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装备现代化要走自己的路

——记聂荣臻同志对海军建设的关怀和指导

刘华清

在辽阔的海洋上，在中国人民的海军舰队在巡航。导弹艇，在浪花中飞驰；潜艇，在惊涛下出没；海军航空兵机群，闪电般掠过海空；护卫舰和驱逐舰，威武地驶向远海。每当我们看到这些日益增多的现代化舰艇和海军飞机，总不由得要想到聂荣臻同志对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卓越领导和作出的重大贡献，想到他对我们海军建设的亲切关怀和具体帮助。

聂荣臻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主管国防科技工作。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先后负责过海军和全军的装备科研工作，亲身聆听了聂总的许多有益的教诲。使我感受最深，也是使我们海军建设受益最大的，就是聂总在科研工作中坚定地贯彻了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年来，由于军队与各有关工业、科研部门大力协同，共同贯彻执行聂总提出的武器装备发展指导方针和各项具体要求，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许多省、市的帮助下，海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填补了许多空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和系列。虽然海军现有武器装备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还较落后，需要加速改进和不断提高，但已经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的海岸线绵延一万八千多公里，星罗棋布的五千多个岛屿组成了天然屏障。可是，由于近代封建王朝忽视海上武装力量的建设，以及袁世凯、蒋介石等军阀的卖国，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有海缺防的国家。帝国主义从海上侵略我国的惨痛历史告诉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才能有效地保卫我国的海防，实现祖国领土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庄严地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视察了初建的人民海军，亲笔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完全反映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宿愿。

然而，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不仅要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能够熟练地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人，而且需要花费“巨额的金钱”，要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坚实的经济前提。现代海上战斗力的构成，需要以现代化武器装备为物质基础。五十年代初期，我海军的主要装备是缴获国民党海军的一些破旧不堪的舰艇。以后虽然从苏联买进一些鱼雷快艇和其它舰艇，但是关键性的东西都没有卖给我们。那时的装备数量少，质量差，技术水平很低。“现代化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恩格斯语）。我国的造船工业，接毛泽东同志的讲法是建立最早的有点基础的工业。但在五十年代初期，也只能制造排水量几十吨的炮艇，而船体用的钢材还不能冶炼。艇上的仪器简陋，航速很慢，安装的是缴获外国造的小口径炮。我国的舰船科研工作，力量薄弱，人员零零散散，分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工厂，没有有组织地开展科学研究，因而可以说基本上是个空白。面对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些同志产生了两种思想：一种是自卑感，认为我国工业和科技基础都很薄弱，现代化的海军武器装备非常复杂，我们自己没有条件研究制造，因而对建设强大的海军缺乏信心；另一种是依赖外国的思想，认为“苏联有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实践证明，这两种想法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党中央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聂总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批评了上述错误思想，提出为了办好国防科技事业，必须：第一，要反对依赖思想；第二，要反对自卑情绪；第三，要破除迷信，反对把科学“神秘化”的观点。一九六0年底，聂总在国防工业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国防工业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危的事业。”“我们大家一定要彻底清除依赖、崇外思想，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把一切工作的基点放在国内。”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他一面着手调整、整顿国防工业各生产部门；另一面抓紧整顿国防科技队伍，组建各种武器装备研究设计院，自己动手，开展武器装备的研究设计工作。

为了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舰船科技力量组织起来，形成拳头，集中进行舰船科研工作，根据聂总的建议，中央于一九六0年十二月批准成立了舰船研究院。不久，我被任命为院长。当时，调进该院工作的干部，从我这个院长起，到各所、室的军政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从陆军转到海军的，时间还不久，对海军的知识掌握不多，更未摸清海军建设的规律；而且，对科研工作和工业生产则基本上是陌生的。因此，对于能不能完成该院所承担的任务，能不能领导好这样大的复杂的科技队伍，我们感到困难很多，有些缺乏信心和勇气。

