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中

说到元帅，人们想到的往往是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业绩。至于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的传奇经历，就鲜为人知了。聂荣臻不仅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英勇搏杀，而且也是白色恐怖中的忠诚斗土。

聂荣臻“临阵脱逃”，好大一顶帽子！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聂荣臻、恽代英、叶剑英等人相继到达香港。当时，香港的形势也很严峻，报纸上常常有共产党员被捕的号外新闻。聂荣臻和广东省军委的同志都是分头住宿的，有重要事情时临时通知开会。

一天，聂荣臻把自己的新住址写在一张小小的纸条上，按照惯例，把小纸条交给省委秘书长。省委一旦有事，也好及时通知。聂荣臻刚刚离开，广东的一位农民党员就赶到香港，来找省委联系。这位缺乏经验的纯朴的农民不知道自己带了一条“尾巴”，他刚同省委接上头，一群特务就围上来了，在香港的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聂荣臻写给省委的那张小小的纸条意想不到地落到了敌人手里，聂荣臻还蒙在鼓里。

傍晚，聂荣臻同叶剑英等人研究完一个计划，就急匆匆地往住处赶。微风轻轻地拂起聂荣臻的衣服，仿佛在催促他的脚步。走进门口，聂荣臻忽然看见他雇的那位阿姨正在往楼下搬行李。聂荣臻好生奇怪，正想开□，前面逛过来两个不三不四的人。军人的敏锐一下子触动了聂荣臻的神经，他立刻预感到，自己已经走近敌人的枪口了，敌人随时都会把魔爪伸过来。话到嘴边，他赶紧咽了回去。

那位阿姨也看到了聂荣臻，她给聂荣臻递个眼色，一声不响地把行李放到地上。一切都明白了，如果不是发生意外，每次见到这位阿姨，她都是满脸春色，不停地说这说那，此时此刻，聂荣臻知道自己不能再进屋了。他眼一抬，像陌生人似的往前走去，心里着实为同室居住的省委委员杨剑英同志的安全担心。

敌人没有注意聂荣臻，却把杨剑英抓住了。几名特务在聂荣臻的住处到处乱翻，除了发现一张南昌起义后的东江地区地图外，再也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敌人问杨剑英:“你说你不是共产党，这地图是哪里来的?”

杨剑英会说广东话，面对敌人的枪□，他很机警地说:“这张地图是我在东江打仗时留下的。我原来在广西军队，前天才到香港，地图是我随身带来的。”

敌人拿不出更多的证据，那张小纸条上的名字与杨剑英也不相符，就无可奈何地把杨剑英放了。3天以后，杨剑英又同聂荣臻住到一起了。聂荣臻说起那天傍晚从门口经过时，杨剑英大吃一惊，说:“你真行呀，军委书记。那会儿，你要是真闯进屋，那我们一起去蹲大牢吧！”说得聂荣臻伸了伸舌头，庆幸俩人都度过了这场风险。1930年杨剑英被党组织委派到香港工作，不幸被敌人抓住杀害了。

那时候，党在香港的许多工作都由李立三负责。李立三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但对革命的估计却不够客观。当他看到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红军的数量也在扩大，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几块革命根据地时，觉得在广州还应该有一番大动作。1928年1月，李立三找聂荣臻商量，想派周文雍同志到广州去发动党员和群众，去扩大共产党的力量。

聂荣臻吃了一惊，内心不赞成李立三这样做。他很冷静地对李立三说:起义失败以后，敌人在广州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杀人杀红了眼，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了党的事业，是需要派人去了解情况。但是，不能派周文雍去。广州起义前后，周文雍在广州是“红得发紫”的人，不论是广州的群众还是敌人，都知道周文雍这个人。现在广州正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派周文雍去广州发动群众，这是很危险的。党要开展工作，同时也要对每一个同志负责。

但是，李立三听不进聂荣臻的这番话，他还是决定要周文雍到广州去贴标语，去撒传单，去发动群众。周文雍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愉快地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同女战友陈铁军一起，假扮夫妻，回广州开展工作，

事情的发展正如聂荣臻所预料的那样。周文雍、陈铁军回广州不到10天，就被反动派逮捕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更加坚定了这两个年轻人的革命意志，为了共同的理想而经历的艰难斗争，发展了这两位革命同志的真挚感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向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这一感人肺腑的时代壮举。几十年来，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事迹教育了千千万万革命青年，也一直震撼着聂荣臻的心弦。

聂荣臻对周文雍和陈铁军这两位青年人是很熟悉的。广州起义时，周文雍曾经同他在一条战壕里向敌人射击。作为军委书记，聂荣臻深深为周文雍和陈铁军那种忠诚、勇敢、热忱的斗争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建立了高尚纯洁的爱情而自豪。当时登载周、陈俩人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照片和他们英勇就义的香港报纸，聂荣臻精心珍藏了10多年，作为对战友的怀念和对自己的激励。同时，聂荣臻也时时都在思考白区斗争的策略，从烈士的鲜血中，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不应该勉强派党的负责干部去冒险。

