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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组织领导人

发布时间:2017-09-03 14:58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聂荣臻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卓越组织领导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尤其是国防科学技术事业,是聂荣臻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决定,直接领导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战略决策到组织实施,从科技方针、政策的制定到科研机构的组建、科研人员的调配和培养,从制定科研发展规划到主持重大项目攻关等,聂荣臻都倾注了极大的智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正是在他的直接组织领导下,新中国科技事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中,就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迅速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果。他在长期主管科技工作的光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实际、加速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指导原则,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当前实施科教兴国、科技强军战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青年时期科学救国的崇高理想

要改变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面貌,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这既是聂荣臻科技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聂荣臻科技思想产生、形成的认识前提,而这一思想及认识直接发端于他青年时期的科学救国理想。

(一)萌生“科学救国”愿望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农历11月27日)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吴滩场(今吴滩镇)郎家村石院子一个比较贫寒的农民家庭。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川东小镇,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但是从聂荣臻开始记事时起,给他打下深深烙印的,并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快乐,而是生活的艰辛、农民的苦难和社会的动荡。在他上学年龄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的酝酿时期,政治上的动荡,社会思潮的活跃,政治力量的争斗,新学与旧学的交替,最终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汇聚成强大的民主主义潮流。聂荣臻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曾经说:“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动,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1915年聂荣臻进入陈食场高等小学(今永川陈食乡中心小学)学习,开始接触新学,除了学习国文,还学习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他每天早起五更,夜读三更,博闻强识,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多方面的知识,并且博览群书,知识面和视野逐渐开阔起来。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后国际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国内封建军阀割据混战、民族灾难深重、山河破碎和民不聊生的局面,在广大仁人志士强国自救的深沉呼唤感召下,他逐渐成长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热血男儿。他书写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铭言贴在课桌上,勉励自己刻苦学习,有所作为。

1917年夏,聂荣臻以优异的成绩从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于1906年创办的一所四年制中学。作为川东地区的著名学府,它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在四川堪称一流,并十分注重对学生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科学知识。聂荣臻在江津中学上的第一堂实验课,实验内容就是水在经电解后实现氢氧分离而能燃烧的现象,由此极大地激发了他对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在这里,正当青春年华胸怀救国救民壮志的聂荣臻,发奋读书。一方面他刻苦地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各科成绩总是名列全班前茅,尤其擅长作文,他所写的《评内忧外患》、《评楚霸王》等时论性文章,深入剖析中国国弱民贫的根源,猛烈抨击社会黑暗,被国文老师杜文运评为范文,并抄录贴于学校中堂,供同学们观摩学习。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地阅读各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书刊,更加关注国家大事,开始认真思考当时国内外发生的诸多事件,寻求救国之道,摸索自己要走的漫长人生道路。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科学著作,反复学习了孙中山的一些关于民主主义思想的论著,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又成为《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热心读者。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他苦苦地思索着民族的出路,国家的出路。当时,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到处碰壁,而《新青年》上介绍的各种学说也使他有些迷茫。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横行宰割、军阀连年混战、国家贫困落后的严重局面,联系工业革命给欧美带来的飞速发展,联系明治维新后依靠大力发展工业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使他日渐接受了通过大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思想,由此他选择了“兴办实业”、“科学救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江津中学,聂荣臻参加了“江津学生联合会”,担任宣传委员,积极加入到进步学生的行列,大声疾呼“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并号召同学们以科学为己任。这一时期,对于青年聂荣臻来说,有了新知识和逐渐产生的新观点,对他确立“科学救国”思想打下了一定基础。但是促成聂荣臻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很多,据他自己回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参加了政治运动在学校呆不下去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弄得民不聊生,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希望能够通过出国学点本事,办好工业,使国家走向富强,从而增强了他“工业救国论”的信念。[1]可以看出,聂荣臻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之前,面对西方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冲击下处于国弱民贫和被动挨打状态之中的旧中国,曾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学习科学知识,希望以此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和落后的局面。聂荣臻在这一时期中的特殊经历和思想,成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选择主管国家科技工作的重要动因,他从“科学救国”的理想始,最后又成为振兴国家科技事业的领路人绝不是偶然的。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2]

(二)远赴欧洲寻求救国真理

在中国教育界一部分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有志之士的发起和推动下,自1912年起,在中华大地上渐渐兴起了一场以“辅世界文明于国内”为口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五四运动影响下,这一运动达到了高潮。一大批爱国青年,怀抱实业救国理想,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他们认为:只有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后办工业,才有可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的局面。

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也在四川迅猛发展着。聂荣臻由于参加了当地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面临着官商迫害的危险,更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决心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文化,寻求变革中国社会现状之真理。1919年暑假,他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在耐心说服父母并得到亲戚的资助后,聂荣臻与10余名同学怀着富国强兵、科学救国的理想,从重庆顺江而下,经宜昌、汉口至上海。沿途目睹列强蹂躏、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使聂荣臻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只有到欧美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后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挽民生于苦难之中。

1920年上半年,聂荣臻在法国北部的德洛中学学法语时,同时开始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1920年秋,聂荣臻进入胡廼尔中学学习。这个时期的聂荣臻矢志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渴望成为专家、学者,实现科学救国梦想。在求学过程中,当积蓄将尽时他便去工厂做工,先后在蒙塔尔纪橡胶厂、克鲁邹(施耐德尔)钢铁厂等工厂,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挣了钱再继续学业。他含辛茹苦,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磨练,他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学习上、生活上的重重困难,边做工,边读书,学到了大量文化科学知识,也开拓了视野,为以后的革命生涯及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领导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期间,聂荣臻深刻体会到了资本主义工厂主和劳工之间的尖锐矛盾与斗争,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使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中。但是,西方社会的冷酷现实并没有动摇他科学救国的理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法国,我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间,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他们时有争论,对我是有所触动的。但是,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这期间,这种触动,还没有彻底改变我那种‘实业救国’的想法。”[3]直到1921年12月8日,聂荣臻在家信中还再次向父母表达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决心,他写道:“然男当在家起程时,心中即暗誓,学不成,死不归,且凡事有失败,然后有成功,艰难困苦,乃为人之良师,况此时一时失望,岂能遽灰前志,故男与相知诸友,仍积极进行工学事业,未若伊等失志若事也。”[4]可以看出,处于求学艰难和生活困境中的聂荣臻,仍然不忘科学救国的宗旨和决心。

