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科技领导体制和科技队伍建设的思想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领导体制和高素质的科技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聂荣臻长期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作，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中国式大科学领导体制的创建和形成，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科研协作和科技攻关，表现出了卓越的科技组织和管理才能，并在这个过程中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科技队伍，极大地促进了祖国科技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重温聂荣臻科技领导体制和科技队伍建设思想，对新时期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创建中国式大科学领导体制

从战争的废墟中刚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还处于很低的水平。中国科学院组建之初，全部研究机构只有22个，研究人员200余人，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也不超过5万人，工农业实用技术还停留在近代科技发展的初级阶段，一些传统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能在不需要现代实验设备的条件下勉强维持，现代科学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逐步巩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的逐步展开，以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强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日显紧迫和重要。新中国的领导人产生了大力发展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任务，他指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聂荣臻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以后，逐渐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涉及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面对薄弱的科技力量和急迫的科研任务，聂荣臻认为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都必须把全国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贯彻后来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这同战争年代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是一个道理。为组建全国性的科学技术领导机构，形成中国式的大科学管理体制，聂荣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一）组新中国成立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制定并实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规划，促进科学技术全面快速地发展，成为历史的客观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56年3月国务院设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具体负责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工作，陆续调集了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规划的编制。其规模之大、动用的人员之广、人才的素质之高，都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少见的。

对于科学规划，当时国内有不同的认识。有一种意见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科学规划委员会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来指导和协调全国整个科学研究工作。聂荣臻不赞同这种认识。他针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实际，联系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认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和选题是否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协同一致，跟进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1956年10月29日，聂荣臻组织起草，并以陈毅、李富春和聂荣臻的名义向周恩来并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建议在完成12年科学规划纲要制定之后，继续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这个报告认为科学规划是全国规模的，而执行时分为3个系统，即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另外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对这几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加以指导和监督。同时，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各方面如果不协调，会产生有些任务落空、有些任务重复等现象，妨碍科学的发展，也会浪费国家的宝贵资源。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这些部门的业务都有其特定范围，本身的任务就很繁重，承担整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全国组织性协调工作是有困难的。另外，全国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个组织，以参加科学规划工作为无尚光荣。这种团结全国科学家的良好组织形式，既然科学家欢迎它，就应该把它保持下来。这个报告同时建议将该委员会中党的10人领导小组改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聂荣臻担任党组书记，并设立一个30人左右的精干办公机构。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同意。随后因为陈毅调任外交部工作，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也由聂荣臻担任。11月16日，中共中央又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

随着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越来越多，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科学技术的领导机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科学规划委员会有100多名委员，又大多是兼职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既不容易集中，又不便于领导。同时，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在工作任务上有一定的重复交叉。因此，1958年10月，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将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共同组成一个专门领导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的职能机构——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中央很快就批准聂荣臻的报告。1958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2次会议任命聂荣臻副总理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下设综合计划局等16个厅局。与此相适应，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也设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统一管理本地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部门。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国务院所属的一个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职能部门。它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后，聂荣臻与各位副主任及有关负责人研究确定其基本任务是：(1)深入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方针、政策，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2)制定和检查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划、计划；(3)组织各有关单位对重大科技项目和科研任务的合作协调，鉴定和推广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科研成果；(4)加强对全国科技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工作；(5)科技方面的计量、标准化工作的统一管理；(6)提供情报资料、化学试剂、仪器仪表等科研保障条件；(7)开展与外国的科技合作和交流活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这一全国性科学技术工作最高管理机构的诞生，宣告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开始步入有计划、有组织、全面地协调发展的轨道。这一机构的组建，反映了聂荣臻在科技管理工作上的杰出智慧，也反映了他善于观察、善于总结、精心指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组新中国成立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和导弹，建立中国独立的战略核反击力量。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2月，从美国归来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即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开始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负责筹备。1956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兼任主任。5月，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统一管理导弹的研制工作。为解决导弹等研究机构组建所需的科学技术人员和政治、行政干部等问题，聂荣臻与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进行了具体的磋商协调。

1958年9月，为加强国防科研工作的统一领导，聂荣臻代军委起草了《关于成立国防科委的报告》。报告指出：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相同的项目，几个单位都在设计和试制；各研究机构之间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不够；试制赶不上设计；设计、试制和使用单位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充分发挥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检查，聂荣臻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军委（国防部）、中央科学小组（国务院科委）领导下进行工作”。[3]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任主任，陈赓任副主任，万毅等22人为委员。

