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坎坷岁月不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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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让你牵挂让你忧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1956年他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努力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一晃10年过去了。这10年里，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领导科技工作上。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不平凡的10年。众所周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两弹”的横空出世，让中国步入了大国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前景喜人。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骤然降临了。

父亲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他意识到，在这场政治风浪中，自己应该尽力保护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新中国将一事无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五 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一个多月后，父亲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

这算是父亲在““文革””初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要保护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科研机构。

但是，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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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父亲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

而这时候，造反派已经开始点名批判他了。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更多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我记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烟囱上垂下来一幅巨型标语，上书：“万炮齐轰聂荣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听人讲，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批判聂荣臻的标语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卡车横过来，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父亲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可是，此时父亲所想的，并不是保护自己，而仍然是保护知识分子和科研设备，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机会，他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些人是“国宝”，你不能连“国宝”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亲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电话，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8月上旬，父亲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有名的“十六条”。

父亲当上政治局委员，我没见他有丝毫的高兴。倒是知道，这次会议上，经过他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条写进了“十六条”中，该文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虽然只有一句话，但父亲对此感到欣慰。

然而，他担心的事情仍然是接二连三地出现。一天，他收到一封山东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他给予支持。父亲一看就火了，当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据说，因为这封信，成仿吾暂时过了关。

又有一天，父亲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的来信，信上说，浙江大学的副校长、著名教授陈建功正在遭受批斗，罪名是莫须有的，请聂帅关心一下，帮助陈教授摆脱厄运。父亲和周建人、陈建功并不熟悉，但是他相信陈教授不可能反党，一个大学教授，顶多是给党提几条意见建议，是为了党好，才这么做的呀！看过信，父亲立即将信批转给当时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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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分管华东地区工作的张春桥，要张出面保护一下陈教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这类事，只有群众才能决定，张某人管不了。

这个答复令父亲愤慨。就是从这件事情上，他看出了张春桥这个人居心不良。无奈之下，父亲又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可是这时候江华也是自身难保，父亲的信石沉大海。过了好久，他还在念叨：“也不知陈教授怎么样了……”

文化大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大大超出了父亲的预料。本来，他以为这场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对科技界来说，主要是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现在，事情远不是那么回事。

八一建军节的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这预示着他们要对科学口动手。那天下午3点，戚本禹给父亲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对接电话的秘书说：“今天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

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

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他到会就行了。”

父亲接到报告，不由一愣：8点钟的会议现在才通知，显然是突然袭击。看来那些人没安好心啊。

会议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2点才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并且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最终他一句话也没讲，而且提前退出会场，以表达他的愤怒之情。

事情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父亲殷殷盼望科学界不要出乱子时，他分管的中国科学院贴出了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

这让父亲愤怒不已，他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

他又说：“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下去。““文革””初期，中国科学院还算是比较安静的，这与父亲和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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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后来他们都无能为力了，中国科学院成了““文革””的重灾区。

不久，云南落雪山宇宙观测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告急说：“由于两派武斗，观测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测站可就要被毁了。”

“那里不是有‘支左’的部队吗？”

“有是有，可是上面不准‘支左’的部队动手，阻止不住啊！”

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父亲请示。这个观测站太重要了，绝不能让其毁掉。父亲焦急万分，立即打电话给云南省军区领导人，严厉地明确指示：“部队不是‘支左’，而是要保护好观测站。”

正是由于父亲的当机立断，这个观测站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护下来。

11月30日，军委召开常委会，父亲不失时机地汇报说，现在有些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隔离。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肯定科学家的贡献，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他们。

会议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包括林彪，他也支持父亲的想法。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

虽然后来毛泽东没有出面接见科学家，但是父亲的意见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保护科学家，父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竭尽全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的老部下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位正直、勇敢的将领帮了父亲的大忙，他理解父亲，也尊重、敬佩父亲，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才舍身去保护科学家的。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受责难，也要冒险去按老领导说的办。他说：“聂帅都豁出去了，我还怕什么？”

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父亲两次忧心如焚地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并把名单提供给他，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

傅崇碧点头答应了。很快，卫戍区对专家们的驻地加强了警卫，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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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便衣。江青闻知，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揪斗专家。父亲得到消息，马上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请到七机部的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是派一个连在楼下警戒，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保护，其他一些科研机构也加强了警戒。

江青很快知道了这事，她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

傅崇碧将军晚年回忆说：“我也不能讲是聂帅要我加强警戒，保护他们的。我就打了周总理的旗号，也打了毛主席的旗号……毛主席给我说过，不能叫知识分子‘臭老九’，还说：‘老九不能走’。就是这样讲的。”

傅崇碧就这样把江青顶了回去。后来他把情况报给周总理。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聂老总的做法对！”

正是由于周恩来、父亲和傅崇碧等人采取了这个严密的措施，那些科学家才顺利地度过了“文革”初期最混乱的岁月。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装上汽车拉走了！傅崇碧问研究人员，得知这些资料非常重要，他立即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一听，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

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总理也是这个态度。于是，傅崇碧指派副司令员刘光甫具体负责，组织了100多人，连夜分乘10多辆汽车四处去追讨，自己在家坐镇指挥。

傅崇碧后来说：“这中间，聂老帅几乎是每过一个小时打次电话，问：材料追回来了没有？他都没有睡觉，不停地过问这个事情。我说还没有，还没有音讯。一晚上他就问了4次，亲自打电话，最后快到天明了，把这些材料追回来了，给他报告了，他很高兴。说：这些材料无论如何要严格封闭起来，不能让造反派乱动。”

事后人们才知道，那是一批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全部追回来后，父亲才放心，并亲自给周总理打电话作了汇报。

傅崇碧说：“没有总理、聂帅，老实讲，这些搞原子弹，搞导弹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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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保护，很危险。只要总理、聂帅讲要保护，我们坚决执行。不管你江青，还是““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捣乱也不成。你江青、“文革”小组这些人，没有在党里干过什么事，我们不能马马虎虎听你的，虽然不敢反对，你讲了我可以听，但不执行，拖，还是按聂帅、总理讲的办，对这些人进行保护……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放过聂帅，为什么？因为他保护‘臭老九’，保护这些知识分子。”

动乱发生后，各地的国防工厂纷纷告急。这些工厂有的十分重要，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必须保护好，否则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难以收拾。

父亲平时最担心的，除了科学家们，就是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国防工厂。

最早出现问题的国防机密工厂，是设在青海省西宁市的221厂。前面已经讲过，由于父亲的当机立断，经请示周总理后，这才平息了该厂的内乱。

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告急的电话打到父亲那里。父亲意识到，任其乱下去，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国家将会蒙受重大损失，因为那些国防工厂、科研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一般的工厂受到冲击，顶多停产，而这些单位事关国家机密，有的还对社会安全构成隐患，如果大乱，局面肯定会难以收拾。

