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南昌、广州举义旗

党的“五大”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国共分裂已成定局。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国共分裂，一时间乌云压顶，形势骤然吃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周恩来到军事部传达了中央决定，并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事委员会，聂荣臻担任书记，紧急赴九江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聂荣臻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顺长江而下，奔赴九江。他首先将中央的决定通知了叶挻，然后分头向贺龙、叶挻部队中的中共连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接着他又按周恩来指示，找到正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作了传达。

7月20日，聂荣臻在九江参加了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李立三等部分中央委员以及叶挻参加的谈话会，讨论南昌起义的有关问题。

李立三发言时显得异常急躁，说：“现在形势急迫，应该立即发难，以防夜长梦多。”

聂荣臻发言时表示反对：“这不行，周恩来同志再三交代，何时起义，一定要等中央通知。”

李立三不住在手手帕擦脸上的汗水，不耐烦地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起义已经进行了组织准备，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聂荣臻坚持说：“我们不能自由行动，这是个原则问题。”

李立三站起来大声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嘛！”

聂荣臻说：“大家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会上气氛异常热烈，争论得很厉害，最后还是决定按周恩来的指示办，等候中央统一命令。

后来，苏联顾问鲍罗廷约聂荣臻介绍情况，他在张太雷陪同下登上庐山，介绍了起义准备工作情况，由张太雷担任翻译。

登庐山，这还是聂荣臻生平第1次。虽说起义准备工作十分繁忙，他无暇仔细品味庐山的秀美，但就走马观山，已足以领略它的险峻与壮丽。不由得使他想起苏东坡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7月26日，周恩来到九江，对聂荣臻说：“你要把张发奎部的第二十五师拉出来参加起义，并接应后续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最后一起开赴南昌。”

聂荣臻接受任务后，确定留颜昌颐在九江负责接应工作，并让贺昌密切注意张发奎的动向，然后他亲自赶往第二十五师驻地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亲信，下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七十四团团长又是李汉魂的亲信。聂荣臻认真分析了各种情况，觉得把整个师拉出来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分头发动部队起义。他首先找到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商量。周士第是共产党员，七十三团前身又是叶挻独立团，基础好，共产党员多。他们认为，拉出七十三团整团起义不成问题。于是，聂荣臻向该团的共产党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且进行了起义动员。接着，他又找到七十五团中共支部书记孙一中，孙一中也是共产党员，但部队是新组建的，又同师部住在一起，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李汉魂立刻就会发觉。所以聂荣臻和孙一中商定，起义时以进行野外演习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只带武器弹药，不带行李背包。最后，聂荣臻又考虑七十四团怎么办？这个团的军官中，只有一个重机枪连长是共产党员，他只能找这个连长研究。连长表示，决心把重机枪连拉出来参加起义。

周恩来临去南昌前，曾对聂荣臻说：“南昌方面一发难，马上放一列空车到马回岭车站，你立即把拉出来的部队和辎重装车赶往南昌。”

8月1日下午，空列车果然到了。聂荣臻下令，一切按原定计划行动。但是部队还没有装完车，张发奎坐火车经过马回岭，发现了部队的行动，并下令制止。

聂荣臻见此形势，果断地对身旁的李排长说：

“你马上向张发奎喊话，让他回去，要是他不回去，你就开枪。但不准打人，要往天上打。”

李排长用手搭成喇叭，大声喊话。但张发奎的列车并没有往回开动。

聂荣臻说：“开枪！”

只听“嗒嗒嗒……”一阵机枪响，张发奎果然被吓懵了，他慌里慌张和李汉魂一起跳车逃跑，结果把他的卫队、手枪和望远镜丢在车上。

起义按计划顺利实现。车到德安，张发奎写了亲笔信，要求把手枪和望远镜还给他。聂荣臻考虑到日后的统战关系，同意了张发奎的要求，还把俘虏的卫队愿走的人一齐放了回去。

火车在德安停下以后，因为铁路桥被炸坏，不能继续南开，聂荣臻只好率部队星夜进行赶往南昌，8月2日晨到达。

聂荣臻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高兴地说：

“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你会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起义军在南昌进行了改编。聂荣臻拉出来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任师长，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聂荣臻任第十一军党代表，军长为叶挻。

8月3日，起义军开始南下。

“劳师远征，兵家之忌”，这是一句古训，可是起义部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加上天气热得使人透不过气，行军路上全是高山狭路，战士们每人要背二三百发子弹，还有机枪、大炮。沿途一带农村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农民回避起义军，部队得不到农民帮助，连粮食、咸盐都买不到，战士们有时每天连一顿稀粥也吃不上。