(三)彻底转变世界观,投身革命洪流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欧各国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法国,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十分流行,出版有大量书籍和刊物;另一方面,还有各种社会思潮在激烈论争。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在做工、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探寻救国救民真理。而当时的中国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云集思想界,形成百花齐放、百家竞起的局面,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深入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10月聂荣臻离开法国进入比利时,1922年暑期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在这里,聂荣臻虽然不用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但是由于在法国参加了“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经受了斗争的洗礼,又面对纷纭的新思潮、新观念,他对自己当初抱定的科学救国信仰发生了动摇。他说:在这里,“我的思想这时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使我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正是这样的思想变化使他“逐渐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5]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等书籍,还经常阅读从国内传到欧洲的宣扬马列主义与分析研究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刊物——《向导》,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发,从而懂得了社会制度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经过反复学习思考,他的思想认识开始产生新的飞跃,世界观由此开始转变。他终于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控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6]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使成为工程师、专家,回国后又能为国为民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仅靠科学技术就能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吗?要想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要发展科学技术,改变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面貌,只有首先实现社会革命。因此,聂荣臻后来在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说:“我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勤工俭学,后来接触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要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绝不是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就可以完成的,而必须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青年,必须先做一个革命者。于是我从一个实业救国论者变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7]在1922年6月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拯救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并将之视为自己“终身之事业”。1922年8月,由刘伯坚、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此为标志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社会革命论者,开始转变世界观而走上“革命救国”之途。法国和比利时的这段生活在聂荣臻的头脑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因为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正如他自己所说,“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但也正是这一段的学习经历,使发展科技实现国富民强,成为他永远无法释怀的情结。

二、革命战争年代重视科技工作的主张与实践

1923年初,聂荣臻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拉开了其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的序幕。革命救国思想的确立,并未使聂荣臻轻视科学技术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强调并发挥科技对革命的有力作用,便成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这些认识及实践,为他的科技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一)提出党员应该学习军事技术,注意培养军事技术人才

1924年7月,出席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聂荣臻被选送回国。9月他离开法国经德国转道莫斯科,随后奉命进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3个月后,被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4年1月,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国民革命开始兴起。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急需干部,同时也为了加强黄埔军校,遵照共产国际指示,1925年8月,聂荣臻离开莫斯科返回中国。回到阔别5年之久的祖国,他立即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全身心地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并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作为领导人之一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然而两次起义的最后结果均遭失败。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的聂荣臻痛定思痛,对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其中他独具慧眼地指出,“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或错误”。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技术人才对战争的影响,提出了“白将军”、“红将军”的科学预见。他指出:“这个问题在平时是不觉得的,并且同志们常说技术人才不要紧,不一定要党员同志,只要听我们指挥的什么都可以。不错,白将军也有变为红将军的,但在那种危险的时候,不但一般人都不愿来,就是党员同志欠勇敢的也不敢来,来了也不积极参加作战。所以缴了敌人几十门炮,十几挺机关枪,仅有三、四个朝鲜同志能用,多数利器却不能利用。”进而他号召:“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8]为此,时任广东军委书记的聂荣臻把提高军事技术作为广东省军委的一项重要工作。1928年聂荣臻在香港创办军事训练班,并亲自讲授主要课程,参加学习者上百人。193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无线电培训班,培训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并从上海、广东、湖南等地选派学员。培训班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聂荣臻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后,十分关心培训班的建设,对培养班的工作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1932年,聂荣臻任红一军团政委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频繁的战斗之余,他强调要加强对部队通信技术人员的训练,并领导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通信、技术、卫生等多种技术的竞赛,使得红一军团技术人员水平有很大提高。1932年的黄陂、草台冈两个战役结束后,聂荣臻认为,“这次战斗中射击技能之进步与成绩确有不可抹杀之事实,但我们并不应满足,相反的还要督促各部更应加紧对射击技术的训练”。[9]该战役也缴获了敌人大量机关枪,为此,聂荣臻要求选派优秀党员专门学习机关枪使用技术。随后,红一军团涌现了大批优秀射手。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聂荣臻率部狠狠打击了对红军骚扰的骑兵部队,为提高红军骑兵部队的技术素养,他要求把俘虏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补充到红军骑兵连里。可以看出,聂荣臻对于科学技术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在当时也算是有一定先见和认识的。

(二)充分发挥科技威力,增强根据地战斗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至11月,聂荣臻率八路军一部,创建了我党我军在敌后的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将它建设成了敌后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他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以技术人才为依托,充分发挥科技威力,从而大大增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力。

首先,重视知识分子,注重技术人才培养,奖励科技发明。广大知识分子是根据地科学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基本队伍,怎样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使之发挥其才学,为抗战服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问题,对于以工农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处于战争环境,如何认识和把握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聂荣臻在边区坚持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边区通过的《双十纲领》中明确规定: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保护知识青年,抚济沦陷区流亡学生,分配一切抗日知识分子以适当工作,提高小学教员的质量,改良小学教员的生活。根据上述规定,边区政府对参加边区抗战的知识分子,不分阶级、政党、民族、宗教、性别、年龄、国籍,只要不是汉奸,边区一律安排工作,发挥其专长,做到人尽其才。聂荣臻等边区领导还派专入到敌占区发动和号召进步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革命,并亲自接待来到边区的著名专家、学者,尽可能根据本人的意愿和要求,予以恰当的工作安排。在组织上,他始终把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作为各级党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十分注重提拔优秀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干部。据统计,1938年8月,边区政府各处处长、秘书主任和各专员、县长中(包括冀中区),大学生约占50%,师范生约占30%,其他中学生约占20%;1942年3月,平西地委成员中,知识分子党员领导干部占38.5%;1943年8月,北岳区区级以上党委领导成员中,知识分子党员领导干部占28.4%;1943年,出席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知名专家、学者共有54人,占到会参议员总数的19.4%,大学教授成仿吾、于力都当选为该届参议会的正副议长,在新选出的边委会委员中还有著名教育家、铁路工程师、实业家。在工作上、生活上,聂荣臻要求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为知识分子创造较为稳定和良好的条件,尽量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为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培养军政干部和专门人才,边区先后举办了华北联大、抗大第二分校、白求恩卫生学校等,训练各方面人才。