1959年2月，聂荣臻与贺龙、叶剑英等人一起到广西的南宁视察工作。其间，国防部五部部长万毅赶到南宁，向聂荣臻汇报导弹、原子弹的研究机构及其试验基地的建设情况。万毅提出，五部的工作有些与国防科委的工作重复，最好把五部与国防科委合并，便于集中统一领导，聂荣臻表示同意，要万毅回京后向彭德怀、黄克诚转达他的意见。同年3月，聂荣臻回到北京，又当面向彭德怀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在得到彭德怀、黄克诚的同意后，4月20日聂荣臻代军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聂荣臻在报告中说：1958年3月，经中央批准，设立了国防部五部，在军委领导下具体考虑安排全军火箭导弹武器的技术工作，后来5月间又把原子弹的试验和储存工作交给这个部负责。从一年来的工作看，五部的主要工作与国防科委的一部分工作的确有重复。同时，这两个部的机构都不健全。为使工作趋于统一，组织机构比较合理，经过军委会议讨论，决定将国防部五部的现有机构和成员全部合并到国防科委，并明确今后有关火箭导弹和原子能在军事上的利用两项技术的领导工作，在军委领导下统归国防科委负责。

新的国防科委仍以聂荣臻为主任，除陈赓外，又增加了刘亚楼、张爱萍为副主任，五部部长万毅也调任国防科委任副主任。从此，国防科委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国防科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实践证明，这样做以后，对国防科技工作中的重大决策，贯彻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各方面力量的大力协作等，都能够集中统一，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从而加速了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这充分展现了聂荣臻深邃的眼光、虚心的态度、果断地决策和求实的作风。

（三）重视中国科学院的“火车头”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主要担负着两个重要职能，一是以新中国经济发展为目标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二是行使负责管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切事务的行政职能。1954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组织法，中国科学院不再是政府机构，而是全国最高学术机构。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4]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后，对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科学研究中的带头作用十分重视。1957年2月，他在与范长江、李强、王顺桐、蒋南翔等人谈话时提出：中国科学院不能什么都搞，包罗万象，要有重点，要像火车头拉车厢那样带动科学事业的发展。[5]当时，工业部门、高等院校与中国科学院因研究人员调动和机构归属问题曾发生争执，三方各执一词。1957年3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见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时说，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之间不要再发生争吵了，划个“三八线”，具体的“停战协定”，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讨论。6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科学院的体制问题。会上，聂荣臻做了全面汇报。他指出，科学院这个“火车头”的作用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各方面应相互协调、合作，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与会者表示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周恩来要求科学规划委员会加强协调，并要求三方面顾全大局，克服本位主义。之后，聂荣臻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全国科学研究的广阔的基地。聂荣臻认为，我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是合乎世界科学发展总的趋势的。中国科学院不仅是科学家的荣誉组织和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而且是实际从事重点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国家必须在中国科学院所担负的重点任务上，积极予以支持，使中国科学院逐步形成一支坚强的科学队伍，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正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的任务。[6]这次会议后，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和政府各部门的研究机构在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明确，有关科研工作体制的争端延续半年就此平息。在聂荣臻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与研究工作，都较快地逐步得到发展。1962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由1956年的40几个发展到100多个，形成了包括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的科研基地，成为中国科技事业开展科技攻关的最重要的方面军之一。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5个小组。聂荣臻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组员有宋任穷、王鹤寿等。至此，聂荣臻一人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这三个国家级的科技领导机构都由聂荣臻抓总牵头，直接对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指出，国家科委与国防科委，加上中国科学院形成了全国比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从规划、计划的制定、报批、检查，到科研任务的确定，科研人员、经费、物质的管理分配都由这三个机构统管起来了。[7]聂荣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形成了能够规划全国科学技术发展、动员和组织全国科技力量的国家化科学建制，即中国式的大科学领导体制，为加快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国家动员和组织科技队伍，投入科研经费，决定科学发展的规模、目标和任务，这种宏观管理体制，被称为国家科学管理模式或者说是大科学体制。大科学是相对于历史上那种传统的以增长人类知识为主要目的、以个人的自由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小科学而言的，它是科学技术一体化、系统化、整体化的必然产物。国家直接介入甚至直接参与和干预科学发展，是20世纪科技发展的一个世界性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施“曼哈顿计划”，耗资23亿美元，动用众多学科的科技人员15万人研制原子弹，大科学开始出现，人类科技活动进入了注重从战略层次进行整体谋划，并通过国家政策的方式促进其发展的新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国式大科学领导体制的形成，既适应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又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当时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只能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国家急需的某些方面取得突破。这种大科学体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紧密契合，容易克服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局部利益的干扰，能够由国家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发挥科技人员在国家建设事业上的群体作用，集中发展由国家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并直接控制规模巨大、目标巨大、经济及社会效益巨大和战略意义巨大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式大科学领导体制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时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及组织群众等军事领导艺术，还吸收了现代科学中系统工程的先进管理办法。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所决定的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利益和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也为这种大科学领导体制的高效率运行，提供了精神和社会文化条件。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指出，“实践证明，这种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遇事容易下决心，相互间协作密切，步调一致，大大提高了领导工作效率，促进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工作比较顺利。”[8]我国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集中地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体制的显著优势和效果。聂荣臻为这种大科学领导体制的形成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展示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才华。

