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红飘带上

秋深了。太阳黯淡了。

山坡上那一望无际的林木已经开始光秃，几棵老树阴郁地站着，让褐色的苔掩住它身上的皱纹。无情的秋天剥下了它们美丽的衣裳，它们只好枯秃地站在那里。树枝上，一只孤单的鸟怯生生地叫着，它也觉得冬天快要来了。

温坊战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林彪和聂荣臻就奉命赶到瑞金，受领紧急任务。

瑞金，一间明亮的房子里。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看见林彪和聂荣臻到来，急忙站起身，给他们倒了两杯茶，说：“你们二位辛苦了。把你们从前线请回来，是因为情况有了重大变化，中央已经决定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离开根据地，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当然，没有下达正式命令之前，你们不要向其它人透露。”

林彪听得极其认真。周恩来一语刚了，他就问：“转移到什么地方？”

周恩来微微一笑，说：“这些问题，军委会在作战命令中明确的。现在，你们一军团还得先到兴国去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

林彪默默地点了点头，陷入了沉思。

聂荣臻的心情也不平静。自从李德操起红军的指挥棒以来，红军屡战失利，中央根据地逐渐缩小，军力和民力、物力消耗巨大。敌人已经深入苏区腹地，加紧“围剿”，红军主力被迫退到牛田、津洞等方圆仅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红军已难以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如果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转移到广大无堡垒地区的外线作战，就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决定战略转移，说明那几个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他们的失误。想到这里，聂荣臻不禁兴奋起来。周恩来离开了。聂荣臻说：“林彪同志，听说毛泽东也到瑞金来了，我们去看看他，怎么样？”

林彪向来说话不多，常常用眼睛来表达语言。他瞄了聂荣臻一眼，站起来了。

毛泽东看见聂荣臻和林彪，心里很高兴，嘴上却问：“你们俩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聂荣臻迎上去，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

“新任务？什么新任务？”毛泽东一笑，故意问道。

林彪不吭声。聂荣臻看了林彪一眼，声音放低了一些，对毛译东说：“部队要转移。”

毛泽东眯起眼，默默地注视着眼前这两员心爱的战将。进行战略转移，这对于毛泽东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蒋介石镇压“福建事件”得手后，军事顾问李德曾经对博古说，形势的发展对红军很不利，红军要准备进行一次战略大转移。广昌失守以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决定要把红军撤离井冈山根据地，并且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这样，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就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了。7月，中央决定由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随后，中央又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由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等人率领，向湖南中部挺进。当时并没有计划要进行一次伟大的长征。

毛泽东自从在宁都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以后，就被免去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党中央的实际工作，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连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不能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只能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但是，毛泽东对于自己亲手组织起来的这支工农武装，是时时刻刻都放在心头的。今天见到林彪和聂荣臻，又问了一句：“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你们都知道了？”

聂荣臻回答：“我们刚才接受了任务。但是……”聂荣臻犹豫片刻，又说：“但是我们不知道部队向哪里转移？”林彪突然抬起头，那双眼睛特别有神，好象也在向毛译东发问。

聂荣臻本来希望从毛泽东这位老政委这里得到一些信息，但是，他失望了，毛泽东只是笑了笑，对于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一个字也没有吐。自从李德到中央根据地以后，经常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搞宗派活动。毛泽东对这一类无耻谰言不以为然，却向来遵守组织纪律。红一军团是毛泽东长期领导和指挥的部队。林彪和聂荣臻也是他很器重的部属，但是不该说的话，他任何时候都不说。

林彪和聂荣臻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回到前线，继续指挥部队捍卫苏区，继续在高兴圩与敌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拼消耗，继续用血肉之躯去阻击敌人在飞机、火炮轮番轰炸下的一次接一次的冲锋。直至10月初，博古等领导人不经中央政治用讨论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时，林彪、聂荣臻才于10日接到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的进行长征行动的命令。

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开始了。它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系上了一条“红飘带”。

在地球的红飘带上，留下了聂荣臻与林彪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汗水，也记下了司令员与政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道道裂痕。

司令员、政委，九峰山为你们作证。

长征，铁流二万五千里，中国工农红军在前有敌人拦阻，后有敌人追击的艰难形势下创造了这一时代壮举。当时，这支红军，不仅要战胜数倍于已的反动军队，要战胜自然界的千难万险，还要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0月中旬，红一军团近2万名将士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先后离开了根据地的群众，告别了为之浴血奋斗的山山水水，踏上了寻求解放全中国的漫漫征程。

聂荣臻离开瑞金时，正当夕阳西下。

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轮子，落在远处的山边上，从山的缺口背后射出了一束束很长很长的光线，它好象在收回一切力量。层层叠叠的群山，渐渐变成了紫褐色的一抹，涂在天际线上。瑞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出来了，默默地站在通路两旁，用眼泪、用忧虑的表情为红军送行。聂荣臻走着走着，不时地回过头来。他太激动了，他真舍不得离开瑞金的山山水水，舍不得离开送别的乡亲和战友。快三年了，他亲眼看到根据地人民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盐送粮，调治红军的伤病员，他们把自己的血输到伤员身上；他们不分日日夜夜，同红军并肩站岗、放哨，建设苏维埃政权。现在，红军要走了，反动派会更加凶狠地镇压和蹂躏这块红色的根据地……想到这里，聂荣臻依依不舍，放慢了脚步。

红军出发时，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好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大量笨重的物资都带上了，真像一次大搬家。聂荣臻自己的行李只有一条毯子、两条被单，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套灰色的绒衣。这是他南征北战的全部家当了。进入五岭山区以后，这种大搬家武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伍拥挤不堪，行动缓慢，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里。

行军是极其艰难的，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第一通封锁线是蒋介石经常吹嘘的所谓“钢铁封锁线”。一军团对面的敌人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旅。这股敌人发现红军主力突围以后，边打边撤，似乎无心恋战。林彪和聂荣臻指挥部队经过3小时激战，就把这道“钢铁封锁线”冲垮了，红军主力在一、三军团的掩护下，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

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湖南桂广、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山上，守敌主要是陈济棠的部队。尽管这里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互相连结，但由于陈济棠履行了同红军签订的秘密协议，只进行了形式上的堵击，主力红军没有费多大劲，林彪和聂荣臻却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钉子”。

一军团对面之敌是一批保安部队，他们没有和正规红军交过手。不知何种原因，陈济棠关于为红军放行的命令还没有传到这个部队，他们驻守一个叫城口的路隘，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见此情形，就命令一营佯称“国民党的军队”，从正面前进，与敌人纠缠，二营从侧后迂回，很快缴了这股敌人的械。当他们看清站在面前的是红军时，惊讶极了，一个个举起手，说：“天哪，红军怎么来得这么快。”

突破两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通过空中和地面的多种侦察手段，基本判明了红军的突围企图。这位做梦都在想“剿灭”红军的委员长得知红军主力已经跳出封锁线，气得火冒三丈，拍着桌子骂这个“饭桶”，骂那个“混蛋”，骂了整整半个小时，又气急败坏地命令部队堵击围歼红军。这就增加了红军的压力。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线湖南境内的良田至宜章之间。这个地段，公路铁路交通都较发达，敌人调遣兵力非常方便，敌人在这一线也修了不少碉堡。

为了掩护全军顺利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党中央要求一军团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的安全地带顺利通过。

九峰山，其实是一应连绵起伏的峰峦，好象一大群牲口，那九座峰顶，从上到下全是苍黑的岩石，有的地方非常突出，好象就要塌下来似的；有的地方又凹了进去，如同里面有很深的岩洞，山坡上到处长着枝桠弯曲的野生杂木，就像巨人身上长出的粗毛一般。红军如果占领了九峰山，就可以阻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阻止他们从乐昌向我中央纵队发动袭击和堵截。林彪反复看了几遍作战命令，又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九峰山，说：“荣臻同志，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占领九峰山，直接冲过乐昌。”

聂荣臻大吃一惊，立刻说：“这怎么行？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军委命令我们必须占领九峰山呀！”

林彪说：“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乐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九峰山。”

聂荣臻立刻说：“那也不行。我知道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也还有一段路。敌人坐汽车，我们凭一双脚。等我们的两只脚走到乐昌时，也许敌人的汽车已经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林彪仍固执已见，说：“是呀，两只脚跑不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可是，占领九峰山不是更耽误时间吗？”

一听这话，聂荣臻反倒平静下来了。和林彪同事已经三年了，尽管俩人偶有不同意见，但工作上还是协调的。从这几年接触中，他感到林彪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特别是比较善于组织伏击和大部队伏击，因此，林彪指挥部队的许多主意，他都是赞同的。始终是维护他的威信、支持他的工作的。但是，他从林彪的言行中已经觉察到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成熟，个人主义严重，有时在军事指挥上就有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占领九峰山，这是军委的命令，也是掩护中央纵队转移的关键，必须坚决执行。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说：“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纵队，即使我们能赶在敌人前面从平原上跑过乐昌，还有中央纵队在后面呢!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中央纵队被敌人截断怎么办？”

林彪站起来，一句话不说，在屋里走来走去。

见这情形，左权参谋长建议说：“是否可以派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看看敌入到什么地方了。”

聂荣臻说：“侦察也好，不侦察也好，军委的命令必须执行。说不定你去侦察时敌人还没有到，当侦察连回来时，敌人就到了。军团担负着掩护中央纵队的重大任务，我们决不能做没有把握的事。”过了一会儿，聂荣臻又说:“派出侦察连侦察，我同意。但部队必须遵照军委的命令，控制九峰山。”

左权听了，马上命令侦察连去乐昌侦察。

不一会儿，侦察连长跑来报告说：通往乐昌的大路上已经看见了敌人的汽车。林彪将信将疑，勉强同意占领九峰山。

11月6日下午3点，军团部到达离九峰山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林彪看见村口上有一条电话线，就叫通信参谋接上电话试试。一接，果然通了，对方不停地问:“喂，喂，你是哪里？”

林彪一把拿过话筒，装作国民党部队的口气说：“我们是第十九师师部。你们是哪一部分？”

“我们是赖田民团，现在正往乐昌开进呢!”

林彪一楞，立刻又说，“叫你们团长接电话。”对方那个自称民团团长的人告诉林彪，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到达乐昌，其中有一个团已经开往九峰山了。

这一来，林彪急了。他来不及同聂荣臻商量，立刻命令担任前卫的二师四团昼夜不停地赶往九峰山，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九峰山要点。部队出发后，林彪还不放心，又派出两个团去攻占九峰山南侧的茶岭，派出一个团去监视九峰山左侧的敌人，以便保障中央纵队左翼万无一失。

林彪的这个处置，聂荣臻感到满意。

这时候，彭德怀指挥三军团的3个师也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从右翼保障了中央纵队的安全。

聂荣臻同战士们一起翻越九峰山的时候，是个雨天。起初雨点还只是稀稀疏疏的，突然一下子，雨水哗地一声，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天公不知为什么而震怒，立时收走光明，使大地黑得如同夜晚。连日行军，聂荣臻的双脚磨起了泡，磨破了皮，雨水一浇，火辣辣的痛。九峰山上没有村庄，远远近近看不到一户人家，部队在崎呕的羊肠小道上行进，疲劳、饥饿、寒冷，像三个恶魔，折磨着聂荣臻和他的战士们。电讯传来，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都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了。聂荣臻突然兴奋起来，忍着脚上的剧痛，紧走几步，站到一个山坡上，摸一把满脸的雨水，对大家喊：“同志们，加油呀，中央纵队赶到我们前面，已经越过封锁线了。”

雨还在一个劲地下着，九峰山渐渐被红军战十们甩得远远的了。

有一支手枪，在共产党总书记头上比划……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越发坐立不安了。三道封锁线，这位委员长精心组织了数十万部队，满心希望每一道都成为“钢铁封锁线”，都能截住红军，谁知道都像纸糊的似的，一道一道都被红军突破了。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饥。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作出了三项决策。他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部队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红军；命令粤军陈济棠的主力进至粤、湘、桂边境，截击红军；命令桂军白崇禧用5个师的兵力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堵截红军。

何键，这位既上过保定军官学校，又当过浏醴游击队司令，并且在1927年的“马日事件”中积极反共有功，升任湘赣“剿匪”总指挥的湖南军阀，因为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屡战屡败，很不得志。这次蒋介石又给了他一顶“追剿军总司令”的桂冠，他又开始狐假虎威、趾高气扬起来，以为这一次必定可以大功告成。他上任以后，迅速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由刘建绪任司令，率领4个师在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由薛岳任司令，率领4个师在零陵地区集结；第三路由周浑元任司令，率领4个师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由李云杰任司令，率领两个师配合第三路行动；第五路由李韫珩率领一个师，配合粤军和桂军行动。这薛岳和周浑元的第二路和第三路军正是后来同聂荣臻交手的敌人。

湘、桂、粤三路军阀，多至25个师。蒋介石满以为这样部署万无一失，一定能够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地区。但是，这三路军阀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矛盾，他们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考虑部队的进退，谁也不想先和红军交手。当红军主力进至湖南、广西境内时，薛岳、周浑元的部队行动迟缓。从宜章至湘江的广大地区，敌人没有修筑堡垒，防御力量薄弱，出现了有利于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裂痕”。

