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军新中国成立的新节奏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中国革命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冶军新中国成立的新节奏中，聂荣臻处在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作为北平市市长，他要考虑共和国首都的规划和建设；作为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他要坐下来与张治中等人进行国共和平谈判，他要想方设法谋划鸭绿江对岸的抗美援朝战争，他还要向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报告:蒋介石的飞机又从台湾起飞了，机上的四枚炸弹很可能落在福州、落在上海、落在……他常常几个夜晚不能睡觉，他累得脑平衡神经失调，遭受心脏病、高血压的无情折磨，身不由己地摔倒在总参谋长办公室的地板上……

中南海居仁堂，聂荣臻留给苏联顾问一个大问号。

顾问和大使联台，到刘少奇和毛泽东那里告状。

傅作义的军队接受和平改编以后，我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蒋介石也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告“引退”。毛泽东有个腹案，他想要林彪、罗荣桓率领第四野战军打过长江，歼灭白崇禧集团。他想把聂荣臻留在身边。北平和平解放，他更加了解聂荣臻了。

1949年2月，聂荣臻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当时，总参谋长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周恩来忙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原总参谋部的一些具体工作主要由聂荣臻和另一位副总参谋长叶剑英负责。叶剑英对原总参谋部的工作很熟悉，1931年11月25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时，叶剑英就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向军委提出“要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的建议。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又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第18集团军参谋长，为原总参谋部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进北平以后，聂荣臻和叶剑英配合得很好。

3月1日，聂荣臻离开北平去西柏坡，参加七庙二中全会。周恩来遇到聂荣臻，兴奋地迎了上来，握着聂荣臻的手，说:“聂老总，中央又给你增加任务了。你现在是身兼数职呀，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华北局第三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周恩来边说边数着手指。毛泽东也走过来，说:“聂老总，你身兼数职，权力大呢!”

聂荣臻连连说:“责任也大！责任也大!”

毛泽东又说:“荣臻呀，恩来要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这个总参谋长恐怕难以全力顾及军队的事情喽!”周恩来说，“聂老总和剑英把原总参谋部和军队的工作抓得很紧。”

那时候，指挥我军数百万军队与蒋介石进行战略决战的原总参谋部，总共只有20多个人，还是毛泽东从陕北带来的那个精干的班子，工作效率却很高。政治部人更少，只有组织工作研究室和宣传工作研究室的十几个人，主任也是刘少奇兼任的。

从2月份开始，我军400万部队进行整编，原总参谋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随着战争的发展，各野战军跨区的作战行动增多，原来以地区命名的野战军名称已难以适应解放战争的发展，军委决定把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把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把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把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野战军下辖各兵团、各军也作了某些调整。聂荣臻要求总参机关认真做好我军建设的这项基础工程，对于统一编制、充实干部、补充兵员等主要工作，聂荣臻都亲自过问，加快了整编的进程。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军队的后勤供应问题。我军多年来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武器装备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中央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系统，战时的后勤供应由各大区自己解决。周恩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现在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南下，加上民夫超过三百万，后方一定要指定地区支援前方:以华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战军，以东北加中原支持东北野战军，以华东与华北加上一点东北支援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中央的作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箭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聂荣臻作为副总参谋长和华北军区司令员，处处以大局为重，统筹考虑军队的后勤供应，。我军进入北平时，有相当一部分后勤工作是由华北军区兼做的。聂荣臻的想法是：一定要使中央坐稳了。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聂荣臻返回北平，安排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进北平以及阅兵的准备工作。25日下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西苑机场阅兵。这次阅兵，也是一种示威。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回败局，一面乞求美、英、法、苏四国进行“调停”，一面让李宗仁代总统出面，要求我党重新开始谈判，以便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河山，重振军力，伺机反扑。在国际上，也有人看不清这种虚假的和平，希望我军不过长江。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载，毛泽东在同王方名的一次谈话中就说，当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认为，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迅速结束战争，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这个谈判是全面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在西苑机场阅兵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聂荣臻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同周恩来、林伯渠、林彪、李维汉、叶剑英一起，同国民党代表团的成员面对面地坐到谈判桌上。

