抗日的，不能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在两种意见相持不让的情况下，聂荣臻做了最后的表态。他指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必须注重广泛性，要尽一切努力团结和争取一切赞同抗日的力量。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们紧紧地携起手来，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和尚和喇嘛的宗教信仰不同，便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都应该有坚强的团结。只要谁不甘心当亡国奴，我们就应该团结他共同抗日，不能存在任何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灭各民族各阶层的隔阂，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聂荣臻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口服心服，一致同意爱国僧侣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消息传到五台山，僧侣们极为感动，还有一些年轻僧人参加了抗日部队。新华社为此发了快讯，宣布佛教名山五台山寺庙出家人也投身抗日，其响亮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宗教界，以致全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充分表明我党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广泛的群众性。

最后，聂荣臻适时组织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经过认真而周密的准备，1938年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开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9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有各抗日军队的代表，有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的代表，还有五台山的喇嘛代表。代表们从穷乡僻壤，从冀中平原，从游击区和敌占区，跋山涉水远道赶来，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些代表中，有不少是农民和工人，他们代表着构成这个新政权的基础。大会的宣言写道：“为着创立与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持华北游击战争；为着统一与整理晋察冀边区内军事、财政、经济以及一切行政机构，保持持久的必然胜利；为着打击汉奸政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徘徊歧途的动摇分子，晋察冀边区有成立临时政权的必要。边区代表大会，就在这个意义上胜利地开幕了！”（参见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第16页）军政民代表大会历时5天，于1月15日结束。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种议案，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聂荣臻、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共9人为边区政府的委员。

实践证明边区政府的成立，对维护边区的政治稳定、促进边区的经济繁荣、推动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意义。具体说来，它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边区政府的成立，进一步维护了边区的政治稳定。由于边区政府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抗日民族利益，坚决执行抗战时期的一切政策，所以它的政治影响极大，成为了捍卫国土主权，打击敌寇汉奸的有力武器。据统计，边区政府成立以后，边区军民相继收复了35个新的县份，清除了这些县份里的汉奸政府与维持会，建立了民众所爱戴的抗日政权，归入边区政府统辖之下。甚至就一些敌伪统治下的城市的人民，以及若干伪政权官吏，他们也都愿意接受和执行边区政府的命令，使用边区银行的钞票，购买边区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向边区政府交纳赋税，向八路军报告敌伪消息，捐款接济边区政府和我们的军队。这样一来，使得边区政府实际统辖的地区，不仅仅限于我军已收复的县份，而且包括了敌伪所统治的县份。在边区政府的统辖下，边区的政治得到了空前的稳定。

第二，边区政府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边区经济的繁荣。由于边区各级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各种政策，使得边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提高和繁荣。边区政府在边区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和“一分减息”，从而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春耕垦荒和秋收运动的结果，增加了边区农业的生产量。保障了人民的粮食与部队的给养，镀广大边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了改善。财政上普遍废除了苛捐杂税，由开始时期的合理负担，进到建立统筹统支和必要的税收制度，并发行了自由认购的救国公债，使民众没有感到负担的痛苦。边区政府的成立，使边区的经济秩序得到了好转，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第三，边区政府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边区文化的发展。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了学校教育的恢复和改造工作。边区政府发出指示，随着边区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所有各地的小学要限期一律恢复上课。为修缮校舍，编撰课本，培训师资，筹集教育经费，边区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他们不仅恢复了小学上课，而且还在每个专区创办了一所中学。边区还开展了夜校、识字班、扫盲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与此同时，边区还出版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救国报》和《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成立了职业剧团，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文化活动。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边区的文化工作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总之，边区政府的成立，对于加强根据地建设，凝聚民心共同抗日，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正如聂荣臻在《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统一的边区临时政权机关建立之后，边区数十余县一千多万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千万颗飘荡的心，重新得到了国家的爱抚。”（参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59页）可见聂荣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远见卓识，不仅使人民得到了组织，根据地得到了巩固，而且还为赢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四、欲胜必强 形成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

战争是暴力的抗衡，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以强有力的军队作保证。对此，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真要战斗下去（人们希望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主张），我们必须按照一个全新的计划行事。我们必须有一支常备军，而不是一支动摇不定的军队。”（《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8月版，第176页）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讲：“战争中所产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军队体现出来的。哪里使用军队，也就是使用武装起来的人们，那里就必然会有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见《战争论》第1卷，第56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则更精辟地指出：“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战斗中，强有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列宁全集》第8卷，第528页）那么，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特别是结合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具体实际，我们又应该怎样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体制建设呢？对此，聂荣臻极富见地的指出：我们应把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问题，要坚持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相互配合，通过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进而造成人民战争的优势，以此战胜敌人，赢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74—575）

