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夜晚，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神圣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此时红一军团正驻守西安附近的三原。国共两党商定合作抗日后，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开会，研究出师抗战事宜，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0、一二九师3个师。聂荣臻所在的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合作，组成一一五师，由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党内为政治委员）。

这时，日寇来势十分凶狠，在华北由7个师团逐渐增加到12个半师团，约30万兵力，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妄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有七八十万兵力，但一遇到敌人就望风而溃，有的一退就是几百里。守卫大同的李服膺，用望远镜还望不到敌人，就拔腿逃跑，一直撤到雁门关以南；汤恩伯在张家口陷落后，一直退到广灵、蔚县，还无法重新组织抵抗。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华北人民遭受空前灾难。

正当华北战场万分危急的时候，八路军来了！

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战场，于9月中旬赶到平型关以西，并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1000多人。取得了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第1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八路军赢得了“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美名。

平型关大捷以后，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一五师都转移到五台山，师部驻在五台县城东的一个小村子里。这天，聂荣臻从机要参谋那里要一夹子电报。这些电报是部队离开陕北，进入华北以后，毛泽东发给前方一些领导人的。

聂荣臻是非常善于动脑筋的，所以人们总爱称他为“儒将”。到华北战场以后，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新的环境，同一个新的对手打一场新的战争。日军不论从军事素质、装备、战法上都占有一定优势，从长远来看，这必然是一场复杂的、残酷和持久的斗争。这场战争怎么打法？必须认真研究，绝不能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蛮干。他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结合华北抗战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聂荣臻正在阅读9月21日毛泽东发来的电报：“今日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独一无二的办法。”9月24日，毛泽东的电报说：“……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

在这一系列战略思想的启发下，聂荣臻和林彪给毛泽东发电，为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议一一五师直属队率部分兵力到阜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一建议被接受。10月，聂荣臻奉命率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总部特务团一部、各地工作团约3000武装，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西北风更加肆虐。聂荣臻走到门前，仰望着灰色的天空。他想到了部队，这样寒冷的天气，大部分干部、战士还没穿上棉衣，赤裸的双脚还穿着草鞋……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让通讯员把供给部长叫来。

“部队给养情况怎么样？”聂荣臻问。

“严重缺粮。即使能搞到一点，也是‘僧多粥少’，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没有供给来源呀！”供给部长查国祯回答。

聂荣臻非常理解供给部长的难处，国民党在日军面前，望风而逃，潮水般的逃兵还要抢老百姓，把粮食、鸡鸭、牲畜席卷而去。另外，他也非常清楚，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比缺衣少食还要严重得多。他对供给部长说：“日本入到处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组织汉奸队伍。而我们是日本人巩固后方的最大障碍，他们必然千方百计要搞掉我们。如今我们没有后方医院，前方也是缺医少药。”

千斤重担压在聂荣臻的肩上。困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然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沉着、儒雅和镇静。

在一个寺庙的大殿里，干部们正集中精力听聂荣臻讲话：

“……我们这个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同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这些重要城市相连接，而且周围有平汉、平缓、正太、同蒲四大铁路，如果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创建成一个抗日根据地，那就像插在日本帝国主义心脏的一把尖刀。”

外面在刮着风雪，大殿内没有炉火，不少人还没有棉衣，聂荣臻边讲边擦手，不时地还用手捂一捂冻得发红的耳朵，他接着说：

“毫无疑问，创建这样一个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有红军长征不怕苦、不怕死的传统。任何困难都是可以踩在我们脚下的。……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打的是正义战争，我们有广大爱国的人民群众，只要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我们就有了靠山。”

听了聂荣臻的讲话，干部虽然身上寒冷，心里却像有一团火。

聂荣臻坚信，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在干部和部队中间集中进行了大讨论，解决了认识问题，坚定了干部、战士的信心。当下的困难，大家很快想办法予以解决。众志成城，这就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起了个好头。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消息展翅飞翔，迅速传遍华北大地，使太原失守给人们心头笼罩的阴云得以驱散。祝贺的函电纷纷从冀中、冀西、察南、晋东北的抗日武装和组织飞来，连五台山寺庙里的喇嘛也用他们的方式表示祝贺。聂荣臻从中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热爱和对抗战的高度积极性，增强了自己的胜利信心。

