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吗啡引起的风波

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由于部队严重营养不良，出现了大量的病号。又由于缺医少药，许多传染病疯狂地蔓延，使红边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医生手里只有少量的药品，象无价之宝似的，不肯轻易使用。

有一次军团司令部机要科的黄科长得了疟疾，一忽儿打摆子发搞烧，一忽儿冷得发抖。恰好这时军团卫生部从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的药品中找出一些奎宁，分配到门诊部使用。于是医生就让黄科长服用了。

黄科长服药后不到半个钟头，突然象疯子似的冲出屋门，跑到营房外面的山上去，到山顶以后，又飞快地跑下山来，一边跑，一边解开衣服的纽扣，双手乱抓自己的胸脯，抓得一条条血印，嘴里还大喊大叫，但是谁也听不出他在喊些什么。

人们都以为他是疯了，几个人一起把他抓住，抬回了机要科的宿舍。机要科的副科长忙跑到卫生部将游胜华大夫请来。

游大夫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是因为药物口毒引起的，并且进行了治疗，这才使黄科长平静下来。

这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去，但是一场更大的风波却由此而引起了。

当时在红军中肃反工作一直抓得很紧，到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在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扩大化高潮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的流毒和影响还是存在的，一些干部还是热衷于搞“宁左勿右”那一套。如今，军团司令部竟然出了药物中毒事件，而且受害者是党的机要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少人认为：无疑，这是一直严重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一部分人主张抓住这一事件，追查到底，将埋藏在军团中的反动分子揪出来。

受审查的人当中，首先其冲的是军团卫生部的游胜华大夫，因为黄科长的病是由他亲自诊断的，药也是他亲手交给黄科长的。

政审人员详细审查了游大夫的历史。他是瑞金中华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地地道道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土医生，本人又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贫农，难道这样一位红色医生会搞这样的破坏活动吗？他会企图谋杀自己的同志吗？每个政审人员似乎都找不出什么理由来。

于是又往上顺蔓摸瓜。药是军团卫生部发下来的，在军团卫生部当药剂科长的叫戴洛民，戴洛民平时留着两撇小胡子，人们都习惯叫他“戴胡子”。“戴胡子”是红军打吉安时吸收参加红军的，当时他在吉安城里开着一个私人诊所，红军解放吉安以后，动员他参加红军当随军医生，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诊所，参加了革命。这次严重的谋害事件是不是“戴胡子”搞的鬼？

政审人员有的说“戴胡子”可能是AB团^①成员，有的说不象。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

休，最后的结论是“值得怀疑，不敢肯定。”

看来还有继续往上追的必要，于是又追到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姜齐贤身上。姜主任可是个大头儿，他过去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医官，是在一次战斗中被俘以后，才留在一军团当的医务主任。有人说，这次严重的破坏活动肯定是他搞的。

姜齐贤知道政审人员的矛头已经对准了自己，非常害怕，精神非常紧张，他坐卧不安，茶不思，饭不想，人也一天天明显地消瘦下去了。卫生部的许多人都知道肃反运动的厉害，那真是一股急骤的旋风，哪容得你分辩。所以人们都为姜齐贤捏了一把汗。在人们心目中，一场灭顶之灾已经降临到姜齐贤的头上。

聂荣臻政委听到这件事以后，他首先找到当时在军团任保卫部长的罗瑞卿。他无限感慨地向罗瑞卿介绍了自己初到福建那些日子的所见所闻。他说：“刚到苏区，我看到了几次对破获‘社会民主党’人员正法的布告。在江西，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告示。不同的是江西不叫‘社会民主党’，叫‘AB团’。我当时就认为‘社会民主党’也好，‘AB团’也好，是应该搞出来的，但那只是敌人打进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极少数人而已。哪里会有这么多反革命。我做过一些调查了解，发现很多都是冤案和错案。其实是自己在那里吓唬自己，在那里疑神疑鬼。我亲自看到一个朴朴实实的小鬼，竟然也被打成‘社会民主党’，这不是怪事吗！一个青年农民，甚至连字都识不得几个，怎么就成了‘社会民主党’分子，真是奇怪。”
①AB团——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潜伏在革命根据地内的国民党特务组织。AB是英文Anit—Bolshevik的缩写，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

罗瑞卿同感地说：“这个问题我在红四军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看法。记得我调一军团后，你曾对我谈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咱们一军团还没有出现过随便给干部、战士扣上‘敌人’帽子的现象，更没有杀过一个干部。”

聂荣臻点点头说：“这是咱们一军团能够团结一致、政治思想上比较活跃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我们搞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不敢讲心里话，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不过，我们也不要忽视左倾路线的影响。这两天黄科长药物中毒事件，有的人就要大做文章。”

“看来矛头直接指姜主任。”

“姜齐贤是一位有经验的医务人员，是我们红军中难得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道分子我们红军中太少了，应当加以保护。所以，我决定亲自调查处理这件事，并请你协助，你看要得吗？”

罗瑞卿高兴地说：“你是政委，我是保卫部长，义不容辞嘛。”

“那么咱们就算说定了，班子由你组织，要政策观念强的同志参加，短小精悍。咱们说干就干，今天就开始。”

“好！”

由聂荣臻亲自领导的调查组经过仔细调查了解，终于把事实真象搞清楚了。原来是医生在给黄科长药的时候。误把吗啡当成了奎宁，而且用最较大，造成了黄科长极度兴奋，象是发了疯。

那么吗啡又是如何当成奎宁的呢？这其中又有一段曲折。

反“围剿”以后，一军团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大批药物，但是有许多药瓶上没有贴标签，弄不清楚里面装的是什么药。在红军医药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军团卫生部的同志舍不得将这些贵重的药品仍掉，于是姜齐贤主任决定将这批药集中起来，组织几位比较有经验的老药剂师和医生，凭借看外形和品尝味道等办法来判断这些药品，吗啡同奎宁在外形和味觉上很接近，于是卫生部把吗啡当成了奎宁，并发到门诊部去使用了。

聂荣臻和罗瑞卿搞清了这一情况，又对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和姜齐贤本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事件并不是有意加害。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聂荣臻向干部们讲清了调查的结果，并作了公正的处理，他说：“这是一次医疗上的责任事故，不是什么反革命破坏活动。”

会场上，姜齐贤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他激动地说：“聂政委，我感激你，是你挽救了我的生命。”

聂荣臻微笑着说：“不要感谢我，这是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胜利。人命关天的大事是不能马虎的，我和瑞卿同志只是实事求是地办了一件事。不要说象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也不能马虎。”

聂荣臻的话被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掌声平息下来以后，他又接着说：“不过你们也不要原谅自己，给得病的同志用药也是不能丝毫马虎的。我要给你们卫生部规定一条：今后凡是缴获的标签不明的药物，要先找有经验的药剂师鉴定，并且用狗作试验，证明确实没有毒性以后才允许给病人使用。”

姜齐贤说：“我们一定遵照政委的指示办，把卫生部的制度健全起来，更好地为部队服务。”

就这样，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