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聂荣臻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聂荣臻在《武装斗争中的军事建设问题》（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164—170页）一文中，对根据地军事建设的形式、各种武装力量结构的相互关系做了极其精辟的分析阐述。他指出：正规兵团是坚持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进行主力部队的建设。而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则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武装力量，我们必须在抓主力部队建设的同时，抓好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从晋察冀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出发，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必须坚持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力量结构。这对建军、作战、开展群众工作以及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都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这有利于主力军的发展。在主力军的带领下，地方军经过战争的锻炼，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可以得到逐步提高，继而逐步上升为主力军，而广大的民兵自卫队则成为地方军和主力军雄厚的后备力量。另一方面，这有利于发挥各自的长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主力军主要执行外线的和在有利条件下以运动战形式歼灭敌人较大兵力的作战任务，而地方军和广大的民兵自卫队，则主要执行内线的，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县不离县就地坚持斗争的任务，以分散的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与敌周旋，配合主力军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蚕食”和封锁，直接保卫家乡、保卫生产。再者，这有利于适应斗争形势，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即在斗争形势极为严重时，主力军可实行地方化和群众化，加强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以便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当形势有利于根据地发展时，则地方军又可转化为主力军，执行扩大根据地的任务；当需要实行“敌进我进”，把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时，则可由主力军、地方军结合民兵自卫队，组织大量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政攻势，打击和瓦解敌人。

那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应该怎样具体建设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体制呢？聂荣臻对此也给予了具体的回答。他指出：主力部队是开创和保卫根据地的支柱，没有强大的主力兵团，也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在根据地军事力量体制建设中，主力部队的建设是其重点，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必须在确保主力部队建设的前提下而展开。在主力部队的建设问题上，必须坚持质和量两方面的同时发展，在保持一定数量，做到经常满足的基础上，重点是不断地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而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也要确定数量，提高素质。要对其进行技术教育——学会各种武器装备的使用；要对其进行战术教育——从实际战斗中研究出新的民兵战术；要对其进行干部培养——分期分批地进行培训，提高其军政素质；要对其加强管理和锻炼——纪律养成、战术动作的实施，要向正规化方面转化。

为壮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聂荣臻做了大量具体而又细致的工作。

首先，聂荣臻注重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他在《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中说：为了完成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发展武装和巩固部队的工作。我们用了全力，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武装，普遍组织游击队、义勇军……并紧紧抓住了群众抗战的热情，使他们踊跃地加入军队，发动胜利的游击战争”。这些群众团体，自他们建立之日起，即以扩大武装作为中心工作之一。仅农民救国会在成立以后不久的时间内所发动的武装来说，已达1.5万余人；工人救国会并且单独组织了工人游击队。不光如此，还成立了“阜平营”、“回民支队”等等，不一而足。他对4分区平山青年组成的“平山团”，大加赞扬。1939年5月他曾发布通令，嘉勉平山团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号召全边区青年向平山团学习。

其次，聂荣臻注重收编改造各种地方武装。在晋察冀的大地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聂荣臻认为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突出的紧要关头，收编改造地方武装，壮大我们的军事实力，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为此他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

国民抗日军是一支活跃在北平西山的1000多人的抗日队伍。其成员主要是东北流亡学生、平郊农民群众、冀东保定队逃出来的士兵，以及这支队伍砸开北平第二监狱营救出来的共产党员。这支队伍是中共北平市委组织的。由于青年学生和地下党员不懂军事，就同部分旧军人结合在一起。赵同在国民党部队呆过，懂得点军事，成了这支部队的司令。国民抗日军因为在战斗中消灭了60多名日本侵略军，并奇迹般地用步枪击落了一架敌机，使全北平为之轰动。

聂荣臻在报经八路军总部同意后，以朱德总司令等名义写信向国民抗日军表示慰问，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八路军抗战情况，并郑重提出，如果他们愿意联合作战，八路军表示欢迎。

聂荣臻的举动，使国民抗日军上下为之沸腾。共产党员韩庄事后说：“每个人都兴奋着，热血沸腾着，好像有了八路军就有了靠山了，有了八路军就能把日本鬼子吃了似的……充分表现了全体指战员对于八路军的仰慕，是自觉的、自发的内心流露。”国民抗日军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经过聂荣臻和军区其他领导人的教育帮助，1937年12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1938年8月，5支队编为1分区3团，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

