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力更生为主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

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走怎样的科技发展道路。聂荣臻在主持新中国的科技工作后，面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毅然提出我国的科技发展方针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缩小与它们的差距，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的科技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不仅使我国在高科技领域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全面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而且对我国当前制定科技发展战略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必要性

（一）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是对我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思想，这是党的独立自主思想的萌芽。遵义会议以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我党排除干扰，制定方针、政策，按中国情况办事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作为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在抗日战争中更是得到了具体体现。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中国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同时又不能孤立于世界革命，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随后，他又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论政策》、《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中多次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不能依赖外援，但也希望有外援，并且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聂荣臻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运用于实践中，将孤悬于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质接济的晋察冀根据地建成了当时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它的建立“给全国军民以坚持敌后抗战之信心与模范的榜样……在国际人士面前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因而增强了我国之外援”。[1]聂荣臻创立、巩固、发展晋察冀根据地的光辉实践，是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于政治军事的典型范例，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全面主持科技工作，在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作了全面深刻的思考后，他认为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是能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而又符合多快好省的正确方针。1956年，他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是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2]实际上在后来，这个方针也成为我国整个科技工作的正确方针。这显示出聂荣臻在新中国科技事业步履维艰的初创时期，作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导人，将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之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在科技工作领域继续加以继承和发扬，并产生了巨大作用，极大地增强了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基础和能力，增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主动性，使我国科技事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和苏联施加压力的环境中迅速崛起。

（二）严峻的国际形势是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因素

聂荣臻肩负起全面领导新中国科技工作这一重任时，面临着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一方面，我国已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建成了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科技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新中国不仅经济上和科技上遭到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孤立封锁，即使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在美国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蠢蠢欲动。美帝国主义甚至威胁要对我国使用核武器。而新中国当时科技水平低下，国防力量薄弱，要应付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就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科技领域获得较大的发展。所以，我国对独立自主发展科技尤其是国防科技的迫切需求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强烈。对于这一点人们都有清醒认识。但是，虽然人们都拥护和赞同迅速建设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科技事业，但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在什么基础上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人们却疑虑重重，认识很不一致。对于大家在思想认识上产生的分歧问题，聂荣臻根据国内外的情况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首先强调，要保持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没有军事实力，没有好的装备，没有威慑力量是不行的。聂荣臻说：“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将永远被人家欺负。”[3]针对有些人主张应该先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待我国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想法，聂荣臻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确很薄弱，困难很大，但还是有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一定条件”，“只要我们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事情是可以办成的。”针对有人主张走苏联、美国的道路，首先发展航空工业，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两弹”；也有人提出“两弹”应该搞，但要先做好打基础的工作，把研制速度放慢些的思想，聂荣臻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苏美两国的科技发展情况后指出：在世界上科学技术、武器装备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今天，不允许我们仿照苏美的道路按部就班的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我们必须争取时间，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我们不能走苏美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道路，如果我们也那样做，势必要推迟到几十年后，才能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4]他还说，中国革命是靠我们自己干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也不例外，时间长点，困难多点，也得靠我们自己干；自力更生是我们的法宝，不论外部条件如何，得靠我们自己救自己。[5]聂荣臻的这些讲话，清晰地分析了我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科学技术面临的现状，那就是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妄图将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中。这种国际环境决定了我们在科技发展道路上不能放慢脚步，更不能等待。聂荣臻强调“事在人为”，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为我国的科技工作特别是国防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从而奠定了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基础。

（三）我国的科技状况是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多年的内战，使得此时中国的国力很弱，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后盾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基础也十分薄弱，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低下，科研领导机构不健全，科研设施简陋落后，科技人才素质较低且数量很少。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总计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余人。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也只有研究机构22个，研究人员200多人。按当时中国4亿5千万的人口计算，当时的中国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6]从学科和门类来说，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科研机构大量缺门，并且零星分散，科研工作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非常缺乏，设施简陋落后，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以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为例，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全面恢复和建设的需要。即便到了1959年左右，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的队伍还是远远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高速度发展的要求。根据我们初步了解的资料，苏联当时有27万名科学家，有230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技术人员；美国有25万名科学家，有70多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与之相比，我国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大约只有5万多人，其中具有大学毕业水平的约有3万人。[7]科技力量薄弱的状况，与苏联和西方大国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从国防力量来看，中国军队虽然勇敢善战，但武器装备太落后。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这句话用来形容当时的科学技术状况，非常形象。如果与当时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时，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已实现了现代化，进入所谓的“原子时代”和“电气时代”。科技力量薄弱的状况，远远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高速度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需要。聂荣臻认为，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丰富，需求量很大的国家有必要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体系，使我国的科技水平尽快赶上发达国家。