谈判将在北平举行，聂荣臻参加了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又是北平市卫戍司令、军管会主任，是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聂荣臻心里很清楚，这次谈判不同以往，无论是战是和，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西柏坡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同聂荣臻等人谈到，对于国民党残存的100多万部队，可以运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加以解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像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首先和必须准备的，同时也要运用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敌人，前者就像对待北平傅作义所部那样，后者就像对待绥远的国民党军那样。当聂荣臻等人与国民党代表面对面地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国民党代表对我方提出的《国内和书协定草案》提出40多条修改意见时，聂荣臻十分清楚，国民党是企求我军延长渡江时间。对此，聂荣臻等人表示不能让步。周恩来也严正指出:“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胜利。”

在谈判的同时，原总参谋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进行渡江战役和向全国进军问题进行了繁忙的组织计划工作。向全国进军的预案，聂荣臻是很清楚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初步决定1949年要争取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3月17日，军委还明确要求“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

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止我军渡江南进，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代表同聂荣臻等人在北平进行谈判时，已经在上海至宜昌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兵力，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部分江防舰队共26艘军舰、56艘炮艇在长江上游弋，美英等国的舰艇也停泊在黄浦江上。长江历来被称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公里。四五月间，水位上涨，风浪高达50余厘米。国民党军队妄图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配合下，歼灭渡江的解放军，但是，这时的国民党军队编制不全、军心涣散、军纪废弛，没有能力与解放军对阵了。4月15日，周恩来郑重宣布，对于修正案的签字，中共愿意等到20日，如果20日国民党政府仍不签字，人民解放军将立即过江。

周恩来的立场等于公开宣布了解放军过江的日期。聂莱臻回到原总参谋部时，再次细细考虑渡江以后的进军部署。聂荣臻站在作战部值班室的那幅地图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地图上那些不规则的蓝圈圈显示出了蒋介石垂死的挣扎：南京、上诲、杭州地区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有汤恩伯的64个师41万多人；武汉、宜昌地区的白崇禧和广州的余汉谋共有57个师36万多人；西安绥靖公署的胡宗南共有33个师约20万人；陕、甘、宁、青、新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还有28个师17万多人；太原绥靖公署的阎锡山尚有14个师7万余人；川、康、黔、滇等省还有张群指挥的24万余。

看到敌人的这些防御部署，聂荣臻心里很明白，国民党100万正规军中除了白祟禧集团、胡宗南集团的几个师和马步芳的部队还没有遭到我军严重打击，有一定的战斗力以外，其余许多部队都是被我军多次歼灭后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战略防御。就连坐在聂荣臻对面的张治中等人，也觉得“百万雄师过大江”即将成为事实，中共提出的“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条“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锚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周到底、失败到底好。”

但是，“退休”伪总统蒋介石还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原总参谋部必须做好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和进军全国的准备工作。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说出了他对北平和平谈判的态度，认为“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其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传达，是诚无耻之极者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还提对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这也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和谈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聂荣臻同周恩来等我军代表离开了谈判桌。毛泽东、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遵照这一命令，我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向未解放的广大地区大进军，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时间仅仅过了50多个小时，我军就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在大陆上22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

北平谈判是聂荣臻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第二次重要谈判，我党的和平愿望由于蒋介石的反动而未能实现。聂荣臻参加的第三次重要谈判是和平解放绥远的谈判。8月25日晚上，聂荣臻同林彪、贺龙、罗荣桓一起，在北京饭店接待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绥远问题。9月2日上午，聂荣臻还同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一起到西直门车站热情迎接从绥远返回的傅作义、邓宝珊、孙兰峰等人，由于聂荣臻和其它人的共同努力，终于和平解放绥远，产生了著名的“绥远方式”，为战争艺术的宝库又增添了一颗明珠。

渡江战役结束后，原总参谋部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全力组织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工作。每天早晨，聂荣臻早早来到作战部值班，详细阅读各野战军发到总部的电报，了解前方的作战情况，处理有关作战事宜。那时候，重要的电报都是毛泽东亲自起草，交原总参谋部办理，其它电报则由作战部起草，有的由聂荣臻签发，有的向毛泽东报告。原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安东把当天要处理的事一一向聂荣臻汇报。400多万军队在前线作战，原总参谋部十分忙。