忧心如焚的父亲想到了一个办法。3月11日，他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送上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报告中说：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建议将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五机部机械研究所、四机部十院、六机部七院、七机部、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各单位，由国防科委军事接管，以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

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报告送上去后，父亲寝食不安，就怕万一给打回来，他若再想保护国防科研单位和工厂，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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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之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示发给父亲，父亲心中大喜，10天来的忧虑，终于有了结果。他立即组织国防科委落实。他在对参加军管的人员讲话时，明确提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正轨，以便撤出军管人员。”

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父亲终于松了口气。他想趁热打铁，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他又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成18个研究院，以便开展国防科研工作。9月20日，这个提议在经过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后，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报告中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改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分别是：1、地对地导弹，2、地对空导弹，3、舰对舰导弹，4、潜对地导弹，5、卫星，6、飞机，7、舰艇，8、探空火箭，9、核武器，10、电子整机，11、火炮，12、装甲坦克，13、特种武器，14、电子元件，15、光学和精密机械，16、新材料，17、空气动力，18、工程设计。父亲在报告中说，这样调整改组的好处是：可使研究与作战使用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有利于大力协同；可更好地贯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可迅速自行设计武器装备。

这18个研究院，大部分是原有的，进一步补充加强；一部分是把分散的急需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新组建的。

这是“文革”中父亲为摆脱国防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说，这是父亲在动乱年代为保护国防科研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他的愿望是，既要保护好这些单位不受冲击，同时还不中断国防科研工作。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10月2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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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太爱科学事业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正是这个举措，使国防科研单位在混乱的年代里基本得以保全。而且““文革””期间，科研成果仍然能够涌现，比如氢弹爆炸，比如卫星上天，比如核潜艇下水。这都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试验成功的。中国的国防科研人员，于逆境中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更是弥足珍贵。

但是，他个人却又为此多了一份“罪状”，国防科委的造反派说：“聂荣臻为了垒聂氏山头，所以想出了组建18个研究院的主意。”

还有人说：“过去说罗长子（罗瑞卿）手伸得很长，现在聂荣臻的手伸得比罗长子更长，他从原子弹一直抓到了山药蛋（马铃薯）。”这个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久前，父亲在听取刘西尧汇报原子能利用问题时，曾经说过，放射性同位素如何用在民用方面，值得研究，比如山药蛋经过同位素辐照，有利于防止霉变和种子的提纯复壮。

父亲去世之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大珩说：“‘“文革”’期间，聂帅提出，要保护从事国家任务的专家。我也是保护对象。我很幸运地受到聂帅的保护，虽受到精神压抑，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要向聂帅表示衷心感谢的一件事。这件事才使我有可能在以后更好地从事科研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界尤其是国防科技界所受的冲击比较少些，父亲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父亲牵挂科学家，牵挂科研单位，牵挂国家的科技事业。同时他作为一名军人，一名老兵，更牵挂、忧心国家的安全和部队的稳定。父亲太爱这支军队了，他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最不愿意看到部队出乱子。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部队不稳定，国家也就谈不上安全。可是，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的高潮，形势越来越混乱，并且很快波及到军队。解放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暗流涌动，形势严峻。

这种情况下，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父亲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从1967年1月8日到4月下旬，连续召开多次军委碰头会，老帅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父亲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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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其实，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和那些正直的领导人一样，首先想到要保持部队的稳定，他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的目的，是要借““文革””造成的大乱夺权。江青一伙先从夺取地方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的权力；林彪一伙先从夺取军队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权力。这其中，江青一伙也想插手军队，搞乱军队。这两派政治势力兴风作浪，引起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你不让他夺权，等于挡了他的道，他必将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不久，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以及我父亲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就在中央领导同志碰头会上，多次和林彪、江青一伙发生对立。后来这些和他们对立的人，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老革命家们竭尽全力想稳定部队，林彪、江青一伙挖空心思想乱中夺权，两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争论，发生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斗争。后来，在2月14日到16日，又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说到底，老革命家们和林彪、江青一伙的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调和的。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怀仁堂会议之后，江青等入到毛泽东那里告恶状，歪曲事实，说这些老同志都反对毛主席。

毛泽东居然相信了。2月18日晚上，他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判会。从25日起，父亲和其他人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围攻批斗。从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逐渐被打倒或不能正常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由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

“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在当时，父亲和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这些老战友们确实被搞得很狼狈。他们想不通，他们很无奈。但是，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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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革命了一辈子的老革命家，这些一辈子对党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最终被定性为所谓“二月逆流”反党成员。

56 “逆流”中的沉与浮

“二月逆流”事件，使父亲的处境急转直下，他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那时我在七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不能每天回家，每周回来一次，见到父亲，想安慰他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他明显瘦了，目光深沉，更加沉默寡言。

我了解父亲，他是讲原则的人，有委屈都憋在肚子里，守口如瓶，轻易不会说给家人听。当时很多的情况我并不知道，是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据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聂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翘尾巴，翘到天上去就不好了。

这个说法不算严厉。林彪、“四人帮”一伙想凭这句话打倒我的父亲，一时还办不到。

但他们并不死心，一次次找借口。有很多受蒙蔽的群众，也跟着瞎起哄。国防科委机关和七机部的造反派揪住父亲不放，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反复受到批判，甚至受到侮辱。

危急的时候，叶剑英和傅崇碧等人暗中保护了父亲。叶剑英给傅崇碧出主意说：“造反派要来抄聂帅的家，你们要加强警卫，对他们不客气。以后他们会到你卫戍区来闹，就把他们扣起来。”

结果真被叶帅说准了。造反派想抄我们家，被警卫赶走，他们去了1千多入到卫戍区闹，傅崇碧紧急调了两个团，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一看形势不好，跑了，但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没有走掉，被卫戍区抓了起来，扣了10多天。后来江青出面干涉，那个造反派头头写了检讨，傅崇碧才把他放走。

正是由于叶帅和傅崇碧将军的暗中帮助，我们才躲过了抄家之劫。那个时候，抄家是一个信号，家被抄，往往就会受到人身攻击。很多老干部都是先被抄家，后被批斗致死的。说到底，父亲和我们全家都算是幸运的。

父亲一边挨批一边工作，他主抓的国防科技工作在艰难中前行，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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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文革””期间最有成效的部门，核潜艇、人造卫星的研制仍然能够按计划进行。这是让他备感欣慰的。

虽然不断挨批，名誉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威信仍在。拥护他的同志在某些场合说，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说他“是国防科研系统的最高统帅”。结果被反对他的人抓住了“辫子”。尤其是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更是把父亲架到了火上烤，使造反派有了“依据”。