但是，李立三听不进聂荣臻的意见，省委的负责同志也没有看清这种残酷的现实，先后把富有斗争经验的我党一些重要骨干派往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由于外地的干部不会讲广东话。开展工作困难很大，张善铭、赵自选、李硕勋等同志先后被反动派逮捕杀害。听到战友牺牲的消息，聂荣臻心痛极了。

作为军委书记，聂荣臻每时每刻都在考虑发展广东的军事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黄埔军校教导营和工人赤卫队的部分队员经过花县撤退到海陆丰，是当时广东的重要军事力量。作为教导团的老团长，叶剑英曾经向聂荣臻建议，教导团是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军政素质都比较好，应该把这支部队调到赣南的井冈山地区，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军队靠拢，以便充分发挥教导团基层干部训练有素的作用。寓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聂荣臻也赞成叶剑英的看法，即使是把这支力量留在东江地区，也应该让他们去发动广大农民，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如果在反动军阀的部队云集，地形又不利的地方与敌人硬拼硬打，难免使自己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但是，聂荣臻和叶剑英的建议也没有被省委采纳。

10多年以后，当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燃成燎原之势时，聂荣臻曾经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时期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十分痛惜地说:“你们那个教导团，真是太可惜了。当时，我那块地方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来。如果教导团的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彭湃是个好同志，但他过于轻敌，以致遭受失败。”

有一天，聂荣臻应约去参加青年团的一个会议。会议在一座饭馆的楼上举行。聂荣臻因为布置训练班的工作，迟到了半小时。正当聂荣臻急急忙忙赶着上楼时，抬头看见几个青年团员被敌人押着往楼下走。聂荣臻大吃一惊，怎么办？解救这些青年？周围一定布满了军警，凭他一个人是万万不行的；转身就走，那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聂荣臻咽下一口唾沫，使自己镇静下来，硬着头皮，大大方方地往楼上走。

“他妈的，你急什么你？找死呀！”一名端着枪的敌人同聂荣臻擦肩而过，骂了一句。聂荣臻并不在意，竟直往楼上走去。敌人也没有再纠缠聂荣臻。

由于不懂军事技术和战术，使广州起义部队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到达香港以后，聂荣臻把提高大家的军事技术作为广东省军委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聂荣臻组织大家开办了上百人的军事训练班，当时在香港参加过广州起义的一些同志和从广东、广西到香港的一些积极分子，都要求参加聂荣臻举办的军事训练班。训练班的主要课程都由聂荣臻自己讲授。从苏联回国以后，聂荣臻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战争的腥风血雨使他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知识得到了新的升华。每当走进课堂，眼前就浮现出一幕幕激烈搏杀的情景，反动军阀的残杀，革命烈士的鲜血……常常使他的思绪难以自制。他给大家讲黄埔军校的理论，讲北伐战争的经验，讲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感受，还讲太平天国这场农民革命运动……

在黄埔军校任教时，聂荣臻就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身边还带着一部记叙太平天国运动的野史，战斗间隙，他就拿出来翻翻。有一次，叶剑英来找他，偶尔发现了这个“秘密”，立即把这部野史借走了。聂荣臻曾经和叶剑英交谈过，觉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最后遭致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不重视建立战略基地，今天打到这里，明天打到那里，没有一块地方是巩固的。当年朱元璋还“虎踞龙蟠”，凭借金陵这块根据地与陈友谅对抗，终于一统天下。洪秀全就没有抓住这个关节。在课堂上，聂荣臻也把这些想法讲出来，和大家交流、讨论。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导下，在莫斯科郊区的兹维尼罗德镇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但向忠发实际上没有起到党的主席的作用。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实际上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1929年，李立三命令广东省委，“五一”节要在香港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广东省委决定，香港的“五一”游行示威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担任总指挥，军委书记聂荣臻也必须到现场组织指挥。

5月1日，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分外熟悉的一个日子。一轮旭日从东面江上蒙蒙地升了起来，它那最初几道光芒的温暖同即将消逝的夜暗的清凉交流在一起，使人觉得格外甜美；细小的云片在浅蓝明净的天空里似泛起的小小白浪。香港的早晨，多么明媚清新。聂荣臻起了个大早，急匆匆地向游行示威的集合地点赶去。

前一天晚上，聂荣臻翻来覆去没有睡着，自从省委向他传达组织指挥游行的任务以后，他心里就有一个疑团。半年多来，我党在香港各地的力量虽然有了发展，但工人运动仍然处于低潮，反动势力很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公开组织大规模游行，必须慎之又慎。他受命组织指挥这次游行，心中沉甸甸的。