我们第一次向聂总汇报工作时，我谈到自己和一些干部都感到不懂科研，担心搞不好工作。聂总以坚定、恳切的语气对我们说：下了命令，你们就得干！就要下决心、有信心把工作干好。你们既然能组织指挥部队打仗，只要认真学习，也就能够组织全院搞好科研工作。接着，他又说：毛主席讲过，现在我们不熟习的工作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办法就是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向专家、技术人员、老工人学习，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边干边学，总是可以学会的。你们这些行政、政工干部，就是要把领导工作、政治工作、组织计划工作和后勤服务工作搞好，调动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保障他们在第一线攻克技术难关。聂总还明确告诉我们，一切工作要为科研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他的这次谈话，对我和我们许多同志既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又给我们指出了工作方向、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增强了我们搞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万事开头难。舰船研究院建立之初，有一系列急待解决的具体困难。我们缺人员，缺经费，缺设备，突出的是缺住房、试验室和试验场，有些单位不得不暂时在租借的小旅店和旧火车车箱办公和住宿。聂总十分关怀我们的困难处境，亲自察看了我们选择的一处房子，认为不行，下决心给我们调拨一部分部队和院校的营房。他还告诉我们要利用地方工厂和部队内可以进行研究工作的一切条件，开展科研工作，不能等待，要边干边创造条件，要先出成果，并从实践中培养技术人员。他看到科研力量不足，科技人员生活条件不好，又给总参、总政和总后提出要求：给科研单位调干部要调优秀的，营房和物资要优先保证，听报告和参加文化体育活动也要照顾。根据聂总提出的研究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的两项根本任务，我们把“建设一支又红又专并具有军队战斗作风的国防科学技术队伍”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要求各级党委都要作出规划，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树人”的工作。我们广泛收罗人才，从各部门选调人员，并且特地从大学二年级学生中选调一一些入到院里来自己培养。在短时间内，我们就组建成了一个有几千科研人员和十几个研究所、几十个研究室的舰船研究院，初步形成了研究舰船所需要的舰船总体、动力机械、航海仪表和各种武器装备系统的专业比较配套的技术力量，并朝气蓬勃地开展了各系统的研究设计工作。

科研、生产有它自己的规律。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认识掌握它，并遵循其规律办事。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可是想得比较简单，急于求成，总想尽快拿出成果，所以一度战线辅得过宽，尖端常规一齐上，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仿制产品改进和新产品研制同时进行，指标定得高，时间要求急。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法，是脱离我国科研、工业的客观条件的，是我们当时的实际能力所不能达到的。聂总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及时指示我们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工作要科学化，要合乎科学规律，搞好科学管理。这是一个如何按照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针，科学地组织队伍，合理而有效地使用力量，运用最佳方法拿到最好成果的问题。

聂总对我们舰船研究的工作有许多重要的讲话和要求（有些是对整个国防科技战线的），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六点：

第一，定方针，作计划、稿科研、要遵循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原则。聂总认为，武器装备的研制，既要立足于现实，清楚地估计到各种可能条件，考虑到现实战斗的需要，又要高瞻远瞩，着眼未来和发展，脚踏帝地地尽最大可能往前追赶。为此，根据科研的特点，他很早就明确地提出了“三步棋”的部署，告诉我们，国防科学技术的特点是产品型号改进更新快，至少同时要有三个层次型号，一个是正在试制试验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这样就把当前与长远、设计与研究、试制与试验、生产与装备部队等关系，用科学的方法和步骤作了统筹安排。那时，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我们一度没有完全按照聂总提出的这些要求去办。结果是主观上想全面跃进，全面赶超，实际上各项任务进展很慢，不仅较先进的产品搞不上去，一般的产品也前进不了。当我们向聂总汇报时，他批评我们这样搞是“欲速则不达”，要我们全面调整近期和长远的计划，重新安排部署。导弹驱逐舰和战略武器大型试验测量船所以搞得快，就是贯彻执行了“三步棋”的部署，预研工作搞得好的结果。

