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帅壮心，眷恋科技

1955年9月23日，这是令聂荣臻异常兴奋的日子。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2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授予聂荣臻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聂荣臻在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立下的功勋。

也是在这一天，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给聂荣臻佩戴上了金光闪闪的元帅军衔和勋章。授勋仪式上，聂荣臻神采奕奕，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老帅们互致祝贺，互相勉励，充满了人民功臣特有的喜悦。

这以后，佩戴元帅军衔的聂荣臻壮心不已，日日夜夜操劳在祖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聂帅晚年回忆说，1956年至1966年这十年，“虽然同我几十年戎马生涯比起来，时间短一些，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其实，聂荣臻早在戴上元帅军衔之前，就依依眷恋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了。

“万国牌”应该走向“原子时代”、“喷气时代”。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陆续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军兵种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但是，我军的装待仍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性能落后，品种繁杂，光枪炮就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兵工厂，有100多个品种，80多种口径，有的同志风趣地称之为“万国牌”。发展科学技术，建设国防工业，成为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一个关键问题。

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以后，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改善我军武器装备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朝鲜战争的风烟，进一步显示了先进武器装备的强大威力，也使聂荣臻加重了发展我军武器装备的紧迫感。1951年1月，聂荣臻担任中央兵工委员会副主任，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一起，共同领导我国的兵工生产和建设工作。

一天晚上，聂荣臻从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回到宿舍，久久难以入睡。周总理讲得多么深刻，曾经发明过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祖国，由于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8世纪以后，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了。他总是在想，中国的兵工生产太落后了，“万国牌”装备不是偶然的。1861年，曾国藩曾经在安庆开设军械所，仿造外国枪炮。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继曾国藩之后在沿海、长江沿岸及内地的十几个省、市，先后开办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等几十处军火工厂及船舶修造厂，生产了一些枪炮和小型军用船舶，但这些工厂的规模小，开办的时间也短，到90年代，只剩下十余处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建造过一些兵工厂、造船厂、飞机修造厂，但技术落后，设备和材料都要依赖外国，只能生产步枪、机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和数量有限的小口径火炮。他在总理办公室的一份材料上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72个军工企业中，名义上有41个兵工厂，11个航空修理厂，12个无线电器材修配厂，8个船舶修造厂，但大部分工厂规模较小，厂房、设备陈旧，国民党政府溃退时的严确破坏，使这些工厂更加破残不堪。现在，我们要在这份华工企业的“遗产”上起步，困难是很多的。

聂荣臻向来热爱科学技术，也很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他清楚地看到，当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开始医治几十年的战争创伤时，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喷气时代”。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声，为帝国主义留下了进行核威慑的一把利剑。1950年11月7日，6架苏制米格一15歼击机同4架美国的F一80C战斗机在朝鲜新义州上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揭开了航空史上喷气式飞机之间进行的第一场空战。当空中格斗进入喷气时代的时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只有数百架老式飞机，航空工业的许多领域还起一片空白。

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一种钢铁和技术的较量，要在战场上争取主动，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赶上和超过对手，否则就摆脱不了被人家欺负的被动局面。每当想到这些，聂荣臻越来越感到发展科学技术的紧迫性。一天，他把加快发展航空工业的想法详详细细地向周恩来报告，提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原子时代”、“喷气时代”。

4月份，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聂荣臻担任主任。从此，发展航空工业，早日使我军的装备进入喷气时代，成为聂荣臻脑海中时常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1952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周恩来望着窗外棉花团似的大雪片子，双眉紧锁。一会儿，他要通了聂荣臻的电话，和蔼地问：“聂老总，我有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在三至五年内仿制生产飞机?”

“能，一定能。请总理放心。”聂荣臻雄心勃勃。但他心里明白，实现总理提出的这个要求，困难是很大的，有困难怎么办呢？搞科研也要有上战场杀敌的勇气，迎着困难上吧!

