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力协同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思想

聂荣臻是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苏联撤走专家、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严峻形势下，作为主管我国科技工作和国防科技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坚持党中央关于“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以无比坚定的决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组织全国大协作，坚持开展科技攻关，为我国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学习、研究聂荣臻关于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思想，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对于我们应对知识经济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施科技强国强军战略，大力推进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和科技水平较为低下的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大力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在这方面，当时发展“两弹一星”、核潜艇和计算机等尖端技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958年12月，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聂荣臻指出，由于当前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尖端科学技术，大力发展这些尖端科学技术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不能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不能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1959年2月，聂荣臻在写给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新兴的尖端科学技术包括原子能、喷气技术、无线电电子技术等，是许多科学技术“尖端”的综合表现。发展这些新兴尖端技术，可以带动一系列部门前进，迅速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工农业的发展，有极大的意义。因此，要大力发展它，力求更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聂荣臻在多次讲话中具体分析了国防尖端技术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他认为，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业部门是和国防工业生产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更不用说间接的关系了。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民用工业部门，特别是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仪器仪表等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这样，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需要，就会带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国防新技术成果，又可以迅速向民用工业部门转移，提高民用新技术水平，两者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起良性循环作用。他举例说，在尖端技术方面，以导弹、原子弹作为研制重点，就能带动耐高温、耐腐蚀、高强度等新型材料的出现，带动化工材料、高能燃料、精密仪器仪表、电子技术、测试技术、计算技术、自动化技术、放射性医学以及许多理论科学的发展。因此，从新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发展尖端科技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对于刚刚起步而又面临经济残破的新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二）打破帝国主义核威胁、核讹诈的重要保证

新中国建立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和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政权能否得到巩固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扬言要对中朝两国使用核武器。聂荣臻深感刚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要想不再重复被欺凌的屈辱痛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用尖端的武器来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而建立起足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的国防。早在1950年，他就向党中央提出，必须减少步兵数目，省出钱来，以加强海空军和特种兵建设。1954年10月，聂荣臻负责军工生产后，为了掌握我军武器装备的基本情况，他带病坚持工作，于1955年4—6月深入到重庆、成都、昆明的八个军工厂作调查研究。这次实地考察使他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军事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落后，从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使命感。他说：“1954年军委分工我管军工和武器装备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我曾到西南调查。……在重庆昆明，我亲身感受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1]面对这样的状态，他斩钉截铁地指出：“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容许再继续下去了。”[2]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中国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由周恩来总理负责这项工作全局性的领导和组织，聂荣臻则是具体执行中央决策的组织领导人。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在这个月29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以后，他又多次指出：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做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原子裂变和热核反应，在各个方面利用原子能的最新技术，掌握无线电和电子学的最新技术，掌握喷气和火箭的最新技术等等。我们应该在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制造出世界上最新的武器，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装备起来，把我们的人造卫星送上天去。1963年4月，在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他强调要大力突击尖端，“两弹”要尽早地过关。他认为尖端什么时候过关，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会彻底地全部破产。因此，发展尖端武器是加强我国国防建设和打破帝国主义核威胁、核讹诈的需要。

（三）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聂荣臻认为，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伟大号召的指引下，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同现代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相比较，我们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为了尽快地缩短这个差距，争取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必须善于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发展尖端技术作为突破口，从而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迎头赶上的目标。1959年12月28日，在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聂荣臻号召大家要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和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他针对当时部分同志提出是否要很快发展尖端技术问题时指出：“有人认为搞尖端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把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和发展一般国民经济的技术对立起来，这种观点是不对的。”[3]他认为，尖端技术和一般科学技术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国防和尖端技术的发展，需要国民经济生产技术水平作为基础。而国防现代化与发展最新技术的需要，不但强有力地推动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展，而且能够带动现代工业技术的迅速提高。这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和最新工业生产部门，迅速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尖端技术带动一般工业技术的发展，不但在我国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很多尖端技术往往都是先应国防的需要而研究，等到技术成熟、经济上合算以后，就在国民经济中大量采用。如果我们不发展这些尖端，不过技术关，那么，国民经济采用新技术的进度就更加拖后了。因此，聂荣臻在1956年参与领导制订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时，坚决贯彻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在充分论证和认真讨论的基础上，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共57项、研究课题600多个。尤其是这个规划中的国防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5项尖端技术，而且把它们列为12项重点项目的前列。这5项尖端技术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正是聂荣臻培育的这“五朵金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也带动了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导弹、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就是这“五朵金花”结出的丰硕成果。

二、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

我国是一个经济和技术基础都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了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首先取得突破，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决定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聂荣臻等到会。会议专门听取了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对原子武器原理的讲解。毛泽东在会上明确地提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5]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这次会议决定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研制中国的原子弹。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令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中央在成立原子能三人小组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凡有关原子能事业，除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向中央负责对原子能工作进行指导外，其具体业务由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管理。