1968年4月以后，“四人帮”一伙的人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直接添油加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时的一些单位里，具体工作中提出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总参开始树立“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空军提出过“以吴法宪同志为核心”，海军提过“以李作鹏同志为核心”。这都没有成为什么问题，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据一些同志分析：那些自封为核心的人，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小参谋，翻不了天，但到了父亲这里就不行了，父亲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个军团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一个方面军的领导，是个元帅，影响力大，因此毛泽东就认为是个问题了。

但是，上面的那些提法，那些颂扬，我的父亲事前一概不知，他知道的时候，“学代会”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不可能重新再制订条件选代表。显然，是那些支持、拥护他的同志“好心办了坏事”，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周恩来批评他们“给聂老总帮了倒忙”。

尽管事前不知，检讨、挨批却是少不了的。父亲特意给毛泽东写了检讨，说自己“没有及时察觉和制止对自己的颂扬”。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社论，此后，国防科委系统掀起了批判父亲“多中心论”的高潮。

在批判“多中心论”的过程中，有人还提出，父亲历史上就曾有过不适当突出自己的问题。比如在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第一期上，刊登了邓拓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对父亲进行了过头的赞誉，那一期里面的插图，父亲的照片也比毛主席的醒目。这个事情当时父亲也不知情，是别人编排的，事先父亲没有看到过。为此，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过父亲，父亲也诚恳地作过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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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多中心论”，这些历史老账都被翻了出来。对这类问题，父亲不回避，该检讨就检讨。

1968年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父亲到京西宾馆听取七机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有人诬称父亲搞两面派，父亲立即义正词严地说：“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父亲在原则问题上的毫不妥协，使造反派们无计可施。

“多中心论”的事情还没过去，“二月逆流”的事情又来了，真是祸不单行。

1968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对“二月逆流”的批判达到高潮。林彪在讲话中说——

“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说法进行。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结果，这些开国元勋们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父亲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有人背后揭发他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经常见面，说了不少反党的话。他认为，那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那是正常的议论，因为对有些问题想不通。会上，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父亲与叶剑英、陈毅和徐向前接触了多少次。有人拿出监视父亲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父亲气愤不已，当场痛斥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

无论父亲他们怎么辩解和解释，林彪、江青一伙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那些人看到，这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是打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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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而未垮，而且许多正直的人还或明或暗地站在他们一边，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告状，不断诬蔑和造谣，而毛泽东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江青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这些老同志发动了总攻。

据父亲回忆，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一伙、“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对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进行无情打击，把这些人往“反党集团”上生拉硬靠。父亲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与父亲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一方面可以挑拨父亲和这些老部下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分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

还好，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的表态之外，没有揭发什么。有位老部下私下里对父亲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

父亲清楚，如果不做点检讨，这次会议上，要想过关，不是那么容易。况且他承认，工作中有失误。谁没有失误呢？有了，就要承认。于是，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还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想用这个事情冲一冲所谓“二月逆流”的事情。“多中心论”的问题不至于让他成为反党分子。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戴上反党的帽子。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就是抓住不放，说他和叶剑英、陈毅等老同志是一条线上的，谁也逃不脱。他们就想把老同志“一棍子打死”。最终，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二月逆流”定了调子，“二月逆流”成员全都成了反党分子。从此，父亲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

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分子，这让父亲感到很痛苦。他变得更沉默了，常常是老半天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段时间他的饭量也很小，端给他的饭，常常是没吃几口就又端回来了。

母亲张瑞华自然也受到了冲击。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在中组部工作。父亲出事后，中组部的造反派逼她交待历史上的问题，说她在白区工作过，坐过敌人的监狱，是叛徒。母亲既不辩解也不抗争，该干什么干什么，她表现得很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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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问母亲：“妈，人家说你是叛徒，到底怎么回事呀？”

母亲严肃地说：“力力，你信吗？”

我说：“我不相信。”

母亲欣慰地点点头，也使我心安了许多。

母亲以前吃过太多的苦，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所以她意志坚强，特别有韧劲。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父亲和她的处境一直不妙，但她从不消沉，从不唉声叹气，从不愁眉苦脸。她对父亲说：“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我们是啥样的人，咱们自己最清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

母亲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我们。““文革””期间，尽管父亲时时坐在火山口上，但我并不是那么恐惧，不像有的高干子弟，整天吓得要死。

当然，在政治上我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在我们研究所，我被贬为“‘二月逆流’的小爬虫”，不允许再搞科研，被撵出实验室，在所里搞卫生，扫院子，打扫厕所，什么脏活都干。我以前吃过苦，这点苦不算什么，脏点臭点也没啥。我主要是担心父亲的身体。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父亲因肺炎高烧39度以上，住进了301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非常危险。他住院时，我不能照顾他，因为所里不准我请假。他出院回到家里后，我只能晚上偷偷跑回来看一下，然后再连夜回到所里。我发现，父亲突然之间变得苍老了。那个阶段，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他好可怜。

那个时期，父亲不仅深受“二月逆流”事件的折磨，还受到“杨余傅事件”与“华北山头主义”事件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事件也都是著名的冤假错案。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又一起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经过密谋后，22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二是宣布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在这个事件上，显然毛泽东受到了蒙蔽。他同意这个结果。而军队中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父亲他们几位军委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事先毫无所知。显然又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这两个命令宣布以前，杨成武等3人就已经被拘禁。“杨、余、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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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平反后，有一次傅崇碧将军来看望父亲，他对父亲说，早在3月22日，他就被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他心里很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现在可以当个笑话来说了，但在当时，却是压抑得很，几乎令人窒息。

谁都清楚林彪、江青一伙这样做的目的。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篡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在这几个关键位置上换上他们的人，是他们清除障碍的一大步骤。联想到几年前罗瑞卿被突然打倒，情况何其相似。

说起来，黄永胜和吴法宪也都是父亲在一军团时的老部下，对黄永胜这个人，父亲认为，他历史上打仗就不行，抗战之初，因为没有当上团长，心怀不满， 平型关大战后，擅自率部离队打游击，父亲知道后，马上派人把他找回来，很少开口骂人的父亲，忍不住大骂了他一顿。解放战争初期他随林彪到了东北，以后便成了林的红人。此人生活作风不好，可以说声名狼藉，父亲““文革””前去广州时，他老婆曾多次找父亲告状，让父亲管管他。就是这样一个名声很差的人，而且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却认为，只要大节好，小节无所谓。所谓小节，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呀，多吃多占呀等等，所谓大节，就是忠于他，忠于他就行，因此委以重任。至于吴法宪，更是有名的“草包司令”。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时，他鞍前马后，惟刘亚楼马首是瞻。刘亚楼去世后，他混上空军司令的宝座，马上就变了一副面孔，要搞臭刘亚楼。196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碰头会，批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武汉“7 20事件”中的所谓错误，堂堂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竟然对陈再道动起了手，打了陈再道几下子。父亲看在眼里，非常气愤。就从这个事件上可以看出，吴法宪此人恶劣到何种程度。这样一个人，最终也被林彪看上了，为了帮他把空军牢牢抓在手里，就得把碍手碍脚的余立金搬掉。