新中国实行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一些大国先后对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或压制的政策，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也不可能从这些国家获得多少援助。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外交的胡思乱想，提出了“一边倒”战略，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在对外科技交流方面，我国自然也“一边倒”了。事实上，在“一边倒”战略之初，苏联的确在科技领域对我国给予了很大的援助。据我国的档案文献记载，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超过2万人，遍及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及。这些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是在我国领导人的请求下来华的，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培养中国的科技人才，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客观上也产生了很大作用。此外，中国一大批的基建工程和国防科技项目都得到苏联的很大援助。但是这也给一些人造成了依赖心理，对是否应该立足“自力更生”产生了怀疑，认为，“中国在科学方面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要靠苏联帮助”，有人甚至提出：“既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出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我国是否还有建立完整的科技、工业体系的必要？”[8]这些人看不起我国知识界的力量，一味依靠苏联专家，提出“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观点。还有些人说，“中国人现在落后，不能够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将来的事”。对于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聂荣臻特别强调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技术越发展，其保密性越强，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比较落后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这一点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成为我们制订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9]因此聂荣臻“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方针的提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而且他坚定地相信我国科技人员的力量，自力更生的气概和不依赖、不等待、勇于开拓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科技人员。

（四）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思想体现了聂荣臻的远见卓识

当一个实力不足的国家面对现实的威胁和急迫的经济建设任务，需要做出与一个强国结盟的选择，那它就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个国家的影响和制约。尽管苏联最初给了我国很大的援助，但苏联的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无保留的。并且，在这个援助过程中，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也不断暴露出来，不断损害中国的一些权益，与我国独立自主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早在“一边倒”政策刚开始实施时，由于苏联在诸如中长铁路管理、合办股份公司、非贸易支付清算办法等问题上，不能平等地对待中国共产党，双方很快出现矛盾。后来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苏联更是企图控制中国。例如1958年苏方提出，由两国合作在中国沿海建立联合舰队和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很显然，苏联企图控制中国。对此，毛泽东坚决地表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10]这句话表明中国在国家主权这个原则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是绝对不能拿援助来做交易的。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1960年，苏联领导集团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聂荣臻在1960年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其中写到：“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11]苏联的背信弃义不仅使那些依赖于苏联援助的人希望破灭，更证明了聂荣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发展科技思想方针的远见卓识和正确性。1982年《红旗》杂志刊登的聂荣臻与总编熊复的谈话中，聂荣臻总结说：“我们这个自力更生的方针，应当说是逼出来的。赫鲁晓夫片面撕毁协定，撤退专家，什么东西都不给了，连图纸也不给了。他不给，我们只好靠自己嘛！结果原子弹造出来了，氢弹造出来了，各方面的工作也跟着上去了。逼出来一个自力更生，是一件大好事。”[12]事实证明，有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方针的指导，中国才不至于在苏联突然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变故来临时措手不及，而是能够继续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顺利推进我国的科技工作。

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点

聂荣臻认为，要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首先要求我们了解当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综合本国的实际能力和可能，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发展规划。此外，要真正做到自力更生，还必须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发展科学技术主要依靠本国的科技人员

