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敌当前共御外侮

一、绥远抗战——“神为之王，气为之壮"

一九三六年初冬，随着挟雨带雪的朔风的袭来，战争的阴云，在绥远上空翻卷滚动开来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东北三省，接着又侵占了热河、察北、察东大片土地。“贪心无底蛇吞象”。占领了比本国领土要多得多的土地，并没有使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满足而却步。他们的胃口太大了。他们要占领整个中国，占领整个亚洲，称霸全球。

日本的战争决策者们策划了一个庞大而险恶的阴谋：在海上，以其太平洋上的海军封锁中国的海岸，截断美、英等国从海上对中国的援助；在陆地，占领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切断中苏联系，从陆地断绝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这样，经济落后的中国得不到外援，大而无力，只能听任其宰割。

攻于心计的日本侵华战争策划者们，早已开始了行动。他们在华北、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遍设特务机关，收集情报，拉拢策反军政人员，并策划了一条以绥远为中心点的封锁线，一步步实现封堵中国的目的。

一九三六年初，日本收买、怂恿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成立了“蒙古军司令部”，易帜为蓝底三色的蒙古旗，背叛祖国，罪无可逭。五月，德王又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成立了“蒙古军政府”，由日本出枪出钱，德王招兵买马，纠集了一万多人，编为两个军。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村谷彦治郎以下二百多名日本军官充任其各级顾问。

与此同时，日军还收买了流窜于察、绥一带的土匪头子王英，组成“大汉义军”，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王英任总司令，雷中田、张庆云为副总司令。

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德王反复研究，制定了侵绥方案，得到了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批准。日伪计划以王英打头阵，伪蒙古军殿后，热河、伪满洲国军渐次驻伪蒙古军驻地，波浪式地攻占平地泉(集宁)，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着进入归绥或大同，再让王英占领五原。如果这一阴谋得逞，绥远土地将全部沦陷，日本侵略者从陆上切断中苏联系的阴谋，将实现重要的一部分。

怎么办?一时间，全国舆论的焦点，聚集在绥远，人们的眼睛，盯住了绥远省主席、陆军上将傅作义。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带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刚立足的毛泽东，亲笔修书，并派南汉宸赴绥远送傅作义。信中说：

涿州之战，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傅作义捧读来信，深感毛泽东胸襟宽阔、情真义切，大为感动。他对南汉宸说：“请转告毛泽东先生，我将不计任何牺牲坚决抗日，绝不做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

十一月八日，傅作义在归绥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他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十多分钟，走进作战室，在东墙的绥远作战地图前站住了。在他那魁梧的身材前，似乎地图也显得挂低了一些。

傅作义面色红润，精力过人，两道炯炯有神的目光，从“归绥”向东扫到“红格尔图”，向西扫到“包头”，向北扫到“百灵庙”。

傅作义，一八九五年六月二七日出生在山西省荣河(今临猗)县安昌村。其父傅庆泰早年家境清贫，靠种几亩河滩地养家糊口，后来从山西河津县禹门装载煤炭运往潼关出售，逐渐富裕起来。傅作义十五岁时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崇敬岳飞、戚继光等名将。十七岁时，傅作义被保送到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深造，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一九一八年毕业后回山西晋军任职。由于他治军有方，作战有功，很快升任晋军师长。在直奉战争中，傅作义率本师在数倍于己的奉军进攻下，坚守涿州三个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声震海内外。一九三一年初，张学良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整编晋绥军，傅作义被任命为三十五军军长，兼代绥远省政府主席。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即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傅作义等晋绥军将领十五人，联名通电全国请缨抗日。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纠集十万兵力进犯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承德逃走，十天之内，热河全境沦陷。日军继而进攻长城各关口，傅作义奉调率三十五军从绥远到昌平、怀柔一带参加抗战。进攻怀柔一线的敌人主力是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师团长为西义一。敌人步兵、炮兵、坦克兵和空军蜂拥而至。傅作义沉着应战，灵活指挥，率全军将士激战一昼夜，阵地岿然不动，敌人却遗尸遍野，前进不得。第二天，敌人改用迂回战术，地面步炮配合，天上飞机轰炸，进行疯狂报复。傅作义部伤亡很重，但他指挥若定，及时调上预备队增援，形成包围与反包围的态势，一直杀到夕阳西下。最终敌人被击败，仓皇逃遁。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傅作义借随阎锡山到洛阳晋见蒋介石的机会，向蒋、阎请求抗日御侮。蒋、阎均怕引起中日冲突，主张先集中兵力消灭共产党，而不同意与日伪作战。傅作义力陈绥远安危是关系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他慷慨陈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不亢不卑，相机应付”的允诺。

参加会议的人员陆续到齐了。傅作义坐下，介绍绥远的紧迫形势，请与会人员发表意见。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主战者占了多数。

“打!我们一定要打!”傅作义起身，挥动着右拳说：“日寇占我察北，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

会场上鸦雀无声。

傅作义一字一顿：“岳武穆三十八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三十八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的话，激励了每一位将士。

会上决定：进击绥北一带敌人，由师长孙长胜和旅长孙兰峰指挥；进击绥东一带敌人，由骑兵师长彭毓斌和步兵旅长董其武指挥。

十一月十五日拂晓，薄雾笼罩着绥东大地。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汉奸王英，指挥步兵、骑兵五千余人，配以飞机、大炮，并由装甲车开路，向驻守红格尔图的傅作义所部发起了猛烈进攻，枪炮声震撼了绥东大地。

红格尔图是绥远东北的门户，是日伪军犯绥的必经之地，也是日伪军百灵庙据点的重要外围。按照傅作义命令严阵以待的蒙汉军民，沉着应战，奋勇反击，先后击退了敌人的七次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猎人出身的神枪手王五海，还用步枪击中了低空扫射的一架敌机，使其在商都城北十里处坠毁。

十六日，傅作义从归绥赶到前线指挥所，与彭毓斌、董其武商谋歼敌之计。

傅作义听完彭毓斌、董其武战况汇报后，侧身指着地图说：“这一仗，是由日伪军主动进攻开始的。他们琢磨的是怎样继续向我进攻。我们不可消极防守，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动进击!”

接着，傅作义与彭毓斌、董其武研究，制定了秘密迂回、出敌不意、分路包抄日伪军盘踞的土城子、打拉村等地的计划。

十七日晚上，参加作战的部队秘密开进，其中由卓资山、集宁两地乘汽车开出的炮兵、步兵，途中遇上大雪。官兵们便将车子蒙上白布伪装，隐蔽开进，于十八日凌晨二时前按时到达了预定的攻击位置。二时整，各部向敌人发起了猛攻。

连日进攻受阻的日伪军，已将援军增加到七千余人，原准备十八日上午发起进攻。傅作义军提前三四个小时行动，一下子将敌人打乱了。傅军官兵作战异常勇敢，日伪军溃不成军。王英眼看抵挡不住，只好带领部分残兵，夺路东逃。