过了第三道封锁线，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在中央纵队的右翼前进。他们的前方，是两条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大水系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

何键急于向蒋介石表功，想把右翼的红军歼灭在潇水之滨，命令薛岳和周浑元的部队在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合击林彪、聂荣臻的部队。道县原名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县城，也是潇水河上的一个大渡口。林彪、聂荣臻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就必须先抢占道县。林彪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陈光、刘亚楼指挥的红二师。

红二师打头阵的是四团。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以日行军100多里的速度向道县急进，于11月24日拂晓攻入道县。由于薛岳和周浑元的主力部队行动迟缓，道县守敌兵力不多，耿飚和杨成武的部队只用了个把小时就消灭了道县守敌。担任迂回的五团和六团也及时赶到了，他们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拦阻薛岳的主力，同时在潇水河上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等地架设了浮桥，掩护中央军委后续部队过河。中央纵队到达之前，林彪和聂荣臻都亲自到浮桥上查看了一番。滔滔潇水，被英勇的红军驯服了，河面上汹涌的浪涛没有成为阻拦红军的障碍。

湘江，是蒋介石组织的第四通封锁线中最严密的地段。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湘江平行的桂黄公路。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已经修筑了140多座碉堡。蒋介石费尽心机，为了在这条以橘子洲而闻名中华的湘江上达成围歼红军的目的，麇集了20个师。为了集中兵力，湖南军阀何键把他指挥的部队从长沙调到衡阳，并命令第一路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迅速占领桂北全州；命令第二路军薛岳的四个师进驻黄沙河。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和李云杰的六个师也从红军背后像拉网似的压过来。

然而，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蒋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湘江防线出现了先天性的“裂痕”。白崇禧，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三期毕业生，广西讨贼军和北伐军的参谋长，向来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这个桂系将领虽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追随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但对于桂系军队的实力和地盘看得比蒋介石的头还重要，从来不肯一心一意地为蒋介石效命。自从林彪、聂荣臻的部队渡过潇水以后，白崇禧害怕红军攻取桂林，突然命令扼守在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系主力迅速撤离，在龙虎关、恭城一带构筑工事，阻止红军西进，同时也防止蒋介石的部队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广西。湖南军阀何键也担心红军主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意调湘军主力前去接防。这么一来，湘江这道“钢铁防线上”就出现了一个缺□，兴安、全州一线，敌人兵力空虚。可惜，博古等人缺乏军事意识，没有抓住这一求之不得的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之畔遭受重大损失，也迫使林彪、聂荣臻在湘江之滨与反动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

11月27日，红军的先锋部队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和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候，如果全军轻装急进，就可能赶在敌人的防御部署调整之前抢渡湘江，但是，红军行军时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道路狭窄，行军速度太慢，每天只走四五十里，中央军委纵队迟至29日才赶到界首。两天，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两天啊!就在这两天里，国民党军队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前来夹击红军了。

一场血战的序幕拉开了。

林彪、聂荣臻接到军委关于强渡湘江的命令后，决定由一师暂 时滞留在后面，配合五军团阻击紧追不舍的周浑元的部队，保住潇水河两岸的阵地；率领红二师由道县出发，向湘江急进。

二师以四团作前卫，很快到达界首渡口，占领有利阵地；五团和六团也于27日抵达大坪，涉水渡过了湘江。林彪上岸后，看了看湘江沿岸的地形，又命令五团立刻去抢占全州。但是，湖南军阀何键的第一路军刘键绪的部队已经先于红军占领了全州，林彪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全州既然没有能够夺到手，聂荣臻提出将第一道阻击线定在距全州16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脚山铺，这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与湘江并行的桂黄公路从全州延伸过来，正好与脚山铺一线的山岭相交。公路两侧，夹峙着数公里长的小山岭，小山岭高低起伏，两侧都有几个高差上百米的小山头，山坡上长满了小松树。山岭前是一片开阔地。林彪和聂荣臻、左权一起到脚山铺左侧一个叫黄帝岭的山坡上察看了一番，觉得眼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阻击阵地，胸有成竹地说：“左权同志，把二师团以上干部都叫到黄帝岭上来，现地明确任务。告诉大家，我们要学淮阴侯韩信，背水一战。背水一战，知道吗？”

聂荣臻说：“一师还没有过江，军团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主要靠你们二师了。蒋介石妄图在湘江之畔围歼红军，这里的战斗一定会很激烈，敌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三个团的工事必须在天黑以前构筑好。”

聂荣臻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小诸葛”白崇禧看到红军直奔湘江，没有进驻广西的意图，又把他的五个师调到了灌阳和兴安两地。从11月27日起，白崇禧的部队同彭德怀的三军团激战不止。林彪、聂荣臻渡过湘江的第二天，湖南军阀何键的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命令部队从全州向脚山铺急进，向陈光、刘亚楼率领的红二师发起了猛攻。这么一来，桂系、湘系两支军阀部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湘江两岸的红军发起了猛烈进攻，企图夺回渡河地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这时，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的两个军团已经控制了从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大约60里长的湘江两岸。在这个地段内，湘江有四个浅滩可以涉渡。中央纵队已经到达距离湘江160多里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担任总书记的博古组织中央纵队轻装急行军，抢渡湘江，一天就可以到达湘江边。但是，博古没有想到湘江两岸的战士为了守住渡口，保卫中央纵队顺利渡江，每时每刻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仍然按部就班，缓缓向湘江行进。

一、三军团在湘江两岸一展开，红军主力要渡湘江的意图就十分明显了。何键急了，他命令刘建绪的四个师从全州倾巢出动，轮番向二师的脚山铺阵地进攻。战斗一打响，聂荣臻就离开了军团指挥所，同二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烈了，黄帝岭阵地上，几乎每一寸土里都有敌人的弹片。战士们拼杀得非常勇敢，阵地岿然不动，但是，部队伤亡很大。聂荣臻想，照这样打下去，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之前，二师是难以守住黄帝岭的。他对左权参谋长说:“如果五军团已经接替了潇水河西岸的阵地，那么，就让一师尽快赶到前线。要渡湘江，脚山铺必须万无一失。”

30日凌晨，一师师长李聚奎相政委赖传珠带领部队渡过了湘 江。部队连日战斗，十分疲劳，过了湘江，有的战士站在路上就打起呼噜来，有的往树上一靠，睡得很死。左权参谋长不想让一师稍 作休整，但是，聂荣臻坚决不同意。聂荣臻对李聚奎和赖传珠说: “军情紧急。军团的部署已经作了调整，你们师立即紧急动员，进入阵地。”

一小时以后，一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一师和二师的两个团在前方阻击，一个团在后方担任预备队。天色微明，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敌人又开始进攻了。第一次冲锋，大概是因为没有飞机掩护，投入的兵力不多，很快就被红军打垮了，在黄帝岭、尖锋岭阵地前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太阳升高了。飞机又开始轰炸了，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冲锋。聂荣臻一夜都在阵地上。阵地上硝烟弥漫，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往山坡上冲锋的人也越来越多。

下午，敌人的炮火更猛了。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大。一师把预备队也用上了，敌人还是冲到阵地上来了。米花山阵地，美女梳头岭阵地相继被敌人突破了。在脚山铺的西边，一师只有怀中抱子岭一块阵地了。

林彪把一师师长李聚奎叫到跟前，十分严肃地说：“怀中抱子，怀中抱子，你李聚奎一定要给我‘抱’住，再‘抱’两天两夜，中央纵队就渡过湘江了。“”

夜，把漆黑的翅膀，展开在湘江两岸的山岭上，脚山铺的峰峰谷谷，在阴郁昏暗的夜空下又开始蠕动起来。一师的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阵地丢失以后，对东面二师的阵地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敌人利用夜暗的掩护，从三面对二师的前沿阵地尖锋岭发起了进攻。坚守尖锋岭阵地的只有五团的两个连。聂荣臻听到尖锋岭上激烈的枪声，就对五团政委易荡平说：“荡平同志，我们上尖锋岭看看去。”一听这话，刘亚楼一把拉住聂荣臻说，“聂政委，你千万别去尖锋岭。我同易荡平一起去。”易荡平说：“聂政委，刘政委，你们不能离开主阵地。”说着，他向聂荣臻和刘亚楼敬一个军礼，带着警卫员上了尖锋岭阵地。

尖锋岭，敌人像蚂蚁似地往上涌。五团的两个连，伤亡得只剩下不到100人了。易荡平政委还没有上阵地，就和敌人拼杀起来。在山腰上，这位政委打死了6个敌人，自己的右胸和胳膊上也被敌人击中了三枪，伤口血流不止。他斜靠在一棵树上，喘着粗气，眼看着敌人又端着刺刀一步一步逼近，易荡平政委拉住警卫员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张，快，快给我补一枪，共产党员，决不当俘虏。”

警卫员小张也负伤了，他看到政委痛苦的表情，泪如泉涌，连声说:“不，不，政委，我背你去……”突然间，政委夺过了他手中的枪……

五团的阵地被敌人攻占了。

二师只剩下了黄帝岭一块主阵地了。不知道中央纵队什么时候能渡过湘江？！

敌人又向黄帝岭逼近了。

黄帝岭，这里有“黄帝”坚守。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之后，敌人丢下数百具尸体，被迫缩回去了。黄帝岭终于守住了。

夜深了。枪声炮声渐渐消失了，黑暗把湘江两岸的山山水水团团围住。一整天了，林彪都显得很急躁。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负了重伤。湘江边上这一仗打得这么苦，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他看了看部队有关伤亡的报表，又看了看作战部署图，说：“一师要收缩，向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收缩。二师也得主动退至珠兰铺、白沙一带，与一师相呼应，构成第二道阻击线。”林彪心想，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部队作战也得有进有退。现在一师和二师守着抱子岭和黄帝岭两块阵地，孤单单的，很可能被敌人包围。

聂荣臻坐在军团指挥部里，没有一丝睡意。他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渡过湘江以后，军委要求过江的一军团24小时都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军委拍来的电报，不是十万火急，就是万万火急。一旦湘江西边的阵地守不住，后果不堪想象。聂荣臻和林彪、左权一起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把阵地上的情况拍电报向军委反映。电文如下: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

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

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

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

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

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

敌。”

林彪和聂荣臻拍发这份电报，是在固守两岸阵地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希望军委“星夜兼程”，早日过河，缩短坚守阵地的时间。这也是出于第一天作战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来的。

电报拍出两小时了。时针已经指向12月1日一时半。林彪、聂荣臻收到了朱德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全军下达的紧急作战命令，其中命令“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林彪看了电报，一声也不吭，聂荣臻把左权参谋长叫过来，说:“我们还得研究一下，部署要作必要的调整。要执行军委的命令，要准备打更凶更恶的仗。”

两小时以后，林彪、聂荣臻又收到了中央局、军委、原总政治部联合下达的指令，要求守卫湘江两岸的一、三军团保证执行朱德代表军委下达的命令。这项指令指出: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

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

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

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

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

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

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

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

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

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

向着火线上去。”

这是一个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

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指挥所到每一个连队，从聂荣臻政委到各级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种准备呀!

天刚蒙蒙亮，敌人又开始进攻了。经过一夜的调整，敌人的火力更猛了。画有“青天白日”机徽的飞机轮番在红军的阵地上盘旋，数百磅的大型炸弹掀翻了阵地上的巨石，炸毁了红军修筑的工事。

一位参谋拿着一份电报到阵地上来见聂荣臻。电报是原总参谋部拍来的，要求一军团两个师在12时以前保证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林彪已经看过这份电报了。聂荣臻对参谋说：“立即传达到各连阵地。”

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声中，敌人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红军战士的身上也在流血。敌人猛攻三团的阵地，没有得手，却突破了一师和二师的结合部。

两个营被敌人包围了。

二师也面临着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聂荣臻看看太阳还不到中空，坚决命令二师，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时针终于指向12时。

林彪来电话，告诉聂荣臻，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越过桂黄公路，一师和二师可以互相掩护，撤出阵地了。放下电话，聂荣臻才松了一口气。

谁知，更危险的情况又在聂荣臻身边发生了。

一师和二师撤出阵地以后，分别从木皮口、鹞子江口和庙山、梅子岭这两个山隘口进入越城岭山区。

聂荣臻赶回军团指挥所时，林彪已经随部队走了，左权参谋长还在指挥所。军团指挥所在离前沿稍远的一个山坡上。聂荣臻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部队的行动计划，警卫员邱文熙急促地跑过来，一把拉起聂荣臻，说：“首长，赶快转移，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

聂荣臻一惊，说：“敌人?不会吧，敌人不会来得这么快。”聂荣臻又露出了一丝笑容。“小邱，是你看错了吧?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撤下来呢!”