早在1951年初，中央就组织人员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新年刚过，聂荣臻就和李富春一起研究“一五”计划期间航空工业的建设规模。聂荣臻感到，要在三至五年内仿制生产飞机，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要从中国国防工业的实际出发，选样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

1953年1月8日，周恩来总埋主持讨论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聂荣臻的建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航空工业要达到能生产活塞式教练机和喷气式歼击机的目标，要稳步向喷气时代迈进。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聂荣臻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当他得知毛泽东在会上说，“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器自己了”，更加感到兵工委员会和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的任务重大。

1955年2月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编制完毕，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五”草案。会议结束后，聂荣臻脑海里还在细细琢磨草案中关于发展国防工业的每一项指标。为了早日实现喷气时代，聂荣臻又同国防部长彭德怀一起，建议中央在内地筹建第二歼击机厂、喷气武轻型轰炸机厂以及与这两个厂配套的发动机、附件等十几个工厂。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聂荣臻和彭德怀提出的这个报告，并且将筹建歼击机和喷气式轻型轰炸机等内容列入“一五”计划后期及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国防工业建设项目中。

仿制，是在我国的设计和研制力量尚未成熟之前，通过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为军队提供急需的性能较好的武器装备的一条可行道路。聂荣臻不仅在仿制中看到了武器装备设计、制造技术的提高，还看到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提高。为了加快军工产品的定型和审批工作，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武器装备的试验定型工作。

从50年代初期开始，航空工业始终是国防工业建设的重点项目。经过科技工作者和军工战线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第一架苏联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很快在南昌飞机制造厂仿制成功，与其配套的活塞武发动机也在株洲航空发动机制造厂通过鉴定，自己生产的飞机开始在祖国的蓝天中飞翔。聂荣臻为航空工业从修埋迈上了制造的新台阶兴奋不已，毛泽东也写信称赞，“这在建立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加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聂荣臻期望的“喷气时代”很快实现了。1956年6月，沈阳发动机厂试制成功了喷气发动机，7月份，中国人民自己组装歼击5型飞机经过试验和试飞，技术性能和制造质量都与仿制的苏联米格17型飞机不相上下，年轻的新中国终于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列，祖国的国防工业实现厂第一个重大突破。

在歼5飞机升上蓝天以后，沈阳飞机设计室和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在消化、吸收外国飞机设计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自行设计喷气式歼击教练机和配套的喷气发动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精心完成了初步设计。聂荣臻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以后，很快组织专家审定，批准正式投入试制。1958年7月份，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喷气式歼击教练机首飞成功。

这一年，苏联支援建设的两个飞机制造厂、两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与之配套的航空附件、仪表、电器等制造厂全部建成，又开始新建一个轰炸机制造厂和一个歼击机制造厂，空军急需的强5型强击机也开始设计试制。

数年以后，强5型强击机成为空军装备的主要强击机，而与之同时设计试制的东风107型和东风113型高空高速歼击机却因战术技术要求太高，脱离了我国航空科技的实际情况而夭折。

聂荣臻相信，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若干年建设，国防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万国牌”这个历史阶段一定会被“原子时代”、“喷气时代”代替的。他满怀雄心壮志，决心把后半生的心血献给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十二年规划和“五朵金花”。

1956年，聂荣臻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安排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共和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不久，聂荣臻又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激烈竞争中，振兴中华、发展科学技术的重担沉甸甸地落到了聂荣臻元帅的身上。

那几天，聂荣臻彻夜难眠。元帅想到了，中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组织领导工作是极其复杂的。元帅也想到了，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他青年时期的夙愿，现在，革命胜利了，人民掌握了政权，正是大展宏图、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元帅还想到了，祖国的科研工作千头万绪，首先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科学研究规划。

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5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周恩来还请他参加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他和陈毅、李富春等老战友密切配合，很快把全国600多名科学技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起来了。

周恩来很高兴，拉着他的手说：“聂老总，你一直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对我军装备的现状和需要很清楚，制定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你要多操心。”接着，周恩来两眼凝视前方，深思熟虑地说:“聂老总呀，科学研究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技术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恩来这段话，他记得很清楚，这实际上是明确了制定科学研究规划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这半年来，他参加了十多次讨论会，和专家们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反复讨论了科研规划的方针和原则问题。大家对迅速壮大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方针上，有人主张一切靠自己从头摸索，也有人主张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继续发展。他觉得后一种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需要借鉴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也需要争取友好国家的帮助，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的。当然，中国人的事情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要自力更生，不能依赖哪一个“救世主”。这个观点，他从来也没有动摇过。

为了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科研规划，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汇聚北京，整整论证了四个多月，那种气氛，真是热烈，让人难忘。一天，一位科学家去找他，慷慨激昂地说:“聂主任，现在这个搞法不行，太轻视理论了。”