当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研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由此，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被正式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了。1956年2月，刚从美国回国不久的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在周恩来启示下，也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的工作。4月13日，国防部通知，航委正式成立，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安东（兼秘书长）、刘亚楼、王诤、李强、钱志道、王士光为委员。之后，随着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聂荣臻又先后受命兼任了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任。他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积极协助周恩来总理，筹划和组织我国的导弹、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核潜艇等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国防尖端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聂荣臻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卓越功勋。

（一）“两弹”必须坚持攻关，不能下马

聂荣臻在挑起发展中国的导弹、原子能事业这副领导重任后，前进的路上遇到了重重艰难险阻，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战略高度，始终坚持两弹攻关。

1956年4月17日，聂荣臻主持召开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航委的方针、任务及工作程序等问题。会议在先研制飞机还是先研制导弹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些人认为，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应该先研制技术上比较容易的飞机。也有人主张应该先发展导弹，认为这可以体现“迎头赶上”的精神。聂荣臻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指出：根据中央的方针，中国应该先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上，先导弹，后飞机。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研制导弹和飞机都是困难的，先集中力量研制技术上更为复杂的导弹，其成果会对研制先进性能的飞机有好处，否则，只能研制性能比较落后的飞机，始终会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和被动的地位。经过聂荣臻的分析和说服，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了，会议最后确定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是：“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和制造。首先要研究制造短、中程的火箭、导弹。”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及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德国飞弹技术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各种用途的导弹的研究工作，特别是近五、六年中，发展颇为迅速。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无线电定位、电子计算技术等科学技术的成就与发展，可以看出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途。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几年内解决一种或一种以上导弹的研制问题。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聂荣臻已经敏锐地看到当时国际科技发展形势对我国形成的挑战，看到了导弹的研制和应用所带来的广阔的发展前景，由此他急切地盼望着中国能够尽早拥有导弹，因而他要求立即开展导弹的研制和培养干部的工作。其心之迫、其情之真，其意之切，已跃然纸上。

由于中国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发展导弹、原子能这样的尖端技术，其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有时甚至是超乎想象的。如果能够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那将大大缩短中国导弹与火箭的研制进程。1956年7月，李富春副总理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聂荣臻的建议，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关于请求苏联政府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提供援助的计划》。可是在9月13日，苏共中央答复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可以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导弹模型，派5名教授来中国学校中组织导弹技术专业的教学工作，并且进行授课。再就是可以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理由是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缺乏干部的情况，根据苏联的经验，在中国建立导弹事业，必须首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在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聂荣臻看完电文后知道，关于导弹技术，苏联政府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国的，苏联根本不相信中国现有的人才具有研制尖端武器的实力。按照苏共中央复电的步骤，中国导弹研究工作要在三、四年后才有可能展开，至于研制成功导弹，估计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大大地推迟了我国掌握导弹技术的时间，对巩固国防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都十分不利。中国决不可能这么等待！这是聂荣臻当时的一个坚定的念头。于是他召集航委委员和导弹方面的专家开会，共同商议中国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苏联帮助也搞，不帮助也要搞。”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我国虽然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还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目前仍在资本主义国家待争取返国的留学生、科学技术人员也还有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有的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只要我们确立了正确的方针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即使没有外援，也是可以独立进行研究的。钱学森表示，中国当时在空气动力、推进机、弹体方面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没有控制装置的射程一二百公里的火箭是没有问题的。科学家们的判断和认识，给聂荣臻增添了很大的信心。一切应立足于自己，辅以外援；有外援则好，无外援也要独立研制。这是聂荣臻确立的一个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明确原则。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争取苏联援助的机会。1956年10月15日，聂荣臻在写给周恩来、彭德怀的《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中，建议继续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

20世纪60年代初，“两弹”研制工作遇到了最为严重的困难。一是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同中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停止援助，并从7月6日至8月23日，撤走了他们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和导弹研制单位工作的全部技术专家，带走全部技术资料。二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误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全国范围陷入粮荒，军队亦不例外。由于粮食不足，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甚至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钱学森主持的导弹研究院、钱三强主持的核武器研究所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们也出现了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短缺，普遍出现色盲、浮肿等营养不良现象。面对这巨大的困难，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战线出现了“两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研制“两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但聂荣臻力主继续研制“两弹”，并且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毛泽东对这场争论非常关心。1961年7月，他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聂荣臻说：不久前看了一份材料，主要讲日本正在争论搞不搞导弹等尖端武器的问题。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还特别讲到，他准备在8月份找聂荣臻等人专门谈一次。

1961年7月18日至8月14日，国防工业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两弹”应该上马还是下马成为讨论和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两弹”发展的命运。