赶到集合地点，聂荣臻看到前来参加游行示威的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干部，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同志，几乎看不到几张普通群众的面孔。军人特有的警觉感提醒聂荣臻:这样做不行。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刚刚安定下来。广州起义幸存下来的骨干刚刚分散安置好。今天都集中到一起，公开游行，这不是给敌人一个一网打尽的机会吗？我个人的安危事小，决不能让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损失。眼前这些骨干，都是党的基本力量，是革命的种子呀!不，决不能轻易暴露这些党员干部，不能便宜了香港的帝国主义。想到这里，聂荣臻拉住邓发，迅速走进了附近一家茶楼。

聂荣臻无心喝茶，凑近邓发的耳根说：“老邓，今天的游行不能搞。你看，来参加游行的都是党员干部，公开游行，全暴露了。你是总指挥，你应该决断。”

邓发看到三三两两聚集过来的都是党在香港的骨干，群众太少，也觉得不宜公开游行。他沉思片刻，说:“我很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五一’举行大游行是中央的命令，我们不组织游行，怎么向中央交待呢？”

聂荣臻说：“老邓，你是香港的市委书记，又是组织游行的总指挥，当然应该由你向中央报告。”

“我？”邓发呷了一口茶，迟疑了好一会儿，说：“我把集合起来的人都打发回去。事后，还是你向中央报告比较合适，你说呢？荣臻。”

聂荣臻果断地说：“那好吧！只要我们做得对，谁向中央报告都可以。”

前来参加游行的人很快又疏散了，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广场上渐渐消失了。聂荣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望着不时地擦身而过的敌人的巡逻队，心中那块石头落了地。要是刚才这些骨干力量遭受损失，以后党在香港的工作还怎么进行呢?

事后，聂荣臻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李立三听说香港没有举行“五一”游行示威，气得脸色铁青。他对聂荣臻不执行他的命令十分不满，看见聂荣臻，理也不理，转身就走。

过了一会儿，向忠发来了，这个驳船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见聂荣臻就说：“李立三同志跟我说，你们取消‘五一’游行示威，是‘临阵脱逃’。”

“临阵脱逃?”聂荣臻微微一笑。“好大一顶帽子！两军作战，还有进攻有防御，有追击有退却。香港的敌人那么疯狂，把党员干部都集中起来公开游行？难道你们看不到敌人手里还有枪？香港的党组织有可能全军覆没吗？！

有轨电车上，聂荣臻与叛徒大眼瞪小眼。

1928年4月，聂荣臻与张瑞华同志在香港结婚。那时候，聂荣臻的公开身份是记者，这只是一块掩护身份的空牌子，没有实际收入，平时吃饭、穿衣、零用，全靠省委发给的每月二十几元钱。整个夏天，他只有一件白衬衫，白天穿，晚上洗，更不用说置办家当了。因此，婚礼也十分俭朴。结婚第二天，聂荣臻就到省委去了。

当时，香港只有一路有轨电车。来来往往，早早晚晚，少不了要挤电车。这一天，聂荣臻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提着一个讲义夹，刚挤上有轨电车，双脚未站稳，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

这是一个不十分起眼的人，矮矮的身材，瘦削的脸庞上有几颗麻子，头发蓬松着，有些发红，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好像要从别人身上多看出点什么，两边腮帮子上满是皱纹，那难看的脸色让人觉得他得了一种疾病，一种不治之症。然而，他右边脑门上那个伤疤，那一条想用头发盖一下却没有完全盖住的长长的伤疤，立刻使聂荣臻翻起一股恶心，满腔怒火直往脑门子上窜，心里骂了一句:叛徒。呸!真可耻。

叛徒这种人，现在的青年大概只能在电视剧里，在电影里偶尔一见。然而，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方开展革命工作，最可恨的就是叛徒。这种人像一条恶狗，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利益，为了得到主子的一点点恩惠，不惜摇起尾巴，把自己知道的那一点点秘密全盘托出，以出卖同志，出卖党的利益，来换取一时的安乐。在白色恐怖中，叛徒比特务更难对付。特务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聂荣臻同特务擦肩而过，特务也不知道聂荣臻就是大名鼎鼎的广东省军委书记。而叛徒却凭着那点“老本”，带着一群特务到赴抓人。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就是因为叛徒出卖而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了。聂荣臻清楚地记得，10天前省委通报的叛变自首人员中，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眼前这个人。

这个叛徒也一眼认出了聂荣臻，他移了移身子，皮笑肉不笑地同聂荣臻打招呼。看样子他是想靠近聂荣臻。车上太挤，他刚移动脚步，忽然听到一声尖叫：“啊哟，我的脚，好痛呀！你这个人怎么不长眼？”那女士嘴一歪，喋喋不休地骂了起来。

“噢，对不起!对不起!”矮个子明知自己没有睬着她的“金莲”，心里有鬼，就连声赔不是。突然，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狠狠地向他推来，几乎把他捏扁了，随即是一声怒吼，“把她的鞋子擦干净，快擦!”

