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艰险的白区斗争

1930年1月，聂荣臻接中央通知，来到上海。

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同聂荣臻谈话时说：“中央发现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决定以调动工作的形式，将张慕陶调回中央，然后由你和贺昌、陈复3个人去组成新的顺直省委。到天津以后，由贺昌同志任省委书记，你担任组织部长，陈复同志担任宣传部长。你有什么意见？”

“一切听组织决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

第2天，聂荣臻就和妻子张瑞华离开了上海，乘船北上，到了天津。

天津气候同香港、上海大不一样，时值严冬，路旁梧桐树上的几片枯叶，随着阵阵寒风，无力地颤抖着，发出微弱的低吟。行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袍，两手深深地揣在袖筒里，弓腰匆匆走过。

第1次到北方的张瑞华，一上岸就被刺骨的寒风吹得浑身发抖，聂荣臻忙把一条长围巾搭在妻子的肩上。好在码头上有顺直省委的同志来接，他们很快来到了马场道住处。

4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省委成立纪念“五 一”总行动委员会，决定在北宁路、开滦、天津、北平等地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进行示威游行等斗争。省委决定聂荣臻到唐山布置“五 一”罢工斗争。

聂荣臻在法国当过工人，熟悉工厂的情况，所以他满怀信心地到了唐山，住在一位上了岁数的跛子煤矿工人家里。老工人是共产党员、单身汉，为人忠厚。他们同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聂荣臻住下后，老工人说：

“你瞧，一条炕，一床破被，省委下来的领导同志住这儿，太委屈你了。”

“这样好哇。”聂荣臻亲切地对老工人说，“咱睡在一条炕上，有事情好商量嘛！”

就这样，聂荣臻同老工人盖一床棉被，通腿睡觉，一口锅吃饭，通过谈话，了解到矿工的不少情况。他又向老工人要了一身又脏又破的矿工服，又故意用烧灰把脸抹得黑黑的，开始到广大工人中去活动。

有一天早晨，天气很冷，老工人赶早去上班，怕聂荣臻受冻，在炉子里添了许多煤，将房门关得严严的就上班去了。

聂荣臻醒来，感到头痛得很厉害，昏昏沉沉，浑身像被醋泡过似的酸软无力。他知道自己煤气中毒了。想喊个人来帮忙，但无论如何也喊不出来，想起身，又没有一点力气。他只好吃力地滚下炕，爬到门口，打开房门，这才慢慢脱离危险。

要动员发动工人，就必须接触更多的工人，聂荣臻动了很多脑筋，终于找到了同工人接触的好办法。他每天到工人食堂去吃饭，和工人一起排队、一块吃饭，边吃边聊，很快就结识了许多工人。食堂里是不会有密探的。工人走上班，他就和同到唐山的张昆弟花上三五角钱打个茶会，喝几杯茶，避免在街上走动引起敌人怀疑。

有一天中午，聂荣臻在食堂排队买饭，一个工人悄悄地对他说：

“告诉你一个消息，据厂里一个头头说，现在当局已经发觉矿上来了两个可疑的人，在工人中间活动。你们已经暴露了，还是躲躲好。”

聂荣臻和张昆弟一商量，认为在唐山这里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按原计划，他们还要到北平去。于是两人就离开了唐山。

6月，聂荣臻被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李立三对他说：

“你去后要约束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放荡行为。顾顺章利用工作之便，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给党造成极坏影响和损失，你要很好地监督他，有什么问题要及时报告。”

聂荣臻接受任务很快就到了特科。当时在特科搞具体领导工作的除聂荣臻外，还有陈赓、李强等人。特科工作紧张而危险，他们曾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进敌人的要害部门，获取了许多情报，甚至连蒋介石调动军队向我军进攻这样绝密的情报都可以得到。特科工作也是非常紧张劳累的。白天整日在外面活动，夜间很晚才能回家。第2天早晨四五点钟又要出去。已经怀孕的张瑞华，孕期反应很厉害，但是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一切家务均由自己包揽下来，还要完成党分配她的机要交通工作。

聂荣臻化名李松涛，公开身份是记者，因为记者行动比较自由方便，而且不易被敌人发觉。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不考虑在白区要积蓄力量，隐蔽待机的必要性，而幼稚地认为，革命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和士兵暴动，尤其大中城市首先发动，以“形成革命高潮的中心”。

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制订了各个中心城市举行总起义的计划。并且命令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

7月的一天，李立三找聂荣臻谈话，让他到镇江组织起义，说：

“起义成功后你们要乘胜西进，进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长沙、南昌的军队会师武汉。……”

有着两次武装起义经验的聂荣臻，深知组织武装起义是不简单的，必须具备相当的条件，所以他说：

“镇江的情况我不了解，能不能组织起义要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去看一看吧。”

“不是看一看，”李立三不耐烦地说，“而是一定要成功。中央还派刘伯承去了武汉，在武汉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会师武汉。他的任务不是比你还重吗？！”