主张“下马”的人，其根据一是尖端花钱太多，我国经济科技基础薄弱，投入大，困难太多；二是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三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果发生战争，还得靠常规武器，尖端武器既然靠不上，不如放一放；四是苏联的技术援助已断，自己研制困难大，进展慢。他们主张只搞常规武器，不搞“两弹”。用他们的话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聂荣臻于7月20日来到北戴河。他在听了方强等人汇报的会议情况后，对会上刮起的下马风感到非常不安。为了说明情况和表明态度，以理服人，聂荣臻多次找人座谈，冷静分析情况，语重心长地对有关负责人说：尖端武器的研制不能停，这方面不争取尽快解决是很危险的，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7月29日、8月3日、8月4日他三次在会上讲话，反复强调“两弹”要继续攻关。尤其是在8月4日的会议上，他系统地讲述了主张继续攻关的意见。他强调的理由是：第一，“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不能动摇，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动摇。第二，三五年内，导弹、原子弹是力争突破的问题，常规武器是配套生产的问题。三五年之内若打仗，两弹肯定用不上，主要靠常规武器。这两方面都要处理好，处理不好都要犯历史性错误。第三，无论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现在上不去的关键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聂荣臻形象地比喻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谁也过不去。第四，继续攻关，可以带动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各方面的进步。两弹技术是当代先进科技的综合性技术，两弹过关了，别的技术也就带动起来了。

聂荣臻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要求大家往远处看，往大处看，终于在后来的会议发言中，多数人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会后，他让当时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把继续攻关的理由、条件和拟采取的措施整理成书面报告上报中共中央。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题为《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这篇长达5000字的报告提出，坚持导弹继续攻关的理由是：第一，我们仿制的1059（近程地地导弹）已经在1960年10月用国产材料仿制出来，并已试验成功。改进型正在设计，自己独立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进行。第二，导弹研究院已经有几千名大学生，还有一支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队伍。第三，在设备和原材料方面，国产率已经达到80%的水平，缺一些，可以想办法自己研制或向别的国家引进。第四，导弹试验靶场已经基本建成，可以适应将来导弹发射试验的需要。

坚持原子弹继续攻关的理由是：第一，核武器研究院也已经有几千名大学生，还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制造原子弹的关键问题。第二，铀矿资源经过这几年建设，已经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第三，铀矿资源的选矿、冶炼与金属加工，核武器装配工厂，都已经有了大部分设备。第四，大型原子反应堆及放射化学工厂，大体可以在1965年建成。第五，原子弹试验靶场可按期完成，保证原子弹试验的需要。报告的结论是，只要继续攻关，可以在三五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

这份报告对于我国尖端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命运中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中央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都同意这个报告。陈毅元帅表示，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风趣地对聂荣臻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毛泽东原本打算找聂荣臻等人亲自谈一谈，但这个报告在实际上等于回答了毛泽东要找他谈话的问题。这样，聂荣臻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对发展“两弹”的明确支持，从而也为这场上马下马之争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上马下马”之争，是中国两弹一星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役。它说明聂荣臻对发展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的高瞻远瞩，是功不可没的。如果当时动摇了，下马了，我国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要取得现在这样的辉煌成就，那是难以想象的。

确定“两弹”攻关了，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保证“两弹”攻关顺利地开展呢？聂荣臻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以下7条方针政策。

第一，各科研部门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他提出：导弹方面以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国防科研的其它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第二，要抓紧“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力争使这7个方面能保证“两弹”攻关的需要。

第三，进一步培养科技干部。聂荣臻特别强调，对于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和最有希望的青年，要重点培养，重点支持，使优秀人才能够更快地顺利地成长。要把培养科技干部看作是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战略任务。

第四，贯彻“科学十四条”，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首先要落实保证由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负责的技术指挥线畅通。从上到下，行政领导不要干预科技工作。

第五，遵照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批示，组织全国大协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拧成一股绳，组织成5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第六，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工作力求踏实。

第七，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此外，整顿产品质量，坚决贯彻“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聂荣臻一再告诫两弹研制部门，一定要过细地工作，要消除一切隐患，绝对不能让导弹带着问题上天。

这些明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步调，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经过国防尖端科技战线上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和指战员的奋力攻关，很快就出现了尖端科技捷报频传的大好局面。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试验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爆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9分14秒，“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飞行爆炸在我国本土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中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发展速度是最快的。我国首次氢弹爆炸试验，赶在法国前面，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公认中国的核科技已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它凝聚了聂荣臻和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解放军指战员的大量心血。

（二）筹划和组织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

1957年10月，前苏联科学家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创了人类进军地球外层空间的新纪元，引起世界关注。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的号召，表达了我国人民发展航天技术、向宇宙空间进军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毫无疑问，聂荣臻作为分管国家科学工作的副总理，尽管中国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见过卫星是什么样子，但既然提出了奋斗的目标，就必须得抓落实。5月29日，聂荣臻就召集部分航委委员开会，在听取了钱学森的汇报后，同意按照钱学森提出的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和分三步研制卫星的方案。由此，我国的卫星研制工作拉开了大幕。

按照聂荣臻的要求，中国科学院把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成立了“581”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负责拟订卫星研制规划，筹建3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第二设计院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为基础，负责控制系统的研究设计；第三设计院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为基础，负责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研究。8月20日，聂荣臻在由他主持起草的给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报告还说，围绕人造卫星研究，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精密机械加工、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应用数学等一系列工作将被带动起来。为此，聂荣臻召集专门会议，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的负责人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