聂荣臻一愣，几经询问，才知道在讨论中有人主张根据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所提出的任务进行规划，有人主张按照科学家的学科专长和国家已经建立的科研机构进行规划，当确定按任务带学科进行规划时，有的科学家难以接受。聂荣臻明白，大多数科学家还不完全了解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按学科规划，许多缺门的学科和薄弱环节就得不到加强，虽然能使一些单项学科取得突出成果，但总体发展可能难以适应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当然，制定规划也要考虑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他耐心地向这位科学家解释说，以任务带学科，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科学规划的基本原则，但这不是轻视理论，一些探索性理论性的课题也可以按学科进行规划。

为了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聂荣臻还和周恩来商量，在科技规划中增加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一章，并且把这一项列为科技规划的重点，以便加强对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

对此，有的科学家提出，“基本理论问题”不应该列入重点“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也不应列入重点。会上会下，聂荣臻从不制止科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国家的科学基础薄弱，制定如此大规模的科技计划，出现意见分歧是难免的。看到大家那股认真负责的劲头，他仿佛看到了祖国科技事业的灿烂前景，他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这一次，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争论的行列，他觉得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应该是祖国科研工作的一个重点，他对大家说:“在我们国家，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与健康，这不是一件小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果我们的医学科学不把解除亿万人民的病痛列为重点，那么我们的科学规划怎么能谈得上是造福人民的规划呢？”聂荣臻不仅关心原子弹、氢弹，作为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他也十分关心祖国的医学科学，关心军事医学的发展。他在主持草拟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时，专门提出了军事医学研究的六项内容，把军事医学研究看作是在敌人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情况下，保障部队胜利执行战斗任务的一个十分繁重和复杂的课题。

苏联是当时科学技术的强国，我军的许多武器、科研机构的许多设备，都是从苏联订购的。苏联的许多科学家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帮助中国搞建设。中国制定长远的科技规划，自然要邀请苏联专家当顾问。那一年，同聂荣臻联系最多的是苏联专家组负责人马里采夫和拉扎连柯。马里采夫开始带了十个人的科学家小组，同中国的科学家一起拟订和审议规划，后来他们陆续走了，一些重要项目都由马里采夫和扎拉连柯同聂荣臻联系。聂荣臻同苏联专家的接触中，感到他们是挺认真的，他们为制定中国的科技规划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尽管不久中苏关系出现了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苏联科学家的帮助是一回事，中苏关系不愉快又是一回事。

在聂荣臻领导下，经过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这个连同附件洋洋600多万字的规划，提出了57项重要的科技任务，600多个中心课题，还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解决这些中心课题的途径和措施。

十二年规划，也是聂荣臻元帅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而铺设的一块基石。它不仅勾画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还看清了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的“家底”，把我国要重点发展的科技项目落实到攻关课题上，凝聚了科学家的智力，也摸索到了领导科研工作的经验。

十二年规划，是一项创举，是发展祖国科技事业的伟人创举。

十二年规划，凝聚了聂荣臻元帅的心血，也表达了聂荣臻元帅的心愿。

这个规划中的国防科技发展规划，就是聂荣臻受中共中央委托，同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一起，领导航委、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等同志共同制定的。国防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五项主要技术的发展，被列为十二年科学规划中12项重点任务的前列，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

聂荣臻孕育的这“五朵金花”，增强了国防力量，也带动了国家科技进步及国民经济发展，祖国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都在这“五朵金花”上结果，

聂荣臻管科学，讲科学。规划制定以后，他又数次组织人员检查执行规划的情况，对于一些重要项目，他都亲自过问。1960年，我国初步掌握了稀土冶炼提纯技术，成功地制造出了万次通用电子计算机，攻克了锗、硅等半导体材料的制造技术关，祖国的科技发展事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聂荣臻感到欣慰。

1957年，当我党开展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污蔑党“百分之九十以上官僚、宗派，无恶不作”，说什么“人民怨声载道”，公开提出“要把共产党人杀光”。6月份，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击右派的部署，全国掀起了一个批判右派的高潮。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九省二市书记会议上，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科学研究工作也处于反右倾、大跃进的特定环境中了。

有人提出，科技战线也要“拔白旗”。聂荣臻想到，这样做会挫伤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冲击刚刚受到重视的知识分子政策，只会对科研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有人提出，要“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规划”、“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聂荣臻觉得，这些口号脱离实际，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

有人不愿搞仿制，有些单位想单独搞导弹、原子弹、卫星、新型歼击机等军工项目。聂荣臻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借鉴，应该在消化进口装备的基础上去创新。

