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两弹一星”呕心沥血

1964年至1970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取得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中国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和导弹结合试验成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已经掌握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聂荣臻亲自奔赴发射现场，主持了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试验。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

“两弹一星”试验成功，反映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无穷智慧，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的无比威力，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聂荣臻元帅的历历心血。

“先写楷书，后写草书”。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

楷书，是一种笔画清秀、端端正正、易于辨认的字体，也称作“正书”、“真书”。

草书，是一种笔法简捷、舒笔流畅，豪放、刚劲，但与原字变开较大，不易辨认的一种字体。

毛泽东在一封信上旁仳，中国的核工业建设要“先写楷书，后写草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导弹技术的秘密相继被德国、美国等一些国家揭开，美国还成功地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50年代，美军已装待了多种不同用途的导弹。美帝国主义挥舞着核大棒，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安全。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安全，中国必须发展导弹核武器。

但是，旧中国的核科学技术一片空白。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牌子不小，但研究人员不足10人，设备就更可怜了。

北平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根据中央指示，专门拿出一笔外汇，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捎给在法国和英国留学的两位中国学生，要他们千方百计地买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回国。这些设备和以后赵忠尧从美国带回来的30箱器材，就是新中国研究“两弹一星”的家底了。

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吴有训和钱三强出任正、副所长，拉开了向核技术进军的序幕。

聂荣臻当时正在总参谋部，指挥我军向东南沿海和西南、西北进军，但他早就注意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了。1952年5月，当朝鲜战争的节奏稍稍放慢时，聂荣臻就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一起，坐下来研究发展中国的特种武器问题。

1955年初，李四光、钱三强向中央领导汇报了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有关情况。铀，是研制原子弹不可缺少的原料，地球上的铀矿并不丰富，分布也不均匀，但李四光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有铀矿。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了，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原子弹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抓”住了聂荣臻，聂荣臻是帅才，能打开原子能科学研究这个“黑洞”。

聂荣臻欣然受命，同陈云，薄一波一起，负责指导共相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0月8日，聂荣臻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告诉他，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英国回来了。聂荣臻听了十分高兴，祖国又多了一名难得的科技人才，他身旁又多了一名能干的大将。第二年，国防部组建导弹研究院时，聂荣臻把导弹研究院院长的重担交给了钱学森。

钱学森回国不久，就向中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对发展中国的航空及火箭技术提出了建议，引起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的高度重视，一个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诞生了，中央又选中了聂荣臻，让聂荣臻担任主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调查，和科学家座谈，聂荣臻对导弹研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56年10月15日，聂荣臻向周恩来和彭德怀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提出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的设想。

聂荣臻看到，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虽然很落后，但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争取回国的留学生和科技人员尚有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其中有些人还在国外参们过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和设计，只要采取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我们有力量独立进行研究。

在研制步骤上，聂荣臻提出，先研究试制初级的，尔后再研究试制高级的。这个观点，他事先同钱学森交谈过，被称作中国航天事业元勋的钱学森认为，中国目前在空气动力、推进机、弹体技术方面有能力设计“诚实约翰”一类的战术地对地导弹。聂荣臻觉得，这些工作只有积极动手，才能取得经验和成效；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援。因此，他建议积极筹建此项工作，不宜再迟。

为了加快培养科技人员，聂荣臻认为，在选派具有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导弹技术外，还应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院校设立有关导弹的专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聂荣臻还提出了合理使用科学技术干部，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组织力量翻译、复制外国的科学技术情报资料，让驻外使馆想办法购买导弹实物样品和元件仪器等建议。

聂荣臻的报告送出以后，周恩来十分重视，当天就在报告上批示:“即送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核阅。拟予原则同意。”

中央和中央军委也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报告。

毛泽东对聂荣臻这个建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先研究试制初级，再研究试制高级的设想符合中国国情。后来，当有人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提出在引进苏联的工厂设计和设备仪表上搞革新时，毛泽东明确批示:“先写楷书，后写草书”。

聂荣臻又开始思考其它一些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

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虽然有100多名委员，但大多数是兼职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这个委员会同国家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又有某种重复和交叉。聂荣臻觉得，有必要将两委合并。他同因家技术委员会负责人韩光商量后，就去找邓小平。他对邓小平说，这几年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很快，有必要共同组成一个专门领导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职能机构。

邓小平很爽快，说，“聂老总，你这个建议很好，就组成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吧！你们写一份书面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一下。”

中央很快决定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命聂荣臻兼任主任，韩光担任常务主任，另外还有刘西尧、张有萱、范长江、武衡等四位副主任，领导一个200多人的办事机构。

这样，党中央把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的重担都交给了聂荣臻元帅，作为共和国副总理，他还负责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工作。国家和军队的科学研究工作，实际上由聂荣臻总牵头，聂荣臻直接对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

在“写楷书”、抓基础建设中，聂荣臻越来越认识到科研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要突破“两弹一星”技术，就需要有良好的科研服务机构的保障。为此，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都逐渐成立了一些搜集整理情报资料、计算、仪器仪表、图书等机构，建造了科学会堂，各省还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为科学家提供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

创建试验基地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原子弹、导弹的实体试验需要有特定的场地和相应设施，聂荣臻很关心这项工作。

1958年4月，商丘步兵学校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向西北、西南进军，开始勘察试验基地。以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为首的领导小组根据苏联顾问提出的试验场地要求，详细研究了有关资料，认为甘肃敦煌以西、新疆罗布泊以北等四个地区比较适合建设核试验场。经过详细的实地踏勘和研究分析中国毗邻地区的气象资料，先将试验中心区确定在敦熄以西160公里的地区，后来又移到罗布泊以西地区。