猛袭土城子、打拉村的同时，坚守红格尔图的傅军也乘势反击。十八日上午七时，步兵、骑兵一口气将敌人追到了察境附近。

红格尔图战役，傅作义军连续作战七昼夜，捣毁了日军田中隆吉和伪军王英的指挥部，毙敌一千多人，俘敌三百余人，内有日本电台台长等。

取得红格尔图大胜后，傅作义立即下定决心，挟初战告捷的声威，乘敌人损失惨重一时难以集结再犯之机，先发制人，攻取百灵庙。

百灵庙位于归绥西北一百七十公里处，距武川县城一百二十公里，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的一个大庙。这里地形险要，是西去甘肃、新疆，东去察哈尔、热河的必经之地。日伪军一个多师驻在这里，屯集了大量武器弹药，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傅作义再次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讨百灵庙作战计划。他分析了百灵庙的敌情后，提出了“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为”的作战方案，并任命孙长胜、孙兰峰为奇袭百灵庙的前敌总、副指挥官。

二十三日夜，参加作战的部队隐蔽地向百灵庙开进。当夜月明星稀，白雪皑皑，快到百灵庙了，部队立即将汽车蒙上白布，闭灯行驶，而官兵早已穿好了白茬皮衣。由于隐蔽巧妙，部队晚十时前到达攻击位置时，加岗添哨、防范严密的日伪军竟毫无察觉。

十一时，在孙长胜、孙兰峰的指挥下，部队突然发起了猛攻。傅军很快攻占了几座山头，居高临下，对百灵庙遂形成了合围之势。然而，日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是个亡命徒，他举着战刀，亲上前沿督战，在女儿山上架起十余挺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的火网，阻止傅军前进。若拂晓前攻不下百灵庙，敌人的五千名援军、十多架飞机一到，战局将会陡然逆转。形势十分危急!

傅作义闻讯，沉思片刻，拿起电话筒，命令孙兰峰：把山炮营推到百灵庙东南高地，对女儿山实施摧毁性打击；要营长韩天春指挥装甲车车队，配以汽车多辆，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

傅作义这一招十分管用!女儿山上日伪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十来挺机枪成了哑巴。装甲车和满载步兵的六辆汽车从山口冲入，接着攻入庙内，左、右梯队也冲上来了，包围、聚歼了庙内之敌。骑兵团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百灵庙之敌，大部被歼。胜岛角芳和伪军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看大势已去，只好狼狈逃窜。

此战役毙敌近千人，内有日军尸体三十余具，俘敌四百余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电台、汽车、战马、汽油等军用物资，其中面粉多达两万袋，堆成小山。

不出傅作义所料，日伪军很快进行了疯狂反扑。部队按傅作义的布置，早已严阵以待，勇猛地反冲击，一下子打死打伤日伪军五百余名，击毙伪军副司令雷中田。伪军王子修、安华亭部在兴和县境内反正。驻大庙的伪军金宪章部，将日本顾问官小滨大佐等二十九人全部杀死，并将从百灵庙来的逃敌全部缴械，然后反正。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海内外，炎黄子孙闻之，无不欢欣鼓舞。慰问、祝捷的函电雪片似地飞向绥远，国内外爱国人士纷纷捐款达二百万元，慰问品堆积如山。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毕侨领袖陈嘉庚，以及大批学者、艺术家、社会名流亲赴绥远慰问。著名记者范长江还专题报道了绥远抗战。

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彭雪枫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去绥远见傅作义，鼓励他抗战到底。毛泽东在信中热情称赞道：“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接着，中共中央又派南汉宸率慰问团赴绥，赠送“为国御侮”的锦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鼓励，不仅在当时，而且数年、十数年间，一直为傅作义铭记在心。

晋西北同战板垣师团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中秋刚过，晋北繁峙一带连着降了几场大雨，溽暑渐消，天转凉了。

二十四日清晨，太阳刚从东山顶上露出半张脸，未及收去覆盖在山野上的轻纱般的薄雾，一支足登草鞋，身着八路军军服的四五十人的队伍，踏着铺满黄叶的山径，隐蔽地向着平型关东南一座小山头攀去。

身材颀长、面容清瘦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紧跟在警卫班战士之后，步履稳健。他右手拽住一根灌木枝条，脚一蹬，跨上了山梁的顶峰。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幅苍凉的晋北秋色图：叶黄草枯的群山间，雄姿古老的内长城蜿蜒起伏；与长城相照映的平型关，犹如一座古桥飞架两山之间，又如一把巨锁，紧紧锁住了两山。一条狭窄的沟道，长近二十公里，像一条褐色的带子，从平型关山口飘飘乎乎，一直飘到灵丘县东河南镇。沟道宽不过三五米，两辆大车也难交错；沟深十米到一百多米不等，沟坎多为刀砍斧削似的危崖绝壁。

聂荣臻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略显倦色的脸上现出了少有的兴奋、激动。他转过身时，师长林彪也登上了顶峰。

林彪个子比聂荣臻矮小半个头，清瘦得多。他举起腰间的望远镜，两道剑眉一拉，脑门上现出了细细的皱纹。

跟在林彪、聂荣臻身后的团长、营长们，也都登上了山梁。他们交换着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一朵白云，从西南飞来，忽忽悠悠，向着东北方向飘去。聂荣臻的思绪也飘向了远方。

两个半月前，即七月七日夜，在此东北上千里的北平城西南角的卢沟桥上，骤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枪炮声。这枪炮声，是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之后，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开始；这枪炮声，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号角。

北平危急!华北危急!全中国危急!

中共中央迅即于“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七月十五日，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在庐山举行会议，敦促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下定决心抗日。

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徐向前等红军高级将领，联合致电蒋介石，要求其抗日，并表示全体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一批国民党的爱国将领，也纷纷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身为国民党军队绥远前线总指挥的陆军上将傅作义，在绥远发出通电，请缨杀敌。

八月十九日，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接到前敌总指挥部的通知，从红一军团的驻地三原赶到洛川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张闻天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重要发言。会议还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归纳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了改编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由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七十四师组成，师长为林彪，副师长为聂荣臻。八月二十二日，一一五师主力由三原地区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九月中旬，国民党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要求八路军帮助防守平型关，阻止日军南下。二十三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一五师侧击向平型关前进的日军。

二十三日，聂荣臻接到八路军总部下达的一一五师侧击向平型关前进的日军的命令，即带队挺进，与林彪带领的第一梯队会合于上寨。

聂荣臻，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诞生于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吴滩镇石院子一户农民家庭，读完私塾、小学后，考入江津中学，在中学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聂荣臻从一九二O年起赴法国、比利时求学，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调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同年九月，聂荣臻奉调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在南昌起义前夕，经周恩来指定，他任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做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聂荣臻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一九三一年一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一九三二年一月任红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三月任红一军团政委。在中央苏区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战功卓著。抗日战争开始，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

此时，聂荣臻、林彪带领全师营以上干部实地察看，正是为了下定作战决心，确定作战方案。

看完地形回到上寨师部驻地后，林彪叫参谋人员在油灯下摊开地图。他俯身看了一阵子，抬起头来：“我们可考虑利用平型关以北险要地形打一仗。”聂荣臻曾在头天乘卡车到距离日军仅五公里的灵丘县城，侦察敌情，了解友军情况，使各方情况谙熟于胸，已有此念头。

“打!为什么不打呢?”一听林彪的建议，性格内向的聂荣臻口气十分果断，攥紧右拳：“日寇气焰嚣张，友军锐气丧尽，不好好打一仗，便不能扭转这种颓势。而平型关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利用这样的地形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打出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聂荣臻和林彪在平型关侧翼山地打一个大仗的决心，很快下定了。他们电告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部将这一决定转告了阎锡山西太原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

