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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发展战略的思想

发布时间:2017-09-03 14:58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把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位于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确定了在科学技术方面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施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即“向科学进军”的战略,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导整个国家跨越式发展和进步。聂荣臻是具体组织实施“向科学进军”战略的领军人。他在领导新中国科技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和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中的几个辩证关系思想,实质上探讨和摸索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战略,从而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一、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战略思想。聂荣臻具体组织领导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工作。

(一)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变革作用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精辟分析总结了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十九世纪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在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科学与生产相互关系的新特点后,最先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伟大变革作用,他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2]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简短演说中,除了颂扬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贡献外,还特别追述了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的基本观点,并把它与另两大发现摆在同等重要地位,以此说明马克思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3]这些话充分地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挚爱自然科学的深厚情感,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列宁也曾多次阐明过技术手段既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同时又是社会关系发展的标志。他说:“人的智慧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奇异的东西,并且还将发现更多的东西,从而扩大自己对自然界的统治。”[4]这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是变革自然界的强大力量。列宁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推动着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在科技事业上迅速发展。

从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非常重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引导和推动了我国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有过许多极为深刻的精辟的见解。1963年12月16日他在听取聂荣臻代表中央科学小组汇报十年规划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5]毛泽东的讲话,事实上已经包含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在这里,他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起来。对于科技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对于发展生产力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任务,做了极高的估计。毛泽东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在““文革””中竟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理论界研究注目的焦点,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主要争论就是毛泽东是否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这在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十年浩劫时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6]尽管由于种种因素和多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也有过失误,但是,一个伟人的思想光辉,绝不会因此而失去光彩。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开创的伟大事业的主要推进者,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正确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都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和新的概括。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申并深刻论述了这一观点。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斩钉截铁地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同时还指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多次强调了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强调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1988年,他针对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针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针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结构的深刻变化,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他深刻地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7]这一论断揭示了科技发展对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当代生产力发展趋势和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新概括。显而易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谁在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领域落后,谁就会被动挨打、让人欺凌。21世纪是高科技更加发展的世纪,也是决定各国历史地位和未来命运的世纪。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极好的机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断,不仅从质的规定上回答了科学技术本质上属于生产力范畴,肯定了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种新兴的社会产业,而且还从量的规定上阐明了现代科学技术在数量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的第一位因素,是组成物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其它生产力要素的效能所不可缺少的起决定作用的第一位因素。同时,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载体的知识分子和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的技术工人,在劳动者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增强,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中第一位的人力资源。这就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本质观。这对于实现我国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新观点。这是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二)“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旧中国的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基础薄弱,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科技缺乏发展的动力;二是散漫无组织,科技工作者有限的工作只是依据个人的兴趣和努力,缺乏组织计划;三是脱离实际,由于生产的落后,国民党政府又不重视科技工作,迫使科技人员根据个人喜好,走上为研究而研究的道路,脱离实际,脱离现实;四是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发展不平衡。所有这些,都是新生的共和国制定科技政策所面临的最现实的科技国情。

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快把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改变旧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火车头”作用,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支撑作用,把科技进步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还在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亲自将中国科学院印信颁发给院长郭沫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建立与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事业寄予的厚望。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初步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在阐述其意义时,周恩来画龙点睛地指出,“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8]刘少奇也强调:“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9]毛泽东则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阐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55年初,毛泽东表示:“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10]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写到:“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1]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号召:“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2]很显然,毛泽东这段话是顺应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来讲的,不仅充分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195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以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载入史册;也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中国共产党正式确定以科学技术为突破口,以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而载入史册。

1956年1月14日—20日,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面对我国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迅速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献,也是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一个政策性的号召。报告的最后部分他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具体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阐述了科技的价值和重要性。根据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及变革作用,周恩来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3]

第二,提出了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任务。面对中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14]

第三,对如何向科学进军进行了初步部署。报告批评了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指出利用苏联的科技援助时,要做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就,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的科技发展水平。接着,周恩来就如何完成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任务进行了初步部署,主要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15]“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很快,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956年1月,国务院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同年11月,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领导人聂荣臻被任命为主任。经过半年努力,由国家调集600多名科学家,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编制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规划》(1956—1967)于10月正式完成。这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走上大规模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1961年,聂荣臻主持制定了被誉为是中国“科技宪法”的“科学十四条”,着重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1963年,在聂荣臻的主持下,又制定了第二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即《十年科学规划》(1963—1972)。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艰辛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明确认识,并对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同时,由党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亲自挂帅,领导科学技术发展工作,从国家层面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调动各种资源开展科学研究,这使得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取得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科技进步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这些成就为新生的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以“两弹一星”为突破口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向科学进军,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但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科技人员匮乏,国力有限,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不可能全面铺开,必须有所侧重。那么,科学技术发展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原子能事业等问题。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周恩来在1956年初进一步指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地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他认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这些最新成就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机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16]他预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7]1956年4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同年5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的报告,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获得了圆满成功,这反映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国际共运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的提高中,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在莫斯科,他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讲,现在的国际形势出现了转折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上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下降。他认为,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时期。经过十五年的努力,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战争就更打不起来了,中国就争得了更长的和平时期,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访苏,更加激发了毛泽东只争朝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这一切无疑会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产生一种巨大的紧迫感。毛泽东希望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提前,在低起点上实现高目标,用跃进的步伐追赶欧美等现代化的先行者。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提出了打破常规、突出重点、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的战略思想。

科学技术改造客观世界,促进社会发展体现在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根据对所处时期的正确判断,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中国要搞点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的思想,首先被确定为科技规划中的最大重点。毛泽东预言,我们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并请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主持制定规划与负责组织实施的领导工作。1956年2月,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在抓“两弹”研制的同时,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出“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的号召。[18]毛泽东紧紧抓住国防尖端科技不放松,要求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制定发展火箭和卫星的计划。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聂荣臻等组织领导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规划提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共57项,研究课题600多个。这个规划的出发点是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正在执行他所提出的“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的打破常规的发展战略。