“不，首长，是敌人上来了。我没有看错。”警卫员边说边拉聂荣臻。

聂荣臻走到前面一看，果然有一队敌人，端着刺刀向军团指挥所走过来，就大声命令:“赶快撤收电台，指挥所向梅子冲山隘口转移。”

左权参谋长刚刚端起一碗饭，听说要撤指挥所，半真半假地说：“聂政委，中央纵队过湘江了，你还不让我吃口饭呀？！”

聂荣臻说：“敌人上来了，赶紧撤走。”

一听这话，左权急忙放下饭碗，组织警卫部队准备就地抗击敌人，掩护聂荣臻和指挥所转移。聂荣臻看见警卫排长刘辉山，说:“刘排长，你立刻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政委，要他带着政治部立刻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一语刚了，敌人的子弹就向指挥所扫过来。

刘辉山刚走几步，突然“啊”的一声尖叫，跌倒在地。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

聂荣臻和左权同指挥所人员一起，边打边撤，没走多远，头顶上出现了敌人的两架飞机。当时，红军还没有高射兵器，蒋介石的飞机很猖狂，几乎是擦着树梢向红军扫射，投炸弹，偶尔也撒下一片“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之类的宣传品。炸弹、子弹和狗皮营药之类的宣传品，红军战士都不在乎了。但是，飞机飞得太低了，发动机“嘎嘎嘎”的轰鸣声和气浪的冲击声，往往把战士们惊得收住脚步，呆呆地看着飞机。聂荣臻急了，厉声喊道:“快走，大家快走呀，头上的飞机掉不下来，后面的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快走呀！”

接近梅子冲的时候，一师也撤退下来，与军团指挥所会合了。

梅子冲，是进入越城岭山区的两个山隘口之一。这是一大堆岩石守卫着一个隘口似的地方，岩石从上到下裂开，中间留出一道空隙，人行小道就在裂缝中穿过。小道两边都是巨大的石壁，冲子顶上的那两块大岩石，挤得只能让一个人勉勉强强地通过。聂荣臻知道梅子冲这个隘口太窄，部队拥挤，不容易很快通过，就命令一师派出两个连到梅子冲右侧的山坡上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通过山隘口。

聂荣臻赶到梅子冲的山隘口时，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蔡树蕃也带着部队赶到了。听到敌人追赶的一阵阵枪声，聂荣臻焦急起来。见鬼，山隘口本来就拥挤，九军团也拥过来了。他问罗炳辉:“罗军团长，你们有多少部队要从这里通过？”

“连军团部，共两个团。”罗炳辉说。

聂荣臻微笑着，往岭上跨了一步说：“那好，罗军团长今天就发扬风格吧，你们部队少，可以从左侧的庙山通过。从庙山到越城岭，虽然要绕点路，但也不远。梅子冲这个隘口，今天一定得让我们军团通过。”片刻，聂荣臻又说了一句：“你们从庙山走，我们掩护你们好了。”

罗炳辉，这个曾经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的云南将领，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很钦佩聂荣臻的学识和人品。这几年，他和聂荣臻虽然都在苏区参加反“围剿”战争，见面的机会却不多。今天在梅子冲相遇，很想同聂荣臻谈谈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想法。看到拥挤在山隘口的部队，罗炳辉毫不犹豫地说：“那好吧，我们从席山走。梅子冲，就你们军团，也够挤的了。”

聂荣臻很高兴，握住罗炳辉的手说：“一军团的全体指战员都感谢你们了。”

左权催促聂荣臻，说：“聂政委，你快走吧，我在这里指挥。”聂荣臻看着九军团远去的队伍，摇了摇头，说：“左权同志，你带部队先往越城岭赶。这个小隘口，我来调遣部队，我来指挥。”

一军团的部队缓缓地通过了梅子冲，聂荣臻还静静地站在山坡上，望着滔滔湘江，思绪万千。突然，八军团的一位团长跑上来说:“聂政委，糟糕了，我们的部队都被敌人打散切断了!”

聂荣臻心里一急，说：“你们赶快通过梅子冲，能过去一个团，先过去一个团。”天渐渐黑了。夜间过梅子冲就更不容易了。

中央纵队渡湘江时，周恩来一直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还不时地询问毛泽东过江了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向湘江边大步走来时，急忙迎上去，请毛泽东赶快渡江。毛泽东提出和周恩来一起过江。周恩来坚持要毛泽东先过江，他还有任务要交代。周恩来过江不久，敌人就围追上来，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阻止在湘江东岸。第二天，当聂荣臻得知彭绍辉指挥的第三十四师等部队没有过江时，毫不犹豫地派遣一个营，重渡湘江，要求他们把湘江东岸的部队接过江。

第三十四师是新成立的部队，携带的物资多，行动比较慢。聂荣臻派出的一个营虽然把一些部队接应到西岸，但是，由于敌人来得太快，有许多人没有过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湘江东岸的部队虽经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同志血洒湘江，壮烈牺牲，突出包围的同志也未能过江，转移到湘南打游击去了。

湘江，红军为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折损大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多么惨痛的损失呀!

博古，这位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看到红军这支工农武装在自己领导下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心情非常沉痛。有一次，他在行军途中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头上瞎比划。聂荣臻见了大吃一惊，不客气地说:“你冷静一点，博古同志，别这样开玩笑了，防止走火。枪，对自己也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作为党的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博古听了，连忙把手枪收起来。

摆脱了敌人，聂荣臻感到从来也没有过的累，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似的。部队在一片大树林里休息，一坐下来，聂荣臻觉得浑身无劲，又饿又渴，几天几夜紧张激烈战斗的疲劳，几乎要把他压垮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忽然想起身上还有一包饼干，这是警卫员为他在路上准备的干粮。聂荣臻取出饼干，分了一半给林彪，说:“林彪同志，你也享受一份，这还是蒋介石送来的呢!”

林彪连忙走过来，接过饼干，大口大口地嚼着，连纸上的一点碎沫也倒进嘴里。他喝了一口水，笑了笑，说:“荣臻同志，你真是精打细算呀!”

凯丰向博古汇报: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在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有一座30年代初期修建的砖木结构曲尺形洋房。洋房一楼一底，面向街道。楼上四周有走廊相通，楼下正门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这里原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官邸。自从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驻于此地，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遵义的这座曲尺形洋房，在中国革命史中，在世界史上，就有了特殊地位。

60年代中期，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遵义那座楼的模型被铸成精致的像章，挂在千百万“红卫兵”的胸前时，在中南海深处，毛泽东自己透露了遵义会议的一个秘密:在这次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70年代初期，正当中苏争论十分尖锐的时候，那个曾经指挥了中国10万红军的奥托·布劳恩发表了回忆录，对遵义会议的决议精神提出了怀疑。

聂荣臻是对“关键的一票”的主人王稼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

让我们掀开历史的这一页吧!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急忙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并将何键的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一面协同白崇禅禧的桂军尾随红军追击，一面要贵州军阀王家烈以有力部队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这时候，红军的行军纵队中有两副担架特别引人注目。一副担架上的主人是红军原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反动军队的飞机炸成重伤，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另一副担架上的主人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聂荣臻在翻越九峰山时双脚磨破了皮，磨掉了一层肉，因为没有时间治疗，早已化脓溃烂，无法行走，过湘江以后，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戴济民戴胡子为聂荣臻开了刀。这样，聂荣臻就不得不被担架抬着行军了。

王稼祥和聂荣臻，都到苏联莫斯科吃过洋面包，有着共同的美好回忆；都经历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和强渡湘江的战争风云；都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为红军的前途而担扰。当这两副担架并排行走的时候，两位主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心里在想:博古不行，李德也不行；中央领导必须改组。

有一天行军，王稼祥说：“我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那两次战斗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就是毛泽东采用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

聂荣臻说：“你也知道，第五次反‘围剿’打得多惨呀，把根据地都打完了。”

王稼祥悄声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是这样想的。”

王稼祥说：“博古、王明这几个人，到开会的时候，要把他们‘轰’下来。”

聂荣臻说:“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你看他这一路行军，都是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就忙个不停。”

可是，在当时，议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受到纪律约束的，要被当作“自由主义”。况且，当时毛泽东的处境也不好，毛泽东在党中央几乎已经没有发言权了。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想法带到党的高级会议上去。

12月5日，中央红军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缓缓西进。聂荣臻躺在担架上，望着蜿蜒前进的行军队伍，深深为部队的减员和士气而担忧。连日战斗，部队伤亡很大，补充兵员就是一个大问题。红军行动飘忽，新区群众对红军缺乏了解，不像老区那样踊跃地送子弟兵参军，离开根据地以后，红军减员多，补充少，在优势敌人的追剿下，这些不得不引起这位军团政委的忧虑。敌人的湘江防线是突破了，但离根据地也越来越远了。一些干部见面，总是有意无意地问:聂政委，我们到底向哪里转移呀?聂政委，红军到哪里开辟根据地呀?开始，他还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是“转移”；现在，“转移”两个字已经在广大指战员的心头积下了许多疑问。他作为军团的政委，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尽管前面有千难万险，中央已经决定一军团要与二、六军团会合。

能会合吗？聂荣臻心里也有一个疑团。当战士们把他抬上广西资源县油榨坪时，他不由得俯身向山下望去。这个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层层山峰，像大海里的波涛，把山和天连在一起了。聂荣臻，这个出生在四川，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也感到自己是置身于云海中了。

能会合吗?毛泽东心里也有一个疑团。红军进入广西境内，李宗仁、白崇禧这两个桂系将领别有用心地逼迫老百姓坚壁清野，还要当地的民团向红军放冷枪，打“麻雀战”，东放一枪，西放一枪，还派人在红军住的村庄里放毒，扰乱人心。何键的十几万大军也在湘西张网以待。红军连续行军作战两个月，极度疲劳，战斗力大大削弱。如果红军坚持北出湘西，就不得不同比我军多五六倍的敌人作战，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竭力主张红军应放弃北出湘江，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迸，在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样可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但是这个建议被博古否定了，博古坚持要中央红军进入湘西，还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向湘西北发展，接应中央红军。

聂荣臻难以理解。

王稼祥也难以理解。

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时，党中央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迫于日益严重的敌情，许多人觉得毛泽东提出的改变原定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是挽救红军的正确道路。

12月14日，红军突破黔敌防线，抢占贵州黎平。黎平守敌听到红军进攻的枪声，随即放弃黎平，不战而逃散到黎平城外。聂荣臻很想进黎平城看看，但是想到自己的脚还难以行走，就听从林彪等人的安排，随先头部队出发了。

王稼祥留在黎平了。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毛泽东再次提出了不去湘西去贵州的意见，认为在严重的敌情威胁下，到湘西去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已不可能。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一旦形势不利，就可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并且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于是，红军改变前进方向，向遵义进发。

会后，王稼祥说，应该把中央新的战略方针迅速向师以上人员传达，告诉已经出发的聂荣臻。

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聂荣臻在行军途中接到军委发来的电报，顿时兴奋起来。他反复读着决议的有关内容:

……三、向遵义前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们前进的人，但对蒋介石的部队和湖南、广西的敌人应力求避大的战斗，以保存我们的力量；

四、在我们内部，坚决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悲观失望和正在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

读着读着，聂荣臻对抬担架的两名战士说：“咱们争取尽早渡过乌江，过了乌江，就是遵义了。”

军委命令一军团的一师和二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强渡乌江。聂荣臻躺在担架上，与林彪一起在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指挥渡江。

乌江，真是天险。墨乌色的峡壁之间，有一条乌青色的蚊龙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奔腾。江面不算宽，大约只有200多米，流速却达到每秒钟一米八，无论投下什么东西，落水的瞬间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乌江南北两岸，是十里壁陡的石山。上下乌江，就得经过这十里陡山。为了顺利突破这条天堑，四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冒着鹅毛大雪，亲自到江边侦察。第二天组织数名勇士试渡时，准备架桥的绳索又被敌人的炮弹打断，两批竹筏子也被激流卷走。

一天一夜的偷渡没有成功，急得军委张云逸副参谋长连夜赶到乌江边，连声对林彪说：“敌人追上来了，后面薛岳的纵队离这里已经不远了。”林彪听了，命令四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组织强渡时，林彪还“借”到了一名神炮手，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连打三发炮弹，把敌人的滩头阵地打垮了，才把桥架起来。与此同时，聂荣臻不顾风雨交加，与一师的勇士们一起，在龙溪回龙坝渡口组织强渡。这个渡口水势稍缓，但由于风急夜暗，许多战士都落水了。聂荣臻也险些被风浪卷下水。

突破乌江以后，王稼祥和聂荣臻两副担架之间，又多了一个骑马的人: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聂荣臻猜到了刘伯承到红一军团的意图，乐哈哈地说:“伯承同志，人还在马上，心已经进遵义城了吧！”

刘伯承说：“今天，我是向你聂政委来‘借兵’的。”

聂荣臻说:“你看看，总参谋长还借兵？”片刻，聂荣臻又说:“那么，你是要精兵还是要奇兵?”