“报告!”参谋人员送来了八路军总部的电报。

安坐在太师椅上的阎锡山，挪动了一下略显臃肿的身子，接过电报。随着目光在电报上扫动，阎锡山的脸上，显现出极其复杂的表情。他把电报放在身前的栗色长案上，用脚把太师椅往外一蹬，站起了身。

阎锡山坐镇山西三十多年，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向来不许外来势力染指。日本侵略势力从东北逐渐扩大到华北后，阎锡山与敌人暗中勾结，达成“谅解”：阎锡山禁止共产党和亲英美的国民党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则不进攻山西；日本不进攻山西，阎锡山则不提抗日。

然而，这种“谅解”没有维持多久。“七•七”事变后，日军西进，打开了山西大门，继而长驱直入。眼看“土皇帝”就要当不成了，阎锡山才勉强抗日，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杨爱源为总司令、孙楚为副总司令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为总司令的第七集团军等部队。

一个月前，阎锡山设计了“大同会战”，他决心指挥他的晋绥军与日军拼一下，但无奈，他的部队战斗力太差了。自正北南下的一路日军，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天镇，打开了问鼎太原的大门，守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仓皇撤退。其后，阎锡山枪毙了李服膺以正军法，部队仍然难以阻止日军南下的铁蹄。雁门关告急!

与此同时，自东面攻入山西的日军板垣师团，也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平型关。平型关守军高桂滋部与日军血战，死伤惨重。平型关岌岌可危!

怎么办?日军的进攻势头再遏制不住，自己是无法向山西人民交代了!

危急关头，阎锡山想到了傅作义。“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孙楚不顶用，只好调用傅作义了。想到这里他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外屋的参谋听到响声，急忙进来。

“电令第七集团军傅作义司令官，火速进驻大营，接替孙楚，负责指挥平型关全线!”阎锡山命令。

九月二十四日，林彪、聂荣臻召集一一五师的营以上干部，在上寨镇小学的土坪上开了干部动员大会。林彪宣布了作战的具体战斗部署，聂荣臻作了激奋人心的政治动员：“……眼下，t恐日病’、‘亡国论’盛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在看着我们，全国人民在盼着我ff]。我们要打好这八路军出师的第一仗……”团长、营长们，深为聂荣臻火焰般的情绪所感染。

傍晚，侦察员匆匆赶来报告：日军已经进至蔡家峪以东地区，极有可能明日进攻平型关。林彪、聂荣臻当即下达了出击命令。是夜，一一五师的主力部队冒着滂沱大雨，赶到各自的埋伏地域。

九月二十五日清晨，林彪、聂荣臻赶到了预定的指挥地点——平型关东侧一座无名山头上。聂荣臻举起望远镜，看到为侵略军设下的那条口袋——从平型关到东河南镇五公里长的沟道里，空无一人，两侧挂满水珠的草丛、秋叶，闪动着碎银般的点点光亮。看着看着，聂荣臻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儿笑意。

太阳穿破薄云，给平型关四周的山野涂上了一层金色。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隆隆声。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进入伏击圈了。一百多辆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汽车，二百多辆拉着步兵炮、炮弹和给养的骡马大车，穿皮鞋、戴钢盔、着黄呢大衣、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全无戒备。是的，他们根本没有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日军全部进入“口袋”，林彪、聂荣臻对视了一下，便下达了攻击命令。霎时间，迫击炮弹、手榴弹、子弹暴雨般地在敌人头上倾泻。前面敌人的汽车被打坏了，走不动了，后面的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车撞马，马踩人。一辆辆汽车、马车炸毁炸飞了，一片片敌人倒地。

敌人嗷嗷地叫着，跳下车来，四处散开。

看到残敌利用汽车、沟坎负隅顽抗，林彪和聂荣臻命令部队杀入敌阵，分割、消灭敌人。战士们冲进敌阵，把敌人分割开来，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激战，进入伏击圈的一千多名敌人全部被消灭，一百多辆汽车、二百多辆马车被击毁，二十多挺机枪、一千余支步枪全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

闻讯赶来增援的日军，被杨成武率领的一一五师独立团歼灭了三百余名，只好狼狈退却。

一一五师的这一仗，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信心。

着一身整洁的布军装，身高五尺有余，肩宽体壮、面孔微红的傅作义，看过阎锡山发来的电报，思索片刻，便下达了命令：“第七集团军向大营开进!”

傅作义赶到大营时，天已经黑了。他顾不上洗脸、吃饭，让参谋点上马灯，展开地图。

参谋指着地图，介绍起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一线的部署情况。频频告急的军情，显然激怒了这位豪情凌云的爱国将领，他强忍住内心的焦虑，沉着地思索着。

俄而，他离开地图，站起身来。马灯把他的身影，一下子拉得又高又大。

“传我的命令”，傅作义一字一顿：“命令郭宗汾所部坚守待援，命令陈长捷率六十一军主力兼程前进，命令孙兰峰旅推进到平型关内作为预备队，命令董其武旅作好准备随时听候调遣。”

九月二十五日，日军为了打通平型关、团城口间的联系，从团城口、关沟两面夹攻鹞子洞。傅作义一直站在司令部砖墙瓦顶的大屋里，指挥战斗。国民党守军按傅作义命令，奋力反击。团长程继贤率两个营的官兵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全部壮烈殉国。日军占领一三八六•六高地后，又向国民党军吕瑞英旅发起进攻，形势十分危急。

傅作义大声命令：“独立八旅孟宪吉旅长率部增援!”

孟宪吉部迎着敌人拦击的炮火，冲了上去。两旅官兵终于守住了正面阵地。

八路军一一五师歼敌一千多名的喜讯传来，傅作义深受鼓舞。

在九月三十日阎锡山召集的前方将领会议上，傅作义提出：“乘势攻击繁峙，消灭窜入的敌人!”然而，东路日军狡猾地绕道茹越口，侧击平型关后翼。平型关失陷。北路日军以同样的战术，突破了雁门关。两关既失，晋西北到太原已无险可守。唯一的战略要地便是忻口一带了。于是，阎锡山和火速赶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及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联合部署了忻口战役，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军队唯一的一次在同一战场并肩作战的战役。是役，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深入敌后，断敌后路。而晋绥军和中央军十八万人则在忻口正面宽约五十华里的战线上，英勇抗击南下之敌，国共两党“推背扼咽”，与日军血战二十三天，毙伤敌三万余人。后因娘子关方向被敌突破，忻口战场告危，我中国军队不得不再次撤出战斗。

忻口战役期间，傅作义的部队于忻口中央阵地，在前敌总司令卫立煌的指挥下拼死拒敌。第一一五师林彪、聂荣臻部则按照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战略部署，迅速收复平型关、团城口，投入了阻击敌增援部队，切断敌运输线，截获敌运输车辆的游击战，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作战。

这样，由于有了晋西北携手共战日军的经历，聂荣臻、傅作义虽然尚没能直接接触，但彼此抗日的决心和战绩，都深深地铭刻在了对方的心头。

三、“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成‘七路半’了!”