汗流浃背的战士们没水喝，只好趴在小河或田沟上喝稻田里的水，大部分部队中又没有军医、药品，不少人染病，一路上自然减员较多。

起义军到达进贤后的第2天，蔡廷锴叛变，跑到他的老主子陈铭枢那里去了，起义军一下子就减少1个师。部队的情绪也受到很大影响。周恩来、聂荣臻、叶挻都很痛心。

聂荣臻和叶挻指挥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先后进行了壬田、会昌、三河坝、汤坑等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虽然经过英勇战斗，消灭与击溃了不少敌人，但自己损失也相当大。汤坑一战之后，起义军已无力再战。第二十四师两千余人由董朗率领退到海丰，与东江农军会合。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分兵后，10月初遭敌人袭击，由朱德、陈毅等率领，经闽南、粤北转战到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后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聂荣臻和叶挻在一个叫炮台的地方渡过榕江，掉头向西，途经贵屿，于10月3日中行，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在这之前，领导机关已经到达这里。周恩来在途中患了恶性疟疾，高烧发得非常厉害，有时说胡话。即使如此，他还在根据张太雷传达党中央有关部队向海陆丰转移的指示和结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打出苏维埃旗帜的指示，一方面认真安排着国民党左派人士先行疏散，另一方面在流沙等候贺龙、叶挻、聂荣臻等的到来。

聂荣臻和叶挻赶到流沙后，在路旁一座庙里找到了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张国焘、贺龙等二三十人。大家正在开会。周恩来硬挺着病体，正在吃力地讲话。聂荣臻和叶挻同众人打过招呼后，也参加了会议，还听取了张太雷关于“八 七会议”精神的传达。会议中途遭敌人袭击，众人被冲散。

在一片混乱中，聂荣臻、叶挻两人一直同周恩来在一起。周恩来无法走路，只好让士兵用担架抬着走。他在高烧中仍在喊冲啊冲啊！道路不熟，语言不通，几个人中间只有一支小手枪，如果遇到敌人，他们连自卫的能力也没有，情况非常危险。后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帮助下，他们来到陆丰县南塘区一个叫黄厝寮村的小村子里。杨石魂认识聂荣臻，也认识周恩来，只是同叶挻不相识。

大家一阵寒暄后，聂荣臻说：

“杨石魂，你是当地人，对这里情况熟悉，部队被打散了，恩来同志又病得这样。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离开我们。”

杨石魂问：“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聂荣臻根据周恩来意图回答说：“你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去吧。”

杨石魂坚定说：“好吧，我一定想办法。”

第2天，他们搀扶着周恩来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太阳落山以后，杨石魂从老乡那里找来一副担架，把周恩来抬上，朝陆丰的甲子港转移。

甲子港是一个海滨小市镇，港中停泊着各种大小渔船，船桅如林，海滩到处晒着渔网。他们来到离海滩不远的一家渔民家里，杨石魂把周恩来安顿好，说道：

“你们先在这里住下，给恩来同志治病，待我找到船以后，再送你们去香港。”

大约一周左右，一天夜里，杨石魂匆匆走来，说：“船已搞到，可以走了。不过船很小，没有办法，实在搞不到大一点的了。”

天边已经发白，众人抬着担架来到被晨曦环抱着的海滩。那实在是一叶扁舟，聂荣臻、叶挻和杨石魂将病中的周恩来安顿甲板下面的船舱里以后，里面就再也没有空隙可以坐人了，3人只好坐在外面的甲板上。船工则在后面摇橹。

天更亮了，海浪在晨风的掀动下越来越大，小船不敢离岸太远，以防大风浪袭击，但也不敢离岸太近，以防被岸上的人发现。小船在风浪中像一片飘忽不定的树叶，一会儿被托上浪峰，一会儿又被跌入浪谷，摇晃得非常厉害。人在船上连坐都不可能坐稳。稍不注意就会被掀进茫茫大海。

周恩来的病情还没有全好，有时还发烧，说胡话。聂荣臻非常着急，他问船工：“老大，甲子港离香港好多里哟？”

船工回答：“300多里吧。”

“这样走是很危险的吧？天黑以后怎么办？”

船工说：“就看你们几位运气怎么样。”

天渐渐黑下来了，太阳晒，海风吹，他们的脸上像泼了辣椒水一样火辣辣地痛。不过船老大说，最怕的还是夜晚打瞌睡时掉进大海里。聂荣臻思索一会，终于想出一个安全的办法。他向船工要了一条绳子，将自己和叶挻、杨石魂都分头牢牢地捆在桅杆上，这样就可以放心地瞌睡了。

经过两天一夜搏斗，前方已看到香港了。船工将船划进香港的鲤鱼门，驶进铜锣湾的海面。

到达香港后，聂荣臻等人同住在香港的广东省委接上了关系。他们安顿好周恩来之后，省委决定聂荣臻负责省军委的工作。当时在省军委工作的有黄锦辉、杨剑英等，省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

192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定。聂荣臻在香港多次参加省委讨论广州起义问题的会议。聂荣臻对应不应该举行次起义，起义怎么搞法等一系列问题在会上多次提出自己的看法。广东省委内部也有争论。

聂荣臻说：“我是不主张起义的，因为全国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广州的情况也不例外，这对起义是不利的。”

但是，积极主张起义的人说：“当前组织广州起义也是有条件的，黄琪翔带着部队与桂系黄绍竑在江西对峙着，广州市内没有多少兵力，只有张发奎的1个教导团、1个警卫团和1个炮兵团。所以正是起义的好机会。”

