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正气浩然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

““文革””刚开始，他就主持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文件，提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要批判的是少数右派。科研部门搞运动要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打人、侮辱人。这样一个文件自然不合“中央“文革””的口味，被否决了。

7月30日，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串通国家科委的造反派，突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点名批评一些科研单位的领导人。聂荣臻事前对开会的意图一无所知，非常反感，在会上他一言未发，气愤地提前退出会场。

8月，原总政治部请示：地方院校正在撤销工作组，军队院校怎么办？聂荣臻答复说，军队院校不能乱，仍应派工作组。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发生少数学生殴打工人事件，对打人的学生应予法律制裁。

9月，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发言，表示赞成萧华的意见，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外出串连，也不准地方学生到部队串连。全国大串连开始后，他深感不安，找到叶剑英议论此事，他说：

“学生去工厂、农村到处点火，把生产全搞乱了。尤其是国防工厂，保密性很强，根本不应该让学生们去。”

两人越议论越生气，对“中央“文革””深表不满。

10月初北京航空学院少数学生开始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扬言要清算国防科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荣臻意识到这是“中央“文革””在支持学生闹事。

1967年1月下旬，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议，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对萧华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绝密、机密文件被抢；江青、陈伯达等人诬蔑解放军等表示强烈不满。叶剑英还为此发了火，拍了桌子。未等会议开完，聂荣臻与叶剑英一起气愤地站起来，拂袖而去，退出了会场。徐向前也很激动，指责江青、陈伯达如此对待解放军究竟想干什么，也拍了桌子？！

不久以后，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陈毅一起，草拟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规定全军指战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任意抄家、体罚，不准武斗，不准外出串连，战备和保密系统不准任何人冲击和去串连等。这一“命令”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了全军。

1967年2月初开始，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在一次碰头会上，聂荣臻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后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有一次，康生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

叶剑英听后感到奇怪，他对聂荣臻说：“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

聂荣臻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去了。”

以后聂荣臻向毛主席、林彪等写信对此作了澄清。

林彪、江青一伙看到与所谓“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虽然都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而且还有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告状，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毛泽东却始终没有表示这些老干部可以打倒。这些老同志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老同志发起一场总攻击。

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然后他们一起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硬是把聂荣臻等这些老同志往“反党集团”的纲上拉。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一个小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同聂荣臻共过事的老部下。这种安排，用心既明显又恶毒，一方面可以挑拨聂荣臻同这些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分量，使不明真相的人相信，老部下揭发的材料当然可靠。实际上简报中除他们塞进许多私货外，大家并未揭发出什么东西。

陈伯达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追问聂荣臻，为什么背后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出来”的历史，摆出了要报一箭之仇的架势。陈伯达是福建人，又心里有鬼，说话别人听不懂，聂荣臻根本没理他的茬。

还是在蒙受“二月逆流”不白之冤，遭受迫害之际，聂荣臻仍然关心着部队的事情。1967年2月25日，他与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一起接见北京军区军以上领导干部。他说：

“目前军队仍要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作用，帮助地方抓好农业，把这块老根据地建设好，无论什么地方，生产不能停。”

3月，聂荣臻明确地对北京卫戍区的领导说：“在军管时，国防工厂、科研单位不准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这些单位领导人的工作。”他还在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提出要求：“各总部、各大军区必须尽快恢复工作，几百万解放军需要加强领导，“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在，可以告一段落了。”

5月，在军事科学院干部大会上，他讲话指出：“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夜以继日地处理许多大事急事。……有些人想打倒他是错误的。”

6月19日，聂荣臻在罗布泊第二十一基地主持氢弹试验以后返回北京，在机场上，基地的““文革””两派头头纠缠住他，让他表态哪一派是革命的，哪一派是反革命的。

聂荣臻对他们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要实现‘聚变’，把基地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11月，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军管组说：“二机部的工厂要立即下令搞正面教育，尽快解放干部，促进两派大联合。为此，要把各厂群众组织的头头都调来北京办学习班，不准他们插手工厂的事。”