不光如此，聂荣臻于1938年8、9月间，还指示军区有关部队，争取伪满城石振声部、保定李允声部、徐水“警卫队”共1600余人及伪冀东保安队近1200人起义，并获得成功。之后，聂荣臻将他们分别改编为人民抗日军和游击军（李允声、王博分别为这两支部队的司令），从而大大增强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再次，聂荣臻注重干部队伍的培养提高。部队是否强大，与干部素质强弱直接相关。聂荣臻在壮大根据地武装的过程中，对培养干部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1937年12月，他以115师教导营为基础，在阜平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任命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孙毅为校长。曾在红军中担任师政治委员的郑维山，1938年年初一到晋察冀，就被派到军政干校当主任教员。这所速成性质的学校，学制每期只有3个月，一年内培养了1400多名干部。1939年2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由校长陈伯钧率领教职员和学员2000多人来到冀中，聂荣臻热情欢迎和多方关怀。一个月后，军区部队进行整编，聂荣臻指示成立军区教导团，由唐延杰兼团长，郑维山任政治委员，专门培养连排干部。抗大二分校、军政干部学校和军区教导团，为晋察冀军区培养了大批干部，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随之根据地武装力量更加强大起来。

最后，聂荣臻注重在斗争实践中发展壮大武装力量。

人民群众之中蕴含着抗日斗敌的无穷伟力。聂荣臻认为，要激活这种力量，壮大我们的武装，还需要在领导群众的对敌斗争中，使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伟大，从而使人民群众自觉地汇入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这样，在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广泛发动了以我党为组织骨干的群众性武装大起义，从而在斗争中锻炼队伍、壮大武装。这其中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是颇为典型的，随着起义的不断，我人民武装得到了空前的壮大，敌伪政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从1937年8月起，在中共中央领导、北方局领导，以及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经过一年的多方准备，冀东人民武装大起义的条件已臻成熟。遂于1938年7月正式揭开了冀东人民武装大起义的序幕，随之人民武装力量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在昌（黎）滦（县）乐（亭）地区：

7月6日，李润民、高培之等同志在滦县港北村首先发动起义，夜间，他们就集中了秘密发展的骨干会员300多人，成立了抗联第5总队，下设3个大队。起义部队所到之处，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参军参战。随后，他们打垮了滦县保安队的300多名伪军，生俘了敌伪大队队长，从而进一步振奋了民心，使5总队迅速发展到3000余人。

与此同时，北宁路北安各庄站警察所长周维斌率100余人起义，与于振忠领导的昌黎起义军合编为第9总队，并使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到1200多人。

在乐亭县，阎达开等领导了1000余人的起义，并编为了抗联第10总队。

乐亭县沿海的盐警起义后一举攻下了汤家河敌人据点，扩大到3000多人，编为了抗联第39总队。

在滦县的李永玺成立了1个独立大队。

到8月底，我党在昌、滦、乐地区发展抗日联军约1.5万人。

在丰（润）滦（县）迁（安）遵（化）地区：

7月7日，我驻迁安县的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2路军司令部，直接领导了岩口起义，集合了400多名基本队员，编为抗联第4总队，下辖3个大队。7月10日，李运昌率抗联第2路司令部进驻铁厂镇，并击溃了敌保安队130余人的进攻。随后，抗联第4总队从遵化南下，平息了丰润、王官营一带民团的叛乱，进一步推动了群众参军抗战的热潮。许多人自带枪支参军，地主、绅士也自动献枪捐款，伪警察、民团自动投诚。几天内，抗联4总队就发展到了4000人……。

这时，在这个地区的武装起义，如山洪暴发，一拥而出。在喜峰口、洒河桥、三屯营起义的部队被编为抗联第12总队；在新集、杨子店、兴城起义的部队，被编为抗联第14总队；在遵化西部起义的部队被编为新第5总队；在遵化南部起义的部队被编为第1特务总队，在遵化东北起义的部队被编为第2特务大队；在王宫营起义的部队被编为第8特务大队……。

截至8月中旬，我党在丰润、滦县、迁安、遵化地区成立的抗联队伍2万余人。

在以蓟县为中心的冀东西部地区：

7月14日，正式拉开了起义的序幕。当天夜里，中共蓟县县委领导了邦均起义，攻克了邦均镇伪警察局，正式成立了蓟县第3区队。7月15日，蓟县县委又领导了各区救国委员会的起义，以第1、6区救国会员为基础，成立了第5总队；以第2区救国会为基础成立了第16总队；在第2区南部组建了第17总队；在第2区西部组建了第18总队……在我党直接领导下，冀东西部地区起义武装很快发展到5000人。

在唐山开滦地区：

7月16日夜，我抗联第2路部队策应开滦矿工起义，派出5个总队和1个大队约1万余人，破坏北宁路，把唐山至昌黎间100多公里铁路截成数段，使北宁路停车半月之久。赵各庄、唐庄子、林西等地的矿工，在节振国等领导下先后起义，有7000多人参加，编成4个总队和1个特务大队，并和唐山敌伪军展开了多次英勇的作战……。