毛泽东考虑，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连同随后配属的华北两个兵团共35万大军，向陕、甘、宁、青、新五省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大西北。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近30万大军协同三野占领宁、沪、杭等地后，向云、贵、川、康诸省进军，解放大西南。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向闽、浙进军，负责经营鲁、苏、皖、浙、闽等省，解放东南沿海同时准备解放台湾。林彪、罗荣桓率领的第四野战军90万大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的部队，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等省。如此庞大的进军计划，在我军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空前的。聂荣臻作为副总参谋长，常常是白天在原总参谋部了解四路大军的作战情况，处理具体事务，晚上到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汇报工作，有时候还要参加中央和北平市的有关会议，每星期总有几个晚上不能睡觉，更不用说休息一天半天了。当时，聂荣臻已经50岁了，尽管工作十分劳累，但心情很好，得心应手地处理了各种情况。

毛泽东进北平后，在颐和园佛香阁的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香山双清别墅了。6月份，毛泽东离开香山进城，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一个小院的平房里。中央军委和党中央也在中南海。为了工作方便，聂荣臻也搬到中南海的春藕斋办公。

聂荣臻的办公室同原总参谋部作战室都在春藕斋的一间大厅里，既简陋，工作起来也方便。后来聂荣臻又搬到静谷、搬到居仁党办公。

有一天，聂荣臻刚刚从毛泽东的住处回到作战室，办公室主任安东向他请示说:“聂司令员，苏联顾问团的团长一会要来，这简简单单的办公室，行吗？”

聂荣臻笑了：“简单不好吗？”

聂荣臻从来不主张把机关搞庞大。战争年代，原总参谋部随同军委首长一起南征北战，机关一直很精干。进北平以后，适当扩充机构是必要的，如果过于庞大、臃肿，就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苏联人却不这么看，当苏联顾问团团长进屋时，十分惊讶地说：“聂将军，你这个指挥数百万大军的总司令部，怎么这样简单呀?你看看，哪有几件现代的东西？”这个原总参谋部同朱可夫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原总参谋部比要简陋得多了。

聂荣臻并不在意，两手一摊，说:“这不，简单了，工作效率不低嘛，我们的军队还在打仗，部队从东南沿海到大西北，很分散呀，物质条件还很困难，还没有来得及充实呢！”

苏联顾问连连摇头，他们对我军战争年代原总参谋部的工作效率难以置信。

苏联顾问是从1949年8月开始陆续来到中国的。7月2日，刘少奇、王稼祥一行在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和柯瓦廖夫的陪同下，秘密访问苏联。刘少奇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先后会谈六次。为了使中国尽快恢复生产，斯大林与刘少奇口头协定，由苏方选派200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帮助中国恢复建设和发展现代化企业。为了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苏联的军事顾问也相继来到中国。

苏联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以后，聂荣臻根据我军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顾问的数量、职级别，把他们安排到各军种、兵种。为了充分发挥苏联顾问的作用，原总参谋部总是反复研究，周密安排。

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我军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退居台湾之前还想在大陆上作最后的顽抗，西北至东南一带还在响着激烈的枪声。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仍然被蒋介石的军队控制着，白崇禧、胡宗南两股主力还没有彻底歼灭，150多万反动军队还残留在大陆各地和沿海岛屿上。我四路大军向西北、西南、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在纷纷被歼的同时，一些溃散武装就地隐藏起来，名目繁多的“救国军”、“自卫军”、“保民军”和一些特务组织，勾结恶霸地主和反动会道门头子，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欺压百姓，为匪作乱。1950年前3个月，我广东、广西地区的基层政权机关遭到170多次袭击，有68个乡政权被摧毁，我军零星外出的人员遭到袭击、抓捕、杀戮，肃清土匪和其它一切反革命匪徒的任务十分繁重。如此大量的工作使原总参谋部每天来往电报不断。

我军经过四年解放战争的锻炼，部队发展到500多万，广大指战员的技术、战术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但是，聂荣臻作为我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作为我军总部机关的一名高级将领，也看到了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我军建设的有关问题。在总体结构上，我军还是处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结构模式，解放战争中的几次大的战役。主要是靠步兵作战，没有空海军配合。而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援下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军和海军，经过几年战争，国民党的几百万陆军被我歼灭丁，海、空军却未伤元气，还拥有十余万吨位的作战舰艇和200多架作战飞机。向来重视科学技术的聂荣臻认为这是对我军的威胁，也是一不种挑战。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后，马上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轰炸，这艘5270吨的巡洋舰被迫在葫芦岛码头自沉以保全舰体，以致再也没有起到巡洋舰的作用，1949年5、6月间，蒋介石的飞机对刚刚解放的上海市进行狂轰滥炸，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如今建设成锦江饭店的“百老汇”大楼蒙受损丸海上舰艇的缺乏是进攻金门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都难以适应国防的需要。每当想到这些问题，聂荣臻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面对原总参谋部千头万绪的工作，聂荣臻经常把总参机关各部门的领导召集到一起，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有关事宜，然后分头执行；有时候也把各军兵种、总政、总后的有关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会，把许多复杂的问题处理得利利索索。那时候，聂荣臻和各部门的领导几乎天天见面，几句话就把任务贯彻下去了，公文少，效率高。