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首先应是该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应该依靠该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同样，我国的科学技术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依靠谁？只能依靠自己，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来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因此，大力组建、培训科研队伍，是发展科技事业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对此，聂荣臻高度重视。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科技人员还很少，一些外国专家因此认为：中国开展科研工作是七八年后的事了。但聂荣臻心中自有一番想法：只要把现有的科技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不仅可以开展科研工作，更主要地是依靠这批现有的力量，还可以自力更生地建设一支科技队伍。[13]聂荣臻主管全国科技工作之后，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对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一是将高级知识分子集中到科研部门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能带研究生的导师约有2千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在教育系统和产业部门，在科研系统的大约只有二三百人。他们中既有旧中国留下的爱国科学家，更有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家（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他们中有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吴阶平、邓稼先等），[14]也有从各条战线抽调来的水平较高的科学家。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人数虽不多，但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具有一流的专业知识，将他们集中到科技战线上来，对于发展我国科研事业，特别是攻克科技难关，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二是重视中级科研人员的成长。聂荣臻清醒地认识到，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年龄比较大了，中级科研人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未来科研事业发展的命运取决于中级科研人员的成长速度。因此，聂荣臻在主持全国科研工作期间，从新中国成立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中，选调了工作能力较强，能独立完成某项科研课题的，大约1千多入到科研系统来。采取“带徒弟”的办法，由高级研究人员带助手来加以培养。三是发挥初级科研人员的潜力，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避免学非所用，人才浪费。并采取在高校中开设科研急需的专业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在有条件的研究院、所举办或联合办业余大学、夜大学，在各单位办中等专业学校等方法，加速培养科技人才。通过这些方法培养出来的这一大批初级科研人员，富有朝气，好学上进，在高中级科研人员的带领下，为我国科研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到1962年，我国的科研人员已达9万4千多人，其中研究员、副研究员2800多人，助理研究员7700多人，实习研究员5万多人，而且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初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研工作的需要。[15]就这样，聂荣臻对我国科技人员充分信任，对建设和发展科学事业充满信心，组织我国的科技队伍向科学进军了。

（二）要广泛开展国内的科技交流和合作

聂荣臻认为，除建立一支过硬的科技队伍外，还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科技成果的交流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在聂荣臻主持全国科技工作期间，从以下几个措施加强了国内科技的交流。

一是提供科技交流的场所。为促进科技成果的交流，1958年9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联合会和中华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成立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各省也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据统计，全国科协有46个全国性学会，各地方的学会有七八百个，“科协”下面还组织有各种专门学会，各个专门学会成为开展学术活动、发扬学术民主的重要场所，能够使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这些学会里经常进行学术讨论，交流总结经验，促进群众性的科学普及、科学实验、技术推广等工作。“科协”还出版了多种刊物、摄制科学电影等，向广大群众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为了给科学技术人员创造交流的机会和条件，加速其成长，聂荣臻指示国家科委，在进行全国的科技成果和研究经验交流，举办各种不同规模的产品或成果展览会，开展各种学术讨论会。在聂荣臻的指示和督促下，从1961年到1965年，每年由国家科委主持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让科学家们进行学术和经验交流。此外，为了给科技人员创造较好的活动条件，为科学家们的休息和学术活动提供场所，1963年在首都建设北京科学会堂，聂荣臻几次听取汇报，研究科学会堂的设计施工问题，经常督促检查落实情况。1964年1月，北京科学会堂在聂荣臻的关怀下正式建成，他还出席了落成典礼。

二是加强全国科研机构的协作。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起，在全国全党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气氛鼓舞下，国务院各产业部门积极组建科学研究机构。到1962年，仅北京地区，直属国务院各部委的重点科研机构就有：钢铁、有色金属、矿山、电器、机械、水利水电、煤炭、化工、建筑、地质、纺织、农业、林业、铁道、交通、邮电、医学等20多个研究院。各地也建立了许多科学研究机构。据统计：1962年，我国的科研单位已由1956年的380多个发展到1300多个；科研人员发展到9.4万多人。[16]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要充分发挥各科研机构的作用，还必须加强它们之间的协作，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要加强国防科研系统、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地方研究机构的建设与相互合作。对此，聂荣臻十分重视。他把各产业部门的科研力量，看成是组织科技战线大协作的重要方面军之一，要求各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不但要努力使本机构成为本专业领域内全国科研的中心，还应该力所能及地参加全国重点科研任务的协作攻关活动。早在1958年，聂荣臻在出席全国第一次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时，就反复强调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强调地方科研力量在完成本部门的科研任务后，要积极参加全国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因为如喷气技术、空气动力学、高温合金、高能燃料、人造卫星等重大项目的科学研究，不可能也不需要各地单独搞，只有全面协作才能取得成果。聂荣臻的讲话，进一步调动了各地方的科研力量参与全国科技事业大协作的积极性，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迅速形成了大力协同攻关的动人场面。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两弹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研究、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的研制方面，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使地方科研部门这支重要力量，在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进程中，与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等承担尖端科技研究的部门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是出版科技刊物。1962年，在广州科技工作会议上，科学家们反映，科研成果迟迟不能发表和推广应用，国家花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出不了实验室，长期锁在保险柜里，在生产建设上不能利用，在学术上不能交流，是很大的浪费，这是很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科学论著不能及时发表，不能取得国际上的及时承认，不仅挫伤了科学家的积极性，而且也有损我国的荣誉。聂荣臻急科学家之所急，想科学家所想，立即从广州打电话指示：“出版的问题，要专门抓一下，使科学家的成果有地方发表。”[17]根据聂荣臻的指示，1963年5月，国家科委会同文化部，在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下，召集各科技出版社、新华书店和邮电系统的77个单位开了科技出版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全国性科技出版会议，受到许多科学家关注。为开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聂荣臻过问筹备工作，使会议开得很成功。通过会议，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使我国科技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和科技交流工作进入一个繁荣的新时期。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我国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刊物、资料、论著的出版工作的领导，充实了内容，提高了质量，使各科技刊物成为促进科技发展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