1968年1月，他在对中国科学院军管组成员讲话时，又一次指示尽快实现大联合，他说：“在春节前要尽快促进大联合，以便尽快恢复科研工作，要尽快解放专家，我从不检讨所谓‘专家路线’，无产阶级需要大批自己的科学家，支持专家有什么不对。”

1968年3月24日，中央召开了干部大会，聂荣臻因病未出席。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党内外一切职务，在会上林彪说：“杨、余、傅阴谋篡权，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杨成武把不是华北的人，都搞掉。还要把跟他地位差不多的人，都要打倒。”林彪还别有用心地说了一通晋察冀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康生则无中生有地说：“杨成武有‘黑后台’，要把‘黑后台’揪出来。”这次会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聂荣臻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一起成为重点冲击对象。这时，聂荣臻实际上已无法工作。当聂荣臻知道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4月1日起，该发给聂荣臻的文件、电报都停发了，他对秘书坦然地说：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4月6日聂荣臻气愤地打电话质问叶群说：“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含糊其辞说：“并没有点名嘛，现在社会上正在炮轰，将来轰倒谁就是谁。”

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如实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4月10日，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说：“毛泽东主席在你写的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听了这个批示，聂荣臻心中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

过了不久，聂荣臻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1个就是我，第2个才轮到你。”

4月1日，聂荣臻驱车毛家湾，当面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林彪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

意思是杨成武不大听话了。

聂荣臻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当时，聂荣臻已识破林彪的阴谋，是在借题搞掉杨成武，安插他的亲信，充任总参谋长。

“杨、余、傅事件”以后，江青在各种会议上说，“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并且直接诬蔑聂荣臻是“从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在向下传达时，林彪、江青一伙编造了一套谎言，硬把老同志们说成是“反党集团”。当时谭震林已被他们整倒，其余6个人分成两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是中间的联络员。

不久，聂荣臻得了肺炎，发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天，叶剑英到医院来看望他，但林彪、江青一伙安插的人不让两人见面。后来叶剑英打电话给张瑞华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当时刘伯承也在医院，他见到聂荣臻时说：

“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听到老战友这 些告慰的话，使聂荣臻深感鼓励和安慰。

所谓“第一个号令”发布后，中央随之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帅们都“疏散”到外地，而且在离开会场后，马上就离开北京。聂荣臻被通知“疏散”到郑州，陈毅到石家庄，徐向前到开封，刘伯承到汉口，叶剑英到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到广东从化。聂荣臻表示，既然是战备，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他又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熟悉，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最后，聂荣臻被“疏散”到了邯郸。

这次“疏散”有个特点，都在京广铁路沿线上。而且严格规定老帅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也不准回北京，还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实际上等于软禁。

聂荣臻所在的邯郸是个中等城市，他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聂荣臻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邯郸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对老首长客气得多，所以环境并不是那么严峻。1970年2月份，聂荣臻得了一种皮肤病，痒得难以入睡，从北京搞了些药也不见效，无奈之下，他只好将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接到报告很快通知聂荣臻回北京治疗。

“五一节”这天，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聂荣臻，问道：“身体情况怎么样？”

聂荣臻回答说：“今年2月得了种皮肤病，痒得很，影响睡眠，休息不好。”

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罪恶勾当，不但深感忧虑，而且尽其所能地进行斗争。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自取灭亡，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以后，江青一伙继续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不知干了多少坏事，真是罄竹难书。

…………

在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聂荣臻深深地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1976年9月21日，杨成武来到聂荣臻家里，谈了“四人帮”疯狂活动的情况和军队面临的严峻形势。

聂荣臻向杨成武说：“你马上到剑英同志那里去，转告他，‘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让叶帅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事关重大，杨成武当即就去了叶剑英的家里，把聂荣臻的意思讲了一遍。

杨成武回来后，对聂荣臻说：“叶帅想的和你想的完全一样，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叶帅还说，他马上去找有关同志商量，争取尽早行动。并且立刻搬家，防止意外。”

10月5日，杨成武又来到聂荣臻的家里，说：“叶帅让我转告你，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让你放心。”

果然，第2天，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集团。从此““文革””十年动乱时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