为了充分利用上海地区的工业基础，经聂荣臻批准，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商定，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负责人造卫星、运载火箭总体设计的技术人员从北京迁往上海，并由上海市从有关院校和工厂抽调部分科技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工人，组建上海机电设计院，属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双重领导。

1959年1月，邓小平总书记从实际出发，作出了关于现在发射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研究任务的指示。遵照这个指示，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向聂荣臻汇报后，确定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近期方针，把力量转到重点搞卫星理论探索和研制探空火箭上来，以探空火箭练兵。1960年2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T-7M”型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飞行高度8公里，起飞重量190公斤。卫星的运载工具，是由五院研制的，所以没有受影响。

我国探空火箭技术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初期试验阶段，研制液体燃料火箭；第二阶段为重点提高阶段，研制固体燃料火箭并向小型化发展。继第一枚“T-7M”型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后，经过改进设计，改装为气象火箭和生物试验火箭。1960年10月，我国第一枚T—7型高空气象火箭发射成功。之后，又多次发射了这种火箭，开展了高空气象探测工作。1964年7月19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并回收了我国第一枚生物火箭，飞行高度达70公里。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导弹、火箭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研制我国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科学家赵九章、钱学森等先后上书中央，提出恢复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聂荣臻对他们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请张爱萍副总参谋长邀请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1965年4月，国防科委按聂荣臻的意图，提出了1970年至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获得中央专委批准。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着手筹建有关的实验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在尖端技术部门把动乱抑制到最低程度，尽可能减少损失，聂荣臻于1967年10月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七机部有关部分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中央批准。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列入军队编制，从而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基本正常进行。

1970年4月24日，重量达173公斤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揭开了我国航天活动的序幕，宣告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航天时代。聂荣臻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三）谋划与指导核潜艇的研制

聂荣臻在全力组织领导“两弹”和卫星研制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关注。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实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以后，聂荣臻立即召集海军和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以及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苏振华、罗舜初、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等开会，就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原则、进度、任务分工、组织领导、总装厂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27日，聂荣臻将讨论的结果向彭德怀、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在国防利用方面，聂荣臻认为，“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报告还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的研制分工、核潜艇生产工厂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6]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这样，一项事关海军建设大局，也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科技工程就这样顺利决定了，标志着我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也正式启动了。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整个经济建设处于最困难时期的大背景下，国防科研工作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把研究原子弹、氢弹放在第一位，其它项目则进行了相应调整。关于海军装备建设问题，聂荣臻同意核潜艇的研制本着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留下50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海军、七院、一机部留少数科技骨干，集中力量进行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的研究，从而保证了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不断线。也正是聂荣臻的坚持和建议，在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3月，经中央专委批准，停滞几年的核潜艇工程又重新全面展开了研制，这与前面奠定的工作基础有很大关系。

核潜艇研制工作的重新展开固然是令人高兴的，但在设计上马上就面临着一种选择：是“常规艇型加核动力”还是“水滴线型加核动力”？是先研制导弹核潜艇还是鱼雷核潜艇？面对不同的观点，聂荣臻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进行讨论和研究。他在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后，最后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不然就会搞得两不像。他做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聂荣臻的这个决策可以说是意义深远的。它不仅给科技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体现出他的深邃眼光和胆略。

聂荣臻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始终予以关怀鼓励，他多次出席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作重要指示。尤其是在1967年6月28日的协调会上，针对当时核潜艇研制工作因受到““文革””动乱冲击，许多研制任务落实不下去的问题，聂荣臻鼓励大家坚持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他严肃地指出：核潜艇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要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要鼓足干劲，奋发图强。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也有少数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鉴于此，聂荣臻冒着极大的风险，以大无畏的精神签发了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各有关单位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制工作，不准以任何理由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这一措施，有效地制止了一些单位的派性斗争现象，使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得以排除各种干扰，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核潜艇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聂荣臻不仅对核潜艇的研制方针、计划等大的方面抓得很紧，而且在工程配套、试验和质量等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在聂荣臻的关心与指导下，我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于1971年8月研制成功，下水试航并顺利地完成了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使中国在海洋上有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其意义也是难以估量的。聂荣臻表现出来的深邃眼光、决策胆略、严谨作风和无畏精神，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三、探求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聂荣臻深知，尖端武器装备研制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采取正确的措施和对策，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为此，他勤于思考，深入调研，通过对多年实践经验的认真总结，探索出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客观规律，从而有效地保证并推动了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

（一）走独立研制的发展尖端科技之路

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技术基础都比较薄弱的国家，因此，发展尖端科技事业，一切要靠自己从头摸索，拒绝外国先进技术，自己封锁自己，搞闭关自守，显然是不明智的。反之，如果躺在外援身上或一切依靠引进，靠花钱到外国去买尖端技术，既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又受国际间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制约，也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是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技术成果，走自力更生，独立研制的道路。

