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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发布时间:2018-05-09 15:52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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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

父亲在全力领导组织“两弹”研制的同时,十分关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后,1958年6月18日,父亲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核潜艇问题。

6月27日,父亲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说——

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国家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先设计试制××××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 …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报告还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的研制分工、核潜艇生产工厂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得到了批准。1958年6月28日,报告送 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 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主席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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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项关系到海军建设大局、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确定了, 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1958年9月,二机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 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在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展不久,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周总理和我父亲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 题。可是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对此,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父亲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

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道路,其中就包括核潜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以中科院原子能研 究所为主,开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开发研究工作。当时,核科学人才奇缺,除了少数几个人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人对核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苏联两国拥有核潜艇,为了不至于使新中 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它们都对中国进行了核技术封锁。在开始核动力潜艇研究时,科学家手中所掌握的 “资料”,仅仅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并不完全的核潜艇外形照片。就这样,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凭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3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 使我国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这3个攻关摊子。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让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

此前,曾有一种意见,完全停止这项工作。

父亲知道,完全停止研制核潜艇,尤其是人才流失后,将来再组织力量就难了,必须想办法坚持下去。这时候,国防部第七研究院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院,该院是核潜艇研制的主要单位)院长刘华清、政治委员戴润生也向父亲建议: 核潜艇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 困难更多。

父亲同意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情况下,仍然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按照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上,保持研制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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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就常来我家做客。彭士禄回忆说:“由于经济困难,核潜艇1962年下马,目的是为确保‘两弹’成功。这时,聂帅留下50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正好调到这个研究 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当聂帅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 兴,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

1964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全面展开研制。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因经济困难,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其根据是,人家先进国家都是遵从这样的路子: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认为现在不能再犯五十年代后期那种“冒进”的错误,在自身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将人家的“三步” 化为“一步”走。

黄旭华总工程师等人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五十年代的“冒进”而裹足不前。“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是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和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特点是:圆形截面,流线性好,水下操作性好,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 高航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都在研制的目标。只要我们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三步”并作“一步”不是没有可能的。

12月5日,父亲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就核潜艇的艇型、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研制程序和研制实施等重要问题, 进行研究。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情况,并当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商量探讨。最后,父亲做结论说:

“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

“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 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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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来看望父亲。黄旭华回忆 说:“聂帅的这个决策,意义非常深远。别看是简单几句话,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厦也是房子,但摩天大厦决不等于小木屋的相加,也不等于是小木屋的放大。核潜艇决不等于常规潜艇加一个核电站就可以成功。”

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在参观我国“长征一号” 水滴型核潜艇后,颇为惊奇。中国六十年代能研制成功核动力水滴型潜艇使他感叹不已。他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完全可以与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媲美!”

在要不要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问题上 ,也曾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建造1比1核动力模式堆装置“花钱太多,不值得”。

以钱三强、彭士禄、赵仁恺代表的专家们则认为,我们没有反应堆设计和核动力装置试验运行经验,为验证设计、摸索可控核裂变的规律,考验材料设备、培训艇员,这不是任何单项模拟装置能够代替的。美、英、法等国都曾经建有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不是没有科学道理的。我们这样做,不是盲目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试想,造架飞机,造辆汽车都需要制作一个真实的样品,何况制造核潜艇呢!

父亲和国防科委领导在认真分析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后,决定采纳二机部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方案。会后,研制部门根据父亲指示,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向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正式报告,仅用6 天时间就得到批准。1965年8月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决定,将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



54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

核潜艇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它最起码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研制的进度。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部分工厂停工,许多研制项目经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仍然无法落实。

情况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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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的也要来。为保证与会代表顺利到京,父亲还要求在会议通知上注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厂长、书记,不论是否在接受批判和审查,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尤其是那个时候,父亲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 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希望中央领导能到会作指示,给大家鼓鼓劲。6 月28日下午,父亲一身戎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 “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 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要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 。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

最后,他又说:“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父亲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深深地印在了一些与会代表的脑子里, 许多年后,他们还能回忆起很多的细节。

会上,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和阻挠。父亲忍不住发火了,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也有少数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

刘华清回忆说:“‘“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 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 ,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 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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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那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的。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 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当天,刘华清把父亲签发的那份 “特别公函”带到了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人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刘华清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有着“大无畏的精神”。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 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 宝剑”。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带入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传达“特别公函” : “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单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 ,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尚方宝剑”一亮出,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后来,总设计师彭士禄、黄旭华,以及陈佑铭这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元老,感慨 地说:我们能在动乱的岁月里,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按中央预定的日期将核潜艇研制成功,如果没有“ 特别公函”,没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没有全国工人阶级、科技人 员的大力协作,我们不可能创造奇迹。

1970年12月26日,科研人员和建设者们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开始下水试航。

1974年8月, 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登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指挥舰,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检阅了中国自己研制的核潜艇。

这年的12月4日下午,父亲听取海军领导汇报我军核潜艇和新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情况,并观看了这两型舰艇的纪录片。父亲高兴地称赞说:这两年海军装备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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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 ,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核潜艇制造者们在完成第一代核潜艇后,不久又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推下了水。1988年9月,中国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 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

1990年,又一艘核潜艇下水,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场剪彩,我当时就站在江泽民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身边,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七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军“船办”、国务院、中央军委“09、 718”工程办公室,开始参与海军装备研制的组织管理工作,有机会到第七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深深地 感受到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为核潜艇的研制、为海军新装备研制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也到过核潜艇总装厂,接触过军队搞核潜艇工程的许多同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搞核潜艇不容易,搞核潜艇光荣!都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英明。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我国的海军战斗威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仍在有效地服役,更可喜的是我国的核潜艇装备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我想,父亲对此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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