但是，苏联顾问却不习惯聂荣臻这套工作制度，当工作上出现矛盾时，他们还到刘少奇，到毛译东那里去告状。

苏联顾问来华初期，工作热情比较高，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聂荣臻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苏联顾问对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我军的情况了解不够，往往用苏联那一套模式来干预我军建设、这就行不通了。

当时聂荣臻抓我军建设的一项重大工作是精简整编。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总人数达到550万，其中主要是步兵，特种兵数量极少。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必须减少步兵部队，帅强海、空军和其它兵种的建设。原总参谋部根据中央指示并同各大军区协商，确定我军员额为400万人，精简150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精简。

如此大规模的精简，在我军建设上是第一次。前些年由于战争的需要，总是想办法扩充华队，现在建立了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下决心缩减军队。1950年5月，中央建立了各级复员委员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负责这项工作。5月3l日，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专门讲了部队的整编问题和复员问题。

聂荣臻认为，随着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一支550万人的军队“确实是国家财政上一个很人的负担”。“从恢复经济与发展上看，整编与缩编我们的军队是完全必要的”。聂荣臻特别指出，“缩编数目不是削弱国防力量，相反地有利于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回防力量。”

当时，总部还确定了干部不复员，对每一个复员的战士都要各得其所的原则，要使一百多万人从国防前线转业到经济战线上去发挥作用。针对我军成员结构的实际情况，聂荣臻提出在复员工作中要注意两种偏向：“第一种是完全从政治出发，把人批俘虏兵复员；第二种是完全从身体状况出发，把大批健壮俘虏留下，反而将老解放区参军的身体不好的老战上复员。这两种办法都不好。”复员后，应该使部队保持适当的成分比例。华北地区劳动力很缺乏，复员一部分老解放区的战士也是必要的。四川一带蒋介石抓壮丁多，被我军俘虏的人也多，如果部队把俘虏兵部推出去，地方上暂时就无法安排。因此，聂荣臻提出，对于复员工作，部队和地方都要处理得很周到。留队人员也不是一辈子当兵，也要学习文化，进一步提高自己，稳定部队。

对于起义部队，根据北平、绥远和四川三种不同方式区别对待。原总参谋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拨了一部分老部队到中南陈明仁将军的部队中去，帮助他们改造原国民党军队。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来北京时，聂荣臻专门和邓小平一起研究，报请军委批准后，把四川五个起义的兵团全部编散。这些措施都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苏联顾问由于对我军情况不十分了解，有时会产生一些异议。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一次俘虏几十万敌人，更不相信我军能改变这些部队。为此，斯大林还派了一个医生来了解这些情况。

在精简过程中，聂荣臻还向中央建议，抽调二十几个师约28万人集体转业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新中国成立前后，聂荣臻看到我军在一些边远地区的屯垦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领导下，在新疆开垦出了66万多亩土地，完成了一批水利工程建设。在陕西、宁夏、青海，也开垦了60多万亩土地。驻甘肃的部队修建了陇海路天水到宝鸡段及天水到兰州段的工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南的一些部队也参加了许多水利工程建设，对发展国防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很赞成聂荣臻的这一建议，很快批示说:“这个计划很好。……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几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毛泽东要求聂荣臻和有关单位即刻筹办。

对于总部机构的设置，聂荣臻参照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苏联驻华使馆第一任武官科托夫中将的建议，根据我军建设的需要与可能，向毛泽东报告，建议加强空军司令部和海军司令部，“为配合攻略台湾及准备正规国防军建设工作，炮兵、坦克装甲及工兵诸司令部须于本年内建成”，同时还提出了海军副司令员、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坦克装甲兵司令员的人选。对总参、总政、总后机关的二级部设置及人选问题，聂荣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集中人才器材，统一全军训练，聂荣臻还向毛泽东提出了筹建陆军大学，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建设国防军的训练中心，筹建航校、炮兵学校等问题，培训各类专业人才；在全军进行文化教育，提高我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加强特种兵建设，办院校，学文化，这些工作意义深远，使我军的正规化建设迈开了一大步。