对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这几人，““文革””初期，父亲和叶帅都曾经保护过他们。那时他们还没这么得势，军队的造反派屡屡冲击他们，黄永胜在广州呆不住，邱会作被总后反对他的群众组织整得够呛，吴法宪也被人冲得厉害，父亲和叶帅把他们叫到西山保护起来，西山那里，警戒严密，造反派冲不进去。可就是这几个人，到后来都是反咬一口。

3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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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言外之意，是指杨成武在搞晋察冀的山头主义。康生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

康生显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的父亲，与会的人都听出来了。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谁都能看出来，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父亲当然是首当其冲。

父亲在这之前因心脏病严重发作，身体在恢复中，医生坚决不同意他参加会议。事后想起来，幸亏他没去，否则可能在会上给气死也说不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来到父亲在西山的临时住处，气愤地把头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父亲听完叶帅的话，陷入了沉思。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叶帅安慰了几句就走了，父亲心事重重，半天无语。最后，他叹口气，坦然地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父亲了解杨成武和傅崇碧，相信加给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林彪、江青一伙打倒杨余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二月逆流”的问题还没搞清，又被影射为“黑后台”，父亲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虽然没人上门找他，但他知道事情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父亲冷静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社会上的传言越来越多，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矛头大多是指向父亲的。父亲不想再保持沉默，任人宰割，他想小小地反击一下，于是，4月6日那天，他把电话打到林彪家。

电话是叶群接的。父亲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支支吾吾，道：“并没点名嘛。”

那天在电话上，叶群自始至终没有说“黑后台”是父亲，但也没说“黑后台”不是父亲。只是说，社会上在轰，将来轰倒谁，就是谁。

当然，轰倒的越多，他们越高兴。

在林彪那里，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无奈之下，父亲想到了毛泽东。4月7日，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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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信送走后，父亲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回音。3天后，周恩来着秘书周家鼎给父亲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在父亲的信上批了16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这个批示让父亲心里有了一点底。父亲明白了，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或者说，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林彪的做法。

4月16日，父亲来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表面上给“面子”，接见了父亲。一番寒暄后，父亲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说到底，杨成武是一军团的，不仅是父亲的部下，也是林彪的部下呀。面对父亲的诘问，林彪也是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一条理由：“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

这让父亲想起，当年打倒罗瑞卿，林彪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意思分明是说，你不听话了，不靠我了，我就打倒你。

父亲感到这个理由太可笑了，就对林彪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林彪沉默。话不投机半句多，说了没几句，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父亲告辞。出了林家的门，父亲更感到杨成武、傅崇碧等三人太冤枉了，他为他们的处境感到担心。““文革””爆发后，不知有多少老干部惨遭迫害，不知死活，但愿他们能活下来……

不久，父亲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可能觉得父亲情绪有点低落，就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让父亲心头的阴云消失了一大半。他更加深信，对林彪他们搞的那一套，毛泽东是有明显保留的。有了毛主席这几句话，“黑后台”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了，杨成武他们的危险性就大大降低了。

““文革””期间，八大军区中最“倒霉”的要数北京军区，因为它的位置重要，要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把北京军区抓到手，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林彪、江青一伙的目光，一直都盯着北京军区。“杨、余、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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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后，反复揭批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让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人心惶惶，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又说：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她在讲话中还诬蔑父亲，“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揭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九 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攫取北京军区的念头并没有打消，他们灵机一动，居然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第三次开展了“揭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又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块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成的，这里一坨，那里一坨，应当承认，“山头”和所谓的“山头主义”在某些人头脑里是有的。毛泽东就曾公开讲过，确实存在各个“山头”。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所谓的“山头”和“山头主义”并无大碍，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父亲这里，他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他不搞什么山头，更不去搞什么“山头主义”。说到与晋察冀老部下的联系，无非是逢年过节的，有些老部下来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动得多一点而已，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并不是为父亲和华北的同志鸣不平，而是愿意用事实说话。当年在晋察冀，在华北军区，大批的部队和干部被抽调到别的战略区，很多领导同志舍不得，甚至有的背后骂娘，但是父亲非常大方，从来没有跟党中央讲过价钱，只要中央有命令，调哪个部队，调哪个干部，他都是二话不说，坚决服从。结果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北的部队几乎全调开了，看着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跟着别的野战军走了，很多领导人心疼，有的还落眼泪，父亲却是一句不痛快的话也不说。他常说：“全军一盘棋嘛。”

傅崇碧将军有一回说：“什么山头主义，华北的很多部队都分散出去了嘛，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

后来进城了，父亲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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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军区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员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有个别军区的干部来我家，请父亲帮忙解决他们的职务或其他个人问题，父亲总是委婉地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后，他主抓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就更是与北京军区没有什么来往了。

林彪、“四人帮”把父亲当成“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其用意自然还是通过把他搞倒搞臭，进而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57 我还能做点什么？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反党分子”，这对父亲的打击是惨痛的。可以说有生以来，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次。

出事以后，父亲召集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三位秘书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三位秘书当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谈话时他们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四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刘长明、甘子玉被“群众”要求回原机关参加运动，周均伦提出，他想离开，打算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周均伦心里想的是，北京太乱了，局势让人失望，这种情况下，呆在机关也没意思。

但是，父亲却动员周均伦留下。周均伦思考再三，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首长服务。他知道，首长是个正派人，不可能反党，这个冤案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决心留下了，并且一直陪同我的父亲走到人生的终点。

转机在一点点地出现，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没有遭到像彭德怀、贺龙那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给整死，毛泽东还能依靠谁？林彪、江青一伙那可真要大摆庆功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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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就真的不远了。

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亲出席了“九大”。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亲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把他选进来。但他们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他们就是这样从心理上折磨你。

1969年2月5日至10月中旬，父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来到北京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其他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也分别到工厂调查学习。叶帅到了新华印刷厂，陈老总到了南口机车车辆厂，徐帅到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到了光华木材厂，李富春到了南郊木材厂，他们这六位被定为“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下去了。