二、卓有成效的科技力量的组织和管理

有了科技发展规划和目标后，如何去实施科学规划和目标，顺利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又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规划的实施和机构的组建都离不开人。当时我国的科技队伍底子薄，人数少。聂荣臻将我国的情况与苏联和美国作了一个对比：在1960年，苏联拥有科学家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250多万，美国则拥有同类人员320多万，而同期我国拥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卫生、医药、农林、畜牧在内）共约190万，其中具有大专毕业以上程度的只占五分之一，即40万左右。[9]面对当时我国科技发展的繁重任务和科技力量薄弱的现实，聂荣臻认为，“大力组建、培训科研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科技力量的组织管理，对推动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集中优势兵力”组织科技攻关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我军十大军事原则之一。聂荣臻在领导科技工作中，成功地将这一原则运用于科技力量的组织和技术攻关中，提出了大力协同，集智攻关，形成拳头，重点突破的思想。

1、大力协同，集智攻关。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科学技术课题，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科技力量，加强科技队伍的组织和协作，使科学技术工作适应建设发展的需要，成为科技战线领导机关必须考虑的问题。1956年12月，聂荣臻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组织队伍，整理队伍，加强各方面的协作”的意见。[10]1957年6月，聂荣臻参加周恩来召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出席的座谈会，讨论三方关于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和机构是否应该划归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争论。聂荣臻在会上发表意见说：大家都不要有本位主义的想法，现在总的说来是人才太少，国防科研方面也碰到了人才奇缺的困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好。[11]稍后，聂荣臻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要有适当的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协作。1958年12月，聂荣臻在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的一盘棋，在全国范围内，把重大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把中央所属的和地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任务。在“两弹”攻关阶段，聂荣臻深刻地体会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全国大协作的部署，才能打好“两弹”攻关这一仗。他说：“在研制导弹、原子弹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12]当时聂荣臻明确提出科研攻关的5个方面军，即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同时，为了加强导弹研制力量，聂荣臻亲自主持将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等，按不同专业，组成16个专业组，以国防部五院提出的几百个科研课题及试验、测试设备为目标进行攻关。当时，科技界把这种组织形式叫做5个方面军，16支攻关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中，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工矿企业通力协作，拧成一股劲，攻克了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难关，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2、缩短战线，确保重点。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政策上的失误，中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加上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国防科技战线特别是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也面临重重困难。聂荣臻分析原因，总结经验，认为前一段工作中也有些缺点，主要是战线太长，力量分散，不仅不利于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而且使国防尖端和工业基础之间本来就不太适应的情况就更加突出起来。因此，从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起，聂荣臻就提出要缩短战线抓重点的要求。中央批准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后，聂荣臻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在调整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首先确定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否则战线太长，各方面的力量将难以负担，就会欲速则不达。[13]他指出：“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各个专业、各门学科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要有重点。特别是我们力量有限，必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14]在“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方针的指导下，武器装备研制工作做了这样的具体安排：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地导弹为主；在原子能方面，集中解决核燃料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聂荣臻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谁也过不去。由此可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突出重点，有限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体现了聂荣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又积极进取的精神。

3、主力兵团，负责攻坚。核武器研制等大科学工程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技术复杂，要获得突破性进展，面临许多重大难题。聂荣臻开始主管国防科技工作时，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极其困难，工业技术水平十分落后，技术力量也极其薄弱。怎样才能实现国防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的任务？聂荣臻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组新中国成立防科技“主力兵团”的思想。1956年5月，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建议组建导弹研究院，尽快开展导弹研究、制造和技术干部的培养工作。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同年10月就组建起导弹研究院。当时，在这方面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如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槃、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斌等。他们都被集中到导弹研究院，作为科研骨干力量，指导中青年科技人员开展工作。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数千名领导干部、技术干部和刚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参加到导弹研究院的建设中。之后，在中央统一规划下，又陆续组建了核武器、航空、舰船、无线电、电子、空间技术等一批研究机构；组建了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组建了一批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1960年1月，聂荣臻在广州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迅速发展国防科学技术问题发表意见：“必须适当地调整合并，集中一些拳头，搞一些设备、人力都是一流的重要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基地，使它们成为国防科学技术战线上的主力兵团，以便在各方面的配合下，承担攻坚的任务。”[15]为加强对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聂荣臻指示把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经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商定，组成了导弹攻关协作组和原子弹攻关协作组。中国科学院对组织国防尖端研究很重视，专门成立了新技术局，动员30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承担了300多个科研项目的协作任务。钱三强在回忆聂荣臻的文章中作了这样中肯的评价：从1960年到1966年间，中国科学院在计算机、高能物理、稀土元素、分析化学、氟化学、离子交换树脂、萃取剂、金属材料、光学仪器和放射生物等方面作了许多扎实工作，为原子能事业做出了贡献。[16]
聂荣臻认为，组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作法，既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更符合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国情。他说：“回想组建科研机构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17]直到1982年，聂荣臻仍然认为集中科技力量开展攻关是重要的领导方法。他说：“现在我们有570多万的科技队伍，技术力量不小了。科研设备有了基础，钱也多了，这些条件比我主管的那个时候强多了。现在加速发展集成电路，特别是发展超大、超快集成电路和新一代计算机，对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不要互相扯皮，不要互相封锁，而是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现科技工作的新的‘黄金时代’。”[18]应该说，这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一条十分宝贵和重要的经验，也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法宝。