聂总又告诉我们，发展方针的确定要十分谨慎，不能轻易变动。有些产品由于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使用要求和战术技术指标定得过高，实际上不可能达到；同时，在经济性方面不注意效费比，不计成本，硬着头皮干，结果是事与愿违，最后只好被迫放弃。对此，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搞科研工作不能象连长那样带队伍前进，遇到障碍前进不了，可以下一个口令绕行或回转；一个科研项目上了马，如果要中途变动，势必旷日误事，损失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无可挽回。我们总结了结验教训，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遵照聂总的要求，调整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关系，确定了由“两艇一雷”（鱼雷、快艇、潜艇和鱼雷）到“两艇一弹”（快艇、潜艇和导弹）的发展方针，在研制常规装备时开展战略装备的预告研究。对此，聂总很是赞同，对我们说：“有了方针，造船工业才好办，科研任务才能稳定，才能出成果。”实践证明，这个发展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先通过仿制，消化吸收他人的科研成果，锻炼和提高自己的队伍。在此基础上再及时转入自行设计，这样就避免了走弯路。海军的几型重要舰艇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的。我们研制的几种类型的常规舰艇，在六十年代的东南沿海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我们自己研制的舰艇，已经成为海军基本的战斗力量。

第二，在科研和生产力量的调配、使用上，要遵循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原则。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在科技工作中的应用。聂总指出：“我认为，科技工作中的方针大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可能条件，全面协调分工，集中使用力量。”由于我国当时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有限，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又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精密程度要求高等特点，因此更需要集中力量，突破重点。在科技队伍的组织上，他提出要分设“国家队”、地方军和游击队，分工合作解决战略任务。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的一次会议上，聂总又具体指示我们：“为了突破一些重要关键项目，可考虑选择些厂将有关这些方面的技术人员集中起来，集中突破”，“技术关突破了，数量关就好办。如海军的潜艇问题可考虑采取这个办法。”

我们按照聂总的要求，有步骤地规划了每个阶段的重点，集中力量突破。有一项毛泽东同志亲自审批、周恩来同志亲自抓的尖端工程，涉及二十七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正当我们集中力量突破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各地大乱，部分工厂停产，虽然开了几次协调会议，许多项目仍然无法落实。聂总听取了这项工程的情况汇报之后，同意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厂长、党委书记和工程主要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规定凡是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那时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很容易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用生产压革命”的帽子。这次会议由我主持。聂总不顾年高体弱和那时的困难处境，亲自到会讲话，响亮地提出：这项“工程工作量作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能拨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又说：“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听了他的讲话，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会后，聂总又以大无畏的精神，签发了以中央军委名义下达的《特别公函》，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工程，对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我们派专人带了《特别公函》，到各省、市有关厂、所召开群众大会传达贯彻。广大干部和工人都把它当作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去执行。他们排除了种种干扰，克服了许多困难，保证了研制任务的顺利进行。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这项尖端工程的胜利完成，使人民海军的战斗威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导弹驱逐舰在六十年代初，因国家财政经济有困难，曾在一段时间内暂停研制工作。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聂总考虑到进行远程运载火箭试验的需要，及时地提出要我们安排大型测量船、导弹驱逐舰和为它配套的辅助船以及其它装备的研制工作，以满足组织第五纵海上掩护部队的需要，保证试验安全顺利地进行。在聂总的直接领导和督促下，我们先后几次召开科研和生产战线的有关干部和科技人员参加的协调会，具体安排了各项任务，逐个地解决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这样，终于使这项庞大的、涉及许多科研、生产单位的系统工程任务，能够顺利地实施，确保了我国战略武器的试验。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聂总领导、管理国防科研工作的远见卓识。