刘伯承早就知道聂荣臻治军有方，很注意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特长，心中一乐，反问道:“你聂政委是要我强攻呢还是智取呢？”

王稼祥忙插话说：“不论你们强攻还是智取，我只希望早日进遵义城。”

这一句话，引出了一段红军智取遵义的精彩故事。聂荣臻亲自把夺取遵义的任务向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同志详详细细地交待了一番。刘伯承也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说完，刘伯承亲自率领这支部队去夺取遵义城。

下了一整天雨，道路十分泥泞。刘伯承率领红六团冒雨前进。部队到达遵义附近的小镇深溪水时，刘伯承同战士们一样，满腿泥巴，衣服全湿透了。守卫深溪水的敌人早已接到命令，要他们千方百计阻击红军。他们忙乎了几天，人困马乏，觉得大雨之夜红军不会来了。于是打了一通麻将、牌九之后，都钻进被窝里做美梦了。红六团进镇时，敌人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就当了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的情况，刘伯承让红六团王政委找几个俘虏来聊聊。

王政委把被俘的一名连长、一名排长和十几名出身贫寒的士兵叫到跟前，和气地说：“你们不用害怕，我们红军是为了打倒军阀地主，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而战斗的。昨天夜里，我们来到深溪水，惊动了你们。今天我们要打遵义，你们当中谁了解遵义的军情，详详细细说出来，说对了有赏。”话音刚落，一名连长“啪”地打一个立正，急忙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小人刚从遵义城里调出来，对遵义的城防工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说完，他匆匆忙忙地画了一张遵义城防草图，别的俘虏又补充了一些零碎情况，证实连长没有撒谎。

王政委瞟一眼草图，说：“其实，这些情况我们已经了解。看来，你们还诚实。好吧，赏给你们每人三块银元。”俘虏们拿着银元，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几个人抢着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杀人放火，抓住俘虏挖眼掏心，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能给我们银元，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打进遵义城去。”

摸清了遵义城的底细，红六团的朱团长和王政委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诈开遵义城。他们把这个想法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非常高兴地说:“很好，这就是智慧嘛!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晚上9点多钟，部队出发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雨一个劲地下，路滑得像泼了油。被俘的连长和十几名士兵走在最前面，队伍里不时地有人跌跤，人人都是一身泥一身水，真像从深溪水逃出来的败兵，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已经接近遵义南门了。

“干什么的？”城楼上的哨兵凶狠地发问，接着拉动枪栓，子弹上了膛。

“自己人。”一个俘虏兵用贵州话回答。

“哪一部分的?”

那个被俘的连长丧气地回答：“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让‘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不容易逃出来，快开门，让我们进城。”

城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在这群“败兵”身上照来照去。不一会儿，他们就下来开门了。

“哗啦”一声，门栓卸下了。“吱——”“吱——”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开门的士兵向第一个挤进城的侦察员打招呼，“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

“是呀!现在已经进遵义城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侦察员把手枪对准敌人的太阳穴，厉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红军!”这当儿，红军先遣队一拥而入，几十个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听到号声，后续部队潮水般地向遵义城里涌去。敌人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一个个魂飞魄散，纷纷举手投降。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一条河流从城市中间穿过，既有新城，又有老城，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遵义也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市面十分繁华。这天上午，当聂荣臻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缓缓步入遵义这座山城时，进城的部队正在准备宿营。聂荣臻连忙把六团团长朱水秋叫到跟前，说：“朱水秋同志，现在可不是宿营的时候呀!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赶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至占领娄山关，桐梓，任务还很重呢!”

这时，刘伯承说：“朱水秋同志这个团昨天已经很疲劳了，是不是叫四团去？”于是，聂荣臻与二师领导商定，让四团去追击娄山关、桐梓的敌人。

耿飚和杨成武的四团刚进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去追歼敌人了。当刘伯承向四团领导明确任务时，聂荣臻看到他们嘴上满口答应，脸上却有难色，又特别对杨成武说：“成武同志，任务紧急，不能让你们在遵义停留了，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吃点干粮吧!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讲清楚。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耿飚和杨成武右手一举，敬一个漂亮的军礼，带领部队，很快攻下了前往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

与此同时，另一种斗争也在悄悄地激烈地进行着。

黎平会议上，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的经验教训。这实际上已经明确表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是失败的，红军不能再由他们继续指挥了。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占遵义，就把敌人的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这么一来，党中央就有时间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左”倾机会主义者也感到自己罪责难逃，但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进遵义城以后，四处活动，妄图再捞几根“稻草”。

聂荣臻的脚还没有好，行走不方便。博古就让凯丰以看望为理由，三番五次地找聂荣臻。凯丰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论职位在聂荣臻之上。可他却甘心屈驾下访，见了聂荣臻，一坐下来就是半天，就那么几句话，他自己觉得讲得很艺术。凯丰不说要聂荣臻反对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却说傅古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是对中国革命很忠诚的人；如果中央开会，在会上一定要支持博古。聂荣臻心里早有了谱，对于凯丰的这番苦心，开始时只是沉默不语，到了第三天，凯丰还要说，聂荣臻沉不住气了，说：“凯丰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对中央领导、对中央军委领导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在会议上说。你来多次了，有一句话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博古那一套，我坚次不同意。”

凯丰万般无奈，拉着一副苦黄瓜脸向博古汇报:聂荣臻这个人，真是顽固！

1935年1月15日。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日子。

战争的风云暂时消散了。何键虽然没有免去“追剿军”总司令的桂冠，却率领20个团到常德地区作战去了。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在长江南部摆了一线，由于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冒进。蒋介石尽管十万火急地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粤桂军阀们知道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不管蒋介石十万火急、万万火急，仍将部队滞留在黔南。行动稍稍积极的蒋介石嫡系薛岳、周浑元的部队又被滔滔乌江阻隔，难以施展他们的枪炮。

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却白热化、公开化了。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情沉下，中共中央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洋、邓发、刘少奇、凯丰。

会议的前一天，聂荣臻和林彪接到军委指示，将一军团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一心一意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聂荣臻一起参加遵义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还有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红星报》编辑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聂荣臻的脚伤没有好，三天会议，都是坐担架来回。

那个奥托·布劳恩曾经在30多年后回忆说:遵义会议的情况同““文革””时期举行的中央全会有类似之处……遵义会议上，除政治局委员外，还邀请了军事指挥员和毛泽东的其它支持者出席，他们成了与会者的多数，并最终使会议有可能对前一时期的军事战略进行了谴责。显然，这位布劳恩是把聂荣臻等军事指挥员看作毛泽东的支持者了。

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著述《邓小平》一书时，曾经对遵义会议提出了大胆的猜想。他说:“我们也不知道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如何通过和由谁参加表决的，它很可能是与会者在毛泽东的主张已明显占上风时，以齐声口头表示赞成的办法通过的。”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关键时候常常带有火药味。

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提出严厉批评。

王稼祥在毛泽东讲完后立刻站起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博古由于形势所迫，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承认错误。

凯丰很狂妄，指着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李德坐在靠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很低落，态度却十分顽固。历史富有戏剧性，遵义会议没有给这个外国人安排正式席位。

林彪紧闭着嘴，在阵线分明的三天会议上，他没有说一句话。

聂荣臻一想起李德的瞎指挥，就有一肚子的火。这个军事顾问，对前线部队的一个哨位、一门迫击炮的位置都要横加干涉，这怎么能打好仗?聂荣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德的失误。

聂荣臻想得最多的是革命的发展，红军的生存。在这次火药味很浓的会议上，聂荣臻坦率直言：“我和伯承同志都觉得，我们应该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不是我们偏爱四川，而是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要比在贵州好得多。这一路上，大家也看到了，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又没有工作基础。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会很多。四川则不同。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开辟了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这些年军阀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站稳脚跟，一定可以大有作为。四川对外交通不方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很难往四川调大量部队。”

遵义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接受了聂荣臻和刘伯承这两位军事家的建议。

聂荣臻烧的这把“火”，王稼祥那“关键的一票”，使中国革命出现了重大转折。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产生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否定了博古《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提出“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并且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使党的领导人发生了重大变化。会议决定:(一)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长征开始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行军途中，党中央又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

短短三天，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王稼祥用其“关键的一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聂荣臻功不可没。

遵义的决定，震撼了敌人，振奋了军心。聂荣臻在给红一师连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天下起了小雨。一师政委谭政给聂荣臻举着一把雨伞，整整举了3个小时，一动也不动。仁怀县的这家地主场院并不算大，一些人坐在屋檐下，还有一些人就坐在操场上。雨，不知疲倦地下着，好像是一种简单的乐曲无限重复地奏鸣着。整整3小时，没有一个人走散开去。

聂荣臻讲完了，大家“轰”的一声闹开了，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回想起“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造成的损失，气得捶桌子打板凳，义愤填膺。

毛泽东一脸怒气:弓背路，弓弦路，都是乱弹琴。

你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凯丰等人虽然在组织上受到了批评，思想上却不肯彻底承认错误。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一言不发。会后，林彪又是散布谣言，又是写信，要毛泽东下台，要朱德下台，甚至还想利用聂荣臻这杆“旗子”。事关大局，与他并肩指挥一军团的聂荣臻如何行动呢?

红军占领遵义以后，蒋介石急忙调集薛岳兵团和全部黔军、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一部分军队，向红军的心脏地带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月中旬，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黔军三个师向刀靶水、湄潭进攻；川军40多个团向川南集中；湘军4个师在湘川黔边境筑堡；滇军3个旅向贵州毕节地区开进。国民党反动派真是气势汹汹，妄图一口吞没红军。

在多路敌人进攻面前，林彪、聂荣臻指挥的一军团又打了一个漂亮仗。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选定向四川进军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的宜宾到沪州一线。会议刚结束，李德就向中央提出要到一军团去“体验生活”。当时，聂荣臻的脚伤未好，仍然随中央纵队行军，林彪和李德先回到了一军团。

1月25日，一军团击溃了黔敌教导师的抵抗，到达赤水城郊，准备攻城。赤水，是一座比较坚固的城镇。敌人得知我军要北上，已经集中兵力到川黔边界布防。赤水城被围，敌人很快派部队进行增援、一军团在赤水城外的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敌人的一个师又两个旅对峙。正当红军唯以攻克时，敌人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棋部和潘佐的三个团赶到土城。红一军团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激战终日，没有将敌人全歼，被迫撤出战斗。

这个小小的序曲却使林彪在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杰作”中唱了一场好戏。

聂荣臻得知土城战斗中部队伤亡较大，就不再坐担架，离开中央纵队回到一军团去了。

当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时，四川敌人的十多个旅又由北向南围拢过来，云南敌人的三个旅也日夜向扎西急进。红军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路敌人的侧击，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红军分3个纵队从扎西地区向东进发，再打遵义，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渡过赤水河。这期间，红军运用毛泽东避实击虚，灵活调动敌人的战术，在赤水河来回穿插，迷惑敌人，甚至把一些累赘的火炮和辎重也沉到赤水河里了，终于创造了有利的战机。2月24日，林彪、聂荣臻指挥部队再次攻占桐梓城，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

这一天，林彪和聂荣臻骑着马，同部队一起行军。突然，一位参谋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遵义城里目前只有一个营的敌人。”

林彪一楞，停住马，问：“准确吗？”

“首长，我们在黑神庙里偷听了敌人的电话。这个营也是刚从娄山关溃败下去的。”

林彪听了，命令一师和二师同时向遵义急进。到遵义城下，林彪才知道彭德怀的三军团已经捷足先登，先于他们半小时占领了遵义。

聂荣臻骑一匹马，急匆匆赶到遵义城里的三军团指挥部，双脚还没有跨下马，就听到彭德怀又拉开了他那粗放的嗓门，拿着电话不停地叫喊。原来，敌薛岳纵队吴奇伟率领的两个师赶来增援遵义了，同三军团的前卫部队在遵义城南的丘陵地带交上了火。枪声大作，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有可能再进遵义。彭德怀说着说着，话筒一丢，顾不上理会聂荣臻，立刻向城南赶去。

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后，命令一师和二师不得在遵义停留，迅速赶往城南，配合三军团作战。

吴奇伟率领的敌第五十九师和第九十三师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十分惧怕同红军作战。第四次反“围剿”时，这两个师在黄陂几乎被林彪、聂荣臻全歼。敌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逃出中央根据地以后，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恢复了这两个师的番号。谁知冤家路窄，在遵义城外又遇上了林彪、聂荣臻，心理上的防线倾刻崩溃了。

林彪也摸透了这路敌人的战术。28日上午，当敌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庄铺地区，遭我三军团打击时，林彪指挥部队从敌人的间隙向忠庄铺猛烈冲击，直插敌人的指挥所，真可谓猛虎掏心。吴奇伟得知林彪、聂荣臻的部队突了进来，急忙带着一个团向烂板凳方向逃窜。

林彪指挥部队追到烂板凳，看到敌人逃远了，又命令部队取捷径追击。聂荣臻看到部队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整夜追赶敌人，十分疲劳，就把身边的几名干部叫到一起，说:“现在，我们的部队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歼敌的机会就在我们脚下，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里去。”