这当儿，聂荣臻纵身一跃，跳下车去。当时，香港有轨电车是不关门的，站在车门口，随时可以跳车。刚到香港时，一位同志半真半假地对聂荣臻说:“聂书记，你到香港来工作，就得学会跳车呀!”聂荣臻当时不信，但有意无意也跳过几次，没有想到今天靠这一跳，还摆脱了一名叛徒。

周恩来深夜来电，询问陈伯达被捕的秘密。

聂荣臻自问:奇怪，谁在窃听?

公元1967年。北京的11月已是深秋了。

西山，秋风每天都在摇落一片片红叶。月前那片火一般的红叶已经没有多少了。无情的秋风剥下了黄栌树美丽的衣裳，渐渐地，它们变得枯秃了，阴郁了。天空是发灰的，云彩也失去了形状，有深有浅，混沌沌的。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老帅坐在一个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八角亭里，眺望远方那片残落的红叶，沉默了好一会儿。

2月份那次中央军委会议和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和叶剑英这两位老帅同陈毅、李先念、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批评以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中央“文革”一伙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致使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两位老帅实际上也被停止工作了。但是，革命的信念，战友的深情，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把两位老帅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经常坐到一起，有时是彻夜深谈，有时是久久的沉默。

收音机里一阵喧闹。江青一伙人正在宣扬天津的一个什么地方。叶剑英把收音机关了，有意无意地问:“聂老总，那一年，你和瑞华离开香港以后，就一直在天津？”

聂荣臻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微微点头，仿佛自己又置身于3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他慢悠悠地说：“我们在天津倒是没有什么麻烦，但是，在唐山、在北平，真还有不少故事呢!”

天津、唐山一带，30年代初期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阎锡山当时对共产党还不很熟悉，特务活动虽然不像蒋介石统治的地方那么猖狂，但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作，困难是很多的。4月份，聂荣臻到唐山，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布置“五一”罢工。

白天，当聂荣臻以记者的身份出去“采访”时，唐山街上冷冷清清的，找个工人了解点情况都困难。下班以后，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工人。为了尽快开展工作，聂荣臻穿上一身工人服装，把手和脸部抹黑了，像一名普通矿工，他和工人们走在一起，聚在一起。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聂荣臻常常和单身工人住在一起。

有一天，聂荣臻和一个工厂的工人商谈了一晚上，天快放光了，他才急匆匆地赶到一个工人的宿舍，一头倒在炕上，呼噜呼噜睡着了。这位工人担心聂荣臻冷，在土炕里加了很多煤，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自己赶去上班了。

睡梦中，聂荣臻渐渐觉得头痛起来。煤气，像一个魔鬼，不声不响地向他袭来。聂荣臻昏昏沉沉，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滚下炕、怎样打开门的。门口透进来一阵风，聂荣臻才渐渐清醒过来。太阳当空，聂荣臻埋怨自己睡得太死。

没有几天，聂荣臻就和工人们混熟了。和聂荣臻这位“记者”在一起，工人们什么话都说。有一天，聂荣臻正和一群工人在食堂里买饭，一个年轻工人突然把聂荣臻拉到一边，低声说：“聂同志，敌人发现你了，快躲躲吧！”

聂荣臻正疑惑，那工人的话更急了：“准没有错，聂同志，有位朋友一再叮嘱，要你先躲一躲。”

聂荣臻离开唐山，又赶到北平去布置“五一”撒传单的事。

聂荣臻到北平的当天，就去找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把自己写的一份稿子交给胡锡奎，请他想办法油印，准备在“五一”时散发。

第三天，聂荣臻按计划去取传单，才知道胡锡奎被敌人打伤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只胳膊还用白带挂在胸前。胡锡奎一声苦笑，说：“老聂呀，我带着你写的这份东西进了公安局。你猜怎么着?敌人连看都不看呢！”

原来，胡锡奎高度近视。那天黄昏，他去找印刷地点时敲错了门，被别人误认为是小偷，抓到公安局里了。警察也把他看作小偷，用棍棒和拳脚代替了搜身和审讯，关了一天就把他放了。

聂荣臻同胡锡奎开玩笑说:“老胡，你真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干脆，你就叫‘胡地涂’吧！”

……想到这里，聂荣臻忽然对叶剑英说：“我到天津的时候，听说彭真同志被捕了，监狱里生活很困难，我们还设法为他搞了一些钱。”

叶帅说：“那一段，彭真同志吃了不少苦。”

聂荣臻说：“在晋察冀根据地，我同彭真聊天，俩人还说到……”

这两位老帅没有想到，他们之间的这一次聚谈，竟然使中央“文革”的头面人物陈伯达心惊肉跳起来。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97名中央委员除10人逝世外，能够到会的只有40人，不足半数，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革委会负责人，却多达74人，同样有表决权，聂荣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组讨论时，聂荣臻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编在一个组，俩人见面，聂荣臻没有多少话说，陈伯达却显得异常活跃。他伙同康生、江青等人借口讨论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问题，又一次围攻聂荣臻、叶剑英、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人，受围攻最多的是聂荣臻和叶剑英这两位老帅。聂荣臻已经习惯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对陈伯达的围攻不以为然。

一天深夜，聂荣臻看了数十页《太平天国》，刚想躺下，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是周恩来总理那熟悉的声音。

“聂老总，我是恩来。打扰你了。”

“总理!”