聂荣臻认为：起义虽然有一些有利因素，但同不利因素相比，并不占优势。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坚决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在香港积极参加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起义前一个星期与杨剑英一起到了广州。

到广州以后，他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一间房子，成立了军委联络点。一方面负责对各方的联络工作，了解情况，筹划解决军火等问题。一方面还参加研究起义问题会议。

在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曼提出：先发动工人组织总同盟罢工，再发展成为群众示威游行、城市暴动，进而乘机夺取政权。聂荣臻和多数同志认为，这完全是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建议起义在夜间进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广州政权。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曼根本听不进去。起义决定于12月13日举行。可是，由于在运送手榴弹时暴露了秘密。12月10日张发奎又突然宣布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令。形势十万火急。起义指挥部紧急决定，起义提前在12月11日凌晨发动。

聂荣臻与张太雷、叶挻、恽代英、杨殷、周文雍等人一起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工人赤卫队等武装部队和工农群众共两万余人举行起义。聂荣臻积极参加起义行动。教导团是这次起义的主力，不但训练有素，而且武器好，在工人赤卫队和农工纠察队配合下，当天就占领了除第四军军部、军械处等少数据点以外的广州全部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接着聂荣臻就在设于市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掌握军事行动情况。11日夜晚，起义领导人在市公安局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起义军总指挥叶挻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状况，认为广州周围敌兵力密集，于我不利，提议将起义军尽快撤离广州，拉到海陆丰去与当农会会合。

聂荣臻说：“叶挻同志说的对，如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城外敌人反扑回来，我们是很不利的。”

共产国际代表根本听不进去，说：“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到农村去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

叶挻和聂荣臻的意见未被接受。

12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但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马路上遭袭击牺牲，李福林的国民党第五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围攻广州，起义军浴血奋战。中午，敌1个团占领了观音山，居高临下，向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扑来，子弹雨点般地射在公安局的院子里，形势十分危急，敌人已经冲到离公安局不远的一条街上，双方在激烈地交火。聂荣臻急忙把在总指挥部的200多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他们一直坚持到下午，教导队和工人赤卫队的部分兵力闻讯赶到，才将敌人击退，重新夺回了观音山。

12日傍晚，敌人又一次攻占了观音山，聂荣臻和叶挻一起登上财政厅大楼的天台，观察各处的战斗情况。只见敌人从观音山上潮水般地涌了下来，黑鸦鸦一片，向市区冲来。

聂荣臻对叶挻说：“再坚持下去，我们只能是无谓地牺牲，你说该怎么办？”

叶挻似乎没有听到似的，一声不吭。

聂荣臻知道，叶挻自从听了罗曼的粗暴批评后心情一直不好。他又说：“叶挻同志，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我们将会全军覆没的！”

叶挻表示同意。于是，两人一齐下楼。到了公安局，聂荣臻先通知恽代英等同志赶快撤离，以后和黄锦辉分头到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通知撤退的决定。

13日，接到通知的部队逐步撤出了广州，没有撤出的部队（大部分是工人赤卫队），伤亡惨重，敌人重新占领了广州。

16日，聂荣臻回到香港。

1928年1月，聂荣臻在广东《省委通讯》第7期上发表《广州的暴动》一文，从政治、军事、起义的准备和行动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同月，聂荣臻参加了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会后被任命为省委军委书记。直到3月，广东省委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聂荣臻反对李立三大批处分和惩罚省委领导干部的做法。在谈到起义时，他认为：本应在广州组织兵变，发动突然袭击之后，迅速地把起义部队拉出来，转移到农村去开创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为此，聂荣臻与叶剑英一起向省委建议，教导团退到东江地区后，不要再硬打硬拼，把教导团成员派往各部队作为骨干带兵打仗，并逐渐向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靠拢.

由于党内“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他们的建议又一次石沉大海。

4月，聂荣臻与在省委做机要交通工作的张瑞华结婚。

1929年“五 一”节，中央命令在香港组织示威游行。聂荣臻在现场发现，前来集合的人群中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基本上没有群众参加。他当即对香港市委书记邓发说：

“党员是革命运动的宝贵骨干，如果今天军警把我们的党员全抓走，损失就大了，我看今天的游行应该撤销。”

邓发思考了一下，说：“你讲得有理，我们不能追求一时的轰轰烈烈，而使党受到重大损失。”

于是，聂荣臻和邓发当即将集合在街道上的党员疏散，避免了一次灾难。

10月下旬，聂荣臻被任命为东江巡视员。在巡视工作时，他向东江特委书记林道文等人指出：“东江红军应该开展秋收斗争，以武装帮助农民抗租，这样才能发动群众，使群众在斗争中觉悟起来帮助红军。红军的作战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结合，诱敌深入，决战于赤色的乡村区域，胜利才有把握。”

经过南昌、广州两次起义，使聂荣臻认识到：人民武装起义必须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相结合。这就是两次起义失败给予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