（二）科技管理要坚持学术民主与集中指挥的统一

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技的发展，具有探索性、创造性的特点，需要充分发挥研究人员的创造力，进行不知疲倦的探索。聂荣臻多次指出，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主张之间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学术问题的讨论，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去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19]聂荣臻还提出，发扬学术民主问题，实质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具体运用问题。一些新的科学技术问题，带有许多未知因素，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在讨论科学技术问题中，很可能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的，但也有可能少数人的意见是对的。需要做出决定的问题，要由一定的领导单位做出，决定必须遵守。但对决定的不同看法允许保留，让科学实验来做结论。作为领导一定要创造这样一种气氛，使科学技术人员能够大胆负责，工作中要敢于拿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在技术上说真心话，既不浮夸，又不隐瞒。为了在体制上保证技术民主的实现，从国防部五院开始，航天工业系统各研究部门建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指导技术和学术研究。重大技术问题，经过专家充分讨论，由科技委员会主任集中正确的意见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而不采取表决的办法。党委和行政领导的责任是对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结论进行审查，予以批准，并通过行政系统贯彻实施。在两弹研制过程中，技术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当时的科研群体内部形成了畅所欲言、平等讨论、鼓励创新的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围绕理论和技术难点，不论学问大小、资历深浅，都可以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质疑，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都被高度激发出来，这为两弹的技术突破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发扬技术民主的基础上，聂荣臻又特别强调，科学技术上既要有广泛的民主讨论，又要有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明确的责任，这才是党组织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正确方法。他指出，技术问题，首先是要科学技术人员负责任，“技术负责人定了的技术思想、技术措施，下级要切实贯彻执行。执行中要有统一指挥，不允许各行其事，不允许存在无政府状态。”[20]大科学需要动员广泛的力量，但是，如果缺乏比较强有力的集中指挥，则很容易陷入无序、低效的状态。聂荣臻在领导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中，建立了型号总体设计部和总设计师制度，负责抓总技术协调工作，每一次核试验或导弹、卫星发射试验，都由出色的科学家担任的总设计师从技术上最后把关，保证了技术问题上的集中指挥。一项科学技术任务是一个整体，需要各个不同的岗位上的人们来协力完成。大家做到分工明确，切实负责，同时密切配合协作，才能共同完成整体任务。根据科学技术工作的特点，聂荣臻提出建立和实行严格的技术责任制度。1961年7月，他在国防部五院干部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问题，每一件每一项都要有人负责。特别是高度综合、复杂的技术，更是要有严格的技术责任制。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国防部五院在武器装备研制中逐步建立了从总设计师、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到单项设备主管设计师的技术责任制，以及在专业研究中的研究室主任、专业组长到项目负责人的技术责任制，形成了上下通畅、职责严密的科研管理体系，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工作的蓬勃发展。

（三）科技管理要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聂荣臻认为，从事科学技术领导工作，要把革命的热情和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对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必然能够攻克一切科学堡垒，攀登世界科学顶峰。要有雄心壮志，冲天干劲，不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才有可能在科学上有重大创造。但是，如果只凭主观愿望，无视客观规律，没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必然导致失败。科学技术工作必须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重视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坚持真理，说真话，报实情，反对浮夸。他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工作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工作。科学技术的任务愈重，我们的工作就要愈做愈深入，愈做愈细致，愈做愈踏实。”[21]

在实际工作中，聂荣臻发现有的部门和单位不习惯按科研、生产计划安排工作，而只想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献礼的方法，代替科研、生产计划，头脑发热，不切实际。针对这种情况，他告诫说：“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会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22]聂荣臻始终认为，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国防工业自力更生的关键，但是要遵循客观规律，要循序前进，不能搞突击献礼，不能要求一夜之间实现什么化。我们的前进是建立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国家工业水平的现实基础之上的。我们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尊重事实，尊重真理，不为成见所束缚。为此，他提出对科学技术工作要发扬“三敢”（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三严”（严肃、严格、严密）的作风，这是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具体体现。他特别强调，搞尖端技术，必须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地按照科学要求来完成，错一点，马虎一点，浮夸一点，就会引来严重的损失，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一切试验、试制工作，都必须有严格的计划和规程，一切工作都要严格保证质量，而且要严肃地、准确地按规程办事，不能随便改变。测试数据、计算、图纸一定要准确。研究结果一定要写出报告，经过审查鉴定。各项技术资料一定要及时地很好地总结整理，建立专题档案。试验室和工厂，必须讲究清洁和秩序，研究工作要求安安静静、干干净净的环境。把这一套风气养成了，科研单位才算有了发展尖端技术的起码条件。[23]