1939年上半年,边区已有约200名初级专门技术人才;仅1940年,在军工生产系统受到表彰的工程师和职工就有74名;1943年,仅北岳区29个县坚守教育岗位的中小学教师就有2399名。即使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在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和边区工矿局技术研究室仍集聚着一大批高、中级技术人才。在医疗卫生方面,为了克服医疗卫生人员极其缺乏的困难,从1937年至1939年间,军区先后动员、吸收了上百名受过正规医学教育或富有实践经验的地方医药卫生专家、药剂师、医生、护士参加军区卫生工作。如:原河北医学院教授、曾留学日本的病理学博士殷希澎;原河北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刘璞;日本留学生、小儿科专家陈淇圆;日本留学生、眼科专家张文奇;北平协和医院毕业生郭庆兰、周之望、崔蕴如等等,他们均成为晋察冀军区卫生事业的重要技术骨干。1938年6月聂荣臻亲自聘请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部顾问,在生活、工作等多方面为其尽可能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同年8月,聂荣臻又建议建立专门卫生学校。对从北平逃到晋察冀边区的美国、英国教授和专家,聂荣臻都给予热情接待。1942年3月,他亲自接见了冲破敌人封锁线,辗转来到边区的燕京大学教授班威廉夫妇,教师林迈可夫妇,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建议班威廉、林迈可这两位物理学和无线电学科学家在晋察冀边区创办无线电训练班,为根据地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班威廉、林迈可通过训练班,以他们的杰出智慧和卓越才识,为根据地培训出了一批无线电技术专门人才和领导干部,对根据地的发展和以后党的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推动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边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对科技工作实行了若干奖励政策。边区政府于1941年7月7日公布了《奖励生产技术条例》,规定:生产技术的发明者和改良者、外货代用品的制造者、矿产的发现者,给予荣誉奖或100元至1万元奖金。凡边区人民欲作生产技术的研究试验者,得请求边委会批准,派赴边区工矿管理局或农林牧殖局的客座研究室进行。其试验时期的生活及试验费均由边委会供给之,其自行研究试验经费不足或缺乏者,得请求边委会酌予补助一部或全部。1942年3月2日边区政府又公布了《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规定:技术人员按其学历、经历、技术水平及对边区经济建设的贡献等条件,由边委会核定为技正、技师、技佐、技术人员之职称;每月零用费分别为30元,20元至15元,10元;家境困难或有特殊事故,得由本人申请,所在机关审核报告边委会批准,予以补助,每年技正300至500元,技师200至400元,技佐100至300元,技术员80至200元。由于上述条例和办法的实行,极大地调动和鼓舞了边区科技人员对生产技术研究的热情,使边区的生产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也促进了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其次,确立正确的科技工作方针和任务,建立健全科技工作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繁荣边区科学事业,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作保障。1942年,边区科协在其纲领中明确规定,科技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是:团结边区一切自然科学家及工作者,为抗日反法西斯而斗争,帮助边区经济建设,改善边区人民生活。12月,聂荣臻在军区扩大卫生干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边区的科学家,一方面要追求科学,一方面不要把科学变成教条。要能够在边区现实环境下想出办法来,一面不否定科学,一面要使科学运用在具体环境,他说:这就是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对科学应有的态度。在他看来,科学是不能照搬的,必须在实践中去运用才能显示科学的作用,实际上他阐述了对待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应该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1943年7月在边区科协首届代表大会上,边区政府明确指出:边区的科学研究要围绕着生产与战争这两个中心来开展,并强调“不能忘记边区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这一基本事实”。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边区科技事业的组织和领导,边区立足于敌后战争环境,着眼于未来国家建设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科技工作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1942年6月,边区召开第一次自然科学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协会(简称“边区科协”),并通过了边区科协《简章》、《工作纲领》,选举产生了边区科协理事会。边区科协主要负责对一般科研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弹药、医药等重大科研项目,则由边委会工矿管理局和军区工业部、卫生部采取行政领导方式,集中力量组织科研攻关,实行行政领导与科协负责相结合的科技管理体制。这种在战争年代就产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与后来聂荣臻主管新中国科技工作时采取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展现出聂荣臻在科技管理中的能力和远见卓识。

第三,在军事、经济等领域中加大科技含量。1939年4月,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完县成立了军事工业部,领导军火研究与生产,由过去简单的修枪造弹发展到可以翻砂铸弹,制造地雷、炮弹和生产“复装子弹”等。到1940年,军工连(厂)发展到10个。[10]军工部还成立了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军工新产品的研究和试制。在军工技术研究方面,聂荣臻领导晋察冀边区创造了三大“奇迹”,即:采用边区的原料、自制的土设备,生产出了“全自制子弹”,其中,自制的无烟药的弹道性能可与日本造的媲美;就地取材,以猪羊牛骨头、动植物油、石灰、火硝等边区的原料,自制硝化甘油炸药和硝铵混合炸药,解决了边区大量生产炮弹、掷弹筒、手榴弹和攻坚用的炸药箱所需要的炸药问题;独创出雷银纸雷管。在军事科研与生产中以“集中领导,分散生产,小型配套,就地取材”为方针,就地及时供应部队需要,有效配合战争,取得了出色成绩。上述措施,极大地增强了边区的军事实力,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并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边区,发展生产,争取边区经济的自给自足,聂荣臻把提高科技水平、创造新的生产方法,作为发展生产的最积极和有效的途径。在他的领导和倡议下,在边区农业生产中掀起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热潮,对耕田、播种、收割等农具加以改进,并进行种子试验。1941年试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可使亩产量提高10—15%;推广了温汤浸种、压绿肥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枣尺蠖土法防蛾等防治病虫害的技术。这些技术的采用提高了生产水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聂荣臻还非常重视边区军民创造特殊战争的方法。在日军疯狂“扫荡”的形势下,大打“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等“平民技术”战争。1943年6月,他通令嘉奖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麻雀战英雄李殿冰,号召军民广泛开展地雷战,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关注科技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对战争的影响

首先,重视技术战的训练和研究。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蒋介石玩起“假和谈、真内战”的把戏。为应对国民党挑起新的内战,在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后,聂荣臻立即飞回晋察冀投入根据地的建设中。1946年2月至4月间,聂荣臻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晋察冀部队广泛地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和研究,部队的军事素养普遍得到提高,为打退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

其次,培养和关心科技人才。在紧张而繁忙的三年解放战争中,聂荣臻仍不忘对新中国急需的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关心。1948年11月,他在自己

家中设宴招待从北平来到解放区的航空人才吴大观等人,并鼓励和期望他们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学习和工作。1949年3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筹建机要干部通信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通信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作了重要准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聂荣臻在革命战争年代就非常重视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并在实践中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采用较为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办法,并注意对科技人才的培养。不仅有宏观的方针政策,也有实际中的具体运用。这些经历和实践都为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借鉴。