忻口战役后，太原失陷，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八路军总部一同撤到晋南临汾、洪洞一带，继续合作抗敌。

一九三八年初，傅作义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总部驻离石县柳林镇。

随着战争的发展，随着与八路军接触的增多，傅作义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民党正面战场军队可谓不少，装备也算精良，但士气低落，战果甚微，甚至节节败退；八路军人数不多，装备很差，但士气高昂，能打一个个胜仗，这是为什么?

“你说这是为什么?”一次，他把周北峰找到办公室，谈了这些现象后便直接发问。

身材瘦高、一副书生模样的周北峰，与傅作义是晋南同乡，二人交往甚早甚密。周北峰早年留法时加入共产党，被称为“红色教授”，抗战前，曾在太原参加组织过“中外语文学会”，创办过左派杂志《中外论坛》和进步书店。抗战开始后，周北峰在傅作义部做政治工作。

“……我也在琢磨，八路军虎虎生气，而我军摆脱不了颓势。”周北峰也只谈了现象，未能深究原因。

傅作义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忽然，他停住步子，转过身来：“北峰，你到延安走一趟，去见毛泽东!”

周北峰没想到傅作义会下此命令，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是这样，你去，去向中共最高领导人表明我部愿与共产党、八路军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意愿，同时，也开开眼界。”傅作义诚恳地说：“要取得抗战的胜利，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人家共产党、八路军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呢?”

周北峰欣然受命。几天后，便直奔延安。

初到延安，周北峰颇感拘谨。没几天，毛泽东安排时间，在自己住的窑洞里会见了他。

“宜生派你到延安来，我们很欢迎哟!”毛泽东浓重的湘音、爽朗的笑声，使周北峰感到很亲切。

周北峰转告了傅作义的意思。

“宜生真心抗日且屡建战功，我们看得清楚，全国民众看得清楚。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我党就派南汉宸同志带着我的信到绥远，函请傅将军毅然抗日。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又派彭雪枫同志带我的信去见傅将军，再度激励将军抗日。傅将军收复百灵庙的捷报传出后，我党首先发出贺电，并派南汉宸率团慰问。”

周北峰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的支持，给了傅将军极大的鼓励，他念念不忘。”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请周先生转告傅将军，只要他抗日，共产党一定支持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一定，一定!”

周北峰满心欢喜，正要起身告辞，毛泽东告诉他：“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正在延安，你应该与他们见个面，好好谈一谈。”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第二天，周北峰见到了贺龙、萧克，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

几天后，周北峰回到北路军总部，向傅作义汇报了延安之行的情况。汇报到毛泽东接见的情况时，傅作义听得聚精会神。周北峰很快被傅作义任命为北路军总司令部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原绥远省政府的于纯斋、周钧被任命为委员，负责与八路军保持联系。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傅作义指派周钧到岚县参加晋西北地区动员新战士大会。山西省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组织部长南汉宸、宣传部长武新宇主持了大会。一二O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参加了大会。

会上，周钧介绍了三十五军严重减员的情况。续范亭等当即决定，为三十五军动员新战士三干五百多人，补充战斗力。

一天深夜，傅作义把周北峰、周钧等人喊到自己的办公室：“你们与共产党都接触过了，你们再谈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看法吧!”

周北峰、周钧等人讲了对共产党、八路军好感的许多话。

大家说完后，目光都投向了傅作义。

傅作义沉思着，两三分钟后站了起来：“我与诸位的看法毫无二致，共产党与我们团结抗日是一致的，八路军那一套是切实可行、深得民心的。对人家的好东西，光夸赞一番没用，得实实在在地学呀!”

傅作义这么一说，周北峰等人活跃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应该学习八路军，改造三十五军。

看看大家都讲得差不多了，傅作义伸出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说：“这样，眼下我们先实行两条，第一条是成立军政干部训练学校，培训干部，第二条是参照八路军的做法，建立政治工作机构。”

几天后，三十五军军政干部训练学校在柳林宣告成立了，傅作义亲自兼任校长。思想进步的青年军官苏开元被任命为教育长，主持日常的训练工作。共产党员杨子明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学员嘛，既要年轻，有文化，又要有抗日热情。这样吧，你们去招一些流亡的学生来。”傅作义吩咐。

学校派人一打听，西安汇集了大批从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以及山东、河北、河南等省流亡来的青年学生，便先后派出曾厚载、于纯斋、崔载之等人，去做招生工作。青年学生听说是在长城、百灵庙抗战的傅作义三十五军来招人，报名都很踊跃。

后来，傅作义又指令学校，派入到他的家乡山西运城一带，招了三百多名青年。这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经过学校培训后大多充当政工干部，也有部分做机要、秘书工作。对于政治机构和政治工作，傅作义作了这样的安排：建立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周北峰为委员兼秘书长，主持会务行政；于纯斋、周钧为委员，分别兼任该会军队政治工作组长和民运工作组长，于纯斋还以军队工作组长身份兼任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政工干部在军事指挥员领导下工作，各师、旅、团设政治部，营连两级配政治指导员，从军政治部主任到连政治指导员，都不设军衔，统一在左胸部佩带黄色符号，不作级别标志，月薪均为20元。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活跃部队的政治、文化生活，废除军阀作风，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实行经济公开，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水平。为了便于开展政治工作，傅作义还指令三十五军所属各部、各连队都设“奋斗室”，作为对士兵进行政台教育的场所。

后来，傅作义又指示创办了《奋斗日报》。这家报纸以宣传全民抗战为宗旨，既采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稿子，也刊载共产党新华通讯社的稿子。延安出版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可以在北路军总部驻地和三十五军部队中公开传播、阅读。

晋西一带经常遭到日军的扫荡。有段时间，北路军总部驻地河曲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在地吉县间的交通被切断，后勤补给上不来了，与后方的人员往来也中断了。

怎么办?

傅作义站在军用地图前，琢磨了半天，右手一挥：“改道，由西安经延安，再渡黄河到河曲。”

“又是人员又是钱物，经过延安……”有人担心、疑惑。

“我看共产党人办事光明磊落，改道延安不会出什么差错!”傅作义毫不犹豫。

果不其然，北路军的物资经过陕北，都顺利通行，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持有北路军、三十五军路条的人员经过陕北，都得到热情接待。

“这叫做以诚相待，以心相见!”傅作义一次次对部属说。

初冬的一天，晋西北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雪。天还不太冷，雪又小，一落地就化了，空气显得湿润宜人。

一队身着八路军军服的人马，向着北路军总司令部驻地河曲赶去。走在前面的，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出的代表南汉宸和罗贵波。

傅作义与南汉宸、罗贵波有过交往，他把客人迎进门。

“傅总司令，我们受我党北方局的委托，来向你递交一份名单。”南汉宸说。

“~-0-?”傅作义接过南汉宸递上的条子，上面写着潘纪文、左青、赵会山、黄健拓、黄才等五人的名字。

“是这样的……”

“不用说，我都明白了。”傅作义打断南汉宸的话头，哈哈笑了起来。

原来，北路军总司令部移驻河曲，三十五军到河曲一带整训后，北路军军政干部学校也从柳林迁到河曲。傅作义不仅要学校派人招收学员，还向延安要了一批青年。这些青年多系平、津大专学校流亡学生，其中有的就是共产党员、抗日民族先锋队员。为了加强对党员、民青队员的领导，中共晋西北省工委派出潘纪文等人，以特派员身份加以领导。

“共产党在三十五军里设了组织了!”傅作义又哈哈笑了起来。南汉宸、罗贵波也笑了。

“共产党的主张，我不敢完全认同，”傅作义正色道：“但是，听其言，观其行，共产党抗日是真心实意的。大敌当前，我们应摒弃一党一派私利，精诚团结。”

南汉宸颔首：“傅总司令，你接受我们的特派员，既是对我党的支持，也是对抗日救国的远见之举，我们很钦佩!”