聂荣臻觉得，相对和平时期，军队的编制“要根据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及我们的经验与现有装备条件来确定”，要把编制搞得比较固定。我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基数，都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想办法保证需要，提高质量，既要考虑到解放台湾问题，还要照顾到将来。

精简整编和组建院校，调整新的领导机构，都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极其复杂的工作，聂荣臻与原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想一致，密切配合，使各项工作顺利进展，提高了我军建设的质量。

但是，许多苏联顾问不了解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在他们看来，顾问顾问，事事过问，中国军队必须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建设。原总参谋部的许多具体工作，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过问。

有一次，作战部的同志刚从毛泽东那里取回一份经毛主席审定的命令稿，苏联顾问看了，追着聂荣臻问:“聂将军，这像命令吗？”

聂荣臻接过那份命令一看，苦笑一声；说:“哪里不像?这就是指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命令。”多年来，聂荣臻深深感到，毛泽东十分注意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在大的战略策略确定以后，对于作战部署、战役战斗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从来不规定得过死；即使在研究重大问题时，也常常以商量的口气来诱导各级指挥员思考问题，这是毛泽东多年来养成的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苏联顾问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也不习惯原总参谋部的工作作风，总是以苏军的那一套正规化来过问我军。有时候，聂荣臻不得不对他们说:“你们有飞机，有坦克，自然有飞机坦克的打法。我们现在还是小米加步枪，怎么能完全按照你们那一套去做呢？”

在训练问题上，苏联顾问也多次向聂荣臻提出，要建几个大训练场，要到训练场上去练兵。聂荣臻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中国虽然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但耕地只有那么多，军队不能占用太多的土地。每个师都要大片土地作操场，这个办法暂时行不通。”

有几个苏联顾问看到我军装备落后，经常到聂荣臻耳边嘀咕，要原总参谋部作出计划，多买一些苏联的武器。聂荣臻风趣地说：“现代化的武器当然好，可是你们要不要钱呀？如果不要钱，我们可以要；要钱的话，我们买不起，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么多钱呢!”

苏联顾问又追问说:“没有大量现代化的坦克，你们怎么训练部队呢？”

聂荣臻坦然一笑，说:“现在训练，我们可以用缴获的坦克嘛，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我们去买那么多好坦克来训练。用缴获敌人的坦克把干部训练好了，将来再买些新的武器装备也不迟呀!”

在聂荣臻面前，苏联顾问无可奈何，他们就动员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罗申一起去告聂荣臻的状。

第一状告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耐心地听了罗申和驻苏联顾问的诉说，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们:“聂将军做得对，许多政策都是中央军委集体决定的。”苏联人听了，自然不甘心。

第二状告到周恩来和毛译东那里。毛译东微微一笑，说:荣臻正是从我国我军的实际出发，才那样做的。

谋划鸭绿江两岸的总参谋长，累得突然跌倒了。一心

想把战火烧到中国的麦克阿瑟，到美国国会大发雷霆。

新中国成立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那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太好，原总参谋部的工作实际上由聂荣臻代管。1950年初，聂荣臻被中央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一天，聂荣臻总参谋长接到中央通知，要他接待北朝鲜金日成同志派来的金光侠等人，金光侠见到聂荣臻将军，简单讲了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形势，介绍了朝鲜人民军的基本情况，然后直言不讳地说:金日成将军派他到中国来，是希望把在中国的1.4万名朝鲜籍战士接回朝鲜。金光侠还解释说:朝鲜只有三千万人口，北半部比南半部人口还少，兵员动员比较困难。一旦爆发人规模的战争，军队的数最太少。中国大陆上的战争基本结束，希望中国同志体谅他们的困难。