三、开拓新中国的科技事业

聂荣臻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是值得书写的:一是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新中国的创建贡献了前半生;二是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组织领导者和奠基人,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我国科学技术、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军事和科技思想也成为国家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以昂扬的斗志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投入到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1954年,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7月,任领导原子能事业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领导发展新中国的火箭和航空事业。同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后又先后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研制工作。在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科技事业的10余年间,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决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实际、加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原则,总结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的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思想,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奠基性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自告奋勇抓科技工作

中共八大以后,1956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主管常务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来到聂荣臻家里,向他征求工作安排意见。邓小平说道:“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为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长,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仍由你来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面对新中国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和极其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聂荣臻自告奋勇抓科技,当即表示:“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11]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五十一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党内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管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从此,这位德高望重、战功赫赫的革命家、军事家,肩负起了领导开拓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历史重任,踏上了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伟大征程。对于人生中的这一重大选择,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12]  

(二)运筹帷幄主持制定科技发展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渴望运用和发展科学技术迅速改变社会经济贫穷落后面貌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制定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发展规划,勾画一幅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战略眼光,明确作出制订全国性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重大决策,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正式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且宣布,国务院已经着手编制1956年至196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3月14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该领导机构,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陈毅任主任,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负责具体的组织领导。11月,聂荣臻接任主任职务。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的精神,在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期间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一是参与领导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其中直接组织草拟了《对12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二是主持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参与领导制定12年科学规划,是聂荣臻主持科技工作实施的第一个历史性重大工程。从1956年4月开始,科学规划委员会陆续召集全国各地各学科、各专业的最杰出的科技专家600余人,在北京西郊宾馆着手制定12年科技发展规划。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基本完成了规划的起草工作。

10月29日,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周恩来总理并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包括《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和4个附件,即:《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批准聂荣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任务,616个中心课题,并指出了各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在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需要优先发展的12个重点,即:(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指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仪器和遥远控制);(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同时,由聂荣臻和主管装备计划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领导,总参装备计划部、军委航空工业委员会、国防工业各部门参加,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作为12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由聂荣臻上报中央批准。12年科学发展规划是一个军民统筹的规划,它勾画出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明确了科技攻关的奋斗目标,对振兴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先进国家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在这一规划的指引下,新中国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起直追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个规划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聂荣臻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12年科学技术规划执行顺利,到1962年底,57项任务中的50项已经达到原规划中的具体要求,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大体上已达到了世界上先进国家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水平。但是,12年规划中后5年的工作和要求还不够具体,而国际科技发展又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为此,在周恩来、聂荣臻的主持下,1962年国家科技术学委员会各部门分别组织1万多名科技专家,开始着手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作为12年科学规划的补充和发展,到1963年10月规划编制完毕。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总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在重要和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该规划包括农业、工业、资源调查、医药卫生、技术科学、基础科学等6个方面共70个专业的规划,其中中心问题3025个,研究项目1.5万个,包含各专业、各学科重点项目374个。[13]这一规划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起点上,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形势,为下一阶段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勾画出了动人的前景。

上述两个规划不仅凝聚了聂荣臻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全部心血,更展现了他高瞻远瞩的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组建科研机构和组织科技队伍

面对新中国科技水平低下,科技力量薄弱,而发展科学技术任务又十分紧迫的严峻局面,为了奠定科研工作基础,实现科技规划蓝图,聂荣臻认为必须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组建科研机构和组织科研队伍,统一领导,统筹规划,精心组织,大力协同。

在聂荣臻的推动和领导下,组建并完善了新中国的科研机构。首先,组建集中统一的科研领导管理机构。在领导科技工作过程中,聂荣臻深感全国科技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急需构建起集中统一的科研领导管理机制。1956年10月,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中央提议并获准保留由聂荣臻任党组书记的原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指导、协调和监督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工作的管理机构;1958年6月10日,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小组,聂荣臻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1958年9月成立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1958年10月由聂荣臻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而成立了由聂荣臻担任主任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政府统一管理和协调全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部门。与此相适应,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设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统一管理本地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部门。一系列部门管理机构也纷纷组建,在国防科研方面主要有:1956年2月由聂荣臻与周恩来、钱学森筹备并于4月正式成立的由聂荣臻兼任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领导我军的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同年,由原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成立装备科研处,负责筹划军队常规武器的科研工作;1958年10月由聂荣臻建议将航空工业委员会与装备科研处合并,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核武器、导弹武器和常规武器装备科研工作的部门。

其次,建立专业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在工业、农业、卫生等各产业部门相继组建起科学研究机构;在国防方面则相继成立了导弹火箭、原子能、航空、舰船、无线电电子、各种常规武器等研究院及军事医学研究院。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到1962年仅全国性的非国防系统的专业科研机构就由1956年的381个发展到了1296个。这些科研院所为这一时期科研攻关发挥了第一线的战斗堡垒作用。

再次,建立科研服务保障机构。随着科研工作的推进,聂荣臻日益认识到科研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又建议与指导有关部门逐步建立了一批情报资料、图书、计量、标准、仪器仪表、化学试剂、计算机中心、风洞试验中心等科研服务机构,为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地保障。聂荣臻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一支强有力的科技队伍,“科学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各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机构的组建,都离不开人”。[14]因此,科学规划制定后,组建队伍自然就成了当务之急。面对当时我国科技人才尤其是高、中级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聂荣臻采取一系列措施,致力于组建新中国科技队伍。首先,他从各条战线将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科学家抽调到研究部门,担任研究机构领导人或研究课题负责人,并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归国。这些原有的和归国的科学家,成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尤其是国防尖端科学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其次,他通过从早期留苏学生和国内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由高级研究人员带助手来培养中级研究人员;健全现有研究生制度;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研究生和留学生,等等,使我国的中级科研人员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再次,通过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科研队伍。他主张应充分发挥高校作为培养科技骨干的主要基地的作用,不仅为科技队伍提供初级科研人员,而且通过组建新的科技院校,以及在有条件的院校设置新的学科专业,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我国科学界短缺而国家建设所急需的科研人才。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58年9月创办了以培养尖端性学科科研人才为目标的中国科技大学。此外,他还建议在一些研究院、所开办业余大学、夜大学,通过多种渠道加快对科技人才的培养。