聂荣臻率领一班人，首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从军事上进行了部署。他为了建立更广泛的活动余地，把军事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河北省。后来，经过认真地选择，聂荣臻把军区领导机关设在了阜平，同时建立起4个军分区。经过1年多的努力，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根据地就发展到拥有72个县，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的广大地区，武装部队达10万人，另有民兵10多万人，成为当时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之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晋察冀敌后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必然引起一些外国人的兴趣，甚至不顾艰险，来到根据地参观访问。聂荣臻不论自己多么繁忙劳累。对来到根据地的每一个外国人都热情欢迎。他还常教对军区的干部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战场。我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各国进步人士也以很高的热情支援我们。这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我们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全国较大的一个根据地，它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吸引一些热心的朋友到这里来，这是不难理解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朋友，不论他们是来支援我们的也好，来考察访问的也好，来躲避日本人迫害的也好，我们都要热情地欢迎他们。”

1938年1月底，美国军官卡尔逊由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进行考察访问。著名作家周立波陪同并担任翻译。卡尔逊虽是美国军官，但他很能吃苦，严寒之中，北风呼啸，有时雪花纷飞，他都是步行或骑马到处奔波，行程约2500里，两度穿越敌人封锁线，走遍了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地方。

卡尔逊来到五台山时，聂荣臻在阜平驻地接见了他。

卡尔逊握着聂荣臻的手说：“能见到聂将军，我非常荣幸，在领导这个根据地建设之前，我就知道将军的大名了，非常敬佩！”

聂荣臻说：“边区刚刚创建，日本人几乎到处掠夺，十室九空，战争使我们这个地方变得一片疮痍。我们中国人虽然好客，但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款待你，真是辛苦了！”

“不，不，”卡尔逊兴奋地说，“这虽然是一次艰险的旅行，但也是一段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我非常高兴。”

聂荣臻向卡尔逊介绍了边区的情况，也回答了卡尔逊提出的一些问题，谈话非常热烈。

五台山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聂荣臻特意邀请卡尔逊到寺庙进行参观并且亲自陪同。当他们来到大庙前面时，僧人们奏起迎送客人的音乐。12个僧人分立两旁，各执一种乐器在吹拉弹打，煞是好听。卡尔逊微笑着频频点头。

进庙以后，卡尔逊对聂荣臻说：“这是一个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节日，我真想不到，在这样偏僻的寺庙中，在四面被敌人包围的绝境里，还能听到这样优雅的音乐。”

卡尔逊游兴甚高，向主持和尚询问了许多佛教的问题。

傍晚时，僧人们尽其所能准备了一顿素宴，款待美国客人和聂司令员。

第2天返回军区驻地，聂荣臻又同卡尔逊进行了几次谈话，有一次，两人一直谈到深更半夜。卡尔逊提了许多问题，像八路军的枪支弹药如何补充呀？日军来“扫荡”如何对付呀？八路军能不能坚持住呀？游击战怎么开展呀？……等等。聂荣臻都一一回答，卡尔逊边听边点头，表示佩服。从卡尔逊的提问中，聂荣臻发现，他对八路军在敌后创建这样的根据地，并成功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法是非常感兴趣的。有些事情上，这位美国人感到非常奇怪，甚至不能理解。他对聂荣臻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这些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样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艺术，一面打仗，还一面考虑许多问题，分析情况，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

虽然经过聂荣臻仔细讲解并实地考察，卡尔逊仍然对根据地能否在敌后长期站住脚跟，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事隔半年，卡尔逊又一次来到晋察冀边区。他见到边区的军民经过半年的艰苦斗争，不仅在敌后牢牢地站住了脚，还建成了一个蓬勃向上、处处充满活力和新气象的抗日根据地。卡尔逊终于打消了他的怀疑。他说，我从晋察冀学到了许多新战略新战术，我也要这样搞。

后来，聂荣臻听说，卡尔逊回到美国后，很快向罗斯福总统上书，要求拨给他一些人员和武器，让他带着去菲律宾打游击。当然，卡尔逊不是共产党，菲律宾同中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卡尔逊单枪匹马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边区在不断扩大，抗战力量在不断发展。聂荣臻很快又开辟了冀中这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地区。1937年12月中旬，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2400多入到达阜平，聂荣臻对这支刚由东北军起义过来的部队进行整训，建立连队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然后返回冀中，与河北游击军会合，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成为冀中抗战的主要力量。