（四）搞好“三结合”，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0年12月，聂荣臻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提出：“过技术关，要靠三结合。”[24]这里的三结合，是指在工厂内部是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在工厂外部，是工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结合；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实行三结合，在统一的目标下群策群力，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集中组织起来，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同时三结合并不是忽视专家的作用，不是让领导干部或工人取代科技专家搞研究。实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三结合，是让担负不同职能、处于不同层次、了解不同信息、关注不同问题的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经常相互沟通交流，发挥各自长处，有助于把握某些科研生产技术的关键并加以解决。在航天工业战线，有一批技术熟练、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队伍，他们在许多特殊材料和高难度工件加工中，表现出的巧妙思路和精湛技艺，使许多行家都称羡不已。科研、生产、使用的三结合，是在产品研制之初，就全面综合地考虑产品的性能设计、实现方案、工艺流程、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等各项指标和环节，体现了系统工程学中的并行理念，有利于促进理论向实际的转化，克服分散重复现象，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缩短设计时间和生产周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率。“三结合”产生的作用和成效是显著的，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召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历史回顾座谈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刘敏谈到了“三结合”的作用，称“我们的大量工作都是三方面结合在一起完成的。有些图纸画好以后，如果存在问题，加工的工人也会发现，我们就与工人一起解决问题。遇到一些大的问题领导干部当场处理”，“三个层次的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配合得相当好”。[25]可以这样说，“三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反映，是聂荣臻在领导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创新，也是一条十分宝贵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经验。

（五）运用与现代高科技相适应的管理方法

大规模的现代科学技术研制工作，技术密集，系统复杂，综合性强，运用与高科技相适应、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先进管理方法和手段是必然的要求。聂荣臻对科学技术工作孜孜以求，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地探索。钱学森曾撰文评价道：“聂荣臻同志开创了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现代化组织管理体制。”[26]

1、注重“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总体设计部”的作用。现代化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组织管理空前繁重。决策前的调查研究、方案论证，以及决策后的科研、设计、生产、试验、验收等一系列环节，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和组织工作，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从总体上进行统筹安排和组织协调。这些任务，依靠少数人难以完成，必须由专业配套、素质较高、信息通畅的管理和技术专家群体所组成的机构来承担。在聂荣臻领导下，我国首先在航天科研工程管理中设立了既是决策智囊团、又是抓总协调的职能机构——总体设计部，负责进行“顶层设计”，承担工程决策前期到工程实现全过程的整体优化、系统分析、技术协调、进度控制等总体工作。实践证明，这是运用先进管理思想指导我国大型科研工程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

2、科技项目研制，要按程序、分阶段实施管理。聂荣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多年的实践经验，指示航天工业系统的科研生产要按“三步棋”安排。即在一定的计划期内，要有三种处于不同阶段的型号，一种是正在试制、试验的型号，一种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种是正在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对于一种型号来说，要分三步走，先经过预先研究，再转入型号研制，最后进行小批量生产。型号研制坚持预先研究先行，严格按程序、分阶段管理，这一阶段应该做的工作不能推到下一阶段去，这一阶段的工作未达到预定指标要求，决不能贸然进入下一阶段。按“三步棋”的管理办法，科技人员分成三套班子，不同的人员、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型号有所交叉，形成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在不同的阶段解决不同的主要矛盾，使整个工程在总体上达到最优效果。这种管理办法符合大科学管理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是成功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回忆文章中满怀深情地说：“这是聂荣臻同志领导我们发现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客观规律。运用它，就可以高速地向前发展尖端技术产品。”[27]