(四)“向科学进军”战略决策的意义

确定了向科学进军,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突破口选在“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新科技领域,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悉,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在中国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奋发图强的精神,确立了打破常规,志在赶超的雄心大志。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深知旧中国留下的科学技术底子很薄弱,要把落后于西方国家数百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历史性地接近并在某些方面超过西方,既要实事求是,承认落后,又要树立雄心,志在赶超。这就要求在中国人民中间形成一种奋发图强的精神。1964年毛泽东号召:“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1966年10月,周恩来发表这样一段鼓动人心的演讲:“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20]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信,一个树立了高远志气的东方民族,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潜在能力和创造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成为跨越式发展最深厚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紧紧跟踪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规律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突破形成的科技革命浪潮往往带来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使一大批落后国家可以后来居上,在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15世纪以前的西方一直落后于中国等文明古国。但蒸汽机和电的出现,形成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使西方各国迅速发展,把古老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以原子能、电子技术、空间技术、激光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之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洞悉这次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下定决心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首先发展“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尖端技术,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实践证明,导弹、原子弹等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其意义远远超过中国拥有核武器本身,它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实施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通过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国的科技人员紧紧跟踪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吸收世界最优秀的科技成果,并且带动了信息工程、系统工程、遥测、遥感、遥控、新型材料、精密加工、自动控制、仿真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和力学、电子学、光学、声学、空气动力学、水动力学等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整个国家的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初衷。有的国外学者把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称之为“中国的现代工业革命时期”。

第三,它加快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毛泽东在设计中国未来国家定位时,一直锁定在“大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什么叫“大国”、“强国”?40年后,邓小平有个解释,就是中国必须有现代化的国防,“你说的话人家要听,就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一席地位”。他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1]毛泽东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22]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3]“两弹一星”的突破,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垄断,使我国在火箭和核技术、喷气技术等方面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举跨入世界军事科技大国的行列,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从此中国的科技人员紧紧跟踪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始终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从而确立了我国今天的国际地位。

       第四,它推动了我国科技队伍建设,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很快,但总的说来,科技人才还很匮乏。1955年全国科技人员只有0.9万人,高校毕业生人数只有5.5万人。上世纪50年代,中央正式决定实施“两弹一星”计划后,科技人员严重短缺的矛盾突出。聂荣臻受命主持“两弹”研制工作后,向全国高校、工业部门、科研部门选调人才。在第一次选调人才的会议上,由于人才奇缺,一时面临尴尬局面,最后陈赓大将慷慨解囊,割爱6名专家教授支持国家的高科技事业。以后,各有关部门也大力支持,才奠定了我国两弹研制的人才基础。聂荣臻事后回忆,当时调人之难,使我国“两弹”事业举步艰难。因此,培养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成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号召:“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24]毛泽东的功绩在于,当他提出“向科学进军”,果断决策发展“两弹一星”之后,敏锐地抓住了人才这个关键环节,他特别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25]1963年1月,周恩来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到去年为止,我们有了九十六万大学毕业生,几百万中级知识分子。再过十年,我们又会有一百多万大学毕业生。这是旧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科学研究机构,这是国家的宝贝。”[26]“向科学进军”和“两弹一星”事业推动了我国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壮大,截止到1965年,全国科技人员已达245.8万人,专门科研机构1714个,分布在各行各业、各个门类。科技人才的大规模培养,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发展。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发射成功。同外国相比,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试验成功只花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而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法国用了8年。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与世界上发射的第—颗人造卫星相距只有13年。实践证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工业产业的建立和壮大,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聂荣臻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组织者和实践者,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无不凝聚着他的辛劳和汗水。

二、奠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蓝图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开始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科学技术的地位得到重视和提高。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科学规划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然后动员一切力量来实现这个规划。聂荣臻作为长期主管我国科技工作的领导人,在我们党关于科技工作的重大决策中,他抓住时机,通过参与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十年科学规划来领导科技工作,来坚持“八大”制定的路线,即坚持以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为首要任务。

(一)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一个战略方案”

国家介入甚至直接参与和干预科学发展,是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的倾向。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活动也逐渐朝着“大科学”的方向发展,成为了一项国家事业,纳入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如果不把国家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聂荣臻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同十八、十九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个人一生可以有多种发明创造。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比如某些数学理论的探索,还可以沿袭过去的方式,但是对于运用现代实验手段进行的重大基础理论、重大工程和重大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和制作,个人和单位,甚至行业和地区的力量都不够了,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行。”[27]在这里,聂荣臻把制定全国性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战略是指带全局性的、在较长时期内指导全局活动的原则方针,指明整体行动的方向、目标和途径。战略的正确与否,关系全局的成败,起着“一着失误,全盘皆输”的作用。聂荣臻认为,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一个战略方案”。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战略性规划,所制定的几项科技规划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科技战略一词,但其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主要措施都具有战略性意义。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来坚持,无论是干革命打仗,还是搞建设打科学技术仗,凡要成就一件大事业首先都应当制订出远大规划。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的话教育人民。他说,人与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前,早就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需要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的小图样、分图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纲领,正是我们党为中国革命绘制的配套图样。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党和国家就开始规划、设计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图样和配套图样。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有了一个既有宏伟目标,又有可操作实施的科学技术发展蓝图,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能沿着一条超常规的理性轨道前进。

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后,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28]针对有人认为“搞科学研究,有没有规划和计划关系不大,谁能保证需要的研究项目什么时候一定能够搞出来”的片面认识,聂荣臻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并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诚然,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会有许多探索甚至失败,硬性限定时间实现某项具体指标,是不合适的。但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研究课题,探索途径,对预期取得的成果和进度作出预测,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29]因此,科研领导机关必须看到,科学研究同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科学研究的目标和选题是否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这些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结合执行科学发展规划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聂荣臻十分坚定地说:“制定12年科学规划所起的巨大作用,完全证明了科学研究规划和计划的必要性与重要性。”[30]张爱萍在《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一书的序中指出:聂帅领导和组织科技工作,以他战略家的雄才大略,首先抓好科技方针与科技规划的制定,他所参与并亲自主持制定的科技方针及规划,对我国科技工作的不断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对聂荣臻参与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工作的充分肯定。

