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编《聂荣臻年谱》的简要过程

周均伦

1993年5月，在聂帅逝世一周年之际，聂帅办公室宣布撤销。我于1993年2月晋升为正军职秘书，同年7月奉命离职休养。但仍有一些有关聂帅和聂帅办公室的大量工作要我承担。1994年2月2日，军委办公厅程建宁主任、魏斯晴副主任和厅政治部董清福主任、厅老干部办公室翟秉印主任等来聂帅住地，对张瑞华同志进行春节慰问时，我当面请示，今后聂帅办公室的名义不能用了，但还有大量涉及聂帅或聂帅办公室的工作要做，我能否用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的名义，对外写信或出面联系?程主任当即表示：可以用“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正军职)”的名义对外。我理解这是一次授权。于是，在这以后，我就用“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正军职秘书”的名义对外联系。我用此名义办的第一件较大的事情就是主编《聂荣臻年谱》。

为聂帅编年谱，我知道责任重大，工程浩繁，年谱的特点，又必须主要依据史料，要做到言必有据，才能提供信史，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作为在聂帅身边工作时间最长（共31年）的老秘书，为有志于了解研究聂帅的同志提供翔实的史料，感到责无旁贷。而且通过帮助整理回忆录和参与撰写聂帅传记的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史料，1988年我又编过一本18万字的“聂荣臻年谱”(1899——1976年，简要情况我写了个编者附记，附本文后)，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于是下决心做好这项工作。

1994年12月，《聂荣臻传》出版发行后，1995年4月，我向军委办公厅程主任、魏副主任写报告：建议聂帅传记组即行撤销，由我负责，组织人员收集整理聂帅全宗档案，编写《聂荣臻年谱》。4天后，程、魏批准了我的报告。此后编年谱的工作，又征得聂力同志的同意。1995年6月，我接到《人民出版社》王乃庄社长的电话，要出9位元帅的年谱，并说陈毅元帅的年谱已经编完，正审查修改中，不久即可出版，希望我组织编写聂帅年谱。我当即答应。此后，我即先后向北京军区、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有关领导同志写信，调来了王红云(女、副师职)、周继强(正师职)、宋炳寰(正师职)同志，由我任主编，他们3位任副主编，成立《聂荣臻年谱》编写组，筹备编撰《聂荣臻年谱》的工作。王红云是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的同志，工作热情，文字功底好，办事认真负责，我们在传记组长期合作得很好。周继强是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一室主任，对党史军史有研究，又是聂帅亲戚，我们早就熟悉。宋炳寰是国防科委的老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技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又参加过《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的编写工作，对科技情况比较熟悉，我们早年就在国防科委共事。有这几位同志参加，我对编好年谱是很有信心的。

7月24日，年谱组4人开了第一次会议。大家表态，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并作了初步分工：我负责全书统稿，并编写从聂帅诞生到大革命前、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总参谋部、文化大革命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新时期部分；周继强负责编写大革命时期和红军时期部分；王红云负责编写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宋炳寰负责编写1956年一1967年主管科学技术工作部分(其中军事工作和““文革”“部分由我负责)。

在会上我还强调了以下原则：1、要以档案资料为主，言必有据，上年谱的每一条，后面都要注明出处，力争提供信史；2、《聂荣臻回忆录》是经聂帅反复审查，又广泛征求有关领导同志及有关单位的意见后出版的，《聂荣臻传》是几经审查修改，经过军委批准后出版的，这两本书具有权威性，可酌情引用；3、重要史实和重大历史事件，都要与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对口径；4、风格和体例上都参照毛泽东、周恩来年谱写；5、要与收集整理聂帅全宗档案结合，尽量多收集有关聂帅的档案资料；6、科技部分注意保密，内容只写《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回顾与展望》等已经公布过的内容，没有公布过的要征得国防科工委保密委员会同意才编入。这次会议后，各人分头收集材料，编写初稿。

1995年11月，我代表编写组同《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聂荣臻年谱》的合同。合同规定，聂帅年谱可编60至100万字，1998年底前交稿，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审稿和校对。

