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中国“两弹”之父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邀请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学专家李四光到他的办公室，仔细询问了中国原子核科学研究的现状、人员、设备等，还询问了中国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除刘少奇、朱德外，出席的有：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聂荣臻等，在会上，又邀请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刘杰，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专请钱三强解释了原子弹的原理。他讲得既详细又通俗。毛泽东坐在钱三强的对面。

钱三强讲完原理，李四光让一位操作人员给大家演示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的情况，探测器在铀矿石旁发出“嘎嘎”的响声。聂荣臻和所有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演示完毕，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站起来说：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再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举着手中的酒杯说：“好，那我们就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从这一天起，一个伟大而又秘密的历程开始了。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3人小组负责领导。

决心离开现实，毕竟还有一段距离。解放初期，中国只有两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一个是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设立的原子核物理研究室，另一个是北平镭学研究所。设备少得可怜，研究员人员虽说有10几位，但他们如同医生没有手术刀一样，根本无法开展研究工作。

然而，我们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祖国，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海外的赤子。一些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去西欧北美留学的中国优秀青年，有的早已成为当代闻名于世的科学家，他们都从事过卓有成效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钱三强夫妇、杨承宗、张文裕、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赵忠尧都先后回国。后来，理论化学家郭挺章、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金星南、实验物理学家萧键等，也都先后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在这一时期，聂荣臻可以说实现了一次“战役性的集合”。他对大家说：“有了这一批优秀科学家，我们就可以向世界原子能科学高峰攀登了。”

在火箭方面，聂荣臻同样组织着这样一个“集合”。早在1955年10月8日这一天，一位特殊的人物偕同他的妻子，乘美国“克得夫兰总统号”轮船，穿过茫茫的太平洋，踏上了中国大陆，他就是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创造者之一的钱学森。

钱学森回国后，1956年2月，向国务院提出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聂荣臻一字一句，详详细细地看了一遍，他对身边的人说：“很好！钱学森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描绘了一个实施蓝图。”

8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聂荣臻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组建导弹研究制造机构，并委托聂荣臻负责。

过了几天，聂荣臻向中央建议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导弹、电子学的研制工作。

4月13日，他被任命为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

这个春天，似乎格外明媚，聂荣臻成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位领导研制导弹、原子弹事业的负责人，欣喜和压力交织在一起，冲击着他的心灵，使他激动不已。他日夜不停地思考着两弹研制工作的步伐，这步伐充满了紧迫感。他在“航委”成立后第1次会议上指出：根据我国情况，应集中力量先搞导弹，导弹和飞机协调发展。虽然我国技术力量和基础薄弱，困难很大，但必须主要靠自己，同时请苏联给予帮助。技术力量先靠各方面支持，又必须想各种办法着手培养。

5月10日，聂荣臻向中央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成立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部）和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一建议，很快获得军委批准。

聂荣臻一方面进行机构建设，另一方面亲自为研制机构找房子，以提供进行导弹研究、设计、试制、生产、试验的场所和办公、住宿的地方。为此，他特意请安东找华北军区的领导人，进行商量，请他们支援。结果答应将地处北京西郊黄代子坟的军区疗养院几所平房给了导弹研究院作为院址。这里位置荒凉、条件极差，但总算有了一个“窝”。当时火箭发动机专家任新民和空气动力专家庄逢甘在京开会，会后聂荣臻就没让他们回去，他们也被这宏伟的事业所吸引，到黄代子坟以后，找来两块铺板一搭就睡在未来航天城的地基上了。

继他们之后，又有屠守锷、蔡金涛、梁守槃、黄伟禄、吴朔平、姚桐斌等科学家来到这里。有了这些骨干科学家，聂荣臻想：在他们指导下，研制工作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但真正开展研制工作，还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导弹是这样，原子弹也是这样。在组建机构过程中，他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1956年6月，聂荣臻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说明开展国防科研迫切需要人才，请大家支持。结果与会的领导同志一致表示：要谁给谁。会后共商调了380多名中高级科技人员。周恩来在面临科技人才奇缺的情况下，破例规定：只要是导弹研究机构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可以指名抽调。