金光侠提出的1.4万名朝鲜籍战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当时主要在东北地区，辽沈战役以后，这些朝鲜籍指战员又随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现在大多在中南地区。聂荣臻觉得金日成的要求是合理的，同意将这些朝鲜籍战士全部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第二天，金光侠又对聂荣臻说:“朝鲜人民军除了现有装备外，没有多余的武器。这1.4万名朝鲜籍指战员回国以后，要重新与苏联交涉购买武器问题，即使从苏联运武器到朝鲜，也得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武器是否能请中国政府给予装备？”

聂荣臻听了，觉得金光侠的这个要求是可以考虑的，但究竟能给多少武器，给什么武器，得由中央决定。他对金光侠说:“我理解你们的要求，但这个问题我要请示中央以后再答复你。”

1月21日，聂荣臻即向中央写了报告。第二天，党中央就批复了：同意聂荣臻的意见，从第四野战军抽调武器给朝鲜籍的同志。当这1.4万名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装备回到朝鲜时，金日成和金光侠等人都感到很满意。

从这件事情以后，聂荣臻更加关注朝鲜半岛的形势，关注三八线南北的军事动态。他清楚地看到，朝鲜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局势日趋严重。

1950年6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终于在朝鲜半岛上爆发了。

朝鲜战争的硝烟燃起，美国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矛头针对中国的武装干涉。

6月2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加朝鲜战争，支援李承晚集团。

6月27日，美国海军第7舰队十余艘军舰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个港□，并且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这以后，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的一批飞机进占了台北的空军基地，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了名为“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侵台的海军和空军。杜鲁门还公然宣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在使台湾“中立化”的借口下，美国海军控制了台湾海峡，还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境内。

美国的侵略行径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引起了聂荣臻的极大愤慨。聂荣臻要求原总参谋部有关部门密切注视朝鲜战争的动态，及时向中央汇报战争情况。

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央军委于7月7日召开会议，讨论国防问题，决定将担任全国战略预备队的第十三兵团(辖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从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调到辽宁的安东、凤城、辽阳、铁岭、开原地区集结，并任命邓华为十三兵团司令员；将四十二军从齐齐哈尔调至吉林省的通化、辑安地区集结；调3个炮兵师、4个高炮团和战防炮、战车、工兵、骑兵各1个团以及3个汽车团到安东、凤城、通化、辑安等地集结。

8月5日，聂荣臻根据军委的决定，向战略预备队发出了“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电令。

数个军从南到北，调动和重新部署的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十分紧迫。为了争取主动，聂荣臻于8月18日再次电告邓华:“请加紧督促，务于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8月下旬，聂荣臻建议将上海地区宋时轮的九兵团和西北地区杨得志的十九兵团分别调至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朝鲜战争爆发后，保护好鸭绿江大桥这条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东北局的同志打电报给原总参谋部，请示可否派一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江南朝鲜境内，保护鸭绿江大桥。聂荣臻觉得派高炮部队保护大桥很有必要，就陈述理由，向毛泽东、周恩来写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后来经与朝鲜方面协商同意，我军调动高炮部队，对鸭绿江大桥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朝鲜战争期间，鸭绿江大桥为志愿军出国作战和后方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第10师所属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以及炮兵、坦克兵和工兵部队共7万余人，在260多艘舰艇、约500架飞机的配合下，成功地在朝鲜两岸的仁川登陆．9月28日，敌登陆部队攻占汉城。29日，敌正面部队进抵“三八线”，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吞并全朝鲜，矛头直指中国。10月7日，美国侵略军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朝中边境进犯。美军飞机频繁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公然将战火烧向我国。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朝鲜人民，请求我国出兵援助。

当原总参谋部紧张地部署东北边防军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一面向全世界宜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一面通过印度驻华人使再次向美国提出强烈警告: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尽管杜鲁门总统很快把这个信息转告给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但美军依然大举越过三八线。

10月5日，聂荣臻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出兵朝鲜问题。同美国直接较量，国内有不同意见。当时，我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长期的战争创伤没有恢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相当困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待进行，散布在一些新区的国民党小股武装和土匪也急待剿灭。陆军的装备相当落后，海军、空军还处在初级阶段。东北地区的驻军总数不足20万人，是全国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只占当时全军总兵力的1/27。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建立战备物资储备，运输条件又不好。但原总参谋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时组建和部署东北边防军，避免了某些不利因素。指挥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林彪就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曾经考虑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林彪以生病为借□，不肯去。因此，毛泽东把在西安的彭德怀召到北京，参加中南海会议。