此后，聂荣臻还亲自到平汉路口西侧视察，得出的结论是，在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平原，村庄稠密、树林多、易隐蔽，可以建立游击队，大力开展游击战争。随后，他又接连在冀东、平西、平北地区开展工作，使这些地区同北岳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互为依托，对北平、天津、保定等敌占大城市形成战略包围的态势。从而胜利完成了根据地的开创任务。

聂荣臻在千方百计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还考虑到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因为他深深懂得：抗日游击战争越发展，越需要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得到整体发展，才能坚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而要做到这一切，不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不行的。

于是，1938年1月，他在阜平组织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聂荣臻致开幕词时说：

“边区四面受敌，局面混乱，迫切需要成立由各党派各阶层联合组成的边区政府。”

1938年1月14日，中国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聂荣臻为边区政府委员。边区政府决定尽快实施“减租减息”、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制定抗战勤务和合理负担办法等一系列政令措施，以减轻农民负担，充分调动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又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当调动地主、富农的抗战热情。1938年1月31日，聂荣臻豪情满怀地写下了“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1938年6月，晋察冀边区的平原地区已是初夏了，但是在“夏无炎暑”的五台山地区，依然还像早春般的寒冷。这天，五台山金刚库晋察冀军区机关热闹异常，一些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士排成两路长队，分立在通向村口的小路两旁，锣鼓队摆在队首，老乡们扶老携幼，站在队伍的后面在看热闹。

突然，村外的土路上传来一阵嘚嘚嘚的马蹄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来了！”顿时锣鼓齐鸣，口号声声高喊。聂荣臻从院子里走出来，穿过夹道欢迎的队伍，径直朝村口走去。。

村外出现了几匹战马，为首的一匹马上骑着一个大鼻子外国人。聂荣臻迎上去，握住外国人的手，热情地说：

“辛苦了，白求恩同志，边区军民非常欢迎你！”

翻译向白求恩介绍后，白求恩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见到聂将军非常高兴。”

聂荣臻陪同客人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间通过，白求恩笑着，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彩。进屋以后，聂荣臻说：

“白求恩同志，我们这个根据地刚开辟不久，条件很差，就请喝一碗五台山的泉水吧。”

白求恩听后伸出大拇指说：“你们在难以想像的困难环境下开辟抗日根据地，了不起，很了不起！”

聂荣臻说：“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神圣的的抗日战争，这是国际主义的表现，我代表晋察冀全体军民表示欢迎，也深表感谢！”

屋内响起一阵掌声。白求恩微笑着说：

“听说聂将军曾留学法国，法语一定讲得很好了，英语也会吗？”

聂荣臻说：“青年时代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会了法语，但英语我不会讲。”

白求恩用敬慕的眼光看着聂荣臻说：“你是很有名的红军将领，我在外国时就知道你的名字了。这次我到延安，离开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聂荣臻说：“对，你现在所到的地方就是五台山，就是鲁智深当年大闹神庙的地方。”

白求恩高兴地说：“对，对，毛泽东同志还对我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一句话把全屋的人都逗乐了，白求恩又说：

“不过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捣坏了，据说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

两人风趣的谈话，使屋内的气氛变得热烈融洽。在吃饭的时候，聂荣臻对负责接待的人说：

“尽量让白求恩大夫吃好、休息好，有什么困难马上告诉我。”

白求恩确实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工作精神是非常感动人的。白求恩没有休息就提出了分配工作的问题，在他强烈的要求下，聂荣臻才说：

“我们边区既没有好多医生，也没有好多药品，晋察冀军民非常需要你这位专家呀！我想，请你担任军区卫生顾问。”

白求恩表示愉快的接受。不久，他要求到松岩口创办一所模范医院。聂荣臻听后，明知白求恩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环境、条件都不具备，但他历来尊重专家，就一口答应下来。白求恩很快就由护送人员送到了松岩口。可惜模范医院在日军“扫荡”时被摧毁。后来，白求恩创造了“芦构桥”药驮子，药箱就安在马背上，类似流动医院，非常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聂荣臻对此大加赞扬。