化工三厂原是个公私合营的企业，工厂不到1000人，设备非常简陋，都是平房，全厂连个沙发都没有，所有人都坐硬板凳，没有暖气。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派了4个入到厂里抓点，他们对我父亲，一是保卫，二是监视。一般说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生病或中央有事，父亲每天上午或下午都去厂里，警卫参谋陈兆保和秘书周均伦陪他去。那年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坐在硬板凳上，有时候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听“斗、批、改”的发言，也真够他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腿不好，上厕所很麻烦。厂里只有一个露天厕所，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小便还好办，如果大便，就很困难， 每次都需要有人把他架起来。时间长了，总不是个办法，警卫参谋陈兆保设法给他做了一个特制的便盆，上面是木头架子，下面放一个脸盆，需要时他就可以坐着进行。

2月19日，毛泽东突然召集这些老同志开会，交给他们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个就是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也给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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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国际形势趋于复杂，美苏争霸不断升级，尤其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想到了这些老帅，要说打仗，他信得过他们。至于中央“文革”那帮人，毛泽东比谁都清楚，让他们造反，那没得说，让他们研究国际形势，拿出对国家有用的方针计策，那是指望不上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父亲他们这些老同志基本上看不到电报和文件了，毛泽东找他们开会之后，就发来了大量的参考材料，都是关于国际形势方面的。在这之前，订《参考资料》需要自己掏腰包。这种资料大都是外电的一些报道，厚厚的，一天一本，有时一天两本。一年订下来，需要500多块钱，而父亲他们这些老资格当时每月的工资才404元钱。秘书问父亲怎么办，这么贵。父亲说：“我自己拿钱，也要订。”结果就掏钱订了。

叶帅却不干了，他说他订不起，他的吃饭钱都不够。叶帅家里人多，生活确实困难。《参考资料》还得看，没办法，只能让军委办公厅先给垫钱，垫了一年，办公厅催他交钱，他说没钱，不给。

到后来，军委办公厅的领导发了善心，说算了，有些老同志连一份《参考资料》都订不起，公家付款吧。就这样，把父亲交的钱又给退了回来。

周恩来确定，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那是走形式。而让四位老帅座谈国际形势，则说明毛泽东还需要他们，国家还需要他们。这个消息让父亲心头轻松了一些。从3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18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为止，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周座谈一至两次，地点是在中南海紫光阁，一共座谈了二十多次。

能够经常与几位老帅见面，父亲心情变得很舒畅，其他人大概也是。““文革””以来，他们几个一直是不得志的，也不可能得志，可以说是“难兄难弟”。现在，能够时常坐到一起，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真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他们认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安全、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据此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4份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告，呈送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全国一片紧张。四位老帅的座谈紧紧围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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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父亲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捷克他们就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关键的是，他们士气也不行了，二战时喊一声斯大林万岁，就冲上去了，现在他们靠什么？”

众人均点头同意。徐向前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几位老帅一方面认为苏联军队不可能大举入侵，一方面认为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争取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将成为他们矛盾斗争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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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东局势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另外一点是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别看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美国叫得凶，但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他们还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为此，他们建议，中央尽快恢复中美会谈，缓和中美关系，打开我国外交战略的新格局。

在当时，应该说老帅们的观点是十分精辟的，是一个战略观点，所以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几位老帅虽背负“二月逆流反党成员”的罪名，但仍一片丹心不遗余力地为国家，为民族操劳。而这时候，他们的前途依然危厄莫测，因为林彪、江青一伙正如日中天。作为他们的对立面，随时仍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1969年10月20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此前3天，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了一道“紧急指示”。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正式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实际上是林彪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地进行的一次预演，林彪是背着毛泽东发布这个号令的。他想借中苏两国的紧张态势，检验一下他号令全军是否行得通，同时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因为这些老同志虽然大都赋闲了，但他们的威信和影响还在，把他们留在北京，是危险的。

在京的老革命家大都被告知，限期离 开北京，分头“疏散”到外地。父亲接到去郑州的通知。他认为，郑州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他不熟悉。如果去晋察冀更好，打仗时，他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

父亲让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反映这个想法，提出要到石家庄去。很快，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同意父亲到邯郸。

在这之前，我爱人丁衡高早就调到陕西秦岭一个偏远“三线”山沟里搞科研，我去了河南一所“五 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张瑞华都是60岁的人了，长期有病，身体虚弱，仍然给“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的一个“五 七”干校里劳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6岁的聂菲。

临离开北京之前，父亲嘱咐陈兆保上街买来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翻腾出三四个战争年代用过的马〖=SS〗榦〖=SE〗子。他说，真要打起仗来，打游击，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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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很有用。如今，这两盏马灯还在我家保存着，前些日子收拾储藏室，我想把它们丢掉，想了想，又舍不得，还是继续留作纪念吧。

准备行装时，按上面的要求，尽量少带东西，最好能一个人挑得动。想到这个家不知何时能再回来，父亲的情绪比较低落，他让陈兆保和周均伦把带不走的东西，一些文件、电报、资料等涉密的东西，统统烧掉。

“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4天，父亲带着6岁的聂菲，在陈兆保等陪同下，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去了邯郸。由于当时父亲只有一位秘书，周秘书只能留在北京值班。他去火车站送那一老一小，当老人和孩子钻进车厢，火车咣当一声开动时，周秘书觉得自己的鼻子酸酸的，几乎落下泪来。

父亲到邯郸后，被安排在行署宾馆住宿。虽然那时的宾馆条件也很差，连暖气都没有，但由于这一带有不少他的老部下，所以父亲和其他落难的老革命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

到邯郸的第二天，父亲就默默地来到了邯郸烈士陵园。他在左权将军墓前脱帽志哀，眼里含着悲伤的泪水。他一定又想起了这位亲爱战友的音容笑貌，想起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时，做出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对陪同他的邯郸军分区的一位年轻干事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2002年9月25日那天，我来到邯郸烈士陵园参观时，向陵园领导讲到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他们都感到吃惊，因为当时处于““文革””动乱中，陵园的人居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件事情。

在邯郸的日子里，父亲总想着做点事情，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不是搞战备吗？他就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分送到军分区、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法等。尽管泥牛入海，父亲并不泄气。

他提出到工厂、农村去看看，经过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拨给他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普车。他在军分区岳明理干事的陪同下，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等10家工厂和5处农村。峰峰煤矿，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父亲冒着严寒去了，他看了采煤的坑道口，还看望了自己当年的警卫员。中午，他在一间平房里休息，矿区领导告诉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他却说：“这里挺好。”

聂菲在邯郸的小学校插班读书，她是北京来的，穿戴打扮显得洋气，同学们都叫她“小洋人”。她听不大懂孩子们的本地口音，交流起来困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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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感到很孤独。在她不上学的时候，爷爷总是愿意带上她到各处走走。许多年后她回忆说，就是在邯郸，她第一次见识了棉花，原野上那一片片洁白的棉花令她好生喜欢；她还认识了很多的农作物，大开了眼界。她还说，老爷爷那时就教导她，要学会接触社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不能与社会有距离。后来，在她长大成人后，爷爷总是提醒她，要把自己融入社会和时代中，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抛弃。