“聂老总，“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来找我，说你和叶帅抓他的辫子，要整他。聂老总，我想听听事情的经过，也好堵他那张嘴。”

聂荣臻的心“突”地一跳，整人，这位老帅风风雨雨几十年，从来没有想到整人，更不用说联合叶帅整人了。他刚想对总理说，忽然，聂荣臻想起来了，那天在八角亭上，他和叶帅说到胡锡奎是“胡地涂”。他还把“胡地涂”的故事同彭真讲过。彭真曾经说：白色恐怖中，“胡地涂”不止他一个，陈伯达也是个胡地涂。当年，陈伯达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被反动派抓起来了。陈伯达曾经在福建军阀张贞那里做过事。张贞看在陈伯达是福建同乡的面子上，花点钱把他保出监狱。谁知陈伯达出狱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又糊里糊涂地回到了监狱。叶剑英听了这段故事，只觉得可笑，并没有说什么，更不是为了抓陈伯达的辫子。当时在场的只有他和叶帅两个人，陈伯达怎么知道？！想到这里，聂荣臻把他和叶帅叙谈的情况向周总理说了。

周恩来听了，轻轻笑了一声，说：“聂老总，你放心休息吧!要保重身体呀!”

原来，陈伯达心中有鬼。他那一次被捕，并不糊涂，为了保一条命，免受皮肉之苦，他向敌人自首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一手遮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特别惧怕这一段历史罪证被揭开，明里暗里四处活动，到处整人。他还特地窜到天津、北京，查找与他这段历史有关的材料，有的同志因此被他逼死。

“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声威赫赫的陈伯达对聂荣臻和叶剑英老帅也无可奈何。但是，聂荣臻心头还有一个疑团:那天，他和叶帅两人聊天，陈伯达怎么知道?而且还知道得那么具体、那么真实?

上海:中央特科要员被敌人盯梢；镇江:聂荣臻在

澡堂里泡了整整一夜。暴动不成，“兵运”成功了。

1930年5月，聂荣臻来到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在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特科是党中央直属的一个重要单位，当时由向忠发、周恩来直接分管，顾顺章负责具体工作。特科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员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人的种种内幕，以便保卫党中央和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志的安全；有条件时，营救被捕的同志，镇压叛徒、特务。这是一项极秘密而又极重要的工作。

顾顺章这个人会一点小手艺，耍魔术。他曾经在上海开过一家魔术店。他加入共产党，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就渐渐趾高气扬起来，甚至把党的纪律、白区工作的纪律也丢到脑后了。他负责中央特科以后，以开展特科工作为借□，在上海滩吃喝嫖赌，抽大烟，什么肮脏的事情他都干。周恩来等人曾经劝导过他，顾顺章依旧我行我素，毫不收敛。党中央调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也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这个重要部门。

聂荣臻见到顾顺章时，顾顺章嘴上叼着一根烟，心想:让聂荣臻到特科?这不是对着我来的吗?脸上却显得特别热情，又倒茶又递烟，笑眯眯地说：“荣臻同志，我早就知道你了。你出过国，留过洋，军事上很有一套。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干得很漂亮嘛!在香港也干得很漂亮嘛!你来上海，特科算是有个得力的人了。”

听了这番话，聂荣臻觉得很不舒服。

顾顺章跷起二郎腿，接着说:“这段时间，特科的主要工作是……”顾顺章有意把当时上海很困难很危险的几件工作一一摆到聂荣臻面前，想给聂荣臻一个下马威。

聂荣臻却不计较。对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白色恐怖下的世界，尽管人地生疏，聂荣臻却没有丝毫的怯懦感。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使他很快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项特殊的工作之中。每天早晨，不等天放光，聂荣臻就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吃几口咸菜，献出去工作了。午夜时分，他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宿舍，有时候，往往通宵达旦地开会，追捕叛徒，天一亮就接着干。天天如此，夜夜如此。

高度负责的奔波，很快使特科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我党获得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情报资料。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的驻军、军舰和吴淞炮台的情况，侦探机关的情况；国民党驻上海的军警和特务机关的情况；上海各租界的街道结构、建筑楼层；上海各大商号、米店的情况，聂荣臻等人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为了进一步摸清敌人的底细，聂荣臻还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打进敌人的要害部门。这项工作的成绩很大。有一个时期，我党对敌人的内幕了如指掌。蒋介石要调动军队的情报，往往是蒋的部属还没有接到命令，我党就已经知道了。当党内个别不坚定分子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向敌人屈膝投降，叛变告密时，往往是敌人尚未采取行动，我们就已经知道哪个机关已经暴露，哪位同志可能有危险，于是就立即采取措施，及时转移。敌人几次扑空，就开始怀疑叛徒提供的情报了。