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体现了中共中央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成为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这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走上有计划大规模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也形成了我国科技政策管理的“规划模式”。所谓规划模式是指国家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对科技事业实行全面指令性管理,管理过程中的计划、组织、人员、领导等各个环节,都从国家的层面展开和推动的一种高度统一的管理模式。这种规划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正相吻合,也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我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成功经验相合拍,从而保证了这种科技发展政策在我国的成功实施。

聂荣臻认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规划,合理分工,实行全国一盘棋,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对科技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在当时我国科技和经济实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有利于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全面合理的调配和使用,有利于尽快地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证明科技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必要也有可能对科技发展做出远景规划。当前,西方许多学者认为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反对政府和科研管理部门制定科学规划,进而对我国制定科学规划的优秀传统进行指责。重温聂荣臻的讲话及其科学规划在我国的成功实践,我们感受到了聂荣臻高瞻远瞩的科学风范。

(二)参与领导制定12年科学规划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科研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总共才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很多科学研究的基本设施没有建立,许多重要的近代技术还没有掌握,绝大部分仪器设备还不能自己研制。只有地质学、数学、生物学等少数学科有适当发展。一些新发展的科技部门和需要设备经费较多的研究,则完全没有条件进行。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发展到380多个,研究人员增加到9000多人,学科门类也有所增多。但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水平比,差距仍然很大。

1956年,毛泽东曾经提出,我国的科技工作要迅速地赶上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基于这种战略考虑,聂荣臻认为,制定科学规划,“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引导我国的科学技术更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31]为此,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学习和利用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创新、提高。因此,聂荣臻认为:我们制定12年科学规划总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周恩来所明确指示的,“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它世界大国”。[32]
12年科学规划是聂荣臻主持全国科技工作后参与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历史性重大工程,它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一个奠基性的作用。从1956年4月开始,科学规划委员会就陆续集中了全国各地各学科各专业的、包括中国当时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最高和成就最大的600多位杰出的科学技术专家,如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等,在北京西郊宾馆着手编制1956年—1967年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组织科学家座谈讨论,消化国家建设计划和各部门的规划草案,了解世界科技水平;第二阶段对规划的方针、重点等逐步取得一致意见,分工合作,起草文件。这样,到1956年10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编写出来了。

由于规划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因此在制定过程中充满着争论,这反映了规划制定过程的复杂性,当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第一,关于科技发展的方针问题。一部分科学家不赞成规划纲要所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主张改为“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但大多数专家认为这种提法势必模糊重点,也会影响“迎头赶上”,还是以规划纲要中的提法为好。最后周恩来指示说,我们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而目前国力有限,如果平均使用力量,哪一个都搞不好,只能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这样对于科技发展的方针才初步统一了意见。

第二,关于科学规划的原则问题。一种意见是按任务来规划,即按照经济建设对于科技提出的任务确定规划内容。另一种意见是按学科规划,即按照科学技术的学科分类及发展状况来确定规划内容。如按照数学、物理、生物等进行规划。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认为:“按任务规划,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所提出的任务来进行规划,目标方向明确,可以密切配合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发展。按学科规划,也有它的长处,科学家可以很容易按照自己学科的专长和已有的科研机构进行规划。”[33]聂荣臻在肯定两种规划标准的同时,也指出了按学科规划的两个缺点:一是大多数科学家还不能系统了解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规划,不能使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也可能得到一批单项的科研成果,但综合起来却解决不了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二是中国科学技术现状很不平衡,重要的部门和薄弱环节很多,如果有什么科学家、有什么机构就规划什么学科,结果许多部门和薄弱环节就不可能得到填补和加强。

在聂荣臻的组织和引导下,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以任务带学科”作为制定12年规划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要根据国家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任务,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学科的力量协作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科学技术任务的研究解决,来带动各个学科的发展。但是,一部分老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研究的老科学家仍不同意。他们担心可能造成忽视基础研究的后果,并提出任务带动不了的学科怎么办的问题。最后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指示在原来规划的56项重大科技任务后面加上第57项:“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加强对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学等学科的研究。由于对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作了比较恰当的安排,并且将其列入重点任务,这才使这场争论平息下来,但以任务来带学科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第三,科学院与高校谁是科研中心的争论。即是实行把科研中心放在高校的英美体制,还是实行以国家科学院为中心的苏联式体制。我们实行的是后者,即以科学院为火车头。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34]这使科学家们很受鼓舞。一时间,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许多专家、教授纷纷要求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这引起了代表工业部门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代表高等院校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争论。黄敬要求中国科学院将有关工农业生产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划归产业部门,黄松龄则主张科学院将有关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和机构划归高等院校。

中国科学院是根据苏联的经验逐步建设加强的。当时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速度要快得多,其基本原因就是集中了众多的优秀科学家,集中攻关。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科学院只是少数科学家的荣誉组织,除了有时出版些刊物、授予些荣誉称号等活动外,对科学研究不起直接的组织领导作用。有鉴于此,张劲夫当然要据理力争。三方矛盾难以解决,聂荣臻要武衡了解情况,居间调停,但收效甚微。三方争论愈演愈烈,最后发生了“二龙(聋)戏珠”的争论。在规划快搞完时,当时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两人就此问题发生了争论。两人都耳聋,站起来大声争吵,杨秀峰对中国科学院从高校拉人特别不满,毛泽东最后说:“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吧。”意思是,科学院是火车头还是定下来了,中国科学院不要从高校拉人了,也应该重视高校的科研工作。[35]随后,周恩来、聂荣臻召开会议,协调解决了“二黄(黄敬、黄松龄)一张(张劲夫)”之争。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各国经验,聂荣臻认为,我国科学研究工作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能作比较合理安排的。因为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所属研究机构则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的基地。1957年2月,聂荣臻在与范长江等人谈话时说,中国科学院不能什么都搞,要有重点,要像火车头拉车厢那样,带动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强调:“我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世界科学发展总的趋势的。中国科学院不仅是科学家的荣誉组织和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而且是实际从事重点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36]因此,国家必须在中国科学院所担负的重点任务上积极予以支持,使中国科学院逐步形成一支坚强的科学队伍,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正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的任务。