父亲听说，离邯郸30公里远的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搞得不错，这里人多地少，他们经过试验，摸索出“间作套种”的耕作法，两年里种了7茬庄稼。父亲兴致勃勃去了，而且一连去了好几次。

父亲第一次来到何横城，随行人员向大队支书李合贵介绍说：“这就是聂荣臻元帅。”

纯朴的乡亲们上上下下打量父亲，李合贵哈哈一笑，半开玩笑地说：“像龙、像虎，像个大官。不愧是大元帅呀！”

父亲同村民们一一握手，说：“听说你们的生产搞得很好，特来这里学习。”

他们开始时有些紧张，后来看到面前这位穿布衣的元帅没有一点架子，就放开胆量，七嘴八舌地讲起了科学种田，时而放声大笑，父亲频频点头。临走时，父亲说：“人总得吃饭穿衣，像你们这样立足农村，为国家人民做贡献，我看我们的党、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天，意犹未尽的父亲又来了，他在村子里转，到村民家里东看西看，还来到养猪场、油坊和菜园，连一口水也顾不上喝。他在琢磨何横城大队的经验。

父亲第三次来，没有打招呼，而是直接来到了大队的实验农场，找到正在忙碌的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父亲单刀直入地说：“我过去是主管科学的，你们是农业战线上搞科学种田的，咱们有共同点。我虽然不懂农业种植，但我知道科学对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农业也是一门科学，而且你们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天，想请你们再给我讲讲怎样科学种田。”

他们干脆坐在地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详细地讲开了，讲他们怎样“间作套种”，怎样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在同一单位面积上使小麦、玉米、棉花 、油菜获得了丰收。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贫穷低产的情况下，何横城大队粮、棉、油产量却连年翻番，令父亲欣喜不已。他称赞说：“你们做得很好，真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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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验推广出去，吃饭穿衣就不成问题了，我回去后要向中央报告你们的情况。”

回到邯郸住所，父亲便把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

第四次来何横城时，父亲对李合贵说：“我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把你们的成绩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李合贵听说周总理都知道他们大队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带父亲参观大队的养鸡场，父亲边看边问，这是什么品种，产蛋怎样，防病、喂养的情况等等，不厌其烦地问。其间，父亲见饲养员用力一吹哨子，不论多远的鸡都能飞跑而至，乐开了怀，说：“养鸡也能军事化呀，哨子一响，就能集合。”

父亲还是发现了问题，他对李合贵说：“你们的鸡品种不好，需要改良。”

回到邯郸住处，父亲就给北京打电话，说是自己掏腰包，让买200只名为来亨鸡和九斤黄的优良品种雏鸡，要快些送到何横城大队，送给乡亲们饲养，并说这种鸡比乡亲们喂养的土鸡成长快，产蛋多。

在京的周均伦秘书很快照办，把雏鸡运到了何横城。30多年后，有记者去采访周均伦，他仍然感慨地说：“从这件事上你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聂帅太爱科学了，简直是痴迷科学，在那样的处境下，他还想着科学种田，科学养鸡。”

1973年2月，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参加了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周总理在会上说：“谁说北方地区不能粮棉双高产？何横城就能双高产！”

8月“十大”期间，父亲将李合贵接到家中做客，说：“你们的经验好，了不起，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这是你李合贵的光荣，你们全村的光荣！”

如今，何横城大队的老支部书记李合贵早已逝世，他的儿子李明山和乡亲们仍然念念不忘父亲来这里的情景。2002年我们到老区寻访时，我和寻访组的同志专程去了一趟何横城，乡亲们拉着我的手，给我讲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2004年11月，李明山来到我家，说是要向聂老帅报告村里的情况，他站到父亲的遗像前，双腿跪地连连磕了几个头，含着眼泪，把30多年来何横城的巨大变化讲给父亲听……

如果不是后来父亲得了皮肤病，他还会在邯郸待下去。这里虽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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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但远离喧嚣，他过得倒也自在。可是，1970年初，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的缘故，他全身起了严重的湿疹，夜里痒得睡不了觉，皮肤被抓破后，淌黄水，非常痛苦，睡不好觉又影响到他的心脏。从北京找了药送去，父亲用了也不见效。实在没有办法，他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疗，治好病再回去。

1970年的“五 一”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心地询问父亲的身体，父亲就讲了他的皮肤病。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于是，父亲便结束了“疏散”——其实是“流放”的生活。

在这之前，母亲也结束了在吉林白城“五 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坐火车回北京。周均伦闻讯去火车站接她。她是坐慢车来的，周均伦按时赶到永定门火车站，旅客们乱哄哄下车，他却怎么也看不到我的母亲。他踮起脚尖打量，终于看到一个面熟的老年妇女，可是那人打扮太奇怪了，她戴了一顶解放帽，把头发塞到了帽子里面；穿了一件老棉袄，腰上紧紧地束着一根草绳子。周均伦后来说：“看来看去，哟，那真是张处长。”

当时他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个打扮呀。”

母亲说：“我去劳动，就得像一个战士的样子，我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

她晒黑了，变瘦了，但也结实了。

母亲回到家里，人们看到她的这副样子，也是一脸的惊奇。

58 危难之际情更浓

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许久的我家的门前，突然驶来了一辆车牌号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车。汽车停在我家的门前，司机下来敲门，值勤的警卫战士警惕地问：“你找谁？”

司机回答说：“请报告一下，邓……小平来看聂帅。”

警卫战士惊奇地问道：“哪个邓小平？”

司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说：“就是……那个邓小平啊。”

警卫战士道：“噢，是不是那个打倒的邓小平？”

司机为难地说：“就是。”

“请等一下。”警卫战士往里面打过电话，随即热情地打开大铁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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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进来。小汽车刚驶进来停稳，我的父亲母亲就迎过来了。由于走得急，也许是太激动，他们步履有些踉跄，表情兴奋而急切。

车门打开了，从里面下来满面风霜的邓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们刚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回来没几天，未及通报，就坐车来看望我的父母。自从1966年下半年邓叔叔遭到批判和软禁后，他们已经有5年没见面了。

父亲声音颤抖地说：“小平……”

邓叔叔也声音颤颤地说：“老兄……”

两双手猛地握到了一块。而此时，母亲和卓琳阿姨抱在一起，轻轻啜泣起来。父亲和邓叔叔久久地对望着，胸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说起，他们只是长久地打量着对方，眼里都含着泪光……

家中的工作人员都目睹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幕，以至于30多年后，当时在我家当警卫员，后来给父亲当警卫参谋的杨何的仍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