聂荣臻很注意毛泽东的发言。毛泽东主张采取出兵参战的积极政策。毛泽东认为，以志愿军名义出兵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出兵朝鲜的主张。会后，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赶赴东北前线。

对于何时出兵问题，毛泽东极为慎重。一天，邓华率领的先遣队已经做好了过江准备，毛泽东又让聂荣臻立刻给邓华发电报，让邓华再停一下，再进一步斟酌斟酌。

10月10日，聂荣臻收到彭德怀从东北发来的电报，考虑到鸭绿江大桥可能被炸毁，建议将原拟先出动的两个军，两个炮师等第一线的18个师全部进入朝鲜。聂荣臻也认为应该把这些部队先派出去，他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作为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千方百计为顺利比兵创造条件。

数天后，聂荣臻根据中央指示，下达了“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江”的命令，一场与美国较量的现代局部战争揭开了序幕。

志愿军出国作战以后，原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就转向抗美援朝战争了。每天，原总参谋部都要将朝鲜战争前线的敌我情况汇总后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汇报。发往前线的文稿，有些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有的由原总参谋部代拟。聂荣臻看到，毛泽东对聂荣臻代拟的作战文稿都看得很仔细，有时候还提笔修改，从不轻易发往前线。

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我志愿军将士在取得第一次战役的基础上，不惧严寒，不畏艰难困苦，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连续作战，发动了第二次战役，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歼灭美军2.4万多人，歼灭伪军1.2万多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也葬身朝鲜半岛，彻底粉碎了敌人迅速占领朝鲜北半部的企图，收复了原“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受到很大打击，朝鲜战争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过这次战役，我军的物资装备损耗很大，部队也十分疲劳，彭德怀司令员提出部队需休整补充。

聂荣臻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全局情况，看到我志愿军不仅后勤供应困难，第一线兵力我军也不占绝对优势。聂荣臻建议将第三次战役推迟两个月进行，使前线志愿军部队能得到充分补充和休整。毛泽东考虑到我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行径，为了以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行动配合国际政治斗争，毛泽东决心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志愿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歼敌近两万人，解放了汉城。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异国土地上作战，聂荣臻更加重视掌握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志愿军过鸭绿江以后，聂荣臻要求作战部和情报部合署办公，国内和国外的同志密切合作，千方百计搜集敌军情报，为中央领导和前方的战役行动提供决策的依据。五次战役前后，总参提供的情报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战役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美、英、法等国对于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发生了争议。英、法等国惧怕长期卷入侵朝战争，削弱自己的力量，公开主张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有人也不愿进行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有人坚决主张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甚至不惜把战火扩大到中国。麦克阿瑟还极端狂妄地声明，“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 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对此，杜鲁门总统表面上声明，麦克阿瑟的讲话是“对宪 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暗地里 又积极准备新的军事行动。

正是在这个时候，原总参谋部不断得到情报，美国正从国内抽调兵力，还新组建了一个军，企图在我军的侧后登陆，谋求第二个“仁川登陆”的作战效应。聂荣臻觉得这些情报十分重要，经过分析整理，迅速报送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也提供给抗美援朝前线的彭德怀司令员，为毛泽东和彭德怀及时决策，对转入防御之敌发起第五次战役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五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企图在我侧后登陆，“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我志愿军在第四次战役时所处的被动局面，不得不于7月接受停战谈判。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聂荣臻接到朝鲜前线的报告，发现有两艘敌舰在元山附近的海域活动，有的前线指挥所判断敌人可能有新的重大行动。聂荣臻同情报部门的同志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总态势，认为这两艘敌舰可能是侦察、演习或者是对我军的佯动，不是敌人重大活动的先兆。聂荣臻还把自己的判断写成书面报告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以后，将“佯动”两字圈出，并批示:“同意聂注”。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在武器装备上占有较大优势，为了弥补由此而带来的不利因素，聂荣臻建议从国内选调一批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作为战斗骨干，补充到志愿军各部队，这不仅可以充实前线部队，补充减员，增强战斗力，也可以普遍提高国内我军的战斗意志。这个建议经毛泽东批准后，原总参谋部立即行动，调配骨干充实前线，对打好第五次战役和以后的作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战争进行到1951年6月，我军已歼灭敌人23万多人，把美伪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敌我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处于对峙状态。志愿军的参战兵力已由入朝时的30万人增加到77万多人。为了减轻后勤供应等方面的困难，毛泽东决心从朝鲜前线抽回30万部队，到东北地区整训待机。聂荣臻从毛泽东的住处出来席立即召集原总参谋部的有关同志进行研究，提出了从朝鲜前线抽调26万入到东北的实施方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方案。