这股敌人打仗没有战斗力，逃得比兔子还快，只要听说是林彪、聂荣臻的部队追上来，有的部队一接火就跑，有的部队不接火也跑了，真是闻风丧胆。

敌人跑得快，红军追得更快。一天黄昏，敌人逃进一个村子里，刚架锅做饭，红军二师四团的指战员就追进了村。一名红军战士追进敌人的伙房时，看见有一盆热气腾腾的鸡，抓起一只鸡腿就吃。敌人的伙夫根本想不到红军追得这么快，还以为是自己人，连声斥责：“你好大胆，这是给师长准备的，你怎么敢动手?”定神一看是红军，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一师二团也追得十分勇猛。一股敌人刚宿营，摊开架势，准备吸几袋鸦片烟过瘾时，龙振文团长和邓华政委带领部队追到了他们面前。若不是逃过乌江的敌人砍断了浮桥，这两个师的敌人就全军覆灭了。

这是少有的漂亮仗，林彪、聂荣臻同彭德怀密切配合，5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了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和王家烈的部分部队，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三千人，打伤敌旅长团长三名。

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士气振奋，各种物资都得到厂补充。

林彪特地拿出了一个新的小本本，开始埋头记他的战功。

蒋介石死不甘心，3月初从汉口飞往重庆，发现红军西移以后，又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北夹击红军。担任红军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善于在运动中歼敌，见敌人在鲁班场附近筑堡构垒，就命令红军主动撤出遵义，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茅台镇，是贵州仁怀县赤水河畔的一个村镇。这个村镇群山环峙，形势险要，不仅是川黔水陆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著名的茅台酒产地。早在18世纪中叶，这个河滨地带就有酒坊二十多家。到20世纪初，凭借当地特有的山水酿制而成的“茅台春”、“茅台烧春”已跻身世界名酒之林，多次获得国际金奖，真可谓香飘四诲，誉满全球。聂荣臻久闻茅台酒的盛名，却没有机会品尝一口。3月16日，一军团攻下茅台以后，聂荣臻拉着罗瑞卿，非要去尝尝举世闻名的茅台酒。

罗瑞卿不太想去，聂荣臻说：“到了茅台镇，不喝茅台酒？我看你呀，是鼻子里插葱——装象吧！闻到酒香，你别贪杯就是了。走走走，今天我们一定要喝上一杯。”

警卫员刚把酒放到桌上，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敌机又来轰炸了。聂荣臻站起来就走，警卫员急了，连声说：“首长，你……你还是坐在这里喝一杯酒吧，外面危险。”

聂荣臻头也不回，快步向指挥所走去。

3月21日，红军四渡赤水，把几十万敌人甩在乌江以北。4月初，红军主力进占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可急坏了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他一面命令各路敌人火速驰援贵阳，一面命令守城部队四门紧闭，死守飞机场，随时准备逃窜。

这时，毛泽东又指挥红军从息烽、扎佐之间继续东进。一天傍晚，聂荣臻与两名警卫员一起到二师阵地去，途中，忽然看见警卫员小吾的衣袖彼鲜血染红了，忙走过去问：“小吾，你挂彩了？”

“没有呀！”警卫员怯生生地回答。扭头一看，衣袖上果然是血斑斑的一片，才知道自己受了伤。

原来，警卫战士小吾往二师送情报回来途中，曾经与一小股敌人遭遇，一颗子弹穿过右臂，擦伤了骨头。由于任务紧急，他打死几个敌人后，不敢恋战，急匆匆赶回军团指挥部。途中，伤口一直流血不止，聂荣臻耐心地脱下小吾的衣袖，仔细看了看伤□，拿出两块银元，夹住伤□，一边包扎，一边说：“你呀，真是个小鬼，打起仗来，连受伤都不晓得。”

“不，我晓得，首长。当时手突然一嘛，没有顾得上，哪个知道子弹偏偏往我手臂上钻。”

“哈哈哈！”聂荣臻笑了起来。血渐渐止住了。聂荣臻还不放心，让另一名警卫员带着小吾赶快到卫生部去。小吾急了，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聂政委。聂荣臻脸一沉，爱抚地说：“这是命令！”说完，他骑上马，一阵风似地向二师跑去。

当时，红军伤员多，药品少，医疗条件不好。第二天，聂荣臻到卫生部看望小吾时，小吾的伤口发炎引起了高烧，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手臂肿得像大腿一般，衣服都穿不进去。接连数大，聂荣臻都到医院看望小吾。小吾在朦胧中感觉到有一双温暖的手在抚摸自己，睁眼一看，是聂政委，就要坐起来。聂荣臻忙按住他，说：“小吾躺好，躺好。”

这天傍晚，聂荣臻正向卫生部走去，忽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喊叫：“我要出去，你们让我出去。你们不能把我的手锯掉。”聂荣臻进屋一看，几名医生围在小吾的病床前，议论着什么。他们看见聂荣臻，主动上前说：“聂政委，小吾的伤势很重，卫生部缺少医药，如果截肢，可能好得快一些。”

聂荣臻看了看小吾的伤势，默默地走出了病房。当他感觉到大夫们都跟了出来时，回头说：“敌人在追剿，部队要行军，医药又缺，困难是不少呀!可是，有困难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年轻战士缺胳膊少腿吗？他们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敌人的子弹打伤了战士的胳膊，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多挽救一只胳膊。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多一只胳膊，就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胜利。你们再想想办法吧!”

这以后，卫生部通过各种渠道弄了一些盐巴，纱布和药品，经常用盐水为伤员洗伤口。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在行军途中做截肢手术了。警卫员小吾的伤口也慢慢痊愈了。

在各路敌人纷纷向贵阳增援时，红军却在贵阳至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中通过了贵阳。贵阳城里的蒋介石摸不清红军的意图，身边又势单力薄，这位时时刻刻都在梦想剿灭红军的委员长眼睁睁地看着红军从眼皮底下走过，却不敢轻举妄动，深怕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其实，毛泽东并非要进攻贵阳，而是要通过大踏步机动来调动敌人。

红军接近贵阳城郊时，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把住了贵阳至龙里之间的口子，掩护全军通过。由于道路窄小，行军队伍拖得很长。聂荣臻在后面督队。当部队快通过这个口子时，聂荣臻忽然在行军队伍中看见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和朱德的夫人蔡畅等几位女同志。聂荣臻几步走上前，接过蔡畅肩上沉沉的背包，说：“大姐，快走呀，你们都快掉队啦!”

蔡畅一瘸一拐地紧赶几步，嘴上却说：“我走不动了，比不上你们呀!每天行军60多公里，都被你们拖垮啦。”

贺子珍快人快语，“聂政委，你担心谁掉队呀?”

聂荣臻望了望口子两边的山峰，边走边说：“两位大姐，我们是被蒋介石夹在中间呀。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我们的右边，蒋介石的大部队正在往这里赶。这两支敌军之间，只有30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敌人两边一夹击，我们就困难了。贵阳城里的蒋介石正想看好戏呢！”话虽这么说，聂荣臻心里，着实钦佩这些女将们。

红军战士是用自己的两条腿同敌人的飞机大炮斗呀!为了多创造一个战机，为了多调动一股敌人，不仅每天要行军60多公里，有时因为敌情变化，还难免跑冤枉路。每当这个时候，林彪就自言自语地埋怨起来:“见鬼，又走了冤枉路。从遵义出来，我们尽走‘弓背路’。指挥部队行军，怎么不知道走弓弦，走捷径?”

聂荣臻听了，连忙说：“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寻求战机嘛!”

林彪却说：“什么战机，这样行军，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指挥军队还行!?”

聂荣臻的心“突”地一跳，收住脚步，说：“林彪同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目前，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一个‘口袋’里，如果不高度机动，声东击西，怎么能走得出来呢?”

林彪仰望行军队伍，没有再说什么。

4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各部队发出通知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红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当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北渡金沙江。

林彪、聂荣臻指挥一军团作为全军的左翼，在元谋龙街渡江，其中二师四团随中央纵队夺取皎平渡渡口。一军团连日急行军，赶到元谋龙街一看，金沙江江宽流急，江边没有一艘渡船，附近的船只早被国民党搜走了。聂荣臻望着滔滔江水，命令部队迅速架桥。

红军战士好不容易找来架桥器材，还没有架到江中心，桥板都被激流冲走了。再架再冲，连续受挫，聂荣臻望着集结的部队和宽阔的江面，心里直发急。忽然，一名参谋跑来报告：“军团长，政委，朱总司令急电。”聂荣臻和林彪一听，急忙走向电台。电报说，

“军委纵队在本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七号上午可渡

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八号下午渡江，敌人

八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

号兼程赶到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

的危险。”

这真是十万火急呀，聂荣臻和林彪不等电报完全译完，就商量决定，部队立刻经过白马口的一个山谷向皎平渡前进。聂荣臻心里在问，跟随中央纵队的四团怎么这样顺利呀？

原来，抢占皎平渡渡口的中央纵队是在刘伯承参谋长的指挥下，巧用连环计，不发一枪，就顺利到达了对岸。

为了夺取皎平渡渡□，刘伯承亲自来到干部团，找到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问：“你们研究了吗？抢占皎平渡的任务交给哪一个营?”

陈赓看了一眼宋任穷，说：“三营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比较强，前面几仗打得也很漂亮，就让三营挑这副担子吧！”

刘伯承点点头，说：“陈赓同志的伤还没有好，这次行动，就叫宋任穷同志跟随三营。”片刻，他又转头用和蔼而坚定的口气对宋任穷说：“任穷呀，军委限我们4号上午赶到渡口，现在只有一昼夜时间了，这160里路，任务艰巨啊！我看，先遣营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这样也许走得‘快’一些。”

不一会儿，一支“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向金沙江急进。经过一个大镇子时，国民党的一股民团走过来，打趣地问：“哎，这些弟兄，急匆匆干啥子呀？”

“共军要过金沙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一名干部边走边答。

部队经过小仑、龙海塘、石板河、脚纳，来到离金沙江30多里的杉落村时，国民党区政府的一个胖区长带着几个乡丁满脸笑容地迎出来。刘伯承和宋任穷带着警卫员，大步走进区公所。

胖区长说：“上峰带了命令，要我们烧船封江。不知长官来此有何公干？”

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给我们看看。”胖区长急忙站起来，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给刘伯承。刘伯承把那东西往桌上一放，神情严肃地问：“那么你们这里的船烧了没有？”

一问到船，胖区长的脸色刷地白了。他慌忙解释说：“长官，千万别见怪，我们也是刚刚接到公文，船还没有来得及烧。”刘伯承听了心中一乐，不容置义地说：“那好吧，这件事就由我们来办。”片刻，又问：“皎平渡水深吗？”

胖区长一听问渡口，如释重负，把皎平渡的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国军部队等情沉，说得详详细细，滴水不漏。这时刘伯承把脸一沉，说：“老实告诉你，我们都是红军。你立刻带我们去找船。没有船，唯你是问。”胖区长一听这些人就是要过江的红军，夏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了下来。

宋任穷叫来一个侦察组，让胖区长带路找船。控制了两条渡船以后，前卫连连长迅速率领部队过江。接着，刘伯承和宋任穷也随部队过了江，控制了渡口。在船民张朝寿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四条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命令向朱德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六条，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刘伯承智取皎平渡，却使林彪和聂荣臻多赶了一夜的路。为了摆脱“被隔断的危险”，一军团一夜急行军，从元谋龙街赶到皎平渡。这一夜哪里是行军呀，简直是在石头上“跳舞”。这条小道，其实是急流之上一条很滑的石头路，战士们一夜之间过了48次急流，赶了120里路，到皎平渡渡口时，部队疲劳极了。

这天早上，毛泽东很早就在皎平渡北岸的一个崖洞里等候林彪、聂荣臻。看见林彪和聂荣臻走上岸来，毛泽东连忙迎了上去，握住他俩的手，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一句话，把聂荣臻满身的疲劳都说飞了，乐哈哈地说：“过了金沙江，蒋介石这条‘尾巴’又被我们甩掉了。”

林彪却闷闷不乐。

有一天，聂荣臻同林彪、左权、罗瑞卿、朱瑞几个人正研究部队休整的事，林彪心不在焉，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说:“德怀同志，现在的领导不成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大概是受到了彭德怀的指责，说着说着，林彪突然丢下了话筒。

聂荣臻的脸猛地涨红了，热血直往上涌，十分严肃地说：“林彪同志，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林彪瞄了聂荣臻一眼，那眼神好象在说:我是军团长，你是……

聂荣臻警告林彪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用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部队可以不执行你的命令。”

但是，林彪还是没有接受聂荣臻的批评，经常说什么红军不该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路”。过了几天，林彪竟然给周恩来、王稼祥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信写好后，还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

聂荣臻严词拒绝，毫不客气地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泽东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

谁知林彪不顾聂荣臻的严正批评，自己签上字，把信送上去了。

林彪的这些活动，当然不可能得逞。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和林彪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林彪再提红军“走了弓背”的谬论时，毛泽东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毛泽东说：“什么弓背路、弓弦路?乱弹琴。你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张国焘下帖子，单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中发生了一起中国革命史上最大的分裂事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凭借自己人多枪多，根据地域广，无理要挟中央，非法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自任伪中央“书记”。