由于战争的发展变化，聂荣臻南北转战，一别之后，很少再见到白求恩。但是他却始终关心着白求恩的情况，只要有机会就要求有关同志照顾好白求恩，支持白求恩的工作。

晋察冀部队在迅速发展，战斗越来越频繁，前方需要更多医生、护士和药品。白求恩日夜操劳，为解决这些困难竭尽心力。

1938年9月下旬，敌酋杉山元经过周密的准备，集中了一一0师团、一0九师团、二十六师团、独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团等3万余人，依四周铁路分25路向边区大举进攻。这时，聂荣臻领导的部队和广大民众都已相当成熟，他指挥军民以游击战与敌人周旋，巧妙地令主力跳出日军的合围圈，着重打击其后方供应线、运输队，并发动群众破坏道路、桥梁。敌人找不到八路军的固定阵地，常常扑空，或者莫名其妙地遭到一阵痛击。9月29日，广灵西南冯家沟一战，打死日军二十六师团联队长正亚大佐以下800多人；同日在五台东南的柏兰镇，又歼灭敌人第四旅团联队长清水大佐以下500多人。

1938年10月，日寇攻陷武汉、广州。

但是敌人回顾后方，却感到无限惶恐。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成为他们实行侵略的心腹大患。所以，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立即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将作战重心移向敌后，对八路军、新四军展开进攻。这样，敌后就变成了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前线日军源源向华北敌后转移。

10月28日，聂荣臻领导的部队，在张家湾组织了一次伏击战，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山崎少佐、归森炮兵大尉等一批军官被击毙，歼敌360余人。11月3日，又歼灭五台东犯之敌，击毙一0九师团一三五联队蚋野大队长以下500余人。从此，聂荣臻挥军开始反击，11月底，在阜平打退敌人，重新占领阜平县城。敌人的大围攻终于被粉碎了。晋察冀军民与敌人苦战48天，战斗130多次，敌人死伤5200多人后狼狈窜回。

1939年春天，华北日寇颁布了所谓“治安肃正计划”，搞内战时期蒋介石使用过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强调“军政民一体”的“总体战”，在军事上提出了“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9月，华北敌酋杉山元下台，换上了多田骏。更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所谓“牛刀子战术”是日本话，取中国“杀鸡焉用牛刀”之意，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用大力气来对付。

战局空前紧张，“扫荡”越来越加紧。除此而外，国民党又命令鹿钟麟、石友三、朱怀冰、庞炳勋等部向边区扰乱进攻，致使边区处于日寇和国民党两支军队的夹击之中，处境十分艰难。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坚定不移地坚持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解放区，誓与华北民众共休戚。在军事上，聂荣臻针对敌人的“囚笼政策”，进行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袭战”，在全区范围内展开反磨擦斗争。

1939年5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边区部队在上下细腰涧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日本鬼子遗尸1000多具，被活捉11人。9月，日军又向边区腹地陈庄突进。

在敌人出动之前，军区就已侦察到敌人在调兵遣将，判断敌人有经陈庄进攻边区腹地的企图。这时候贺龙正率一二0师向冀西转移，聂荣臻即给贺龙发电，告知日军的动向。同时又电令第四军分区配合一二0师行动。结果6天5夜，共消灭敌人1200多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939年10月25日，屡屡发动“扫荡”而遭到失败的日军，又集结了两万多人马，开始对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

11月初，临近晋察冀军区建立两周年之际，聂荣臻、彭真、贺龙、关向应等，都在阜平附近的青山村开组织工作会议，同时筹备庆祝活动。一天，聂荣臻正同几位同志谈话，突然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急匆匆跑来找他。从杨成武紧张兴奋的表情看，聂荣臻知道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况。

果然，杨成武报告说：“根据情报，阿部规秀派辻村大佐率1000多个鬼子和伪军，已从张家口出发，进到涞源。根据各种迹象判断，他们可能分几路向我银坊和走马驿方向进攻。”

杨成武的报告引起聂荣臻的注意。阿部规秀是日军劲旅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他是经过精心挑选，被日军称为能够运用“新战术”的秀才和“山地战”专家，号称“名将之花”。他以中将资格出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可见日军对边区北线是何等重视。

聂荣臻问杨成武：“你有什么具体想法？”

杨成武回答说：“如果我们组织得好，可以把这股敌人吃掉。”

聂荣臻展开地图，又问：“你讲具体一点。”

“从涞源到银坊，一路上都是险峻的大山。出涞源城进入古长城的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这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陡峭的山石，如果在这里埋伏好了，打他一个伏击，那可就有好戏了！”