第四,要不要成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科学规划工作。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一部分专家就提出要不要成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来指导和协调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在1956年8月的一次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主张不必设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认为有了规划,由各单位按规划进行就可以了。但出席会议的中国科学家(包括郭沫若院长)和大多数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一致主张建立一个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聂荣臻也是同意成立的,其理由有两条:第一,科学规划是全国规模的,当时就存在着五个系统,即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系统(由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军工部门组成)。对这五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经常加以指导和监督。第二,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各方面如果不协调,就会使有些任务落空,有些任务重复,妨碍科学的发展。[37]至于由什么机构来负责,曾考虑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或经济委员会,或国家技术委员会,或中国科学院来担负这一任务,但又都觉得不合适。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聂荣臻在1956年10月29日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提出:“把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并设一个精干办公机构担负上述任务,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38]1956年11月,周恩来、邓小平等批准了这一报告,1957年5月12日,国务院确定科学规划委员会是掌管全国科学事业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领导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监督科学规划的实施,特别是监督重点任务的实施;初步汇总平衡各个系统年度的和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解决各个系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的协调问题;研究和组织解决科学研究工作中重要的工作条件问题,如图书、资料、仪器、基建等;统一安排科学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问题。

总之,正是这种充分的论证,保证了规划的科学性。苏联顾问拉扎连科称赞说:“像这样一个全面的科学规划,又采取这种民主议事方式,工作的本身就是先进水平。苏联都不曾如此举办过。”[39]12年科学规划加上附件,全文达600万字。这个规划提出57项重要科研任务和616个课题。主要分为以下6大类:

第一,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第二,调查研究自然条件和资源情况,保证重要区域的综合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建设需要。

第三,配合国家重工业建设的若干项目。

第四,为提高中国农业收获量和发展林业所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

第五,为人民保健事业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

第六,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同时任命聂荣臻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聂荣臻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邓小平等亲切接见了参加制定规划的科技专家,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还在中南海代表党中央宴请了这些科技专家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去实现个规划的决心和信心。从这时起,在产生了世界“四大发明”的中华大地上,广大科学工作者沿着12年科学规划的方向,开始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历程。
为了更好地完成规划任务,解决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聂荣臻亲自主持,对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召集各有关部委、各专业组的负责同志开会,布置工作,听取汇报,广泛征求科学家的意见。经过几年的工作,12年科学规划的执行情况很好。1958年12月,聂荣臻在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3年前,中国在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还是空白,现在已经有了实验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导弹、火箭、电子计算机的研制进展顺利,即将开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

12年科学规划作为一个军民统筹的科学技术规划,聂荣臻认为12年科学规划执行的结果,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它勾画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有了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前景,鼓舞了人心。第二,它确定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具体化为课题,从而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步伐,使攻关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第三,摸清了国际上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状况和我国自己的“家底”,了解了发展科研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第四,由于规划制定过程中科学家们对各种科学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和争论,从而促进了科技界“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第五,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划,初步制定了若干科技工作政策,对党如何领导好科研工作开始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第六,在当时我国科技和经济实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对科学发展进行规划,有利于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自然资源进行全面合理的调配和使用,有利于尽快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40]应该说,规划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的。

(三)领导制定10年科学规划

1962年底,聂荣臻亲自主持,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对12年科学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根据对57项任务的逐项检查,特别是对几项紧急任务的检查表明,除长期的科学调查研究任务外(例如青藏高原的考察等),57个主要项目已经完成了50项,实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一次跃进。聂荣臻得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大体上达到了世界上先进国家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可是,西方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又有了巨大的飞跃,工业技术和军工技术都有了极大的进展。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科技发展,1962年底,在周恩来领导和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组织了l万多人的科学技术专家,在原有的12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加以调整、修改、补充,着手制定了又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10年科学规划。10年科学规划是1963—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包括7个方面:农业、工业、资源、医药卫生、基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经济学。

十年科学规划的主要任务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聂荣臻说:“当时制定新的十年科学规划,总的目标就是要赶上六十年代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41]国防方面在继续突破尖端武器的同时,强调了常规武器在补缺配套的基础上,逐步赶上外国同类武器的先进水平。民用方面强调了要使农业、工业现代化,建立自己的先进工业体系。在聂荣臻看来,这样的战略目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科学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今后十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这个十年内,即到一九七二年左右,在重要和急需的方面,赶上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并准备向七十年代的水平过渡,才能适应工农业和国防发展的要求;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力争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42]关于规划的指导思想,聂荣臻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自力更生的方针,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科学技术任务;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一个根本方针;三是战略上的远大目标和战术上的扎实前进相结合。[43]

关于规划的总方针,聂荣臻提出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44]因为发展科学技术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因此,科学技术工作,应该根据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安排,力争走在各项生产建设工作的前面,为这些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时做好科学技术的准备。在规划的任务安排上,聂荣臻提出要着重抓两头,围绕着这两个中心来全面组织各个学科、各门技术的工作。[45]所谓两头,一头是农业过关,包括实现农业发展纲要,20至25年基本完成农业技术改革。像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电气化等。同时包括用工业办法来帮助解决吃穿用问题,间接地支持农业,减轻农业压力,如食品工业和农林产品加工技术的改进,饲料工业、木材的代用和合理利用等等。聂荣臻认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过了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真正取得了主动权,它会给我国经济和国防的发展提供极大的推动力。另一头是新技术过关,包括工业新技术和国防尖端的过关。工业新技术是指各种新材料、新工艺的广泛应用,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建立和发展许多新的工业部门,比如新型材料、大型和专用设备、电子工业、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工业等等。国防尖端,主要是导弹、原子弹的过关和常规武器的补课,比如原子能和喷气技术等等。