在这次性质严重的重大分裂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聂荣臻曾经是张国焘的座上宾。

张国焘，这个右倾分裂主义头子，为什么要在聂荣臻身上费这番苦心呢？

聂荣臻，这位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如何对待张国焘的阴谋呢?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为了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沿西昌大道继续北上。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的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红军“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沪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不畏艰辛，演出了巧过彝民区，飞夺沪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一幕幕震撼世界的历史壮举。聂荣臻是导演这些壮举的一个主要角色。

与以往不同，中央军委临时调整了聂荣臻的职务。为了在天险、人祸、地理环境险恶的地区为红军开辟一条道路，聂荣臻离开了红一军团，担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

先遣队，就是要逢敌开路，遇河架桥，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使聂荣臻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先遣队的司令员是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聂荣臻眼里，他的这位四川老乡总参谋长军事阅历丰富，遇事深谋远虑，工作作风又细致扎实，对当地的地理情况和风俗人情也很熟悉。聂荣臻也是四川人，但他少小离家，对四川西北的情况了解不多，对于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彝族地区，什么“黑骨头”、“白骨头”之类的，知道得就更少了，有刘伯承这位老军人作搭档，聂荣臻胸有成竹，自信前方没有跨越不了的天堑。

先遣队必须突破的第一道天堑是大渡河。从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登相营、越西到富林。这条大道上不仅有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防守，西川军阀刘湘所属的王泽濬也正在向富林开进，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地段。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到安顺场。这不仅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还必须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民区。听了侦察组的报告，刘伯承对聂荣臻说：“荣臻呀，敌人显然是判定我们要走西昌至寓林的大路，所以沿途都有重兵把守，我军要从富林渡过大渡河，与敌人主力顶牛，不易成功呀！”

聂荣臻思考了一会儿，说：“是否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呢？”

刘伯承点了点头，说：“走这条路必须经过大凉山彝民区。彝族分为黑彝和白彝。纯粹是彝人血统的叫黑彝，汉人称其黑骨头；彝汉混血儿叫白彝，汉人称其白骨头。黑彝私白彝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主要是与汉人有矛盾，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要走这条路，得做好彝人的工作。”

聂荣臻说：“不管黑骨头白骨头，我们都能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彝族人总比刘文辉的枪杆子好说话。我建议红军走这条路。”

刘伯承立刻起草了给军委的电报。出发前，刘伯承又对大家说：“今天我们要到冕宁。冕宁曾经是彝人的城市，后来被反动政府把彝人赶跑了。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炮，但他们同反动军队不同，也是被压迫者。在彝民区，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月21日傍晚，聂荣臻和刘伯承率领先遣队进入冕宁。伪县长闻风丧胆，在两连护城兵的保护下，带着一群土豪劣绅逃往西康去了。由于中共冕宁地下党做了许多解放冕宁的准备，红军进城时，商店红灯高挂，街两旁都是欢迎的人群，不时地响起“噼噼啪啦”的鞭炮声。忽然，3名彝族同胞突然跪倒在聂荣臻和刘伯承面前，满脸热泪，又是叩头，又是作揖。聂荣臻连忙把他们扶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

旁边有人说：“官长先生，大牢里关了许多彝族首领。”

聂荣臻好纳闷，问：“他们犯了什么罪?”

“他们是被政府当作人质关起来的。如果彝人不听政府的话，就杀这些首领。”

聂荣臻一听，愤慨地说：“快派人把彝族兄弟放出来。”刘伯承也十分气愤，说：“板动派制造民族隔阂，坑害了多少人呀，我们要好好款待这些彝族同胞。”聂荣臻还叫人把这些彝族首领请来一起喝酒。酒杯一举，双方随意多了。有几个会说汉话的彝人首领还讲了不少当地反动军队的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为红军带路。

先遣队的司令部设在冕宁县城的天主教党里。聂荣臻进司令部以后，特地召见了教党的神职人员，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的政策。当聂荣臻得知教堂里有五名法国修女时，又耐心地用法语同她们交谈，劝说她们不要惊慌。

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这片彝族区，山势险要，道路崎岖，野草丛生，树木葱茏。山涧之上，往往只搭设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先遣队的前卫连刚刚走完彝汉杂居区，忽然看见十多个男男女女被彝民赶下山来，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了，身上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前卫连的指战员急忙找了一些东西给这伙人遮身体，一打听，这伙人开始自称是小商人，是到彝民区做生意的，看到红军没有什么恶意，才说出他们是冕宁县政府的官兵和国民党的军官太太。他们想通过彝族区，被彝民抓起来缴了枪，衣服被剥得精光，侥幸留下一条命。

战士们一听，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萧华说：“我们是红军，我们不欺侮彝民，他们会客客气气的。前卫连继续前进。”可是，红军战士走了不到10分钟，突然被一伙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武器的彝民堵住了路。彝民们“吗呼！”“吗呼！”地吆喝着，人越聚越多。工作团的冯文彬想起聂政委的那番交待，连忙带着“通司”(翻译)走过去。一个小头目说：“姓姓(指白彝)们要点钱。”

冯文彬问：“他们要多少钱？”

对方回答：“200”。

冯文彬立刻给了他们200银元。彝民们一抢而散。

先遣队走了不到500米，又有一群彝民来要钱，说他们是另一个部落的。正在交涉之际，有一名战士跑来报告说：“进山开路的工兵连遭到袭击，被抓去的人衣服都被剥光了。”几名战士听了，立刻拨出了枪。

见此情形，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萧华、冯文彬通过“通司”向彝民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与国民党“官军”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刘文辉，打倒汉人的财主。红军只是借道过路，决不住宿。正说着，有人喊了一声：“我去找爷爷来。”

不一会儿，一个披着头发的赤膊大汉带着十几名身背梭镖、腰围麻布的青年走过来，那大汉自我介绍说：“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我们大家讲和不打。”

原来，这个彝族区有沽基家和罗洪族两个较大的部落。当时，这两个部落正在“打冤家”。听说红军来了，沽基家想要红军帮助他们“打冤家”，所以对红军友好，而罗洪族则想袭击红军。刘伯承和聂荣臻得知这个情况后，无意支持任何一方，但是要利用这个矛盾。

于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沽基家首领小叶丹在一个名叫海子边的池塘旁并排跪倒在地，按照彝族规矩，杀鸡滴血，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口念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今日刘司令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反复时，同此鸡一样的死。”说完，俩人将鸡血酒一饮而尽，结拜为金兰之盟，留下了一段烩炙人口的佳话。

“瓦瓦苦!瓦瓦苦!”一阵阵欢呼声，在海子边久久回荡。

晚上，刘伯承又准备了一些酒菜，请小叶丹和彝族兄弟们一起吃饭。

聂荣臻得知彝族区有100多里路，部队得用一天时间才能通过时，就和刘伯承商量，选择一条便于行走的路线。小叶丹说：“明天我叫沽基家的娃子送你们出境。”聂荣臻想到彝族区里还有其它部落，先遣队不摸清情况就往里闯，太危险，就提出把前面的队伍叫回来，像当年司马懿似的“倒退三十里”，由沽基家派人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刘伯承听了，连声说：“你想得周到，你想得周到。”

第二天，小叶丹领着一帮人亲自为红军领路。彝民们打着赤膊赤脚，围着麻布、毯子，夹道欢送红军兄弟。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双手比比划划，表明他们的心意。红军战士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气氛非常热烈。小叶丹送了一程又一程，渐渐收住了脚步，依依不舍地说：“刘司令，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我不能再走了。我派四个娃子送你们过村寨，另外挑选了20个娃子到红军去学习军事，学好了回来打刘文辉。”刘伯承也依依难舍地对小叶丹说：“后面的红军部队还多，拜托你一定要把他们全部安全送过彝区。”临别之时，刘伯承又让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十支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很受感动。

告别了小叶丹，聂荣臻还不时地回头观望，心里想:这次先遣，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然，这种局面我还真难对付呢!

一股无敌的铁流，直向安顺场、大渡河奔去。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大镀河河宽近百米，水深约三十米，流速达到每秒钟四米，很远很远就可以听到大渡河激流的咆哮声。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所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当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人马，陷入了这条险道，先头部队已经冲到了安顺场，后尾部队却遭到袭击，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因为有大渡河这道天险，蒋介石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队南攻北堵，把红军围歼在大渡河以南地区，梦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要飞越这道天堑，必须经过安顺场和沪定桥。

5月24日，聂荣臻和刘伯承率领先遣队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水深流急，河底乱石嵯峨，水面形成了无数旋涡，当地俗称竹筒河。这个地段鹅毛沉底，水性好的人也不能泅渡。这里不但无法架桥，船横渡时，也要先拉纤到上游二里，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船工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齐使，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小船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河对岸有石级，渡船要是对不正渡□，一旦碰到两侧石壁上，就可能船毁人亡。尽管如此凶险，光遣队也必须渡河，红军也必须过江。

夜，多么深沉的夜呀!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到处漆黑一片。聂荣臻和刘伯承为了检查先遣队的渡河准备情况，冒着绵绵细雨，向前卫营走去。天太黑，路又不好走。聂荣臻想到刘伯承的视力比较差，特意把刚刚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个法国手电筒带上，在前面为刘伯承照路。

大渡河水轰轰隆隆，巨大的咆哮声淹没了司令员和政委的脚步声。聂荣臻和刘伯承在一名参谋的陪同下，走进安顺场边一间老百姓的棚子里。草棚里，一支蜡烛忽闪忽闪地跳着。刘伯承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一营营长来了没有?”

孙继先赶紧回答了一声“到”。刘伯承仔细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不时地点头表示满意。聂荣臻问：“孙营长，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一楞，说：“政委，我不知道。”

聂荣臻笑了笑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当年在清兵的追击下率领数万人退到大渡河安顺场，没有能渡过这条河，全军覆没了。前几天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说红军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你朱毛插翅难逃，说我们毛主席就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决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牢，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与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你回去以后，好好作个动员，把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再仔细检查一遍。”

孙继先说：“我们已经夺到了敌人的一条小船，这条船是敌人民团的一个营长带过来的，有几个地方已经坏了，我们正在组织人修理。其它地方就难以找到船了。”

聂荣臻说：“走，咱们到渡口看看去。”

渡口附近，一群战士为争当渡河的突击队员而争执不休。一多十六七岁的通信员看见团长和聂政委走来，第一个迎了过来，给聂荣臻敬一个礼，说：“聂政委，你帮助说句话吧，我的水性很好，一定得让我参加突击队。”

聂荣臻哈哈一笑，说：“要当突击队员?这得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决定，叫谁去就谁去。”孙继先营长沉思片刻，说:“你快去准备去吧!”通信员敬一个礼，高兴地走了。

拂晓，雨住了。晶莹的露珠一滴一滴地撒在草茎和树叶上，蜘 蛛网沾上了露水，银子似的闪闪发光。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凉意。聂荣臻和刘伯承站在河岸的一个坡地上，他们身旁就是掩护 渡河的重机枪阵地。不一会儿，一个40多岁的老船夫和一团二连的17名身强力壮的勇士来到河边，他们每人带一支驳壳枪、一挺 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的率领 下，登上了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

刘伯承举起单筒望远镜看了看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问:“赵章成来了没有?”

黄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

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只有几发炮弹了，一定要打准。”

轻重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了，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这是一条希望之船，一条负命千钧重的船。

渡船带着十七名勇士，一颠一簸，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子弹在渡船周围“簇!簇!簇!”地落水，溅起朵朵浪花。河岸上，红军战士的心一阵紧似一阵。

聂荣臻走出了工事，站到岸边。刘伯承也走出来了。

冲锋号停止了。

刘伯承厉声责问：“为什么不吹号？”萧华一把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又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吹响了号。

河岸上，干部和战士们都争着往前站，把聂荣臻和刘伯承挤到了后面。此时此刻，大家只有一个心愿:打吧，向我身上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别打中政委和司令员。

“哒哒哒!哒哒哒!”红军的几十挺轻重机枪一刻也不停地怒吼着，把敌人的机枪压哑了。

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身下船，向敌人扑去。突然，一股敌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用火力压制登岸的勇士。刘伯承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晰，连声喊：“叫赵章成开炮。”

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的碉堡顶上；接连两炮，又在敌群中开了花。赵章成，真神!

勇士们乘机冲锋，一举击溃了防守北岸的守敌一个营，巩固了渡河口，在大渡河这道被敌人认为不可逾越的天险上，成功地打开了一个缺口。

聂荣臻站在滩头阵地，心情无比激动。这位南征北战的将军深深为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而感到骄傲。

安顺场水深流急，不可能架桥。尽管红军战士又寻找了三条般，但每条船一次只能渡40多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渡了一天，连一个团也没有渡过去。这时，敌人的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二十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路程了。望着汹涌奔腾的江水，聂荣臻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让工兵连去劈竹扎排，试验架桥，但竹排放入水中，立刻被激流冲走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等人赶到渡口。聂荣臻让警卫员用缴狭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伯承、荣臻和先遣队的干部战士们。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盂获心服，你们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

周恩来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你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聂荣臻说：“先别论功了，我们正为架桥发愁呢!”毛泽东得知安顺场渡河困难时，当即决定让先遣队迅速夺取沪定桥。当时，敌人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安顺场赶来，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当毛泽东得知从安顺场到沪定桥有340里路时，特别交待说：“伯承、荣臻同志，你们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呀，只有夺取沪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顺利渡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夺取沪定桥，是战略性措施呀!”