四是加强科技情报交流。科学研究成果如何推广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大问题。研究成果不容易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情报不通畅。为此，聂荣臻指示：国内的科学技术情报交流，要大大加强。[18]遵照聂荣臻的指示，国家科委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全国科学情报系统。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出版了11种科技情报和文摘刊物。此后，该所除继续扩大出版外，还密切注意当前世界科学发展动向，开展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科技情报工作。另外，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下，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科研部门都建立起了必要的科技情报机构；二是出版公开的主要反映群众创造发明的刊物——《创造与发明》，由国家技术委员会负责，促进了科技成果和经验的迅速推广和普及；三是在北京建立科学馆，汇集和展览全国科学技术最新的成就。这个展览馆成为一个固定的全国观摩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场所。除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努力来传递科学技术信息外，聂荣臻还指示文化部、科协都要重视科学普及工作，要用科教片来进行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因为科教片形象生动，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够看得懂，并且可以直接配合、支援农业生产，作用很大，即使对于少年儿童而言，看了这些科教片也可以引导他们热爱科学。所以，科教片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好方式。

五是鼓励发明创造。聂荣臻不仅高度重视尖端科学技术的攻关，对于产业部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也非常关注。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发明局”主管全国的发明创造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在聂荣臻的经常关心与具体指导下，草拟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于1963年10月2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公布实施。从那以后，推动发明创造活动和奖励发明成果就作为国家科委的一项重要工作，经常性地开展下去。《条例》的颁布，使广大发明家、技术人员、青少年无不受到巨大的鼓舞。为了促进科学成果和经验的迅速推广和普及，在聂荣臻的指示下，继续保留和加强了反映群众创造发明的刊物——《创造与发明》，使之成为各地、各部门科学技术新发明、新成果交流不可或缺的媒介。

群众性的创造发明活动不仅促进了生产领域的技术革新，也把我国发明创造活动推向了深入，推向了高潮，我国的科技发明和创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即使到了晚年，聂荣臻对于科技创造发明的关注和热情依然不减。1984年9月，我国134位科学家、工程师提出成立“中国发明者协会”的倡议，这个有利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倡议立即得到了聂荣臻热情的赞扬和支持，并欣然接受科学家们的公推，担任了协会的名誉会长。他还给协会成立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这是促进科技工作发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相信协会将使“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他进一步指出：“推动发明活动既是物质文明建设，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有利于生产新产品，发展新技术，而且有助于把群众的积极性，把青年的旺盛精力引导到学习科学文化，钻研技术上来。”这表明聂荣臻不仅重视当代科技的发展，更是把青少年作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接班人寄予了厚望。

每当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新成绩、新进展时，聂荣臻总是感到由衷地高兴，喜形于色。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召开时，他对取得的成绩无比地喜悦。他说：“这反映出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已深入人心，开花结果。”他总结说：“发动群众搞发明创造正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发明协会的工作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的，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是大有潜力可挖的。”他勉励协会“鼓足干劲，再接再厉，把发明创造的群众活动更有力地向前推进，在改革中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成绩”。[19]