在组织科技队伍过程中，聂荣臻还抓了高等院校培养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两个环节，还让五院自办技校。这样，从高、中、初级这3个层次上，逐步满足了科研工作的需要。

1956年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一天，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紧握着聂荣臻的手说：

“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聂荣臻说：“你看，我不是完全恢复了！”

两人用浓厚的四川话谈着。

邓小平说：“‘八大’刚刚开完，中央正在研究决定一些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具体到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3个方案，由你自己选择。一是中央已决定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原来由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负责；二是重新当北京市长；三是仍然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

聂荣臻听后干脆地回答：“市长我不愿当，对科学技术工作倒是很感兴趣。我的选择，你一定会理解的，当年你我历经艰辛，到欧洲留学，不就是满怀科学救国的志向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迫切需要开展这项工作。至于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与科技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兼顾一下也可以。”

邓小平一向做事干脆果断，他当即表示：“我很理解你的选择。就这样定了，待我报中央批准后任命。”

邓小平说出“理解”二字，那是意味深长的。作为新中国和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负责军事工业的元帅，聂荣臻始终注视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就曾威胁要对中朝两国使用核武器。而且当时已经出现了导弹武器，射程极远，其发展趋势，将会飞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聂荣臻记住了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们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用石头和木棒。”

他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是耸人听闻的，人类在一次全面核大战之后，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历史很可能又要从零开始。

他认为：科学技术上非常落后的中国，要想不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也必须拥有导弹、核武器，否则，就会像一位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所说的那样：

“所谓道德与正义，只有实力相等才能提出来讨论。”

事实也是如此；平衡来源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

聂荣臻认为：打破核垄断是防止核战争，保卫国家安全的最有效办法。自从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核武器就成了一种外交语言。

聂荣臻对大家说：“刚刚站起来的中国，要想不再重复被屈辱的痛苦，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掌握最先进的武器。”

聂荣臻像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头脑中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构想，中国必须在科学技术上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研制出最先进的武器，来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建立足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国防。

然而我们中国是个什么情况呢？

作为火箭的故乡，我们早在公元970年，有位叫冯继升的人就造出了世界上第1枚固体火药火箭，并把它献给了宋朝的宋太祖皇帝。中国曾在一个长时间内被世界所追赶。但到了近代，中国却实实在在地落后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钢铁产量只有90多万吨，科技部门的研究人员只有200多人，按当时4.5亿人口计算，每70万人中只有一位科研人员，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农业、社会科学、地质、生物等学科中。所以，中国要发展现代科学，实际上是要从“零”开始的。

聂荣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挑起科学技术这副重担的。

许多人为他担忧，有人说：“中国太落后了，抓科学工作不容易，又是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可麻烦啊！”

聂荣臻说：“中国是很落后，正因为落后，才需要我们去奋斗。至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只要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我们是能团结好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共同努力的。”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从此，他把自己全部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在领导研制国防尖端武器中更是成绩斐然，被世界舆论称为“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之父”。

他曾签发了“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成为我国第1个国防科技长远发展规划。要求在利用民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等各种防御性导弹和火箭的研究，原子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电子学方面进行提高雷达探测距离，武器装备自动化和通讯装备小型化等的研究；喷气飞机提高速度、续航力、高度和其他性能的研究；潜艇、快艇等各型舰艇提高速度、续航力和装备系统自动控制等的研究；装甲坦克、火炮等进行减轻重量、改善越野性能和自行火炮的研究；军事医学科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研究等等。

在此之前，聂荣臻于1956年10月参与领导制订了雄心勃勃的《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11月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纲要，并决定聂荣臻任“科学规划党组”书记。