有一次，为了查清外国兵营的人数，中央特科还派人在兵营门口设滩，每天暗暗查看兵营里进出的人员和物资。推算出兵营里的驻军人数。为了了解监狱里被关押人员的情况，他们还爬上监狱附近的教堂顶端，绘制一栋栋牢房的草图，推算被关押的人数。特科人员还千方百计摸清上海金融市场、粮食市场的经济情报，以便在暴动时及时采取对策。

然而，特科工作确实是很危险的，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线索，跟踪特科人员。有一次，聂荣臻去找一位同志传递材料，途中突然发现有叛徒盯梢。聂荣臻大吃一惊。当时，聂荣臻身上携带了3份重要文件，转移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些文件一旦落到敌人手里，损失就大了。这么一想，聂荣臻加快脚步，往人群里挤去。

几分钟后，聂荣臻随着人流挤进了一家大百货公司。聂荣臻买了一顶帽子，冷不丁地戴到头上，忽地一闪身，进了电梯。电梯门刚刚合上，那个盯梢的叛徒的半张脸也出现在电梯口。

聂荣臻上了两层楼，急忙又坐电梯下到底层。这家百货公司的人太挤了，聂荣臻三转两转，好不容易把盯梢的叛徒甩掉了。

这一天，聂荣臻没有再去接头地点。他摸了摸胸口的那几份文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

然而，中央特科内部发生了一场“七级地震”。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了。这个消息是安插在国民党南京特务机关的钱壮飞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特地回上海向中央报告的。

那一年3月，中央委派顾顺章到鄂豫皖，为张国焘、陈昌浩的工作布置行动路线。顾顺章返回武昌时，不顾自己的特殊身份，竟然登台耍魔术。众目睽睽之下，他被特务发现，连脱身的机会都没有。

顾顺章曾经是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中央特科工作。这个人对中央领导和机关的各种情况都知道得十分清楚。那一段时间，由于有关中央领导经常到他家碰头，他的家属，亲戚甚至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这个人叛变，使党在上海的工作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聂荣臻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立刻去找周恩来。谁知周恩来外出未归。聂荣臻心急如焚，等候片刻，就对邓颖超说:“大姐，必须尽快找到恩来，他太危险了。顾顺章叛变了，你们也得赶快搬家。”

邓颖超一听说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知道情况非常严重，顾不得自身安危，急急忙忙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三条措施:切断与顾顺章有联系的任何关系；中央办事机构全部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立即搬家转移；立即组织人员搜查顾顺章的家，收缴一切机密文件和有关档案材料。

那几天，聂荣臻紧张极了。敌人在上海动手之前，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使聂荣臻感到惊讶的是，在顾顺章家里，他们查获了一封顾顺章写给蒋介石的信。信未发出，人已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真可耻。”聂荣臻心里骂了一句。

但是，顾顺章在南京急于向反动派献“功”。一年前，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不幸被捕，由于改姓化名，敌人没有认出来。顾顺章到南京监狱，指认了恽代英。第二天，恽代英就被杀害了。

顾顺章到上海后，本想大显身手，带着特务几乎搜遍了我党在上海的机关，只有汽车行这个他不知道的军委联络点没有被搜查。但是，由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采取了紧急措施，敌人一无所获。顾顺章万般无奈，又亲自训练特务来对付共产党。然而，叛徒的苦心没有讨得主子的欢心，这个可耻的叛徒还是被敌人杀掉了。

1930年5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为了夺取这场战争的主动权，蒋、冯、阎各方都全力以赴，前方交战的兵力达100多万，后方暂时显得空虚了，军阀混战的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又恶性发震起来。李立三从军阀混战的表像中不切实际地夸大了当时出现的有利形势，夸大了革命力量，认为夺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远了。

5月15日，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发表厂《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的文章。20多天以后，李立三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为内容的长篇报告，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到了我们前面来。”李立三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上海和武汉是最有可能爆发革命高潮的地方。

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不在上海，向忠发、关向应正在生病，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这个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强调当时革命正急剧发展，党要特别注意在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在这个决议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指定了在各个中心城市举行总起义的计划，命令幼小的红军向敌人势力十分强大的大中城市发动进攻，要打长沙、打南昌、打武汉，革命军队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聂荣臻认为，这个决议没有考虑到党要在白区积蓄力量，隐蔽待机的必要性，而是幼稚地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具备了取得胜利的条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发动总暴动，去形成所谓的“革命高潮的中心”，这是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的，简直是白日做梦，不可思议。但是，作为一名党员，聂荣臻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7月，当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刘伯承和聂荣臻分别到武汉和镇江去策划起义，成功后再攻打南京、长沙、南昌时，聂荣臻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临走之前，聂荣臻问李立三：“我去镇江组织起义，主要依靠哪些力量？”