3、运用“计划协调技术”。航天工业有相当大的比重，是进行复杂的、探索性的创造性劳动，同时又必须在限定的计划时间内拿出武器，装备部队。因此，在计划的制订、实施、检查等方面，都应当适应这些特点。聂荣臻认为，计划的制订应当是既要力争先进，又要留有余地，既要体现工作的计划性，又要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即对于已有成熟的成果和资料进行设计、试制的项目，计划指标和进度要求可以具体些，对于探索性的研究项目则灵活性要大些。但不论哪种计划，都必须反映出解决本质任务的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关键问题。在具体组织实施中，必须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安排落实，坚持到底。同时要加强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力争计划的顺利实现。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在计划工作方面，国防部五院根据型号研制周期较长，各个元件、部件、组件同整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对外协作相当繁杂，技术协调工作量较大的特点，将计划分列为研制（包括设计、试验、试制）、预研、外协、技术保障、技术经济措施等，使各项工作比较协调比较有秩序地进行。在实际工作中，五院的科技人员体会到要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任务，不仅应当以拿出武器的时间为主线，把各个方面串通、组织起来，而且必须使各个方面按时间主线配套地、同步地进行，否则，牵一线而动全局，使齐套总装受到严重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1964年推广了计划协调技术，按照研制工作流程图安排技术攻关（包括技术措施）、出图时间、各分系统（包括外协）齐套和总装、飞行试验、交付等等，并且按照流程图加强调度。1965年又根据上下衔接、左右呼应、综合平衡的原则，推行了滚动计划。在滚动计划中，不仅有当年计划指标，而且有下年度计划指标和任务概貌，使各个方面知道完成基本年度计划对于全局计划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发挥更大的主动精神。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则通过调度沟通信息，加强协作，排除障碍。[28]聂荣臻对这种简明、高效的计划协调管理技术予以充分的肯定，使之在国防科技管理中得到应用推广，从而加强了对大型科研、试验过程的有效控制和对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等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攻关的科技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在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奠基性工作中，聂荣臻始终把建设一支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攻关的科学技术队伍，作为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加以思考。他多次指出：“要努力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无论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队伍问题都是关键，我们必须把培养科学技术队伍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来考虑。”[29]“形成一支门类比较齐全、水平较高的科学技术队伍，是我国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百年大计。”[30]

（一）用又红又专指导科技队伍建设

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必须建设一支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攻关的科技队伍。这支队伍，要用爱国奉献精神和丰富的现代科技知识武装起来，做到又红又专，这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基础。聂荣臻认为：“又红又专的口号，给自然科学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对于培养一支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队伍具有重大意义。”[31]对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聂荣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首先，聂荣臻认为对科学工作者红的方面的要求应当切合实际，不能偏高偏急。他指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红的初步标准是两条，一是拥护党的领导，二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32]聂荣臻主张对不同经历不同年龄层次的知识分子，在红的方面应有不同程度的区别，不能用党员的标准来衡量党外人士，用政治活动家的标准来衡量自然科学家，用青年人的尺度来衡量老年人。其次，聂荣臻认为科学工作者在业务上必须专。必须大力鼓励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钻研业务，必须坚决地、毫不打折扣地保证六分之五的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尽量减少科学技术工作者不必要的各种活动，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地做科学技术工作。再次，聂荣臻认为红与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而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在科学技术人员中，必须坚决纠正‘只专不红’的错误倾向，而对不刻苦钻研业务的倾向也必须克服。”[33]聂荣臻认为提倡又红又专建设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队伍，同时又要注意团结大量的中间分子。大量的中间分子，既不能说已经红了，也不能说是白的，简单化地看问题搞非红即白，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不善于使用大量的在业务上有专长、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科学工作者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那是对我们事业很不利的。”[34]

聂荣臻对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基本状况有着正确的估计。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聂荣臻请周恩来、陈毅到会做报告，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冕）。他对中国的科技人才队伍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在1960年苏联政府毁约停援后，聂荣臻勉励国防科技工作者“争一口气”，发奋图强，为国争光，使国防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干劲倍增。

（二）重视高级专家在科技队伍中的领率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科技战线百废待兴，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专家缺乏，成为开展科研工作的一个主要困难。聂荣臻在组织科技队伍、组建科研机构的工作中，对发挥高级专家的作用十分重视。首先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水平较高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研部门，任命他们为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或者研究课题的负责人。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外交部召开大使工作会议，聂荣臻特意到会讲话，请驻外使领馆的同志千方百计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有的专家学者，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被认为不能从事机密工作，聂荣臻多次对有关部门耐心做工作，强调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不能将有研究能力的人才拒之门外。他在政治上信任高级专家，在科研上鼓励高级专家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勇于负责，大胆工作，不要怕科学研究实验遭遇失败，要坚持不懈，直到成功。他勉励高级专家培养后辈，采用“带徒弟”的办法，通过带助手来带动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聂荣臻关心钱学森，是他重视高级专家在科技队伍中的领率作用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为钱学森考虑得都很周到。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建议，任命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为了不让日常的行政事务占用钱学森的宝贵时间和精力，1960年春天，聂荣臻在征得钱学森的同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任命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为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为了保证钱学森在技术工作上的指挥决策权，导弹研究院又建立了技术指挥线，一批老专家，像任新民、梁守槃、屠守锷、庄逢甘、蔡金涛、吴朔平，也被分别任命为五院第一、二、三分院的技术副院长。聂荣臻说：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在工作上，五院领导给钱学森安排了最方便的条件，党委研究技术问题的大政方针时，都认真听取和尊重钱学森的意见，使他有职有权；在安全上也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措施。聂荣臻规定，没有他本人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在科技战线工作的一大批高级专家，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们在科技攻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培养中青年科技骨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创办新院校，设置新专业，培养新兴学科人才