在我国两弹研制的起步阶段，曾经有苏联的技术援助，并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展了某些型号的仿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仿制与独创的关系，是执行自力更生方针中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当时一些同志受“大跃进”的思潮影响，轻视仿制，认为“干什么非要仿制，直接搞自行设计就可以”。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指示说：要先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更好地独创。我们知道，尖端技术属于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是花费了很大代价获得的，不可能轻易地就将这些核心和关键技术拿给别人或者卖给别人。因此，对于发展尖端而言，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自己的独创。广大科技专家和科技人员遵照聂荣臻的指示，在学习外国经验，仿制国外产品时，不仅做到知其然，而且做到知其所以然。不仅仿制出产品，而且对原设计图纸、资料，重新进行计算和分析，通过反设计，学习自行设计的本领，在吃透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独创。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一俟第一个型号仿制成功，我国导弹技术即迅速转入自行设计阶段。实践使大家体会到，有条件引进国外技术，开始从仿制入手，是必要的。但仿制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手段，是走向自行设计的阶梯。如果躺在外援和引进技术身上，满足于一个又一个仿制，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爬行，永远处于受制于人的依附地位。我国的航天事业，正是按照聂荣臻指出的从仿制到独创这一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由仿制达到自行设计，地地型号不但解决了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而且也解决了洲际导弹的技术。现在我们的运载火箭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开展对外发射服务，在国际航天领域里占有了一席之地，这正是走独立研制的发展尖端科技道路结出的硕果。

（二）按“三步棋”安排科研生产

20世纪60年代初，聂荣臻在领导导弹、火箭研究人员集中力量攻地地导弹技术关的时候，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内容，就是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一种是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一种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种是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这样安排，可以加强研制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并使不同层次的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落实。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研、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

聂荣臻也强调按“三步棋”要求部署工作，组织队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关系，坚持预先研究先行，型号研制按程序、分阶段进行管理。

加强预先研究，必须坚持预研先行。“三步棋”的第一步——预先研究，是型号研制的前提和基础。预先研究必须以型号研制为目标，型号研制必须建立在预研成果的基础上。凡预研项目，在技术上没有过关之前，不准上型号。所以，预先研究工作必须走在型号研制的前面。只有加强预先研究，坚持预研先行，为型号研制提供比较充分的技术储备，才能提高型号性能，节省研制经费，缩短研制周期。在“两弹”攻关时期，我国的中程地地导弹，从1965年初确定总体方案设计到1966年12月第一次飞行试验成功，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研制周期如此之短，就是因为预研比较充分，采用的技术比较成熟。而十年动乱中，由于只抓型号，削弱以至挤掉了预先研究工作，许多重大技术关键还未取得原理性突破就仓促上马，结果拉长了研制周期，降低了技术指标，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也拖了第二代产品的后腿。当前，我军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大力加强预先研究，抓紧新技术攻关，对于我们建设一支信息化部队，打赢一场信息化的局部战争，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型号研制要按程序办事，实行分阶段管理。“三步棋”的第二步——型号设计研制，是从国家正式下达研制任务开始，到产品鉴定合格交付使用为止。型号研制这一步，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按型号程序办事。根据实践，研制程序一般分为4个阶段，即总体方案阶段、初样阶段、试样阶段、使用阶段。管理者的责任，就是要按照型号研制的不同阶段的任务重点，组织研制工作。在方案阶段，型号设计师及其工作机构——总体设计部，要通过多种方案、多种途径的论证、比较，统一设计思想，筛选总体和分系统方案，经过模样验证、必要的试验和理论计算，选择最佳方案，并对型号研制工作做出全面规划部署。总体方案是否正确和达到总体优化，是这个阶段的关键。方案阶段的工作必须做充分，尽可能避免总体方案的反复。在初样和试样阶段，要抓紧技术经济指标的落实，特别注意技术改进和稳定技术状态的关系。初样阶段的任务，是经过各种试验，修改设计，达到技术指标要求，使之成为试样产品。试样的地面试验要充分。试验工作要坚持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做数学模拟，后做实物模拟；先做局部性能试验，后做综合匹配试验。试样产品经过模拟试验证明达到设计指标的，要冻结技术状态，严格控制设计与工艺变动。

小批生产是整个过程的最后一步，是在产品定型或鉴定合格以后，进行生产。生产中要严格实行质量控制，严格遵守工艺规程，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一致性和规范性。

总之，“科研三步棋”是我国开展科学研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聂荣臻对这一重要规律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两弹”攻关以至整个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从我国导弹研制的实践来看，“三步棋”的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1964年6月东风2号发射成功，1966年10月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6年12月东风3号首飞成功，1970年1月东风4号首飞成功，1971年9月东风5号首次低弹道近程飞行试验成功。原子弹也是这样，1964年10月地面核试验成功，1965年5月空爆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如果当时没有聂荣臻关于三步棋的安排，“两弹”的发展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成果。钱学森对此评价说：聂帅从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连续性出发提出的科研“三步棋”，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符合我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运用它，可以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尖端技术产品。[7]