李立三不耐烦地说:“噢，镇江那边形势不错。医院里有一批伤兵，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另外嘛，听说还有一股土匪，也是可以争取的。”

聂荣臻听了，感到有些茫然。武装起义，绝非儿戏，仅仅依靠一批伤兵和土匪，没有一支骨于力量怎么行?南昌起义的基础那么好，结果还是失败了。想到这里，聂荣臻又问:“镇江那边的群众基础怎么样？”

“当然不错。”李立三说。“噢，对了。荣臻同志，你走的时候带两名懂无线电的同志一起走。起义成功以后，赶快用无线电与中央联络。”

聂荣臻与伍云甫、涂作潮三个人来到镇江，分别住在两个旅馆里。当天，聂荣臻就按预定联络办法去找镇江县委书记。谁知扑了一个空。这位县委书记外出数天了。聂荣臻第一次到镇江，人生地不熟，这次又肩负着组织起义的重任，军事家的才华驱使他尽快了解镇江的地形情况。聂荣臻走进一家书店，买了一张镇江地图，根据地图上的提示，把镇江的几个重要地段部跑了跑。

傍晚时分，聂荣臻才回到旅馆。刚上楼，忽然看见楼道上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倚靠着。聂荣臻立刻警觉起来。他住房的门已经被打开了，房间里传出一阵阵“嗵嗵”的响声，像是有人在翻东西。聂荣臻预感到这个住宿点出问题了，他在楼道上转了一圈，匆匆离开了。

从旅馆里出来，天已经黑了。夜色像阴霾一般迫近起来，浓重起来，黑暗仿佛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来，甚至从高处流下来。聂荣臻想找一个比较偏僻的安静地方，可是，到哪里去呢?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玻璃窗内的灯眨了眨眼，熄了。只有几处街灯，像萤火虫似的，发出微弱的光。四下黑静静的。聂荣臻感到一个人老是在街上转来转去，是有危险的，怎么办呢？忽然，他看见前面一个澡塘里的灯光。他想起来了，一位朋友曾经告诉他，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今夜，只好用洗澡来消磨时间了。

不知不觉，聂荣臻已经走到澡堂门口。他买了一张票，进澡塘躺了两个钟头。老板来查问了。聂荣臻只得再找一个澡塘。挨到天亮时，聂荣臻来回换了三个澡堂，整整洗了一夜的澡。

清晨，镇江下雨了，并不是倾盆大雨，不是像瀑布似的从天上倒下来，让呼吸急促的行人要抱住肚子跑到大房子底下躲起来的雨，而是一种使人无从辨别点滴的极细的雨，一种同时沾湿行人的精神和衣服的雨。聂荣臻觉得身上凉凉的，又摸不清镇江的敌情，就雇了一辆人力车，放下帘子，到火车站坐火车返回上海。

到上海一了解，才知道与他同去的伍云甫等俩人还在镇江。聂荣臻连水也没有喝一□，就急匆匆返回镇江。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使他十分挂念战友的安全。坐在火车上，聂荣臻心急如焚。

在镇江车站，聂荣臻买了一张报纸，第一眼就看到了镇江县委机关被敌人破获，县委书记被捕的消息。聂荣臻心头顿时燃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顾不得多想，就急忙去找伍云甫他们。正巧，伍云甫和涂作潮俩人正在旅馆里等聂荣臻，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也不知道镇江县委机关已经被敌人破获。若不是聂荣臻再次赶去，也有可能落到敌人手里。

面对敌人的大肆搜捕，聂荣臻感到在镇江根本没有发动起义的可能，就同伍云甫和涂作潮一起返回上海了。当聂荣臻把两次赴镇江的情况告诉李立三时，李立三十分恼火，不相信镇江的革命形势如此糟。李立三还特意派入到镇江了解，得到镇江县委机关确实被敌人破获，镇江县委书记已被捕时，才无话可说。

与聂荣臻同时受命，到武汉组织武装起义的刘伯承和刘云也遇到了琳烦。当时，被李立三当作暴动“热点”的武汉三镇驻扎着数万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面停泊着十几艘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而共产党员只有200余人，赤色工会会员也只有150多人。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当时，长江局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其附近省份的党务和军事工作。刘伯承和刘云到达武汉后，当夜就出席了长江局主席团会议。会上，刘伯承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对发动武汉暴动表示持重。对伯承认为，在当时的敌我形势下，我们党应该逐步积聚革命力量，培训军事干部，发展工农运动，在时机成熟时再夺取革命胜利。同时，刘伯承还向长江局的同志介绍了上海军事翻译工作的进展情况。