为了实现12年科学技术规划，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发展我国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空白、薄弱的学科，更是急待培养出新一代科技人才。聂荣臻认为，在培养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专门人才方面，需要组建新的科技院校，在有条件的院校设置新的学科专业，一些研究院、所还可以举办或联合办业余大学、夜大学，以加速培养科技人才。

推动组建中国科技大学，使其成为中国专门培养新兴学科研究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是聂荣臻所做的诸多工作之一。当时国内急需粒子物理、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超高频技术、地球化学、高空大气物理、射线生物学、半导体技术等尖端学科专业的人才，国内大学一时还难以培养。1958年初，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一致提出，要改变中国过去采用的教材方式，把教育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利用科学院的科学家力量比较雄厚、各研究所实验设备条件比较好的特长，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校的系科设置，着重在空白、薄弱学科和新兴技术领域，并做到理工结合，克服理工分家的弊病。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对学生给予比较严格的科学基础知识和技术操作的训练，在三、四年级时，到有关的研究所参加实际工作，以便迅速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并加深对基础的理解。为此，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建议创办中国科技大学。5月21日，聂荣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中国科学院拟办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请中央同意批准，以便立即筹备暑假招生。”[35]后，聂荣臻要张劲夫“即办”。在聂荣臻的大力支持下，学校教室、实验室、运动场、宿舍等问题一一迎刃而解。当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正式开学，第一期就招收了1600名新生。聂荣臻在中国科技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向同学们提出：要立志成为“又红又专”、“既掌握坚实的科学基础理论，又能掌握技术操作方法的全面人才。”[36技大学的诞生，对于集中培养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聂荣臻认为，要组织好科技队伍，还要规划好一批重点院校的学科专业，使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按计划得到补充。1956年9月，为了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导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1957年以后，聂荣臻先后建议在全国的一些重点大学中扩大了无线电系、开办了计算机专业、举办了空气动力学专业、计算数学、统计数学专业，扩大了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专业等。对科研急需的专业人才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就在现有的高等院校开设新的专业，分配成绩好的考生去学习。1958年，教育部从各有关高等院校相近专业中，选调几百名高年级的学生，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兰州大学，学习原子能专业，抽调部分政治素质和业务基础比较好、专业相近的优秀教师进修原子能专业。在军队方面，聂荣臻要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整专业，使其成为专门培养军队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原子能等尖端武器研究设计和维护使用人才的学院。通过一系列措施，中国的科研人员有了快速增长，形成了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的一支庞大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国家科研工作的需要。

（四）学以致用，人尽其才，避免人才浪费

聂荣臻对科技人才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十分重视，强调专业对口、学用一致的原则。他认为：“中国科技人员本来就少，如果再用得不合适，那就是极大的浪费。”[37]年5月，聂荣臻在和一些科学技术应届毕业生的谈话中指出，工作的分配，应该尽可能做到学用一致，或者是所学和所用接近，以便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当然，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和学校所设的科系，在专业和数量上有时也会有些出入，适当转行在所难免，只要专业大致相近，也可以算基本上学用一致了。聂荣臻强调学用一致，最为关注的是使科技人才有英雄用武之地，能用其所长，各得其所。他指示各部门对分配来的留学生和大学生进行普遍调查，在本单位不能发挥所长的，要自动地送出来，调整给需要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反对本位主义。根据聂荣臻的意见，国家科委专门设立了科学技术干部局，对每批留学回国的科技人员，每一个人的工作一一进行具体安排。聂荣臻还亲自抓科技人员的工作安排，让那些还没有从事科技工作的同志尽快归队。他曾给身边工作人员立了规矩：如果科技人员来信，反映工作安排不合适，经了解属实，可以用他办公室名义与所在单位联系，要他们解决。如解决不了，再报告他想办法解决。1963年4月聂荣臻在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反对浪费物资，这个大家开始注意了，可是人才的浪费呢？至少是注意不够。我们要爱惜人才。”[38]1982年8月他在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又一次指出：“要使知识分子学以致用，专业对口，这项工作过去做过，今后还要继续改进，争取做好。……专业不对口，用非所学，是对人才的一种很大的浪费！”[39]