罗贵波说：“我们的党员、队员在三十五军，一不搞兵变，二不搞瓦解、情报工作，唯一的行动是宣传抗日，巩固、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三十五军政治素质的提高。”

“请贵党相信，我傅作义是个讲信义的人，这些同志是和我在一个战壕里同生共死的战友，我一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二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方便。”傅作义爽快地说。

傅作义提倡学习八路军，使三十五军从上到下面貌大变，官兵打仗的目的明确了，官兵关系融洽了，练兵的劲头更高了。

而且，受傅作义和三十五军的影响，北路军总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像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骑兵第六军门炳岳部、察哈尔游击军张厉生部、绥远游击军李大超部、新编第五旅安华亭部、新编第六旅王子修部、新编骑兵第三师井得泉部、新编骑兵第四师石玉山部和炮兵二十五团刘振蘅部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学习、借鉴了八路军的许多东西。一到这些部队驻地，都能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流亡三部曲》等歌曲。

“傅作义学习八路军”，一时像长了翅膀，在国民党军队中传开了，有人叫好，有人叫骂。与傅作义太原战役中结下隔阂的阎锡山，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甚至派了几批入到西安、重庆等地，大造舆论，说“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成‘七路半’了，用不了多久就成‘八路’了!”阎锡山还几次密电蒋介石，说傅作义与共产党、八路军过往甚密，实不可靠，应该从速撤换。

听到这些传言，傅作义气极了：“这些人这样干，是在为汉奸说话，在帮日本鬼子办事!” 但他不知该怎样制止这些谣言，也没力量制止这些谣言。

四、“模范抗日根据地”与“绥西小康”

太原战役后，敌我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日军占领太原后，一一五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拟留一一五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山脉，而八路军总部应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一电报精神，决定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于十一月七日，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早在红军时期，聂荣臻对毛泽东关于要运用人民战争战胜强敌，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此次受命，他欣然而决然。

要开辟抗日根据地，首要的是人才。留下哪些部队，八路军总部已经明确，就是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再加上各地方工作团，不过三千人。干部呢?

聂荣臻在心里把独立团、特务团的干部拨拉了好几遍，也感到不太够用，尤其是找不到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聂荣臻犯愁了。

这天，聂荣臻策马赶到了八路军总部，反映了干部奇缺的问题。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提出：“荣臻，你把副官长唐延杰调去当参谋长。”

提到唐延杰，聂荣臻想到北伐前后的往事。唐延杰原是安源煤矿的一名矿工，是聂荣臻把他介绍给叶挺，在叶挺的独立团当兵的。唐延杰作战勇敢，脑子清楚、灵活，进步很快，后来担任了红二十八军的参谋长。

“好呀，好呀!”聂荣臻欣然同意。

任弼时、邓小平提议：“荣臻，把总政秘书长舒同调去当主任。”

对舒同的情况，聂荣臻也有所了解，舒同的字写得很漂亮，毛泽东称他是“马背书法家”。聂荣臻也同意了。

有了参谋长、主任，聂荣臻心里踏实多了，急忙回到了一一五师驻地。

几天后，一一五师内部“分家”了。聂荣臻表现了宽阔的胸襟，他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说：“你来分，你公平，哪些人走，哪些人留，都由你定，我不争一个人!”

根据地有人，还要有地。晋察冀党政机关原驻在五台，地形不错，但是太原失守之后，此地与外地已被隔断。这里人口稀少，又是阎锡山的老家，阎在这里留了一个师，这个师不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经常和八路军闹摩擦。如果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光国民党这个师就够难缠的。

聂荣臻找来唐延杰、舒同一起商量，他指着地图上的“阜平”说：“我们到这里怎么样?”

聂荣臻接着介绍说：“平型关战斗前，我曾到过阜平西面的下庄、龙泉关、上寨等地，那里地形险峻，别说敌人机械化部队，就是骑兵也难活动。从这里往东，就是华北大平原，人口稠密，利于发展。总之，这地方可进可退，易于固守也利于发展。”

唐延杰、舒同很赞同。

他们很快将这意见报到八路军总部，获得批准。十一月十八日下午，聂荣臻率军区领导机关到达河北阜平县城。

当天晚上，聂荣臻即与五台县县长宋劭文、盂县县长胡仁奎以及察、冀两省的有关人员，商量如何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的问题。宋劭文的五台县县长职务，是经阎锡山任命的，宋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认同的山西“牺盟会”成员，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胡仁奎也是地下党员。他们商议，只有建立起抗日政府，制定有利于抗日的各项政策，才能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共同抗日，也才能解决部队的补给、扩充等问题。

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赞同。毛泽东还就如何取得阎锡山的认可，使边区政府合法化，以便于开展工作，给聂荣臻发了电报。几经周折，得到阎锡山的认可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成立了，聂荣臻当选为委员，宋劭文、胡仁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聂荣臻发布了经八路军总部批准的命令，晋察冀军区下面成立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王平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陈漫远为司令员)，第四军分区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十二月十二日，根据军委的指示，聂荣臻发布了军区部队整编命令，将各分区编组的师改为支队，每支队下辖三至四个大队。

孤悬于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不到什么接济，一切困难均需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聂荣臻按照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充分发动群众，使八路军的军事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不断发展壮大，陷日本侵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聂荣臻十分注重党的建设和人民政权建设，使部队、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成为了真正的战斗堡垒，使各级人民政权，成为领导人民、服务人民的好政权。聂荣臻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号召边区军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满足了群众和部队所需。聂荣臻十分重视边区的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工作，使边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致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中说：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接到聂荣臻修改后的关于晋察冀边区情况的报告，复信聂荣臻：“……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0@ai Q”同时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一五师、-----0师、一二九师等单位，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毛泽东亲自题写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在撰写的序言中说：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谓予不信，视此小册。

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原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作了序。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毛泽东对要求到晋察冀去工作的白求恩风趣地说：“中国古典著名小说《水浒传》里，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晋察冀作了六个月的考察后，写了一本题为《华北敌后——晋察冀》的书。李先生也称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他认为“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型!”

