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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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魂归大漠戈壁

父亲身体的余温尚在之时，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姚依林、宋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丁关根、温家宝、刘华清、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等党、国家和军队主要领导人都连夜来到他的床头，与他做最后的握别。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同志，有的身体欠佳，有的身在外地，都派夫人或秘书前来告别。

彭真叔叔当时患了中风，身体很差，他住在玉泉山，那晚他都睡了，得到消息，执意要来告别，嘱咐我们一定等他。

深夜一点多时，彭真叔叔赶来了，在我的搀扶下，他颤巍巍上前，久久地握住父亲的手，老泪纵横。临离开前，他吃力地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聂荣臻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死而无恨，死而无憾！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虽死犹生。”

最后，彭真叔叔艰难而又坚决地挥了挥右手，似乎拼尽了全力，说：“聂荣臻同志永垂不朽！”

尽管90多岁的老人去世并不使人感到太突然，但父亲谢世的消息公布后，还是令无数的人悲伤哀痛。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怀念他，追忆他，为共和国最后一位帅星的陨落而流下热泪。

反应最激烈的是杨成武，他不仅痛哭，还不断地责问我，为什么在老人家病危时不通知他，平时也不让他来看一下。我只好请医生出来解释，是医疗组决定的，为了病人的治疗，不得不这么做。反正杨成武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与我父亲是60年之交，感情深啊！

1992年5月29日，父亲的部分骨灰撒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烈士陵园。

很多人对我说：聂帅虽然只有你一个亲生的女儿，然而他却有千万个崇敬他的儿女。那几天里，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家里吊唁，遗体告别那天，八宝山人流如潮。雪片似的唁电从四面八方、世界各地飞来。美穗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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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要来京吊唁，因为她丈夫突发脑血栓没人照顾，她实在走不开，改用唁电表达她对父亲的无限哀思。

老一辈的科学家对父亲充满深厚的感情，他的去世令很多大科学家双泪长流。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首席科学家，一连几天都是伤痛不已。5月29日，首都科技界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缅怀父亲的座谈会，钱三强为了写发言稿，头一天夜里两点，他还没有休息，父亲的离世，一定是勾起了他对往事连绵不尽的回忆。当年，钱三强一度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思想苦闷，他向父亲反映，“希望离开二机部回科学院工作”。父亲听后耐心地对他说：“要服从大局，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再谈工作问题。”与此同时，父亲亲自向有关方面交待，要发挥钱三强的作用。

那天发言时，钱三强回首往事，心情激动，讲着讲着便哽咽了。会场上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老科学家们眼里都含着泪花。钱三强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开完座谈会的当天晚上，就因为心肌梗塞三度发作，住进北京医院抢救。此后不到一个月，这位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的大科学家因心力衰竭逝世。我得知此事后，心潮难平，深深地为之惋惜，深深地为之感动。

父亲逝世，在爱国华人科学家中也引起很大震动。父亲逝世时，恰在北京访问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闻讯专程到家中吊唁，写下了“千古英雄，万代宗师”的挽联，以寄托他的诚挚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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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当年那些跟着父亲打天下的老兵，很多人哭红了眼睛。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说：“成武他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哭了好几次。他们是在几十年的生死战斗中建立的深厚感情啊！”

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在她那篇《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写道——

聂伯伯虽然身患重病，但始终为党为国，操劳思虑不已。父亲退休后，已不大外出，但时不时地还是去聂伯伯家走动一下，探望一下，凡有要事都去通报一下。

每当他们坐在一起，父亲总是亲热地高喊“老兄”；每当他们坐在一起，话长话短，总是离不开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每当他们坐在一起，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好像一下子都会浓缩变醇；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那些历史巨变和艰苦岁月，都好像顿失其色，而化为可以弹指一挥的刹那瞬间。