为了加快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发展的速度，聂荣臻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应该尽量争取国外的援助，这样可以吸取外国研究成果，少走许多弯路。基于这种想法，1957年1月9日，他和宋任穷一起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建议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原子能方面的援助问题。6月18日，他又会见了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请苏方在导弹、航空、原子能等方面给以援助的问题。7月20日，苏方答复：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型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飞机上坐着代表团团长聂荣臻以及陈赓、宋任穷、李强、钱学森、万毅、刘杰、王诤、张连奎、刘寅、屠守锷等人。在稍后的另一架飞机上，还有13位导弹、核能、航空、无线电、火箭靶场等方面的技术顾问。

在飞机上，聂荣臻问身旁的钱学森：

“美国的下士、女兵火箭是不是类似苏联的P-2火箭？”

钱学森答道：“是的，而苏联的P-2又是从德国V-2演化而来的。”

聂荣臻又问：“造它，你有把握吗？”

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一些设备，保证能行。”

聂荣臻沉思了一下，又问：“你觉着还有什么困难吗？”

钱学森说了一句轻松的比喻：“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

聂荣臻大笑起来，然后说道：“中央叫我们7年搞出自己的导弹，我想5年，最迟7年……”

钱学森说：“也许不用呢，在元帅领导下，大家干劲足得很呐！”

聂荣臻说：“如果我们搞了出来，那就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了。”

钱学林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有个预感，因为我们的制度能使意志高度集中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聂荣臻非常赞赏他的这句话。他的目光这时落在了钱学森宽阔的前额上，想起了周恩来在钱学森归国后对他说的一句话：“要好好待他，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英。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当天下午，莫斯科时间6点钟，伊尔—18降落在努契科伏国际机场。

代表团被安排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大街一座别墅下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乌辛为苏方代表团团长，负责同中国代表团磋商。

经过35天的会谈，于10月15日正式签订了苏联政府在原子武器、导弹、火箭武器和作战飞机的研制，提供样品、试验基础建设等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聂荣臻在协定上代表中国政府签了字，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是别尔乌辛。苏方在谈判中给聂荣臻留下的印象是：态度比较热情、合作，但有很大保留，许多最先进的型号不给，地地导弹只答应给在德国V-2基础上改进的型号，射程只有几百公里，而当时他们已经拥有能供作战的中程导弹了。另外，有些项目不给资料，有些尖端专业不接受中国留学生等。

聂荣臻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清醒地认识到：协定是写在纸上的，要使纸上的东西完全变成现实，肯定比35天的谈判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从根本上讲，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最先进的技术交给另一个国家的。导弹、原子弹当时都是各国武库中最为机密的宠儿，大国之间为它们从没间断过惊心动魄的角逐——间谍、斗智、玩弄阴谋，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聂荣臻始终教育大家，必须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

中苏“10月15日协定”签字后，西方一些军事评论家也预言中苏的“同盟”是不会长久的，赫鲁晓夫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暂时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中国，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反悔。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美等国正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试验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苏联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在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1959年9月、10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以及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的讲话，都影射攻击中国是“好斗的公鸡”。这一系列行为，预示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这时候，聂荣臻感到苏联片面撕毁“协议”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聂荣臻在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专题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方面的情况。

他说：“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以对我们不放心，所以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新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我们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

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聂荣臻一直在考虑一旦苏联彻底断绝援助之后，中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开展科技研究的问题。他实实在在地预感到，这一天正在一步步逼近着。他找来许多科学家、专家商讨、研究，最后，于1960年7月3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3点建议：1.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更加坚决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2.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作法。协议上有的仍要，不给就挂笔帐，新项目不提了。……3.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建议。

1960年8月上旬，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果然奉命全部撤走了。聂荣臻估计，苏方答应供应的试验设备、专用设备和导弹样品、技术资料也会中断供应，将给中国造成很大困难。

聂荣臻召集五院的领导开会。大家认为：苏联专家在时也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现在撤走，对我们的研究设计工作影响不大，设备、资料等方面的某些困难，根据五院已有的基础，也是可以克服的。