在那个特定的岁月里，聂荣臻想方设法纠正科学研究中的某些偏向，使“五朵金花”“开”得更艳。

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聂荣臻曾经到包头观察。包钢，是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聂荣臻却看到，包头周围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一些科技人员也在旧碉堡里进行土法炼钢，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包钢建设，用在研究开发当地宝贵的稀土资源上。聂荣臻心里升起了一连串的问号，他劝说科学家，要他们放弃那种不科学的做法。但是，科学家们身不由己，不得不参加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不得不参加“大兵团作战”。

聂荣臻到安徽考察时，安徽也在搞“小上群”炼钢，1959年9月份，中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修建了60多万座土高炉，在各级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年底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达到九千万。聂荣臻心里想，这些不顾条件、不管质量、不计消耗的做法，只能给国家带来损失。他劝导说，炼钢也是一项科学，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那一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但有300万吨土钢基本不能用或使用价值极小。

包头、安徽之行，引起了聂荣臻元帅的不安和深思。

不久，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科技工作安排的报告》，希望能按照“十二年规划”的基本精神，加快发展“五朵金花”。这个报告很快就批转下来了，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把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全国形成“一盘棋”，扭成“一股绳”的要求，共同完成国防科技任务。

为了发挥科学家的专长，稳定科技队伍，1961年4月，聂荣饿又提出:凡是技术上过了关的科技人员，都要固定下来，不准调动，不能拆散。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负着导弹的研究、设计和试制任务。聂荣臻要求五院对参加农业劳动和下放农村锻炼的大专毕业生进行调查，该抽回来的，立刻抽回来，让他们安安心心地从事科研作。

聂荣臻元帅是多么关心科技人员，多么眷恋国防科技事业!

根据聂帅指示，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和国防科委很快作出决定:凡需调离五院的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需报国防科委审批。其它研究院和试验基地也要参照这个规定执行。

一天，几名科技人员向聂荣臻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快，军工产品、武器装备的更新也很快，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要有一定的预见性。聂荣臻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武器装备研制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更需要计划性和预见性相结合。

在一次由众多专家出席的会议上，聂荣臻反复强调，中国的科技基础薄弱，加强预先研究就更为重要，不然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1966年2月，聂荣臻把脑海里长期思考的问题写成一份书面材料，送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总理，我考虑武器装备的研制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一种是正在试验、试制和生产的型号，另一种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冉一种是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这样安排，就可以把研制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结合起来，也可以称作研制‘三步棋’吧！对同一种型号，就处于预研、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了。”

周恩来双眉一挑，高兴地说:“聂老总，你开创了我国国防科技的科学管理方法呀!”

聂荣臻提出“三步棋”的思想，符合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和科学家的拥护。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聂荣臻时时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上，且听聂帅关心科技人员的三句话。

第一句话:搞科研的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

在一个时期里，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一些在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专家在政治上却得不到信任，有些场合甚至受到种种限制。每当看到这种严重挫伤科研人员积极性的现象时，聂荣臻元帅总是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开展科研工作。”

第二句话:无论遇到什么风险，都不要放弃科研。

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这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有一位科学家受到批判，政治上、思想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根本无法开展科研工作。聂荣臻元帅知道后，把这位同志叫到自己身边，热情地鼓励他:“真金不怕火烧嘛!怕什么？！无论遇到任何风险，都不要放弃科研工作。”

第三句话:用我的名义，想办法为他们解决困难，

为了了解科研人员的工作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位共和国元帅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果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来信反映他们工作有困难，你们一定要尽快了解清楚。确有困难者，或者工作安排不合适者，你们可以用我的名义直接给他们单位写信，想办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一定要告诉我。短短几句话，掏出了聂帅对科研人员的真挚爱心。有一位科技人员的工作与所学专业不对口，浑身有劲使不上。聂帅办公室的同志三次写信催促有关单位解决这个问题。聂帅知道后，又亲自催办。当这个问题圆满解决时，聂帅才放心。

“发”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56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率领代表团到苏联首都莫斯科访问。临行前，聂荣臻找到这位老战友，希望他利用访问的机会同苏联政府谈谈导弹技术的援助问题。李富春已经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写过信，表示了中国要自己制造导弹武器的决心，请苏联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这次到莫斯科，一定跟苏联官员当面谈谈。

当时，苏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要求却迟迟不答复，直到9月份，聂荣臻才看到苏联方面的回复。“老大哥”一派官腔:研制导弹必须从培养干部开始，为此，苏联愿接收50名中国留学生去学习火箭专业，并派5名教授来华教学；为了满足中国研制导弹的要求，苏联同意提供两枚尔一1型教学用导弹样品。