傅作义率部主动出击，英勇作战。经过几次战役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不敢轻举妄动了，而傅作义亦无力量进行大的反击行动，于是，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傅作义看到当地百姓被日军践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军队的吃粮也十分困难，便决心重新整理土地，以解决百姓吃饭和军粮的供给问题。

傅作义通知绥远省政府战时代理主席、财政厅长李居义来司令官部商议。

“没有粮食军队不能打仗，老百姓无法安身。而要解决粮食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傅作义说。

李居义面有难色：“要解决土地问题，困难很多。后套地广人稀，政府住在沙里梁，对许多地方鞭长莫及，难以控制。”

傅作义果断地说：“这样，把政府从沙里梁迁到新攻克的五原，过一段再迁回陕坝，以便于领导全省的土地整理和其他工作。”

傅作义让李居义组成战地复兴委员会，由李任主任委员，刚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训练班结业回绥西的周北峰任副主任委员兼逆产处理委员会主任。

过了几天，傅作义又与李居义、周北峰等人一道，对后套的土地、粮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河套是黄河水冲击成的肥沃平原，土地多，而且只要撒上种子，就会不管旱涝，都有好收成。民无口粮，军无军粮，主要是地主造成的。

后套的土地，长期疏于管理。地主们用一二两银子在垦务局挂个号，就可以在广阔的土地上挑选能耕种的土地，筹建垦殖庄园。他们将庄园的土地租给来自各地的农民，秋后以三成、四成，以至对半的比例收取地租。农民们秋后拴上一辆牛车，买上匹口外马，驮上些粮食，回家过冬了。带不走的粮食则以低价卖给地主。地主把粮食藏在沙窝里，第二年春天放高利贷给外乡来租种土地的农民。遇到战争，他们把粮食藏好，全家老小到包头等城市去了，军队就无法找到粮食。

很快，战地复兴委员会制定了八条规定，并以傅作义的名义发出布告：绥远全境一律停止放垦，只向放垦局挂过号而未交地价的领地，一律无效；交了地价的，交多少价留多少土地，多余的一律退回；对所有领垦地一律重新丈量；凡是包租蒙古王公贵族的土地，承租权由土地整理委员会接收；领垦户和地主在国家收回的土地上建有庄园及经营的土地，也一律由国家收回，房舍等作价归国有；土地清丈后，属于领主的地段，由领主继续收租，但租粮不得高于其产量的干分之三七点五，属于国家的土地，一律收回；地主包括在自己所设的庄园附近经营的土地，如果代经营的人愿意继续耕种的可以耕种，但不能转租或变相转租。

一九四。年初，绥远省政府正式恢复了抗战前的绥远省地政局，任命周北峰为局长。还成立了粮食局，收购农民出售的余粮。这些措施，损害了当地豪绅们的利益。豪绅们起来反抗了。他们自知动不了傅作义，便将矛头集中指向周北峰，想通过打倒周北峰，破坏傅作义的整理土地政策。“周北峰是共产党。”“周北峰是打进傅将军部队挖墙脚的人。”一时间，谣言四起。这些谣言，传到了重庆国民党政府。

一九四二年春，蒋介石在中央政府行政院地政署召开全国征地会议。傅作义命周北峰出席。

“你这次去至关重要，一定要想办法面见蒋委员长，陈述我们整理土地的用意和办法。”行前，傅作义找来周北峰，反复叮嘱。

征地会议结束的头天，传来了蒋介石要接见各省地政局长的消息，周北峰找到了地政署署长郑震宇，请他帮忙。

郑震宇说：“你可以向蒋委员长面呈，只是说话要小心点!”

接见时，周北峰向蒋介石讲述了绥远土地整理的情况。蒋介石问郑震宇：“这一情况你们知道吗?”

郑震宇连忙说：“知道，知道!”

蒋介石站起身，对周北峰说：“你参加完会后，就回去吧。傅主席叫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

这样一来，绥远豪绅们反对整理土地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整理土地取得了明显的收益。农民所受的剥削有了一定程度的减轻，粮食大多控制在了政府手中。傅作义部队的军粮得以保证，还有积余则以私商的名义运到包头换取杂货布匹。这样，绥西不但粮食无虞，还在一定程度上将经济搞活了，被人称为“绥西小康”。

“绥西小康”无论从动机到效果，从广度到深度，以至从性质到意义，都无法与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相比。但从中可以看到，傅作义作为一个富于指挥才干的军事指挥官，在战区建设等问题上，讲求务实、效益，与聂荣臻有相通之处。

五、斗敌酋各毙一日军中将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先后击毙了一批日军高级将领。击毙侵略军的这批高级将领，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说来有些巧合，其中被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皇族水川伊夫中将，则分别是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和傅作义率领的国民党抗日部队击毙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晚，在阜平县青山村参加北方局组织工作会议的聂荣臻，正凑在马灯前审阅文件，被一声“报告”打断了思绪。他抬头一看，是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杨成武也参加了组织工作会议。

“聂司令员，有个重要情况向你报告。”一向办事干练、稳重的杨成武，此时显得很着急，也许刚才走路太快，额上还闪动着汗珠。

“成武，坐下说。”聂荣臻说着，顺手提过桌上的白瓷壶，给杨成武倒了一碗白开水。

杨成武端着水，未及坐下就说开了：“今天上午，坐镇张家口的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派部下迁村大佐率一千多名伪军进驻涞源，准备‘扫荡’一分区的银坊镇、走马驿、灰堡等地。其中迁村亲自指挥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及部分伪军共六百余人，经龙虎村、白石口、鼻子岭向银坊镇地区逼近，企图消灭在这一带活动的我一分区部队。”

聂荣臻把马灯拧亮了一些，边看地图边问：“情况是从哪里来的?”

杨成武说：“情报来自涞源维持会和宪兵队的内线，还汇集了五回岭情报站的情报，是准确的。”

“哦，阿部规秀策划这次行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我看有两个原因，”杨成武回答：“一是上个月一分区二团一部配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打过敌人一个伏击，阿部规秀想报复；二是涞源为敌我必争的交通要冲，阿部规秀想通过这次偷袭，抢占交通要道，稳定张家口态势。”

聂荣臻点头赞同。“我们打一个伏击战吧，聂司令员。”杨成武提出。

聂荣臻思忖了片刻，霍地站起身来：“打!”

随即，聂荣臻让杨成武请来刚从冀东返回冀西、应邀参加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的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以及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征询他们的意见，得到完全赞同和支持。

商定了打东路之敌后，聂荣臻要杨成武不再参加会议，当夜立即返回一分区组织战斗。

十一月二日，聂荣臻批准了一分区的作战方案，以其一团、三团和三分区的二团打埋伏，以六千人对待迁村大佐率领的六百人之敌。以曾雍雅支队诱敌进入伏击圈，以另外的兵力包括地方游击队堵截另两路敌人。聂荣臻不分昼夜，坐守在电话机旁，掌握、指挥战斗。

十一月三日晨，响起一阵“叮铃铃”的铃声，杨成武报告：“部队先后同三路敌人交了火。其中迁村率领的东路军，被曾雍雅支队引诱到了雁宿崖一带。这里两边是陡峭的山崖，中间是一条小河。疲惫不堪的敌人进入河滩后，正解散休息。”

“进入河滩，解散休息，这是最好的歼敌时机，”聂荣臻攥紧话筒，大声命令，“抓住战机，全歼这路敌人!”