聂荣臻对大家说：“希望五院的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把我们自己的导弹和试验设备研究设计出来，用中国的材料制造出来。……五院在完成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以后，应集中力量迅速设计研制中远程地地导弹和其他型号的导弹。”

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反而迫使中国更快地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攻关，促成了中国科研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中国的科研战线，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又遇到一个更大的困难。由于在路线上出了偏差，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迅速地在中国大地上蔓延。

有一天，聂荣臻接到酒泉发射基地副司令李福泽发来的一份电报，报告了基地的困难情况，他当即决定紧急调李福泽来京口头汇报。

李福泽一走进聂荣臻的办公室，这位山东大汉却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扑到母亲怀里哇哇地哭了。聂荣臻也是泪水盈眶，握着李福泽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摇着。良久，李福泽才开口说：

“河西走廊遍地都是逃荒的人，兰州本来是酒泉基地的粮食供给地，目前也没有粮食。在发射基地的工程兵七八万人都疏散了，铁道兵一个师也撤走了。现在火箭部队也是人心惶惶，我真担心他们也像工程兵那样，我们的基地就算完了！”

聂荣臻说：“我已经把你们的情况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火箭部队是国之瑰宝，不能解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火箭还是要搞。’昨天我同杨成武代总长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分散就食的办法，把火箭部队保存下来。渡过了这个难关，我们就自由了。现在你们还能支撑几天？”

李福泽说：“一个星期，最多半月。”

聂荣臻说：“可以发动全体人员到野地挖野菜，你们那里不是有骆驼刺吗，那种草放上粮食，也可以充饥。”

李福泽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还打猎，一直打到青海，为了打一只黄羊，要追赶百儿几十里路，迷路加上饥饿，有少数人死在野外，其中包括一部分技术人员。”

聂荣臻听到这里是，脸沉了下去，李福泽知道老总的心是非常难过的。半晌，聂荣臻问：

“你们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大部分分散开了，这我赞成，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才可以疏散到工厂去保留。但听说有的团把直接搞火箭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

李福泽低下头，轻轻地回答：“有，他们被复员或转业了。我劝阻过，有的团长、政委听不进去，说什么‘饥饿面前人人平等’，我驳斥了这种论调，还是不听。”

聂荣臻听到这里有些生气：“不听，那就叫他们到我这里来，看我怎么批评他们。”

聂荣臻深深地出了一口粗气，又说：“李福泽，我也要剋你这个副司令了。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

李福泽摇摇头说：“不知道”。

聂荣臻说：“他是一位年仅28岁的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但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上的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过早地陨落感到惋惜与悲痛。此后英国政府专门作出一项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再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而今，难道我们还不如当时的英国吗？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何时才能上天！”

李福泽激动地说：“我接受首长的批评，回去马上传达，一定把知识分子都留下。”

聂荣臻说：“不是回去传达，你现在就要给基地打电话。困难时期可以减员，但知识分子、科技人才一个都不能减。已经走了的，要设法把他们请回来。”

李福泽知道聂荣臻爱护科学家是有口皆碑的，他两眼充满了泪花，说不出一句话。

聂荣臻安抚地说：“你告诉大家，我们最终会有办法渡过难关的，让大家一定坚持住。”

有一次，军委正在开会，周恩来突然来到大厅，各军区来的将军们一边鼓掌欢迎总理，一边猜猜总理到会的目的。因为除聂荣臻外，没有人知道总理要来。周恩来用手势请大家停止鼓掌，然后环视着会场说：

“我建议今天的会改一下议题。我这次来，是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的，聂老总告诉我说，他们正在大西北沙漠深处挨饿，他们那里连挖野菜都没有条件呀！……”

周恩来心里苦得说不下去了，火箭部队断炊的消息，从一位总理的口里是很难说出来的。整个会场都沉默了。

杨成武代总长第一个说话了：“宁可勒紧我们这些人的腰带，也要保证酒泉基地的胃口，我们的火箭就要上天，不能让它饿死在摇篮里！”

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争取半个月之内，最好一个星期之内给酒泉运去一列车粮食。”