从1952年秋季开始，原总参谋部还组织国内部队和军事机关的干部进入朝鲜轮流作战，使我军有更多的指战员到这场现代化的局部战争中经受锻炼，捉高进行现代战争的能力，同时也使出国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夕，我军2/3的部队得到轮换。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聂荣臻作为总参谋长，对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后勤保障也是费尽了心机。志愿军出国作战，后勤保障工作极为繁重、复杂和艰巨。前线我军所需的一切物资，几乎全部要靠国内统筹供给，取之于敌十分有限。三年来，我军仅主副食、弹药、油料供应就达近300万吨。美军凭借强大的空中优势，想方设法打击我军的后方运输，出国不久，有个汽车团100多台车一次就被敌机炸毁73台，三登车站逃到敌机轰炸时，一次就被炸毁80多节车皮，这是在国内作战时从未遇到的，周恩来总理对后勤保障工作十分关心，志愿军出国前夕，周恩来总是抽出时间参加志愿军后勤供应的有关会议，对交通运输、伤病员救治，粮食、服装和武器弹药等问题都提出明确要求。为了解决出国部队干粮供应的急需，周恩来要求政务院发动华北、东北、中南各省市家家户户炒面，周恩来还亲自动手炒面。那时候，后勤方面的重大问题，聂荣臻几乎件件都向周恩来请示。

东北军区是志愿军的后方堪地，聂荣臻很关注东北地区的后勤保障工作。1951年1月，聂荣臻同周恩来一起，专程从北京赶到沈阳，参加东北军区召开的后勤会议，解决前线部队的后勤供应问题。

身为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从每天看到的许多战场情况反映中，对志愿军战士吃饭难的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那时候，一支冲锋陷阵的部队常常由于粮食输送不上而饿着肚子与敌人搏斗，这怎么能不影响战斗力呢？！聂荣臻想到苏联军队编配有炊事车，部队作战时，依靠炊事车午、晚餐能吃上热呼呼的一菜一汤。苏军每个团还有一个面包房，作战前少，烤出许多面包让指战员随身携带。为此，聂荣臻经常对后勤的同志讲，我们也要想办法搞个炊事车，还可以摘些罐头，要用炊事车，面包，罐头去解次战时部队吃饭问题，只要下决心去搞，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却能有效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朝鲜战局的关键时刻，美国想到苏联可能出兵，但斯大林担心美苏两家一交于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苏联除了从道义上支持外，主要是贷款给中国，再用贷款购买苏联的武器弹药。当时，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很杂，国内的军工生产又供应不上，我国向苏联借了13.4亿美元，在苏联买了100个师的装备。为解决好武器装备问题，原总参谋部也是费尽心机。聂荣臻从朝鲜战争的硝烟中深深感到，一支百万大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系列化、国产化，这也是聂帅后半生全力倾注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一股强大动力。

在朝鲜这场局部战争中，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中朝人民的铁拳，正义战争的怒吼，使艾森豪威尔在总统竞选中宣称:如果他当选，就停止朝鲜战争，而杜鲁门总统为了推卸责任，不得不拿麦克阿瑟这只“替罪羊”开刀。1951年4月11日凌晨两点，当麦克阿瑟还在做越过鸭绿江的美梦时，杜鲁门不声不响地撤除了他的全部职务，让这个大资本家继续去经商，把朝鲜战场上的指挥棒交给了李奇微将军。被愚弄的麦克阿瑟愤怒极了，军装一脱，跑到美国国会大发雷霆。这位将军骂人也像打机关枪似的，骂得杜鲁门哑口无言。

胜利的喜说，焕发了聂老总的斗志，紧张、繁忙的工作，累垮了聂老总的身体。1952年9月，当聂荣臻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一起，视察完北京郊区的国防工程时，累得突然摔倒在办公室的地板上，高血压、心脏病、脑平衡神经失调……种种病魔把这位不辞辛劳，整日整夜工作的总参谋长压倒了，聂荣臻不得不躺在病床上。

他的身体有病，但心情却很愉快。

他觉得累得值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