第三，军队要抓科研，国防科研要遵循为增强国防威力、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原则。聂总指出，一切都是为了使用，为了战胜敌人。因此，军队对各种武器装备所要求的战术技术性能，就有一个不断地研究、试制、试验到再研究、再试制、再试验的反复过程，才能使其不断地改进和提高。科研机构不能光搞研究，不搞设计；或者光管设计，不管试制和试验工作。我们按照聂总的要求，在研制新型武器装备之前及研制过程中，都十分注意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听取部队同志对发展新型武器装备的意见和要求，以便使研制出来的武器装备更能适应战争和部队使用的需要。军队是武器装备的使用者。因此，军队也应该把参与研制和发展武器装备，当作责无旁贷的任务；不能认为科研、生产是研究机构和工业部门的事，使用才是军队的事。对此，聂总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讲得既形象又深刻。他说：“军队要与工业部门密切合作，要抓科研，管科研。道理很简单，你要买双新鞋子还得根据自己脚的大小、喜欢什么式样、什么质量的好等等来确定。更何况是搞武器装备，又是现代化武器装备，远不象进百货大楼买双鞋子那样简单。这里往往没有现成的货品，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全面研究确定研制计划。”又说，军队不抓，“谁来提出新型号应有的战术技术指标，并进行论证、试验、试制等生产前一系列研制和审定？”所以，只有军队和科研、生产部门这两方面的积极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拧成一股劲，才能确保国防科研为国防服务、为部队服务的正确方向。

为了战胜敌人，聂总非常关心武器装备的试验工作，亲自关怀试验场和靶场的规划和建设。目前，我们用于对新型武器装备进行试验鉴定的试验场和靶场，特别是堪称远东第一的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就是在聂总的关怀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聂总不仅强调要经过试验不断改进武器装备，而且亲自观看和指导试验工作。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某基地试验海军导弹。我报告了聂总，他说：这是海防导弹第X次试验，我要去看看；并要我通知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我们一起陪同聂总坐飞机到试验场地。聂总看到发射成功，很高兴，鼓励大家要继续努力。一九八二年十月，海军潜艇进行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聂总因病未便亲自观看试验，但他很关心这次试验。当他得知有些参加试验的人员担心初次试验失败时，随即指示说：“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以。要象我国女排争夺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这话很快传达到参加试验的部队和科技人员中，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同志们满怀信心地信真总结，精心准备。水下蛟龙终于胜利地腾空而起。张爱萍同志高兴地在试验现场赋词祝贺：“场威海上英豪，战狂涛。神剑飞来，闪电破云霄。天罗照，长空扫，胜券操。四海欢呼，一代玲珑骄。”

第四，武器装备要形成战斗力，要遵循齐装配套的原则。这在今天来讲，就是强调系统工程。聂总对这一点非常重视。一九六三年，他在舰船研究院的第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东西是搞得不少，但成果还拿得不多，而且严重地不配套，影响了海军的装备建设。”聂总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总结武器装备发展的经验，后来和叶帅概括提出了“五个成套”：成套设计，成套试制，成套定型，成套生产，成套装备部队。聂总几次找我们谈海军武器装备配套问题。他说，你们要注意“齐装配套”，才能形成战斗力。如果有了潜艇，没有鱼雷，没有导弹，潜艇又有什么作用？武器装备要注意配套，对海军尤其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讲，一艘舰船本身就象一个小社会。舰船上的吃、穿、用和战斗所使用的各种武器装备，以及对舰船航行和进行战斗的各项保障工作，涉及到工、农、商业和科技的各条战线和部门。比如说，一艘新型舰艇的研制，就要考虑到舰上的各种装备，考虑到国家的工业基础和生产工艺水平，考虑到舰艇的维修，考虑到试验，考虑到试验部队的建设，考虑到试验的各种保障，考虑到码头和基地的建设，考虑到部队的训练和战斗使用，等等。所有这些都一环紧扣一环，缺一不可。现在回想起来，聂总反复强调的工程配套思想，是科研工作和现代化军队建设的规律性要求。它无论对科研工作和部队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第五，在科研工作和生产的全过程，要遵循按科学态度办事的原则。聂总一再强调，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国防工业自力更生的关键，但是要遵循客观规律，要循序前进，不能搞突击献礼，不能搞大兵团作战，不能要求一夜之间实现什么化。我们的前进是建立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国家工业水平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他说，我们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尊重事实，尊重真理，不为成见所束缚。”为此，他提出对工作要发扬“三敢”（敢想、敢说、敢作）的精神，坚持“三严”（严肃、严格、严密）的作风。这早已在科研人员中深入人心。他提倡建立适应科研特点的一套研究、设计、试验的科学工作程序，以及完善的规章和制度；强调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实行严格的工艺纪律和文明生产，保证质量第一。我们舰船研究院根据当时称之为“科学工作宪法”的“科学十四条”，制订了七十三条相应的具体措施，对科研工作的现代化管理起了有力的规范作用。