聂荣臻说：“导弹，这是共和国的鲲鹏，只有让它吃饱，它才能飞得高。”

好多个军区的领导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按期节省出一车皮粮食！但也有的人在默默地抽烟，难于开口。

有的说：“时间太紧了，到哪里去搞这么多粮食。我们尽量往前赶吧。”

周恩来焦虑地说：“不是尽量往前赶，是要保证往前赶，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科学家吃着骆驼刺放火箭。苏联人撤走时，我们夸下海口，不出3个月，一定让火箭起飞。这件事，西方记者已经把风放到全世界了，如果不能按期放，那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的形象可就塌方了。”

几天之后，果然有一列满载粮食的列车隆隆地向西北开去。

1960年11月4日，一架军用专机朝酒泉发射基地飞去，飞机上坐着赵尔陆、钱学森等人。银鹰穿越关山千重，飞临巴丹吉林戈壁大沙漠，在黑水河到居延海之间，隐约可见一段段断垣残壁，绵延千里。这就是古代长城遗址，史书上称作防御匈奴的“遮虏障”。聂荣臻因为要检查西北地区的国防工业，所以是坐火车到基地的。

当初在决定建设发射基地的时候，经过有关人员勘察，是聂荣臻亲自在地图上圈定这个基地的，但亲自到现场，他还是第1次。

聂荣臻这次到发射基地是为了主持发射中国用国产材料自己制造的第1枚导弹，心情格外激动。

5日清晨，“1059”（仿制苏联P-2 地地导弹的代号）伟岸的身影耸立在稳固的发射架上，晨阳为它披上一层金色的外衣。聂荣臻和钱学森等在基地司令孙继先中将陪同下，走进指挥所。时针指向8点。基地副司令李福泽向聂荣臻报告说：

“报告元帅，‘1059’发射一切准备完毕，可否进入1小时准备。”

聂荣臻和钱学森对视了一下，两人都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然后说：

“我同意”。

9点整，李福泽开始倒数：“……5、4、3、2、1，点火！”

接着是一声轰鸣巨响，地球像是颤抖起来，人人脚下都感觉到了它的震动。

导流槽里涌出了怒潮般的大火，像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势不可当地席卷着发射场，地下指挥所里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热浪的冲击。

聂荣臻想早一点到指挥所外面去看个究竟，结果被警卫战士阻住了：

“首长，外面的大火还在燃烧，你要注意安全。”

“你闪一闪，我要出去。”他没听警卫战士的劝阻，终于冲了出去。

发射阵地上的确有几处在燃烧，热烘烘的，十分烤人。火箭在经过上升、倾斜、拐弯……聂荣臻只看到了那个神奇白点的消逝。他激动了，了解他的人从来没见到他这样当众激动过。是啊！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发射！

仿制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同时还标志着中国导弹研究已经可以由仿制转变到自行研制阶段了。

1960年12月，由于过度劳累，聂荣臻又犯病住进协和医院。在病床上，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尖端科研战线上的科学家们。

有一天，他对秘书说：“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去找张爱萍同志，让科委的同志商量一下，五院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决不能让他们搞坏身体。”

聂荣臻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将导弹研究院的情况作了汇报，并说：

“总理，可不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再向各大军区和海军呼吁一下，请他们支援一些猪肉、黄豆、鱼之类的东西。”

周恩来说：“这个办法挺好，我支持。”

于是，病中的聂荣臻亲自给几个军区打电话，请他们慷慨解囊。

过了两三天，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到协和医院看望聂荣臻。

聂荣臻对郑维山说：“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搞一些，另外还可以打一些黄羊。”

“募捐”进行得很顺利，海军、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大批猪肉、鱼、海带、黄豆和水果，有些是无偿赠送的。

有一天，陈毅来病房看他，陈毅说：

“听说你在为科研单位搞‘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部长腰杆硬，也要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让他们吃”。