研制原子弹的部件，不但技术要求高，卫生条件要求也极高。聂荣臻曾经提出，生产和科学研究不注意清洁和秩序，产品也要得“病”，这是关系到现代工业品能否过质量关的大事，仪器仪表，精密设备，喷气技术、新型金属材料、化学试剂，高能燃料生产中的不清洁和秩序紊乱，就可能发生质量事故和人身事故。但是，原子弹爆炸的试验基地，许多相应的测量、观察跟踪基地和台站，往往要建立在人烟稀少或荒无人烟的地区。一旦原子弹爆炸，无论是在战场还是试验场，都会留下对人体有害的放射性沾染物，茫茫戈壁沙漠往往被选作试验场。

为了让那朵蘑菇状烟云早日升起，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的荒山野岭和茫茫草原上安营扎寨，艰苦创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聂荣臻每次到试验基地视察，都要到宿舍、到医院去看望那些常年战斗在戈壁沙漠和海岛滩涂的勇士们。

核试验基地建设工作展开不久，苏联就不按协议向中国提供施工设计和设备了。聂荣臻对张爱萍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不援助，我们自己动手，总参通信兵部，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的技术力量都可以调集起来，中国的核试验场就让中国人自己来设计和施工吧！为此，国防科委还成立了以张蕴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组织军内外有关单位设计和建设核试验基地。

工人们住地的南边有一片草滩，草滩上盛开着蓝莹莹的马兰花。张蕴钰见景生情，抚摸着一颗马兰的叶子对大家说:“你们看，马兰花的生命力真强，这么荒凉的沙漠上也能生根、开花。我看我们就把这片地区称作马兰吧！”

工人们是无畏的，他们比“马兰”更坚强。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试验基地投资少，施工机具严重不足。工程兵的指战员们肩扛背驮，运送筑路石料，用自制土吊车吊装了11吨重的水泥构件。在戈壁滩上，大家吃的粮食要到1700公里以外的南疆去拉运，司机带着车辆，开着汽车，穿沙漠，越戈壁，翻山岭，闯风口，每运一车粮食和物资，都是历尽艰辛。到1962年底，终于修建了546公里公路，架通了基地到北京的通信线路。

通过这些通信线路，聂荣臻元帅的声音从北京传到戈壁滩上，传到试验工地上。

在这些公路上，也留下了聂荣臻元帅的足迹。

“上马”还是“下马”?毛泽东在杭州打电话。

研制原子弹，是中国科学技术领域一个全新的课题。由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195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用8年时间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10月份，中央军委又提出，国防工业应以抓尖端技术为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经过短暂的准备，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了。

1960年春节过后，4位青年科技人员对爆轰产物的状态方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建立了整个压力范围内的状态方程，提供了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的依据。10多位青年研究者利用仅有的九台手摇计算机和电动台式计算机，进行了9次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各反应阶段的主要物理量的难关也很快被攻克。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建成以前，部分科学家请示中央军委，利用工程兵北京试验场的部分功地进行了小药量的爆轰试验，摸索原子弹设计的基本规律和有关数据。

聂荣臻很关心尖端武器的研究和设计，每天都向办公室的同志询问科研机构设置，人员调动和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在党中央和聂荣臻元帅的关怀下，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雄赳赳地起步了。

这一步太艰难了。

艰难，不仅是因为北方的“老大哥”卡我们的脖子，当科技工作者全力以赴，为揭开“两弹一星”的秘密而拼搏时，连续几年，我国的农田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使农副业产品急剧下降。1959年，全国的粮食产品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600亿斤。1960年的粮食产品又降到2870亿斤，比上一年又减少530亿斤，以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棉花、油料也跌落到新中国成立时的产量。农业生产下降后，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全国人民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一片片富饶的土地上，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9.4％，农村的人均消耗量还减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汉族人常用来改善生活的猪肉就少得更可怜了。

由于粮食不足，营养不良，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大范围的浮肿病，死亡人口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河南信阳地区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是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是填胞肚子，还是继续搞尖端武器？问题越来越严峻了。

1960年11月，聂荣臻亲临导弹试验场，参加我国仿制苏联的“P一2”地对地近程导弹的试验工作。这种仿制的导弹射程约590公里，我国称作“1059型”。

11月5日，“1059型”导弹的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但是，科研人员却没有往常那种兴奋劲儿。

聂荣臻走出指挥室，笑盈盈地同大家握手，说:“第一枚导弹试验很成功，是个好兆头，‘两弹一星’，很有希望呀!”

“成功有什么用?成功也得下马。”有人悄声说。

聂荣臻心头“咯瞪”一下，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很关心大家，希望通过我们自己这双手尽快建立起强大的导弹技术基础，尽快设计出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为国家争一口气，为中国人民争一口气。”

回到北京，聂荣臻也听到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关于以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他们在议论中流露出了深深的担忧。

由于赫鲁晓夫领导集内发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是“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化。

有人认为，现在国家处于特别困难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不然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和其它部门的发展。

有人认为，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研制一些飞机、坦克等常规装备就可以，不要去搞原子弹、导弹等只能用来吓唬人的武器。

有人提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难，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

聂荣臻通宵难眠。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对于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国际上的种种压力，他心里像明镜一般清楚。那一年，他去包头、去安徽视察，已经隐隐感到了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影响。他曾经为之多方劝说，尽管这种劝说的影响是有限的。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发展，不能不面对千百万中国人填不饱肚子这个严峻的现实。

难道真应该“下马”吗？真应该把刚刚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撤销，让那些搞原子能研究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去炼钢种地吗？不，不能“下马”，他自言自语地摇了摇头。

通过这几年的研制实践，通过论证和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聂荣臻深深感到，原子弹、导弹真是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结晶，研制原子弹、导弹，可以带动国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经济落后，多年来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就更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更应该提高现代国防力量，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困难是暂时的，长征路上没有困难吗？打日本鬼子时没有困难吗？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决不能因暂时的困难而动摇，应该坚定不移地搞下去。

……每当想到这些，聂帅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

1961年7月，国防工业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盛夏时节，北戴河温和湿润，凉爽宜人，没有一种酷暑的感觉，但是，会上会下，对“两弹”研制是“上马”还是“下马”的讨论却分外热烈。

聂荣臻元帅到会了，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的贺龙元帅也到会了。

会上，两位老帅平静地听取大家的讨论，

晚饭后，聂荣臻和贺龙并肩迈步在平缓的沙滩上。远方，海水清澈，联峰山上，岗岭连属，松柏葱郁，奇峰异石千姿百态；身旁，楼房别墅掩映于树丛之中，南天门、通大洞、观音寺等名胜古迹引人入胜。两位老帅不时地停步观望呼啸的波涛，仰视联峰山的晚景。

“北戴河，好一处避暑胜地。难怪司马迁要留下一笔，说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到此碣石。汉武帝知道这里是一个舟楫聚泊之所?”