“好！”聂荣臻把拳头往桌面上一压，“军区组织工作会议你可以不参加了，要连夜赶回一分区，亲自组织指挥这一战斗。我日夜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听你的情况报告。”

聂荣臻随即征求了彭真、贺龙、关向应等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打这一仗。

11月3日，聂荣臻接到杨成武的电话，雁宿崖方面已经打响。当天下午，杨成武又来电话说：“进攻的日军是辻村率领的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共600多人。他们已龟缩在仅剩的两个阵地上顽抗。”

聂荣臻命令道：“你们要迅速发动全面进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不要拖延时间。”

日军抵抗得非常顽强，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八路军战士同仇敌忾，又占有地形、兵力上的优势，终于将辻村的部队基本消灭。辻村大佐身负重伤，仓皇逃走。

当这股敌人被解决之后，聂荣臻又对杨成武说：

“你们不要产生丝毫松劲情绪，阿部规秀这家伙骄横成性，我军已经同他打过多次交道，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有着野猪般的报复性，肯定会来反扑的。你们应即刻脱离战场，选一适当位置休养生息，同时隐蔽待机，说不定你们还可以赢得更大的歼灭战。”

果然，第2天阿部规秀亲自率领1500多日军出动了。聂荣臻在电话里对杨成武说：

“你们要集中5个团的兵力，加上第三支队，打他一个大的歼灭战。首先以小部分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阿部规秀引向银坊，让他扑个空。然后，你们隐蔽起来迷惑敌人，最后以三支队在银坊以北出击，诱敌东进，把敌人牵到黄土岭，那里地形非常好，你们可以集中力量把他们包围起来，彻底把他们吃掉！”

这时，贺龙对聂荣臻说：“为了更有把握彻底干净地消灭这股鬼子，把一二0师特务团也拉上去。”

聂荣臻听后高兴地说：“这就再好不过了，这个歼灭战更有把握了！”

聂荣臻布局巧妙，阿部规秀果然按聂荣臻预定的路线行动。敌人沿山沟向东开进，下午全部进入包围圈，只听一声冲锋号响，伏兵四起，子弹、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在敌人头上，鬼子一下子懵了头，人死了，还不知子弹从哪个方向射来。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拼命占领了几个小山头，企图夺路逃跑。

这时，聂荣臻在电话里对杨成武说：“你要及时调整部署，缩小包围圈，不论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

正在这时，阿部规秀带领他的指挥部来到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个小独立家屋门前，只见他指手画脚，比比画画，不知在向部下说什么。一分区炮兵连的迫击炮手瞄准这一帮人，轰隆隆几炮，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阿部规秀几步远的地方。不可一世的“名将之花”腹部和腿部受到致命的炸伤，当即死在小屋门前。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共900余人。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华北以及在中国的抗战史上都还是第1次，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敌人，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更是一片懊丧。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司多田骏在追悼阿部规秀的挽联上写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本《朝日新闻》等报纸接连几天都以通栏头版新闻报道此事。

十几天以后，连蒋介石也给聂荣臻发来电报说：“雁宿崖、黄土岭歼敌千余，击毙阿部中将，足见我军杀敌英勇，殊堪嘉勉。”

这次反“扫荡”历经43天，作战百余次，共歼敌3600多人。日本侵略军又以失败而告终。

11月12日，白求恩以身殉职。令人万分感到悲痛，雁宿崖战斗前夕，白求恩在踏上战场之前，为一名患头部蜂窝质炎的伤员动手术，由于在掏取碎骨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受到致命的感染。他明知自己处于十分危险的感染期，但全然不顾，仍参加了雁宿崖歼灭战和击毙“名将之花”的黄土岭围攻战，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动手术。病情发作后，他仍然坚持，直到战斗结束，才下了战场。当战士把他抬到唐县黄石口村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了两天，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终于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情，离开了人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白求恩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留下了他的最后遗言，他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聂荣臻念到这里，嗓子哽咽了，眼睛也湿润了，半晌才接着念下去：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白求恩遗言的下面，是对军区卫生工作的建议：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绝大多数贫血病患者治病。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聂荣臻是个坚强的，从不感情用事，自然更是泪不轻弹。然而当他读到：“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这句话时，他的眼泪成串地掉了下来。他为失掉这位伟大的朋友而无限痛惜。他指示部下，一定要在反“扫荡”的间隙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后来在河北军城，精心设计修建了白求恩墓。