他明确提出对科研单位的根本要求就是出成果、出人才,要造就大量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仅在导弹研究方面,自1956年6月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会议后,到1957年的半年时间内,他就曾先后18次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着重商讨如下问题: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党政骨干、大学毕业生;老科学家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培养青年科技干部;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研究生学习深造;补充优秀的技术工人、复员战士,自办技校培养,以满足初、中级科研实验人员和技术工人的需要;选调大批优秀的专业复员军人从事后勤等科研保障工作。此外,他还建议并获中央批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全国10余所高校设置导弹、原子能及相关专业。在聂荣臻的大力支持和具体领导下,到1962年,我国仅非国防科技人员就由9000余人发展到了9.4万人,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门类齐全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研工作的需要,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储备了必要的技术力量。[15]

(四)自力更生为主的科技发展方针

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后,从新中国的科技状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出发,遵循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确立了我国科技发展“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聂荣臻一贯认为,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别人,这方面即使用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因此他提出:“这一点不但应该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16]为此,他坚决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走中国自己的科技发展道路。1956年10月,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指出:五院的建院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会后,在经航委讨论后形成的上报周恩来、彭德怀的《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中,聂荣臻明确指出:“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这一方针经中央批准,被确立为发展中国导弹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战略性方针,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攻克导弹、原子弹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今天我国的航天事业所展现出的惊人成就,与当年聂荣臻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发展方针是有很大关系的。

(五)参与制定并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其后的反右倾斗争,也给科技领域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在一些科研单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等违反科研工做客观规律的现象,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强烈不满。而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一批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被拔“白旗”,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上述问题极大地阻碍着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领导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深感制定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61年春,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农村工作60条的启发和推动下,聂荣臻根据中央正在酝酿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要求各条战线都理出若干政策性条条的指示,在上海、北京分别组织专家座谈会,研讨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与会专家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4月16日,聂荣臻邀约国家科委韩光、刘西尧,中国科学院张劲夫、杜润生,国家科委安东、路扬,上海市科委刘述周、舒文等入到杭州,一连召开两周会议,着重研究讨论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影响,在反复研讨的基础上,聂荣臻主持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初稿。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讨论修改,聂荣臻于6月20日签署《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上报中央。十四条意见中最核心的内容有三条,即: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和“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政策请示报告中着重说明了7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即: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保证科研工作时间问题;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等。7月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批准聂荣臻的报告,会后又送经毛泽东批准。7月19日,中央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中发(61)505号文件正式下发。《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以及中央的批语三个文件合称“科学十四条”。它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标志着新中国科技工作步入了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被邓小平誉为中国第一部“科学宪法”。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科技工作的经验总结,比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的倾向性问题,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对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科技工作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聂荣臻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心血。

但是,科学十四条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期间,在与科学家的个别谈话和与会者的发言中,敏锐地发现知识分子的情绪集中反映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如有的提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有的反映:“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总是使我们感到低人一头,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一问题是关系到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原则性问题。为此,聂荣臻决定延长会期,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并专门邀请周恩来、陈毅到会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的基本估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转变到了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为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周恩来认为,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陈毅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要给他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聂荣臻在会后的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如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政策不够全面,有些政策界限不够清楚,影响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为此,他诚恳地表达了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心,指出今后一定要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改正一些由于错误认识而引起的不适当的做法。他指出:“不仅在科学技术机关内部,要认真进一步改善党和知识分子之间、青年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上也要改变一些不正确的看法。”[17]广州会议后,3月27、28日,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明确界定,对于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除知识分子的思想包袱,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贯彻‘科学十四条’和召开广州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科学事业更加尽心尽力。……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18]不难看出聂荣臻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努力。

(六)坚持开展科技攻关

面对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十分薄弱的现状,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确定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点科技任务57项,其中特别强调发展原子能、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等尖端技术和新兴技术。而在这个规划中的国防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原子能技术、火箭和喷气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尖端技术,这5项尖端技术后来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为了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最重要、最急需且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首先取得突破,从而带动整个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党和国家决定实施科技攻关,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

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原子时代”、“喷气时代”。为了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胁、核讹诈,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安全,中国极有必要发展导弹武器和核武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果断决策在中国研制导弹和原子弹。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聂荣臻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正式决定在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195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1956年2月,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增强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在中国发展导弹事业问题的认识。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作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从此聂荣臻成为发展中国的“两弹”(导弹、原子弹)事业的领军人,承担起了发展中国的“两弹”事业的具体领导重任。

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任务后,首先从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入手,为研制“两弹”做奠基性工作。在导弹研究方面,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他在报告中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导弹研究院。1956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10月8日成立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由此拉开了中国导弹研究事业的序幕。

为了加强航委领导,减少管理层次,1957年3月,根据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军委下令撤销导弹管理局,合并至导弹研究院。聂荣臻为导弹机构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曾先后召开18次会议,商讨一系列具体问题,研究解决了五院的机构设置、基本建设、开展大协作等一系列问题。[19]在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到1961年,五院已拥有了一支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和研究骨干、数以千计的大中专毕业生和转业军人组成的优秀科技队伍。从机构设置情况来看,到1964年五院已由最初的10个研究室发展到4个分院,各分院分别担负着不同型号导弹的研制工作。

在原子弹研究方面,聂荣臻作为原子能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为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工作。在他参与领导起草的12年科学规划中,原子能研究被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在他主持起草的12年国防科技规划中,则对原子能在军事方面的运用目标作了明确规定。为了解决研究人才问题,他与陈赓多次商谈,确定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立了原子弹、导弹专业(后扩大为系),培养研究人才;提出请兵器工业部为原子能工业部选调急需人才。

1957年10月,苏联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由此掀开了人类航天事业新的一页。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做出了我国研制人造卫星的决定。会后,在聂荣臻组织下,制定出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

60年代初,正当聂荣臻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关怀下,领导广大科技人员为研制中国的“两弹一星”而奋勇拼搏的时候,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严重的经济困难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撕毁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全部技术资料,停止供应一切资料和原材料,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科研工作陷入十分困难境地。面对严重困难,我国的科研事业,尤其是以“两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共和国决策者面前。1961年7月,国防工业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上会下,与会者对“两弹”研制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分外激烈。聂荣臻力主“上马”,在会上明确表态:我国的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必须坚持下去,还要继续导弹、原子弹的攻关。他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更增强了他坚持“两弹”研制的决心和信心。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写了《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该报告着重阐明了坚持“两弹”攻关的有利条件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这一报告,果敢地作出了“两弹”继续攻关的战略决策。

