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远赴欧洲求索

1919年11月，聂荣臻离开家乡到重庆约齐钟汝霖等10多位同学，顺长江而下，来到上海；12月9日，又搭乘法国邮轮“司芬克斯”号，漂洋35个昼夜，到达法国的马赛港。

聂荣臻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弱民穷，在于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他决心在欧洲学好外语，并刻苦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一名专家，将来回国兴办实业，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他先后进入蒙塔尔纪中学和德洛中学苦读法文，然后进工厂做工，有了少量的积蓄后，又进胡迺尔中学学习数、理、化等课程。

远离家乡在国外学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经济困难。他离家时由舅父等人帮助筹集的300块银元，买一张到法国的轮船票就用掉了1/3，上学要交学费，平时生活开销又大，用不了多久，钱就会花光的。因此，学校一放假，他就赶紧到工厂做工。他先后进过蒙塔尔纪橡胶厂、克鲁邹钢铁厂等工厂，做过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以“学不成，死不归”的顽强毅力，过着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

1921年1月中旬，华法教育会突然通知，从2月起，不再在经济上补助勤工俭学生。聂荣臻等4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一个个气愤异常，大家一齐到巴黎中国公使馆请愿。聂荣臻勇敢地陈述道理，并要求公使馆向北洋政府转达，给学生以生存权和求学权，每人每月补助400法郎，以4年为限。请愿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但公使馆被迫同意继续补助没有工作的学生每人每天3法郎。这一请愿活动，因为有提出了400法郎、又以4年为限，所以后来被称为“二四”运动。聂荣臻当年只有21岁，在国内时他领导学生会参加过抵制日货的斗争，所以在“二四”运动中表现得沉着冷静。但他毕竟是在远离祖国的欧洲参加政治运动，所以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求索。有一次，他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参观，知道“巴黎公社”是国际无产阶级建立的第1个政权，当时巴黎工人与梯也尔军政府进行了残酷的斗争，1871年5月28日公社最后的147名战士在这里（拉雪兹公墓）与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堵墙下英勇牺牲，第2天被埋在墙下的一个深坑里。聂荣臻站在保尔 莫罗 伏蒂埃的著名雕塑纪念碑下，对公社的勇士肃然起敬。他看着墙上那累累弹痕，似乎勇士们牺牲时的壮烈场面又出现在面前，一种欲为国家强盛、欲为民族独立奋斗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站在墙下，默默自语：“既然出国，则负无穷之责任。对于自身，则有求生活之责任；对于家，则有侍父母蓄妻室之责任；对于社会，则有扶救之责任；对于国，则有利国利民之责任。”他在家信中发誓：“学不成，死不归！”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到巴黎，以筑路权、印花税、验讫税等作抵押，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5亿法郎，以购买军火打内战。此事被勤工俭学生们发觉，于是在法国又像春风烈火一样，引发了反对借款的“拒款运动”。聂荣臻积极参加斗争，他来往于巴黎、克鲁邹之间，参加游行，进行讲演。他们在使馆外进行请愿斗争，历时两个月，终于取得了胜利，5亿法郎的借款流产。

聂荣臻通过参加这样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更加认识到：真正的力量在群众之中，只要在正确思想目标下组织起来，群众的力量就无坚不摧！

这年夏天，俭学会发起人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建了一所中法大学附属学院，吴稚晖新任校长。本应就近招收在法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但吴稚晖等人却从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舍近求远，从国内招来一批有钱有势的地主、资本家子弟入学。这自然引起在法学生的强烈不满，纷纷派代表组成“先发队”，于9月20日进占了里昂中法大学。聂荣臻担任联络工作，晚3天到达里昂。此时，“先发队”120多名同学已被法国警察当局拘留在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里。聂荣臻搞到一张进兵营探望同学的通行证，他巧妙地利用通行证先后救出了赵世炎等3人，其余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0多名同学被强迫押送回国。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宣告失败。

聂荣臻心情沉重而忧伤，时时在担心着被押送回国的同学，不知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走？他独自在秋风中的巴黎街头徘徊。这时，他又突然想到巴黎公社的社员纪念墙，于是再次来到拉雪兹公墓。他站在尊尊英雄雕像前，凝目而视，似乎要在这30多位英雄身上找到答案。

此时，他更加感到巴黎公社的战斗，是各国民众求生存、求解放、争民主斗争的光辉范例。公社社员的牺牲、勤工俭学生的受挫，使他悟出了一条道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救国之路，从来就不会有坦途！

从此，他开始更深入地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

1921年11月，他来到比利时南部位于松布尔河北岸的沙洛瓦市，先上补习班，然后考入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刘伯坚等进步同学，经常一起探讨国家民族的命运问题。刘伯坚介绍他阅读《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著作。他越学越觉得有道理，世界观在马列主义的影响下开始转变。他渐渐地认识到自己“实业求国”是不现实的，不在中国国内打倒军阀腐败统治，要想发展民族工业，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一切无从谈起。只有向苏联学习，用暴力革命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政府，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落后的问题。这种认识，使他在人生求索的道路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922年6月，他在家书中写道：“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救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聂荣臻忧国忧民，矢志报国的坚强意志，同时也表明，他已由一位“实业救国”论者，“科学救国”论者，转变为“革命救国”论者，为接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2年8月，经刘伯坚、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参加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他与刘伯坚一起，参加了“少共”在巴黎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少共”旅（比利时）支部委员。同年春，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一心从事革命活动的聂荣臻停止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回到巴黎，专职担任团训练部副主任。为了给党团筹集活动经费，他又先后在雷诺汽车厂、西门子电气公司多米松分厂做工，业余时间组织团员学习马列主义。并与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人一起，利用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同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有时候双方面对面的进行激烈争论。后来，聂荣臻被选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

在孙中山先生主持下，国内实现了国共两党的正式合作，1924年1月，聂荣臻被选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处长。

这一年的2月5日是中国甲子年的正月初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聂荣臻、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人，为了使战友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聚会欢度除夕，大年初一，大家商定一齐去瞻仰“巴黎公社社员墙”。

这是聂荣臻三谒此“纪念碑”，他的心情与前两次迥然不同，如今他已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深情而又激动地对众人说：

“我为自己终于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感到由衷的高兴！”

1924年9月，聂荣臻奉党组织指示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课程有《十月革命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当时，李大钊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会议，聂荣臻和别的同学听他讲过《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以及国内革命形势等课程。1925年2月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要重视武装斗争，培养军事干部，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决定，选调聂荣臻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并且担任中国班党支部书记，同班学习的有熊雄、叶挻、王一飞、颜昌颐、李林、张善铭、杨善集等著名共产党员20多名。他认为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重视武装斗争的思想是正确的，加上他向来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因此，学习中非常刻苦，经过半年严格的军事学习和训练，终于成为党内最早掌握军事斗争的骨干之一。从此，聂荣臻的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