（三）实行两条指挥线的紧密配合

在组织领导“两弹”攻关的实践中，聂荣臻探索并总结出了一套符合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现代化组织管理体制，这就是“两条指挥线”，即一条技术指挥线和一条行政指挥线。前者是指型号研制任务在技术上实行总设计师领导下的技术指挥线；后者是指由各级行政组成的行政指挥线，它主要负责调动人力、财力、物力，确保型号研制任务的正常进行。

早在1961年7月，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干部大会上就指出：科学技术问题，每一件每一项都要有人负责。特别是高度综合、复杂的技术，更是要有严格的技术责任制。五院需要成立技术委员会，统一指导全院的技术和学术研究工作，重大的技术问题，在技术委员会上要充分展开讨论。技术委员会的主任要对院党委负责，向院党委提出报告并提出技术上的结论，院党委经过认真讨论审查后，支持它，批准它，并通过行政技术系统贯彻执行，各级领导一定要坚决保证其实现。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五院建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指导技术和学术研究工作。设立了总设计师、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到单项设备主管设计师的技术责任制，和在专业研究中的研究室主任、专业组长到课题负责人的技术责任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上下通畅的技术指挥线。后来，又建立了行政指挥管理责任制和行政指挥线，把行政、政治、后勤保障等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以科研工作为中心，紧密配合技术指挥线做工作，保证技术指挥员专心致志地搞科研工作。

首先，以总设计师系统为核心的技术指挥线。一类产品有一个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是型号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的工作机构。型号设总设计师，分系统设主任设计师，单项产品设主管设计师。各级设计师均建立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各司其职。例如，总设计师主要负责与总体设计有关的技术问题，主任设计师负责分系统的技术问题，主管设计师负责单项产品的技术问题。型号研制任务下达后，就任命该型号的各级设计师，构成设计师系统。设计师系统是跨建制、跨部门的技术指挥系统。按照分工，负责型号研制中的设计、技术决策和技术协调工作。以各级设计师为核心，连同各级技术负责人，就组成型号研制工作的技术指挥系统，即技术指挥线。

其次，以计划调度为中心的行政指挥线。各级领导机关的行政领导和各级计划管理部门（主要是计划、调度和技术管理部门）构成行政指挥线。行政指挥系统，要同时面对几个型号。它根据党和国家的要求，按照各型号总设计师对技术途径、总体方案等的分析、论证，根据每一个时期各分系统的进度、配套的情况，制订和实施各工程的计划，进行动态调整，以避免不必要的抢先或窝工。通过行政指挥线，把型号技术协调同计划调度结合起来，把技术责任制同经济责任制结合起来，对需要与可能，任务与条件进行综合平衡，努力实现技术指挥线所确定的技术途径，并根据国家要求，作出统一安排，保证各个型号、各阶段的任务如期完成。

最后，在统一领导下两条指挥线进行紧密合作。型号研制工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技术和行政两条指挥线的紧密配合和互相协调至关重要。在实际工作中，两条指挥线的工作是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两者各负其责，相得益彰。计划调度以技术协调为基础，而技术协调则通过计划调度来实施和完成。技术指挥系统在作技术决策时，必须把技术的先进性同经济的合理性统一起来，认真考虑人力、物力、财力、周期的可能，不能把技术决策建立在不现实的基础上，以避免给行政指挥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同样，行政指挥系统要千方百计从组织队伍、创造研制条件、组织协作配套、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努力实现总设计师系统确定的技术途径、技术方案，保证型号研制工作按既定的程序和目标进行。

两条指挥线对开展我国的科技攻关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这两个系统、两组指挥员都向部门的领导负责，在部门领导的领导下紧密配合，互相协调，加速攻克技术关键，使我们的尖端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一个又一个新的武器型号相继研制成功。这就是我国通过国防尖端技术，导弹核武器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逐步形成的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现代化组织管理体制。[8]而这个体制的形成，每一步都是在聂荣臻直接组织领导下完成的。

（四）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集现代有关领域科技成果之大成。要突破高度复杂的尖端技术难点，各自为政是不可想象的，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实行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根据这个特点，聂荣臻从主管研制“两弹”起，就将当年组织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有效地运用到科技工作中来，并逐步形成了主力攻关、大力协同这样一种组织领导大型科技工程的管理方式，使我国在尖端科技领域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成就。

首先，组新中国成立防科技“主力兵团”。聂荣臻开始主管国防科技工作时，国家的财力物力极其困难，技术力量也极其薄弱。怎样才能实现国防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的任务？聂荣臻苦苦地思索着，他找有关领导同志商量，征询科学家们的意见，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组新中国成立防科技“主力兵团”的思想。

1956年5月，聂荣臻写报告给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组建导弹研究院，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同年10月，导弹研究院正式成立，它集中了当时我国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如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磐、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斌等。1958年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机构，集中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周光召、王承书、张沛霖、龙文光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之后，在中央统一规划下，又组建了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组建了一批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等。正是有了这批国防科技“主力兵团”，国防尖端科技事业才在短时期内有了显著发展。聂荣臻在回顾这项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