根据上述设想,整个10年科学规划要实现的目标主要有7条:

第一,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

第二,重点掌握60年代的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

第三,切实保证国防尖端任务的过关。

第四,加强资源的综合考察,加强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为国家建设准备必要的资源条件。

第五,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防治主要疾病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上,作出显著成绩。

第六,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充实科学理论的储备,加强科学调查和实验资料的积累,建立和加强重要的和空白薄弱的学科。

第七,大力培养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设备,在各个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形成研究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我国建设中科学技术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46]1963年10月,《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完毕。这个规划长达96页,近5万字。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十年科学规划》。该规划前三年的执行情况非常好,我国科技事业得以迅速恢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中国有了一支比较强大的科学技术研究队伍,到1965年年底,全国科技人员已达245.8万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人。其次,科学技术有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农业方面,初步完成了全国耕地的土壤普查,在世界上最早育成的矮杆水稻得到大面积推广。工业方面,已经初步掌握了许多现代工业生产和建设的技术,能够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设计建设某些大型工厂,如年产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100万吨的炼油厂,装机容量6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在医药卫生方面,中国不仅控制和消灭了多种恶性流行病,而且在断手、断臂再植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1963年2月,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实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外科手术,接活一个工人从腕部被完全轧断的右手,这不仅在国内是首创,而且是国际上第一个获得成功的此类手术。在基础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防尖端技术方面,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了射程达1000公里以上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但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把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科技成果,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推入了灾难的境地。“文革”动乱中,打倒知识分子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许多科研单位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如果不立即制止,国防科研和生产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更多的科技人员要遭受迫害,许多贵重的科研设备将遭毁坏。聂荣臻对此忧心如焚。1967年3月11日,他主持起草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签名后上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中提出: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已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为此他建议,由国防科委组织人员迅速对这些单位实行军管,以恢复科研工作。3月20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聂荣臻在对军管人员讲话时明确指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轨道,以便撤出军管人员。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聂荣臻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建成18到20个研究院,以开展国防科研工作,会议同意了他的建议。9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提出,将国防科委军事接管的科研单位组成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其中包括导弹、人造卫星、核武器、飞机、舰艇、常规武器以及新材料、光学等研究院。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然而聂荣臻的这番苦心,在林彪、江青等横行的日子里,竟被指责为“大科研主义”,“想用科研来压革命,来保护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把一大堆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12年科学规划提前5年完成,而10年规划却被延误了至少10年。对此,聂荣臻甚为痛心和惋惜。

三、新中国科技发展应遵循的若干原则

聂荣臻在长期领导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实践中,充分尊重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尊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实际,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则,主要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两个相信”和“三个尊重”的指导原则,此外还有艰苦奋斗的原则、协同攻关的原则、勤俭节约的原则等。这些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

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20世纪科技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又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需要集中统一领导,大力协同,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最大效益,避免人力分散和科研项目的重复。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联系的加强,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在大工业生产的支持下,规模逐渐变大,社会化的程度愈来愈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事业和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事业进入一个由国家组织协调的大规模集体研究的时代,出现了许多高度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为着一定的社会需求而规划组织一些持续数年之久的巨大研究项目和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重大工程。依赖某一个人、某一门学科、某一项专业技术来解决这类跨学科的问题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需要各种学科的专业人才融为一体,取长补短,彼此交叉,以形成多学科的学术梯队和精英团队;需要多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大力协同,从而对科技发展起到加速和倍增效应的作用。

第二,我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尽量发挥好社会主义国家在集中统一、大力协同方面的优势。

聂荣臻认为社会主义能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主动性对于其成败无疑会起决定作用,因而是最为宝贵的财富。毛泽东提出赶超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求富求强的百年宏愿,是人民由于解放而焕发出来的高昂热情和追求更高目标的强烈愿望的一个具体体现。一个饱经忧患、任人宰割了一百多年的民族,突然迸发出这样高涨的热情,这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含义。这不仅仅是解除压抑后反弹性的精神释放,也是产生于主人翁的责任感,产生于通过奋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全感和依赖感,产生于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强烈的认同感,愿意倾心为其奋斗。一个民族的心态主要不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而是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条件在心理上的综合反映。

由于我国当时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有限,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又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精密程度要求高等特点,因此更需要集中力量,突破重点。聂荣臻长期追随毛泽东转战南北,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在领导新中国的科技工作时,他巧妙地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于新中国的科技发展事业,提出集中力量,协同攻关,重点突破的方针。聂荣臻曾说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规划,合理分工,实行全国一盘棋,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他多次指出:“我认为,科技工作中的方针大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可能条件,全面协调分工,集中使用力量。”[47]他赞同二机部提出的原子能攻关方案,首先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并且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亲笔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48]1960年,正当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我国遭遇了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正在这时,聂荣臻代表党中央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只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为了保证计划完成,聂荣臻一方面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科技工作者,鼓励大家正视困难,战胜困难,另一方面他亲自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后勤保证。他向海军求援,给科技人员调来了鱼,从沈阳、济南、北京、广州等军区给科技人员调来了肉、黄豆、食油、海带等等。这些调来的物资,不仅是增加了科技人员体质上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使广大科技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大协作的优越性。因此,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1963年5月,聂荣臻《在工业交通企业技术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如何在科学技术上迎头赶上时,强调指出:“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集中力量,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只要我们真正抓准了,把力量组织得好,是可以快的。”[49]事实证明,这个举措非常正确。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是委员之一)的直接领导下,组成科技主力兵团,将全局的分散劣势,集中起来形成局部的相对优势。具有高度权威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了,它不仅体现和实现了党对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坚强统一领导,而且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协调和充分发挥了全国所有的科研力量,形成了全国大协作进行“大科研”的局面。例如为促进导弹研制计划的实现,聂荣臻亲自主持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等,按不同专业,组成16个专业组。以五院提出的几百个科研课题及试验、测试设备为目标进行攻关。16支攻关队齐心协力,辛勤劳动,新的科技成果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到1966年初,中程地地导弹本身的攻关项目及其所需要的试验、测试设备相继过关。地空、海防导弹的研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按照原定规划的实际进展,1968年,我们就已经具备了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和手段。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这种全国规模的大协作、“大科研”,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和难以办得到的。