聂荣臻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是万一两军会合不了，就得由他和刘伯承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开创新局面。因此，他们先遣队的任务千钧重。

任务明确以后，聂荣臻和刘伯承就随着一师的部队向沪定桥急进。没走多远，天就黑了，路又不好走，他们只好找一处村庄宿营。第二天天未亮，聂荣臻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几声清晰的枪声，起来一查问，原来先遣队指挥部同一股敌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了。这股从安顺场败退下来的敌人是比红军早几个小时进村住宿的，他们也不摸红军的底细，噼里啪拉地打了一阵，有的被红军俘虏了，有的逃走了。

先遣队沿着大渡河东岸继续北上。为了攻取一处隘口，刘伯承带领一部分部队先走了。聂荣臻率领本队，一边走一边审问俘虏。几名俘虏异口同声地说：“跟在长官后面的是刘文辉的一个营，山后还有一个旅，就在长官行进右侧的山地上，都是布置河旁的部队。聂荣臻一听，急忙派人去告诉刘伯承，要刘伯承不能再按原计划走了，必须先夺取右侧的几个高地。如若不然，敌人居高临下反扑过来，就会把先遣队压到大渡河里去。与此同时，聂荣臻指挥身边的三个团，背水仰攻，一鼓作气，夺占了右侧那几个山头。

红四团的勇土们冒着大雨，日夜兼程，以“一天二百四十里“的速度急行军。29日早晨，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的勇士们就抵达了沪定桥西岸。

沪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该桥扼守川康要道，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天险大渡河之上。东桥头同沪定城相连，由川军第四旅第38团守备，红军到达的前一天，敌人已经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九根光溜溜的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在桥头看一眼都令人头晕目眩。

为了迅速夺取沪定桥，当天下午4时，全团火器一齐向对岸开火，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踏着悬空的铁索，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真是奇绝惊险。勇士们穿过敌人在东桥头燃起的火墙后，胜利占领大桥，冲进泸定城内。后续部队紧跟着前进，很快歼灭了守敌，攻占了沪定城，为中央红军打开了北上的通路。

聂荣臻冒雨赶到沪定桥时，已是后半夜两点了。雨，大一阵，小一阵，像筛子似的往下筛。大雨点打在脸上，辣滋滋的。自从赶到安顺场，聂荣臻就发烧不止，四肢无力，一口饭也不想吃。这两天，聂荣臻硬撑着在风里雨里行军，赶到沪定桥时，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但是作为先遣队的政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在激励着他。他不顾众人劝说，坚持要去查看沪定桥。不亲眼看看大桥被敌人破坏的情况，他心里不踏实。杨成武无奈，只得提着马灯为聂政委引路。

聂荣臻在铺上了门板的铁索桥上走了一遍，心中无比激动。回到桥中间的时候，聂荣臻扶着一条铁索，情不自禁地喊起来：“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第二天早上过铁索桥时，聂荣臻那匹骡子的蹄子不知怎地陷进铁索中了，聂荣臻好心痛，连声对警卫员说：“快，快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别影响部队过桥”。从江西出来，这头骡子一直跟在聂荣臻身边，聂荣臻把它当作自己的好帮手。

四五个战士手忙脚乱，无论如何也拔不出牲口的蹄子。部队挤在铁索桥上，行军的节奏停止了。聂荣臻看到堵在一起的部队，心一横，大声命令：“把它推到河里去，不能再耽误时间了，不能再影响部队过桥了。”话音刚落，一名警卫员走过来阻拦：“首长，千万不能推。首长，你的脚刚开过刀，还化脓呢?”

聂荣臻心急了，“你走开，你不知道敌人在后面追我们吗?推，快推。”说完，他自己先动手去推。

长征途中的一头骡子是多么宝贵呀!聂荣臻看到大渡河里溅起的水花，心痛极了。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红军主力都从沪定桥上通过了大渡河这道天险，国民党的追剿部队又被甩掉了。历史是公正的，中国工农红军毕竟不是太平天国起义军，毛泽东也绝不是石达开。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1979年10月建立“大渡河纪念馆”时，聂荣臻回想起当年勇士们夺桥渡河的英勇气概，感慨万千，挥毫题词:

安顺急抢渡，

大渡勇夺桥，

两军夹江山，

沪定决分晓。

长征路上，仅是险恶的山山水水。聂荣臻在大渡河的铁索桥上失去了一匹骡子以后，又翻越了一座海拔两千多米的险峰。

为了尽快与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避免与四川军阀的部队纠缠，聂荣臻率领部队越过了二郎山脉附近一座名叫甘竹的高山。这条五十里长的山路虽然只是一天的路程，部队行军却十分艰难。山上荒无人烟，道路两旁，到处都是纠缠不清的葛藤和被雷击倒的横七竖八的枯树干，路面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腐枝败叶和苔藓。部队进山时，正下着绵绵细雨，天色阴暗，道路泥泞。许多地段，不得不临时砍树开路，部队行动十分困难。下山时，战士们不得不用裹腿结成绳索，攀扶着出溜下山。为了及时走出这片山林，聂荣臻专门组织人把重机枪、辎重装备和牲口上的驮子滚下山去。

翻过甘竹山，来到天全和芦山，战士们就觉得到了天堂，高兴得要跳起来。聂荣臻已经接到军委通知，红军要迅速翻越夹金山，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为了迎接大雪山的考验，聂荣臻让部队在天全县休息之际多购买些蔬菜食品，改善生活，卫生部门要全面检查伤病号，补充营养。

夹金山，是一座终年积雪、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这座山道路险峻、空气稀薄，路是雪铺的路，树是雪裹的树。生长在秀媚的川东的聂荣臻看到如此壮丽的大雪山，顿时觉得心旷神怡，精神爽爽。6月12日，当聂荣臻得知陈光师长已经率领部队翻过大雪山时，高兴极了。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和战士们一起向雪山进军。

聂荣臻刚退了烧，身体很虚弱，脚伤也化脓了，行走十分困难。开始，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聂荣臻上山。当聂荣臻得知左权参谋长也在生病时，连忙从担架上滚下来，对身旁的战士说：“你们快去抬左权参谋长。左参谋长还在后面呢，你们去帮帮他吧!”当战士们坚持要再抬聂政委一段路时，聂荣臻说：“那好吧，我在这里等一等，你们先去抬左参谋长。”几名战士刚走开，聂荣臻就拄一根棍子，一步一步地往雪山顶上走去。

中午，忽然人雾弥漫，大气骤变。转眼之间，又飘起了霏霏白雪。风，一阵紧似一阵，雪花在暴风中狂舞。气温骤降，空气越来越稀薄。聂荣臻让战士们往前后传话，打开背包，把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衣服实在太少的，就把被子、毯子披上，坚持往前走，谁也不许掉队。但很快，聂荣臻就感到自己喘不上气了，他只得闷着头往前走。想到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了，聂荣臻心里忽然一亮，脚上也就有劲了。

凛测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直往人身上钻，聂荣臻每跨一步，都感到双腿有千斤重。突然，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政委，你也休息一下吧！”聂荣臻一回头，看见警卫员小吾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小吾手上的伤刚好，身体非常虚弱，实在迈不开步了。

聂荣臻人步返回，双手去拉拽小吾，说：“小吾，你千万别坐下。这雪山上，你一坐下来就永远也起不来了。医生千方百计保住了你的手，你可不能把自己留在雪山上呀!”

小吾大口大口地喘气，说不出话来。

聂荣臻让人牵来一匹马，说：“你抓住马尾巴，一定要抓住呀!”

狂风卷起雪尘，扑打着每一个战上的脸。接近山顶，行动更困难了。战马嘶鸣着，拼力向山顶走去。警卫员小吾死死地抓住马尾巴，似乎把命都系在了马尾巴上。聂荣臻反复对小吾说：“咬咬牙，坚持住就是胜利。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往前走，要永远向前，向前。”

雪山，又一道天堑，终于被英雄们征服了。当聂荣臻在山下看到左权时，高兴得想把他抱起来。

林彪却掉队了，这位军团长没有越过夹金山。过去，林彪从来不掉队。

当时，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纵横千余里，虽然地区辽阔，但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民族问题比较复杂，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统一战略思想，确定红军的发展方向，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28日，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决定还严肃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的主要危险。”

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就军队的政治工作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忽然看见张国焘笑眯眯地向他走来，神秘地说：“荣臻同志，今晚我请你吃餐饭，你不可摧辞啊!”

聂荣锋感到纳闷。张国焘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会上也批判了他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路线。决议的后一段话其实就是批判张国焘的。会议期间，聂荣臻曾经听说张国焘在1924年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后，变节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变节行为。今年，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肃反”中利用职权，排除异已，诬陷和杀害了许多好干部。今天又单独请他“赴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思前想后，聂荣臻渐渐警惕起来。

走进张国焘的住处，聂荣臻看见彭德怀也来了。一位一军团的政委，一位三军团的军团长，成了张国焘的贵宾，张国焘没有再约请其他人。桌上摆着一大盆红烧肉，一盘鱼，三瓶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罐头和一瓶酒。看来，主人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张国焘先给聂荣臻和彭德怀各倒了一杯酒，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杯说：“你们两位将军很疲劳，也很有功劳。我张国焘今天特地向你们祝贺。来来来，我们三个人碰一杯。”

一杯酒喝下去，张国焘显得从来没有过的热情，不断称赞聂荣臻和彭德怀干劲大，功劳大，是红军的将才，是中国的将才。说着说着，张国焘突然放下酒杯，收起笑容，把头凑近聂荣臻和彭德怀，小声说：“我决定，拨两个团的兵力给你们，怎么样?”聂荣臻一听，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彭德怀却端起酒杯，哈哈哈大笑起来。

兵员的多寡，向来是将军们十分敏感的一个问题。当时，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队伍整齐，装备良好，除了红军老部队外，还从川北带了一些新参军的同志和地方干部，总数达8万人。而中央红军从井冈山根据地突围出来，一路上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和种种天险，部队减员很大，连军衣都破破烂烂了。在张国焘眼里，中央红军不仅数量只有四方面军的1/4/，而且战斗力也不如“他的”队伍强。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也有人歪曲是非，颠倒黑白，把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片面地告诉张国焘，使张国焘认为这是党权之争，军权之争，激发了他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野心。聂荣臻对张国焘的情况是了解的，对他狡猾阴险、有个人野心的种种活动，是很警惕的。

从张国焘的住处出来，聂荣臻问彭德怀：“德怀同志，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单请我们两人吃饭?”

彭德怀笑而不答。没走几步，彭德怀忽然问：“他拨给你兵，你要不要?”

聂荣臻说：“我要，我要。”

彭德怀说：“他说是两个团，其实只不过是1000人，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说完，两人相视一笑。

聂荣臻好口福，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

竟然当作“海参”吃。

战场上的形势真是千变万化。将军们为了夺取那遥远的胜利，时时刻刻也不忘记运筹那支军队。两河口会议上，中央军委曾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我军］北向作战和发展。”一个多月以后，敌情发生了变化，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的主力已经在松潘地区集结，薛岳的部队也渐渐向胡宗南靠拢，四川军阀的部队正向懋功进展，企图在岷江以西围歼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聂荣臻所在的一军团在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下，经班佑北上。

部队踏上征程以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难题：缺粮。夏河、洮河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聂荣臻几乎天天要为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而发愁。当地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把粮食都埋起来了，人也跑光了，部队筹粮十分困难。一路上虽然有许多大喇嘛寺，喇嘛寺里藏有许多粮食，部队却不能随便取用。万不得已，只得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当青稞的主人不在时，红军还得把收割青稞的原因、数量等等情况都写在一块木牌上，藏民拿着这块牌子可以向红军领钱。

一路行军，聂荣臻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到正经的粮食了，蔬菜就更不用说了。为了首长的健康，警卫员也费尽脑筋。有一天，一名警卫员在村口拣到一面藏民丢弃的破鼓，仔细一看，鼓面还是牛皮的，连忙把它洗干净，放在锅里煮呀煮，整整煮了3个小时。傍晚，警卫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牛皮汤递给聂荣臻，说：“首长，这是‘野味’，你尝尝。”

聂荣臻喝了一口汤，微微皱了皱眉头，又夹起一块牛皮，使劲嚼了几□，怎么也嚼不烂，好不容易吞下肚，连声说：“好吃，真好吃。小鬼，你是哪里弄到的海参呀？”

毛儿盖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不但青稞、蚕豆多，藏民饲养的牛羊也不少，当时驻有胡宗南的一个营。聂荣臻指挥两个团击溃了这股敌人，占领了毛儿盖，部队才美美地吃了一顿饭。

这时候，张国焘的右倾分裂活动逐渐公开化，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表面上同意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会后又提出要南下川康边，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还指使他所控制的部属提出要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的这种无理要求，同时考虑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本人，把原来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然而张国焘不知悔改，还让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去拉拢聂荣臻。