通过以上措施，促进了国内各方面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带来了自然科学学术讨论的日益活跃，也使我国科学技术人员获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科协所属的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其中发表的论文字数，1958年比1957年增加47%，比1952年增加21倍，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20]科技成果推广和学术交流也开展得蓬蓬勃勃，仅1964年，各个专门学会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共举行了100多次，宣读和讨论了几千篇学术论文和报告。我国科技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繁荣昌盛的可喜局面。

三、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学习借鉴别国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

发展科学技术，自力更生自然是我们的立足点。但是学习和借鉴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迅速追赶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聂荣臻看来，发展科学技术也要尽量争取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技成果。在这方面，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和思想。

（一）走出去学习借鉴别国的先进科技

一是派遣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实习和考察。为了改变我国科技力量薄弱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派了大批青年到国外去学习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当时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我们派学生出国学习的工作到1959年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0年至1953年，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三年共派出1700多名。第二个阶段是1954年至1956年，当时由于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着手制定科学规划，所以确定了“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三年共派出留学生5800多名（其中研究生1200多名）。在这个期间内，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先后对留苏大学生的专业进行过三次调整，抽调了一部分原来学习社会科学、理科和一般工科的大学生改学工业和国防方面的重点和尖端学科。第三阶段是1957年至1958年，这时期的方针是“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后来又规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毕业后又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以便在国外学习中，真正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总之，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先后选派了近万名青年到苏联留学。

聂荣臻不仅对派遣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十分关心，对他们学成回国后能否学以致用更是关怀备至。聂荣臻通过与他们的交往，发现有的留学生回国后在工作安排上专业不对口，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遵照他的指示，国家科委专门设立了科学技术干部局，对全国的研究生以及每批留学回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中的每一个人的工作一一进行具体安排，使他们能够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人才的潜力。曾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一位在法国搞水声学研究的科学家，1956年回国后却被分配到中科院从事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聂荣臻知道情况后，要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调他回来建立我国水声学研究队伍，让他回到了他所擅长的本行。在聂荣臻的亲切关怀下，这位科学家所学专长有了用武之地，并成为了我国水声学方面的研究专家。

1962年，聂荣臻在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再次强调：留学生、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有一些很不合理的现象。不少人学用不能一致，而需要单位又分不到这些人才；有些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时是配套的，回来后就被拆开了。这是人才使用上的很大浪费。他要求国家科委先就这三年来分配的留学生作一次普遍调查和调整。经过调整，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更加合理，使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科学技术能够更好地在国内发挥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派出代表团开展科技合作。1956年，聂荣臻在《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为力争苏联政府的援助，仍需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以便将中国目前科学技术力量、准备情况，以及中国方面的积极情绪作较系统地反映，进一步了解苏联在这方面的情况，争取给予我们更多的援助。同时，他深谋远虑地指出，与国外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不应局限于苏联一个国家，还应该考虑从其他兄弟国家聘请专家来华，进行某些专业（如无线电电子学等）的帮助，和某些技术设备的援助。

聂荣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主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建设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但他同时指出，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不是自我封闭、排除一切可能的外来援助。1956年7月，因为国际形势的演变，苏联在新技术援助方面有些松动的表现。聂荣臻抓住时机向周恩来建议，应尽量争取苏联的技术援助。经过聂荣臻的积极活动，1956年8月，李富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向苏联提出了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并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进行谈判。以后又经过若干次接触和谈判，1957年9月，聂荣臻终于与陈赓、宋任穷等率团去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并于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将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研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靶场建设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援助。虽然从后来的援助情况看，苏联答应给我们的援助，只是几个旧的型号和供仿制用的有关技术资料，但毕竟派遣了相应的专家开展工作，对我们在较短时间内原子能工业建设尤其是导弹生产的起步起了很大作用。1957年11月，我国派出以郭沫若为首，有若干著名科学技术专家参加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确定了122个科技合作项目。1960年2月，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国又派宋任穷去苏联谈判，希望苏方能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1962年，以庄逢甘为首的风洞代表团到苏联再次同苏联专家谈判，方针仍是力争外援，但遭到苏方拒绝。虽然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我国派出代表团争取苏联的援助未能尽如人意，但它充分体现了聂荣臻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博大胸怀和把握政策的灵活性。