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国防技术力量薄弱、国防工业基础较差的情况下,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没有高度权威的组织领导机构,就难以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协作,国防科技事业就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这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化大科学工作上来”的成功范例。[50]1999年8月23日,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路子。”实际上这是对当年聂荣臻领导我国科技工作中创造出的这种科研大协作思想的充分肯定。

(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聂荣臻在领导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中,非常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实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科学决策、组织实施、科学管理等等一系列工作。没有广泛的民主,集思广益,集中全民族的智慧,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同样,没有正确的决策,果断地组织实施,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第一,注重发扬科技民主,尊重科学家在科技决策中的意见和建议。

聂荣臻非常强调科技民主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才有可能提出比较实事求是的比较正确的方针和做法,才能提出若干加速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措施。”[51]他一方面要求领导要发扬民主,另一方面鼓励科学家“要对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负责,不要患得患失,顾虑多端”,“有什么,说什么,这才是对国家科学事业积极负责的态度”。[52]1962年2月,在广州科学技术规划工作会议上,他饱含深情地说:“我相信,凡是爱国的科学工作者,都会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我们的科学事业。去年在调查研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过程中,许多科学工作者,抱着对国家的科学事业负责的态度,提出了很多积极的批评和建议。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初步总结有关的经验,产生了科学工作十四条。”“这一次讨论规划问题的会议,同样希望同志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己见,充分争鸣。”“这样做,对人民的利益有好处,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有好处。”[53]

聂荣臻是执行民主的楷模。1956年,中央调集了600多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技术专家,邀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参与编制我国的12年科学发展规划。规划纲要的修正案出来后,聂荣臻转发各地、各部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由于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等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聂荣臻特意指示:“规划当中的学术问题,能够取得一致的,就取得一致,有不同见解而不能统一的,在规划中可以保留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案,不必强求一致。”[54]由于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尊重大多数科技专家的意见,使我国的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能够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实施的效果也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领导者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要有敏锐的判断力,果断的决心,毅然决策,统一思想,指明发展的方向。聂荣臻的决策能力,是许多科技工作者深深敬重的。我国原子弹研制胜利在望时,马上面临一个投掷工具问题。发展什么样的投掷工具,当时有两种争论,一种主张发展航空,即以飞机作为投掷工具。一种是主张发展航天,即以导弹作为投掷工具。争论非常激烈。航空的优点是安全性、可靠性高,缺点是现代防空技术条件下,我力量比较薄弱的空军,很难突破敌人的防线,再加上它对基础工业、工艺要求高,飞机一飞上天,维修保养涉及面大,我国当时的工业水平短时间难以满足,时间可能拖长。航天的优点是导弹的突防能力强,它对基础工业的要求相对简单,导弹只要发射成功,不存在回收、保养等问题,缺点是发射与控制是两个高科技的难题。科学家意见不统一,争论很大。聂荣臻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毅然决策上导弹。他坚定表示:“搞‘两弹’,特别是导弹核武器,这是我们国家能不能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重大因素。”聂荣臻的决策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成功的。今天,面对我国航天技术取得的骄人成就,不少科学家更加怀念聂荣臻决策的正确和果断。

(三)“两个相信”、“三个尊重”的原则

第一,“两个相信”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决定在中国开展“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的根本出发点。

所谓“两个相信”即相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这两个相信首先就是相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再就是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会为国家的安全、民族的荣誉,竭尽自己全力的。

两个相信的实质是相信中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它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最高境界,也是我国能否最终实现后来居上、国富民强的恒久基石。在当时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聂荣臻的这一论断,给了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相信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建立技术指挥线系统。相信广大科技人员,他们能把工作做好,让科技人员真正有职、有权。当时研制各个型号都设立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形成了一条技术指挥线。同时要求各级行政领导要保证技术指挥渠道畅通。这对于调动科技战线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科技工作者当初搞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地地导弹时,第一次发射试验失败了,起飞后不久就栽下来了。当时研制队伍非常震惊、痛心,许多人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心中完全无底。这时聂荣臻指示各级领导,绝不能追究个人责任。1962年3月31日,聂荣臻在听取钱学森等汇报东风二号地地导弹第一次发射试验失败原因的初步分析后,亲切地鼓励大家,讲了以下五条意见:第一,试验本身就包括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试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次试验失败不是坏事,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一切都很顺利是不可能的。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 第二,这次试验后,在技术上一定会有争论,争论是需要的。争论的结果,还是要靠试验才能解决问题。研究、试验工作还是要付学费的。第三,五院要重视、加强控制系统方面的工作。第四,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第五,党领导一切是领导和掌握政策。党支部不能领导一切,只能起保证作用。[55]得到他的这个指示,钱学森和导弹研究院的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心中也有底了,又夜以继日地奋斗了两年多。在聂荣臻的直接指挥下,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的这种导弹试验成功了,我国的导弹研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这样在1964年两弹都取得了突破,到1966年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取得成功,距离毛泽东1958年6月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还不到10年。