其次，建立全国协作网。在主管研制导弹、原子弹的过程中，聂荣臻体验到“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它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

为了搞好大力协同，聂荣臻十分强调大家在集中统一领导下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1958年12月，他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指出：“首先是要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的一盘棋。要在全国范围内，把重大的、关键的科学技术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把中央所属的和地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任务。”[9]进入“两弹”攻关阶段，聂荣臻深知，必须进一步加强大协作的部署，才能打好“两弹”攻关这一仗。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商定，组成两个协作组。导弹攻关协作组由钱学森、王诤、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中国科学院还成立了由谷雨任局长的新技术局，动员30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承担300多个科研项目的协作任务，大大加强了“两弹”攻关的力量。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各地方研究机构的积极性也很高，纷纷主动要求承担任务。这样，全国逐步形成了“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的大协作网。

为了搞好大力协同，聂荣臻还强调方方面面在工作中相互之间要紧密结合的问题。1961年12月，他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要搞好几个三结合，不断突破技术关”，“在工厂内部是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工人三结合；在工厂外部，是工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结合。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实行这几个三结合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在统一目标下，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共同做好工作。这一点，实际上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发展尖端科技事业中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收到了显著成效的。

（五）必须高度重视工艺

聂荣臻认为，有了设计，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优质高产，关键在工艺，因而严格的工艺纪律，是保证尖端产品质量的必要条件。设计如果不考虑工艺要求，那只是纸上谈兵。工艺如果落后，再好的设计也实现不了。他举例说，美国人自己总结人造卫星落后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协调不好，矛盾扯皮，进度受影响。另一条就是工艺不好，承包工厂的工艺不认真，质量没有保证。1959—1960年间，聂荣臻在视察中南、西南、西北地区的一些国防工厂中，明显地感到了有些工厂工艺纪律松驰，不通过试验，就任意修改工艺规程的混乱做法。为此，他明确地指出：在工艺上面，一定要有一丝不苟、严格认真的精神，不能马虎，不能草率。

首先，军工厂要有严格的工艺纪律，要一丝不苟地按规程生产。聂荣臻指出，工厂的工艺工作也要贯彻“三严”精神，要有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在生产中，一些工厂有很多不文明的习惯，有些工厂的工具乱扔乱丢，车间尘土飞扬，图纸改得乱糟糟的，机器的安装和操作不按规程，工艺加工方法自行其是，有些本应十分安静的车间，却在进行紧张生产，或者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于工作的时候却大放广播，嘈杂不堪，分散注意力，等等。这种情况如果不扭转，尖端技术是上不去的。为此，1960年10月，聂荣臻在《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的报告中严肃地指出：“人不讲卫生，就会生病，生产和科学研究不注意清洁和秩序，产品也要得‘病’。”“一件产品，特别是精密尖端的产品，从原材料的检验、保管，半成品或零件的存放、加工，成品的装配、检验，一直到包装出厂，都应该有准确的规程秩序，才能确保质量。”他认为生产中的不清洁和秩序紊乱，是发生质量事故和人身事故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提出必须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地搞科研。1962年5月，他在对一些科技专业应届毕业生谈话时，希望同学们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以确保产品质量。他举例说，一架飞机或一座加速器，是由成千上万个零件部件装配起来的，要经过许许多多工序，件件都要认真加工，认真检验，都要严格地合乎标准，有些零件就是多沾上一点点看不见的灰尘，也会坏事。因此，聂荣臻要求各级领导必须狠抓严格的工艺纪律和文明生产，注意清洁，注意生产秩序，以养成认真对待质量的风气。

其次，要注意革新现有的工艺，采用新的工艺方法。聂荣臻认为，对于大的根本性的革新，如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等，固然要抓紧，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改革。对于小的革新，也千万不要看轻，许多小的改进积累起来，就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每一项革新，都要有关技术科室去总结、鉴定，证明行之有效并能保证质量之后，就要纳入工艺规程，加以推广应用。

第三，改进工艺工作，要提供必要的条件。聂荣臻认为，有些物质条件，要按需要和可能给以解决。比如，在许多精密、尖端产品的生产中，需要恒温、恒湿、防尘、防震的车间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产品过不了关，或者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几，浪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聂荣臻强调不能因小失大，必需的条件不能省，凡是确属必要的，要很快地配备起来。

（六）正确对待科学试验中的失败

科学研究必须要经过多次试验，反复验证，才能使我们的主观设想合乎客观规律。但是，要求每一次试验都成功，那是不现实的。无论是成功的试验，或是失败的试验，都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材料、提供根据的。而在试验中遭到暂时的挫折或是失败，并不奇怪。重大的试验，往往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成功。因此，聂荣臻一再强调做试验研究不要怕失败，当研究试验受到挫折的时候，主要是去总结经验，改进方法，而不是怨天尤人，追究责任，要坚持下去，反复试验，直到成功为止。