三是派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参观考察。聂荣臻认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因此，大量的工作还是学习和掌握外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成就。虽然我们有志气独创，但是，必须以学习掌握已有的科学技术成就为基础。积极加强国际上的科技和学术交流，千方百计地吸取国外对我们有用的科学技术成果，是加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方法，如派人出国考察、参观、开会、驻厂验货、买专利、加强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等。

1965年以前，我国主要是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和社会主义国家召开的学术会议。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5年，我国曾派出72名科学技术人员参加联合所召开的28次学术会议。也有少数科技人员出席在西欧举行的学术会议，如欧洲化工会议、国际焊接会议等。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陈善铭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植物植保会议。1961年，聂荣臻利用文化友好代表团去日本访问的机会，安排了科学技术管理和研究人员参加代表团，赴日进行考察和参观。196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与日本兼商株式会社代表进行了关于农药技术的交流座谈。1972年后，同西欧、北美的交往逐步增加。1972年，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英国氦冷高温反应堆元件设计会议；参加了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核电站落成典礼。1975年，派小组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欧洲国际核能会议，会后对法国、联邦德国和瑞士的核设施进行了考察。[21]通过参观考察，科技专家和科技人员开阔了视野，找到了差距，学到了经验，更明确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二）请进来开展国际间的科技合作和交流

一是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担任顾问和提供咨询。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人才的缺乏，成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因此，向外国尤其是苏联学习，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据中国的档案文献，到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占了89%，约10260人。[22]而1959—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23]此外，还有大量的军事专家。据目前看到的我国有关资料，海军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3390人，再加上空军、炮兵、通讯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有人估计苏联专家和顾问总数在万人以上。[24]如此计算，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另据苏方统计，在1954—1957年中，按照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25]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很多苏联专家来华是为了满足我们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对我国恢复经济和国防建设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科学联系，共同进行某些项目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与苏联的合作。仅1955—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6个协定，使我国核工业建设有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有的地方也与苏联进行过科技合作，如从1955年起，苏联先后派专家到福建鹰厦铁路建设工地、古田溪水电站、南平造纸厂等重点建设工程现场进行技术咨询服务。

第二，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合作研究。1956年3月，我国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协定》，并同最初参加协定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于同年9月成立了该研究所，其目的是为了各国科学家在核子物理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中进行合作，以扩大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我国先后派往联合所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共130人，同时，在那里工作的人员最多时达60人。这些人主要来自二机部所属研究所，也有的来自一些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总的来说，通过参加联合所的工作，对于我国核事业创建时期培养人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初曾在联合所工作过的科学工作者，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国有关领域的中坚力量，有的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第三，对阿尔巴尼亚的技术援助。应阿尔巴尼亚的要求，我国曾三次派出共计32人的专家组赴阿帮助开展铀矿地质普查工作。根据中阿协定，1965年9月，我国派出6人的专家小组赴阿考察。1966年4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阿。

三是同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往。聂荣臻认为，我们不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科技交流，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遗产，和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6]1960年以后，我国与苏联、东欧等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中断，开始小规模、小范围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科技交往。1960年，丹麦玻尔研究所领导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尼•玻尔作出了同新中国开展科技交流的决定，成为最早接受与新中国科研人员进行交流的西方机构。1961年，他邀请我国在“联合所”工作的青年物理学学者冼鼎昌到他的研究所工作。1962年10月，他的儿子奥•玻尔应邀访问我国，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做了学术讲演，并同该所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国青年物理学者杨福家、卓益忠等5人陆续应邀到该所工作。1973年，奥•玻尔曾再度访华讲学。随后，我国又陆续向该所派出了更多的访问学者。玻尔研究所与我国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培养中国的核物理工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此外在1963年，我国同日本、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科技交往，除了石油化工之外，其他各个基础工业，我们提了66项关键的技术项目，并积极探询情况。[27]尽管到1964年，66项技术项目中，只有6项签订或部分签订了合同。[28]但对于当时中国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包围中，还有很多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对立情绪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难能可贵，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同聂荣臻的领导和鼓励是有关的。在这期间，我国还派了两个航空小组到西欧国家和日本考察，对这些国家的航空业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差距、承认差距，更快地缩短差距，赶上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产生了重要借鉴作用。