第二,“三个尊重”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的根本保证。

所谓“三个尊重”即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

一是尊重群众。它是指在科研工作中尊重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对科技人员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指导和生活上关心。聂荣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抵制“左”的倾向、坚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言论和主张,既是广泛团结知识分子的一种凝聚力,又是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一种推动力。比如关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他明确提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又比如对整风、反右等运动中斗错了的科技人员,聂荣臻强调说:“领导一定要承认错误,要道歉,摘帽子,恢复名誉。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究实事求是的,对就对,错就错,绝不隐瞒自己的缺点,何况又伤了同志呢?”聂荣臻和周恩来、陈毅一起,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正确阐述,进行了“脱帽加冕”工作。对于培养,使用科学人才的问题,聂荣臻主张打破“平均主义”,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对科技人员级别的提升,优秀者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

二是尊重实践。它是指在科研工作和生产的全过程,要通过具体实践去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遵循按科学态度办事的原则。聂荣臻一再强调,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国防工业自力更生的关键,但是要遵循客观规律,要循序前进,不能搞突击搞献礼,不能要求一夜之间实现现代化。我们的前进是建立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国家工业水平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他提倡建立适应科研特点的研究、设计、试验的科学工作程序,以及完善的规章和制度。强调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实行严格的工艺纪律和文明生产,保证质量第一。他要求广大科技人员既要有“三敢”,即敢想敢说敢干,要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又要有“三严”,即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作风和严肃的态度,总之,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这样才是科学的。他提倡建立适应科研特点的二套研究、设计、试验的科学工作程序,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

三是尊重事实。它是指科学研究不能凭主观的想象,必须符合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要遵循适应科研工作的特点。聂荣臻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尊重事实,尊重真理,不为成见所束缚。”他多次讲过:我们军队的同志,总是把知识分子按战士看待,像管战士一样去管理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科技人员搞研究工作,是繁重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和爱护他们。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左”的错误影响的一种表现。我们要注意调动和保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科研是一种探索性工作,因而对科研人员的工作要求,不能用对待工厂生产那样的办法,要允许他们失败。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不要以为工厂生产不能打断,而搞研究、设计就可以随意打断。他强调“研究机构的任务就是出成果,出人才。这两项根本任务不去保证完成,其他方面的事情办得越多,越误事。”他认为“繁政”误事,是我们不少科学研究机构的通病,因此他要求从上到下,各级领导都要下最大决心,认真实行简政。

四、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中的几个辩证关系

在认识科研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则的同时,聂荣臻从辩证法高度,强调要加深认识和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中的各种内部关系,这主要是系统性与突破性、重点与一般、尖端与基础、学习与独创等等。聂荣臻认为,对这些对立统一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不可偏废,又要分清主次。

(一)系统性和突破性的关系

所谓系统性是指注意科研工作的整体发展,强调科学研究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又由许多诸如领导、研究、服务、普及等子系统构成。所谓突破性是指在科研工作的整体推进中,力求寻找事关全局的具体研究项目作为突破口。聂荣臻关于科学研究的系统性与突破性的思路,相互补充,融会贯通。系统性和突破性相结合,反映了聂荣臻在领导中国科技实践活动中宽阔的胸怀、敏锐的思维和科学的创造力。

1956年,聂荣臻在回顾新中国成立后7年的科技工作时,认为7年来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是围绕着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开展了某些研究工作,严格讲,是属于配合性的。“那些系统的、突破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的新领域,我们都还没有涉足。”[56]因此,聂荣臻提出,科研工作要系统化。他说:“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体系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57]“各个系统的研究机构应该有合理的分工配合。例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关键性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本部门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地方研究机构主要是能够独立解决本地区国民经济中提出的科研任务。”[58]各个研究机构的工作,在这种大体分工的基础上,通过统筹安排,促进科技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整体协调发展。

在科技实践活动中,聂荣臻不仅注意科研工作的整体发展,而且还力求寻找事关全局的具体研究项目作为突破口,借以带动科技和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据此,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代表国际上最先进科技水平的“两弹一星”、核潜艇,这是新中国科技的再增长点。聂荣臻采取了将全国的“科技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组建了“国防科技主力兵团”,将全局上的分散劣势,集中起来形成局部的优势,在“两弹一星”上进行突破。事实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不仅表明我国高科技发展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且带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其它科技领域的发展。

(二)重点与一般的关系

所谓重点是指在制定和贯彻科学规划时,要突出重点项目。所谓一般是指在制定和贯彻科学规划时,要照顾科技发展各方面的需要。聂荣臻认为,我们的科学规划,应该做到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实践证明,这种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的科技发展规划,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在领导科技工作中,聂荣臻强调制定一个全面的长远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方案,必须全面规划,突出重点。他指出:“我们国家人力、物力还很困难,更需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什么都想搞,各种型号全面摊开,结果分散了力量,什么都搞不成,欲速则不达。”[59]科学技术发展中,一个重点项目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配合和多方面的技术辅助,重点项目的完成,能够达到“带动学科”和“促进技术”的良好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重点如何确定呢?聂荣臻认为:“直接结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国家的科学计划中,应该占首要地位。”[60]在讨论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重点问题时,有的专家不同意将“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与“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两项列入重点。聂荣臻说:“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不是件小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果我们的医学科学不把解除亿万人民的病痛列为重点,那么我们的科学规划怎么能谈得上是造福人民的规划呢?”[61]根据这个原则,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的12个重点项目为:1、原子能和平利用;2、喷气技术;3、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4、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5、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6、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7、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10、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11、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12、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而1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拟定了各专业、各学科的重点项目375个,第一批国家的重点科学技术项目32个。

聂荣臻强调重点,但他也不放弃一般,即民用这一块。他认为,在工业上要赶快上去,还得解决老百姓的吃穿问题。他说:“按照勤俭新中国成立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国力的基础。”[62]这方面他花了很多心血,比如计划生育问题。