一天，聂荣臻和林彪到右路军总指挥部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天快黑了。晚饭是蚕豆。聂荣臻肚子饿了，接连吃了两碗半蚕豆。刚放下碗，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突然说：“天要黑了，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

聂荣臻心想，他是代表张国焘来的，他要跟我谈什么？陈昌浩，这位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20岁时就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川陕苏区，又同徐向前一起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也算是一员文武兼备的战将。聂荣臻同陈昌浩接触不多，今天找他单独谈话，他心里格外警惕。

果然，陈昌浩一开口就提出了正题：“荣臻，你对遵义会议是什么态度？”

聂荣臻不加思索地说：“遵义会议中央已经有次议，我是赞成的。”

陈昌浩听了，沉着脸，好久没有吭声。坐在一边的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正在地图上标画着，制定右路军的作战计划，他也没有吭声。忽然，陈昌浩又问：“那么，你对会理会议怎么看呢？”

“会埋会议我参加了，我当时也是赞成的。”聂荣臻说。

陈昌浩听了，忽然又眉开眼笑、高谈阔论起来。聂荣臻很少答话，心里想，他是在动员我站出来，反对毛泽东。他们大概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才单独找我谈。这些人，搞什么阴谋？

夜已经深了，一轮满月斜挂在空中，像银盘一样晶亮洁白，默默地把银辉撒在喧嚣了一天的村镇上。

聂荣臻实在听烦了，就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呢！”

陈昌浩喝了一口水，说：“那好，你走吧！”

这天晚上，聂荣臻带了两名警卫员，牵着在懋功时李先念送给他的一匹骡子，往一军团走。刚出村，聂荣臻就拔出手枪“咔嚓”一声，把子弹顶上了膛，并且让警卫员也把子弹顶上膛。警卫员一愣，因为聂政委平时是从来不把子弹顶上膛的。他们立刻又明白了什么，一个牵着骡子在前面，一个跟在聂荣臻后面行走。当时，聂荣臻担心陈昌浩整他，也担心隐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冷枪。几天前，红二师参谋长就是在开会返回途中被冷枪击中而牺牲的。

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十分警惕。部队在毛儿盖休整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聂荣臻同徐向前、李富春、林彪、李先念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决定》针对张国焘以红军主力西进的错误主张，尖锐地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

林彪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有他自己的看法。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但在重要问题上又言词激烈。有一天，聂荣臻对军团的几名领导说：“我们在毛儿盖附近已经耽搁一个多月了，再也不能在草地上拖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出甘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不然，红军将难以发展。”林彪听了，不以为然。但是，两天以后，林彪和聂荣臻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吵。

原来，张国焘想利用红军总政委的职权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张国焘想让聂荣臻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让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只是没有发布命令。聂荣臻得到信息以后，曾经告诫林彪说：“林彪同志，我们要注意呢，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林彪心头“突”地冒上一股无名火，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2万多，他有8万多。”

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个盘子震落在地，粉碎了。“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左权参谋长站起来，想说句什么，一词未吐，又坐下了。当时，王明等人怀疑左权是托派。身背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左权有口难开。政治部主任朱瑞这位炮兵专家到一军团的时间不长，对军团长和政委不太了解，处于下级，他默默地坐在一旁。聂荣臻感到争吵并不解决问题，也渐渐平息了怒气。

可是，聂荣臻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8月下旬，张国焘在阿坝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并要挟中央。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却于9月3日再次提出同中央的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要“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张国焘还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前敌总指挥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高吉村)举行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性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其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巩固党和红军。俄界会议后，张国焘顽固坚持其错误，诬蔑党中央北上甘南是“逃跑”，在卓木碉非法成立“中共中央”，自任伪中央“书记”，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1938年春，张国焘这个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逃离陕甘宁边区，投进了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抱，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9年，张国焘逃往香港，后来定居于加拿大。1979年在多伦多市病逝。

买烧饼买回来一片根据地。临到家门

又遇上刀光闪闪的新对手:骑兵。

正当红军在长征路上跨天堑、斗顽敌，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浴血奋斗时，华北大地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6月9日，日本关东军驻天津参谋长酒井等人，以中国破坏《塘沽协定》相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为借口，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饮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在武力威胁和逼迫下，达成没有经过签字手续的《何梅协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又以四名日军在张北县被国民党驻军扣留为借口，迫使察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于6月27日在北平与土肥原签定了《秦上协定》。这两个协定都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退驻军，解散机构，撤免抗日将领。10月，日本侵略军还指使香河县汉奸举行暴乱，策动汉奸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进行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华北丧权辱国的一连串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燃起了华夏大地的抗日烽火，也激发了长征途中数万工农红军的爱国斗志。富有爱国心的聂荣臻十分关心“华北事变”的发展。

由于张国焘屡屡不接受中央命令，耽误了红军的行程，给国民党军队以可乘之机。9月中旬，尾追红军的川军已占据懋功，周浑元纵队已经在雅安集结，胡宗南的四个师也在新疆、漳腊、包座一线筑起了碉堡群。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以后，临时组织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向甘南地忆前进。

当时，甘南的西固、岷县、临潭一线，敌人只有鲁大昌的一个师，敌情威胁不大，但是有腊子口这个关隘。红军要进入甘南，必须经过腊子口。

腊子□，位于甘肃迭部县城西北约120公里的迭山，是岷山山脉中的一个山口，甘肃南部的天然屏障。称腊子口，名不虚传。在甘南这黄绿相间的漫漫土山中，隘口只有10多米宽，仿佛是一把巨斧劈开了一座大山。两壁峰峦对峙，高耸入云，中间有一条咆哮奔腾的河流，称为腊子河。腊子河水深流急，河上架设了一座木桥，桥头筑有碉堡，抬头只见一线青天，地势十分险峻。民谚有“人过腊子□，象过老虎口”之说，素称天险，是四川通往甘肃的一个奇峻的隘口。红二师到达腊子口附近后，聂荣臻同毛泽东、林彪联合署名，打电报给彭德怀：“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为了夺取腊子口这个要隘，聂荣臻同陈光师长和萧华政委一起，冒雨前往察看地形，并根据杨成武等人的建议，决定用一个连正面强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用两个连沿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出奇制胜。

战斗中，虽然正面进攻的连队屡次受挫，由于有一名会攀藤附葛的苗族战士自告奋勇，攀上敌人右岸峭壁悬崖的后坡，用裹腿带牵引战友，从背后偷袭敌人，在强攻连队的配合下，夺取下腊子口，占领了大草滩，不但歼灭了敌人，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2000斤盐。这些战利品，对于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真是无价之宝呀！

穿过腊子□，聂荣臻骑着李先念送给他的那匹骡子，冒着绵绵细雨，顶着阵阵寒风，又翻越了一座山，黎明时分，来到大草滩。大草滩是回民的一个集镇，当地回民很善于烙烧饼，集镇的烧饼摊上，一个烧饼有脸盆那么大，当地人叫作锅盔。一夜行军，聂荣臻饥饿极了。部队宿营以后，警卫员买来四个大烧饼。聂荣臻切下一块，咬了一大口，顿时觉得又香又脆又甜，味道好极了。聂荣臻接连吃了两大块，连声说：“好吃，真好吃。小吾，你再去买些带上，行军路上也可以吃。”后来，毛泽东来到大草滩，吃了老乡烙的大烧饼后，也赞不绝口。

第二天，聂荣臻和林彪跟随红二师的部队进驻哈达铺。警卫员小吾知道聂政委爱吃当地回民的大烧饼，行李一放，就到街上买了几块大烧饼，顺手抓过烧饼摊上的一张《山西日报》一包，兴冲冲地捧到聂荣臻面前，说：“政委，这是老乡刚烙的烧饼，还是热乎乎的，你快吃吧!”

“哟，还吃呀!”聂荣臻接过纸包，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一边翻看那张国民党编的《山西日报》。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聂荣臻每天都要看十多种报纸，通过报纸这条公开的渠道寻觅党中央最需要的信息。长征途中，由于日夜行军，有时候几天也看不到一张报纸。今天这张包烧饼的《山西日报》，聂荣臻看得特别仔细。

忽然，聂荣臻的嘴不动了，双眼紧紧地盯住一行大字标题：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率领国军进攻刘志丹，陕北红军的根据地又遭到围攻。

聂荣臻异常兴奋，高声喊道：“小吾，小吾，快找一匹好马来，立刻把这张报纸送给毛泽东，送给党中央。”小吾一愣：“政委，这张报纸……”聂荣臻不等小吾说完，又催促说：“你快走，一定要亲手把这张报纸交给毛泽东。”

陕北还有一片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还领导了一支红军?

聂荣臻太兴奋了。红军长征以来，由于受到优势敌人的层层围攻，多次改变行军路线，尽管四渡赤水河，飞夺沪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战胜种种艰难困苦，但是尚未确定一块理想的根据地。红军在哪里立足?到哪里发展?这是红军指挥员时刻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聂荣臻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红军在陕北还有一片根据地，就好象在茫茫大海的航行途中发现了一片“新大陆”，聂荣臻兴奋极了，恨不得当天就去陕北根据地，就去找刘志丹。

这个发现，对于中央红军，太重要了；对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太重要了。

刘志丹，是陕北保安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北伐战争以后，曾担任西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第四路军马鸿逵部政治处处长。1928年初，参与领导渭北起义。“九一八”事变后，和谢子长等人一起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领导这支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多次“围剿”。长征开始以后，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攻下，刘志丹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但是，陕北的革命火种却没有熄灭，刘志丹开辟的这片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聂荣臻的发现，也是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的第三天，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第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妄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革命的根据地。前一个时期，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这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有七八百里路，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这表明，长征途中的红军从此有了明确目标，陕北根据地将插上井冈山上的那面革命红旗。

在这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还宣布，中央红军改称陕甘支队。支队之下编为三个纵队，聂荣臻担任第一纵队政委，林彪为司令员，下辖五个大队。红三军改编为第二纵队，彭雪枫和李富春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和蔡树藩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会后，聂荣臻和林彪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继续北上，走向刘志丹那一片陕北根据地。

在通往陕北的前进道路上，聂荣臻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与敌人酌骑兵作战。

骑兵，是备带马刀、枪枝，骑马执行作战任务的陆军兵种。骑兵进攻的速度快，机动性强，能实施迅猛有力的突击。几百年前，骑兵曾经是两军搏杀的主要兵种，随着热兵器的广泛应用，骑兵的作战威力受到影响。但在草原上作战，骑兵仍然具有相当威胁。多年来，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两条腿的敌人，到了陕北草原，见敌人的骑兵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有的部队一时不知所措。林彪却十分重视打骑兵，他不仅总结了与骑兵作战的战术，而且把打骑兵的方法编成歌词，教指战员人人都学会唱打骑兵歌。聂荣臻对这项工作十分满意。

一纵队越过六盘山，前往青石嘴时，聂荣臻突然接到侦察连的报告，青石嘴村口发现了敌人，大约有两个骑兵连，可能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聂荣臻听了，和林彪、左权一起爬上一个山坡，举起望远镜，清清楚楚地看到敌人的骑兵卸鞍拴马，乱哄哄的在青石嘴村口休息，似乎根本想不到红军已经来到眼前。三个人正在商量如何歼灭这股骑兵，毛泽东也到这个山头上来了。聂荣臻把望远镜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看，说：“一定要消灭这股骑兵。”

于是，一纵队动用了三个大队的兵力，一人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下山，干脆利索地歼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100多匹马。这一仗，不仅树立了步兵打骑兵的信心，聂荣臻和林彪还决定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粱兴初成了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

这一仗以后，敌人的骑兵似乎也知道红军的厉害了，不敢轻易同红军正面冲杀，而是以小股骑兵分队追随红军的行军纵队。红军掉队的战士和一些伤病员，都被敌人的骑兵杀害了。10月19日，聂荣臻同一纵队一起到达吴起镇，红一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到长征的尽头，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但是，红军进吴起的当天，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跟到了吴起附近。这“二马”是宁夏陕甘地区出了名的恶匪，杀人不眨眼，带了这条“尾巴”，对红军十分不利。

一天，毛泽东把聂荣臻叫到跟前，说:“荣臻同志，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到陕北，我们就被动了，得想个办法打痛他。你带几个入到前面去摸摸情况，摸清了情况，再下决心。”

聂荣臻心里早憋了一股气。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当天下午，聂荣臻就骑着马，同骑兵连的梁兴初连长一起到前沿侦察。傍晚，聂荣臻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了。一下马，他就对毛译东说：“这股骑兵，也只有几千人。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真要交起手来，他们也不得不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阶。我觉得我们应该出击，能歼灭这股敌人。”

毛泽东听了，微微点头。

红军到达吴起镇的第三天，一纵队和二纵队左右配合，首先在吴起镇西北歼灭敌三十五师骑兵团两千多人，然后又分别击溃了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狠狠打击了敌人骑兵的嚣张气焰。聂荣臻还要求部队把俘虏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补充到红军的骑兵连里，扩充了红军的骑兵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