1959年1月4日，聂荣臻在第一次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他说，科学技术就是要探索自然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来变革自然，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因此，在科学技术工作上遇到困难，甚至是很大的困难，是正常的事情。摸了底，取到了经验，发现了困难所在，是一件好事。越是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困难越大，暂时遭遇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即使遇到困难、暂时挫折，也要千方百计去克服它，切忌气馁，不要中途而废。失败乃成功之母，只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分析、总结，困难总是能解决的。当年12月28日，聂荣臻在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上作了题为《努力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的讲话，他再次强调指出，搞科学技术研究，应该比经济建设更大胆些。做试验研究不要怕失败，失败了也不要后悔，不要泄气，还是要总结经验，坚持做下去。科学技术试验的失败，往往是以后成功的条件，只有坚持到底的人，才能最后成功。[10]

在实践中，聂荣臻更是不怕失败、敢于和善于战胜困难与挫折的典范。当有的试验失败了，他送去的是安慰，是鼓励，这让科技工作者十分感动。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时失败。消息传到聂荣臻那里，他知道这种时候气可鼓，不可泄，于是让秘书要通了张爱萍的电话，特别嘱咐道：我们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性，不能都是一次成功。这次失败了，下次有可能成功，多总结总结经验，一定不要追查责任。当时，钱学森和任新民两位科学家压力很大。3月31日，钱学森去向聂荣臻汇报这次试验失败的原因。聂荣臻一见到他，就笑着说：没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他还举例说，666是试验了666次才成功的，所以叫666。既是试验，本身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他说，你们这次试验不错，虽然失败了，我们总还是打上去了，积累了数据，找出了失败的原因，这就是很大的胜利。这样一讲，钱学森感受轻松多了，导弹研究院里广大科技人员懊丧的心情也被征服困难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所代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志在必得的气概，展开了更加扎实的研制工作，第二次试验终于成功了。

（七）大力加强尖端科技的基础建设

尖端武器的研制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如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这些都是尖端武器研制中的基础性工程。如果这些基础建设项目跟不上，尖端武器的研制就不能取得突破。对此，聂荣臻的认识是特别深的。他把“两弹”攻关中需要解决的基础建设归纳为七个方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开门七件事”。他说，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而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表仪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七个方面，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1959年4月2日，聂荣臻签发了中央科学小组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安排科学技术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在原子能、电子、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必须着重打好基础，解决原材料、元件、特殊仪器设备、燃料、化学试剂等条件，不能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1]1960年1月8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及远景设想的书面汇报，报告再次提出要突破尖端科学技术，必须狠抓新型原材料、无线电电子学、精密仪器仪表、精密机械技术的研究设计。[12]1961年1月，在《关于1961、1962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汇报提纲》中，他明确提出要狠抓尖端的“开门七件事”，力争经过两年或是三年的努力，做到过技术关，基本满足试制国防尖端的需要。他要求国防科委要以这些项目为重点，抓深抓透。

聂荣臻认为，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等是中国尖端武器研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为此，他在1960年1月21日就加强我国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的发展问题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说：“仪器仪表已成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和尖端技术的薄弱环节之一。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仪器仪表配套，在数量上只能满足六成至八成。尖端技术所需仪器仪表，则还刚刚开始摸索研究。拿各类仪器仪表的品种来说，和苏联等先进国家比较，一般的品种只生产了两成至三成，特殊、高级的（如核子、电子仪器）则只有一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应堆、舰艇、潜艇等所需要的高级仪表，则完全是空白。”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已通知计委、经委、建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五院、一机部、二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的规划小组，全面安排研究，确定试制和生产品种，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以求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并在两三年内，争取解决“研究试制需要新仪器，新仪器又需要新材料”的所谓“连环套”问题。

在聂荣臻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攻关，尖端武器研制所需的新型原材料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聂荣臻于1965年4月和7月分三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书面报告了具体情况。报告说：经过4年努力，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现在基本上能够自己生产了，为新型材料立足国内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新型金属材料方面，已经试制成功、质量稳定并已能成批生产的新型金属材料共达6805个品种。其中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电子、仪器仪表等工业需用的精密合金78个品种中，有55种已能成批生产，23种已试制出来，正在进一步稳定质量；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8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18种。在新型化工材料方面，共试制出3950个品种，包括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重水、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制剂等，已可满足原子能、导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近期发展需要的90%。在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经试制成功并能成批生产的品种达2081项，包括玻璃钢、特种玻璃、玻璃纤维、特种水泥及胶凝材料、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高温涂层、石墨、石棉等。这些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耐辐射以及各种优异的光学、电学、磁学性能，初步满足了国防尖端目前的需要。

聂荣臻在领导我国科技工作的实践中，努力探索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即使在今天，这些规律仍然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的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

       [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6页。

[2]《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4页。

[3]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4]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9页。

[5]《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

[7]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8]《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11]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12]《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