“何止汉武帝？唐太宗东征，还在这里‘刻石纪功’呢!不过，真正开辟为避暑乐园，还是在清朝时期。”

一阵海浪卷来，打断了两位老帅的谈话。

清澈的海水缓缓地退下去，留下了几个玲珑的小小贝壳。聂荣臻弯腰拣起一只贝壳，像欣赏工艺品似的仔细看了一番，忽然说:“贺老总，中国这么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原子弹，不能没有导弹。我是主张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坚定不移地‘上马’的。”

“是呀！没有那个东西，就受人欺负……”

国防工业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人在杭州，心里忘不了北戴河，忘不了尖端武器是“上马”还是“下马”的讨论。毛泽东认为，原子弹，那是吓唬人的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在这个时代，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夜深了，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毫无倦意。忽然，他把秘书叫到跟前，说:“你给荣臻同志打个电话。他写的那份报告我看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起日本来，还差得很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需要好好研究。国防工业会议结束以后，让荣臻同志考虑一下，8月份，我要同他一起谈一谈。”

聂荣臻从毛泽东的话音中领悟到某种意思。毛泽东高瞻远瞩，对发展尖端技术，发展原子弹、导弹有他独到的深刻见解。“上马”还是“下马”，有毛泽东说话，其它事情都好办。

当天晚上，聂荣臻就把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有关同志召集到一起，传达了毛泽东的电话精神。这么一来，大家讨论的气氛更热烈了。

一位同志说:“1958年以前，我国的尖端技术还是一片空白。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中远程地地导弹的几项关键部件的研究也有了进展。研究原子弹方面，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大部分设备都已具备。聂主任，你向毛主席汇报，一定要详细讲讲我们这些年取得的研究成果。”

另一位同志说:“再有两年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原子弹的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只要上下齐心，坚持攻关，三五年内原子弹和导弹研究一定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又一位同志说:“坚持攻关，当然有信心，但也要想一想我们的实际困难，要想些具体办法。”

……这一夜，北戴河招待所的气氛非同寻常，聂荣臻的思绪也格外活跃。

不久，聂荣臻到中南海，把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频频点头。聂荣臻临走时，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聂荣臻更加感到责任重大。

从中南海出来，聂荣臻的心情特别好。他打开文件夹，翻看一份敌情通报。司机有意放慢了车速。

这是一份U一2飞机到大陆上空进行侦察活动的通报。这个黑黑的、小巧的飞机能在两万多米的高空上进行侦察，高射炮无可奈何，只有导弹能够对付它。美国人和蒋介石欺负我们没有导弹，多次用U一2飞机到大陆侦察，不研制导弹怎么行呢？！

但是，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经济力量有限呀!研制尖端武器的任务很繁重，可“桥”只有那么宽，还得有先有后，如果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聂荣臻想，中远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工作是关系到原子弹的实际应用问题，应该优先考虑，无论如何，要在三五年内有所突破。

几天以后，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武器装备研制方针确定了。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发展也需要有“特别政策”。

一天，有一位科学家忧心忡忡地来找聂荣臻，担心新材料研究的有些项目会下马。聂荣臻耐心地听了这位科学家的诉说后，说:“新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这些方面的技术如果不过关，尖端武器就搞不起来。好比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依我看，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非搞不可。”

这位科学家很受感动，见人就说“开门七件事”。

渐渐地，研制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就成了发展尖端武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一些科学家见面就问“开门七件事”。

这“开门七件事”抓得好。原子弹、导弹、现代化的飞机、舰艇等尖端武器，对材料和仪器仪表的要求都很高，如果不把“开门七件事”办好，不仅原子弹、导弹的许多零部件及配套设备过不了关，其它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哪有现代化的国防？

很长一段时间，聂荣臻都特别关心新型原材料的研制工作。他记得，有一份材料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钢产量并不高。苏联是1770万吨，德国是1740万吨，英国是1300多万吨，日本和法国分别只有530万吨和790万吨，其中有的国家的钢产量还没有我国1959年的钢产量多，但他们却能够大量制造先进的军舰、潜艇、飞机、坦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的品种比较齐全，新型原材料起了重要作用。我国要自己动手研制尖端武器，就要改变新型原材料方面生产的落后状况。

聂荣臻曾对毛泽东说，在原材料方面，应该及早拟订发展品种，提高质量，妥苦安排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生产规划，不然，就难以适应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需要。为了统一筹划，聂荣臻还建议金属材料由冶金部归总，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归总。

毛泽东赞同聂荣臻的观点，要聂荣臻放手去干。

聂荣臻还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门研究新型原材料的生产试制问题。会后，聂荣臻还将我国新型原材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措施向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形成了共识。

聂荣臻的这番苦心，推动了我国新型原材料的研制工作，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等许多新型原材料都满足了原子弹、导弹生产的需要。

中央领导都很关心“两弹一星”的“上马”问题，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见到聂荣臻，总要问问设备啦，材料啦，专家啦，基地啦，好像离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就没有其它话题。

有一次，聂荣臻参加一个中央会议，刘少奇早早地到了，在门口迎住聂荣臻，笑嘻嘻地问:“聂老总，你那里有什么新情况？”

聂荣臻想了想，开门见山地说:“少奇同志，现在有几个‘特’字号在卡我们的脖子呀！”

“噢？什么‘特’字号，你快说说？”

聂荣臻笑了，说:“还是在新型材料问题上，搞原子弹和导弹需要一些特大、特厚、特宽、特薄、特细等等一些‘特’字号的材料，有些还不好办。”

刘少奇说:“聂老总，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在会上说说，大家都想一想，总得有些办法呀!”