……

聂伯伯身患疾病已非一朝一夕，他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疾病，完全是靠了他那惊人的毅力，完全是靠了他那革命者所特有的坚强意志。他那早年即远涉重洋寻求真理的壮志，他那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英姿，他那不惧艰难夺取科技制高点的勇气，他那抗拒疾患乐观坚毅的革命斗志，他那近一个世纪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生涯，哪一样不令人钦佩折服，哪一样不足以令后世后人永远感念学习！

在二十世纪的史册里，你能找出多少人，具有这样的风采和光辉！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中国这片广袤丰润的沃土之上，才能孕育出聂伯伯和他的战友们这样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光辉篇章；而由他们这一代人所共同谱写的，则是我们民族辉煌灿烂的革命史诗。

父亲和聂伯伯，72年的革命战友，72年的亲如兄弟的浓厚友情，此种豪情，此种风采，任你抚古述今，知晓中外，又能找到几人可以与之相比！

聂伯伯这样突然地去了，他的老战友们悲失良友，他的后辈们也痛失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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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聂伯伯那身着元帅服、威武庄严的遗像前，我们深深地鞠躬，以表哀悼之意。

泪水，冲不掉心中的悲伤；时光，磨不去心底铭记的丰碑。

聂伯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部分骨灰撒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棵苍翠的桧柏树下。父亲平生喜爱松柏，喜其不畏严寒，不惧风雨，傲然屹立的英雄般的气质。柏树旁立着一块汉白玉的标石，上面镌刻着他80岁自题的两句话：“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

1995年2月23日，母亲张瑞华也离开了我们。母亲的骨灰也安葬在这棵桧柏下。两位老人永远在一起，让骨灰回归大地，滋养青松翠柏，是爸爸妈妈最后的心愿和奉献。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到西北戈壁滩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基地。对这个基地的创建，父亲付出了大量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盛年时，曾数次来这里指挥导弹发射。““文革””时期，父亲由衷感叹：“这里真安静！”认为这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他喜欢这个地方。他的后半生，一直关注着这里，我记得基地的同志来北京，有时给他带来自己生产的茄子、土豆等蔬菜让他看，他非常高兴，说，戈壁滩上能够生产蔬菜了，戈壁滩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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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绿洲，就能够留住人了。他坐上轮椅以后，每当听说基地有什么事情，比如遭到了自然灾害等，他都马上吩咐秘书打电话询问，确认没大碍之后，他才放心。我们从点滴小事上，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对东风基地的感情。所以，在和母亲商量过后，决定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安放到基地的烈士陵园。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人在这里实现了飞天梦，它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沉寂与辉煌，它是一片值得中国人永远自豪和骄傲的科技圣地。

5月28日中午，在一曲悲壮的哀乐声中，一架担负特殊使命的专机徐徐降落在茫茫戈壁深处某空军基地。年迈的母亲不能前来，她含着热泪到西郊机场为我们送行。

舱门打开，我和丈夫丁衡高，女儿聂菲，以及有关领导及科技人员代表，伴随哀乐，护送父亲的骨灰走下飞机。等进入基地场区，天空突然飘起淅淅沥沥的雨点，这让人们感到惊奇。这里原本干旱少雨，平时难得下雨，难道是上天也受到感动，在流泪吗？

机场离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还有近两个小时的火车 路程。当缀着黑纱的灵车从机场缓缓驶向火车站时，肃立在公路两旁的空军基地的官兵，行庄严的注目礼。火车静候在铁路转运站上，这辆不知牵引过多少次火箭、卫星，载乘过多少执行发射任务的科技人员的火车，在父亲的骨灰到来之际，鸣笛志哀，悠长的汽笛声在大漠上空久久回荡……

在场区，雨丝绵绵，茫茫戈壁大漠弥漫着一片无尽的忧伤和悲痛。到达基地后，应广大官兵的要求，在基地礼堂举行吊唁活动。额济纳旗蒙族百姓按照民族风俗习惯，向父亲献上全羊、哈达和白酒，以表达最崇敬的追悼和哀思。