东西运来之后，聂荣臻让科委的同志以军委的名义全部分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

60年代初，是中国科技事业起飞的时期，同时也是困难重重的时期。聂荣臻坚定地维护着尖端科学这块阵地。

1961年7月，夏日炎炎，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委工作会议，聂荣臻和贺龙两位元帅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给聂荣臻打电话，传达了对聂荣臻一份报告的批示，大意是：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与日本相比差距很大，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是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毛泽东说8月份将亲自找聂荣臻等谈一谈。

接到电话，聂荣臻当即组织人员进行研究，分析中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

聂荣臻把分析的结果带到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向大会进行了说明，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深受鼓舞。

8月20日，聂荣臻把坚持“两弹”攻关的意见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批准了他的报告。

陈毅看了报告后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对聂荣臻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聂荣臻提出：第一，要抓紧“开门7件事”（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他形象地说：“这7件事，好比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缺一不可。”这句话成为科研战线攻关中家喻户晓的“动员令”。第二，进一步强调培养科技干部，他说：“能不能培养出大量又红又专的优秀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的一个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三，他反复强调既要坚持“攻关”，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冷热结合，工作力求踏实，要按科学工作规律办事。第四，他要求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要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人。第五，他领导制订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其中《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这些，对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对“两弹”攻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各科研单位本身，聂荣臻提出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他在7月29日和8月3日和4日分别召开的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说：

“国防工业生产方面，‘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中央批准的方针。常规武器还继续搞，两条腿走路。尖端武器争取三五年内突破，这是历史任务。”

后来中央又于1962年11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等参加的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两弹”研制的领导，极大地推动了“两弹”研制的进程，对“两弹”研制成功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原子弹的攻关工作，自1960年开始组织力量探索科学规律，到1962年基本上按计划完成了理论设计和爆轰物理试验、引爆控制系统等项试验，为原子弹的模拟试验和原子弹产品技术设计，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召集第八次中央专委会，决定第1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试验的一切准备。专委会提出的口号是：“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1964年6月6日，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这是一次核爆炸试验前的综合试验。经过4年半的努力，原子弹的研制在苏联拒绝提供样品，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可以说成功在望了。

1964年8月初，中国第1颗原子弹开始在原子弹总装车间进行总装。负责总装的工作人员，身穿洁白的工作服，戴着胶皮手套，像军人一样站成一排。技术负责人吴际霖面容清癯，身体瘦弱，他眼含晶莹的热泪，此时此刻他比任何人都心潮难平。

“吴主任，你下命令吧，我们一定让祖国放心，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这是安装人员的声音。

电话铃响了，电话里报告说：张爱萍将军和刘西尧副部长要来。

其实，他们两人已经坐在了安全线以外的折叠椅上了，由于人们心情紧张，所以谁也没有发现。

大家朝将军望去。

张爱萍向众人挥手说：“聂荣臻元帅叫我们来的，他向大家问好！元帅信任你们，祖国信任你们！”

也许是张张爱萍猜透了大家的心情，他又加了一句轻松的话：“除了杨工程师，你们都做过父亲了，有经验的嘛，共和国是它的父亲，你们也是它的父亲嘛，有什么紧张的？”

听了这句话，大厅里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总装的命令终于下达！每个人都屏息凝视，一丝不苟，就像是婴儿接生的医生、护士一样。他们整整奋战了72个小时，当他们把最后一个核心部件安安稳稳地装配在原子弹的中央时，整个大厅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1964年10月14日19点19分，原子弹安全吊上矗立在罗布泊爆心的铁塔。这座塔高120米，顶端有一座纯金属的小屋，原子弹就静静地躺卧在里面。

1964年10月16日清晨，原子弹又一次升空登塔。

为了这次实验，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各方面领导人和技术专家68人组成的首次试验委员会，由张爱萍任主任、刘西尧任副主任，论证并最后确定了爆炸临时各种标准，确定了发生意外紧急刹车的时机，布置了试验场外烟云径迹侦察、地面沉降观测与敦煌地区居民的安全等。