为此，中央专门向有关部门下达了研制大吨位锻压机和各种大规格的冷热轧机的生产指标，开始排除“特”字号这个障碍。

1962年10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汇报时，得知原子弹、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研制工作需要全国各方面配合时，刘少奇想到，这些工作不能靠一个部门去完成，要联合攻关。他对聂荣臻、罗瑞卿等人说:“搞原子弹、导弹，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

月底，罗瑞卿副总理同聂荣臻商量，向中央提出了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究、试验的领导工作，组织各方面协同配合，集体攻关，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国务院7位副总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7位负责人组成，日常事务还由聂荣臻、罗瑞卿负责。

刘少奇当天就把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当即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三年内召开了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原子能工北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第九次专委会结束不久，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爆炸成功了。

聂荣臻同周恩来的接触比较多。“两弹一星”要上马，周恩来想到聂荣臻的担子很重，联系就更多了。有一天，周恩来问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情况，聂荣臻说:青海高原那一带，生活本来就比较艰苦，现在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基地的职工每人每月的定量又减少了10多斤，油只有两钱，蔬菜就更缺乏了。营养不良，职工的身体也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单位40%的人患了浮肿病。现在他们是一手抓基地建设，一手抓生活，农、牧、渔业队上山开荒、打猎，下河捕鱼，总能解决一些问题吧!在周恩来面前，聂荣臻有啥说啥，想啥说啥，实实在在地把困难讲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周恩来听了，双眉紧锁，一语不发。

不久，粮食部一次就给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3个单位调拨了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人民政府调拨给了核武器研制基地4万只羊。商业部在甘肃兰州专门为核武器研制卷地设立了二级批发站

周恩来说:现在国家还有困难，先从东西两路调运些粮食，以解基地职工的燃眉之急。

在茫茫青海高原上，这正是燃眉之急呀！

那时候，基地官兵用沙枣、甘革叶、骆驼刺掺着玉米面、青稞面，就是一日三餐的主要食品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些干部私职工浑身浮肿，夜间看不见东西。

聂荣臻也因病住院了。但是，当他得知科学家们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了浮肿病时，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心里感到非常不安。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可是，想什么办法呢？元帅发愁了。

秘书走进来，向他报告了几件事后，说:“几个大单位的领导先后询问你的病情，还问你有没有什么困难。”

“谢谢，谢谢他们。”聂荣臻忽然眼睛一亮，又说:“要说困难吗，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有困难，他们能不能给予支援呢？这样吧，你以我的名义，给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福州和海军几个单位的司令员打个电话，请他们想想办法，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的指战员们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

秘书记下聂荣臻的话，心里很受感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从部队到地方，生活都十分艰苦，聂荣臻心里时时不忘国防科研战线的同志们，多么好的首长呀！

“这一次，就算我为科学家‘募捐’吧！你赶快去办，有什么困难再来告诉我。”

不久，各单位都精打细算，调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副食品。聂荣臻又再三吩咐秘书，这些副食品一律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分配给科研第一线的专家们，要给知识分子每人每天供应2两黄豆。

2两黄豆，这是基地司令员都享受不到的待遇呀!聂帅却特批给科研战线的战士们。

大米、面粉、海带等食品也分两批运到了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给双脚浮肿的科研工作者带来了必需的热能，也使他们迸发出了科学创造的活力。

陈毅元帅得知聂荣臻住院后，特地医院看望，询问了病情后，陈毅说:“聂老总，你为科学家‘募捐’，我举双手拥护。如果再有此举，也要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保证科学家起码的生活呀！”

为了研制原子弹、导弹，中国人民宁愿勒紧裤带。

核武器研制基地，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粮食。

聂荣臻很感激。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关怀是一股强大的动力，广大科研人员为之兴奋，为之激动。

时间仅仅过了三年，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上海“神仙会”和“广州黑会”，聂荣臻遭到无端的攻击和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国的科研工作受到很大冲击，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也遇到了无端的攻击和批判，攻击在聂帅领导下制定的、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科研十四条”，批判聂帅主持召开的“广州黑会”。

为什么有些人拼命攻击“科研十四条”，影射聂荣臻元帅呢？

“科研十四条”涉及到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

那是聂荣臻在上海召开“神仙会”引出来的话题。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在总结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为了及时总结科研工作的经验，聂荣臻早在1960年冬天就深入到五院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科研单位调查了解情况。

自从大跃进运动以来，在科研单位中也不同程挺地出现了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学家们对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很不满意。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使得一些科技人员受到种种冲击，一些精于业务的尖子被批判为“白专”，知识分子的科研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这些情况，聂荣臻也知道一些，在这次调查中，聂荣臻还发现科技工作者的大量时间被安排政治学习和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用于科研的时候不到一半，这怎么能加快科研工作呢？那段时间，聂荣臻对知识分子问题想得很多很多。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一封信以后。聂荣臻次定多走一些单位，多找一些人谈谈，多了解一些情况。

不久，聂荣臻来到上海，邀请在上海的有关专家座谈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每次开会，聂荣臻总是和蔼地说:“大家不要有什么拘束，要像神仙聚会一样，把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轻松自然地谈出来。”

聂荣臻召开“神仙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知识分子中间传开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科学家主动赶来赴“神仙会”。