29日早晨，在晨曦中，我们把父亲的骨灰盒安放进发射基地的烈士陵园。距离他的墓碑不远处，耸立着他的亲笔手迹：“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在父亲墓碑的周围，整齐地排列着604座坟茔，他们中有将军，有士兵，有科学家，也有普通的工作人员，墓碑上有的连姓名都没有。这里安葬着发射中心的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就是在大渡河边指挥十七勇士渡河的那个孙继先，父亲的老部下。这里还安葬着发射中心的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第三任司令员张贻祥……

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喜欢这里。是的，他将自己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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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我国的科技事业中，他爱科学，爱科学家，他深知，知识分子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没有他们，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而在戈壁深处的这个地方，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和广大官兵默默无闻地奋战在此，牺牲在此，他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和未来，他爱他们，他惦记他们，他希望与他们长相伴，长相随……

安葬了父亲，我们恋恋不舍地走了。

在父亲百年诞辰前夕，我们又来到这里，我有太多的话想对父亲说，于是，我站在父亲的墓碑前，轻轻地说——

亲爱的爸爸：

    我们又来看您了——在您百年诞辰的前夕，在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刚刚从这里发射成功之后。

    您长眠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已经有7个年头了。说她神奇，是因为几十年来，在您和您的战友们以及众多的后来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之下，这里从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变成了现代化的航天港；说她神奇，是因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从这里起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升空，中国的每一艘飞船又从这里翱翔九天。这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伟大精神的象征；这里创造的每一个奇迹，都是新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写照！

    您的百年诞辰，恰逢共和国五十华诞。我们无限崇敬您，因为您一生为国为民，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我们永远怀念您，因为您留给后人的，实在太多太多。您是幸福的，因为您的一生是为理想奋斗的一生；您又是辛苦的，因为您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

    您走了，留下了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留下了对后人的殷切期望……爸爸，我眼前又浮现了您欣慰的笑容。在您的凝望中，这里将不断创造中国的“第一”！〖=B51〗

风吹来，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说：“我都听到了，我都看到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我好高兴啊……”

泪水，霎时蒙住了我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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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和后来人们常说的“老黄牛”很相近。彭老总的意思是，毛主席给了父亲这么高的评价，父亲可以满足了。

据杨成武将军回忆，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当时在南方巡视，他向毛泽东请示出席“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指示，军队几位元帅都要出席招待会，并对几位元帅作了评价，谈到我的父亲时，毛泽东又说道：“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这样评价我的父亲。

对十大元帅，毛泽东基本上都有过评价。比如他评价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他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等。

毛泽东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很多了解、熟悉父亲的人，都认为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大局观、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温良谦恭让，遇事敢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尤其他从来都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不搞阴谋，更不背后整人。

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这些老秘书，跟随父亲许多年，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父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人家的坏话。对人对事，他都是宽厚的，有仁义心肠。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光明正大者与搞阴谋诡计者的斗争，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远的不说，近的也不说，只说““文革””——林彪一伙，江青一伙，康生、陈伯达之流，便是搞阴谋诡计的代表。他们靠的就是挖空心思背后整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的阴险、自私和狠毒。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针见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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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评价我的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入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明哲保身，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了，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总是很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

因此，毛泽东发出那样的评价，也就自然而然了。

父亲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遇到事情，别人不敢站出来，父亲敢于站出来，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36年东征回到陕北后，在大相寺会议上坦然认错。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萧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亲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父亲批发的。也就是说，父亲替张经武挨了批。有人怪父亲，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父亲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

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大为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范济生秘书还记得，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几位老总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开着开着，彭德怀、陈毅突然拍了桌子，大发雷霆，批评总参的某些问题。事实证明，那不能算是总参的问题，都怪到总参头上，是不对的。总参的那二十几个人，当时是最辛苦的，整天累得头晕眼花，换了别人，受到这样的冤枉，可能早就跳起来了。可是，我的父亲却一声不吭。会场外的雷英夫、安东、范济生、刘长明等人急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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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了，雷英夫、安东、范济生等人围着父亲，怪他为何不声辩一下。父亲说，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要顶牛嘛。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听听人家的不同意见，有好处嘛。个人受点批评误解，算不了什么。