这哪里是援助，简直是一种“软封锁”。苏联的答复同中国的希望相差太远了。聂荣臻想了想，按照苏联提出的由他们培养干部的路子，中国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开展导弹的研究工作，这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将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虽然落后，但并不是处处落后，有的科学家还参加过外国的火箭研究设计工作，在空气动力学、推进机和弹体的研究设计方面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中国人应该昂首挺胸，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夜深人静，聂荣臻还坐在办公桌前，给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他建议自己动手，立刻筹备导弹、原子弹、新型歼击机等尖端武器的研究工作，同时不放弃要苏联提供援助的谈判:选派50名导弹专业的留学生去苏联学习。他还建议，要设法从西方国家购买一些相关的元件、仪器，加快发展导弹研究工作。

1956年10月8日，研究导弹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担任院长。这个研究院，是在中央军委充分讨论了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后批准成立的。聂荣臻元帅亲自出席五院的成立大会，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第二年3月，聂荣臻又决定将国防部导弹管理局的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

10月以后，赫鲁晓夫在援助中国发展尖端技术的态度上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聂荣臻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他找到周恩来总理，说：“总理，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派点专家，提供一些资料和样品，这样，我们可以搞得快些。”

周恩来想了想，说:“聂老总，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你的想法。”

有了周恩来这句话，聂荣臻就去找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是苏联驻中国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他热情地接待了中国元帅聂荣臻，听了聂荣臻的陈述，阿尔希波夫思考良久，说:“聂将军，我本人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求，但这类事情要请示我国政府以后才能正式答复，请你谅解。”

10多天以后，阿尔希波夫转告聂荣臻:苏联政府理解中国的要求，同意中国代表团访苏谈判。聂荣臻马上把苏联政府的态度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

1957年9月初，聂荣臻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长达35天的谈判，在10月15日终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同意在火箭和航空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

聂荣臻在异国土地上，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谈判任务。这是在唇枪舌剑的谈判桌上的胜利。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的航空、电子、兵器工业等部门挑选了设备较好的工厂，抽调了技术过硬的人员，开始进行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空空导弹和反舰导弹的仿制工作。

但是，这种中苏合作的仿制工作随着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很快中断了。

1958年7月底，被人称作“玉米棒子”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提出了妄图控制我国的“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遇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严正拒绝。对此，赫鲁晓夫极为不满。1959年6月20日，他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致函中共中央，以他将要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苏联正在与美国、英国举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谈判为理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聂荣臻想到，这封信实际上是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十月十五日协定”，苏联不会再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了。

1959年，苏联连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都不给了。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中苏关系，聂荣臻决定向党中央、毛主席详细报告科研形势。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上，聂荣蝶详细介绍了中苏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情况，他坦率地说:“从形势发展看，苏联为了保持在国防尖端够术上的领先地位，对我们的限制会更加严格，依靠苏联援助来发展尖端技术是靠不住的。”聂荣臻还提出，去年以来，苏方向我索要大量的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我国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对于这种动向，要引起严密注意。与会许多人都赞同聂荣臻的看法。

果然，6月份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以后，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

聂荣臻气愤极了。但气愤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争一口气，中国的科学技术被苏联这么一逼，也许会发展得更快。他脑海里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科学技术的想法更清晰了。

7月3日，聂荣臻再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提出发展科学技术的三条建议。他写道: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我们要更加坚定地在科学技术领域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些路子。在新形势面前，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作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帐。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自己封锁自己。

周恩来对中苏关系的恶化情况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都十分清楚，看到聂荣臻提出的三条建议，周恩来非常动心，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理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旁批了很长一段话:

“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建议。

1960年8月，苏联在华的1300多名专家全部撤走，他们还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对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撤走苏联专家的消息传到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北戴河，毛泽东坦然一笑，吐出一口烟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苏联专家是8月13日撤走的。有的人看到苏联人把有关资料都带走了，感到以后搞研究设计工作就困难了。那些天，聂荣臻多次到研究院，他对大家说:“这些困难是暂时的，都是可以克服的。希望大家坚决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把我们自己的导弹研究设计出来，用中国的材料制造出来。哪怕时间稍长一些，钱多花一些，也要坚决走这条路。”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导弹研究院的各项工作都抓得很紧，科研项目进展很快。毛泽东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聂荣臻领导科技战线的同志们，自力更生地研制出了导弹，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