父亲和邓叔叔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留法勤工俭学那时候，他俩差不多同时走上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世界观的改变，在周恩来伯伯领导下，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们三人在海外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相继回国，父亲继续在周伯伯领导下工作，邓叔叔虽然年纪轻些，却能够深得中央信任，被派往遥远的广西，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夏天，邓叔叔去广西之前，路过香港，父亲曾经请他吃饭，向他介绍广西的情况。不久，百色起义的枪声，让他的名字传遍党内。

邓叔叔私下里叫我的父亲“老兄”，父亲叫他“小平”，这个称呼他们一辈子都没变。

1992年，父亲去世后，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名为《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这篇文章感情真挚，我至今难以忘怀，故在此摘录其中的一部分。毛毛写道——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历程后，1935年6、7月间，他们又走到一起了。

在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父亲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聂荣臻。

从这时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父亲调到原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两年间，父亲和聂伯伯一直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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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父亲在甘肃 庆阳得了非常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正好此时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搞统战，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

聂伯伯当即决定：所有的牛奶全给小平。

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父亲的命。

……

1952年，我们家随父亲从四川迁往北京。说来也巧，正好住在聂伯伯家的隔壁。

那是在景山的东北角上，一条小胡同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我们隔成两家。墙上有一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

父亲和聂伯伯，两个四川老乡，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老战友，住在一起，来往更加频繁了。

晚上，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亲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多少他们那轻松的脚步，留下了多少他们那欢快的笑声。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下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了的长豆角。

聂伯伯和张妈妈只有一个女儿——丽丽姐姐，家里没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儿，因此，他们很喜欢我和飞飞。只要我们一去，张妈妈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们心里，从小，就把聂伯伯和张妈妈看成和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儿。

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聂伯伯之间的亲密友谊依然如故。爸爸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说，聂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们从来也不见外，隔一个时候，就自动提出“打一次秋风”。聂伯伯家平时人少清净，我们家一去就会热闹一场，每逢此时，张妈妈总是忙东忙西，而聂伯伯却总是看着我们这乱哄哄的一大家子人，斯文而满意地微笑。

啊，那是哪一年？丽丽姐姐结婚了，生了一个又小又乖的小女儿，取名菲菲。在北戴河，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聂伯伯家玩，大家围着襁褓中的小菲菲一个劲儿地看，聂伯伯和我的父亲，两个爷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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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第一个小孙辈，开心地、慈祥地笑了，笑中透露着那种当爷爷的心满意足。

一个春秋过去了，又是一个春秋。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六十年代过去了；转眼之间……

父母亲最喜爱这个独生的外孙女——聂菲，老两口抱着她多开心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父亲深感忧虑。如果说他对刘少奇了解不够，不便发表意见，那么他对邓小平，是非常了解的，他一时难以接受中央对邓小平的处理结果。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刘、邓”，军队两位领导干部写了批判邓小平的发言稿。他们分别把发言稿送请父亲审查，父亲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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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位领导干部说了意思大体相同的话：“我没法表态，你们的调子太高，与事实不符。对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们对他的批判，这样上纲，我不能同意。”

邓叔叔从政坛上消失之后，听说他们一家去了江西。我记得有好几次，父亲对母亲念叨说：“不知小平怎么样了，但愿他身体没事，熬过去就好了……”

现在，邓叔叔从江西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父亲、母亲当然是高兴得不行。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保重！保重！”

邓叔叔的吉普车从我家门前消失了。父亲、母亲仍然是久久地望着胡同拐弯处，似乎意犹未尽。

不久，父亲对母亲说：“小平全家从江西回来了，我们请他们来吃豆花吧。”母亲说：“好啊。”4月1日，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邓叔叔全家来到了我家，我家的院子里马上热闹开了，父亲、母亲、邓叔叔、卓琳阿姨，四位老人开心地说笑，孩子们叽叽喳喳到处跑。开饭了，我拿出一瓶存放了好多年的茅台酒，打开盖子，邓叔叔闻了一下，说：“好香啊！”

那天，邓叔叔一家在我家玩得好开心。邓叔叔的继母年龄大了，来不了，邓叔叔他们临走之前，父亲叫用小锅打一盆豆花，给邓家老祖母带回去。

邓叔叔恢复工作后，协助周恩来伯伯做了很多大刀阔斧的整顿，深得民心。父亲为老战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多次说：“小平了不得！”可是，1975年冬，邓叔叔再一次被打倒，父亲对此深感不平，也更加痛恨“四人帮”的颠倒黑白，倒行逆施。

在周总理病重，邓叔叔处境困难的日子里，总部机关有的领导人不敢去见他，父亲批评这些人，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你们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报告工作？”

在邓小平叔叔处境最困难的1976年1月，父亲更加地牵挂他。1月10日，父亲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伯伯的遗体告别后，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告诉随行人员，去看看小平。

他的车子开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邓叔叔家。邓家的工作人员说：首长外出了。

父亲就怕有什么意外，又问了一遍，确定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了，而不是被软禁，他才放心地离开了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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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见上面，让他感到很遗憾。

2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父亲吩咐我代表他和母亲，给邓叔叔的女儿邓楠打电话，给他们拜年，问候他们全家好，并且特意嘱咐，“要小平保重身体”。我把电话打通了，邓楠很感动，她当即代表父母问候我的父母亲。

说到危难之际的感情，我不由又想起父亲与陈毅叔叔的一段轶事。

1970年10月，父亲住进了301医院。一天，他正躺在床上做治疗，忽然看到门外有个身影一闪，很熟悉，像是陈毅，就大声说：“门外是谁呀？陈老总吗？”

当时，陈毅叔叔的处境比父亲的还要差，因此，陈叔叔的“尾巴”更需要夹起来。他想进来看望我的父亲，又怕连累了老兄，所以在门外犹豫、徘徊。

陈叔叔说：“聂老总，是我，陈毅。”

父亲说：“你进来呀，有什么哪！”

陈毅叔叔迟疑一下，还是进来了。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说起来，父亲和陈毅叔叔的关系，有点像和邓小平叔叔，既是老乡，又是在法国认识的，后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各个战略区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新中国成立后，陈叔叔当外交部长，父亲管科技工作，两人都算是没闲着。而且陈毅叔叔性格豪爽，为人潇洒，才华横溢，和他交往，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父亲轻易不和别人开玩笑，但和陈毅叔叔在一块，他有时还开开玩笑。

““文革””爆发后，陈叔叔挨的棍子比父亲多，处境也更艰难。感觉他很快地衰老了，以前的锐气也磨掉了不少。

他们好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彼此也很牵挂。二人聊了一会，秘书来到病房，要给父亲念文件。陈叔叔一见，起身要走。因为按照陈叔叔当时的处境，有些绝密或者机密文件他自以为是不能看的。

父亲忙说：“走啥子呀？一块听！”