父亲常说，遇到事情，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能上下推诿。

父亲的得力助手、担任过总参办公室主任的安东生前曾说过：“聂总是厚道人，老实人，受人误解，甚至代人受过，自己也不去辩白。”

1967年初，“大闹怀仁堂”时，父亲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叶剑英感到奇怪，闲聊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句话。父亲对他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父亲后来专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二月逆流”的参与者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后，父亲因心脏病住进医院，叶帅给我母亲打电话，让他转告父亲，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父亲与叶帅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灵犀，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前后，国家命运最紧要的关口，他们能够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否则，父亲怎么敢让杨成武传话？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一些““文革””期间曾经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

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的过程，就像品一壶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亲大概就是个经得起品评的人。

父亲绝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当年搞“两弹”，中央上层要下马的呼声很高，父亲认为坚决不能下马，所以他宁可得罪人，也顶着继续攻关，最终坚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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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他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对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保障。

父亲的厚道还表现在，他总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予别人。老一辈的一些科学家们一直忘不掉，当初筹备五院时，哈军工的专家教授们最早来北京报到，当时五院还没有个正式办公处所，专家们住在哪里呢？父亲一时犯愁了，给专家们租旅馆住，他们坚决不干，大家都以艰苦奋斗为荣，怎么能随便花钱住旅馆？临时找点简陋房子安排他们住下了，父亲深感过意不去，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给专家们住。记得那时母亲和我都支持父亲这样做。我们准备临时去三座门招待所暂住。虽然后来专家们坚决不同意这样安排，让房的事没有成，但是，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却一直记在了心里。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肖向荣还说：“只要瑞华同志同意回来当办公室主任，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

秘书们心里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顺理成章。可是，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父亲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母亲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退休。

母亲是个老资格，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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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她对我说：“你爸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

关于乘车，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济生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自己搞特殊，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他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匪徒趁夜围攻时牺牲，灭绝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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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他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不能当特殊兵。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没在外面惹过事，更没给父母丢过脸。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还在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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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普通护士，面对一个普通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别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人们怀念他，为他落泪，并不是因为他当多大的官，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元帅，而是因为他具有让人感动的品格。

他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

著名文学家巴金说：“聂帅是个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

从他身上，我还悟出：一个人必须多做事情，为民族为国家多做事情，做出好事情，人民才不会忘记他。

76 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

1999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也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这个时候，我很想替父亲做点事情，更想替国家做点事情。想来想去，我想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它必将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寄情于我国的科技事业，主要是抓出了两弹一星。当年，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应该大书特书。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30多年之后，那些为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仍然鲜为人知，仍然默默无闻，我觉得应该到了让人们知道并记住这些无名英雄的时候了。把两弹一星的精神弘扬光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如果父亲活着，一定会支持这样做的。

有一天，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碰到朱镕基总理，把自己的想法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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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一下。朱镕基认为有道理，可行。他当时很忙，就预定了一个时间，约我再去细谈。

不久，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约我和丁衡高一起去与朱总理面谈。听完我们的想法，朱镕基说：“我个人赞成，是好事。”他提出，让我们再和锦涛同志谈谈，因为他分管书记处工作。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胡锦涛，和他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听完我的具体想法后，胡锦涛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并且说：“你就以老同志的名义，给中央写一封建议书，由中央研究后实施。”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封建议书是由我、丁衡高、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一起讨论后完成的。1999年5月4日，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朱镕基和胡锦涛。