(七)积极探索科技工作发展规律

面对严峻挑战,在“两弹一星”攻关过程中,聂荣臻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积极探索科技工作发展规律,表现出了非凡的统帅才能。他坚持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为辅”的科技发展方针;实施“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任务排队”的战略部署;运用军事上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组织全国大协作,集智攻关;注重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组新中国成立防科技主力兵团;重视科技服务保障工作,抓好科技情报、资料工作,抓好“开门七件事”(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抓好现代化实验设备配备;把握科技工作发展规律,提出“正在实验试制的型号,正在设计的特型号,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的“科研三步棋”思想,实行行政指挥和技术指挥“两个系统、两条指挥线”的组织管理体制;注重实事求是原则,正确执行和检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切实帮助知识分子解决生活困难,做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聂荣臻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就成功地研制出了导弹、原子弹、导弹核武器。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为远程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大型计算机等先进技术装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从此,聂荣臻的名字与中国的“两弹一星”紧紧联系在一起,永垂史册。

(八)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办科学

在领导科技工作期间,聂荣臻一贯主张科学研究事业的规模和物质消费,一定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相适应。他从当时我国经济落后,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紧张的实际出发,大力提倡勤俭办科学的风气。1956年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聂荣臻专门指出:“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有图书、资料、设备、房子等必要的物质条件,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总的讲是比较差的,必须逐步地有重点地加以解决。但是在解决这些必要的条件的时候,要提倡勤俭的风气,反对铺张浪费。”[20]1963年7月14日,《在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勤俭新中国成立,是我们建设当中长时期的一个方针。勤俭办科学,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特别是我国经济力量还不宽裕,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用大量资财来办科学事业,国家给科学事业以极大支持。我们应该把这些资财,最经济、最有效地使用,力求得出最大的效果。”并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种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给予了批评,坚决反对浪费国家资财。[21]

在导弹研制过程中,有同志认为,研制这一国防尖端产品,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不要吝惜钱,更有甚者,多立项目,多要钱。聂荣臻对此坚决反对,批评说:你们不能搞“广种、密植、薄收”,要真正考虑到哪些该花钱,哪些不该花钱。正是在聂荣臻勤俭办科学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科技界在科研工作中,精打细算,注意合理、有效地使用国家有限的资财,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果。艰苦奋斗也成为“航天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科技工作的生命线

在聂荣臻主持制定的“科学十四条”中,明确规定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机构要出又多又好的科技成果,离不开一支由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组成的科技队伍。那么怎样才能打造出这样一支队伍呢?聂荣臻高度重视对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过来的元帅,聂荣臻深知人在实现战略战术目标中的决定作用。因此,他在领导全国科技工作中,尤其是在国防尖端科技的研制工作中,始终把做好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在对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他一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要根据科研单位的特点,依据科技人员成长的规律和思想实际,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用带兵的方法来带知识分子;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要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干部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要做他们的知心人;要树立“为科研服务,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思想,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科技人员的心间、科技生产全过程之中。他率先垂范,带头做好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力排各种“左”的错误干扰,对广大科技人员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悉心照顾,被誉为“科技工作者的知心领导人”。

(十)做好科技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

科学研究工作离不开后勤保障。聂荣臻主管新中国科技工作后,随着科研工作的进展,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现代科研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加深了对科技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为没有科研服务和后勤工作的有力保障,研究工作就不能取得显著成绩,他说:“科研工作好比打仗,后勤工作一定要跟上。”

聂荣臻在领导科技工作中多次指出,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他一再表示:“我是科技战线的一个后勤部长”,[22]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要努力保障科学工作者必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并一再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好科技战线的后勤部长,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树立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应做好勤务员的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了适应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和领导方法;逐步成立了一批情报资料、计量、标准、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图书、计算机中心、风洞试验中心等科研服务机构;抓好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表仪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基本条件——“开门七件事”;充实现代化实验设备,兴建了各种现代火箭地面设施建设,研制出核反应堆和离子加速器,建立了用于“两弹一星”试验的大型基地,等等。他还把科技人员的生活冷暖,时刻挂在心间,要求行政干部切实解决好科技人员的诸如住房、吃饭等各方面的基本生活问题,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保证广大科技人员能够专心致志搞科研。经济困难时期,当聂荣臻得知科技人员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时,亲自向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募捐”,向各有关单位领导同志吁请援助,并将调集来的鱼、肉、水果、黄豆、油等物资,全部分送到一线科技人员手中。强有力的科技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为我国科技人员提供了创造出举世瞩目科研成果的重要条件。

(十一)主持重大科技试验

科技试验是鉴定科技成果的关键环节,聂荣臻以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无限忠诚,亲自主持了对以“两弹”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防尖端科技成果的试验。

1960年11月5日,聂荣臻亲临西北大漠深处的试验场,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自制导弹的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原子弹的研制完成,首次核试验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64年初,中央军委成立以张爱萍为主任、刘西尧为副主任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在试验准备阶段,聂荣臻曾多次听取张爱萍等负责同志的汇报,并做出重要指示。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1966年6月,中国研制出了可以装核弹头的地地导弹,作为一种武器,还必须进行实弹试验。在本国国土上进行这种试验,这是一项风险极高的试验。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为部署“两弹”结合试验工作的中央专委会议上,聂荣臻当众请缨,到试验现场组织指挥“两弹”结合试验。在聂荣臻的直接主持下,10月27日9时,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1966年12月,聂荣臻先后赶到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主持了我国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试验、氢弹原理试验,均获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受周恩来的委托,聂荣臻赴核试验基地亲临现场主持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空中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正是在聂荣臻的主持下,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新中国科技事业结出了一个个辉煌的硕果。

(十二)逆境中奋进的科技情怀

1966年5月,共和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革””期间,聂荣臻顶着巨大的压力,尽量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对科研战线的冲击,保护知识分子,坚持科学事业,使“两弹”结合试验得以顺利进行。1966年10月下旬,在聂荣臻主持下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12月下旬,在聂荣臻主持下中国首次中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和氢弹原理实验成功;1967年6月,在聂荣臻主持下中国首次氢弹试验成功。聂荣臻尽管身处逆境,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压制和打击迫害,被诬蔑为“二月逆流”成员,不断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却依然心系新中国科技事业。他顶着“大科研主义”、“想用科研压革命,来保护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一大堆帽子,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地保护科研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保护科研设备。当时中国科学院贴出了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聂荣臻非常气愤,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要批就来批我好了!”[23]他始终把科技人员的安全挂在心上。北京中关村是科研单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当聂荣臻得知这里出现了砸毁东西和绑架人的事件,就找到北京卫戍区,要他们加强巡逻,制止这类事情发生。有些科学家在原单位实在危险,聂荣臻就以工作需要为名把他们临时“借”到北京。1968年,为了不错过观测日全食的难得机会,他让工作人员参与并做有关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使观测工作最后顺利进行。聂荣臻以自己的最大力量尽量减少这场动乱给我国科技事业带来的损害,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衷心爱戴和敬重。