张爱萍在现场随时同北京的周恩来、聂荣臻等保持着电话联系。

张爱萍说：“安装手已攀上铁塔，取样机已经由马兰机场起飞，试验基地司令张蕴钰等4人已经撤离塔架……”

主控室里人们像是都停止了呼吸，空气业已凝固，广袤的罗布泊死一般地寂静。一排排灯钮依次迅疾地闪亮，发出嗒嗒嗒的响声。一个年轻女军人眼睛随着红灯移动，口中倒数着：“9、8、7、……”

“起爆！”

这时的指针正指在15时上。中国自己的原子弹爆炸了。戈壁滩深处，骤然出现一道红色的闪光，接着从地面上升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把大地和天空照得通红。在火球的比较下，天上的太阳已显得黯然失色。震撼寰宇的隆隆声向戈壁的远处横扫而去，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升上高空，不断向外膨胀，渐渐形成一个拔地而起的蘑菇状烟云。这天下午，聂荣臻聚精会神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得知喜讯立即与周恩来通话，互致祝贺。

深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电波把中国爆炸第1颗原子弹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在人们的欢呼声还没有停息下来的时候，聂荣臻却对国防科委的人说：

“前一段的成就是巨大的、突破性的，已经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这只能说是一个开始，与美苏相比，我们还很落后。五院和二机部要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差距，提出下一步奋斗目标。”

经过认真总结和估量，核武器研制方面的下一个目标是：加速原子弹武器化，突破和掌握氢弹技术。为此，必须尽快建成科研基地，改变核工业的战略布局。1963年聂荣臻与刘杰、钱三强、朱光亚谈话时提出：1964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1965年二季度准备好空爆核试验，1966年准备好地下核试验和核导弹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

实现原子弹武器化，首先是把核航弹研制出来（即用飞机运载投掷的原子弹），这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只用7个月就完成了。1965年5月14日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中国开始有了可供实战使用的原子弹。

核导弹比起核航弹来的体积上和重量上都要大大缩小，在所经受的环境条件上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起来困难也更大。广大科研人员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再接再厉进行研制。

1966年9月5日，聂荣臻召集有关单位进行汇报，听取了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

聂荣臻对大家说：“这一试验一定要搞下去，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

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为了鉴定核弹头在飞行状态下的性能，决定进行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全当量、全射程飞行核试验。这是真刀真枪的试验，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途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为此，中央专委专门讨论了这次试验。周恩来到会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要求反复论证，并进行一系列模拟试验，使一些不放心的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在会上，聂荣臻说：“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工作的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听了各方面的汇报，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们自己研制的中程导弹，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是经得起考验的。再说，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导弹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也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为了鼓舞同志们的信心和使各项工作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周恩来非常赞同聂荣臻这番话。他说：

“有聂帅去亲自主持，我更是感到放心了。”

10月24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迎着漫天晚霞，驱车来到钓鱼台国宾馆，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

第2天清早，聂荣臻迎着晨曦，驱车西苑机场，登上一架事先准备好的军用专机，又一次朝酒泉飞去。

到酒泉以后，他顾不上远途飞行造成的不适，当天就在导弹发射架下和控制室详细听取专家们的汇报，检查了准备工作情况。

27日，他挂通长途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检查结果，认为可以开始试验。经周恩来批准后，上午9点，在聂荣臻的指挥下，中国第1枚携带原子弹的中程导弹，呼啸着腾入万里晴空。导弹飞行正常，准确飞向靶场区，核弹头按顺序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

31日，聂荣臻飞到第二十一基地，观看命中目标的爆炸结果。当他看到试验结果同各项设计方案指标完全吻合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欣慰和自豪。

在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同时，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它的材料是氚和氘。氚和氘都是正电荷。让他们聚合在一起，需要1000万度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类还无法瞬间获得如此高的温度。这就是核聚变的发现早于核裂变，但又迟迟造不出氢弹的根本原因。