（五）防止和克服科技人才培养使用上的平均主义

为集中力量迅速建立一支水平较高，而且拥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科学技术队伍，聂荣臻主张突出重点、鼓励冒尖，防止和克服平均主义。首先，要合理分配和集中使用人才，在一些重点单位和领域组织科学技术上的“国家队”。通过人力物力的重点倾斜和配备，集中使用力量，形成科研工作的“拳头”，以此带动人才队伍成长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研制导弹、原子弹，聂荣臻采取一系列措施，组建导弹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先后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以及中青年科技人员，形成了国防科技的“主力兵团”，为科技攻关力量的发展和“两弹”研制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其次，要鼓励优秀人才冒尖。聂荣臻尖锐地指出了在人才培养使用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比如反对成名成家，不承认个人研究，不承认水平有高低，成绩有大小，出了尖子也要削平，往往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混淆起来。聂荣臻认为这些做法不改变，我们的人才是出不来的。[40]为此聂荣臻主张：“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在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是完全必要的。”[41]他进而提出对全国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要开出名单，由领导机关掌握，重点培养，重点支持，尽可能为他们发挥专长创造各种条件，在考察进修、科研时间、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等方面提供切实保证。开名单的工作，每年都要进行补充修正。这种开名单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建立优秀人才库，开放式滚动式地发展，使优秀科技人才不断得到选拔和培养。1962年，国防部五院在院、分院、研究所三级，分别开列技术尖子名单，重点培养使用。据1964年统计，五院提拔的1000多名工程组长、300多名研究室正副主任、40多名研究所负责人，大部分是技术尖子。第三，聂荣臻认为：“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级别的提升，和行政、党务工作干部的提升有所不同，应该主要看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研究工作表现。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42]为了有助于鼓励和促进人才的成长，聂荣臻极力主张建立我国的学位、职称制度。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起草小组，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方案。在起草过程中，聂荣臻亲自主持在中央科学小组中讨论过多次。[43]但遗憾的是，学位、职称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被搁置起来。

（六）青年科技工作者是一支广大的科学技术生力军

聂荣臻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多次提出这是一支广大的科学技术生力军，要加紧培养，以使他们能够接班，成为我们科学技术力量的骨干。他指出：“许多年轻干部，将来要接我们的班，担当更繁重的工作。不但从工作需要来看，必须这样。而且从长期来看，从防止发生修正主义的要求来看，注意及时培养政治上坚强，工作上能挑得起担子的接班人，更是十分重要。”[44]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聂荣臻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一是要严格要求。他认为，对于科技队伍中的青年人，应该比对于老一辈的专家要求得更严格一些。“一方面，在业务上要严格要求他们，勤学苦练，踏实钻研，虚心向老专家和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力求成长得更快一些。另一方面，又必须特别抓紧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一开始就打下好的思想基础，提高辨别能力，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防止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错误的道路。”[45]二是要大胆使用。1963年12月，聂荣臻在《关于国家科委机关工作的讲话》中讲到年轻干部的培养问题时，特别介绍了石油部松辽油田启用青年科技干部担当重任的经验，认为很值得提倡和学习。聂荣臻多次谈到，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工厂工作了5年、10年，就应该成为他所从事的那项技术的专家，这时正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精力旺盛，创造力也较强，应该成为我们科学技术力量的骨干。[46]三是要培养提高。对青年研究技术人员业务上的培养，在聂荣臻主持制定的科学十四条中提出了多种办法，如根据工作需要，帮助青年研究技术人员确定业务发展方向，订出规划，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和学习，积累知识和经验；“自修、互学和导师负责制相结合。鼓励青年人发奋自修，互学互助。同时，还要按照可能的条件，指定高级、中级研究技术人员分工负责担任业务学习的导师”；“尽力物色优秀的青年担任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的助手或当研究生，大力加以培养，”[等等。对青年技术人员的职务提升等问题，聂荣臻也给予了充分的关心。他指出，许多理工科大学生，做了七八年甚至整10年的科学技术工作，年龄三十来岁，正是精力旺盛、有所创造的时候，却一直还是一个技术员，连最低的工程师还够不上，工作上没有发言权，生活上困难很多，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下一辈技术人员的成长，他指示有关部门设法予以解决。1964年2月，聂荣臻看了国防部五院介绍张履谦的事迹材料，十分高兴，他致信国防科委领导，称赞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技术的张履谦是国防科学技术单位中青年一代向又红又专迈进的优秀代表人物，提出开展向张履谦同志学习的活动，大力宣传这个典型，认真总结培养又红又专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经验，并坚信通过学习后，“一定会涌现更多更好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组织工作者，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先进单位，一定还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成果，把我们的工作推进到新的水平上面来。”可以看出聂荣臻对青年科技工作者寄予的希望和大力扶持，对青年科技工作者努力开展科技攻关、振兴祖国的科技事业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人心的作用。

       [1]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2]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3] 《聂荣臻年谱》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3页。

[4]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5] 《聂荣臻年谱》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页。

[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

[7]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83页。

[8]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8页。

[9]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3页。

[1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1]《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12]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3页。

[13]《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12页。

[14]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15]《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16] 《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17]《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1页。

[1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页。

[19]《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

[20]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475页。

[21]《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22] 《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23]《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页。

[24]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页。

[25] 《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页。

[26]《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27]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134页。

[28]《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2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30]《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31]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32]《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61页。

[33]《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

[34]《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35] 《聂荣臻年谱》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0页。

[36]《聂荣臻年谱》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页。

[37] 《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38]《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3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40页。

[40]《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41]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261页。

[42]《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43] 《聂荣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

[44]《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

[4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46]《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