给杨成武下达完作战命令后，聂荣臻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地图上的“雁宿崖”处。为了防止走马驿的敌人增援东路敌人，全歼迁村这路敌人，聂荣臻又命令军区教导团、三分区随营学校两个队、七一五团二营立即出发，阻击企图东进之敌。

雁宿崖河滩上的六百余名敌人，顿时成了瓮中之鳖。

战斗进展很顺利。下午五时，这六百余名敌人除十余人乘天色昏暗脱逃外，其余均被消灭。打扫战场时，八路军战士发现一件衣襟上绣有“迁村宪吉”字样的日军将佐级呢大衣。后来对迁村的下坨村，大队人马还滞留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全部人马才陆续进到峡谷中的小路。一分区一团、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及三分区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把日军紧紧压缩在一条长二三里，宽百余米的沟里。八路军一百多挺机枪喷射出暴风雨般的子弹，炮兵也向日军发起了轰击。日军依仗自己的雄厚兵力和优势兵器，向八路军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掉头向西，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三团死死守住西南阵地。一二。师特务团及时赶到，从左侧加入战斗。

敌人的逃路完全被切断了。

包围圈越来越小。

一团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一群身穿黄呢大衣的日军军官，站在村里一个小院里。他冷静地指示配属一团的分区炮兵射击。几发炮弹在院中，击倒了一批。敌军官阿部规秀就在这一阵炮火中毙命了。

聂荣臻从敌人电台的广播中得知阿部规秀被击毙的消息。毛泽东要“总部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这一消息。

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上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阵亡公报。《朝日新闻》哀叹：“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未曾有过。”阿部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爱妇、国妇等团体和很多遗族前往迎接。”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向聂荣臻发来贺电。各地报纸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祝捷诗文。国民党政府中一些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人士噤若寒蝉了。蒋介石也为此发来了嘉奖电：朱总司令：据敌皓日播音，敌迂村部队本月江日向冀西涑源进犯……支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希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

中正(二十八年十二月)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聂荣臻欣然提笔，拟写通令，嘉奖黄土岭战斗中的炮兵部队：

据东京《朝日新闻》报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载，敌酋阿部中将于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在上庄子附近被我迫击炮击中要害。负伤四处而亡等情。查在黄土岭战斗中，我第一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失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我之步兵获得黄土岭战斗的胜利。除通令嘉奖勉励外，仰各部队炮兵应该以此战例积极研究学习炮兵技术的提高，步、炮在战斗中动作的协同，仰我炮兵指战员努力学习为要。此令。

再说，傅作义率部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是在一九四O年三月至五月的五原战役中。

一九四。年二月初，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五原等地。其后经过调整，留下了日军一个联队、伪蒙军四个师和由察南、雁南及绥远调来的一些地方留守部队、王英的绥西联军、日本宪兵队、特务队等，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由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将和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负责指挥。指挥中枢设在五原平市官钱局(地方银行)、屯垦办事处及附近各个院中。

二月二十六日夜，傅作义在临河县东南沙窝中的亚马赖村，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会商收复五原问题。与会者还有傅作义的指挥部参谋长鲁英麟、一。一师师长董其武、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等人。

后套初春的夜晚，依旧寒气袭人，可是，亚马赖村的那间小土屋里，气氛却异常热烈。会议开始后就因打不打五原的问题，形成了三种意见。一种认为，部队抗战以来损失太大，特别是包头、绥西两战役，部队减员三分之二以上，干部损失尤其严重，伤了元气，不作整补再打下去，胜算不大。第二种意见认为，部队整顿一个时期，使人员装备得到部分补充，士气稍有恢复后再作反击。第三种主张马上打，而且认为只要加紧整训，做好各项准备，完全可以克敌制胜。

傅作义端坐在迎门而挂的作战地图下，静听着，思考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各种意见都讲得差不多了，傅作义起身，神情严肃地指着地图：“你们看，目前我们与日军之间，仅隔丰济渠一水，不是我们进攻，就是他们进攻，相持状况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要修整，这样一支数以万计的队伍到哪里去修整?唯一的出路是打。”傅作义用拳头捶击着桌面：“我早已下定决心，要和敌人打下去，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打下去!”

“怎么打呢?”傅作义还就作战时间和具体打法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每年春分是河套消冰解冻时期，攻击时间确定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即刚解冻时，这样便于阻止日军车马行动；进攻五原战斗打响后，敌必沿包五公路增援，必须配备坚强的打援部队；采用突击队直插敌心脏的掏心战，由中间打响，全面开花，且要速战速决，在三两天内全歼五原新旧城守敌。”傅作义向部属勾勒出了一幅宏大、清晰的作战图。

会后，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大练兵。傅作义亲自到训练场，鼓舞士气。

三月十九日，各部队按傅作义的命令到达了各自的预定地点。二十日黄昏，攻击开始。由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率领的“掏心”突击队行至距五原城数里处，与伪军一个团遭遇，经过争取，晓以大义，该团反正，将城里布置一一告知突击队，并交出当晚口令。突击队进入城后，与事先潜入城里的便衣密切配合，勇猛袭击。战至深夜，攻占了天主教堂、耶稣教堂、五原小学、皮毛作坊、以及直鲁豫会馆、粮食库、弹药库等重要据点。天亮后，数架敌机飞临上空，但因双方犬牙交错，投了一些弹药却炸了守备处，便未敢多投弹。残敌纷纷逃至平市官钱局和屯垦办事处两个据点。这两个据点主要由日军把守，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优势火力，拼命抵抗。

傅作义闻讯，拿起电话急令三十一师副师长王雷震：“你亲自率部驰援，务必于援敌到达前攻占敌司令部，肃清残敌!”

王雷震与部属商量后，于二十一日晚用山炮平射，轰倒敌司令部围墙，突击队员迅猛突入。孙兰峰率领的三十一师主力也赶来了。在敌增援到来之前，全部克复了五原。

水川伊夫率数十骑乘乱逃出了五原城。逃到乌梁素海附近的四柜圪旦，妄想渡过乌加河去安北县城所在地大余台。后套的游击部队发现了这群日军，连长张汉三假称是伪安北保安部队，把敌人诱到三驴子湾。伏兵突起，将水川等人击毙。

收复五原，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区内第一次收复失地。四月五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出嘉勉电，并为傅作义请求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当时极少有人得到。蒋介石亲自签署嘉勉电。四月十七日，重庆国民政府明令，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傅作义不肯接受，请人代拟《辞勋呈文》。蒋介石看完，即令陈布雷复电：“功不自居，归美部居，殊深嘉慰。惟中央受典策勋，实属斟酌至当，兄为所部之长官，则兄受国家殊奖，亦即全体将士共有之光荣。望即诚敬领受，勿再辞让。”

傅作义只好接受勋章。

六、傅作义“礼送”共产党员

一九三八年冬天，傅作义参加了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的军事会议，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受命在绥西河套地区设立副司令长官部。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傅作义率少数随从人员到绥西五原，为三十五军和绥远省政府进套作准备。二月，在五原正式成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五月初，傅作义的总部和所属董其武、孙兰峰两部及绥远省政府人员，从晋西北河曲渡黄河北上，经绥南东胜，越伊克昭盟沙海，到达绥西五原、临河。

经过几天忙腾，看着部队和省政府人员都安顿下来了，长期受制于阎锡山、吃尽了苦头的傅作义，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回可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了!”是的，从此他脱离了阎锡山的桎梏。

然而，傅作义似乎还未意识到，要他成立相对独立的副司令长官部，正是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这样做，客观上有利于作战，但也极大地加深了他对蒋介石的依附，有利于蒋介石对他的控制。一根更粗更长的绳索，正向他套来。到了绥西，兵员、后勤补给，均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拨付。“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再加自身先天不足，尤其是多年形成的正统思想作祟，傅作义逐渐靠向了蒋介石。