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聂荣臻感到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若明若暗，由于各种各样的干扰太多，有的科研单位连自己的根本任务都顾不上了。知识分子政策不明确，科研人员的心情不舒畅，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就无从谈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聂荣臻要求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所属的有关研究所组织专门班子，针对不少单位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工作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

聂荣臻看到“科研十四条”的草案后，对其中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和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等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还组织人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星期。聂荣臻逐条审查，才签名上报中央。

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毛泽东这一天没有到会。会议的气氛异常热烈。

李富春副总理首先说：“这个文件我看了，很好。文件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在文教、高等院校和工业系统，也有类似的情况。对人的政策主要是红与专的问题。一个时期里，这方面有偏向，对专强调不够，空洞地要求红。”

刘少奇听了，颇有感触：“空洞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

李富春又说：“我觉得这个文件也应该发到工厂去。”

把对科学家红与专的要求写进“科研十四条”，反映了聂荣臻关心知识分子的一番苦心。这几年，对科技人员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怎样才算“红”？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科技人员由于业务上很专，在又红又专的天平上自然会想到自己“红”得不够，但又不知道怎样去“红”，在先改造好思想再搞科研的舆论压力下，一些科研人员总觉得抬不起头了，挫伤了科研积极性。在“科研十四条”中，聂荣臻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明确提出了“红”的标准，一是要拥护共产党，二是要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一个科学家做到这两条，就可以说是“红”了。

邓小平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我看这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试行后再加以补充修改，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邓小平还对党组织领导科研工作的方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党的领导干部要同科学家交朋友，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他认为做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

邓小平提出要为科学家当好勤务员的思想，给聂荣臻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也在科学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恩来说:“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嘛？”

彭真说：“现在有一种做法，对科学家进行频繁的政治排队，这样做是轻率的。我看干脆要明确规定，近期内各研究所不要这样排队。”彭真还说，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自然科学研究是有好处的。

刘少奇看到了当前科研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偏向，他认为这些偏向必须纠正，领导工作者要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更不要不懂装懂。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文件，是一个能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政策性文件。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科研十四条”。聂荣臻感到异常兴奋，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关心知识分子，关心科研工作，祖国的科学技术一定能蒸蒸日上。

“科研十四条”文本和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记录当天就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为了进一步改进科研工作，1961年7月17日，聂荣臻来到导弹研究所，在有科技工作者和政工干部、行政干部参加的干部大会上，根据十四条的主要精神，同大家谈了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聂荣臻说:“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要求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不是抽象的，它要求工人生产工业产品，要求农民生产粮食，当然也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出科学技术成果。”在红与专的关系上，聂荣臻再次指出：“我们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努力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成为红色的科学家，做到红与专的统一。要求科学技术人员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研究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红的标准是什么？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红的初步标准是两条，一是拥护党的领导，二足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达到了这两条，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摆对了，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明确了。”

针对科研队伍的实际情况，聂荣臻坦率地说:“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杰出的科学家。自然科学工作者专的积极性，是必须保护、必须鼓励的。当前有一种偏向，不少同志把红和专对立起来，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努力钻研业务，积极搞研究工作，在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厂几次会，少帖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走‘白专道路’，这是不对的。”

在十分敏感的科研人员成名成家的问题上，聂荣臻提出要纠正培养人、用人当中的平均主义倾向。他说:“现在有一种风气，不承认个人钻研，不承认水平有高低、成绩有大小，把个人的努力钻研和个人主义混淆在一起，反对人家立志成为科学家的抱负。写学术论文，只有什么组，什么室的名字，不署人名，好像我们只有什么科学组，没有科学家似的。某些单位对业务上有成就的人不是爱护培养，反而是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出了尖子也要削平。其实，业务上出了尖子是好事情，有了尖子才能帮助大家普遍提高。科学工作者应当努力做一个红色专家。没有这种抱负，是没有出息的。为国家争光荣，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并不反对一股地成名成家，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成名成家，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是十分需要的。”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聂荣臻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去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辩明是非。”

在这次干部会上，聂荣臻还讲了技术工作中的技术民主、技术责任制问题，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工作方法问题。整整两个多小时，会场里静静的，只有元帅的声音在回荡。

他讲出了开展科学研究的规律，也讲出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心声，讲出了发展祖国科研事业的希望。

正是这些十分敏感的“红与专”、“名与利”、“技术民主”、“党的领导”等带根本性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受到了攻击，遭到了非议。

聂荣臻相信科学，相信客观真理，他要保护祖国日益发展的科研事业，保护科学家的创业精神。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他据理批驳了种种谬论。

毛泽东看了“科研十四条”，认为这个文件好。毛泽东批准了，“科研十四条”的意义更重大了。

聂荣臻在导弹研究院发表长篇讲话两天以后，中共中央把聂荣臻的报告正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国，文件明确指出，“科研十四条”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都是正确的，要求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都必须贯彻执行。文件还明确了十四条的内容:

1.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2.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3.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4.计划的制订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8.加强协作，发展交流；9.勤俭办科学；10.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1.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大兴调查研究；14.健全领导制度。

“科研十四条”，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科研十四条”，广大科研人员对其反映强烈。

老年科学工作者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真正反映了我们要说的话。太好了!太好了！”

中年科学工作者说:“这几年整天忙碌，只有边干，没有边学，专业技术没有提高，大学里学的那点老底子也快忘了，再不钻研业务，就很难提高水平。”

青年科学工作者说:“十四条中对红专问题的要求更高了。以往只看你参加社会活动的多少，不看工作表现。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比较好办，真正要在专业上做出成绩，不下苦功夫不行呀！”

这就是上海“神仙会”后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出的“科研十四条”。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拼命攻击，影射聂荣臻的谜底。

“广州黑会”，是怎么回事？

1962年2月，“科研十四条”公布已经半年了。为了进一步改善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聂荣臻到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会前，聂荣臻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制定一个新的科学规划。聂荣臻到广州以后，找了几位科学家谈心。说话间，有一位科学家忽然问:“聂主任，你是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应该怎样理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呢？”

聂荣臻一听，觉得这位科学家话里有话。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有的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不同看法，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

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赞同聂荣臻的观点，她激动地说:“国家办那么多学校，如照培养出来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我们干什么啦?那种说法是不合乎逻辑的。”

现在，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位科学家对聂荣臻说:“人们一开口，就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人提出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好象知识分子只属于资产阶级的。这种提法，不仅使科学家有顾虑，连子女也受到歧视呀!”