(三)尖端与基础的关系

所谓尖端是指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所谓基础是指基础科学研究。尖端与基础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它强调科技工作要做到近期与长远目标的结合,一方面要把攻克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作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要筹划未来,加强基础性研究,要把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科技动力和成果储备,作为基础性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面临着国际敌对势力的极大威胁,为了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尖端科学,增强国防实力。

因此,12年科学规划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尖端学科,即全国必须花大力气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原子弹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当时,有些科学家对国家重点发展尖端学科的规划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我们缺少搞尖端的科学家,也不具备条件,当时还应该打基础,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安排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聂荣臻指出:这种提法不符合“迎头赶上”的精神,尖端技术,国家必须要抓,花很大的力气也要搞。因为国防新技术的过关,关系到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是要误大事的。可以这样说,假如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抓两弹一星的工作,我们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而且也不能取得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比较稳定的环境。邓小平后来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搞尖端是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从这点看,搞两弹一星,突破尖端技术这样一个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同时,聂荣臻认为,“尖端和基础也不应该对立起来”。基础科学研究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搞应用科学研究,没有一定的基础研究是不行的。配合国防尖端技术过关,要求基础科学中许多学科水平迅速地提高。为此,聂荣臻认为在大力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同时,有必要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做出实际安排。聂荣臻在《关于一九五九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用经济和国防任务来带动各门科学的发展,是正确的,几年来收到很大效果,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但是,忽视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不对的,对科学技术的长远和全面发展不利。

科学技术工作的范围,不能划得太狭窄,眼光应该放远些。既要积极解决目前生产中的问题,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又要及早进行那些看来不很迫切但能为生产开辟新途径的理论研究。”[63] “现在,许多尖端技术不能真正过关,许多群众创造不能提高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和总结。”[6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聂荣臻对于处理尖端与基础关系是有独到见解的。

(四)仿制与独创的关系

所谓仿制是指借鉴和学习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所谓独创是指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和研究,建立自己的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有什么办法能尽快发展新的技术,建立新兴工业、新兴技术的基础?聂荣臻认为一条很重要的办法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我们自己的研究、中间试验、设计工作相结合。即仿制是独创的前提,独创是在仿制基础上的继续前进。

如何尽快推进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聂荣臻认为:光是自己从头摸起,那就会慢得多;光靠买国外技术,自己没有一个班子来消化、掌握并进一步提高发展,那就摆脱不了依赖局面。所以,两方面要结合,要抓两手。同时,聂荣臻强调引进国外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自力更生,这一点认识必须非常明确。因此,“引进技术要内行,要有自己的班子。不要以为引进技术就万事大吉。如果自己不搞研究、试验、设计,就消化不了,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更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引进技术,一定要和自己的研究、试验、设计工作结合,要依靠自己的队伍,而且这些工作量很大,对此绝不能低估。”[65]1958年,苏联专家和几种导弹样品陆续到来,一些建设项目开始进行,各种人员迅速增加。五院的领导一面组织科技人员消化图纸资料,并在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带领下到工厂去学习和处理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以求在实践中把仿制型号吃透;一面组织勘察、设计、施工队伍进行建设,力争能与各方面的发展相适应。但是,由于“大跃进”的影响,由于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于许多同志刚刚接触科研、生产工作,因此,对于学习和独创的关系看法很不一致。有的同志一看到样品就说:“这玩意儿简单,用不了几天我给你敲出一个。”东西是能敲出来,可惜它不是导弹,而只是个空壳子。有的同志说:“干什么非要仿制,直接搞自行设计就可以。”总之,认识不统一,行动不一致,头脑发热,不切实际。针对这种情况,聂荣臻告诫大家:“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我们的学习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造性的学习。”[66]

聂荣臻从战略高度提出,抓新型材料、元件,要像一家人过日子一样,重视“开门七件事”。从1958年到1964年,仅航天工业提出的新型材料、元件,大约有8000多项,聂荣臻亲自组织安排这些材料、元件的试制和生产。到1965年,这些材料、元件大约95%以上已立足于国内。聂荣臻这种高瞻远瞩的措施,不仅在仿制阶段,使我们避免了苏联撤退专家、停止供应之苦,而且大大促进了独立自主地研制新型号的工作。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6] 根据聂荣臻的记录,1963年12月16日下午,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毛泽东说:“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搞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 详细内容参见《聂荣臻年谱》(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14—915页。根据龚育之的考证,1963年12月16日,聂荣臻代表中央科学小组向毛泽东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时,还有几个参加者(韩光、于光远、范长江)保存有听毛泽东谈话的个人记录,还有稍后韩光的传达稿。把这些记录和传达稿找来一看,“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些话都有,偏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在这几份记录中都失记。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由胡乔木和胡耀邦负责编写《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将毛泽东关于科技工作的相关论述归纳为十条,并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编入第二条中。然而,毛泽东看了汇报提纲,向邓小平说,他不记得自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说过同样的话。毛泽东说,他还是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龚育之认为,毛泽东虽然否认自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但他在1963年12月的上述讲话,事实上已经包含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详细内容参见《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978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8]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9]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等449页。

[11]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13]《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

[14]《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

[15]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6]  转引自《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14页。

[17]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

[18]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1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9页。

[20]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2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4]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6]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27]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1页。

[28]《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9页。

[29]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9页。

[30]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9页。

[3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2页。

[32]《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33]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1页。

[34]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35]  参见《张劲夫、杜润生、于光远等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13页。

[3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37]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81页。

[38]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39]  参见《张劲夫、杜润生、于光远等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13页。

[40]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8—779页。

[41]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页。

[4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

[43] 《聂荣臻年谱》(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7页。

[44]《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45]《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46]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47]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48]  杨华贵《中共中央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决策与领导》,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1页。

[4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445页。

[50] 《光明日报》,1991年5月29日。

[51]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52]《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53]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54]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55] 《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0—821页。

[56]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6页。

[57]  聂荣臻《在国务院第4次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

[58]《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59]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60]《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61]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5页。

[62]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63]《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64]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65]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66] 《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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