(十三)晚年关注科技事业的高尚情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中,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重任的聂荣臻,不顾自己的年迈体弱,依然全身心地关心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国家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

科技领域作为十年内乱的重灾区之一,为了实现拨乱反正,聂荣臻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解决我国科技战线上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与协调的状态,集中力量,多出成果,多出人才,1979年10月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成立,由邓小平提议,受党中央委托,聂荣臻抱病出任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书记。受命以后,他在两个多月的反复集中或分别协商协调中,终于主持拟定出了协调方案,使科学协调工作得以顺利展开。80年代后,聂荣臻因为高龄而不再领导科技工作,但是他仍然眷恋着科技事业,始终与科技工作者心连心。为了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多次向中央提出关于解决老专家学者退休问题等意见,多次上书中央献计献策,正如他自己所说:“有关重大问题,我都要向中央提出建议。”他还多次与光明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的同志探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并发表文章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中肯意见。1982年8月,在与《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他指出:“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的观点。”11月25日,在与《红旗》杂志社负责人的谈话中,他也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并且要在这方面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他的临别遗言中谆谆告诫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聂荣臻热爱祖国,热爱科技,关心知识分子,关注科技事业,为推动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调动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防科技领域,聂荣臻积极倡导走精兵强国、科技强军之路。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11月25日聂荣臻担任军委副主席,重新参与军委领导工作。他十分强调,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全身心地关心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一方面力主加快新型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坚决支持把研制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讯卫星作为国防尖端技术领域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重点任务,并对完成这三项任务的每一进程给以密切关注和热情鼓励。

总之,在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下,聂荣臻作为长期主管国家科技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作的负责人,协助毛泽东、周恩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奠基性工作。他主持谋划新中国科技发展蓝图,确立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培育和实践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配套的科技体系,培养和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协作、特别能奉献的高素质的科技队伍,积极探索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走上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聂荣臻的带领下,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辛勤耕耘,使我国的科技工作突飞猛进,硕果累累,开创了我国科技工作的“黄金时代”。在国防尖端科技领域、军工方面成效卓著。完成了突破尖端的历史性任务,掌握了有效的核反击能力,发展了新型常规武器装备,并在航天等一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从而大振了国威、军威,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1960年6月,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中国大地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就这样记入了中国历史,也记入了世界历史。从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举国上下,华夏大地一片欢腾。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中国有了可供实战用的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我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预定的高度,精确的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举国上下,无不为之鼓舞。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成功氢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工作也已经打好了基础。在民用科研方面也成就辉煌,配合工业部门研制出许多高精尖设备。如各种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高速照相机、能精确授时的氨分子钟,一万二千五百吨的自由锻造水压机、三十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研究、设计和制造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水平的发电设备、石油化工设备、黑色冶金联合企业设备、纺织设备、矿山开采设备等,完成了各种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精密机床和仪器仪表、新冶炼技术、矿产资源的调查和综合利用等项目,自力更生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难题。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国已经有能力自行设计建造像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万吨级远洋轮、大型煤矿、大型水电站、火电站、重型机械厂等这样的工厂矿山机器成套设备。科技工作者还对我国的自然资源、自然条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考察和勘探,发现了许多重要金属矿藏。如在以李四光为代表的著名地质学家的理论指导下,经过勘察、钻探,相继开发了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自1963年起我国实现了石油自给,从此结束了依赖“洋油”的历史。农业方面完成了全国耕地土壤普查,改良土壤和各种合理施肥的试验,病虫害的防治,改良品种和增产试验、治沙、治碱措施试验等许多科研项目。对黄河、长江、黄淮海平原等特定地域的开发,制定了治理规划,进行了资源调查等。农业科技研究和应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我国在世界上最早育成的矮杆水稻得到大面积推广。在虫情预报和消灭飞蝗虫害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在品种、灌溉、栽培、肥料等综合措施作用下我国粮食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在医药卫生方面,微外科、烧伤治疗、断肢再植等方面获得突出的成就。如1963年1月2日,上海第六医院陈中伟为一位右手切断的工人成功地进行再植手术,被国际医学界公认为断肢再植的奠基人。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数论、计算数学、基本粒子、核物理、化学、射电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一些受到国际科技界重视、水平比较先进的成果,比如生物学方面,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一系列现代科学新分支,如生物物理、分子生物学、球动力学、高能物理等,先后开始展开研究。历史不会忘记!聂荣臻——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组织领导者和奠基人,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历史丰碑上已经深深地镌刻上了这行不朽的字迹!

四、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主要经验

聂荣臻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我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组织领导科技事业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并积累了一系列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宝贵经验。他生前多次明确指出,新中国科技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经验有很多,但集中到一点,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24]

(一)科学技术工作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聂荣臻认为,毛泽东关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启示,对于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无可比拟的巨大意义,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发展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面临着怎样对待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问题。针对人们思想上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观点,聂荣臻明确指出,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提起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许多人容易产生神秘感,迷信外国,迷信书本,而旧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统治,则使得迷信外国、以洋为贵的观点,在中国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思想观点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由于我国特有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需要科技工作者进行独创性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独创地进行研究,不能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自力更生,我们就只能跟在外国的后面转,永远不能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必须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风格,提倡大胆独创。聂荣臻认为,科学研究的新天地是十分广阔的,只要我们不迷信、不自卑,我们就能做出前人所从未做出的成绩来。在科学技术上我们要学习一切前人所创造的成果,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必须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学习。许多科学理论和技术必须结合我国实际进行独创的研究。我们必须在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认识我国的新鲜事物,从而创造新鲜事物,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后,我们就能够大胆地独创。如果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仅仅局限于已有的知识,局限于文献记载,只是重复前人的工作,是绝不会有成就的,只有大胆独创,勇于实践,才能做出成绩。在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问题上,聂荣臻认为,我们既要争取他们的援助,加强和他们的合作,又要在敢想、敢说、敢干,大胆独创的条件下来运用这些援助。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援助在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和经济建设中发挥最大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也应该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一基点。