在晋察冀战斗的岁月里，还有一位外国医生在进行着战斗，这就是印度医生柯棣华大夫。他是1940年由晋东南来到晋察冀的，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1940年6月21日，白求恩大夫的陵墓在唐县军城落成，要在这里举行揭幕仪式。聂荣臻特地邀请柯棣华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参加。在仪式上柯棣华南了花圈。

聂荣臻在仪式上念了情深意切的悼文，又叙述了白求恩大夫的光辉事迹，高度评价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柯棣华没见过白求恩，但听了聂荣臻的讲话，心里非常激动。他决心像白求恩一样，为边区的医务工作作出贡献。后来他同另一位印度大夫巴苏华一起，投入了战地抢救工作。不久，巴苏华回延安，柯棣华留在晋察冀坚持救死扶伤工作。

1940年2月，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南下支队，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所在地。3月，南下支队配合一二九师部队消灭了反共顽固派朱怀冰部1万余人。当时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将领都在总部，聂荣臻参与商讨破袭正太路的事，这是发起百团大战的最初酝酿过程。8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发起百团大战，并命令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39个团参加战役。他先率领约11个团破击石家庄至平定段正太铁路，一度攻占了娘子关、井陉矿区。另外他部署其他28个团对平汉、北宁、津浦、沧石、平古等铁路、公路进行了广泛破袭，都取得了很大胜利。他率领的晋察冀部队在百团大战中共作战535次，攻克日军据点61处，歼灭敌1.25万多人，俘虏日军120人、伪军近1100人，摧毁铁路80多公里，破坏公路2900多公里，铁路桥22座，给了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战火纷飞、刀光剑影之中，曾发生了一段聂荣臻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送日本小姑娘的故事。

那是8月中旬，聂荣臻带着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在井陉附近一个叫洪河槽的村子里设立了指挥所指挥作战，20日晚10点，接总部命令，聂荣臻下令向井陉矿区发起进攻，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就夺回了整个煤矿新矿区。大家正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突然接到三团团长丘慰打来的电话：

“司令员吗？我遇到一个大难题，不知如何解决，特向你请示。”

聂荣臻笑问：“敌人全解决了，还有什么难题？”

“一营战士救出两个日本小孩，大的四五岁，小的还在吃奶。司令员，你看怎么办？”

“这好办，”聂荣臻说，“你派人找到他的父母不就行了吗。”

“孩子是井陉火车站日本副站长的。副站长已死于战火，孩子的母亲受重伤后看来也性命难保。”

聂荣臻拿着电话呆住了，打了这么多年仗，转战大半个中国，还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事。他又想到那两个小孩可能正哭喊着找爸爸妈妈，心底不禁涌起一种怜悯之情。但眼下炮火连天，这两个孩子往哪里安顿？不管吧，两条小生命就会葬送。……心地善良的聂荣臻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不过，一时间，他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这可真是比指挥一个战役还难呀！

他沉思了一会儿，决定将孩子接到指挥所来再说。于是他回答：

“你立即将两个小孩送到指挥所来吧。”

聂荣臻喜爱孩子，虽说这两个是日本小孩，但他们是无辜的。孩子送来以后，他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用脸轻轻试了试婴儿额头的温度，又查看孩子身上包扎的伤口，这才放了心。他又慈祥地拉着大女孩的手，想同她说话。但女孩听不懂，只是比画着小手说：“兴子、兴子！”聂荣臻以为她叫“兴子”，实际上小女孩的名字叫美穗子。“兴子”是日语里母亲的意思。

这个日本小孩见这位伯伯非常慈爱，渐渐地不再惊恐、不再认生，聂荣臻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聂荣臻让警卫员找来医生，先给婴儿治疗，又从村子里请到一位哺乳期的妇女喂奶，他还拿来几个梨，送给大一点的小姑娘吃。

为安置两个小女孩，聂荣臻动了不少脑筋，最后，他决定把孩子送到石家庄日本占领军那里去。为此事，他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他让人请来一位政治可靠又体格健壮的农民老乡，为了不致因翻山越岭而使孩子痛苦，他让老乡用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去送。出发前一天，他还连夜给石家庄日军写了一封信。油灯下，他用毛笔写道：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这是一个两全之计，一方面送回小女孩，尽了革命人道主义之责任；另方面通过这封揭露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的信，可以向日军下层官兵进行一次宣传攻势。