信中说——

镕基、锦涛同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决策、领导，由聂荣臻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从1956年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到两弹（导弹、原子弹）一星（卫星）先后突破过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辉煌的篇章和中华民族历史上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突破，标志着我国从技术落后状况，达到接近当时国际上相应的先进技术水平（位于美苏英法之后）。围绕两弹一星这几个重点，通过“任务带学科”的途径，自主研究，并从科学研究起步，发展成为一批新兴的工业，包括核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型材料、电子、计算技术、仪器仪表和精密加工、遥测遥感和自动化、重型和特种设备等新技术工业部门。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从科研、工业试验、型号的现场试验到装备运行的科技体系，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当强大的科技队伍，为我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投入的时间和财力、物力来说，我们也比美、苏、英、法等发达国家快得多，省得多。至于两弹一星对鼓舞我国人民的志气和信心，增强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凝聚力，特别是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国外封锁，国内经济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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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排除万难，奋力拼搏，争取两弹一星的成功突破，这种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方针，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现实意义。

我还在信中说，由于历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对研制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只在内部奖励过，从未公开。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美国还有人在诬蔑我们的核弹和火箭技术，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现在该是还历史以真实、让事实来说话的时候了。

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出席大会的有科技人员的代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共1万余人。

会议由委员长李鹏主持，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

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樨、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丁衡高代表中央专委办公室介绍了两弹一星研制经过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江泽民给科学家们授勋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

江泽民精辟阐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

江泽民充满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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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坐在人民大会堂，此情此景，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的确，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这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应该记住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队伍，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受表彰的23位科技专家只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辉煌和荣誉同样属于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埋头苦干，铸造了属于祖国也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无上光荣。

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我仿佛看见，父亲就在我们中间，正和我们一起进行着新的伟大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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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父亲逝世后，许多同志热情地鼓励我，要求我讲讲有关父亲的故事。

我却迟迟没有动笔。我一岁多离开父亲，十六岁才回到父亲身边；后来又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国防科技战线工作。几十年中，与父亲聚少离多。我担心自己对父亲了解不够、理解不够，有负同志们的期望和重托。

父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去，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当我来到国防科研试验基地，当我来到科研院所，当我来到晋察冀革命老区，当我来到故乡重庆江津，从科技战线老一辈领导者、科学家的回忆中，从广大指战员的怀念中，从老区乡亲们的讲述中，从故乡父老的思念中，总能听到父亲那么多的事迹，总能听到人们那么亲切地说起“聂帅”、“聂总”……

记得父亲逝世前对我说：“你的童年受了许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啊！”

三年后的1995年，母亲也逝世了。

在绵绵不断的缅怀和思念中，我终于下定决心，讲讲父亲的故事。

这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责任。

作为女儿，他是我亲爱的爸爸；作为军人，他是我敬爱的元帅；作为科技工作者，他是我尊敬的领导者。父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他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属于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属于我们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

于是，从2002年寻访晋察冀老区开始，我着手对父亲的经历和故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理。

是回忆，是怀念，是寻找，是发现，在一次次的采访、座谈中，在一次次的阅读、思考中，父亲的足迹越来越清晰，父亲的形象越来越亲切。

我想说，父亲是一座山，无论从哪个角度走近，都能发现美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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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父亲是一本书，无论从哪一页阅读，都能受到启迪和激励；

我想说，父亲是一双明澈的眼睛，无论走多远的路，他都在深情地注视着你、祝福着你；

我更想说，父亲就是父亲。他是一个厚道的人、高尚的人……

如果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传达给读者朋友们，那将是我极大的欣慰。

谨以此书献给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献给我的父亲诞辰110周年、母亲100周年诞辰。

父亲的一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我在这本书中讲的只是自己经历和后来了解的故事。限于篇幅，还有许多事情未能一一详述，难免有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前辈、同志和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李继耐、陈炳德和迟万春同志对于我写作本书的热情鼓励；感谢原总装备部政治部和北京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同志给予的积极支持；感谢我的爱人丁衡高同志，他对本书的写作一直热情支持，全力帮助；感谢原聂帅办公室、聂帅传记组工作人员周均伦、陈克勤、王红云同志，他们帮助我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感谢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同志，和聂勋材、周继强等同志，他们认真审稿，核实史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感谢原总装备部宣传部有关同志和常红同志，他们积极协调、联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感谢作家彭继超、陶纯同志，为资料和文字的整理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协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