陈叔叔用夸张的语气说：“这可是大事呀！一般人要杀头的噢。”

父亲说：“今天你听我的，我们一块关心国家大事嘛！”

陈叔叔犹豫一下，还是留下了。

从这以后，住院的那段时间，每次秘书念文件时，父亲都会把陈毅叔叔叫来一块听，老哥俩一块分析形势，一块摆龙门阵，谈笑间似乎忘记了忧愁，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安慰和鼓励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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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陈叔叔说：“聂帅啊，我感谢你。”

父亲说：“感谢我啥子？”

陈叔叔说：“你老兄没有落井下石啊！”

父亲沉默了。原来，前段时间有些人揭发批判过陈毅，包括不少过去和他交往甚深的同事、战友、部下，而我的父亲，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陈毅的话。

1972年1月初，晚景凄凉的陈毅叔叔到了弥留之际，父亲来到他在日坛医院的病床前看望。陈毅叔叔去世的消息传来后，父亲异常悲痛，立即赶到日坛医院，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随后，他又参加了在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就是说，父亲两次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陈毅叔叔去世不久，父亲又和母亲商量，把张茜阿姨接到家里来，请她吃饭，陪她聊天，安慰她，让忧伤中的张茜阿姨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许多年之后，陈家的孩子还记得这事。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1992年6月，父亲逝世不久，他的老部下、老战友萧克叔叔亲笔写下一篇深情的怀念父亲的文章。萧克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你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那时候大街上的大标语是“万炮齐轰聂荣臻！”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就在这时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7月30日的上午，我被他们弄到了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说是要开万人大会批判我。

我去了哪里，家里人不知道。先佛同志（注：萧克爱人）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聂司令。

她到了你的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你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你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你还是很快地把信转交给了周总理。

我在“群众专政”中，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知道后来他们对我放松了管制，十天后我就回家了。

每当提到这件事，先佛同志总要说：多亏了聂司令！

1972年，我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给你那里打了个电话，说想去看望你，你叫我马上就去！

我很快到了你的家里。你问我江西的情况，你问我的处境，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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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的家人……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你对江青等人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你说：“什么文攻武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搞这一套，这不是号召全面内战嘛！”

我们当时说啊说，好像要说的话总也说不完。出门时你还叮嘱我，到外面还是少说为佳……

1975年深秋、入冬时节，好长时间没有心情钓鱼的父亲，突然又迷上了钓鱼。下午，或者是傍晚，他只带上警卫参谋，一声不响地出家门，步行穿过景山公园，再穿过马路，来到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北端靠近305医院的那个小门附近钓鱼。那时候，北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父亲钓鱼的地方非常安静，很少有人走动。

父亲这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在他不犯心脏病的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好，他的步伐还算整齐，他的精神还算矍铄。只是他有些驼背了，动作迟缓了一些。

每天，父亲到了那里，警卫参谋帮他下好鱼竿，他挥挥手，意思是不要打扰他。他默默地钓鱼，好半天一言不发。有时抬眼望一下公园通往305医院的那个小门，仿佛在期待什么。

时间久了，陪同他的人渐渐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他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周恩来伯伯。

父亲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周伯伯了。不断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复手术的消息传来。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显露出焦虑的神色。他很注意从报纸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笑一下。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休病假的。

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他，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如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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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对自己非常克制。这个问题，他本人是不会提出的。我这样考虑提出，不知是否合适，请你斟酌。

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难看出父亲对周伯伯的深切的挂念。但是，那个年代，他只能把这封信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而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中央最核心的部门。但是，谁也没想到，陈伯达看到信后，反诬父亲想夺总理的权。这让父亲气愤不已。

1975年过去了，1976年来临了。1976年1月初，父亲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7日上午，周均伦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声音沉重地说：“总理病危，请转告聂帅，来305见一下吧。”

周均伦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母亲听说总理快不行了，当即就哭了，她说：“我也要去看总理。”

母亲和周秘书赶到301医院，父亲正在卫生间里，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坐在马桶上的他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周均伦扶起他来，帮他披上大衣，又帮他戴上棉帽，然后搀扶着他往门外走。

他们急急忙忙乘车去医院。事隔30年后，周均伦仍然记得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他回忆说：“在车里，老帅两口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无声地哭，眼泪哗哗地流，气氛特别压抑。”

到了医院，值班人员只允许父亲一个人进去，不让母亲进，说是规定。母亲执意要进去，人家就是不同意。母亲抹着眼泪说：“不行，我认识总理几十年了，现在他病重，我一定要看一看。你们给邓大姐打电话，如果邓大姐讲，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别人不让我去，那不行！”

后来里面同意母亲进去。母亲这才随父亲进入，周均伦他们焦心地等候在外面，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过了十几分钟，母亲搀着父亲出来了，他们边走边哭，居然哭出了声，都是泪流满面，简直哭成了泪人一般，走路摇晃，神情恍惚。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着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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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伦说，他跟父亲30多年，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流泪。

一天后，周恩来伯伯去世了。收音机里传出这个惊天消息时，我正在单位，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匆匆回到家里，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痛苦不堪的样子，心如刀绞，想安慰他们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陪着流泪。

说起来，我们家和周伯伯、邓妈妈的 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从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起，父亲就在周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在北伐中，在南昌起义和起义成功后南下的路上，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两家更是亲若一家。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长征路上，到了陕北，他们仍然一直战斗在一起。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两弹一星”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直担当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亲总结说，他这一生，就是总理的助手。

周恩来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和他结下了战斗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谊，我的母亲和邓妈妈也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至于我，可以说，他们待我就像亲生的孩子一样。每次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我一点都不感到拘束，仿佛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如果没有周伯伯的真心牵挂和周密安排，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间肯定还得推迟。

周伯伯叫我的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的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连日沉浸在哀伤中，父亲喃喃地对我和母亲说：“他是累死的，他操的心最多。没有他的保护，我们这些老家伙会更糟糕。”接着，他忧心忡忡地说：“可是他一去，谁和‘四人帮’斗？……”

周伯伯的遗体从305医院移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整容时，我代表父母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看到周伯伯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冰凉的台子上，想到这个被我称为“干爸爸”的人曾经是那么英俊潇洒，那么的可亲可敬，而今却撒手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难过得心如刀绞。

在告别时，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邓妈妈后，我更是克制不住自己，放声恸哭，邓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丽丽，要坚强。你周伯伯很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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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啊，周伯伯跟敌人斗争，跟疾病斗，跟坏人斗，跟修正主义斗，从来都很坚强。我要学习周伯伯。

回到家，我仍然是悲伤不已，坐在沙发上哭了一下午。后来我想起邓妈妈的话，脑子突然清醒了。以后，我记住了邓妈妈的话，我要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