第2天，聂荣臻将信交给老乡说：“你要把信交给他们的下级人员，信没有封口，可以让更多的日本士兵传阅。”

接着，他又给老乡和干部们讲了如何区别对待日本军阀和士兵，如何对待日本人民群众的道理，并嘱咐老乡，沿途要尽量爱护照顾好两个小孩。出发时，他又亲自拿来许多雪花梨，放在筐内，对老乡说：

“路上要是孩子哭了，就给她吃梨，天热，要常给孩子喂水。”

坐在筐子里的大女孩虽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当她要离开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国伯伯时，她哭了。已经走出好远，小姑娘还深情地望着聂荣臻。

过了不久，收到小姑娘的日军送来一封信，对八路军这样做表示感谢。

40年以后，聂荣臻邀请美穗子访华。他将我国著名画家程十发画的“岁寒三友”图送给美穗子，并亲笔题写了“中日友谊万古长青”8个字。在解释这幅画时，聂荣臻对美穗子说：

“严冬的松树苍劲有力，梅花盛开而不凋谢，竹枝也是长青的，它象征着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

对这些，中日新闻界都作了广泛报道，成为中日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

聂荣臻接待的另一些到晋察冀的外国朋友是1941年从北平逃出来的外国专家、教授、商人。其中有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班维廉、教师林迈可、美国花旗银行经理赫鲁以及法国、奥地利、南斯拉夫等国家的朋友。

聂荣臻对他们说：“对于外国朋友，我们理应保护你们，并且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们。”

有些外国朋友也根据自己的特长为边区做一些事情。后来大部分转道延安等地回了国。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广为宣传聂荣臻和边区军民对他们的热情保护和所见所闻。

1941年秋，号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刚刚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就部署6个师团和5个混成旅团，共7万多人，从8月13号起，对北岳、平西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号称“百万大战”，企图一举歼灭边区领导机关、后方机关和主力部队，以作为对“百团大战”的报复。7月中旬，聂荣臻从日军的频繁调动中，已经估计到又一次大“扫荡”即将来临，所以7月22日发布了反“扫荡”训令，要求各分区、冀中军区部队加紧交通破袭战，以延缓“扫荡”时间，分散敌兵力，并随时准备转移。

8月底，敌人逼近了北岳的中心地区。此时，边区各主力部队已按原定部署，相继转移到外线，实行“走，就是防御”的作战原则。聂荣臻则带领军区机关由娘子神朝西南方向转移，来到阜平西北的马驹石村宿营。

宿营命令刚刚下达，只听东方天际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转眼之间10几架贴着“膏药”旗的日本飞机即飞临上空，略一盘旋，大批炸弹和子弹便倾泻下来，许多同志隐蔽不及受了伤。聂荣臻说：

“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现在我们向南渡过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

当聂荣臻率队过河，进入一个村庄时，恰好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人马也转移到了这里。他一打听，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已经设下了层层包围圈。于是他当即下令：

“马上折回沙河以北，向雷堡方向前进！”

到了雷堡，又碰上边区政府机关，于是3股队伍合在了一起。聂荣臻正要向大家商量如何转移的问题，敌机又来了。飞机一到，不分青红皂白，又是一阵狂轰滥炸，情况非常紧张。

3股人马合起来有近万人，大多是地方和机关干部，只有1个团兵力担任掩护，村庄又小，在敌重兵4面包围下，实在难以突围，也不能还击，否则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有的人着急，有的人埋怨，感到人马太多，不便行动。聂荣臻说：

“不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学校学员，这近万人大多是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产，我们一定要负责保护他们突破重围。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隐蔽，可是我们走到哪里，敌人的飞机就跟到哪里，他们为什么捕捉得这么准呢？”

“哎——对呀！这是够奇怪的。”经过这一提醒，大家才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文章，有的人甚至怀疑内部有特务。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聂荣臻说：

“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今天下午司令部电台发报，那“嘀嘀嗒嗒”的电码声提醒了我，一定是敌人已熟悉我们的电台呼号，用无线电测向仪跟踪我们。”

听了司令员的分析，人人信服，大家一致主张停止电台联络。聂荣臻微笑着说：

“光停止电台联络还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现在我倒有一个将计就计的办法，请侦察科长罗文坊同志留下，我们商量一下。”