整个冀东武装起义，从7月6日港北开始，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东起抚宁，西到平谷、顺义、三河，北从雾灵山、都山，南到渤海之滨，在20个县的广大地区，组成了10余万人的抗日武装，攻占了蓟县、平谷、宝地坻、卢龙、迁安、乐亭等县城。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的统治，而且发展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聂荣臻在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过程中，还注重了广泛开展纯洁队伍，提高部队质量的工作。即坚决清洗了地痞、流氓等坏分子；肃清了土匪主义、军阀主义的残余；纠正了地方初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滥发委任状、利诱式的发动武装的错误作法，从而使部队建设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经过聂荣臻的努力，晋察冀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就正规部队而言，到1939年为止，晋察冀军区的编制序列就出现了如下的情况：

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唐延杰任副参谋长。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冀热察挺进军、直属部队。

第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鹏任副司令员，黄寿发任参谋长。下辖第1支队、第5支队、独立第1支队、独立第2支队。第1支队，陈正湘任司令员，袁开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团、第3团）；第5支队，赵玉昆任司令员，王道邦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5团、第26团）；独立第1支队，邱会魁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独立第2支队，曾雍雅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

第二军分区：郭天民任司令员，赵尔陆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团、第19团。第4团，韩伟任团长，肖文玖任政治委员；第19团，李和辉任团长，林接彪任政治委员。

第三军分区：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团、第20团、游击第1支队、游击第2支队。第2团，唐子安任团长，黄文明任政治委员；第24团，窦尚初任团长，李光辉任政治委员；游击第1支队，赵国泰任支队长，杜文达任政治委员；游击第2支队，成少甫任支队长，李光辉兼政治委员。

第四军分区：熊伯涛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的第5团，陈祖林任团长，肖锋任政治委员；平井获游击支队，韩光宇任支队长，彭龙飞任政治委员。

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孙毅任参谋长。下辖第7支队、警备旅兼第1军分区、第8支队兼第2军分区、第9支队兼第3军分区、第10支队兼第4军分区、第6支队兼第5军分区、直属团队。

第七支队，赵承全任司令员，谭冠三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6团，盛治华任团长，邓东哲任政治委员；第21团，刑芳银任团长，曾凡有任政治委员。

警备旅兼第1军分区，王长江任旅长，旷伏兆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团、第1团、游击总队。第2团，姚季芳任团长，谭斌任政治委员；第1团，于贵任团长，张文奎任政治委员。

第8支队兼第2军分区，于权伸任司令员，吴西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7团、第22团、游击总队。第17团，闵鸿友任团长，姚国民任政治委员；第22团，欧阳霖任团长，梁达三任政治委员。

第9支队兼第3军分区，常德善任司令员，王远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3团、第30团、游击总队。第23团，张培荣任团长，魏洪亮任政治委员；第30团，黎光任团长，汪威任政治委员。

第10支队兼第4军分区，孟庆山任司令员，帅荣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8团、第24团、第33团、游击总队。第18团，焦玉礼任团长，钟华农任政治委员；第24团，何元富任团长，黄明政任政治委员；第33团，刘秉彦任团长，钟州任政治委员。

第6支队兼第5军分区，朱占魁任司令员，周彪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7团、第29团、第32团、游击总队。第27团，杨秀昆任团长，杨子华任政治委员；第29团，陈德仁任团长，梁金龙任政治委员；第32团，兴中任团长，陈明枫任政治委员。

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直属教导团，章申任团长，辛元俊任政治委员；骑兵第2团，马占魁任团长，范昌标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马本斋任支队长，郭六顺任政治委员。

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下辖第6团、第7团、第9团、第10团、第12团、第13团。第6团，季光顺任团长，马龙任政治委员；第7团，肖思明任团长，丁盛任政治委员；第9团，黄光明任团长，王季龙任政治委员；第10团，白乙化任团长，潘峰任政治委员；第13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2团、第13团。第12团，陈群任团长，刘诚光兼政治委员；第13团，包森任团长。

就晋察冀根据地的人民武装（民兵、人民自卫队）的发展情况而言，仅1941年至1945年，就单独和配合主力军作战4200多次，毙伤俘日军2.8万多人，缴枪炮5000多支（门）、电线116万多斤，破毁公路1.4万多里、岗楼堡垒1300多个，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兵团的作战。

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的形成和健全，造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说，在聂荣臻的兵法中，他是把根据地建设与人民战争始终融为一体的。这是聂荣臻的兵法特色，也是其取胜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