四是了解国外学术动态，搜集国外科技情报资料。在积极与国外开展科技交流的同时，聂荣臻非常重视对外国科技情况的掌握。他认为，加强科技情报工作与国际学术交流，对缩短与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并进而达到赶超目的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为了熟悉国外先进科技的最新消息，他经常阅读国防科委送阅的《科技动态》，新华通讯社编辑的《参考消息》。他还了解美、苏、英、法、日、德等世界强国的科学技术动态，研究追赶他们的途径。他常说：“世界的情况要摸，要知己知彼。人家的工作和成就，我们要参考，我们讲群众路线，为什么外国的群众力量不应用呢？对于五类科学技术情报的管理、研究和使用问题，要提出方案。”[29]聂荣臻指出，应建立全国科学情报系统，即在国家科委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之下，各部门和各地方都应建立必要的情报工作机构，在公开合法的前提下，设法搜集外国发行的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复制，以供科学研究和教学参考。

1959年3月，遵照聂荣臻的指示，为配合开展尖端技术的科研工作，国防科委成立了科技情报研究所。1965年1月，聂荣臻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委托范济生副秘书长向该所传达了聂荣臻的几点重要指示：科技情报研究所要为中央军委、国防科委提供决策性情报；要经常研究国外情况，提出材料；耳目要灵、要快、要抓苗头；要把主要力量摆在情报研究方面，当好领导机关的情报参谋。聂荣臻的指示，科学地处理了在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中自力更生与吸取他人所长、为我所用的辩证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科技情报中心工作迅速向前发展。在他的关怀下，国防科技情报机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收藏文献210多万份，联机检索容量800多万篇；同世界上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个组织保持着学术和业务联系，是国内5个国家级科技情报单位之一，4个国家级的联机检索中心之一，也是全军唯一的一个拥有900多名科技干部的综合性的国防情报中心。[30]

1960年，二机部也成立了专门的核科技情报机构——十一局，1966年改称情报所。在上世纪60代初，核科技情报工作人员对世界上核工业起步较早的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摘译、专题综述或全文提供等方式，供领导以及在科研、生产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对我国核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聂荣臻非常重视图书档案资料工作。在当时，我国图书馆的发展还没有全面规划，各系统、各单位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和协作，藏书分散而又重复。聂荣臻认为，图书档案资料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让科学家、研究人员打开眼界，看到世界上最新的东西，经过他们的消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指示北京、上海根据现有的收藏条件，把几个较大的图书馆首先组织起来，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服务，并负责指导和帮助其他图书馆的工作，用这种做法把全国的主要图书馆组织起来。为方便科技人员的查阅，又出版《全国新书通报》、《西文图书联合目录》和中、西文、日、俄期刊联合目录等。图书馆之间开展了馆际互借，使之能更有效地为科学研究服务。1959年，二机部成立了核科技书刊出版编辑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进口图书的外汇大幅度下降，进口图书的体制也不适应科研工作发展的需要。1962年广州科技工作会议后，聂荣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专门提出进口图书的问题。此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进口书刊的外汇逐年增加，1964年比1962年增加了一倍，科技图书资料的供应工作得到了改善。1962年由国家科委筹建了中国外文书店。聂荣臻对书店的工作和经营思想作了明确规定，他指示中国外文书店的经营，要树立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1964年，中国外文书店在北京科学会堂设立了一个国外新书销售服务部，聂荣臻、郭沫若等亲自参加了开幕。他们希望外文书店为科学家和科技人员送书上门，服务到家。这个服务部的设立为中国科学院和各单位在京的一些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及时查阅最新书刊的场所。