中国科学家在研究氢弹过程中没有任何资料借鉴，但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原理。

1966年12月11日，聂荣臻参加中央专委会，研究按新的原理方案设计的氢弹原理核试验。聂荣臻亲自到现场主持，在去二十一基地途中，于12月26日在二十基地主持东风3号中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第2天，他马不停蹄飞往二十一基地，于28日主持了第5次核试验。他说：“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理论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是先进的，而且非常简便。所以，我认为可以向中央专委提出建议，集中力量按新理论方案进行设计，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后来在专家座谈会上，他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当即全面展开。

1967年1月23日，聂荣臻批准以中央军委名义向全国发出一个特别公函，要求各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与氢弹试验有关的研制项目顺利进行，任何人不得阻挠。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为氢弹的研制工作开绿灯。第2天，聂荣臻又和叶剑英、徐向前等签发了军委关于国防科委所属试验基地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通知。从客观环境上为氢弹研制创造条件。

3月19日，聂荣臻在全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宣布：我国不久将爆炸氢弹！

5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同时，聂荣臻还指示国防科委举办由基地、七机部、空军等单位参加的安全工作论证会。5月9日，他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第十八次专委会，郑重讨论了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第1次全当量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6月1日至10日陆续提出6、7月份试验区和烟云经过地区的详细气象资料再决定正式试验日期。

这些日子，聂荣臻对氢弹试验倾注了全部心血。5月30日，他给第二十一基地发电：氢弹试验即将举行，各项准备工作必须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千方百计保证试验成功与人员安全。

6月12日，聂荣臻再次出席中央专委会议，研究氢弹试验问题，并再次被确定为现场试验的主持人。

两天以后，聂荣臻乘专机又一次抵达第二十一基地。为了祖国的强大，他成了罗布泊——这个古楼兰国遗址上的常客。15日和16日两天，他全神贯注地听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汇报中有两个技术上的问题存有疑点。他一再询问、检查，直到确信已排除为止。然后又观看了氢弹实物。登上空投飞机检查时，他紧紧地握住机组人员的手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飞行员说：“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聂荣臻摇着飞行员的手说：“好、好，我相信你们。”

6月17日，在聂荣臻的主持下，中国第1颗氢弹爆炸成功。炸后天空那朵无比巨大的伞状烟云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美丽壮观得多。

从第1颗原子弹爆炸到第1颗氢弹试验，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到了法国的前头试验氢弹，引起了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的核技术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此基础上，聂荣臻又组织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分别制定了10年科学规划。

由于有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有了恰当的规划和有力的措施，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成果也是明显的。

聂荣臻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惋惜“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科学事业带来的损失。由于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聂荣臻不能再继续抓科学工作了。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说：

“中国科学的春天刚刚到来。我们的成就只是拉开了序幕，我们的目标是走向世界科学的最前列！”

在聂荣组织领导科技工作的基础上，1970年4月，中国第一棵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清晰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聂荣臻，虽然职务上有了变动，但仍然关心着中国的科学事业。

在“两弹”之父开创的事业基础上，中国的尖端科学继续高速向前发展。1980年5月18日，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天，一枚乳白色的巨大运载火箭，巍然屹立在火箭发射基地的发射架上，它拔地而起，向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南太平洋飞去，在南太平洋试验区，有一支巨大的科学测量船和海军舰队组成的部队，他们在火箭发射数十分钟后向祖国报告：火箭头部在预定区域准确溅落！这是中国首次洲际火箭试验。1981年9月20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再次有了新的突破。用1枚火箭成功地把3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分别送入不同的预定轨道，说明中国已掌握多弹头分导技术。1982年10月，中国由潜艇在水下发射潜地火箭获得成功。

1984年4月中国又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1颗试验性地球同步通信卫星，1986年2月1日，又将1颗实用型通信广播卫星送上太空。当今世界，具有发射这种卫星能力的只有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1988年9月7日，中国又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1颗试验型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为中国应用型卫星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同月又用核潜艇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表明中国战略导弹发射的机动性、隐蔽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这些成就，同聂荣臻的高瞻远瞩，多年前就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