(二)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来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如何正确认识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这是影响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领导科技工作的过程中,聂荣臻对此十分重视。一些学者认为,科学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应单纯从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发展科学。而聂荣臻则主张科学技术应当从发展生产、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出发,用“任务”来带动学科。他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无用的。因此,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脱离实际地研究理论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的倾向。实践证明,我们只能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任务出发,才能最快地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我国的科学研究只要不脱离生产,也就一定能以远远超过19世纪欧洲的规模而向前发展。而科研工作对生产建设又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科学研究工作,应当努力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因为技术政策的抉择,生产计划的制定,往往要以研究工作的成果为依据。

聂荣臻认为,科学技术既然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的,就应当迅速地推广,将研究成果推广到生产中去,使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在领导科技工作过程中,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每一个科学技术人员都有推广任务。各级领导机构都要切实把推广工作领导起来,并且创造多种多样的推广方式和方法,尽快地把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推广开去。

(三)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有全面规划

聂荣臻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必须制定全面规划,并且必须按规划进行,科学如果不实行全面的规划,就不能有效地为生产服务,这是新中国科技实践中的基本经验之一。因此,他在领导新中国科技工作过程中高度重视规划的制定和执行。1956年初,聂荣臻根据毛泽东“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示,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科学技术研究的要求,又对科学技术力量的使用、培养和科学技术机构的建立等作了规划。1957年和

1958年又作了两次全国性的年度计划。1962年,聂荣臻与周恩来一起又主持编制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些规划的制定,勾画出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在科学技术必须为生产服务、我国科学技术必须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指导下,使我们比较系统的了解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同时,通过科学技术规划的制定,不仅促进了各学科之间的协作,并且促进了生产部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促进了科学技术力量的迅速成长。科学技术规划在全国科学技术机关和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中间起了动员和鼓舞的作用,成为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行动纲领。这些规划的实施,大大促进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迅速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制定规划过程中,聂荣臻总结出如下经验:一是在规划中必须正确地解决以下矛盾:(1)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关系;(2)理论和实际的关系;(3)中央和地方的关系;(4)尖端和基础的关系;(5)普及和提高的关系;(6)学习和独创的关系等,从而把有计划的科学技术工作同有计划的生产结合起来。二是科学技术规划应该比生产规划更加灵活些,它必须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变化,又必须密切注意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随时加以修正和补充。三是既要有全国性科技发展规划,还应有地方性规划。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极为复杂,仅有一个全国性的规划显然是不够的。

(四)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努力提高自行研制能力

聂荣臻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要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现代化,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但是,坚持自力更生,并不等于闭关自守,要争取一切可能的援助,学习和吸收世界上先进的科技成果,鉴和运用适合我国情况的成功经验。因此,他在全面主持科技工作后,把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作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把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着眼于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开发自己的科技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时注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注意学习、消化、吸收引进的新技术、新设备、各种专利,还注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和发展。正是由于坚持贯彻了这一正确方针,才使得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没有受制于人,经受住了国际风云的变幻,能够打破来自各方面的封锁和破坏,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五)集中力量,大力协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聂荣臻认为,科学技术战线很长,任务很重、很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的科技力量的基础薄弱,我国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就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安排全国的力量,各地区、各部门按计划协同工作,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在主持新中国科学技术工作期间,他提出,首先是建立全国科学技术的一盘棋,即:在全国范围内,把重大的、关键的科学技术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把中央所属的和地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任务。据此,他按照全国的统一规划,把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研部门和地方的科研力量等五个方面军统一组织起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长处,形成五路大军齐攻关的壮观局面,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各方面齐心协力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其次,在统一安排下,各地方、各部门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担任一部分工作。在保证全国一盘棋的任务下,各地结合本地区的特点,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星罗棋布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工作网,开展地区性的科学技术工作。中央和地方的科学技术工作适当分工,各有重点,同时又有广泛的协作。此外,地方之间也必须互相协作,一个地方研究试验的成果应该推广到其他地区去,在安排本地区科学技术工作的时候,又必须充分利用其他地区的成就。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还要搞好科学研究、生产和教学的三结合。生产单位、高等院校和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科学研究的形式下,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在每一项研究工作中,又必须搞好领导干部、工农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的三结合,使他们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既加强了党的领导,也保证了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正是在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建设科研、试验机构,组织科技队伍,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联合攻关,才使新中国迅速地掌握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核潜艇等国防尖端技术,也为新中国科技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物质、技术基础。组织全国大协作,大力协同,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也成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成功经验。

(六)科学技术要全面安排,重点突出,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不可偏废

聂荣臻认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有全面观点,各门学科、各种技术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哪一门科学技术是不需要的。特别是在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各地都各有特点,各地的技术经济水平又有差异,发展也不平衡,要在这个地大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里,用很短的时间来完成技术革命的任务,就需要各门各类、水平不一的许多科学技术工作,就要求学科齐全,在科学技术上不能有缺门。因此,他在工作中十分强调对每一学科、每一门类,都要全面安排,使之各得其所,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既发展应用技术基础,又发展基础理论研究;既改进现有工农业生产技术,逐步走向机械化、自动化,又发展尖端科学技术;既要努力吸取外国一切长处,更要自力更生、独立创造;既要着重为今天服务,又要毫不放松为明天的更大发展做好科学技术准备。在全面安排的同时,还必须突出重点。他说,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抓住自己的重点,用重点来带动全面。实践证明,集中必要的力量,加强最急需最关键的科学技术部门或学科,是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好办法和好经验。

(七)坚持尊重客观规律,加强科学管理

聂荣臻认为,坚持尊重客观规律,加强科学管理,是加速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他组织领导新中国科技事业过程中,从中国国情和科学技术的特点出发,形成了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统筹规划的领导管理体制;根据科技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建立了大规模的科研工作组织管理的具体形式。实践证明,这样做,遇事容易下决心,相互间协作密切,步调一致。这对加强科学管理,克服分散、重复现象,提高科技投资的综合效益,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加强国防科技和重要科研项目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这条经验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管理的科学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然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和管理有重要的启示。


[1]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2]《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3页。

[3]《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页。

[4] 《聂荣臻青少年时代》,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5]《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6页。

[6]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7]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8页。

[8]《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9]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10]  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11]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6-767页。

[12]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7页。

[13]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14]《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2页。

[15]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97页。

[16]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页。

[17]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318页。

[18]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19]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51页。

[20]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1] 《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页。

[22]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790页。

[23] 《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新华月报1982年第10期,第57页。

[24]  以下内容主要依据《聂荣臻科技文选》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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