当晚，比较平安地过去了。第2天下午，侦察员报告说：

“敌人飞机在东边60里外的台峪狂轰滥炸，而且各路敌军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进逼。很可能台峪有咱们的大部队吧？”

聂荣臻听后笑了，他说：“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现在你到各单位传达我的命令，让大家作好准备，随时听令出发！”

接着，他利用地形熟悉，有群众掩护等有利条件，避实就虚，灵活穿插，七天七夜没有合眼，与敌人周旋，三进三出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山沟长家渠。9月中旬，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直到最后，大家才知道当初日本飞机在台峪狂轰滥炸，是聂荣臻使的调虎离山计。他派侦察科长罗文坊带电台在台峪发报，让敌人白费无数炸弹，而且调开了日军合围部队，为我军大队人马西撤创造了条件。当时敌人空喜一场，北平广播电台曾广播说：“……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3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出现了。”

这次反“扫荡”于1941年10月13日结束，共歼敌4700多人。10月20日，在北平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今后对边区八路军有何良策？”冈村宁次自我解嘲地回答：

“皇军是狮子，共产党是老鼠，狮子虽大，不能捉老鼠，对鼠需要用猫。”

聂荣臻听后哈哈大笑对周围的同志说：“日寇出动这样大的兵力，尚且不能战胜我们。它哪儿去找什么猫呢，最多能找到几条狗，也就是汉奸走狗，几年的抗战证明，汉奸哪是我们的对手。冈村宁次的所谓‘狮子扑鼠’谬论，不过是可笑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聂荣臻又领导边区全体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包括冀中“五 一大扫荡”在内的无数次“扫荡”。

1941年秋天，柯棣华在阜平的马驹石一带转移时，抢救被飞机炸伤的伤员，固疾癫痫病发作，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经抢救才渐渐醒来。聂荣臻非常关心柯棣华的病情，派军区卫生部领导同志亲自去负责转移安置柯棣华和伤员。柯棣华的病发作日益频繁，聂荣臻很是担心，建议他离开艰苦的边区，到延安或回国治疗。但柯棣华坚持要在晋察冀工作。终于在1942年12月9日发病时，全力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聂荣臻用电报把这一不幸消息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中国人民在唐县和延安分别为柯棣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后来作家高梁写了一本《柯棣华》，聂荣臻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他写道：

这位印度医生在他刚刚从印度的医科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印度的援华医疗队。……他不避艰险，不辞辛劳，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奋不顾身地战斗到最后一息。……白求恩和柯棣华两位同我们一起战斗在晋察冀的国际主义医生的陵墓，留在石家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光辉业绩所树起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华北人民、中国人民的心头，万古长存！

1942年晋察冀军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敌人接受历次大“扫荡”失败的教训，自1941冬天起，冈村宁次命日伪军驱迫老百姓，在北岳区两侧由南往北挖两条封锁沟，垒封锁墙，把北岳根据地挤成狭长地带，然后在周围大修堡垒，实行以堡垒推进为核心，“蚕食”与“扫荡”相配合，逐步缩小包围圈，以达到分割消灭我军的目的。再在政治上辅之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制造无人区，经济上加紧封锁，着重分割北岳区与冀中区的联系，企图困死活动于北岳区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消除它所谓的“共产军的发源地”。形势确实日益严重。面对严峻的现实，聂荣臻虽然号召各部带领群众日夜平毁封锁沟墙，但敌人用武装作后盾，我们终于未能扭转局面。到1942年夏天，敌人所到之处，堡垒密度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高。最严重的时候，晋察冀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1942年9月中旬，聂荣臻在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一面组织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利用夜幕破坏敌堡、封锁沟、封锁墙，一面将1/3的主力部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将另一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开展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最后终于变被动为主动，到1943年，根据地已大部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1943年1月下旬，聂荣臻在温塘召开的边区首届参议会上讲话时说：“5年来，晋察冀军区作战1.4万多次，歼灭日伪军17.4万人，俘虏、投诚的伪军有3.9万多人。我军的胜利是在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严峻形势下取得的。”

聂荣臻还为大会题了词，挂在大会主席台两侧，极为醒目，鼓舞人心：

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

旌旗指向长白山；

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

凯歌高奏鸭绿江。

1943年8月5日，聂荣臻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中央已决定你来参加‘七大’，望速作布置，早日动身。”

8月27日，他和吕正操率领的7个团一起出发，奔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