四、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关系

（一）自力更生是发展科技的立足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中的各种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一切事物不但都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而且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有着自己内在的原因和规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并不排除外部原因对事物的影响，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集中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上述基本观点。聂荣臻告诫我们，国外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吸取和利用国外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讲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并不等于放弃国家利益。而是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在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和损失的情况下，开展与外国的科技交流活动，也不等于全盘照搬国外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吸取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知己知彼，了解并承认自己的差距，下决心有步骤地去学习先进和加强自我学习，进一步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对国外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必须根据我国的需要加以引进。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及要走的道路；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实践都证明，依靠外国，就难以保证政治上的完全自主，自己的命运就会受人摆布，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科技发展道路。我们更应看到，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性质和具体国情不仅决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决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也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1958年，在导弹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特别阐述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革命是靠我们自己干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也不例外，时间长点，困难多点，也得靠我们自己干。”[31]他又强调：“引进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自力更生，这一点认识必须非常明确。”[32]要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不能依靠别人，更不可能依靠外国实现现代化，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只有立足自力更生，才能使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受制于人，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才能够打破来自各方面的封锁和破坏，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59年，聂荣臻在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讲：“我们当然要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加速我们前进的步伐，……可是，光是依赖外援是不成的，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研究工作，否则我们只能老跟在世界水平的后面，永远跟着别人跑，……要立志以自力更生为主。”[33]我国的科技工作正是由于坚持了聂荣臻提出的“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我们才很快地掌握了尖端技术，闯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行研制的道路。可见，聂荣臻把自力更生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立足点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更是符合我国当时科技发展状况的客观实际的。他指明了科技工作的方向，奠定了我国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开展科技交流的思想基础。

（二）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是辩证统一的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我们既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同时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决不是闭关锁国，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科技经验和拒绝一切外国援助。在中国历史上，闭关自守是导致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然而，在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却用闭关锁国政策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潮流隔绝开来。古老的中国因封闭而导致落后，又因落后而不断挨打，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聂荣臻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两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他强调科技发展应立足于本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结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特点与实际情况，独立地制定和实施适合本国发展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又着重指出，迅速掌握世界科学技术现有成就，避免不必要地从头研究国外早已解决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后进国家赶上先进国家，少走弯路的重要经验。我国要从落后赶上先进，也必须如此。那种认为只有自己从头摸索才算是科学研究，不去吸取国外已有成果的做法是不适当的，那将使我们浪费许多时间和力量。聂荣臻认为要达到在短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的目的，如果单纯依靠本国的科技实力，完全不要外国的援助，是很难做到的。相反，如能得到外国的科技援助，不仅可以少走弯路，缩短研发科技新项目的时间，还可以节省大量科研经费。他强调指出：“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利用别人已有的成就，相反地，越能善于利用国外现代成就，我们科学技术上自力更生的力量就更加加强。这是一条加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捷径。”[34]因此，我们不能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军奋战，万事不求人，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只有充分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学习和吸收世界上先进的科技成果，借鉴和运用适合我国情况的成功科技经验，才能既发挥本国的优势，又利用别国的长处，节约时间，节省资金，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1959年，聂荣臻在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还指出：“从方针上说，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提请苏联援助，还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既自力更生，又力争外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符合辩证法的思想。”[35]但同时他又强调，对于引进外援，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他还提醒大家注意，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国际技术交流和合作，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科研设备，提高自行研制的起点，加快发展的速度，为自力更生发展科技服务。否则也将造成极大的浪费。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聂荣臻以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从1956年领导600多名科学家制定了“12年科学规划”并立即付诸实施，为中华民族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石，使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暂的50多年中，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技体系，建立了5000多个研究机构，覆盖了基础科学、农业、工业、能源、交通、环保、高科技、医药卫生和社会科学等全部领域。在各领域都取得了前沿性的成就。诸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高温超导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国的运载火箭，50多次发射了卫星，还把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卫星送上了太空，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50多年的时间及其取得的成就足以向全世界表明：只要在科学上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脚踏实地的勇气，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到。在这方面，聂荣臻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聂荣臻等在实践中亲手培育起来的“两弹一星”精神，即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其中“自力更生”的精神，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1]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2]  周均伦等《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3]  周均伦等《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

[4]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4页。

[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7]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5页。

[8]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9]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184页。

[10]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30页。

[1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07页。

[12]《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页。

[13] 周均伦等《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

[14] 金冲及《周恩来传》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2页。

[15]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7页。

[16]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85页。

[17]《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1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19]  周均伦等《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450页。

[2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21]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21页。

[22] 1954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第96—106页。

[23]  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 基本现状及政策变化》，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4]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页。

[25]  1954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第96—106页。

[2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27]《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2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页。

[2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30]  周均伦等《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31]  周均伦等《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

[3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

[33]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34]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35]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