聂荣臻听了，心情很沉重。他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都在广州。

聂荣臻先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聂荣臻心里有数了。于是，广州会议又增加了一个重点:进一步深入贯彻“科研十四条”，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2月26日，310名代表各专业、各学科的科学家聚会广州。在聂荣臻的主持下，“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按时召开。

聂荣臻把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请到会了。

3月2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周恩来讲到:“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大多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的确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知识分子要警惕自己、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锻炼，已经起了根本变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党的领导，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他们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在讲到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周恩来语重心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科学实践，经过带有一些自己特点的道路。因此，要善于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帮助他们，对他们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学家们心里有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

聂荣臻同陈毅元帅是老同学、老朋友。会前，聂荣臻去请陈毅，坦率地讲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前的一些思想顾虑。会上，陈老总快人快语:“我们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要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一句“脱帽加冕”的口号，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一些科研人员觉得自己从此以后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工作激情更高了。

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开了整整25天。聂荣臻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收获时说:“整个会议过程，同志们认真思考，认真讨论，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依靠全体同志的努力，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对于科研工作者在会议期间提出的许多很好的批评和建议，聂荣臻表示要逐一提交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研究、“要坚决执行总理在报告中的指示:“要改，要解决问题”。

一些科学家兴高采烈地说，通过这次会议，“疙瘩解除了”，“脱了帽子，加重了责任”，“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主人翁感大大提高了。有人颇有感慨地说:“这是开了一次‘五气’的会议:出气、通气、和气、争气、扬眉吐气。出了气，通了气，就来了积极性，就更加团结，是和气。大家立志要争气，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做出更大的成绩，就扬眉吐气。”

听到这些话，聂荣臻的心情也很激动。

广州会议以后，广大知识分子的科研积极性很高，一些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实验室的灯火通宵不灭，各项研究工作进展很快。祖国迎来了真正的科学的春天。

20多年后，聂荣臻元帅在回顾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时，认为如果没有广州会议以后的那几年实干，原子弹和导弹就不可能那么快试验成功。

“科研十四条”执行三年以后，国防科研单位的管理工作和各项基础建设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科研工作有了明显进展。一天，聂荣臻在一份材料上看到第十研究院南京十四所执行“科研十四条”的成功经验时，当即在材料上批示:“这个所坚决认真地执行政策，工作比较深入细致。在领导干部中，统一思想认识，政策抓对了，决心下得大，做好思想工作，这是办好一个研究所的决定性关键”。“这样做，成果才能又快、又扎实地出现，人才才能又快、又健康地成长。”

1964年4月，国防科委在南京十院十四所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十四所的经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工业部、各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共6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前夕，聂荣臻感到身体不适，医生不允许他到南京赴会，聂荣臻只得委托张爱萍主持这次现场会。

身在北京，聂荣臻的心早飞到了南京。元帅在给南京现场会的信中指出:“在人的工作方面，要深入细致地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正确帮助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科学业务工作方面，同样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实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工作中要把技术民主和科学技术的责任制很好地结合起来。它的目的，是调动科学技术人员和各类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达到出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人才的要求，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这封信中，聂荣臻还特别提到，“只要我们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政治思想工作加上科学管理，我们的工作是大有希望的，我国国防科学技术自力更生的进展，是完全可以大大加快的。”

南京现场会，还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科技工作的指示，邓小平对“科研十四条”印象很深。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这几年也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十四条起了很好的作用，过去提出了十二年规划，最近又搞了一个十年规划，很有希望，同样也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们的科学研究事业是很有希望的。”

广州会议，这个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解决得很好的会议，这个被广大知识分子看作扬眉吐气的会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广州黑会”受到了批判。

聂帅说:这，毫无道理。

戈壁沙漠上试验成功的原子弹、氢弹向全世界表明:上海“神仙会”、“广州黑会”造成了科学的春天。

“特别公函”，发展“第二核打击力量”的秘密。

1967年6月，氢弹试验成功，为中国的战略导弹热核弹头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这以后，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聂荣臻的主要精力放在抓地下核试验、导弹核潜艇等重大课题上，中国的核试验也开始从地面、空中转向地下、水下，发展“第二核打击力量”。

地下核试验是把核装置埋设在地下一定深度后而进行的核爆炸试验。地下核试验技术要求高，工程量大，投资多，但试验后可以把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沾染物基本控制在地下，可以靠近核弹进行各种反映过程和参数的物理诊断测量，能取得各种反应产物的样品，其中许多宝贵的资料和反应物是地面核试验难以得到的。因此，美国、苏联等一些发达国家在核武器研制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纷纷从地面转入地下。中国的核试验也需要走这条路，需要从地下获取新的试验资料。

地下核试验主要采用平洞式和竖井式两种试验方式。平洞式核试验是在山体上按要求开掘一条长坑道，把核装置和各种探测器放在坑道内，然后回填堵塞坑道，进行核爆炸。竖井核试验是把核装置和各种探测器放在大口径竖井底部，把竖井回填后进行核爆炸。相比之下，竖井核试验的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

早在1963年，聂荣臻就要求有关部门拟制了进行平洞式和竖井式核试验的规划，张蕴玉等人还对核试验基地内的南山进行反复勘察，提出了平洞核试验的预案。原计划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半年左右进行平洞式地下核试验，后来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暂时停止，现在进行着这研制工作，各项技术的基础比以前好得多了。