第六，对科研人员的领导，要遵循适应科研工作特点的原则。聂总多次讲过：我们军队的同志，总是把知识分子按战士看待，象管战士一样去管理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科技人员搞研究工作，是繁重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我们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和爱护他们。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左”的错误影响的一种表现。我们要注意调动和保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科研是一种探索性工作。因而对科研人员的工作要求，不能用对待工厂生产那样的办法，要允许他们失败。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不要以为工厂生产不能打断，而搞研究、设计就可以随意打断。聂总强调说：“研究机构的任务就是出成果，出人才。这两项根本任务不去保证完成，其它方面的事情办得越多，越误事。”又说：“保证六分之五时间的问题，三令五申不知道说过多少遍。……我看，‘繁政误事’，是我们不少科学研究机构的通病。从上到下，各级领导都要下最大决心，认真实行简政。”聂总的这两段话，虽然是二十一年前讲的，可是今天读来仍不失其真理的光辉。

聂总对科技人员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关怀、爱护的许多事例，一些老科技人员至今谈起来仍然很激动。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抵制“左”的倾向、坚持实行马克思主义政策的一些言论和主张，既是广泛团结知识分子的一种凝聚力，又是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一种推动力。比如关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他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又比如对整风、反右等运动中斗错了的同志，聂总强调说：“领导上一定要承认错误，要道歉，摘帽子，恢复名誉。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究实事求是的，对就对，错就错，绝不隐瞒自己的缺点，何况又伤了同志呢？”聂总和周总理、陈毅同志一起，一九六二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正确阐述，进行了“脱帽加冕”工作。对于培养、使用科学人才的问题，聂总主张打破“平均主义”，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对科技人员级别的提稓，优秀者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等等。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来读聂总这些精辟论述，仍然是很亲切的。

当时，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聂总的上述这些论述和要求，纠正了一部分同志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的倾向；对历次政治运动受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人员，进行了甄别、摘帽子工作，解除了他们的精神枷锁。我们对科技人员贯彻了“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热情帮助，严格要求”的原则。有两个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专家，尽管有“左”的思想的人对他们有某些怀疑和看法，我们仍然坚持实行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按照他们的现实表现，充分地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只要有一技之长的，我们尽量发挥他的作用。一级工程师萨本炘，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期在国民党海军造船厂担任领导工作。因为他有突出的专长，虽然年老体弱了，我们仍安排他当了舰船研究院的技术顾问。在人员的使用上，我们注意打破军衔、级别的界限，选拔了一百二十多名技术干部参加研究所和室的领导。除各级、各系统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外，每个研究所都有一名科技人员任副所长。各研究室的主任大多由科技人员担任。并且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技术指挥线畅通，等等。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使科技人员增强了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当时尽管物质条件较差，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都有一种发愤图强的精神，工作积极性很高，被称作是科研的一个“黄金时期”。到了一九六六年，我到国防科委工作之后，有一次向聂总汇报，他又嘱咐我：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对科技人员特别是那些专家一定要保护起来。聂总顶着急风暴雨，亲自保了一些专家；有的自己保不住，就及时报告周总理，再由周总理亲自出面保。二十多年来，舰船科技队伍虽然几经风雨，量终于经受住了考验，得以发展成长。现在人数已较六十年代初增长三倍多，已能担负起各型现代化舰船的研究和设计任务，成了实现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一支基本力量。日益现代化的海军舰队，已从近海驶向远洋，航迹已经越过赤道，到达南太平洋。海军舰队乘风破浪前进留下的航迹，是那样的宽广。

聂总对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作出的重大贡献，海军指战员是永远不会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