聂荣臻坚持说：“要起义就得有起义的条件，不搞则罢，要搞就一定成功。镇江的力量究竟如何，我心里没数，不去亲自看看，我没有发言权。”

李立三听不进去，说：“镇江是长江、大运河和沪宁铁路的交叉点，东、西、南3面山丘环峙，形势险要。太平天国时就是天京（南京）下游的重要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拿下镇江，对进攻南京有着决定的意义。你一定要去把起义搞成功。”

聂荣臻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同李立三辩论是辨不出什么名堂的，就离开了李立三。他同两个助手冒雨到了镇江，经初步了解，镇江的所谓起义力量不过是医院里的一批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另外还有一股土匪，也有希望争取过来，其余武装均不在我们手中。

他想：就凭这点力量，盲动地搞起义简直是白日做梦。

他在路上买了一张镇江地图，就朝旅馆走去，在离旅馆不远的地方，发现情况有些异常，在门外一看，发现自己的房间开着，知道出了问题。他装作路人，由门口经过，只见屋内有两个不相识的人在翻弄自己的东西，于是他头也不回地一直走出了旅馆。

太阳已经落山，街道上行人渐渐少了，一时间他不知道去何处落脚，再找旅馆是不行的，警察肯定对所有旅馆都有布置，在镇江又没有亲朋，总在街上转也不行。正在为难，他突然发现前边有一个澡堂，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他想，不如到澡堂里去消磨时间。

洗完澡，他躺了一会儿，但觉得总在这里躺着同样会引起别人怀疑的，澡堂的伙计已经把目光对准了他。

这时他听一位洗澡的人说，镇江的澡堂都是通宵开放的，何不到另一个澡堂去磨时间呢！

于是，他急忙穿好衣服，出去寻找澡堂。这一夜，他一连洗了3次澡，总算熬到了天亮。

他回到上海后，听说两位助手还未回来，心里有些担心，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阶级感情，促使他立即又乘车返回镇江，冒险去找两位战友。他跑遍了许多旅馆，终于找到。

回到上海，在车站上，他听报童们在喊：“卖报、卖报，看共产党被破获的消息——”

他买了一份，这才知道，镇江县委机关已经被敌人破获了。

3人回到上海后，聂荣臻向李立三汇报了镇江之行的所见所闻，说明在镇江搞起义完全是主观臆断。李立三不信，派人去核实一次，又看到了报上的消息，最后才不得不承认事实。

聂荣臻回到特科后，对顾顺章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抑制和斗争。随着上海隐蔽斗争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顾顺章的错误思想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他不顾党的政策纪律，热衷于搞恐怖行动，一时间他杀人杀红了眼，曾被人称作“杀人魔王”。中央和聂荣臻等同志一致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有一次，顾顺章得知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星期在一品香饭店集中二三十个头目开会。顾顺章通过特情关系从日本兵营里搞到几个皮箱炸药。要用恐怖手段把这批“包打听”头目炸死，然而，这样一来一品香饭店整个大楼，连同里面的所有群众也将一齐被炸，附近的民房也将变成一片废墟。对于这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有失民心的错误做法，遭到了聂荣臻和特科同志极力反对，最后周恩来直接进行了干预，才阻止了这次恐怖行动。

1930年8月，瞿秋白、周恩来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在他们的支持下，9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清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李立三在会后也离开中央到苏联去了。

不久，聂荣臻离开特科，调到中央军委工作。任务是做周恩来的助手。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住房是要经常换的，后来他搬到四马路跑马厅西北不远的一个弄堂里，住在一幢小楼的上层。时间不长，张瑞华到了临产期，他们的女儿聂力出生了。小家伙长得红光光、胖乎乎，十分可爱，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但是，做地下工作十分危险的，时常需要隐蔽，加上工作紧张繁忙，聂荣臻一家并不能尽情地安享天伦之乐。

地下工作最大的危险是被敌人或叛徒盯梢。他不止一次机智地甩掉叛徒的盯梢，胜利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上海，聂荣臻时常听到江西根据地频频传来捷报，有一次，他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在一起谈论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在中央决定加强军委工作，红军力量越来越发展的形势下，有必要有一部统一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这对红军建设肯定会有好处的。周恩来对他们的想法非常赞成。于是大家通力合作，组织翻译了《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装印成书，送到了各个根据地。

1931年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由7人组成，仍同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周恩来、陈云决定，立即搬迁所有顾顺章知道中央机关和负责人的住处。聂荣臻与李克农、陈赓、李强等人协助周恩来进行这一迁移工作，他们奋战三四个昼夜没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所有搬迁任务，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来搜查时，一一扑空，避免了党的一次重大损失。

夏天，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参与争取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和争取第二十一军与我党联合抗日活动，取得了成功。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发动了“宁都起义”。第二十一军军长吉鸿昌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成为抗日名将，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捐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