1967年底，国防科工委开始组织以探讨地下核爆炸为主要目的的第一次平洞核试验。1968年5月，有关专家制定了各项测试项目的工程与进度计划，平洞工程继续施工，至1969年9月上旬，供试验用的特定坑道施工完毕，400余台(套)仪器设备也调试好了。

首次地下核试验，聂荣臻要求做到不“冒顶”、不“放枪”、不“误爆、不“哑炮”。中国已进行了多次核试验，现在要向新的高度、精度、难度进军。试验一次，提高一步，这是聂帅的基本指导思想。为此，国防科委组织专家到核试验基地进行现场研究，逐项论证了实现四“不”的技术措施。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平洞爆室内安装完毕，再对平洞内的阻力和消波作用、洞外环境等各种因素进行细致的分析后，将坑道回填封堵。

9月23日零时15分，我国第一次平洞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没有发生“冒顶”、“放枪”、“误爆”、“哑炮”等问题。

到1988年底，中国又相继进行了5次平洞核试验，都取得圆满的成功，获得了大量试验数据，表明中国在掌握新的核武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进行竖井式核试验，先要钻出一口大直径和相当深度的井。氢弹试验成功以后，有关部门首先组织力量研制大直径硬岩钻机。1971年，大型钻机运到罗布泊西北辛格尔地区的竖井核试验场。从1973年开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钻成直径2.5米、深300米的花岗岩介质的第一口竖井。随着钻井技术的逐步提高，以后又接连钻成好几口竖井。

聂荣臻深知竖井的钻探和回填技术难度很大，他还请来了大庆油田的专家到钻井场地现场指导，为了确保安全和试验成功，聂荣臻提出了防止“误爆”和“哑爆”的工作要求。将一枚核装置放置在300米深的地下，在回填过程中，原子弹出现“误爆”，或是在竖井回填完毕后原子弹不能按要求爆炸，那将是极难处理的事故呀!

1978年9月，放置在特制的密封罐内的核装置放到井底，基地的科研人员和工人一边抽水一边回填，苦战12天，回填1400立方米的固定物，顺利完成任务。

10月14日9时，我国第一次竖井核爆炸试验成功。爆后测试、取样，都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表明中国的核试验已经突破了从大气层转入地下的技术难关。

在研制核潜艇过程中，聂荣臻建议中央军委发布“特别公函”，推动了核潜艇的发展。

核潜艇是以核反应堆作为动力源，可以长期潜伏在水中活动的潜艇。装备导弹等多种武器的核潜艇，能够反潜、反舰，对陆上目标实施攻击，是陆基战略武器无法比拟的“第二核打击力量”。但核潜艇的研制十分复杂，艇上各种设备、仪表、附件多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各种电缆联接起来，长达90余公里，各种管道长达30多公里，因而艇内的设备是高度密集的。

1958年，我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始研制核潜艇，经过近8年的努力，相继解决了一些技术难关，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势使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但聂荣臻仍然满怀信心地提出:“要把核动力潜艇研制工作搞上去”。

氢弹试验成功10天以后，聂荣臻就参加了核潜艇工程第三次协调会议。会上，聂帅向大家表示了“个人的愿望”。他说:“氢弹炸响之后，我们的尖端技术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核潜艇工程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同志们搞潜艇，搞原子动力鱼雷潜艇，搞原子动力导弹潜艇，是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伟大的战略任务，我们希望同志们拿出最大的干劲，发挥最大的智慧，争取最快的速度，搞出高质量的产品。”

元帅还讲到，海军的装备还很落后，要加强海军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工作，不断增加优良的技术装备，美帝国主义在海上“最怕的是我们的潜艇，特别是我们的核动力潜艇”。聂帅认为，敌人越怕，我们越要加速搞。一定要使我们的海军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潜艇部队。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已经被中国人民的智慧、勤劳和勇敢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海上优势也一定会被中国人民打破的。

为了保证我国核潜艇研制的顺利进展，聂荣臻批准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建议，由中央军委发布“特别公函”。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特殊措施。

1967年8月30日，中央军委为核潜艇的研制发布“特别公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科研人员以“特别公函”发动群众，要求坚持研制、坚持生产。聂荣臻元帅再三强调，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只能提前，不准推后，要抓紧，要落实”。

在非常形势下，聂荣臻采取的这些紧急措施对保证核潜艇的研制进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0年9月，我国开工建造导弹核潜艇。

70年代末，聂荣臻得知世界各国在太平洋上有几十条核潜艇时，进一步提出“核潜艇不搞不行”；“要加强对付的手段”。

1981年春节前夕，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导弹核潜艇下水。两年以后的“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战斗序列中，正式编入导弹核潜艇。

1985年9月28日，导弹核潜艇进行首次水下发射试验，导弹虽然出水了，但不久就在空中翻滚自毁。这次失败的苦果为1988年9月15日的成功之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数据和资料。9月15日，核潜艇发射的导弹像一条蛟龙腾出海面，带着桔红色的火焰直插云霄，在空中飞翔一段距离以后，“龙头”像流星一般急速直下，准确地落在预定海域。试验圆满成功。

“特别公函”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聂帅晚年，为之兴奋，为之祝贺。

聂帅如是说:中国的人造卫星本该早两年上天。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成功。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伟大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也受到了中国科学家的高度评价。许多科学家提出，中国也要开展航天技术研究。

第二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响亮地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会后，聂荣臻要求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的领导组织有关专家制定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作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但是，由于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当时的有些想法脱离了中国国力的实际，使人造卫星的初期研制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后来，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的发展步骤。

第二次冲击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6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科学家们在探空火箭研制、空间科学技术的单项课题方面相继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中近程地地导弹试验成功，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更为迫切。1965年元旦，当聂荣臻看到赵九章、吕强、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提出的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时，感到非常高兴。他当即把这个建议批转给国防科委，要求国防科委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可行性论证。