第一个提供年谱初稿的是宋炳寰。1996年10月16日，他提交了1956、1957年的年谱初稿，1997年10月8日提供了1958、1959年的年谱初稿，并希望组织了解情况的同志帮助审改。我表示支持。1996年12月4日、1997年12月5日，在国防科工委会议室开了两次审稿会，听取曾在聂帅办公室工作过的老同志范济生、刘树、柳鸣的意见。他们提的基本意见是：年谱极大地丰富了聂帅回忆录和聂帅传记的内容，但，1、文字过多过细，2、把中央、军委研制“两弹”的决策过程和中苏科技合作过程和盘托出，保密方面会不会有问题?这些也是我对这4年年谱初稿的基本看法。到1998年底，宋炳寰编的初稿已全部完成，共53．6万多字。存在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上面两点。我提请宋炳寰大力压缩到30万字左右(最后定稿时宋共编了34．7万字)，保密方面的几个问题再与原总装备部(此时国防科工委已撤销，成立了原总装备部)保密委员会沟通一下。

1997年4月30日，周继强交来了全部年谱初稿，共约14万字(最后定稿时周继强共编了12．1万字)。6月18日至20日，我们集中在军事科学院招待所开了3天审稿会。大家认为这部分初稿编得较好，有些地方精炼一下就可以了，这次比较集中地研究了编年谱的规范、体例、称谓和如何加注等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我参照《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共归纳了27个问题，并提出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初步意见，于6月26日到《人民出版社》与王乃庄社长面商处理办法。王大部分同意我的处理意见，仅在数字方面阿拉伯文、中文如何运用，引号内的文电原文错别字是加注还是直接校正(王主张直接校正，不加注)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我回来后向传记组同志传达了王的意见，要求照办，从此统一了年谱的规范体例。

王红云编的部分年谱，因为她是在职干部，组织上经常交给一些工作，又承担了编写聂帅画传(以文字为主)主要撰稿人的任务，所以她的稿件交得比较迟，到1998年1月27日，才交来了抗日战争部分的年谱，到1999年4月27日才交完全部稿件。她的这部分稿件没有开专门的审稿会，主要由我把关，编写组成员集中时，有的问题大家顺便议一下。她这部分共编了25．3万字。

我编的稿件，从聂帅诞生到1925年8月部分，1949年10月到1955年部分，“文化大革命”部分，因为原来有基础，只是修改补充，比较顺当，于1997年9月4日全部交稿。同年10月20、22、23日开了3天审稿会。1976年到聂帅逝世部分年谱，因为是重新写的，花的时间比较多，直到1999年1月24日才编完交稿。当天，我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今天，已将我负责的部分年谱全部编完，心情轻松了许多，对我来说，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使命。”我编的4部分，共26．7万字。

1999年4月6日至9日，我们请《人民出版社》的《聂荣臻年谱》责任编辑鲁静同志(女)一起，开了4天审稿会，共商了年谱稿修改补充内容。到5月30日我将全部稿件修改完毕，写了后记。6月1日全部交稿。《人民出版社》8月27日送来了报经批准的全书清样，共98．8万字，分上下两册，我分送各人校对自己编写的部分，于9月10日校完交稿。同年11月5日，收到《人民出版社》送来《聂荣臻年谱》520套(共出版3000套)，赶上聂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需用。捧着印制精良凝结了我大量心血的《聂荣臻年谱》，我的心情极为自豪和激动，在写聂帅的道路上，我又迈出了一大步。

主编聂帅年谱，对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虽然年谱组的同志们都很努力，互相配合得也很好，任务总体上是完成得比较好的，但在主编过程中，我碰到了以下主要问题：1、1999年是聂帅100周年诞辰，按中央的规定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几经磋商，确定要进行13项纪念活动。这13项活动，每项活动几乎我都承担了协助有关部门进行组织协调的工作。其中尤其是聂帅陈列馆的建设、编写3本书(含年谱)和摄制6集电视文献纪录片《聂荣臻元帅》(每集长40分钟)的工作，牵扯了我大量精力。其他10项活动，我或多或少也要参与或提供咨询意见。我编年谱就是在这样繁忙之中抽空进行的。2、我任主编，别的同志的年谱稿，到我手里以后，每条我都仔细地尽可能查对原文，但有些原文本身就有争议，或字迹含义模糊不清，或与权威性史书口径不一致，难以处理，深感自己的党史军史知识少，功底差，困难重重。这些问题，只有依靠编写组集体讨论或向有关部门有关同志请教，予以解决。3、规范体例方面的问题比较好解决，但几位同志编的稿件字数都比较多，要压缩都不太愿意割爱，我只得规定字数，要各人自己压缩。

《聂荣臻年谱》出版以后，总体上反映是比较好的，但也发现了不少错漏的地方，只能在将来聂帅数据库电子版中予以补充改正。

（本文共3000多字，发表在重庆聂荣臻研究会主办的《帅乡潮》杂志2009年第3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