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由于叛徒的出卖，汉口、汉阳、武昌三个区委机关都遭到敌人的搜捕，许多同志被捕入狱。刘伯承到武汉没有多久，陪同他的刘云也被敌人杀害了。刘云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后来到莫斯科学习航空专业，回国后第一批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军事干部。刘云被害，使刘伯承感到十分痛心。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劝说长江局有关负责同志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实施武汉暴动的计划，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将长江局的部分人员撤回。刘伯承也乘轮船东下，返回上海。

1930年8月，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先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轮船，于20日回到上海。26日，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他们两人都不同意李立三对中国形势的判断，看到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对李立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于自己提出的武装计划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长沙得而复失，使李立三逐渐开始承认错误。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在上海临时租用麦特赫斯脱路的一所洋房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聂荣臻作为中央特科的一名负责人，列席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许多人批评了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聂荣臻看到，周恩来是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是，周恩来很谦虚，开大会时，周恩来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瞿秋白去主持会议，去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六届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周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念的谦让精神，聂荣臻十分钦佩。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李立三离开党中央，到莫斯科去了。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全国准备响应暴动的计划也取消了。中央苏区却不断传来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消息。聂荣臻和刘伯承常常彻夜长谈，两位军事家都认识到，从当时中国的形势看，不能搞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冒险主义，而应该走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路子，占领一块根据地，用游击战争与反动军队周旋。他们十分钦佩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在15天里横扫敌军700里，取得了重大胜利。

聂荣臻同刘伯承这位四川老乡很谈得来。刘伯承从苏联秘密回到上海，还是聂荣臻到码头上去接的。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正在组织从苏联归国的同志进行军事翻译工作，把苏联的条令、条例翻译成中文，为军委举办的训练班和各地的武装斗争提供教材。

当时，刘伯承居住在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化名“林直木”，公开的职业是教书先生，实际上整天埋头翻译、参加翻译的人不多，却十分精悍。像傅钟，早年曾经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对军队政治工作很有研究。朱瑞也是3年前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又转到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是该校的高材生。在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同叶剑英、李卓然一起，也常常到刘伯承这里讨论翻译稿。

聂荣臻对军事翻译工作也很有兴趣，特科的工作稍有空闲，聂荣臻就来找刘伯承，替刘伯承看稿子，介绍上海的斗争形势。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同志也常常化装成阔小姐、阔太太，为刘伯承传递军事书报和情报。聂荣臻还通过特科的各种关系，千方百计为刘伯承弄到了一部《俄汉词典》。周恩来对他们合作进行的翻译工作常常给予鼓励。

当时，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地区的工农红军正在同优势敌人开展反“围剿”斗争。聂荣臻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作战会很有帮助。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两本书终于翻译出来了，并且很快送到了根据地，这就是我军的第一本条令和条例。

在上海，聂荣臻还承担了军事干部训练班的教学任务和“兵运”工作。

早在1929年，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交叉后侧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里，开办了一个军事干部训练班。受训学员由中央苏区和白区的地方军委选送，每期30多人，在上海受训三个月左右。聂荣臻到中央特科不久，就被周恩来抓了“公差”，周恩来一定要聂荣臻这位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教官为军事干部训练班讲几课。当时，聂荣臻十分忙，但对讲军事课从不马虎。

有一次，聂荣臻讲完课，在离开军事干部训练班的途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他通过中央特科的线索一了解，知道敌人已经开始注意爱文义路那幢三层楼的房子了。聂荣臻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使中央能及时把军事干部训练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事后，周恩来风趣地说：“那时候，多亏有中央特科的聂荣臻同志来讲课。”

“兵运”，实际上就是通过内线策动敌人的部队起义。这是一项风险大作用也大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出身贫苦，在反动军队里也是受压迫。他们向往革命，不愿为反动派卖命。在军委时，聂荣臻通过各种途径，先后与西北军爱国将领吉鸿昌、程潜的部将李明灏等人接触，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著名的“宁都起义”就是在那种背景下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士兵暴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该军第73旅旅长董振堂和军参谋长赵博生，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接受过革命的影响。1931年3月，这支部队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但广大官兵极不愿意进攻苏区，屠杀工农群众。“九一八”事变后，董振堂、赵博生等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上日益倾向革命，要求调回北方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聂荣臻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建议军委对这支部队进行政治宣传，并通过朱瑞在这支部队中秘密发展党的组织。起义前，已经发展了20多名党员，并控制了一些机要部门，军参谋长赵博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逮捕了数十名反动军官，通电全国，号召国民党军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

当时，聂荣臻正日夜兼程，从上海赶往江西。到达长汀时，正赶上新年，偶然遇到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欧阳钦。当欧阳钦说到宁都起义成功的消息时，聂荣臻感到异常兴奋，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内部一次有重要影响的分化，也是军委“兵运”工作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