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天上午，一位“钦差大臣”从重庆飞抵绥西，颐指气使地召见了傅作义。他就是蒋介石的特派员、国民党中央委员姚大海。

和身材魁梧、脸膛红润的傅作义相比，脸色灰白的姚大海显得瘦小。可是，这丝毫未影响他对傅作义发号施令。

姚大海摁灭了手中的烟头，大腿翘到二腿上，滔滔不绝地传达了国民党中央“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精神，传达了蒋介石对傅作义组织“抗战新中国成立讨论会”，研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异同”等问题的批评，明确要傅“解决”其所属部队中共产党员的问题。

“傅总司令，我知道你有为难之处，可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是为夺党最高利益作出的决策，不能有半点含糊。”姚大海步步紧逼。

傅作义不动声色，心里却一阵紧似一阵：“共产党真诚抗日，有口皆碑，到三十五军的这些共产党员，忘我工作，贡献卓越。怎能为一党之私利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又怎能背信弃义，翻脸不认人呢……”但他知道，蒋介石的命令如山，凭借自己力量，不可阻挡。

当天中午，傅作义茶饭未进。

下午，他即召见了共产党特派员潘纪文。

“纪文，你们到三十五军，为人光明，工作勤勉，对提高三十五军士气，对团结抗战，功不可没……”傅作义话音低沉。

机敏的潘纪文知道傅作义心中有事，便说：“傅将军，有什么事?”

“是这样，纪文，根据国民党中央的通知精神，为了今后的工作，你和你领导的中共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潘纪文怔住了。

傅作义与国民党中央关系的加强，傅部后勤关系的变更，使具有多年白区工作、统战工作经验的潘纪文，预感到生变的可能，但他没想到傅作义会提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北伐战争时期，不少共产党员不也加入国民党了吗?”傅作义说。

“北伐是北伐，抗战是抗战，情况各不相同。”潘纪文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愤懑，“这事实在太重大了，我作不了主，需要请示党中央。”

谁也没吭声。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第一次出现这样尴尬的场面。

“当，当，当”，墙角的落地钟，无忧无虑地摆动着。

过了一阵子，傅作义开腔了：“我知道共产党把此类问题看得很重。你们党员个人不可自己作出决策。这样吧，你最近不是要到西安去买书吗?你转道延安，把双重党籍问题向贵党中央提出，以便处置。”

潘纪文感到，傅作义口气很软，心气却很硬，没有多少商量的余地，便说：“傅将军的意见我明白了，我们不会勉为其难。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人心所向，我们绝不会对任何破坏行为坐视不管!我要告诉傅将军，我们党对蒋介石打着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旗号，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是坚决反对的!

会见后，三十五军参谋长张濯清奉傅作义之令，设宴为潘纪文“饯行”。外出几日也饯行，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潘纪文完全明白，这是一顿逐客饭。

潘纪文吃过饭回到住地，忽然电话铃响了。

‘‘纪文，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电话是傅作义打来的。

潘纪文赶到傅总司令长官部时，傅作义已等候在那里了。卫兵正在沏茶。傅作义摒去卫兵，示意潘纪文坐到一桌之隔的木椅上。

“纪文，你要走了，我有一事相托，不知你肯不肯帮忙?”傅作义说。

“有什么事，傅将军尽管吩咐。”

“是这样，请你到延安后，代我向贵党中央反映，帮我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傅作义边说边示意潘纪文喝茶：“要取得抗战的性利，在国际上，离不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这个……”

潘纪文的脑海里翻动起来了：苏联与蒋介石政府有着公开的外交关系，没有经过国民党政府的特许，不可能直接与傅作义建立什么联系。傅作义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一个地方军政长官，不可逾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与外国建立什么联系。这样说，不过是想故作姿态。

“傅将军，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一定向我党中央汇报，尽量实现你的愿望。”潘纪文敷衍着。

“那好，那好。与共产党合作，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大政策之一，也是抗日胜利的基本条件，我傅作义对此绝不动摇!”

潘纪文显得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可他心里觉得，这样一些话此时由傅作义讲出，未免有点滑稽。

七月底，潘纪文起程回西安了，途经百川堡时，去向到这里视察部队的傅作义辞行。话不投机，寒喧几句后，潘纪文便起身告辞了。

刚出门，差点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此人正是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姚大海。

两人对视了一下，各走各的路了。

“这是巧合，还是傅作义的精心安排?”一路上，潘纪文都在想这事。

潘纪文回到延安不久，便收到了傅作义的电报：“过去以工作领导工作，今后将以主义领导工作，请不必返部。”捧着电报，潘纪文觉得沉甸甸的，既为傅作义的行为愤慨，又为傅作义的走向担忧。是呀，不管怎么说，傅作义毕竟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过。

来而无往非礼也。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后，潘纪文给傅作义回了电报，分析了国际国内及抗战的形势，请傅作义好自为之，并请他代为通知中共党员撤回延安。

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年底，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和革命青年一百多人，被傅作义“礼送”回了延安。

傅作义始料不及的，是“送”走了共产党员，来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刽子手。

蒋介石派来了国民党中央委员苗培成，要傅作义将部队的政治部改组为以国民党党员为核心，并任命曾任过蒋介石英文秘书的张彝鼎为政治部中将主任。

国民党政府绥远省党部的实权，很快为中统特务张庆恩所攫取；三青团的实权，则为重庆派来的赵仲容所掌握。

《奋斗日报》社社长景昌之被调离，中统特务、中央社特派员王华灼出任社长。

部队的政治工作，从学习八路军的那一套，逐渐换成了中央军的那一套。

在一九四一年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后套特委代理书记郭北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二百多名党员被捕，千余名青年被囚禁。共产党、进步人士、进步青年惨遭迫害。．《奋斗日报》从此再也不登新华社的消息，每天登的都是“领袖言论”、“脱离共党启事”、“悔过声明”等。

抗战如火如荼的绥西，变得一片恐怖。

然而，傅作义毕竟是傅作义。

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当时尚不可能完全赞同共产党，也不可能把共产党视为仇敌。他的正统思想，促使他警惕、反对共产党的影响超过国民党。

然而，眼前的一切，他又觉得过了头。他运用他的力量，予以阻止。

当中统、军统特务提出黑名单、大肆捕人时，傅作义对于跟随他多年的一部分人，给予了保护。他对张庆恩说：“李居义、周北峰、于纯斋、阎又文、杨子明等人，说他们是共产党证据不足，不能随便逮捕，让我来处理。”周北峰、于纯斋曾是重庆掌握的“要犯”，傅作义就有意派他们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带着他写的亲笔信去找何应钦、陈诚、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借以涂上保护色。

《奋斗日报》越办越不像话，他痛下决心，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底．果断进行了改组，由暂三军政治部主任崔载之接办。

傅作义在长官部办公厅下设立了以秦丰川为首的文化室，夺回了舆论阵地。

他派王克俊兼任三青团书记兼组织部长，代替了蒋系人物赵仲容。

一九四三年，他还组织成立了长官部人事室，接管了长官部政治部的人事权，架空了蒋系人物、政治部主任张彝鼎。

这年五月，蒋介石乘第三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在傅作义驻守的后套地区，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

然而，傅作义毕竟只是傅作义。在这一时期，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端正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看清国民党、蒋介石。他所做的一切，既是为了抗战，也是围绕他自身的利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