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编写《聂荣臻传》的过程

周均伦

1985年4月，中央宣传部决定，将各元帅传记列入《当代中国》丛书。我报告这个决定时，聂帅说：我的回忆录写了自己的一生经历，我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可以不用写传了，就以回忆录代传。我将聂帅的意见，电话告知中宣部，中宣部同志要我报邓力群同志(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中宣部)。我打电话报告时，邓在电话中说，聂帅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可以，但等研究后要中宣部告诉我。过了几天，中宣部的同志在电话中答复：聂帅的回忆录，大家反映是好的，但自己写自己，与有关的组织写他是不一样的，因此聂帅传记还是要写。

这样，到同年9月，魏巍同志向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员、杨白冰政委写了报告，重新组织聂帅传记编写组，仍由魏老任组长，我为副组长，由铁道兵部某位作家撰稿，曹建玲同志为组员。计划在聂帅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史料，用纪实文学的体裁，尽快把《聂荣臻传》写出来。军区秦司令、杨政委批准了这个报告。

传记组重新组成后，那位作家由于写作任务重，以及在如何写法等问题上，与组内同志思想上不一致，因此迟迟没有动笔。时间一年多过去了，其间，曹建玲同志又于l986年5月1日那天因车祸不幸逝世，到1987年9月，只得再次重组传记组。这次吸收了张凤雏、傅崧山、魏猛、贾舒云同志，后来又加了王红云同志，大家分工负责分头写。魏老和我不承担写作任务，负责统稿，由我初统，交魏老最后把关。后来由于有的同志的稿件不理想，我承担了新时期最后5节的写作任务(全书共81节)，承担了抗日战争时期和科学技术部分的改写任务，共写了将近20万字。

经过同志们共同努力，到1992年6月，完成了传记初稿，共56万多字。在写传的过程中，同志们有需要请示聂帅的问题，由我报告后答复。我记得，大家议论写聂帅要把握那些重点?最后都认为，一是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二是领导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闪光点。我向聂帅面报时，得到他的首肯。

传记初稿写成后，只留下魏老、我和王红云同志，别的同志纷纷离开传记组。经过我、王红云和魏老近一年的一再修改，1993年4月，共印了50份传记初稿，分送总参、总政、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央党校、中央党史，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编辑部、毛、周、刘、朱、邓、陈6位领导人传记组、8位元帅传记组的专家学者，以及许多老首长、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征求意见。两个多月后，6月28日至30日，由北京军区首长主持，在军区招待所开了3天审稿会。上述单位的专家代表，原晋察冀和华北军区的老首长：薄一波、萧克、刘澜涛、王平、吕正操、孙毅、郑维山、袁升平、傅崇碧等共80多人参加会议。

审稿会上，大家对初稿总体上是肯定的，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主要意见有：l、战争年代几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我后面写的8个专题方面)，认为有些写法不够妥当确切；2、个别史实有误或引文不当：3、体例上不一致，有的文学语言太多，有的又太枯燥，几个人分头写的痕迹太明显。会后，又由魏老主持，请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的同志、当代中国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等同志一起，共商如何修改的纲要。改稿的主要任务又落到了我和王红云同志的头上。我们有的到中央档案馆查资料，有的再去听老首长们讲史实。改好一部分，就去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这项工作，一直进行了将近一年才完成。

因为按中央和军委的规定，《聂荣臻传》须由北京军区党委审定后上报，到l994年5月，我写了一篇“有关《聂荣臻传》送审稿中8个重点问题的说明”，经魏老审改后连同送审稿一并上报军区党委。

我写的8个重点问题的原文是：

1、关于大相寺会议的问题。l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上，毛主席批评红1军团在拨兵问题上有本位主义错误倾向。聂帅在回忆录中作了说明，一面自我批评，一面说了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写传稿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此事可以不写，要写也要把林彪的责任写清楚。按照写传一般不写别人的缺点，以及以写传主的优点为主，也要适当写传主缺点错误的原则，传稿中对此作了淡化处理，没有提林彪的责任。聂帅的检讨也只引了他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应该接受批评，我也作了自我批评。”我们没有查到毛主席批评红1军团的原话，但问题肯定是存在的。“文革”中聂帅被整为“二月逆流”成员后，要作检讨，曾征求过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提示的3个要检讨的问题中，就有大相寺会议时有本位主义错误的问题，因此传稿上不宜略去此问题。(魏老审改时把这个问题略掉了。我认为不妥，仍然上报了。)

2、关于1938年9月冀东撤退的问题。对此，中央的结论是很明确的，不存在争议，关键是点不点名的问题。聂帅曾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同志力主撤退，政委邓华同志开始时态度犹豫，在接到中央和北方分局的指示电后，邓态度明确，按指示办，宋仍坚持撤退。在聂帅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有的老同志曾提出应点宋的名。但聂帅认为，重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不点名为好。现在的写法是按聂帅的意思写的。