春节过后，北京城寒气袭人，聂帅心中早已是“科学的春天”。聂帅同张爱萍叙谈，委托张爱萍主持研究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可行性问题，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选择和建设中国的卫星发射中心。

8月份，中央军委批准在酒泉建设中国第一个卫星发射中心，并于1967年4月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以后又相继建设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建设者被胡耀邦称赞为“中国征服宇宙的第一代人”，从酒泉发射中心建成到1989年，成功地发射18次，把2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9月份，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卫星设计院，提出了第一颗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不久，为满足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要求，对总体设计方案又进行了若干调整修改。

正当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按计划顺利进展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机关几乎瘫痪了，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用的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整个卫星发射工作的技术进度被拖延了，原计划在1968年底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无法实现。

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聂荣臻仍然热情鼓励科研人员排除干扰，继续抓紧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1966年11月11日，聂荣臻元帅主持导弹核武器试验以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正在加速前进。我有充分的信心，在不长的时间内，看到我们自己的人造卫星在宇宙翱翔，听到我们自己的人造卫星从太空不断播送出来《东方红》宏伟的歌曲。”

1967年3月，毛泽东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以后，决定对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实行军事接管。不久，中央军委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抽调了部分技术力量，组建空间技术研究所，由钱学森兼任院长。聂荣臻元帅直接领导了这个研究所的有关工作，加快了人造卫星的研制进程。

1970年，中国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前一个多月，却出现了两次异常。

第一次发生在3月21日。年初，聂荣臻批准了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的计划。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开展发射卫星的综合操作演练，检查试验设备的质量和联试、校飞测控安全系统。发射团加注中队为了保证火箭推进剂的高质量，于3月21日开始彻底清除贮罐内的沉积物。

这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需要勇敢，也需要智慧。当拆卸第一个过滤器时，突然冒起一股黄烟。刹那间，大量浓硝酸喷射出来，整个加注库房黄烟滚滚，毒雾弥漫。怎么办？停止操作就会影响发射卫星的进程，就关系到火箭的稳妥可靠。在关系到中毒与死亡的紧要关头，加注分队的勇士们迅速穿好防护物，头戴防毒面具，争先恐后地跳入罐内，清洗沉积物。在黄烟和毒雾的威胁下，干部战士轮换上阵，连续苦干七昼夜，先后将两个35立方米的贮罐、数百米管道和3个过滤器清洗干净。这时候，离卫星发射只有33天了。

第二次是在卫星升空前一小时。

4月1日，一列火车驶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发射阵地。4月16日，聂荣臻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中央同意卫星发射的日程，同意卫星和运载火箭进行转运。4月23日晚，卫星发射火箭的各项测试工作圆满结束。

24日20时，发射中心指挥室下达“一小时准备”的口令，控制室对卫星和火箭进行最后检查时，突然发现卫星应答机对地面触发信号失去反应。

一道电波飞向北京。

聂荣臻知道，尽管还有备份跟踪测轨手段，但这个故障会影响跟踪测量精度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卫星决不能带故障上天。

周恩来同意推迟发射，他对西昌发射中心的总指挥说:必须把应答机的故障认真解决好。

发射人员经过检查分析，很快找到了故障点，排除了故障。周恩来再次从北京打来电话，“关键是工作要准确，要沉着，要谨慎，不要慌张。”

这个故障，使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推迟发射半个小时。

21时35分，发射控制台的操纵员按下了最后一个按钮。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第一次响起了雷霆般的巨大声响，长征1号运载火箭吐着烈焰，推着东方红1号卫星扶摇直上，渐渐地，那段巨大的烈焰变成了一个亮点，甚至连亮点也消失了，中国的卫星向繁星密布的宇宙空间冲去。

湘西、南宁、昆明、海南四个地面站和酒泉测控计算中心不断报出卫星轨道的数据。21时48分，卫星与火箭分离，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了，发射场上，响起了一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

4月25日凌晨，全世界都收到了新华通讯社发出的电讯：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重173公斤，绕地球1周用1小时5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聂荣臻元帅的愿望实现了，东方红1号卫星使东方红的宏伟歌曲响彻太空。

聂荣臻欣喜之余，不无感慨地说：“关于人造地球卫星，我们原安排于1968年春天完成一切发射准备，但他们有人要在卫星上放毛泽东同志的像还有争论为借口，硬是推迟到1970年才发射，然后就吹嘘，这是所谓‘中央“文革”’正确领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可见，林彪、江青一伙对我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影响是多么严重。

时代的步伐绝不是林彪一伙所能阻挡的。中国的航天技术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在党中央和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突飞猛进。1981年9月20日，我国成功地用一枚火箭发射了三颗人造地球卫星。

1982年9月9日，中国又成功地发射了应用型返回式遥感卫星。这颗卫星在太空遨游5天以后，顺利返回到中国大地上。

1984年4月8日，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定点成功。这一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系。在这颗卫星发射前一天，聂荣臻就感到成功在望。他深知我国的科技队伍是一支身经百战、百炼千锤、基础扎实，善于打硬仗的队伍，是一支坚强的，能够攻克科技难关的队伍。同步通信卫星的关键技术，专家们已攻关多年，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当聂荣臻得知这颗通信卫星发射、定点成功时，非常高兴。元帅在写给张爱萍的贺信中指出:“这确实值得大庆大贺的事!这样的试验水平，在国际同步通信卫星发展史上是少有的，真令人高兴。”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发射、定点成功，“对我国四化建设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都有新的重大突破，为我们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发展科学技术是无止境的。聂荣臻元帅在贺信中还意味深长地指出:“新的成就虽然很大，但全面衡量，我们与世界先进技术比，差距还相当大。我们更要艰苦奋斗，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拼搏的精神，同心协力，集智攻关，一步一步奔向世界新技术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