3、关于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的问题。这次反“扫荡”损失惨重，有许多深刻的教训。对此各方看法是一致的，关键也是要不要点名的问题。聂帅曾说，吕正操同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他没有及时分散和转移兵力，又没有反“扫荡”后重返冀中的打算和部署。但后来在回忆录定稿时聂帅不主张点名。现在的写法也是按聂帅的意图写的。

4、关于1944年秋季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的问题。这次高干会议的主要责任人是当时的代理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会议的召开是中央决定的，但在聂帅缺席的情况下，对他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我们看过程子华同志1944年9月11日在高干会议上的发言。程认为l938年4月以后，聂帅错误估计了形势，过多寄希望于国际援助，因而产生了轻敌速胜观念，战略上过分强调了运动战，轻视游击战。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与晋察冀根据地斗争发展的史实不符，因而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影响了高级干部之间的团结。高干会议以后，晋察冀领导过多强调了部队分散打游击，加强主力部队建设的努力也不够。致使抗战胜利时虽说部队有上百个团，但实际上大多是匆忙组织起来的新部队，战斗力较差，因而影响了解放战争的前期作战。对高干会议的问题，聂帅在回忆录中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写了几句。目前传稿中的写法，原晋察冀的一些老首长没有提出意见，一般认为处理得比较妥当。但某些专业工作同志认为写法上似乎还可以淡化些，主要希望把批速胜论的内容去掉。我们认为目前的写法是合适的，不宜再简，否则难以体现历史的经验教训。

5、关于1946年3月晋察冀部队复员的问题。由聂帅拍板，l946年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作出《关于部队复员的决定》。执行的结果，总计复员l0万人，占当时总兵力22.5万人的几近一半。此事聂帅在回忆录中作了说明。一般舆论认为，晋察冀一下复员这么多人，使解放战争的初期作战受了影响。聂帅在写回忆录时曾提到，对复员工作思想很矛盾，在执行中央指示与面对实际情况方面难以下决心。3月1日，周总理与军调部的成员到张家口，为此事，他在送代表团离张去机场时，找机会与周总理乘同一辆汽车，在汽车上问周总理，复员工作究竟怎么处理好?周总理回答，和平是大势所趋，可以按中央的精简指示办。于是他回来后当天就作了决定。我们认为，中央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回答，并不能说明聂帅在复员工作上没有责任，因而采取了目前的写法：一方面写明他“由于受和平思想影响较大，因此晋察冀复员人数较多，时间也较快，比起其他各区要突出一些”。另一方面又引用了其他几位同志的回忆，以客观地说明复员工作不当造成的后果，以及他的矛盾心理。这种写法，比聂帅回忆录更明确一些。

6、关于1946年秋的大同，集宁战役问题。目前的写法与聂帅的回忆录基本是一致的。原稿的撰稿同志，曾采取了略去这段历史的办法。我们认为，这是晋察冀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有打好的一段重要史实，聂帅的回忆是客观公正的，所以这节仍然保留，只是比回忆录简化了些。

7、关于1946年10月撤出张家口的问题。目前的写法与聂帅的回忆录是一致的，只是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另外，引用了聂帅在涞源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概括了晋察冀解放战争初期作战胜利不足的3个原因。撤出张家口，聂帅是报经中央军委同意的，与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这没有问题。但当时在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中却有很大的争论，目前的写法对进一步统一认识有利。

8、关于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聂帅在回忆录里说，他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解放之后，曾遭到林彪的否定，以后只得单独发电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对此，聂帅回忆录出版后，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与史实不符。我们在写稿过程中，曾采访了当时的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同志、译电员柳鸣同志，他们都说聂帅的回忆无误。但除了1月14日的电报以外，我们没有找到聂帅建议和平解放北平的别的电报。所以我们在传稿中作了这样的处理：(1)提到他曾有过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不提电报建议，也不提准确的时间；(2)林彪的不同意见只一笔略过；(3)林、聂关于和谈的活动和上送的电报，有据可查的都如实反映。这样处理我们认为比较妥当。

北京军区党委对以上8点说明没有提出异议，《聂荣臻传》初稿随即上报，并很快获得军委批准。

《聂荣臻传》于1994年12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印了第二版，2007年5月第二次印刷。这3次出书，同样都没有注明印数。

1994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聂荣臻传》出版发行暨纪念聂荣臻95周年诞辰座谈会”，江泽民、乔石、刘华清、张震等党、国家和军委领导人以及许多老同志出席了会议。

有了回忆录以后写传，有有利条件，但也增加了很大难度。从标题到内容、文字，如何避免重复或雷同，观点上又不要互相矛盾，都是问题。我作为统稿人之一，深感困难之大，只有努力学习琢磨。从帮助聂帅整理回忆录到写传，l0年多点的时间，我给著名作家魏巍同志当助手，从思想政治观点到文字写作能力，学到了很多东西。魏老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人品，更是我学习的榜样，使我深受教益。

（本文写于2008年5月，共2000多字，寄《帅乡潮》，无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